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无政府主义及其他论文

爱玛·戈尔德曼

附希波吕特·哈夫尔小传

目录

传记短文

序言

无政府主义：它的真实主张

少数派对阵多数派

政治暴力的心理学

监狱：一种社会罪行与失败

爱国主义：对自由的威胁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与现代学校

清教徒主义的虚伪

妇女买卖

妇女选举权

妇女解放的悲剧

婚姻与爱情

戏剧：激进思想的有力传播者

爱玛·戈尔德曼

宣传工作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一种“行当”，因为没有人会去从事一种需要奴隶般的勤奋去工作，却以乞丐的名声而告终的“行当”。任何人从事这种职业的动机，必然不同于商业利益，比虚荣更深，比私利更强。 乔治·雅各布·霍利奥克。

在活跃于美国公众生活的人物中，很少有人像爱玛·戈尔德曼那样名字频繁被提及。然而，真正的爱玛·戈尔德曼却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煽动性的媒体围绕她的名字制造了太多的曲解和诽谤，以至于在这一层层诽谤的罗网下，真相竟能破土而出，人们开始对这位备受诋毁的理想主义者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这简直是一个奇迹。然而，几乎每一位新思想的代表人物都必须在类似的困境中挣扎受难，这一事实并没有给人带来多少安慰。一位共和国的前总统在奥萨瓦托米向约翰·布朗的纪念碑致敬，这有什么用呢？或者另一位共和国的总统参与皮埃尔·蒲鲁东雕像的揭幕仪式，并将其生平作为值得热情效仿的典范呈献给法国人民，这又有什么用呢？当与此同时，活着的约翰·布朗和蒲鲁东们正在被钉上十字架时，所有这些又有什么用？伦敦或巴黎的市政长官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或路易丝·米歇尔的名字命名街道，并不能增加她们的荣誉和光荣——活着的一代应当关心的是给予活着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们和路易丝·米歇尔们以公正。后代会把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劳埃德·加里森这样的人安置在人类解放神殿中应有的荣誉位置上；但当代人的职责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给予他们应得的认可与赏识。

社会正义宣传者的道路上铺满了荆棘。黑暗与不公正的势力竭尽全力，不让一缕阳光进入他那凄凉的生活。甚至他在斗争中的同志们——事实上，往往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对这位开拓者的人格也几乎毫无理解。嫉妒，有时演变为仇恨、虚荣和偏狭，阻碍着他的道路，填满了他的忧伤。在这样的条件下，若没有坚韧的意志和巨大的热情，是无法不丧失对事业的全部信心的。一种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站在两股火力之间：一方面，现存势力的迫害，他们将社会状况所导致的一切行为都归咎于他；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追随者缺乏理解，他们往往从狭隘的立场来评判他的一切活动。因此，这位煽动者在包围他的芸芸众生中显得格外孤独。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鲜能理解他内心感到何等孤寂与被遗弃。这就是公众视线中人物的悲剧。

爱玛·戈尔德曼的名字长期以来被笼罩在迷雾中，现在这迷雾正逐渐消散。她在推进无政府主义这一不受欢迎的思想时所表现出的能量，她深刻的真诚、勇气和能力，正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与钦佩。

美国思想界的发展对革命流亡者所欠下的债，从未得到充分的评估。他们播下的种子，尽管当时很少被人理解，却已经带来了丰硕的收获。他们始终高举自由的旗帜，从而赋予了美国社会活力。但很少有人能在吸收美国生活的同时，保全他们的欧洲教育与文化。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形成一种足够的概念，理解一个人在不丢失自身人格的情况下，吸收一个新国家的陌生语言、习惯和风俗需要多大的力量、精力和毅力，是十分困难的。

爱玛·戈尔德曼是少数几个人之一，她在彻底保持个性的同时，成为了美国社会和思想氛围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她所过的生活色彩丰富，充满了变化与多样性。她曾登上顶峰，也曾品尝过生活的苦果。

爱玛·戈尔德曼于1869年6月27日出生于俄罗斯科夫诺省的一个犹太家庭。当然，她的父母从未想到他们的孩子有朝一日会占据如此独特的地位。像所有保守的父母一样，他们也深信自己的女儿会嫁给一位体面的公民，为他生儿育女，并在子孙绕膝中度过余生，成为一个善良、虔诚的女人。和大多数父母一样，他们根本没料到，一种奇特而热烈的情感会攫住他们孩子的灵魂，将它带向那些在永恒斗争中将代际隔离开来的高峰。他们生活在一个父母与子女之间注定要发生最尖锐表达、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土地和时代。在这场父亲与儿子——特别是父母与女儿——之间巨大的斗争中，没有妥协，没有软弱的退让，没有休战。自由与进步的精神——一种不考虑利害、不承认障碍的理想主义——将年轻一代赶出了家门，离开了炉台。正如这种精神曾经驱逐了不满的革命煽动者耶稣，并使他疏离于家乡的传统一样。

犹太种族——尽管有所有反犹主义的诽谤，它依然是超验理想主义的种族——在新旧斗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可能永远无法得到完全公正和清晰的评估。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我们在科学、艺术和文学领域欠犹太理想主义者的一笔巨债。但关于以色列儿女在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近代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人们所知甚少。

爱玛·戈尔德曼童年的最初几年是在德属俄罗斯库尔兰省的一个田园小镇度过的，她的父亲在那里负责政府驿站。当时库尔兰完全是德国化的；即使是那个波罗的海省份的俄国官僚机构，也大多是从德国容克贵族中招募的。德国童话和故事，富含库尔兰英雄骑士的奇迹事迹，对她年幼的心灵施加了咒语。但美丽的田园诗是短暂的。很快，成长中的孩子心灵就被生活的阴影所笼罩。在她幼年时期，反抗和对压迫的不懈仇恨的种子就已经种在了爱玛·戈尔德曼的心中。她很早就学会了认识“国家”的美：她看到父亲受到基督教官僚的骚扰，作为小官吏和受歧视的犹太人而遭受双重迫害。强迫征兵的残酷性始终呈现在她眼前：她目睹了年轻人，往往是一个大家庭的唯一供养者，被野蛮地拖进军营，过着悲惨的士兵生活。她听到了贫穷农妇的哭泣，见证了官员贪污受贿的羞耻场面，他们以牺牲穷人为代价，让富人免除兵役。她对女仆所遭受的可怕待遇感到愤慨：被女主人虐待和剥削，她们又落入团部军官的魔掌，军官们将她们视为天然的性猎物。那些被体面绅士搞大肚子并被女主人赶出的女孩，经常在戈尔德曼家中找到避难所。而这个小女孩，心怀同情地颤抖着，会从父母的抽屉里偷出钱币，偷偷塞进这些不幸女人的手中。因此，爱玛·戈尔德曼最显著的特征——她对弱者的同情——在这些早年岁月里就已经显现出来。

七岁时，小爱玛被父母送到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伊曼努尔·康德的城市——的祖母那里。除偶尔的中断外，她一直待到13岁生日。在这些环境下的最初几年并不完全属于她最快乐的记忆。祖母确实非常和蔼，但家里众多的阿姨们所关心的更多是实践理性而非纯粹理性的精神，定言令式的应用也过于频繁。当她的父母搬到柯尼斯堡，小爱玛摆脱了“灰姑娘”的角色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她现在定期上公立学校，也享受着中产阶级生活中常见的私人教育优势；法语和音乐课在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未来的易卜生和萧伯纳的诠释者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德国格雷琴（Gretchen），完全沉浸在德国氛围中。她在文学上特别偏好马利特（Marlitt）的感伤小说；她是善良的露易丝王后的大崇拜者，认为那个坏蛋拿破仑·波拿巴对待她缺乏骑士风度。如果她一直待在这种环境中，她的未来发展会是怎样呢？命运——或者说是经济必然性？——却另有安排。她的父母决定定居全能沙皇的首都圣彼得堡，并在那里经商。正是在这里，这位年轻梦想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是1882年，一个多事之秋，当时13岁的爱玛·戈尔德曼抵达了圣彼得堡。一场沙皇专制与俄国知识分子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席卷了全国。亚历山大二世在前一年倒下了。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热利亚博夫、格里涅维茨基、雷萨科夫、基巴尔奇奇、米哈伊洛夫，这些对暴君执行死刑的英雄，当时已经进入了不朽的瓦尔哈拉殿堂。杰西·赫尔夫曼，唯一因怀孕而被政府勉强宽恕死刑的弑君者，随无数俄国烈士踏上了西伯利亚的流放之路。这是伟大解放斗争中最英勇的时期，一场世界前所未见的争取自由的战斗。虚无主义烈士的名字挂在所有人的唇边，成千上万的人热情地追随他们的榜样。整个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充满了“非法”的精神：革命情绪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从豪宅到茅舍，渗透到军队、官僚、工厂工人和农民中间。这种气氛穿透了皇家宫殿的堡垒。新思想在年轻人中萌发。性别差异被遗忘了。男人和女人并肩作战。俄国妇女！谁能公正或充分地描绘她的英勇与自我牺牲、她的忠诚与奉献？屠格涅夫在他伟大的散文诗《在门槛上》中称她为“神圣”。

这位来自柯尼斯堡的年轻梦想家注定要被卷入这个漩涡。留在自由思想的圈子之外，意味着一种植物人般的生活，即死亡。人们不必对她年幼的年纪感到惊奇。年轻的热心者在当时的俄国并不罕见——幸运的是，现在也不罕见。俄语的学习使年轻的爱玛·戈尔德曼很快接触到了革命学生和新思想。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取代了马利特。这位曾经对善良的露易丝王后充满崇拜的人，变成了炽热的自由狂热者，像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人民的解放。

代际斗争现在在戈尔德曼家族中上演了。父母无法理解他们的女儿怎么会对那些连他们自己都认为是幻想乌托邦的新思想感兴趣。他们努力劝说这个年轻女孩放弃这些幻想，每天重复着令人心碎的争吵。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只在家庭中一个人身上找到了理解——她的姐姐海伦，后来她和她一起移民到美国，其爱与同情从未令她失望。即使在后来遭受迫害的最黑暗时刻，爱玛·戈尔德曼也总能在她这位忠诚姐姐的家中找到避风港。

爱玛·戈尔德曼最终决定实现她的独立。她看到成百上千的男女牺牲了辉煌的事业去“到民间去”（V NAROD）。她追随了他们的榜样。她成为了一名工厂女工；起初从事紧身胸衣制作，后来从事手套制造。她当时17岁，并为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而感到自豪。如果她一直留在俄国，她很可能迟早会和成千上万埋葬在西伯利亚雪原中的人分享同样的命运。但她生命的新篇章即将开启。海伦姐姐决定移民美国，在那里另一位姐姐已经安了家。爱玛说服海伦带她一起去，她们一起出发前往美国，心中充满了对一个伟大的自由国度——荣耀的共和国——的快乐希望。

美国！多么神奇的字眼。受奴役者的渴望，被压迫者的乐土，所有进步追求的目标。在这里，人类的理想得到了实现：没有沙皇，没有哥萨克，没有官僚。共和国！平等、自由、博爱的辉煌同义词。

1886年，当两个女孩从纽约前往罗切斯特时，她们就是这样想的。很快，太快了，幻灭在等待着她们。对美国的理想化构想在城堡花园（Castle Garden）就已经被打碎，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样破裂了。在这里，爱玛·戈尔德曼目睹了让她想起库尔兰童年可怕情景的景象。未来伟大共和国公民在船上所受的残暴与羞辱，在城堡花园被民主国家的官员以一种更野蛮、更恶劣的方式重复着。当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开始熟悉这片新土地上的状况时，随之而来的是多么苦涩的失望！她没有发现平等，而是发现了成群的沙皇；哥萨克被挥舞着沉重棍棒的警察所取代，而俄罗斯官僚则变成了远比其更不人道的工厂监工。

爱玛·戈尔德曼很快在Garson公司的制衣厂找到了工作。工资是每周两美元半。当时工厂没有动力装置，可怜的女工必须从清晨到深夜用脚踩动缝纫机。那是一份极度耗费精力的工作，没有一丝光明，漫长的一天在完全的沉默中度过——俄国人工作时友好交谈的习惯在自由国度是不允许的。但对女孩的剥削不仅是经济上的；可怜的女工被工头和老板视为性商品。如果一个女孩拒绝了“上司”的追求，她很快就会作为工厂的“不受欢迎分子”被扔到街上。从来不缺甘愿受害的人：供给永远超过需求。

在美国小城市生活中那种可怕的乏味，使这些可怕的状况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清教徒精神压制了哪怕是最微小的快乐表现；一种致命的沉闷笼罩着灵魂；没有思想启迪，亲近的心灵之间无法进行思想交流。爱玛·戈尔德曼在这种气氛中几乎窒息。她最渴望的是理想的环境，是友谊与理解，是志同道合者的陪伴。在精神上，她仍然生活在俄国。由于不熟悉这个国家的语言和生活，她更多地活在过去而不是现在。正是在这一时期，她遇见了一位讲俄语的年轻人。她怀着极大的喜悦结交了这位朋友。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一个能帮助她跨越狭隘存在之沉闷的人。这份友谊逐渐成熟，最终以婚姻告终。

爱玛·戈尔德曼也必须走上婚姻生活的悲惨道路；她也必须从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法律条文意味着依附与自我隐没，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婚姻并没有让她从美国生活的清教徒式沉闷中解脱出来；事实上，由于丧失了对自我的所有权，这种沉闷反而加重了。这两个年轻人的性格差异太大。不久后，分居随之而来，爱玛·戈尔德曼去了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在那里，她在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她的丈夫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了。二十年后，她注定会因为联邦当局的缘故而意外地想起他。

那些在80年代俄国运动中活跃的革命者，对当时在西欧和美国激荡的社会思想知之甚少。他们唯一的活动是教育人民，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推翻专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甚至连名字都鲜为人知。爱玛·戈尔德曼也完全不熟悉这些理想的意义。

她来到美国，就像四年前来到俄国一样，正值社会与政治动荡之际。劳动人民正在反抗可怕的劳动条件；“劳工骑士团”的八小时工作制运动正处于高潮，全国各地回响着罢工者与警察之间血腥冲突的喧嚣。这场斗争以芝加哥收割机公司的罢工、对罢工者的屠杀，以及随后的干草市场炸弹爆炸事件引发的对劳工领袖的司法谋杀而达到顶点。无政府主义者经受住了血洗的烈士考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徒劳地试图为杀害帕森斯、斯派斯、林格、费舍尔和恩格尔辩护。自从奥尔特格尔德州长发布了释放三名被监禁的干草市场无政府主义者的理由以来，毫无疑问，1887年的芝加哥发生了一场五重法律谋杀案。

很少有人理解芝加哥烈士的意义；统治阶级最不理解。通过消灭一批劳工领袖，他们以为可以阻挡一股激励世界的思想潮流。他们没有考虑到，从烈士的鲜血中会长出新的种子，而这种可怕的不公正行为将为这一事业赢得新的追随者。

美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两位最杰出的代表——伏尔泰琳·德·克莱尔（Voltairine de Cleyre）和爱玛·戈尔德曼——一位是美国本土人，另一位是俄国人——都像无数其他人一样，通过那场司法谋杀被转化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两位此前互不相识、受过截然不同教育的女性，通过那场谋杀在一种思想中团结了起来。

像美国大多数男女工一样，爱玛·戈尔德曼怀着极大的焦虑和激动关注着芝加哥的审判。她也不敢相信无产阶级的领袖会被杀害。1887年11月11日，她受到了不同的教训。她意识到，不能指望统治阶级的仁慈，俄国的沙皇制度与美国的财阀统治之间，除了名字外别无二致。她的整个身心都对这种罪行进行了反抗，她对自己发下庄严誓言，要加入革命无产阶级的行列，并将她所有的精力与力量奉献给他们从工资奴役中的解放。怀着她性格中特有的炽热热情，她开始熟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她参加公开会议，结识了倾向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知名的德国演说家约翰娜·格雷（Johanna Greie）是爱玛·戈尔德曼听到的第一位社会主义演讲者。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她在一间紧身胸衣工厂工作，在那里她遇见了积极参与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里，她阅读了由约翰·莫斯特编辑的《自由报》（FREIHEIT）。干草市场的悲剧发展了她内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阅读《自由报》使她成为了一名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她了解到，无政府主义思想通过美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得到了最高表达：理论上由约西亚·沃伦、斯蒂芬·珀尔·安德鲁斯、莱桑德·斯普纳提出；哲学上由爱默生、梭罗和沃尔特·惠特曼提出。

因工厂工作的过度劳累而生病，爱玛·戈尔德曼回到了罗切斯特，直到1889年8月，那时她搬到了纽约——她一生中最重要阶段的舞台。她当时二十岁。在那段日子的照片中，人们看到她那因受苦而苍白的脸庞，以及那双大而充满同情的眼睛。她的头发像俄国女学生习惯的那样剪得很短，露出了坚毅的前额。

那是好战无政府主义的英雄时代。运动在每个国家都突飞猛进。尽管政府采取了最为严厉的迫害手段，新信徒们依然源源不断地壮大着队伍。宣传工作几乎完全是秘密进行的。政府的压迫性措施迫使这一新哲学的追随者们转向了密谋的方法。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落入当局之手，在监狱中受尽煎熬。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那高涨的狂热、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对事业的奉献浪潮。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埃利泽·雷克吕（Elisee Reclus）等导师的努力，激发了信徒们愈发高昂的斗志。

社会党人因牺牲了自由理念并拥抱了国家与政治，导致分裂一触即发。斗争是惨烈的，各派别水火不容。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党人之间，也在无政府主义团体内部产生了回响。理论上的分歧和个人间的争执导致了纷争与尖刻的敌意。德国和奥地利的反社会党人法案已迫使成千上万的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远渡重洋，到美国寻求避难。约翰·莫斯特（John Most）失去了在帝国议会的席位，最终不得不逃离祖国，前往伦敦。在那里，他转向了无政府主义，并完全退出了社会民主党。后来，他来到美国，继续在纽约出版《自由报》（FREIHEIT），并在德国工人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

1889年爱玛·戈尔德曼抵达纽约时，她结识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无困难。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几乎是每日必有。她在无政府主义讲坛上听到的第一位演讲者是A. 索罗塔罗夫（Dr. A. Solotaroff）医生。对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她与约翰·莫斯特的结识，莫斯特对当时的年轻一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他那充满激情的雄辩、不知疲倦的精力，以及他为事业所承受的迫害，共同激发了同志们的狂热。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她遇见了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这份友谊在她此后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的演讲天赋不可能长期被埋没。热情的火焰将她推向了公开的讲坛。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她开始作为德语和意第绪语演讲者参加无政府主义集会。随后不久，她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巡回宣传，行程远至克利夫兰。她以灵魂的全部力量与诚挚，全身心地投入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中。她生命中激情澎湃的时期开始了。在汗水工厂中不断劳作的同时，这位年轻炽热的演说家也积极投身于鼓动工作，参与了各种劳工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1889年由加赛德教授（Professor Garsyde）和约瑟夫·巴隆德斯（Joseph Barondess）领导的大规模斗篷工人罢工。

一年后，爱玛·戈尔德曼作为代表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无政府主义会议。她当选为执行委员会成员，但后来因战术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退出。德语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在当时尚未明确。一些人仍相信议会制方法，而绝大多数人则坚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些在战术上的意见分歧导致了1891年与约翰·莫斯特的决裂。爱玛·戈尔德曼、亚历山大·贝克曼以及其他同志加入了“自治”（AUTONOMY）小组，约瑟夫·珀克特（Joseph Peukert）、奥托·林克（Otto Rinke）和克劳斯·蒂默曼（Claus Timmermann）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后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1906年莫斯特去世才告终。

俄国革命者组成的“旗帜”（ZNAMYA）小组为爱玛·戈尔德曼提供了巨大的灵感源泉。戈登伯格（Goldenberg）、索罗塔罗夫、扎梅特金（Zametkin）、米勒（Miller）、卡汉（Cahan）、诗人埃德尔施塔特（Edelstadt）、伊万·冯·谢维奇（Ivan von Schewitsch，海伦·冯·拉科维察的丈夫，《人民报》（VOLKSZEITUNG）的编辑）以及许多其他俄国流亡者——其中一些至今仍健在——都是该小组的成员。也是在这一时期，爱玛·戈尔德曼结识了罗伯特·赖策尔（Robert Reitzel），即德裔美国人的海涅，他对她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他，她结识了现代文学中最好的作家，这份始于当时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898年赖策尔去世。

美国的劳工运动并没有在芝加哥大屠杀中被淹没；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谋杀未能给贪婪的资本家带来安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仍在继续。1892年，匹兹堡爆发了大罢工。霍姆斯特德（Homestead）的战斗、平克顿侦探的惨败、民兵的出现、对罢工者的镇压以及反动势力的彻底胜利，已成为相对近期的历史。亚历山大·贝克曼被战争前线的惨状深深触动，决意为事业献身，以此为美国的工资奴隶提供一堂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劳工积极团结的实操课。他袭击匹兹堡的“盖斯勒”（Gessler）——弗里克（Frick）——的行动失败了，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被判处在监狱中度过二十二年的活死人生活。几十年来一直崇尚并赞美弑君者的资产阶级，此刻却陷入了可怕的狂怒。资本主义报刊对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系统的诽谤与歪曲宣传。警方竭尽全力试图将爱玛·戈尔德曼牵连进亚历山大·贝克曼的行动中。这位令人畏惧的煽动者必须被彻底噤声。仅仅因为她当时身处纽约，才得以逃脱法律的魔爪。九年后的麦金莱事件中，同样的情况再次挽救了她的自由。那个时代的记者们试图用多么愚蠢、卑鄙和下作的方式去压制无政府主义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必须翻阅当时的报纸存档，才能意识到那些指控与诽谤的严重程度。很难描述爱玛·戈尔德曼在那些日子里所经历的心灵痛苦。资本主义报刊的迫害，无政府主义者尚能以相对平静的心态忍受；但来自自己阵营的攻击却更为痛苦和难以承受。贝克曼的行动遭到了莫斯特及其德裔和犹太裔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中某些人的严厉批评。随后，在公开集会和私人聚会上，愤怒的指责和相互攻击接踵而至。四面楚歌的爱玛·戈尔德曼，既因为捍卫贝克曼及其行为而受到孤立，又因其革命活动而四处受阻，甚至到了无法找到容身之所的地步。她自尊心极强，不愿通过否认身份来寻求安全，宁可睡在公园里，也不愿因她的造访而让朋友陷入危险或困扰。而一位曾与爱玛·戈尔德曼、亚历山大·贝克曼以及一位共同的艺术家朋友合租房子的年轻同志试图自杀，使得她那早已苦涩的杯中之水溢了出来。

此后发生了许多变化。亚历山大·贝克曼在宾夕法尼亚的炼狱中幸存下来，又回到了好战的无政府主义者行列中，他的精神未被摧毁，灵魂依然满怀着对他青年时期理想的热忱。那位艺术家同志现在已是纽约著名的插画家之一。那位曾试图自杀的同志在经历那次不幸的尝试后不久便离开了美国，随后因向德国走私无政府主义文献而被捕，并被判处八年苦役。他也经受住了监狱生活的恐怖，并回到了革命运动中，在德国赢得了天才作家的应有声誉。

为了避免在公园里无期限地露宿，爱玛·戈尔德曼最终被迫搬进了一条街上完全被妓女占据的房子里。在那里，在体面的基督教社会的弃儿中间，她至少可以租到一间小屋，在缝纫机旁获得休息和工作。街头女性所展现出的情感细腻和真诚的同情心，远胜于教会的神职人员。但过度的痛苦和匮乏已经耗尽了人类的耐力。她的身体彻底崩溃了，这位著名的煽动者被送进了“波希米亚共和国”——一栋大型公寓楼，因其住户多为波希米亚无政府主义者而得此雅号。在这里，爱玛·戈尔德曼找到了愿意帮助她的朋友。尤斯图斯·施瓦布（Justus Schwab）——当时德国革命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和索罗塔罗夫医生在照顾患者方面表现得不知疲倦。也正是在这里，她遇见了爱德华·布雷迪（Edward Brady），这份新友谊随后演变为亲密的知己关系。布雷迪曾积极参与奥地利的革命运动，在与爱玛·戈尔德曼结识时，刚从奥地利监狱获释，之前已被监禁了十年。

医生诊断她患有肺结核，建议她离开纽约。她前往罗切斯特，希望家人的圈子能帮助恢复健康。她的父母在几年前已移民美国，并在该市定居。犹太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强烈的依恋。尽管她那保守的父母无法同情爱玛·戈尔德曼的理想主义抱负，也不赞成她的生活方式，但他们还是张开双臂迎接了生病的女儿。在父母家中享受到的休息和照顾，以及敬爱的妹妹海伦带来的令人欣慰的陪伴，效果显著，没过多久她便恢复了足够的精力，重新开始了她充满活力的活动。

在爱玛·戈尔德曼的生活中没有休息。不断的努力和对既定目标的持续追求是她天性的本质。太多的宝贵时间已经被浪费了。必须立即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当时国家正处于危机的阵痛之中，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挤满了大工业中心的街道。他们寒冷而饥饿，在全国各地徒劳地寻找工作和面包。无政府主义者在失业者和罢工者中开展了紧张的宣传工作。在纽约联合广场，举行了一场由罢工的斗篷工人和失业者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爱玛·戈尔德曼是受邀演讲者之一。她发表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讲，用火热的言辞描绘了工资奴隶生活的悲惨，并引用了曼宁枢机主教（Cardinal Manning）的名言：“需求不知律法，饥饿的人有自然权利分享邻居的面包。”她以这样的话语结束了她的劝诫：“去要求工作。如果不给你们工作，就要求面包。如果不给你们工作也不给面包，那就拿走面包。”

第二天，她动身前往费城，准备在那里发表公开演讲。资本主义报刊再次拉响了警报。如果允许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继续鼓动，工人很快就会明白他们是如何被剥夺了生活的快乐与幸福，这将产生迫在眉睫的危险。这种可能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止。纽约警察局长伯恩斯（Byrnes）获得了逮捕爱玛·戈尔德曼的法院命令。她在费城当局的拘留下，在莫亚门辛（Moyamensing）监狱中被关押了几天，等待伯恩斯委托雅各布斯（Jacobs）侦探送来的引渡文件。这个雅各布斯（爱玛·戈尔德曼几年后在非常不愉快的环境下再次遇见了他）在押解她回纽约途中，向她提出背叛劳工事业。他以他的上司伯恩斯局长的名义，开出了丰厚的报酬。男人有时是多么愚蠢！心理观察是多么贫乏，竟会想象一个年轻的俄国理想主义者会背叛事业，而她曾心甘情愿地牺牲了一切个人考量去协助劳工的解放。

1893年10月，爱玛·戈尔德曼在纽约刑事法庭受审，罪名是煽动暴乱。那群“聪明”的陪审员无视辩方十二名证人的证词，偏信一名侦探——雅各布斯——提供的证据。她被判有罪，并被判处在布莱克威尔岛（Blackwell's Island）的监狱中服刑一年。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她是除苏拉特夫人（Mrs. Surratt）外，第一位因政治罪行入狱的女性。体面的社会早在很久以前就在她身上烙下了那枚红字。

爱玛·戈尔德曼在监狱中担任监狱医院的护士。在这里，她有机会为那些不幸者的黑暗生活带去一丝仁慈的亮光，而那些人的姐妹——街头女性，在两年前还不屑于与她共住一栋房子。她在狱中还利用机会学习英语及其文学，并熟悉了伟大的美国作家。在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马克·吐温（Mark Twain）、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梭罗（Thoreau）和爱默生（Emerson）的作品中，她发现了巨大的宝藏。

她在1894年8月离开了布莱克威尔岛，时年二十五岁，已变得成熟，并在理智上焕然一新。她回到了竞技场，经验更丰富，经受了痛苦的洗礼。她不再感到被抛弃和孤独。许多双手伸出来欢迎她。当时纽约有许多知识绿洲。位于第一街50号的尤斯图斯·施瓦布的酒馆，是无政府主义者、文人和波希米亚人的聚集中心。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许多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并与伏尔泰琳·德·克莱尔（Voltairine de Cleyre）、威廉·C·欧文（Wm. C. Owen）、范·埃顿小姐（Miss Van Etton）以及戴尔·D·拉姆（Dyer D. Lum，曾任《警报》（ALARM）编辑，芝加哥烈士遗愿执行人）建立了友谊。在约翰·斯温顿（John Swinton）这位高尚的自由斗士身上，她找到了最坚定的朋友之一。当时的其他知识中心还有：约翰·埃德尔曼（John Edelman）出版的《团结》（SOLIDARITY）；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R·塔克（Benjamin R. Tucker）出版的《自由》（LIBERTY）；哈里·凯利（Harry Kelly）出版的《叛逆者》（REBEL）；克劳斯·蒂默曼编辑的德国无政府主义刊物《风暴鸟》（DER STURMVOGEL）；以及由不可模仿的罗伯特·赖策尔主导的《可怜的魔鬼》（DER ARME TEUFEL）。通过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现在的首席助手亚瑟·布里斯班（Arthur Brisbane），她结识了傅立叶（Fourier）的著作。布里斯班当时尚未沉溺于政治腐败的泥潭。他给在布莱克威尔岛的爱玛·戈尔德曼寄去了一封友好的信，并附上了他父亲的传记，他父亲是傅立叶热情的美国信徒。

出狱后，爱玛·戈尔德曼成为纽约公共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她因其奉献精神、理想主义和真诚在激进派中受到高度评价。各种人寻求她的友谊，有些人试图说服她协助推进他们的特定议题。因此，帕克赫斯特牧师（Rev. Parkhurst）在列克索调查（Lexow investigation）期间，竭尽全力劝诱她加入警惕委员会，以对抗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作为社会中心的灵魂人物玛丽亚·路易丝（Maria Louise）充当了帕克赫斯特的说客。几乎不需要提及爱玛·戈尔德曼给他的回答是什么。顺便提一下，玛丽亚·路易丝后来成为了一位“圣雄”。在自由银币运动期间，曾任霍姆斯特德罢工中最真实人物之一的前镇长麦克拉基（Burgess McLuckie）造访纽约，试图激励当地激进派支持自由银币。他也试图争取爱玛·戈尔德曼的兴趣，但并没有比帕克赫斯特-列克索事件中的圣雄玛丽亚·路易丝取得更大的成功。

1894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达到了顶峰。共和党暴发户们的白色恐怖遭到了法国同志们红色恐怖的回答。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以狂热的焦虑关注着这场社会斗争。行动宣传在几乎所有国家都产生了回响。为了更好地熟悉旧大陆的情况，爱玛·戈尔德曼于1895年前往欧洲。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进行巡回演讲后，她前往维也纳，进入总医院（ALLGEMEINE KRANKENHAUS）准备成为助产士和护士，同时在那里研究社会状况。她也利用机会熟悉了欧洲最新的文学作品：豪普特曼（Hauptmann）、尼采（Nietzsche）、易卜生（Ibsen）、左拉（Zola）、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以及其他叛逆的艺术家作品，她都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

1896年秋，她经由苏黎世和巴黎回到纽约。亚历山大·贝克曼的释放计划正在进行中。那二十二年的野蛮判决在激进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愤慨。据知，宾夕法尼亚州的赦免委员会会在亚历山大·贝克曼的案件上征求卡内基（Carnegie）和弗里克的意见。因此有人建议接触这些宾夕法尼亚的“苏丹”——并非为了寻求他们的恩典，而是请求他们不要试图影响委员会。欧内斯特·克罗斯比（Ernest Crosby）提议见卡内基，条件是亚历山大·贝克曼要否认他的行动。然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绝不会做出那种对自己人格和自尊的背弃。这些努力促成了爱玛·戈尔德曼与欧内斯特·克罗斯比、博尔顿·霍尔（Bolton Hall）和伦纳德·阿博特（Leonard Abbott）圈子之间的友好关系。1897年，她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巡回演讲，行程远至加利福尼亚。这次巡回使她的名字作为受压迫者的代表而广为人知，她的雄辩声响彻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亚，爱玛·戈尔德曼与艾萨克（Isaak）家族成员成了朋友，并开始赞赏他们为事业所作的努力。在巨大的困难下，艾萨克家族首先出版了《火种》（FIREBRAND），在被邮政部门查封后，又出版了《自由社会》（FREE SOCIETY）。也是在这次巡回期间，爱玛·戈尔德曼遇见了那位伟大的性自由老叛逆者莫西·哈曼（Moses Harman）。

美西战争期间，沙文主义精神高涨到了顶点。为了遏制这种危险局面，并同时为古巴革命者筹集资金，爱玛·戈尔德曼与拉丁同志们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戈里（Gori）、埃斯特夫（Esteve）、帕拉维奇尼（Palaviccini）、梅利诺（Merlino）、佩特鲁奇尼（Petruccini）和费拉拉（Ferrara）。1899年，她又进行了一次漫长的鼓动巡回，行程在太平洋沿岸结束。反复的逮捕和指控，尽管没有造成最终的恶果，却伴随着每一次宣传巡回。

同年十一月，这位不知疲倦的煽动者第二次前往英格兰和苏格兰进行巡回演讲，以巴黎第一次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结束了她的旅程。当时正值布尔战争期间，沙文主义再次达到顶峰，正如两年前在美西战争期间肆虐时一样。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举办的多次会议都遭到爱国暴徒的干扰和破坏。爱玛·戈尔德曼在这次行程中找到了再次会见多位英国同志和像汤姆·曼（Tom Mann）以及罗塞蒂姐妹（即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才华横溢的女儿，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评论《火炬》（TORCH）的出版人）这样有趣人物的机会。她毕生的希望之一在这里得到了实现：她与彼得·克鲁泡特金、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尼古拉·柴可夫斯基（Nicholas Tchaikovsky）、W. 切尔凯索夫（W. Tcherkessov）和路易丝·米歇尔进行了亲密友好的接触。他们是为人类事业奋斗的古老战士，其事迹激励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其生命与工作启发了另外成千上万的人投身于崇高的理想主义与自我牺牲。他们虽是古老的战士，却依然保持着往昔的勇气，精神不灭，心中充满对无政府主义最终胜利的坚定希望。

由于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E）的分裂而导致革命劳工运动的鸿沟，已无法再弥合。两种社会哲学陷入了激烈的斗争。1889年巴黎、1892年苏黎世和1896年伦敦的国际大会，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背弃了他们的自由意志主义过去，沦为政客，成功地将革命和无政府主义代表排除在外。后者决定从此举行单独的大会。他们的第一次大会原定于1900年在巴黎举行。已爬上内政部长的职位、现已成为社会党叛徒的米勒兰（Millerand）在这里扮演了犹大角色。革命者的大会遭到镇压，代表们在预定开幕前两天被驱散。但米勒兰对社会民主党的大会并无异议，该大会随后伴随着广告艺术的所有号角声隆重开幕。

然而，叛徒并没有达到目的。一些代表成功地在巴黎郊外的一位同志家中举行了秘密会议，讨论了理论和战术的各个要点。爱玛·戈尔德曼在这些会议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借此机会接触了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众多代表。

由于大会的被镇压，代表们面临被驱逐出法国的危险。就在此时，又传来了美国关于营救亚历山大·贝克曼的另一次不成功尝试的坏消息，这对爱玛·戈尔德曼是个巨大的打击。1900年11月，她回到美国，致力于她的护士职业，同时积极参与美国的宣传工作。在其他活动中，她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反对西班牙政府对在蒙特惠奇（Montjuich）遭受拷打的政治犯所犯下的可怕暴行。

在护士这一职业生涯中，爱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曾多次有机会接触到极其罕见且怪异的人物。很少有人能从这位衣着朴素、身穿护士制服的金发小个子女人身上，辨认出那位“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欧洲归来后不久，她结识了一位名叫Stander夫人的病人，此人是个吗啡成瘾者，饱受剧痛折磨。她需要精心的照料，才能维持她所经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生意——那便是Warren夫人的生意。在靠近第三大道的第三街上，坐落着她的私人住宅，而在住宅旁，通过一个独立的入口，便是她的营业场所。一天晚上，护士走进病人的房间，突然与一位访客面对面撞见，那人长着公牛般的脖子，外表粗野。此人不是别人，正是Jacobs，七年前曾将爱玛·戈尔德曼从费城押解为囚犯，并在前往纽约的途中试图劝说她背叛工人事业的那名侦探。当他如此出人意料地面对他情妇的护士——爱玛·戈尔德曼时，他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惊愕神情，实在难以描述。这头野兽瞬间化身为绅士，极力为自己上次那无耻的行为辩解。Jacobs是Stander夫人的“保护者”，也是该场所与警方之间的中间人。几年后，作为地方检察官Jerome侦探组的一员，他因作伪证被定罪，并在新新监狱（Sing Sing）服刑一年。他现在大概受雇于某家私人侦探社，成为了受人尊敬的社会中令人向往的支柱。

1901年，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受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学院（Lowell Institute）之邀，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俄国文学的讲座。这是他的第二次美国之行，同志们自然渴望利用他的到访来造福运动。爱玛·戈尔德曼与克鲁泡特金进行了通信，并成功获得他的同意，由她为其安排了一系列讲座。她还倾注精力组织了其他知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巡回演讲，主要是查尔斯·W·莫布雷（Charles W. Mowbray）和约翰·特纳（John Turner）的演讲。同样，她始终积极参与运动的所有活动，随时准备为事业奉献自己的时间、能力和精力。

1901年9月6日，麦金莱（McKinley）总统在布法罗被利昂·乔尔戈什（Leon Czolgosz）枪杀。随即，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运动针对爱玛·戈尔德曼展开，因为她是国内最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这一指控完全毫无根据，她还是与其他几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在芝加哥被捕，被关押数周，并接受了极其严厉的盘问。该国历史上从未有过针对一位公众人物进行如此可怕的人肉搜索。但警察和媒体试图将爱玛·戈尔德曼与乔尔戈什联系起来的努力终归徒劳。然而，这件事在她的心上留下了伤痕。身体的痛苦、警察手中的屈辱与残酷，她尚能忍受。灵魂的压抑却远为严重。她被那段可怕日子里所表现出的愚蠢、缺乏理解和卑劣行径的现实所淹没。她自己的大多数同志对乔尔戈什的那种误解态度，几乎让她陷入绝望。内心深处受到触动的她，发表了一篇关于乔尔戈什的文章，试图从社会和个人层面解释这一行为。正如之前在贝克曼的行为之后一样，她现在也找不到住处；她像一头真正的野兽一样被从一处赶往另一处。这种可怕的迫害，尤其是同志们的态度，使她无法继续宣传工作。身心的创伤必须首先愈合。在1901年至1903年间，她没有再登台演讲。她以“史密斯小姐”（Miss Smith）的身份过着平静的生活，从事她的职业，并将闲暇时间用于研究文学，特别是现代戏剧，她认为现代戏剧是传播激进思想和启蒙情感的最伟大工具之一。

然而，对爱玛·戈尔德曼的迫害确实达成了一件事。她的名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突出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对这位饱受诟病的鼓动者的恶意骚扰，在许多圈子里激起了强烈的同情。各行各业的人开始对她的奋斗和思想产生兴趣。一种更好的理解和欣赏现在开始显现出来。

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约翰·特纳（John Turner）抵达美国，促使爱玛·戈尔德曼结束了隐居生活。她再次投身于公共活动，组织了一场积极的运动来捍卫特纳，由于麦金莱死后通过的无政府主义者排斥法，移民当局判处他驱逐出境。

当保罗·奥尔连耶夫（Paul Orleneff）和纳齐莫娃夫人（Mme. Nazimova）来到纽约向美国公众介绍俄国戏剧艺术时，爱玛·戈尔德曼成为了该项目的经理。凭借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她成功筹集了必要的资金，将俄国艺术家介绍给纽约和芝加哥的戏剧观众。尽管在经济上并不成功，但这次尝试证明了其巨大的艺术价值。作为俄国剧院的经理，爱玛·戈尔德曼获得了一些独特的经历。奥尔连耶夫先生只能用俄语交谈，“史密斯小姐”被迫在各种社交场合担任他的翻译。第五大道的许多贵族夫人们丝毫没有察觉，那位在她们下午五点茶会上兴致勃勃地讨论哲学、戏剧和文学的亲切经理，竟是“臭名昭著的”爱玛·戈尔德曼。如果后者有朝一日写下她的自传，毫无疑问，她将会有许多与这些经历有关的趣事可谈。

由伊萨克（Isaak）家族发行的无政府主义周刊《自由社会》（FREE SOCIETY），因麦金莱死后席卷全国的狂怒而被迫停刊。为了填补空白，爱玛·戈尔德曼与马克斯·巴金斯基（Max Baginski）及其他同志合作，决定发行一份月刊，致力于在生活和文学中弘扬无政府主义思想。《母亲地球》（MOTHER EARTH）的第一期于1906年3月问世，该期刊的初期费用部分由奥尔连耶夫、纳齐莫娃夫人及其剧团为该无政府主义杂志举办的义演所得覆盖。在巨大的困难和阻碍下，这位不知疲倦的宣传者自1906年以来成功地让《母亲地球》不间断地出版——这在激进出版物的编年史上是罕见的成就。

1906年5月，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终于离开了宾夕法尼亚的地狱，在那里他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四年。没有人相信他还能活下来。他的获释终结了爱玛·戈尔德曼十四年的梦魇，她职业生涯中重要的一章也由此告一段落。

俄国革命的诞生所激发的鲜活而积极的反响，在居住于美国的俄国人中最为强烈。俄国革命运动的英雄们，如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夫人（Mme. Breshkovskaia）、格舒尼（Gershuni）等人来到这些海岸，唤起美国人民对自由斗争的同情，并为这一斗争的持续和支持募集援助。这些努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爱玛·戈尔德曼的努力、口才和组织才能。这个机会使她能够为祖国的自由斗争做出宝贵的贡献。人们通常不知道，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确保大多数激进事业的道德和经济成功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无政府主义者对所公认的赞赏漠不关心；事业的需求占据了他所有的兴趣，他将自己的精力和能力贡献给这些需求。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本来正派的人，虽然在任何时候都渴望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却总是愿意垄断所有工作的功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所有伟大的革命努力，并协助了每一场自由斗争。但出于对那些将无政府主义者视为撒旦使徒的体面暴徒的恐惧，以及由于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地位，那些所谓的激进派忽视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1907年，爱玛·戈尔德曼作为代表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届无政府主义大会。她积极参与了所有会议进程，并支持组织无政府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她与另一位美国代表马克斯·巴金斯基一起，向大会提交了一份详尽的美国状况报告，并以以下具有代表性的言论结束：

“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因此无政府主义反对组织的指控，是我们对手散布的众多谎言之一。他们将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与组织混为一谈；因此，他们无法理解我们怎么能既反对前者，又赞成后者。然而事实是，两者并非等同。”

“国家通常被认为是组织的最高形式。但它在现实中是真正的组织吗？它难道不是一种被狡猾地强加给大众的专断制度吗？”

“工业也被称为一种组织；然而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了。工业是富人对穷人的无休止掠夺。”

“我们被要求相信军队是一个组织，但深入调查会发现，它只不过是盲目力量的残酷工具。”

“公立学校！学院和其他学习机构，它们难道不是组织的典范，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会吗？远非如此。学校，比任何其他机构都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兵营，在那里，人类的思想被操练和操纵，以顺从各种社会和道德上的鬼怪，从而适合延续我们那种剥削和压迫的制度。”

“然而，正如我们所理解的，组织是另一回事。它主要基于自由。它是为获得有益于人类的结果而进行的自然和自愿的能量组合。”

“正是这种有机生长的和谐产生了色彩和形式的多样性，是我们所赞叹的花朵中的完整整体。同样，充满团结精神的自由人类的有组织活动，也将产生完美的社会和谐，我们称之为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唯有无政府主义才使共同利益的非权威主义组织成为可能，因为它消除了个人与阶级之间现有的对抗。”

“在当前条件下，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对抗导致了社会单位之间无情的战争，并为合作共赢的联邦制造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组织不能促进个人自由；相反，它意味着个性的衰退。然而在现实中，组织的真正功能是辅助个性的发展与成长。”

“正如动物细胞通过相互合作在完整有机体的形成中表现出其潜在的力量一样，个人通过与其他个人的合作努力，也能达到其最高的发展形式。”

“真正的组织，不可能产生于纯粹平庸之辈的结合。它必须由自觉、聪明的个体组成。事实上，组织的可能性和活动总和，体现在个人能量的表达上。”

“因此，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组织中坚强、自觉的个性越多，停滞的危险就越小，其生命元素就越强烈。”

“无政府主义主张一种没有纪律、恐惧或惩罚，也没有贫困压力的组织可能性：一种将终结生存手段之争的新社会有机体——那种削弱了人类最优秀品质并不断加深社会深渊的野蛮斗争。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追求一种能为所有人建立福祉的社会组织。”

“这种组织的萌芽可以在那种摒弃了集权、官僚和纪律，并支持其成员独立和直接行动的工会形式中找到。”

爱玛·戈尔德曼自1907年阿姆斯特丹大会以来的三次大规模巡回讲座取得的显著成功，可以最好地衡量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美国取得的相当大的进步。每次巡回都扩展到新的领土，包括那些此前从未听过无政府主义声音的地区。但她不懈努力中最令人欣慰的方面是无政府主义文学的巨大销量，其宣传效果无法估量。正是在其中一次巡回中，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深刻地展示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鼓舞人心的潜力。1908年，在旧金山，爱玛·戈尔德曼的讲座吸引了一位美国陆军士兵威廉·布瓦尔达（William Buwalda）。仅仅因为敢于参加一场无政府主义集会，这个自由共和国便对布瓦尔达进行了军事法庭审判，并将他监禁了一年。多亏了这种新哲学的再生力量，政府失去了一名士兵，但自由事业赢得了一个人。

一位像爱玛·戈尔德曼这样重要的宣传者，必然是反动势力的眼中钉。她被视为对权威篡权继续存在的危险。那么，敌人采取任何手段使她无法立足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年前，全国联合警察部队组织了一次有系统的企图来压制她的活动。但正如所有之前类似的尝试一样，它以一种最辉煌的方式失败了。美国知识界发出的强烈抗议成功地推翻了针对言论自由的卑鄙阴谋。华盛顿的联邦当局也尝试了另一次使爱玛·戈尔德曼无法立足的企图。为了剥夺她的公民权利，政府撤销了她丈夫的公民身份证书——她是在十八岁那样的花样年华与他结婚的，而如果他还活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也无法确定他的下落。光荣的美国伟大政府毫不犹豫地屈尊采取最卑劣的方法来实现这一成就。但由于公民身份从未对爱玛·戈尔德曼证明有用过，她可以轻松地承受这种损失。

有些人物拥有如此强大的个性，以至于他们凭借这种力量对自己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产生了最强有力的影响。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就是这样的人。若非他，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绝不会写出《艺术与革命》（DIE KUNST UND DIE REVOLUTION）。爱玛·戈尔德曼就是这样的人物。她是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强大因素。凭借她的口才、精力和卓越的头脑，她塑造了成千上万听众的思想和心灵。

对受苦人类的深切同情与怜悯，以及对自己绝不妥协的诚实，是爱玛·戈尔德曼的主要特征。任何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能妄想控制她的目标或支配她的生活方式。她宁可毁灭，也不愿牺牲自己的信念，或灵魂与身体的自我所有权。体面社会可以轻易原谅理论无政府主义的教导；但爱玛·戈尔德曼不仅仅是在宣讲这种新哲学；她还坚持践行它——而这就是那唯一的、不可饶恕的至高罪行。如果她像许多激进派那样，仅仅将自己的理想视为一种知识装饰；如果她对现存社会做出让步并与旧偏见妥协——那么即使是最激进的观点也能在她身上得到宽恕。但她认真对待自己的激进主义；它已经渗透到她的血液和骨髓中，以至于她不仅教导而且践行自己的信念——这甚至令激进的格伦迪太太（Mrs. Grundy）感到震惊。爱玛·戈尔德曼过着自己的生活；她与税吏交往——因此引起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愤慨。

像彼得罗·戈里（Pietro Gori）和威廉·马里昂·里迪（William Marion Reedy）这样截然不同的作家在对爱玛·戈尔德曼的刻画中发现相似的特征，绝非巧合。在为《社会问题》（LA QUESTIONE SOCIALE）撰稿时，彼得罗·戈里称她为“一种道德力量，一个带着西比尔（sibyl）预言般的眼光，预言为受压迫者建立新王国的女人；一个以逻辑和深切的诚挚分析社会弊病，并以艺术家的笔触描绘建立在平等、博爱和自由基础上的未来人类曙光的人。”

威廉·里迪在爱玛·戈尔德曼身上看到了“梦想的女儿，她的福音是愿景，是每一位曾生活过的真正伟大灵魂的男人和女人的愿景。”

害怕自己行为后果的懦夫们创造了“哲学无政府主义”这个词。爱玛·戈尔德曼太真诚、太反叛，不会寻求躲在这种微不足道的托词背后。她是一位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她代表了乔赛亚·沃伦（Josiah Warren）、蒲鲁东（Proudhon）、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所构思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然而，她也理解那些促使卡塞里奥（Caserio）、瓦扬（Vaillant）、布雷西（Bresci）、贝克曼或乔尔戈什犯下暴力行为的心理原因。对于社会斗争中的战士来说，与黑暗和暴政的势力发生冲突是一种荣誉，爱玛·戈尔德曼为能将那些在战斗中受过伤痕的男女视为她最好的朋友和同志而感到自豪。

引用伏尔泰琳·德·克莱尔（Voltairine de Cleyre）在爱玛·戈尔德曼1893年入狱后对她的评价：激励爱玛·戈尔德曼的精神是唯一能将奴隶从奴役中、将暴君从暴政中解放出来的精神——一种敢于承担与承受的精神。

希波吕特·哈维尔（HIPPOLYTE HAVEL）。

纽约，1910年12月。

序言

大约二十一年前，我听了第一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演讲者——不可模仿的约翰·莫斯特（John Most）。当时，以及在随后的许多年里，我似乎觉得，以如此美妙的口才、热情和火花向大众掷出的言语，永远无法从人类的思想和灵魂中抹去。那些成群结队涌向莫斯特集会的大众中，怎会有人能逃脱他那先知的呼声！当然，他们只要听他讲，就会抛弃旧的信仰，看到无政府主义的真理与美！

我当时唯一伟大的渴望是能够用约翰·莫斯特的舌头讲话——这样我也能触及大众。哦，青春热情的幼稚！那是认为最困难的事情也如儿戏般的时期。这是生命中唯一值得度过的时期。唉！这段时期持续的时间很短。像春天一样，宣传者的“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时期带来了生长，脆弱而娇嫩，根据其抵御千种变故的能力而成熟或夭折。

我对这种创造奇迹的东西——言语——的伟大信仰已不复存在。我已意识到它在唤醒思想，甚至情感方面的不足。逐渐地，在与这种认识的激烈斗争中，我开始看到口头宣传充其量只是一种将人们从昏睡中唤醒的手段：它留不下持久的印象。大多数人只有在被报纸耸人听闻的消息挑动，或因为期望被娱乐时才参加集会，这一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没有学习的内在冲动。

人类表达的文字模式则完全不同。除非对进步思想有浓厚兴趣，否则没人会去读严肃的书籍。这使我得出了在多年公开活动后做出的另一个发现。那就是：尽管有所有教育的声称，学生也只会接受其思想所渴求的东西。这一真理已被大多数现代教育者在涉及未成熟思想时所认识到。我认为它在涉及成年人时同样适用。无政府主义者或革命者不能被制造，就像音乐家不能被制造一样。所能做的仅仅是播下思想的种子。能否长出有生命力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土壤的肥沃程度，尽管知识种子的质量也不容忽视。

在集会上，听众会被成千上万无关紧要的事情分散注意力。演讲者，即使再雄辩，也无法逃避人群的焦躁，必然的结果是他将无法扎根。很有可能他甚至不能为自己证明。

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诚然，书籍只是我们想让它们成为的样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读入其中的东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证明了书面表达相对于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正是这种确定性促使我将自己关于个人和社会重要性的各个主题的思想汇集成册。它们代表了我二十一年的思想与灵魂斗争——是在许多改变和内在修正之后得出的结论。

我并不乐观到奢望读者人数能与听过我演讲的人数相当。但我宁愿触及那少数真正渴望学习的人，也不愿去迎合那些只为寻求消遣的多数。

至于这本书，它必须自行说话。解释性的评注只会削弱所陈述的思想。然而，我希望预先回应两个无疑会被提出的质疑。一个是关于《无政府主义》一文，另一个是关于《少数与多数》一文。

“你为什么不说出无政府主义下事情将如何运作？”这是一个我必须面对成千上万次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无政府主义无法始终如一地将一套死板的纲领或方法强加于未来。每一代新人都必须抗争、且最难克服的事物，是过去的重负，它像网一样困住了我们所有人。无政府主义，至少在我理解的范围内，让后代有自由去发展其自身特有的制度，以与他们的需求相和谐。即使是我们最生动的想象，也无法预见一个从外部约束中解脱出来的种族所具备的潜能。那么，谁又怎能自以为是地为后来者勾勒行动路线呢？我们这些为每一口清新空气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必须警惕束缚未来的倾向。如果我们成功地清除了土壤中过去与现在的垃圾，我们将留给后代所有时代中最伟大、最安全的遗产。

读者中普遍存在一种最令人沮丧的倾向，即从一部作品中摘取一句话，以此作为评判作者思想或人格的标准。例如，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因为信仰“超人”（UEBERMENSCH）而被诋毁为弱者的仇恨者。那些对这一伟大思想的肤浅解读者没有想到，这种“超人”的愿景也呼唤着一种不会产生弱者和奴隶种族的社会状态。

正是这种狭隘的态度，将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仅仅看作“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一理论的信徒。施蒂纳的个人主义包含着最伟大的社会可能性，这一点却被完全忽视了。然而，如果社会终将获得自由，那必然是通过获得解放的个人来实现的，是他们自由的努力造就了社会。

这些例子引出了人们对《少数与多数》一文的质疑。毫无疑问，我会被作为人民的公敌而逐出教会，因为我拒绝将群众视为创造性因素。我宁可如此，也不愿去犯那些为了诱骗民众而广为流行的煽动性陈词滥调。我太清楚受压迫和被剥夺权利的群众的病症了，但我拒绝开出那些通常荒谬的缓解药方——它们既不让病人死去，也不让其康复。在处理社会弊病时，人们怎么激进都不为过；况且，激进的事物通常也就是真实的事物。我对多数人的不信任，源于我对个人潜能的信仰。只有当后者获得自由去为共同目标选择伙伴时，我们才能指望从这个充满混乱和不平等的混乱世界中产生秩序与和谐。

至于其余内容，我的书必须自行说明。

爱玛·戈尔德曼

无政府主义：它的真正主张

无政府状态。

你常遭辱骂、诅咒，从未被理解， 你是我们时代阴森的恐怖。 “一切秩序的毁灭，”大众呼喊， “你是战争与谋杀无尽的狂暴。” 哦，让他们呼喊吧。对于那些从未奋斗， 去寻找词语背后真理的人， 他们未曾得到那词语真正的含义。 他们将在盲从中继续盲目。 但你，哦词语，如此清晰，如此有力，如此纯净， 你道出了我所定下的一切目标。 我将你交给未来！当你被唤醒， 至少每个人能为自己觉醒时，你便稳固。 你会在阳光下到来？在风暴的战栗中？ 我无法告知——但大地必将见证！ 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我将 不去统治，我也绝不接受统治！ 约翰·亨利·麦凯（JOHN HENRY MACKAY）。

人类成长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每一项宣告黎明将至的新思想进行惨烈斗争的历史。由于对传统的顽固坚守，“旧事物”从未犹豫过使用最卑劣、最残酷的手段来阻止“新事物”的到来，无论后者在何种形式或时期出现。我们也不必回顾遥远的过去，就能意识到每一项进步思想在前进道路上所遭受的巨大阻力、困难和艰辛。拷问台、指压夹和鞭子依然伴随着我们；罪犯的囚衣和社会的愤怒也是如此，它们都在密谋反对那正在宁静地前进的精神。

无政府主义无法指望逃脱所有其他创新思想的命运。事实上，作为最革命、最不妥协的创新者，无政府主义必然会遭遇它旨在重构的那个世界所共有的无知与恶毒。

要处理即使是与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言行有关的皮毛，都需要写整整一卷书。因此，我将只回应其中两个主要的质疑。在此过程中，我将试图阐明无政府主义的真正主张。

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奇怪现象在于，它揭示了所谓知识与无知之间的关系。然而，考虑到万物的相对性，这并不那么奇怪。无知的群众有一点优势，即他们不假装拥有知识或宽容。正如他们总是凭借纯粹的冲动行事一样，他们的理由就像孩子一样。“为什么？”“因为。”然而，未受教育者对无政府主义的反对，与受过教育者一样，值得同样的考量。

那么，这些质疑是什么呢？第一，无政府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尽管它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第二，无政府主义主张暴力和破坏，因此必须作为卑劣和危险的东西予以拒斥。无论是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无知的群众，他们的判断并非基于对该主题的透彻了解，而是基于传闻或错误的解读。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说，一个实际的方案，要么是已经存在的，要么是在现有条件下可以执行的方案；但人们所反对的恰恰是现有条件，任何能够接受这些条件的方案都是错误且愚蠢的。因此，衡量实际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后者能否保持错误或愚蠢的东西完整无缺；而在于该方案是否具有足够的生命力，去离开旧有的死水，并构建乃至维持新的生命。从这一概念来看，无政府主义确实是实际的。它比任何其他思想都更能帮助消除错误和愚蠢；它比任何其他思想都更能建设和维持新的生命。

无知者的情绪不断地被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所煽动。没有什么是太离谱而不能被用来对付这一哲学及其倡导者的。因此，对于不思考的人来说，无政府主义代表了像传说中坏人对孩子所做的那样——一个一心想吞噬一切的黑色怪物；简而言之，就是破坏和暴力。

破坏和暴力！普通人怎么会知道社会中最暴力的因素是无知；它所拥有的破坏力恰恰是无政府主义正在与之抗争的东西？他也没有意识到，无政府主义的根源，可以说属于自然力量的一部分，它破坏的不是健康的组织，而是那些以社会生命精华维生的寄生赘生物。它仅仅是清除土壤中的杂草和灌木，以便最终能够结出健康的果实。

有人说，谴责比思考需要更少的脑力劳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神懒惰，证明了这一点千真万确。大多数人宁愿完全谴责某项思想，或者依赖于对非本质事物的某种肤浅或偏见性的定义，也不愿深入研究该思想的起源和含义。

无政府主义敦促人们思考、调查、分析每一项主张；但为了不让普通读者的脑力负担过重，我也将以一个定义作为开始，然后对后者进行阐述。

无政府主义：一种建立在不受人为法律限制的自由之上的新社会秩序的哲学；一种认为所有形式的政府都建立在暴力之上，因此是错误和有害的，也是不必要的理论。

新的社会秩序当然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但虽然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当今的主要罪恶是经济上的，但他们坚持认为，这一罪恶的解决只能通过考量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个人的以及集体的；内在的以及外在的层面——才能实现。

对人类发展史的彻底研读将揭示出两个相互激烈冲突的要素；这些要素直到现在才开始被理解，不是作为彼此陌生的事物，而是作为密切相关且真正和谐的事物，只要将它们置于适当的环境中：即个人本能与社会本能。个人与社会在漫长的岁月中进行了无情的血腥战斗，每一个都在争取霸权，因为每一个都对对方的价值和重要性视而不见。个人本能与社会本能——前者是个人努力、成长、抱负、自我实现的最强大因素；后者则是相互帮助和社会福祉的同样强大的因素。

个人内部以及他与周围环境之间肆虐的风暴，其解释并不难找。原始人无法理解自身，更不用说理解万物的统一性，感到自己绝对依赖于盲目、隐藏的力量，这些力量时刻准备着嘲弄和戏弄他。在这种态度中，产生了将人视为仅仅依赖于高高在上的优越力量的尘埃的宗教概念，这些力量只能通过完全的投降来平息。所有早期的传说都建立在这个观念之上，它继续成为圣经故事处理人与上帝、人与国家、人与社会关系的“主导动机”（LEIT-MOTIF）。一遍又一遍，同样的动机：人一无是处，权势就是一切。因此，耶和华只会在完全投降的条件下容忍人。人可以拥有大地上所有的荣耀，但他绝不能产生自我意识。国家、社会和道德法律都唱着同样的副歌：人可以拥有大地上所有的荣耀，但他绝不能产生自我意识。

无政府主义是唯一带给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它主张上帝、国家和社会是不存在的，它们的承诺是无效的，因为这些承诺只能通过人的从属地位来实现。因此，无政府主义是生命统一性的导师；不仅在自然界中，而且在人类身上。个人本能和社会本能之间不存在冲突，就像心脏与肺之间不存在冲突一样：一个是珍贵生命精华的容器，另一个是保持精华纯净和强壮的元素的储存库。个人是社会的心脏，保存着社会生活的精华；社会是肺，分发着保持生命精华——即个人——纯净和强壮的元素。

爱默生（Emerson）说：“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灵魂；每个人都拥有它。活跃的灵魂能看到绝对真理，说出真理并进行创造。”换句话说，个人本能是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它是真正看到并创造鲜活真理的灵魂，从中将产生一种更伟大的真理，即重生的社会灵魂。

无政府主义是人类摆脱那些一直禁锢自己的幻象的伟大解放者；它是个人与社会和谐这两种力量的仲裁者与调停者。为了实现这种统一，无政府主义向那些迄今为止阻碍个人和社会本能、个人与社会和谐融合的有害影响宣战。

宗教，即对人类思想的统治；财产，即对人类需求的统治；政府，即对人类行为的统治，构成了人类被奴役及其所带来的一切恐怖的堡垒。宗教！它是如何主宰人类思想的，它是如何羞辱和贬低人类灵魂的。宗教说，上帝是一切，人什么都不是。但正是从那“什么都不是”中，上帝创造了一个王国，如此专制、如此暴虐、如此残酷、如此苛刻，以至于自从神祇出现以来，除了阴暗、眼泪和鲜血，这个世界便无处不在。无政府主义唤起人类反抗这个黑色怪物。无政府主义对人说：打破你的精神枷锁，因为除非你独立思考和判断，否则你将无法摆脱黑暗统治，这是通往一切进步的最大障碍。

财产，即对人类需求的统治，是对满足自身需求权利的否定。曾经有一段时间，财产声称拥有一种神圣的权利，当它带着同样的副歌来到人类面前时，就像宗教一样：“牺牲！克制！服从！”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将人类从匍匐的姿态中拉了起来。他现在站直了身体，面朝着光明。他已经学会了看待财产那种贪得无厌、破坏性、毁灭性的本质，并准备将这个怪物彻底击毙。

“财产即盗窃”，伟大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Proudhon）如是说。是的，而且对盗贼没有风险和危险。财产垄断了人类积累的成果，剥夺了人的天赋权利，并将他变成了一个乞丐和流浪者。财产甚至没有那种陈旧的借口，声称人类创造的东西不足以满足所有需求。经济学的入门学生都知道，近几十年来劳动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正常需求的一百倍。但对于一种反常的制度来说，正常需求又算得了什么？财产唯一认可的需求是它自己对更大财富的贪婪胃口，因为财富意味着权力；即征服、粉碎、剥削的权力；即奴役、侮辱、贬低的权力。美国特别以其强大的力量、巨大的国民财富而自豪。可怜的美国，如果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生活得如此贫穷，那所有的财富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他们生活在肮脏、污秽、犯罪之中，希望和快乐荡然无存，成为一支无家可归、无立锥之地的受难大军。

人们普遍认为，除非任何商业冒险的收益超过成本，否则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但那些从事创造财富业务的人甚至还没有学到这个简单的教训。每年在人类生命方面的生产成本都在增加（去年美国有五万人死亡，十万人受伤）；而帮助创造财富的群众所得到的回报却越来越少。然而，美国继续对我们生产商业的必然破产视而不见。这也不是它唯一的罪行。更为致命的罪行是将生产者变成了机器的一个单纯零件，其意志和决定力甚至不如他那钢铁铸造的主人。人类不仅被剥夺了劳动的成果，而且被剥夺了自由主动性、创造力，以及对所造事物的兴趣或欲望。

真正的财富由实用和美观的事物组成，由那些有助于创造强健、美丽的身体和激励人居住的环境的事物组成。但如果一个人注定要在三十年的生命中绕着线轴缠棉花，或者挖掘煤炭，或者修建道路，那就根本谈不上财富。他给予世界的只是灰暗和丑陋的东西，反映了一种单调而丑陋的存在——弱不禁风，懦弱到连死都不敢。奇怪的是，有些人竟然还赞美这种僵化的集中生产方法，将其视为我们时代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屈从于机器，我们的奴役就比我们对国王的依附更为彻底。他们不想知道，集中化不仅是自由的丧钟，也是健康与美、艺术与科学的丧钟，因为所有这些在时钟般机械的氛围中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无政府主义必然要拒斥这种生产方式：它的目标是个人所有潜能的最自由表达。奥斯卡·王尔德将完美的人格定义为“一个在完美条件下发展，没有受伤、残缺或处于危险中的人”。那么，完美的人格只有在一种社会状态下才有可能，即人类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方式、工作条件，并享有工作的自由。对于某人来说，制作一张桌子、建造一栋房子或耕种土地，正如绘画对于艺术家、发现对于科学家一样——是灵感、强烈的渴望以及作为创造性力量对工作深切兴趣的结果。既然这是无政府主义的理想，那么它的经济安排必须由自愿的生产和分配协会组成，随着人类精力的最少浪费，逐渐发展为自由共产主义，这是生产的最优方式。然而，无政府主义也承认个人或群体在任何时候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愿望安排其他工作形式的权利。

由于这种对人类精力的自由展示只有在彻底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下才有可能，无政府主义将其力量指向了所有社会平等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敌人；即国家、有组织权威或成文法——对人类行为的统治。

正如宗教束缚了人类的思想，正如财产或对事物的垄断压制并窒息了人类的需求一样，国家也奴役了他的精神，支配着行为的每一个层面。爱默生说：“本质上，所有政府都是暴政。”无论是通过神权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这一点都无关紧要。在每一种情况下，其目的都是个人的绝对从属。

在提到美国政府时，伟大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梭罗（David Thoreau）说：“政府，它除了是一种传统——尽管是最近才有的——之外，又是什么呢？它试图将自身完整地传递给后代，但在每一个实例中都在丧失其完整性；它没有一个单一活人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力量。法律从未使人变得更公正；而由于对法律的尊重，即使是心地善良的人也每天都在成为不公正的代理人。”

的确，政府的基调就是不公正。凭借那种“国王绝不会犯错”的傲慢与自负，政府颁布命令、审判、谴责并惩罚最微不足道的违规行为，同时却通过一切罪行之首——即对个人自由的湮灭——来维持自身。因此，薇达（Ouida）在坚持认为“国家只旨在向其公众灌输那些能够服从其要求并充实国库的品质”时是正确的。它最高的成就是将人类减少为时钟齿轮。在它的氛围中，所有那些需要呵护和广阔扩张空间的更美好、更细腻的自由，必然会干枯并灭绝。国家需要一个没有任何故障的纳税机器，一个永远没有赤字的国库，以及一个平庸、顺从、无色、无精打采的公众，像羊群一样卑微地沿着两条围墙之间笔直的大道前行。

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它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腐败、暴虐和压迫手段，即使是一群羊也会抵制国家的欺诈。因此，巴枯宁（Bakunin）否定了国家，认为它等同于个人或少数群体自由的放弃——社会关系的破坏，甚至为了其自身的扩张而对生命本身的削减或完全剥夺。国家是政治自由的祭坛，而且像宗教祭坛一样，它是为了人类牺牲的目的而维持的。

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思想家不同意政府、有组织权威或国家，仅仅是为了维持或保护财产和垄断而必要的观点。它只在那项功能上被证明是有效的。

即使是希望通过费边主义（Fabianism）从国家那里获得奇迹的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也承认“它目前是一个利用蛮力掠夺穷人并驱使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的巨大机器。”既然如此，很难看出为什么这位聪明的序言作者希望在贫困消失后还要维护国家。

遗憾的是，仍有许多人执迷于一种致命的信条，即认为政府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它维持着社会秩序与和谐，它减少了犯罪，并防止懒汉敲诈勒索同胞。因此，我将对这些论点进行审视。

所谓自然法则，是指人身上那种无需外力、顺应自然需求而自由自发地表现出来的因素。例如，对营养、性满足、光照、空气和锻炼的需求，便属于自然法则。但这种法则的表达并不需要政府的机器，不需要警棍、枪支、手铐或监狱。要顺应此类法则——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顺从的话——所需的仅仅是自发性和自由的机会。政府并非通过这类和谐因素来维持自身，这一点从所有政府为了生存而使用的令人恐惧的暴力、强制和压迫手段中便可见一斑。因此，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说“人类的法律是无效的，因为它们违背了自然法则”，这话是正确的。

除非是华沙在屠杀成千上万人后的那种秩序，否则很难将任何秩序或社会和谐归功于政府。通过屈从获得并依靠恐怖维持的秩序，算不上什么稳妥的保障；然而，这却是政府所能维持的唯一“秩序”。真正的社会和谐自然地产生于利益的团结。在一个始终劳作的人却一无所有，而从不劳作的人却享受一切的社会里，利益的团结是不存在的；因此，社会和谐不过是一个神话。有组织权力的机构应对这一严峻局面的唯一方式，就是给予那些已经垄断了地球的人更大的特权，并进一步奴役那些被剥夺了继承权的群众。于是，政府的整个军火库——法律、警察、士兵、法院、立法机关、监狱——都在竭力“调和”社会中最对立的阶层。

关于权威与法律，最荒谬的辩解莫过于说它们有助于减少犯罪。暂且不论国家本身就是最大的罪犯，它破坏每一项成文法和自然法，以税收的形式窃取，以战争和死刑的形式杀戮，它在应对犯罪方面已陷入了绝对的停滞。它彻底未能消灭，甚至未能减轻其自身所造成的可怕祸害。

犯罪不过是能量的误导。只要当今的每一个制度——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都串通一气，将人类的能量引向错误的渠道；只要大多数人各处其位，做着他们厌恶的事，过着他们痛恨的生活，犯罪就不可避免。所有的成文法只能增加犯罪，而绝不能消除犯罪。当今存在的社会，对于那些走上犯罪与堕落之路的人所经历的绝望过程、贫困、恐怖和可怕的挣扎，又了解多少呢？凡是了解这一可怕过程的人，谁又能不认同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这些真知灼见：

“那些试图在法律与惩罚所带来的所谓益处，与后者对人类所造成的堕落影响之间衡量的人；那些估算过由告密者在社会中播下的腐败洪流的人——这些告密者甚至受到法官的青睐，并以政府发放的叮当作响的现金作为报酬，美其名曰‘协助揭露犯罪’；那些走进监狱围墙，亲眼目睹人类在被剥夺自由、遭受残暴狱卒的看管、听着粗俗残酷的言语、忍受着成千上万次刺痛灵魂的羞辱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都会同意我们的观点：整个监狱和惩罚制度是一个应该被终结的深渊。”

法律对懒汉的威慑作用太过荒谬，不值一提。如果社会能够免除供养懒惰阶层的浪费与开支，以及该阶层所要求的那些同样巨大的保护开支，那么社会餐桌上将会有充足的食物供所有人享用，甚至包括偶尔出现的懒惰个体。此外，考虑一下懒惰源于特权，或是生理和心理的异常也是有益的。我们目前这种疯狂的生产制度助长了这两者，最惊人的现象在于，人们如今竟然还愿意工作。无政府主义旨在剥离劳动中那种死气沉沉、枯燥乏味、阴郁且强迫的色彩。它旨在使工作成为快乐、力量、色彩和真正和谐的工具，从而使最贫穷的人也能在工作中找到慰藉与希望。

为了实现这种生活安排，必须废除政府及其不公正、武断、压迫性的措施。它充其量只是强行将一种单一的生活模式加于所有人身上，而无视个人与社会的多样性及其需求。通过摧毁政府和成文法，无政府主义提议将个人的自尊和独立从权威的一切约束和入侵中解救出来。唯有在自由中，人才能成长到其应有的高度。唯有在自由中，他才能学会思考、行动，并贡献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唯有在自由中，他才能领悟到将人类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纽带的真正力量，而这正是正常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石。

但人性又当如何？它能改变吗？如果不能，它在无政府主义下能存续吗？

可怜的人性，多少可怕的罪行曾以你的名义犯下！每一个傻瓜，从国王到警察，从平庸的牧师到目光短浅的科学涉猎者，都妄称能对人性做出权威的论断。精神骗子越是无知，就越是笃定人性本恶且软弱。然而，当每个人都身陷囹圄，每颗心都被束缚、创伤和残损时，又有谁能谈论人性呢？

约翰·伯勒斯（John Burroughs）曾指出，对圈养动物进行实验研究是绝对无用的。当它们被从田野和森林的土壤中强行剥离时，它们的性格、习惯和食欲会发生彻底的改变。当人性被囚禁在狭小的空间里，每天被鞭打着顺从时，我们又怎能谈论它的潜能呢？

自由、扩展、机会，以及最重要的是，和平与安宁，唯有这些才能教会我们人性的真正主导因素及其所有奇妙的可能性。

因此，无政府主义真正代表的是：将人类思想从宗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将人类身体从财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政府的桎梏与约束中解放出来。无政府主义代表了一种基于个人自由组合以生产真正社会财富的社会秩序；一种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获取土地，并根据个人愿望、品味和倾向充分享受生活必需品的秩序。

这并非狂想或精神错乱。这是全世界许多智识男女得出的结论；这是一个基于对现代社会趋势进行密切而审慎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个人自由与经济平等，是孕育人性中一切美好与真实事物的双重力量。

关于方法。无政府主义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通过神圣启示来实现的未来理论。它是我们生活事务中的一股鲜活力量，不断创造着新的条件。因此，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并不包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执行的铁律。方法必须从每个地方和气候的经济需求中，以及个人的智力与气质需求中生长出来。托尔斯泰（Tolstoy）那种宁静、沉稳的性格，在社会重构方面所期望的方法，必然不同于迈克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或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那种强烈、充沛的人格。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需求，将比英国或美国要求采取更激烈的措施。无政府主义不主张军事演习和统一化；但它确实主张反抗的精神，无论以何种形式，去反对一切阻碍人类成长的事物。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正如他们在反对将政治机器作为实现伟大社会变革的手段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一样。

“所有的投票，”梭罗（Thoreau）说，“都是一种博弈，就像跳棋或双陆棋，是一种玩弄正义与邪恶的游戏；其义务从未超过权宜之计。即使是为正义的事物投票，也等于什么都没做。明智的人不会将正义留给偶然的命运，也不会希望它通过多数人的力量来取得胜利。”对政治机器及其成就的仔细审视，将证实梭罗的逻辑。

议会制的历史展示了什么？除了失败和挫折，一无所获，甚至连一项缓解人民经济和社会压力的改革都没有。法律已经通过，法案也已制定，旨在改善和保护劳动者。然而去年仅仅证明了，伊利诺伊州虽然拥有最严苛的矿山保护法，却发生了最严重的矿难。在童工法盛行的州，对儿童的剥削程度最高；尽管在我们这里劳动者享有充分的政治机会，资本主义却达到了最厚颜无耻的顶点。

即使工人们能够拥有自己的代表——这正是我们那些善良的社会主义政客们所疾呼的，他们诚实和守信的机会又有多少呢？人们只需铭记政治的运作过程，就会意识到其充满善意的道路上布满了陷阱：拉票、勾心斗角、阿谀奉承、撒谎、欺骗；事实上，政治抱负者为了取得成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诡计。除此之外，还有人格与信念的彻底堕落，直到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人对这种人类的残渣抱有希望。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愚蠢到去信任、相信并用最后的钱财支持那些有抱负的政客，结果却发现自己被背叛和愚弄了。

有人可能会说，正直的人在政治磨盘中不会腐化。也许不会；但这样的人在为劳动者谋取利益方面将绝对无能为力，这在无数案例中已得到证明。国家是其仆人的经济主人。好人，如果确实存在的话，要么必须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失去经济支持，要么就得紧紧依附于经济主人，从而完全无法做出哪怕一点点善举。政治舞台没有其他选择，一个人要么是傻瓜，要么是无赖。

政治迷信依然在控制着大众的心灵，但真正的自由爱好者不会再与其同流合污。相反，他们认同施蒂纳（Stirner）的观点，即人拥有他愿意去夺取的自由。因此，无政府主义主张直接行动，即公开蔑视和抵抗所有法律与限制——经济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但蔑视和抵抗是非法的。人类的救赎正蕴含于此。一切非法行为都需要正直、自立和勇气。简而言之，它呼唤自由、独立的精神，呼唤“那些是真正的人，并且脊梁里有着你无法随手穿透的骨气的人。”

普选权本身就归功于直接行动。如果不是美国革命先驱们的反抗精神和蔑视态度，他们的后代至今仍将穿着国王的制服。如果不是约翰·布朗（John Brown）及其同志们的直接行动，美国至今仍将从事黑人的买卖。诚然，白人的买卖仍在进行；但那也必须通过直接行动来废除。工会主义，这个现代角斗士的经济舞台，其存在也归功于直接行动。直到最近，法律和政府还试图镇压工会运动，并将那些主张人类结社权利的倡导者作为阴谋犯投入监狱。如果他们当初试图通过乞求、辩解和妥协来主张自己的事业，工会主义今天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甚至英国（见证英国工会日益增长的反抗），直接的、革命性的经济行动已成为争取工业自由战斗中一股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使全世界意识到劳工力量的巨大重要性。大罢工，作为工人阶级经济意识的最高表达，不久前在美国还遭到嘲笑。今天，每一次伟大的罢工，为了获胜，都必须认识到团结的普遍抗议的重要性。

直接行动在经济领域被证明是有效的，在个人环境中也同样有效。在那里，有数百种力量侵蚀着他的存在，只有不断的抵抗才能最终使他获得自由。针对商店权威的直接行动，针对法律权威的直接行动，针对我们道德准则中那些侵入性、爱管闲事的权威的直接行动，是无政府主义逻辑且一致的方法。

这不会导致革命吗？确实会。没有哪项真正的社会变革不是通过革命实现的。人们要么是不熟悉历史，要么是尚未认识到革命不过是将思想付诸行动。

无政府主义，这一伟大的思想酵母，如今正渗透到人类努力的每一个阶段。科学、艺术、文学、戏剧、经济改善的努力，事实上每一项针对现有混乱秩序的个人与社会反抗，都被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之光所照亮。它是个人主权的哲学。它是社会和谐的理论。它是正在重塑世界，并将迎来黎明的伟大、涌动、鲜活的真理。

少数与多数

如果我要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的倾向，我会说：数量。大众，这种群众精神，在各处占据主导地位，摧毁着质量。我们的整个生活——生产、政治和教育——都建立在数量、数字之上。那个曾经为自己工作的严谨和质量而自豪的工人，已被脑子里空空如也、无能的自动机所取代，他们生产出大量对自己毫无价值，且通常对人类其他部分有害的东西。因此，数量不仅没有增加生活的舒适与安宁，反而加重了人的负担。

在政治中，除了数量一无是处。然而，随着数量的增加，原则、理想、正义和正直完全被数字的阵列所淹没。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各政党在诡计、欺骗、狡诈和阴暗的阴谋中互相较量，确信那个成功的人肯定会被多数人欢呼为胜利者。那是唯一的上帝——成功。至于付出了什么代价，对人格造成了何等可怕的成本，则无关紧要。我们无需远求，就能找到证据来证实这一可悲的事实。

政府的腐败、彻底的腐烂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如此彻底地暴露过；美国人民从未像现在这样直面那个政治实体的犹大本质——多年来，它一直声称自己绝对无可指责，是支撑我们制度的支柱，是人民权利与自由的真正保护者。

然而，当该党的罪行变得如此厚颜无耻，以至于连盲人都能看到时，它只需召集其爪牙，其霸权就得到了保证。于是，那些被愚弄、背叛、蹂躏了无数次的受害者，做出的决定不是反对，而是支持胜利者。困惑中，少数人问道，多数人怎么会背叛美国自由的传统？他们的判断力、推理能力在哪里？问题就在这里，多数人无法推理；它没有判断力。由于完全缺乏原创性和道德勇气，多数人总是将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中。由于无力承担责任，它甚至会跟随其领导人走向毁灭。斯托克曼医生（Dr. Stockman）是对的：“在我们中间，真理与正义最危险的敌人是紧密的多数，该死的紧密的多数。”没有雄心或主动性，紧密的群众最讨厌的就是创新。它总是反对、谴责并追捕创新者，即新真理的先驱。

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被提到的口号，在所有政客（包括社会主义者）中，都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人主义的、少数人的时代。只有那些不深入表象进行探究的人，才会被引导去持有这种观点。难道少数人没有积累起世界的财富吗？难道他们不是局势的主人，绝对的国王吗？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归功于个人主义，而是归功于大众的惯性、怯懦和彻底的屈从。后者只想被统治、被引导、被强迫。至于个人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它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更少的表达机会，更少的以正常、健康方式展示自我的机会。

怀揣着正直目的的个体教育者，具有原创思想的艺术家或作家，独立的科学家或探索者，不妥协的社会变革先驱，每天都被那些创造能力和学识已随年龄而衰朽的人逼入死角。

像费雷尔（Ferrer）类型的教育者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容忍，而像艾略特（Eliot）和巴特勒（Butler）教授那种贩卖预消化食物的营养学家，却成了无名之辈、自动机时代的成功延续者。在文学和戏剧界，汉弗莱·沃德（Humphrey Wards）和克莱德·菲奇（Clyde Fitches）是大众的偶像，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或欣赏爱默生（Emerson）、梭罗（Thoreau）、惠特曼（Whitman）；易卜生（Ibsen）、豪普特曼（Hauptmann）、巴特勒·叶芝（Butler Yeats）或斯蒂芬·菲利普斯（Stephen Phillips）的美丽与天才。他们就像孤独的星星，远远超出了大众的地平线。

出版商、剧院经理和评论家要求的不是创造性艺术中固有的质量，而是它能否畅销，能否满足人们的口味？唉，这种口味就像一个垃圾堆；它喜欢任何不需要进行大脑咀嚼的东西。结果，平庸、普通、平凡成了主要的文学产出。

我需要说在艺术方面我们面临着同样可悲的事实吗？人们只需视察一下我们的公园和街道，就能意识到这种艺术制造的丑陋与庸俗。当然，除了多数人的品味，没有人会容忍对艺术的这种亵渎。这种充斥在美洲城市的雕像，在概念上是虚假的，在执行上是野蛮的，与真正的艺术之关系，正如图腾与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的关系一样。然而，那却是唯一能成功的艺术。那个不迎合既定观念、发挥原创性并努力忠于生活的真正艺术天才，过着默默无闻且悲惨的生活。他的作品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暴民的时尚，但那要等到他心血耗尽之后；要等到开路人已不复存在，而一群没有理想、没有远见的暴民已经将大师的遗产摧毁殆尽之后。

有人说，当今的艺术家无法创造，因为他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被束缚在经济需求的岩石上。然而，这对所有时代的艺术而言都是真实的。米开朗基罗依赖他的守护圣徒，并不亚于当今的雕塑家或画家，不同之处在于，那个时代的艺术鉴赏家离疯狂的群众很远。他们以能在大师的神龛前礼拜为荣。

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保护者只知道一个标准、一种价值——美元。他不关心任何伟大作品的质量，只关心他购买行为所隐含的美元数量。因此，米尔博（Mirbeau）在《生意就是生意》（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中的金融家指着一些模糊的色彩排列说道：“看它有多棒；它花了5万法郎。”就像我们自己的暴发户一样。为他们伟大的艺术发现所支付的惊人数字，必须弥补他们品味的贫乏。

社会中不可饶恕的罪行是独立思考。这一点在一个以民主为象征的国家中表现得如此可怕，对于多数人的巨大力量而言是极具意义的。

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五十年前曾说：“在我们这个绝对民主平等的国家里，舆论不仅是无所不能的，而且是无处不在的。人们无法逃避它的暴政，无法躲开它的触角。其结果是，如果你拿着古希腊的灯笼，在一百个人中寻找，你也找不到一个美国人，他没有——或者至少没有幻想自己有——从周围人的好评和投票中，在自己的雄心、社交生活或事业上获得或失去什么。其后果就是，作为一个民族，相较于其他民族，我们不是一群无畏地吐露个人信念的个体，而是一群懦夫。我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害怕彼此。”显然，我们离温德尔·菲利普斯当年所面临的境况并没有前进多远。

今天，正如那时一样，舆论是无处不在的暴君；今天，正如那时一样，大多数人代表着一群懦夫，甘愿接受那些能映照出自身灵魂与思想贫瘠的人。这解释了像罗斯福（Roosevelt）这样的人为何能史无前例地崛起。他体现了暴民心理中最糟糕的要素。作为一名政客，他深知大多数人并不关心理想或正直。他们渴望的是表演。无论是狗展、拳击赛、私刑处死一名“黑鬼”、围捕某个小罪犯、女继承人的婚姻展览，还是前总统的杂技表演，都无关紧要。精神扭曲得越丑陋，大众的欢呼与喝彩就越热烈。因此，罗斯福因其理想贫乏、灵魂粗俗，继续成为当下的风云人物。

另一方面，那些远高于这些政治侏儒的人——有修养、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却被嘲笑为“娇生惯养的软蛋”（mollycoddles）而被迫噤声。声称这是个人主义的时代是荒谬的。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历史上所有现象的更令人痛心的重复：每一次为了进步、为了启蒙、为了科学、为了宗教、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努力，都源于少数人，而非大众。今天，一如既往，少数人被误解、被追捕、被囚禁、被折磨、被杀害。

拿撒勒（Nazareth）的煽动者所宣扬的博爱原则，只要它还是少数人的灯塔，就保留着生命、真理与正义的萌芽。一旦被大多数人攫取，这一伟大原则就变成了陈词滥调，成了血与火的先兆，散布着苦难与灾难。对罗马无所不能地位的攻击，只有在胡斯（Huss）、加尔文（Calvin）或路德（Luther）这些巨人手中时，才如同黑夜中的日出。然而，当大众加入反对天主教怪物的行列时，它并不比它的敌人更仁慈，也不比它更不嗜血。祸哉，那些不愿向其意志低头的异端、少数派。经过无限的热忱、忍耐与牺牲，人类的心智终于从宗教的幻影中解脱出来；少数人继续追求新的征服，而大多数人却滞后了，被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变得虚假的真理所拖累。

在政治上，如果不是因为约翰·保尔（John Ball）、沃特·泰勒（Wat Tyler）、泰尔（Tell），以及无数个与国王和暴君的权力进行寸土必争的个人巨人，人类至今仍将处于绝对的奴役之中。若非个人先驱的存在，世界绝不会被法国大革命那股巨大的浪潮震撼到根基。伟大的事件通常由看似微小的事物引发。正如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的口才与激情，就像耶利哥城前的号角，将那座折磨、虐待与恐怖的象征——巴士底狱——夷为平地。

始终，在每一个时期，少数人都是伟大思想、解放努力的旗手。大众则不然，其铅般的重量让它寸步难行。这一点在俄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体现得更为强烈。成千上万的生命已经被那个血腥的政权吞噬，然而王座上的怪物并未得到满足。当思想、文化、文学，当最深沉、最美好的情感在铁轭下呻吟时，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大多数人，那紧凑、迟钝、昏昏欲睡的群众——俄国农民——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牺牲和难以言表的苦难，仍然相信绞死“长着白手的人”[1]的绳子能带来好运。

在美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大多数人同样是绊脚石。直到今天，杰斐逊（Jefferson）、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思想仍被他们的后代所否定和出卖。大众根本不需要这些。在林肯（Lincoln）身上所崇拜的伟大与勇气，早已在那些为那个时代全景图创造背景的人们身上被遗忘。黑人的真正守护神是波士顿的那一小撮斗士——劳埃德·加里森（Lloyd Garrison）、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梭罗（Thoreau）、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和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他们巨大的勇气与坚韧在那个阴郁的巨人约翰·布朗（John Brown）身上达到了顶峰。他们不知疲倦的热忱、口才与毅力削弱了南方领主的堡垒。林肯及其爪牙只是在废奴成为一个实际问题，并被所有人承认时才跟进。

大约五十年前，一颗流星般的思想出现在世界社会的视野中，这一思想影响深远、革命性强、包罗万象，以至于在各地的暴君心中播下了恐惧。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又是数百万人的喜悦、欢呼与希望的先声。先驱们深知前路艰难，他们了解自己将面临的反对、迫害与苦难，但他们自豪且无畏地踏上了征程，不断向前，永远向前。现在，那个思想已经变成了流行的口号。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富人及其贫穷的受害者；法律与权威的拥护者，以及他们不幸的罪犯；自由思想者，以及宗教谎言的延续者；时髦的淑女，以及制衣厂的女工。为什么不呢？如今，五十年前的真理已经变成了谎言，它被剪去了所有青春的想象，被剥夺了活力、力量和革命理想——为什么不呢？如今，它不再是一个美丽的愿景，而是一个建立在多数人意志之上的“实用的、可行的方案”，为什么不呢？带着同样的政治狡诈与精明，大众每天被奉承、被娇纵、被欺骗。人们用各种调子歌颂它：可怜的多数，受委屈的、被虐待的、伟大的多数，只要它愿意追随我们。

谁没有听过这种祷文？谁不知道所有政客这种千篇一律的套话？大众在流血，它正在被掠夺和剥削，我与我们的选票猎手们一样清楚。但我坚持认为，造成这种可怕事态的不是那一小撮寄生虫，而是大众自己。它依附于主人，喜爱鞭子，一旦有人对资本主义权威或其他任何腐朽制度的神圣性发出抗议，它总是最先叫嚣“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大众甘愿成为士兵、警察、狱卒和刽子手，权威和私有财产还能存在多久？社会主义的煽动者和我一样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坚持维持关于多数人美德的神话，因为他们的整套生活方案意味着权力的永存。没有人数，权力又怎能获取呢？是的，权力、权威、强制与依附都建立在群众之上，但绝不是自由，绝不是个人的自由展开，绝不是自由社会的诞生。

我之所以否定多数作为一种向善的创造性力量，并非因为我不体恤被压迫者，不体恤地球上那些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并非因为我不知道人们所过生活的羞耻、恐怖和屈辱。噢，不，不！而是因为我深知，作为一个紧凑的群体，它从未代表过正义或平等。它压制人类的声音，征服人类的精神，锁住人类的躯体。作为一个群体，它的目标始终是将生活变得单调、灰暗，如同沙漠一般。作为一个群体，它永远是个性、自由首创精神和独创性的消灭者。因此，我赞同爱默生（Emerson）的观点：“群众是粗俗的、跛行的，在他们的要求和影响下是有害的，不需要奉承，而需要受教育。我不想向他们让步，而要操练、分化并解散他们，从中引出个体。群众！群众就是灾难。我不需要任何群众，我只需要诚实的人，只需要可爱、甜美、有成就的女性。”

换言之，社会与经济福祉这一生动而至关重要的真理，唯有通过聪明少数人的热忱、勇气和不妥协的决心才能成为现实，而不是通过大众。

[1] 指知识分子。

政治暴力的心理学

分析政治暴力的心理学不仅极其困难，而且极其危险。如果人们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此类行为，立即就会被指责为在歌颂它们；另一方面，如果对行刺者（ATTENTATER）[1]表达了人类的同情，就冒着被视为潜在同谋的风险。然而，唯有智慧与同情心才能让我们更接近人类苦难的源头，并教会我们最终摆脱苦难的途径。

原始人因不了解自然力量而畏惧它们的降临，躲避它们带来的危险。随着人类开始理解自然的现象，他们意识到，尽管这些现象可能摧毁生命并造成巨大损失，但它们也能带来解脱。对于真诚的研究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社会与经济生活中积累的力量，最终以政治暴力行为体现出来，这与大自然的恐怖——表现为风暴和闪电——如出一辙。

要彻底领悟这一观点的真理，必须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社会弊端的屈辱；一个人的整个身心必须随着数百万人在日常生活中被迫忍受的痛苦、悲伤和绝望而颤动。事实上，除非我们已经成为人类的一员，否则我们甚至无法模糊地理解一个人灵魂中积累的正义愤怒，那种让风暴变得不可避免的、炽热汹涌的激情。

无知的群众将那个对我们社会与经济罪恶进行暴力抗议的人，视为野兽、残忍无情、以毁灭生命和沐浴鲜血为乐的怪物；或者充其量视为一个不负责任的疯子。然而，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的了。事实上，那些研究过这些人性格与人格，或者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一致认为，正是他们对周围的错误与不公的超常敏感，迫使他们为我们的社会罪行支付代价。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在讨论政治犯的心理时，给予了他们最高的致敬。有人会认为这些人曾建议暴力，甚至赞同这些行为吗？当然不会。他们的态度是社会研究者的态度，是一个知道在每一次暴力行为背后都有一个至关重要原因的人的态度。

比昂斯彻纳·比昂松（Bjornstjerne Bjornson）在《超越人能力》（BEYOND HUMAN POWER）的第二部分中强调，我们必须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寻找现代殉道者，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信仰买单，并微笑着迎接死亡，因为他们像基督一样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殉道将救赎人类。

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科佩（Francois Coppee）这样表达了他对行刺者心理的看法：

“阅读瓦扬（Vaillant）被处决的细节让我陷入了沉思。我幻想着他挺起胸膛，脚步坚定，意志坚毅，集中所有的精力，双眼紧盯着断头台，最后向社会发出诅咒的呐喊。不由自主地，另一幕景象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到一群男女挤在圆形竞技场的中央，在成千上万双眼睛的注视下，而巨大的圆形剧场台阶上发出可怕的呐喊：‘让狮子来！’（AD LEONES!），而下方，野兽的笼子正被打开。

“我本以为处决不会发生。首先，没有受害者被夺去生命，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不对未遂犯罪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其次，这种犯罪，无论其意图多么可怕，都是无私的，诞生于一种抽象的思想。这个人的过去，他被遗弃的童年，他充满艰辛的生活，也都在为他辩护。在独立媒体中，慷慨的声音为他而起，非常响亮且雄辩。有人带着不少轻蔑地说，这只是‘一种纯文学的舆论潮流’。恰恰相反，艺术家和思想家们再次表达对断头台的厌恶，是他们的荣誉。”

同样，左拉（Zola）在《萌芽》（GERMINAL）和《巴黎》（PARIS）中，也描述了这些以暴力反抗我们体系来终结生命的人，他们的温柔、善良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M.哈蒙（M. Hamon）——那部杰出著作《职业军人的心理学》（UNE PSYCHOLOGIE DU MILITAIRE PROFESSIONEL）的作者，可能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行刺者心理的人——他得出了这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经理性方法证实的实证方法，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类型，其心态是共同心理特征的总和。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充分具备这种理想类型的特征，从而使他能够与其他人类区分开来。因此，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定义如下：一个因反抗精神——以其一种或多种形式，即反对、调查、批判、创新——而易于感知的人；拥有强烈的自由之爱，自我主义或个人主义，并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一种渴望知识的强烈欲望。这些特质辅以对他人的炽热的爱、高度发达的道德敏感性、深刻的正义感，并灌输着传教士般的热忱。”

阿尔文·F·桑伯恩（Alvin F. Sanborn）说，除了上述特征，还必须加上这些卓越的品质：罕见的对动物的爱，在所有普通生活关系中表现出的超凡甜美，异常节制的举止，简朴与规律，甚至苦行般的生活，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气。[2]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街头的人在辱骂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任何刚好成为他眼下眼中钉（BETE NOIRE）的党派，将其视为刚刚发生的某种暴行的罪魁祸首时，总是忘记了这一点。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凶杀性的暴行自古以来就是受压迫和绝望的阶层，以及受压迫和绝望的个人，对他们感受到的来自同胞的不可容忍的错误所作出的回应。此类行为是对暴力——无论是侵略性的还是压制性的——的暴力回弹；它们是受侮辱和激怒的人性为生存空间和生命所作的最后绝望挣扎。其原因不在于任何特殊的信念，而在于人性本身的深处。政治与社会历史的整个进程中，遍布着这一事实的证据。且不说远，就拿过去五十年来被激怒而诉诸暴力的三个最臭名昭著的政党为例：意大利的马志尼主义者（Mazzinians）、爱尔兰的芬尼亚人（Fenians）和俄国的恐怖分子。这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吗？不是。他们三者持有的政治观点相同吗？不是。马志尼主义者是共和主义者，芬尼亚人是政治分裂主义者，俄国人是社会民主党人或宪政主义者。但所有人都被绝望的处境驱使，采取了这种可怕的起义形式。当我们从政党转向以同样方式行事的个人时，我们被那些被纯粹的绝望驱使、做出显然与其社会本能强烈抵触行为的人数所震惊。

“既然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中一种鲜活的力量，此类行为有时也会由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所实施。因为没有一种新信仰，即使是人类心智所能接受的最本质上和平与人道的信仰，在它初来乍到时，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这并非因为学说本身有什么暴力或反社会的内容；仅仅是因为任何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激发的躁动，无论他们是接受还是拒绝它。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构想，一方面威胁到所有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个通过斗争反对现有错误来赢得自由与高尚生活的愿景，它必然会激起最激烈的反对，并将古代罪恶的所有压制力量带入与新希望动荡爆发的猛烈对抗之中。

“在悲惨的生活条件下，任何关于更好可能性的愿景都会使现在的苦难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并促使那些受苦的人为改善自己的命运进行最积极的斗争；如果这些斗争只是立即导致更尖锐的苦难，其结果就是彻底的绝望。例如，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一个被剥削的雇佣工人，当他瞥见工作和生活可能且应该是什么样时，就会发现自己生存的繁重琐碎和肮脏几乎是不可容忍的；即使当他有决心和勇气继续稳步工作、做到最好，并等待新思想如此渗透社会从而为更美好的时代铺平道路时，仅仅因为他拥有这些思想并试图传播它们，就会使他与雇主产生矛盾。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仅仅因为他们的观点而失去了工作，甚至失去了工作的机会。只有那些天赋异禀的工匠，如果他是一个狂热的宣传者，才有可能希望保持长期就业。而对于一个大脑中活跃着新思想的发酵、眼前展现着为劳作和痛苦的人们开启新希望愿景、深知他和同伴的痛苦并非由命运的残酷而是由其他人的不公正所造成的人来说，当他看到他所爱的人在挨饿，当他自己也在挨饿时，会发生什么呢？在如此困境下，一些本性——而且绝非最不具社会性或最不敏感的人——会变得暴力，甚至会感觉到他们的暴力是社会的而非反社会的；他们感觉到，在他们能够以这种方式打击时，他们并非为自己而战，而是为被侮辱和掠夺的、在他们自己和同伴身上体现的人性而战。难道我们这些并非处于这种可怕困境的人，要袖手旁观，冷酷地谴责这些被复仇女神和命运蹂躏的可怜牺牲品吗？难道我们要将这些以英雄般的自我牺牲精神行事、以生命进行抗议的人贬低为恶棍，而那些社会性较差、活力较弱的人却会躺下并在不公正和错误面前卑躬屈膝？难道我们要加入那个无知而野蛮的叫嚣，将这些人抹黑为在和谐而天真和平的社会中无端横冲直撞的邪恶怪物吗？不！我们怀着一种对马塔贝莱（Matabele）大屠杀的辩护者、对绞刑和轰炸的冷漠默许者来说可能显得荒谬夸张的仇恨来憎恨谋杀，但在此类我们正在讨论的凶杀或谋杀未遂案件中，我们拒绝犯下那种将行为的全部责任推给直接肇事者的残酷不公。这些凶杀案的罪责在于每一个故意或冷漠地帮助维持那些将人类驱向绝望的社会条件的男人和女人。那个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试图抗议同胞所受不公的男人，与那些残酷和不公正的积极与消极维护者相比，即使他的抗议摧毁了除他自己之外的其他生命，他也是一位圣人。让社会中没有罪的人，向这样的人投掷第一块石头吧。”[3]

如今，每一件政治暴力行为都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这并不奇怪。然而，对于任何熟悉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被迫承受的行径，要么起源于资本主义媒体，要么是由警察煽动，如果不是直接实施的话。

[1] 行刺者（法语：attentateur），指实施政治暗杀或爆炸等行为的人。 [2] 桑伯恩（Alvin F. Sanborn），美国作家，曾对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进行过深入研究。 [3] 此段引文摘自《无政府主义与暴力》的相关论述，旨在论述政治暴力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许多年来，西班牙一直发生着暴力事件，而无政府主义者则被指为罪魁祸首，他们如野兽般被追捕，被投入监狱。后来真相大白，这些行径的策划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警察部门的成员。这桩丑闻传得沸沸扬扬，以至于西班牙的保守派报纸也要求逮捕并严惩该团伙头目胡安·鲁尔（Juan Rull），此人随后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审判期间披露的耸人听闻的证据，迫使警察督察莫门托（Momento）公开声明，完全免除无政府主义者与长期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暴力行为之间的任何联系。这一结果导致多名警官被撤职，其中包括督察特雷索尔斯（Tressols）。特雷索尔斯出于报复，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警察炸弹投掷者的团伙背后，还有地位高得多的人物为他们提供资金并予以庇护。

这是无政府主义阴谋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诸多惊人例证之一。

美国警察可以同样轻易地作伪证，他们与欧洲同行一样冷酷无情、残忍狡诈，这一点已在不止一个场合得到证明。我们只需回顾1887年11月11日那场悲剧，即众所周知的“干草市场暴乱”（Haymarket Riot）。

任何熟悉该案件的人，都不可能怀疑在芝加哥被司法谋杀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是死于谎言连篇、嗜血成性的媒体和残酷的警察阴谋。加里法官（Judge Gary）本人难道不是说过：“审判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制造了干草市场炸弹案，而是因为你们是无政府主义者。”

阿尔特格尔德州长（Governor Altgeld）对这一美国盾徽上污点的公正而彻底的分析，证实了加里法官那残酷的坦率。正是这一点促使阿尔特格尔德赦免了那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从而赢得了全世界每一个热爱自由的男男女女的持久敬意。

当我们审视1901年9月6日的悲剧时，便会面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证明社会理论与政治暴力行为之间几乎毫无关联。“利昂·乔尔戈什（Leon Czolgosz），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的煽动下犯下了这一行径。”诚然，难道她在出生前没有煽动过暴力，而在死后就不会继续煽动吗？对于无政府主义者，一切皆有可能。

即便是今天，在那场悲剧发生九年后，在埃玛·戈尔德曼与该事件无关、且毫无证据表明乔尔戈什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事实被证明了上百次之后，我们依然面对着同样的谎言——由警察捏造并由媒体传播的谎言。没有任何活人听过乔尔戈什发表过那样的声明，也没有一个书面字据能证明这名青年曾吐露过那样的指控。这不过是无知和疯狂的歇斯底里，而它们从未能解决因果关系中最简单的问题。

一个自由共和国的总统被杀了！除了认定行刺者（ATTENTATER）一定是个疯子，或是受到了他人的煽动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一个自由共和国！神话是如何维持自身的，它是如何继续欺骗、愚弄甚至让相对聪明的人对其荒谬绝伦之处视而不见的。一个自由共和国！然而，在短短三十多年里，一小群寄生虫成功地掠夺了美国人民，并践踏了由这个国家的奠基者所确立的基本原则，那些保证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原则。三十年来，他们以牺牲广大工人阶级为代价增加着财富和权力，从而扩大了失业者、饥饿者、无家可归者和孤苦无依者的队伍，这些人为了寻找工作，在全国各地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徒劳地奔波。多年来，家庭被留给孩子们照料，而父母为了微薄的报酬耗尽了生命和精力。三十年来，美国坚毅的儿女们被牺牲在工业战争的战场上，女儿们在腐败的工厂环境中被凌辱。这摧毁国家健康、活力与尊严的过程，长期以来在被剥夺者和受压迫者的默许下持续进行着。被成功和胜利冲昏了头脑，这片“我们自由土地”上的金钱权势变得愈发肆无忌惮，在与那些腐朽没落的欧洲暴政争夺权力霸权时，展现出冷酷而残忍的姿态。

谎言报刊试图将利昂·乔尔戈什斥为外国人，这纯属徒劳。这个男孩是我们自己自由的美国土壤的产物，是这片土壤用这首歌谣让他安然入睡：

我的国家，属于你， 甜蜜的自由之乡。

谁能说得清，这个美国孩子曾多少次为庆祝“七月四日”或“阵亡将士纪念日”而感到荣耀，并虔诚地祭奠国家的亡魂？谁又知道，或许他曾多么渴望“为国而战，为她的自由而死”，直到他恍然大悟：他所归属的人民根本没有国家，因为他们生产的一切都被掠夺殆尽；直到他意识到，他青年时期梦寐以求的自由与独立，不过是一场闹剧。可怜的利昂·乔尔戈什，你的罪过在于过分敏感的社会良知。不像你那些无理想、无头脑的美国兄弟，你的理想超越了肚皮和银行账户。难怪在审判时，那个被满腔怒火的暴民包围的唯一有人性的人——一位女记者——会把你视为一个完全无视周围环境的幻想家。你那双大而深邃的眼睛，一定已经看见了一个崭新而灿烂的黎明。

现在，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一个由警察捏造无政府主义阴谋的实例。在那个血迹斑斑的芝加哥城，一个叫阿维尔布赫（Averbuch）的年轻人试图行刺警察局长希皮（Shippy）。消息立刻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称阿维尔布赫是无政府主义者，并指责无政府主义者应对此负责。任何被认为持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都受到了严密监视，一些人被捕，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图书馆被没收，所有的集会都被禁绝。毋庸置疑，正如之前多次一样，我必然要对这一行为负责。显然，美国警察认为我拥有超自然的能力。我不认识阿维尔布赫；事实上，我在此之前从未听过他的名字，我唯一可能与他“共谋”的方式，大概就是通过我的星体投射了。然而，警察并不关心逻辑或正义。他们寻求的是一个替罪羊，用以掩盖他们对政治行为的成因及其心理学绝对无知的事实。阿维尔布赫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他来这个国家才三个月，不懂语言，而且据我所能查证的情况，他完全不为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所知。

是什么导致了他的行为？阿维尔布赫像大多数年轻的俄罗斯移民一样，无疑相信了美国那神话般的自由。他在残酷驱散失业者游行时，第一次接受了警察警棍的洗礼。他在寻找经济主人的徒劳努力中，进一步体验了美国的平等与机会。简而言之，在这片光荣土地上三个月的逗留，让他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被剥夺者在世界各地的境遇是一样的。在他的祖国，他可能学会了“必要性不识法律”——俄国警察与美国警察之间并无区别。

对于睿智的社会学者来说，问题不在于乔尔戈什或阿维尔布赫的行为是否具有实用性，这就像追问雷暴是否具有实用性一样。不可避免地会给思考和感性的男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一个所谓的自由共和国，目睹对无辜受害者的野蛮殴打，以及那种令人堕落、摧毁灵魂的经济斗争，正是点燃像乔尔戈什或阿维尔布赫这样的人心中，那因过度劳累、饱受凌辱而压抑已久的动态力量的火花。任何程度的迫害、追捕和镇压，都无法阻挡这种社会现象。

但是，人们常问，难道公认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没有犯下过暴力行为吗？当然犯下过，但他们总是随时准备承担责任。我的论点是，他们并不是受到无政府主义教义的驱使，而是受到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使得他们的敏感天性无法忍受生活。显然，无政府主义或其他任何使人成为有意识社会单元的社会理论，都会起到反叛的催化剂作用。这不仅仅是一个断言，而是一个被所有经验所证实的事实。对与此问题相关的环境进行深入调查，将进一步阐明我的立场。

让我们考虑一下过去二十年里一些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说来奇怪，最重大的一起政治暴力事件竟然就发生在这里——美国，那是与1892年霍姆斯特德（Homestead）罢工有关的事件。

在那段值得纪念的时期，卡内基钢铁公司（Carnegie Steel Company）组织了一场阴谋，旨在镇压铁矿与钢铁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and Steel Workers）。当时的董事长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被委以这一民主重任。他毫不拖延地执行了瓦解工会的政策，这一政策他曾在焦炭产区那场恐怖统治中成功实践过。在和平谈判被蓄意拖延的同时，弗里克秘密监督了军事准备工作、霍姆斯特德钢铁厂的防御工事，并竖起了一道顶端装有铁丝网且留有射击孔的高木栅栏。随后，他在深夜试图将他那支雇佣的平克顿（Pinkerton）暴徒军队偷运进霍姆斯特德，这一举动引发了钢铁工人的惨烈屠杀。亨利·克莱·弗里克，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和自由的美国人，在平克顿冲突中造成十一名死者仍不满足，随即开始驱逐无助的遗孀和孤儿，下令将她们赶出破败的公司宿舍。

整个国家都因这些非人道的暴行而沸腾。成百上千的声音发出抗议，要求弗里克住手，不要走得太远。是的，成百上千的人抗议了——就像人们对烦人的苍蝇表示反感那样。唯有一人积极回应了霍姆斯特德的暴行——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是的，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以此为荣，因为这是唯一让他那精神上的渴望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不和谐变得尚可忍受的力量。然而，驱使亚历山大·伯克曼采取行动、试图刺杀亨利·克莱·弗克的，并非无政府主义本身，而是对十一名钢铁工人惨遭屠杀的愤怒。

欧洲政治暴力行为的记录，提供了大量关于环境如何影响敏感人类的惊人实例。

1894年在法国众议院投掷炸弹的瓦扬（Vaillant），他在法庭上的陈述抓住了此类行为心理学的真正基调：

“先生们，再过几分钟你们就要做出判决了，但在接受你们的裁决时，我至少会感到一种满足，那就是我伤害了现存的社会，那个该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毫无意义地挥霍着足以养活成千上万个家庭的钱财；那个可耻的社会允许少数人垄断所有的社会财富，而有成千上万的不幸者甚至连狗都不屑一顾的面包都吃不上，整个家庭因缺乏生活必需品而自杀。

“啊，先生们，如果统治阶级能深入到不幸者中去看看！但是没有，他们宁愿对他们的呼声充耳不闻。似乎有一种宿命在驱使他们，就像十八世纪的皇室一样，走向将要吞噬他们的深渊，因为那些对饥饿者的呼声充耳不闻的人，必有灾祸！那些自以为拥有优越本质、并妄想行使剥削他人权力的，必有灾祸！终有一天，人民不再讲理；他们会像飓风一样崛起，像洪水一样奔涌。那时，我们就会看到被长矛刺穿的血淋淋的头颅。

“在被剥削者中，先生们，有两类人：一类人，不了解自己是什么、本可以成为什么，随遇而安，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奴隶，满足于出卖劳动换取的那一点点施舍。但相反，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思考、研究，环顾四周，发现了社会的不公。如果他们看清了一切，并因看到他人受苦而感到痛苦，难道这也是他们的错吗？于是，他们投身于斗争，使自己成为大众诉求的承担者。

“先生们，我就是后者中的一员。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看到在资本枷锁下弯腰驼背的不幸者。到处我都能看到同样的创伤流出鲜血，甚至在南美洲那些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我原本有权认为，一个厌倦了文明痛苦的人可以在棕榈树荫下休息并研究自然。然而，即使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看到资本像吸血鬼一样袭来，吸干了不幸的贱民们最后一滴血。

“后来我回到了法国，注定要目睹我的家人遭受惨痛的折磨。这是我苦难之杯中最后的一滴。厌倦了这种痛苦和懦弱的生活，我把这枚炸弹带给了那些对社会苦难负有主要责任的人。

“你们指责我炸伤了那些被弹片击中的人。请允许我顺便指出，如果资产阶级在革命期间没有进行屠杀或煽动屠杀，他们很可能至今仍处于贵族的枷锁之下。另一方面，算一算在东京、马达加斯加、达荷美死亡和受伤的人数，再加上数千、不，数百万在工厂、矿井以及任何能感受到资本碾压力量的地方死去的不幸者。再加上那些饿死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议员赞同下发生的。除此之外，现在对我提出的指责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诚然，一种罪行不能抵消另一种；但是，毕竟，当我们回应来自上层的打击时，难道我们不是在进行正当防卫吗？我非常清楚你们会告诉我，我应该仅限于通过言语来维护人民的诉求。但你们能指望什么呢！需要响亮的声音才能让聋子听见。他们用监禁、绞索、排枪射击来回应我们的声音已经太久了。别搞错了；我炸弹的爆炸不仅仅是反叛者瓦扬的呼声，而是一个阶级的呼声，它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很快就会把行动加诸于言语之上。因为，请相信，立法是徒劳的。思想者的思想不会停滞；正如上个世纪，所有的政府力量都无法阻止狄德罗（Diderots）和伏尔泰（Voltaires）在人民中传播解放思想一样，所有的现存政府力量也无法阻止雷克吕（Reclus）、达尔文（Darwins）、斯宾塞（Spencers）、易卜生（Ibsens）、米尔博（Mirbeaus）传播正义与自由的思想，这些思想将摧毁那些让群众处于无知之中的偏见。而这些受到不幸者欢迎的思想，将如在我身上一样，开出反抗之花，直到有一天，权威的消失将允许所有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起来，那时我们将每个人都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而那些被称为偏见的道德疾病将消失，让人们能够和谐地生活，除了研究科学和爱自己的同伴外，再无其他欲望。

“我以这样的话结束，先生们：一个社会，如果我们在它周围看到如此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如果我们每天看到因贫困而引发的自杀，如果我们看到卖淫在每个街角泛滥——一个主要纪念碑是兵营和监狱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必须尽快转型，否则就会被迅速地从人类中淘汰。向无论通过何种手段为这种转型而奋斗的人致敬！正是这种思想引导我与权威进行了决斗，但由于在这场决斗中我只伤害了对手，现在轮到它来打击我了。

“现在，先生们，对我而言，你们施加什么惩罚都无关紧要了，因为用理性的眼睛看着这个集会，我禁不住微笑，看到你们——这些在物质中迷失的原子，仅仅因为拥有延长的脊髓而推理——自以为有权审判你们的同胞。

“啊！先生们，在人类的历史中，你们的集会和裁决是多么微小的一件事；而人类历史，反过来，在载着它穿过广袤宇宙的旋风中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它注定要消失，或者至少要被转化，以便重新开始同样的历史和同样的事实，这真是一场永恒的、不断更新和转移的宇宙力量的游戏。”

有人会说瓦扬是一个无知、邪恶的人或疯子吗？难道他的头脑不异常清晰、具有分析力吗？难怪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会为他说话，并签署请愿书呈送卡诺（Carnot）总统，请求他减免瓦扬的死刑。

卡诺拒绝听取任何恳求；他坚持要超过一磅的肉，他要的是瓦扬的生命，然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卡诺总统被刺杀了。在行刺者所用匕首的柄上，赫然刻着：

瓦扬！

桑特·卡塞里奥（Santa Caserio）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本可以逃脱，挽救自己；但他留下了，他承担了后果。

他解释自己行为的理由是如此简单、庄重且充满童真，让人想起意大利诗人阿达·内格里（Ada Negri）在那所小乡村学校对他这位学生的动人缅怀，她称他为一株柔嫩、甜美的植物，质地过于精致和敏感，无法承受这个世界残酷的重压。

“陪审团的先生们！我并不打算辩护，只是想对我的行为做一个解释。

“从幼年起，我就开始了解到现存社会组织得非常糟糕，糟到每天都有许多可怜的人自杀，留下妻子和孩子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数以千计的工人在寻找工作却无法找到。贫困的家庭乞讨食物，在寒冷中颤抖；他们遭受着最大的苦难；小孩子们向他们悲惨的母亲要食物，而母亲们无法给予，因为她们一无所有。家里仅有的几件东西已经被卖掉或典当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乞讨；他们经常被当作流浪汉逮捕。

“我离开了故乡，因为看到八九岁的小女孩被迫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只为二十生丁的微薄工资，我常被感动得流泪。十八二十岁的年轻妇女每天也工作十五个小时，报酬简直是嘲讽。而这不仅发生在我的同胞身上，也发生在所有的工人身上，他们整天流汗换取一块面包，而他们的劳动却创造了丰富的财富。工人们被迫生活在极度悲惨的条件下，他们的食物仅由一点面包、几勺米饭和水组成；所以到了三四十岁时，他们就筋疲力尽，死在医院里。此外，由于糟糕的饮食和过度劳累，这些不幸的生灵有成百上千人被糙皮病——一种医生所说的袭击那些营养不良、过着劳苦贫困生活的人的疾病——所吞噬。”

“我观察到，有许多人正在忍饥挨饿，有许多孩子在饱受苦难，而城镇里却充斥着面包和衣物。我看见许多大商店里堆满了衣物和毛织品，我也看见仓库里装满了小麦和玉米，足以救济那些匮乏者。而另一方面，我又看见成千上万的人无所事事，他们不创造任何东西，却靠他人的劳动为生；他们每天挥霍成千上万法郎来消遣；他们蹂躏工人的女儿；他们拥有拥有四五十个房间的住宅、二三十匹马、许多仆人；总之，他们享受着生活的一切乐趣。

“我曾信仰上帝；但当我看到人与人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不平等时，我认识到，并非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我还发现，那些希望自己的财产受到尊重的人，有着极大的利益去宣扬天堂与地狱的存在，并让人民保持无知。

“不久前，瓦扬（Vaillant）在众议院投掷了一枚炸弹，以抗议当前的社会制度。他没有杀害任何人，只是伤及数人；然而资产阶级的司法还是判处了他死刑。他们不仅不满足于处死这个有罪的人，还开始追捕无政府主义者，不仅逮捕那些认识瓦扬的人，甚至逮捕那些仅仅出席过任何无政府主义演讲的人。

“政府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它没有考虑过，被关在监狱里的男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他们的幼子还在哭喊着要面包。资产阶级的司法并不关心这些尚不知社会为何物的无辜者。他们的父亲入狱并非他们的过错；他们只是想要吃饭。

“政府继续搜查私人住宅、拆阅私人信件、禁止演讲和集会，并对我们实行了最臭名昭著的压迫。即使在今天，仍有数百名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或在公开场合表达了某种观点而被逮捕。

“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如果你们想要我的头颅，那就拿去吧；但不要以为这样做就能阻止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小心了，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896年巴塞罗那的一次宗教游行期间，有人投掷了一枚炸弹。随即，三百名男女被捕。其中有一些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大多数是工会成员和社会党人。他们被投入了那座可怕的巴士底狱——蒙特惠奇（Montjuich），并遭受了最可怕的折磨。在多人被杀或致疯后，他们的案子引起了欧洲自由派媒体的关注，最终导致少数幸存者获释。

这场“宗教裁判所”复辟的主要责任人是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Canovas del Castillo）。正是他下令折磨这些受害者，灼烧他们的皮肉，碾碎他们的骨头，割掉他们的舌头。卡诺瓦斯在古巴执政期间就已练就了残暴的艺术，他对于觉醒的文明良知所发出的呼吁和抗议，完全置若罔闻。

1897年，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被一名年轻的意大利人安焦利洛（Angiolillo）枪杀。后者曾在家乡担任编辑，他大胆的言论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迫害随之而来，安焦利洛从意大利逃往西班牙，接着去了法国和比利时，最后定居英国。在英国期间，他找到了一份排字工的工作，并很快与所有同事成为朋友。其中一位同事这样描述安焦利洛：“他的外表与其说是古腾堡的门徒，倒不如说更像个新闻记者。此外，他那双纤细的手也出卖了他——他并非从小在‘排字架’旁长大。他面容英俊坦诚，有着柔软的深色头发和机敏的表情，看起来就是典型的充满活力的南方人。安焦利洛会说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但不会说英语；我所掌握的那点法语不足以支撑长时间的交谈。然而，安焦利洛很快就开始掌握英语习语；他学得很快，充满乐趣，没过多久他就深受同事们的喜爱。他那卓越而谦逊的态度，以及对他人的体贴，赢得了所有小伙子的心。”

安焦利洛很快便熟悉了报刊上关于此事的详尽报道。他读到了全世界对蒙特惠奇那些无助受害者的深切同情。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当少数逃脱卡斯蒂略魔掌的西班牙人来到英国寻求庇护时，他亲眼目睹了那些暴行的后果。在那个盛大的集会上，这些人敞开衬衫，露出了被烧灼皮肉后的可怕伤疤。安焦利洛看见了，其影响远超一千种理论；那股冲动无法用言语表达，无法用论辩分析，甚至超越了他自身。

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先生，在圣阿格达（Santa Agueda）逗留。照例，所有陌生人都被严禁靠近他那尊贵的所在。然而，有一位例外——一位看起来身份尊贵、穿着优雅的意大利人，据了解，他是一位重要报刊的代表。这位尊贵的绅士就是——安焦利洛。

卡诺瓦斯先生正准备离开住所，踏上阳台。安焦利洛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一声枪响，卡诺瓦斯当场毙命。

首相夫人冲向现场。“凶手！凶手！”她尖叫着指向安焦利洛。后者鞠了一躬。“夫人，请原谅，”他说，“我尊重你作为一位女士的身份，但我遗憾你是那个人的妻子。”

安焦利洛冷静地面对死亡。对于这位灵魂纯如孩童的人来说，这是以最可怕的形式降临的死亡。

他被绞死了。他的尸体在阳光下曝晒，直到白昼隐入黄昏。人们走过来，用充满恐惧和惊骇的手指指点着说：“瞧——那个罪犯——那个残忍的凶手。”

无知是多么愚蠢，多么残忍！它总是误解，总是谴责。

在加埃塔诺·布雷希（Gaetano Bresci）的行为中，可以找到与安焦利洛一案极为相似的对应，正是他的刺杀行动（ATTENTAT）让一座美国城市闻名于世。

布雷希来到这个国家，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在这里只要努力就能获得黄金般的成功。是的，他也要尝试成功。他会勤奋且忠诚地工作。只要能帮助他获得独立、尊严和自尊，工作对他而言并不可怕。

于是，满怀希望和热情的他在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安顿下来，在城里的一家织造厂找到了一份每周六美元的优厚工作。每周整整六美元，对于意大利来说无疑是一笔财富，但在新国家却连维持呼吸都困难。他热爱自己的小家。他是一位好丈夫，也是他心爱的女儿碧安卡（Bianca）——他的掌上明珠——的一位慈父。他工作了许多年。他竟然从每周六美元的工资中硬是攒下了一百美元。

布雷希有一个理想。我知道，对于一个工人来说拥有理想是愚蠢的——那个在帕特森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报纸《社会问题》（LA QUESTIONE SOCIALE）。

每周，尽管工作疲惫，他仍会帮忙排版。他协助到深夜，当这份小小的先驱报耗尽所有资源、同志们陷入绝望时，布雷希带来了慰藉与希望，那一百美元，是他多年积攒的全部存款。那足以让报纸维持下去。

在他的家乡，人们正在挨饿。收成不好，农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饥荒。他们向仁慈的国王翁贝托（Umberto）求助；他会帮忙的。他也确实做了。那些前往王宫的农民妻子们，默默地举起她们枯瘦的婴儿。那肯定会触动他。然而士兵们开火了，杀死了那些可怜的傻瓜。

在帕特森织造厂工作的布雷希读到了那场可怕的大屠杀。他的心眼看见了家乡手无寸铁的妇女和无辜的婴儿，就在那位仁慈的国王面前被屠杀。他的灵魂因惊恐而战栗。夜晚，他听见伤者的呻吟。其中一些人可能是他的同志，他的骨肉同胞。为什么，为什么这些罪恶的谋杀？

在帕特森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小组的小会议几乎演变成一场争吵。布雷希要求归还他的一百美元。同志们恳求他宽限一些时日。如果还他贷款，报纸就会倒闭。但布雷希坚持要回这笔钱。

无知是多么残忍和愚蠢。布雷希拿到了钱，却失去了同志们的善意和信任。他们不再愿意与一个贪婪超过理想的人共事。

1900年7月29日，国王翁贝托在蒙扎（Monzo）被枪杀。来自帕特森的年轻意大利织工，加埃塔诺·布雷希，夺走了那位仁慈国王的生命。

帕特森被置于警察监视之下，每一个被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都遭到追捕和迫害，布雷希的行为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的教义。仿佛无政府主义最极端的教义能比得上那些曾前往国王处求援而被杀的妇女和婴儿所产生的力量。仿佛任何言语，无论多么雄辩，能在人的灵魂上烙下如那些濒死者滴落的鲜血般炽热的印记。普通人很少被言语或行动所触动；而那些社会共情是其最强大生命力的人，无需呼吁就能回应——正如钢铁回应磁铁——社会的不公与恐怖。

如果一种社会理论是引发政治暴力行为的强大因素，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印度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呢？那里的无政府主义几乎尚未萌芽。相比任何其他古老的哲学，印度教义一直将消极抵抗、随遇而安、涅槃视为最高精神理想。然而印度的社会动荡日益增长，且最近导致了一起政治暴力行为，即印度人马达·索尔·丁格拉（Madar Sol Dhingra）杀死了寇松·威利爵士（Sir Curzon Wyllie）。

如果这种现象能发生在一个在社会和个人层面几百年来都浸淫在被动精神中的国家，人们还能质疑巨大的社会罪恶对人性所产生的巨大革命性影响吗？人们还能怀疑这些言语的逻辑与正义吗：

“自从我们开始抵制英国货以来，压迫、暴政和对无辜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惩罚，就一直是印度外来统治政府的口号。英国人的老虎天性现在在印度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以为凭借剑的力量就能压制印度！正是这种傲慢带来了炸弹，他们对无助且手无寸铁的人民越是暴虐，恐怖主义就会越发增长。我们或许会谴责恐怖主义是不合时宜的、外来的文化，但只要这种暴政继续存在，它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该被指责的不是恐怖分子，而是负有责任的暴君。当无助且手无寸铁的人民被逼到绝望边缘时，这是他们唯一的资源。这在他们身上绝非犯罪。罪恶在于暴君。”[4]

即使是保守的科学家也开始意识到，遗传并非塑造人性的唯一因素。气候、食物、职业；甚至色彩、光线和声音，都必须在心理学研究中予以考虑。

如果这属实，那么认为巨大的社会弊端将必然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思想和气质的人，这种论点就更加正确。而那种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教义，或某些该教义的倡导者应对政治暴力行为负责的刻板印象，是多么荒谬。

无政府主义比任何其他社会理论都更珍视生命高于一切。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托尔斯泰在这个根本真理上的看法：如果任何商品的生产必须以牺牲生命为代价，那么社会宁可不需要这种商品，但也绝不能没有这种生命。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教导顺从。既然它深知一切苦难、一切悲剧、一切祸患皆源于顺从之恶，它怎会如此教导？

难道不是许多年前就有美国先贤说过，反抗暴政即是服从上帝吗？而他甚至还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会说，反抗暴政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只要暴政存在，无论以何种形式，人类最深层的渴望都必然会反抗它，正如人必须呼吸一样。

与资本和政府的大规模暴力相比，政治暴力行为不过是沧海一粟。极少数人进行反抗，这恰恰最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灵魂与令人无法忍受的社会罪恶之间的冲突有多么剧烈。

像小提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他们为生命而哭泣呻吟，而生活却如此冷酷、如此残忍、如此令人发指。在绝望的瞬间，琴弦断了。不和谐的耳朵听到的只有噪音。但那些感受到痛苦呐喊的人，理解其中的和声；他们在其中听到了人性最迫切时刻的实现。

这就是政治暴力心理学。

[1] 一个实施政治暴力行为的革命者。

[2] 《巴黎与社会革命》。

[3] 摘自伦敦自由小组发布的一份小册子。

[4] 《自由印度》。

监狱：一种社会罪恶与失败

1849年，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狱牢房的墙上写下了《牧师与魔鬼》的故事：

“‘你好，你这个小胖子神父！’魔鬼对牧师说，‘是什么让你对那些可怜的、被误导的人们撒那样的谎？你描绘了什么样的地狱酷刑？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在尘世的生活中已经受尽了地狱的煎熬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和国家当局是我在人间的代理人吗？正是你们让他们承受着你们用来威胁他们的地狱痛苦。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吗？好吧，跟我来！’”

“魔鬼揪住牧师的衣领，将他高高举起，带到一家工厂，一家炼铁厂。他看到工人们在那里跑来跑去，忙碌不停，在灼热中劳作。很快，那浓重、沉闷的空气和热浪让牧师难以忍受。他泪流满面，向魔鬼恳求：‘让我走吧！让我离开这个地狱！’”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还必须带你去看更多地方。’魔鬼再次抓住他，把他拖到一个农场。在那里，他看到工人们正在打谷。灰尘和酷暑令人无法忍受。监工拿着皮鞭，无情地抽打任何因过度劳累或饥饿而倒地的人。”

“接下来，牧师被带到这些工人和他们家人居住的棚屋——又脏、又冷、又烟雾缭绕、散发恶臭的洞穴。魔鬼咧嘴笑了。他指点着这里司空见惯的贫困和艰辛。”

“‘怎么，这还不够吗？’他问道。看起来就连他，这个魔鬼，也对这些人产生了怜悯。这位虔诚的上帝仆人几乎无法承受。他举起双手祈求：‘让我离开这里。是的，是的！这就是人间地狱！’”

“‘好吧，你看。你依然承诺给他们另一个地狱。你折磨他们，在他们身体已经快要死掉的时候，在精神上把他们折磨至死！走吧！我再让你看一个地狱——再一个，最糟糕的一个。’”

“他把他带到一所监狱，让他看一间地牢，里面充满了污浊的空气，许多人躺在地上，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健康与活力，身上爬满了寄生虫，吞噬着他们可怜、赤裸、消瘦的身躯。”

“‘脱掉你的丝绸衣服，’魔鬼对牧师说，‘戴上像这些不幸者戴的那样沉重的镣铐；躺在寒冷肮脏的地板上——然后再去跟他们谈论那个还在等待着他们的地狱！’”

“‘不，不！’牧师回答道，‘我无法想象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我恳求你，让我离开这里！’”

“‘是的，这就是地狱。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地狱了。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不知道这些被你用死后地狱画面恐吓的男女——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在死前就正身处地狱之中吗？’”

这是五十年前在黑暗的俄国，写在最恐怖监狱之一的墙上的。然而，谁能否认同样的道理在今天依然具有同等的力量，哪怕是在美国的监狱里？

尽管我们吹嘘着各种改革、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深远的发现，人类依然被送进最糟糕的地狱中，在那里他们被侮辱、被贬低、被折磨，仅仅是为了让社会从其自造的幻影中得到“保护”。

监狱，一种社会保护？是什么样的畸形大脑构想出这种想法的？这就像说健康可以通过广泛的传染病来促进一样。

在英国监狱经历了十八个月的恐怖生活后，奥斯卡·王尔德向世界献上了他的伟大杰作——《雷丁监狱之歌》：

最卑劣的行径，如同毒草， 在监狱的空气中茁壮生长； 唯有那些人性的美好， 在那里枯萎、凋亡。 苍白的苦难守着沉重的大门， 而狱卒的名字叫做绝望。

社会继续维持着这种有毒的空气，却未意识到从其中只能产生最毒的结果。

我们目前每天花费350万美元，每年花费10亿零9万5千美元来维持监狱机构，而且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一金额几乎相当于小麦总产量（价值7.5亿美元）与煤炭总产量（价值3.5亿美元）的总和。华盛顿特区的布什内尔教授估计监狱的费用为每年60亿美元，而杰出的美国犯罪学家G·弗兰克·莱德斯顿博士认为每年50亿美元是一个合理的数字。如此闻所未闻的开支，仅仅是为了维持庞大的、像野兽一样被关在笼子里的人群！[1]

然而犯罪率却在上升。据了解，如今美国每百万人口的犯罪率是二十年前的四点五倍。

最可怕的一面是，我们国家的犯罪主要是谋杀，而不是像南方那样的抢劫、贪污或强奸。伦敦的规模是芝加哥的五倍，然而芝加哥每年有一百一十八起谋杀案，而伦敦只有二十起。芝加哥甚至还不是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它在榜单上仅排第七，排在它前面的是四座南方城市，以及旧金山和洛杉矶。面对如此可怕的现状，大谈社会从监狱中获得的保护显得十分可笑。

普通人的大脑对真理的领悟很慢，但当一个维护成本高昂、组织严密、高度集中的机构，已被证明是一个彻底的社会失败时，即便是最迟钝的人也必须开始质疑其存在的正当性。那种仅仅因为社会结构是“神授的”或是法律威严而感到满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过去几年里广泛的监狱调查、鼓动和教育，是人们正开始深入挖掘社会最底层，探究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存在可怕差异之原因的有力证明。

那么，为什么监狱是一种社会罪恶和失败？为了回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求犯罪的性质和起因、应对犯罪所采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消除社会犯罪诅咒与恐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关于犯罪的性质：

哈夫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将犯罪分为四个阶段：政治犯罪、激情犯罪、精神失常犯罪和偶然犯罪。他指出，政治罪犯是或多或少专制的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稳定而试图牺牲的受害者。他们不一定犯下了反社会的罪行；他们只是试图推翻某种可能本身就是反社会的政治秩序。这一真理在全世界都得到了承认，唯独在美国，依然盛行着一种愚蠢的观念，即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不存在政治罪犯的立足之地。然而，约翰·布朗（John Brown）是政治罪犯；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每一个罢工者也都是。因此，哈夫洛克·艾利斯说，我们这个时代或地点的政治罪犯，可能是另一个时代的英雄、烈士、圣人。龙勃罗梭（Lombroso）称政治罪犯为人类进步运动的真正先驱。

“激情罪犯通常出身健康、生活清白，在某种巨大而无辜遭受的不公压迫下，为自己主持了正义。”[2]

休·C·维尔（Hugh C. Weir）先生在《警察的威胁》（THE MENACE OF THE POLICE）一书中举了吉姆·弗拉赫蒂（Jim Flaherty）的例子。他是一名激情罪犯，社会非但没有拯救他，反而把他变成了一个酒鬼和屡犯，结果导致了一个破败且贫困潦倒的家庭。

一个更令人同情的类型是阿奇（Archie），他是布兰德·惠特洛克（Brand Whitlock）的小说《天平的转动》（THE TURN OF THE BALANCE）中的受害者，该书是美国揭露犯罪形成过程的最伟大作品。阿奇比弗拉赫蒂更甚，是被周围环境残酷无情的非人道对待以及法律机器不择手段的迫害驱使走向犯罪与死亡的。阿奇和弗拉赫蒂不过是成千上万个同类人的缩影，他们揭示了犯罪的法律层面以及应对犯罪的方法，是如何帮助制造出这种正在破坏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疾病的。

“精神失常的罪犯实际上不能比儿童更被视为罪犯，因为他在精神上与婴儿或动物处于相同的状态。”[3]

法律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仅限于极其罕见且性质恶劣的案件，或者当罪犯的财富允许其享受“刑事精神失常”这一奢侈待遇时。成为偏执狂的受害者甚至已变得相当时髦。但总的来说，“正义的主权”依然继续以其全部严厉的威能惩罚精神失常的罪犯。因此，艾利斯先生引用了理希特（Richter）博士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德国，一百四十一名刑事精神失常者中有一百零六位疯子被判处严刑。

偶然罪犯“在我们的监狱人口中占了绝大部分，因此是对社会福祉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原因迫使人类大家庭中的这支庞大军队走向犯罪，宁愿选择高墙内丑恶的生活，也不愿选择外面的生活？这一原因必然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主宰，不给受害者留下任何逃生之路，因为即便是最堕落的人类也渴望自由。

这种可怕的力量是由我们残酷的社会和经济安排所决定的。我并不是要否认制造犯罪的生物学、生理学或心理学因素；但几乎没有哪位先进的犯罪学家会不承认，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最无情、最剧毒的犯罪病菌。即便承认存在天生的犯罪倾向，但这些倾向在我们社会环境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这也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哈夫洛克·艾利斯说，人身犯罪与酒精价格之间，财产犯罪与小麦价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引用了凯特莱（Quetelet）和拉卡萨涅（Lacassagne）的话，前者将社会视为犯罪的酿造者，而罪犯则是执行犯罪的工具。后者则发现：“社会环境是犯罪的培养基；罪犯是微生物，只有找到使其发酵的介质时，这一元素才变得重要；每个社会都有其应得的罪犯。”[4]

最“繁荣”的工业时期也使得工人无法赚取足够的薪水来维持健康与活力。由于繁荣充其量只是一种虚构的状态，成千上万的人不断被补充到失业大军中。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这支庞大的军队流浪着寻找工作或食物，而他们找到的只有贫民习艺所或贫民窟。那些还留存着一丝自尊的人，宁愿公开反抗，宁愿犯罪，也不愿处于贫困那种憔悴、贬低的地位。

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估计，五分之四的可起诉犯罪包含对财产权的某种侵犯；但这个数字太低了。彻底的调查将证明，十有八九的犯罪都可以直接或间接追溯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不公，追溯到我们残酷剥削和掠夺的制度。没有哪个罪犯愚蠢到识别不出这个可怕的事实，尽管他可能无法对其做出解释。

由哈夫洛克·艾利斯、龙勃罗梭（Lombroso）及其他杰出人士汇编的犯罪哲学辑录表明，罪犯极其深刻地感受到正是社会驱使他走向犯罪的。一位米兰的小偷对龙勃罗梭说：“我没有抢劫，我只是拿走了富人多余的东西；况且，辩护律师和商人难道不抢劫吗？”一位杀人犯写道：“知道社会美德有四分之三都是懦弱的恶德，我认为公开袭击富人比谨慎的联合诈骗更不卑劣。”另一人写道：“我因偷了半打鸡蛋而入狱。偷窃数百万的部长们却备受推崇。可怜的意大利！”一位受过教育的犯人对戴维特（Davitt）先生说：“社会的法律是为了将世上的财富保障给权力和算计而制定的，从而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类的权利和机会。他们凭什么惩罚我用类似手段从那些拿走超出其应得份额的人那里拿回东西呢？”同一个人还补充道：“宗教剥夺了灵魂的独立；爱国主义是对这个世界愚蠢的崇拜，那些从中获利的人牺牲了居民的福祉与和平，而这个国家的法律在压制自然欲望的同时，正向我们生命法则的显明精神宣战。与此相比，”他总结道，“偷窃是一项光荣的追求。”[5]

确实，这种哲学中所包含的真理，远比社会上所有法律和道德书籍中的还要多。

既然经济、政治、道德和生理因素是犯罪的病菌，社会又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的呢？

应对犯罪的方法无疑经历了几次变化，但主要是在理论意义上。在实践中，社会在对待违法者时保留了原始的动机；那就是报复。它还采纳了神学的观念，即惩罚；而法律和“文明”的方法则由威慑或恐怖以及改造组成。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四种模式都彻底失败了，我们今天距离解决办法并不比黑暗时代更近。

原始人反击、报复伤害的自然冲动已经过时了。相反，失去了勇气与胆量的新文明人，将报复其所受伤害的职责委托给了一个有组织的机器，愚蠢地以为国家有权去做他不再有气概或连贯性去做的事。法律的威严是理性的东西；它不会屈尊于原始本能。它的使命具有“更高”的性质。诚然，它仍沉溺于神学的混乱中，后者宣称惩罚是净化手段，或是对罪孽的代赎。但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法规执行惩罚，不仅是对违法者施加痛苦，也是为了对其他人产生恫吓效果。

然而，惩罚的真正基础是什么？是自由意志的概念，即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善或恶的自由行为人；如果他选择了后者，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尽管这一理论早已破灭并被扔进垃圾堆，但它每天仍在被整个政府机器所应用，使其变成了人类生命中最残酷、最野蛮的折磨者。它得以延续的唯一原因，是那个更加残酷的观念：惩罚散布的恐怖越大，其预防效果就越确定。

社会在对待社会违法者时正在使用最严厉的方法。为什么它们起不到威慑作用？尽管在美国，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该被视为无罪，但法律的工具——警察——却在推行恐怖统治，任意逮捕、殴打、用警棍抽打、欺凌民众，使用野蛮的“审讯三级跳”（第三度审讯）方法，使不幸的受害者遭受派出所污浊的空气，以及其看守者更加污浊的言语。然而犯罪却在迅速激增，社会正在付出代价。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当不幸的公民得到了法律的全部“慈悲”，并为了安全起见被藏进最糟糕的地狱时，他真正的苦难之路（加尔瓦略山）才刚刚开始。他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权利，被贬低为没有意志或情感的纯粹玩偶，完全仰仗残酷看守者的慈悲，每天经历着非人化的过程，与其相比，野蛮人的报复不过是小儿科。

在美国，没有一家刑罚机构或感化院不通过黑头警棍、木棍、束缚衣、水疗、“蜂鸟”（一种沿着人体运行的电击装置）、独居禁闭、斗牛场（围圈体罚）和饥饿饮食来折磨人们以“使其变好”。在这些机构里，他的意志被摧毁，灵魂被贬低，精神被监狱生活致命的单调与规矩所征服。在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苏里州以及南方，这些恐怖行为已变得极其彰明较著，以至于传到了外界，而在大多数其他监狱里，同样的“基督教”方法依然盛行。但高墙鲜少允许受害者痛苦的尖叫逃逸——监狱的高墙很厚，它们钝化了声音。社会一下子废除所有监狱所获得的免责性，要比希望从这些二十世纪的恐怖之室中获得保护大得多。

年复一年，监狱地狱的大门向世界吐出一群憔悴、畸形、毫无意志、遭遇灭顶之灾的人类，他们额头烙着该隐的印记，希望破灭，所有本能的倾向都被挫败。除了饥饿和残忍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迎接他们，这些受害者很快又沉沦回犯罪中，作为生存的唯一可能。发现花了一半人生——不，几乎是整个一生——在监狱里度过的男女，绝非罕见之事。我知道布莱克韦尔岛（Blackwell's Island）上的一个女人，她进出监狱达三十八次之多；通过一位朋友我得知，他在匹兹堡监狱照顾过的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从未懂得过自由的含义。从感化院到监狱一直就是这个男孩的人生轨迹，直到他身体垮掉，作为社会报复的受害者死去。这些个人经历得到了大量数据的证实，压倒性地证明了监狱作为威慑或改造手段的彻底徒劳。

善意的人士目前正致力于在监狱问题上开拓一条新路——挽救，以再次向囚犯恢复成为一个人的可能性。虽然这值得赞扬，但我担心将好酒倒入发霉的瓶子里是无法指望有好结果的。唯有对社会进行彻底的重构，才能将人类从犯罪的癌症中解救出来。不过，如果我们社会良知的钝刃能被磨锐，刑罚机构或许会被刷上层新漆。但要采取的第一步是革新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正处于相当破败的状态。它迫切需要被唤醒，去认识到犯罪是一个程度问题，根据我们的精神、身体和社会环境，我们所有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犯罪的萌芽；而个体罪犯不过是群体倾向的反射。

随着社会意识的唤醒，普通人可能会学会拒绝担任法律猎犬的“殊荣”。他可能会停止迫害、鄙视和不信任社会违法者，并给他一个在同胞中生活和呼吸的机会。当然，机构更难触及。它们是冷酷、不可渗透和残酷的；然而，随着社会意识的加速觉醒，将监狱受害者从狱吏、卫兵和看守的暴行中解放出来或许是可能的。舆论是一把强大的武器；即便是人类猎物的看守者，也害怕它。他们可以被教会一点人性，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饭碗取决于此的时候。

但最重要的一步是为囚犯争取在服刑期间工作的权利，并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使他能够为释放之日——新生活的开始——积攒一点积蓄。

当我们考虑到本身就是薪资奴隶的工人反对囚犯劳动时，期望现在的社会太多几乎是可笑的。我不想去剖析这种反对的残酷性，而仅仅考虑其不可可行性。首先，组织化劳工迄今发起的反对一直是在针对风车发难。囚犯一直在工作；只是国家一直是他们的剥削者，正如私人雇主一直是组织化劳工的抢劫者一样。各州要么让罪犯为政府工作，要么将罪犯劳动力租给私人。有二十九个州采取后一种计划。联邦政府和十七个州已经废弃了它，正如欧洲主要国家一样，因为它会导致极其可怕的过度劳累和对囚犯的虐待，以及无休止的贪腐。

由奥尔德里奇（Aldrich）主导的罗得岛州也许提供了最糟糕的例子。根据一份日期为1906年7月7日、为期五年且可由私人承包商选择再续签五年的合同，罗得岛州立监狱和普罗维登斯县监狱囚犯的劳动力被以每人每天略低于25美分的价格出售给信实-斯泰林制造公司（Reliance-Sterling Mfg. Co.）。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巨型的“监狱劳工信托”，因为它还租赁了康涅狄格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南达科他州监狱，以及新泽西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感化院的罪犯劳动力，总共十一个机构。

罗得岛合同下贪腐的巨幅程度，可以从以下事实来估计：同一家公司在内布拉斯加州为罪犯劳动力支付每天62.5美分，而例如田纳西州从格雷-达德利五金公司（Gray-Dudley Hardware Co.）那里为罪犯的工作获取每天1.10美元；密苏里州从星牌工装裤制造公司（Star Overall Mfg. Co.）获取每天70美分；西弗吉尼亚州从卡夫制造公司（Kraft Mfg. Co.）获取每天65美分，而马里兰州从衬衫制造商奥本海姆-奥本多夫公司（Oppenheim, Oberndorf & Co.）获取每天55美分。单单价格上的差异就指向了巨额的贪腐。例如，信实-斯泰林制造公司生产衬衫，自由劳工的成本每打不下于1.20美元，而它向罗得岛支付每打三十美分。此外，该州不收该信托使用其庞大工厂的租金，不收动力、供暖、照明甚至排水费用，也不征收任何税收。何等的贪腐！

据估计，在这个国家，每年由监狱劳工生产的价值超过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工人衬衫和工装裤。这是一项女性产业，首先引发的思考是，大量的自由女性劳工因此被取代。第二个考虑是，本应学习手艺以便在释放后有某种自食其力机会的男性罪犯

那么，什么是爱国主义呢？约翰逊博士曾说：“爱国主义，先生，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列夫·托尔斯泰，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反爱国主义者，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一种足以证明大规模屠杀行为正当性的原则；这是一种比起制造鞋子、衣物和房屋等生活必需品，更需要先进设备来执行杀人任务的行当；这是一种比起普通劳动者更能确保高额回报与巨大荣耀的行当。

古斯塔夫·赫尔韦（Gustave Herve），另一位伟大的反爱国主义者，公允地称爱国主义为一种迷信——一种远比宗教更为有害、野蛮且不人道的迷信。宗教的迷信源于人类无法解释自然现象。也就是说，当原始人听到雷声或看到闪电时，他无法对此做出解释，因此断定在这些现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种比他自身更强大的力量。同样地，他在雨水以及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中也看到了超自然力量。另一方面，爱国主义是一种通过谎言和谬误之网人为创造并维持的迷信；一种剥夺了人的自尊与尊严，并助长其傲慢与自负的迷信。

事实上，自负、傲慢和利己正是爱国主义的核心。让我举例说明。爱国主义假设我们的地球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地块，每一个都被铁栅栏围住。那些有幸出生在某块特定土地上的人，认为自己比居住在其他任何土地上的生命更好、更高尚、更伟大、更聪明。因此，每一个生活在那块被选中的土地上的人，都有义务去战斗、去杀戮、去牺牲，试图将自己的优越性强加给其他人。

居住在其他地块上的人当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其结果就是，从幼年时期起，孩子的头脑就被关于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所毒害。当孩子长大成人，他便完全沉浸在一种信念中：他是上帝亲自选中的，要保卫“他”的国家免受外国人的攻击或入侵。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吵着要更多的陆军和海军，更多的战舰和弹药。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美国在短时间内花费了四亿美元。试想一下——四亿美元，这是从人民的劳动成果中攫取的。因为显然，并非富人在为爱国主义买单。他们是世界主义者，在任何土地上都感到自在。我们美国人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富有的人难道不是在法国像法国人，在德国像德国人，或在英国像英国人吗？他们难道不是挥霍着由美国工厂童工和棉花奴隶创造的财富，享受着世界主义式的优雅吗？是的，正是这种爱国主义，使得罗斯福总统能以“他”的人民的名义，在谢尔盖（Sergius）被俄国革命者惩处时，向俄国沙皇那样的专制者发送慰问电。

这是一种爱国主义，它会协助大屠杀者迪亚斯（Diaz）在墨西哥摧毁成千上万的生命，甚至会协助在美洲土地上逮捕墨西哥革命者，并在毫无缘由的情况下将他们关押在美国监狱中。

然而，爱国主义并非为那些代表财富与权力的人所准备。它对人民来说已经足够好了。这让人想起伏尔泰的挚友腓特烈大帝的一句历史智慧：“宗教是骗局，但必须为了大众而维持它。”

爱国主义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制度，考虑到以下统计数据，没人会对此有任何怀疑。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世界各国在陆海军方面的支出持续增加，这一事实的严重性足以让每一位深思熟虑的经济问题研究者感到震惊。我们可以将其简要地通过把1881年到1905年的时间划分为五年期，并记录几个大国在这些时期的首尾阶段用于陆军和海军的支出表现出来。从所记录的第一个五年期到最后一个五年期，英国的支出从2,101,848,936美元增加到4,143,226,885美元，法国从3,324,500,000美元增加到3,455,109,900美元，德国从725,000,200美元增加到2,700,375,600美元，美国从1,275,500,750美元增加到2,650,900,450美元，俄罗斯从1,900,975,500美元增加到5,250,445,100美元，意大利从1,600,975,750美元增加到1,755,500,100美元，而日本则从182,900,500美元增加到700,925,475美元。

在所考察的每一个五年期内，上述每个国家的军事支出都在增加。在1881年至1905年的整个间隔期内，英国的陆军开支增长了四倍，美国的增长了三倍，俄罗斯的翻了一番，德国的增长了35%，法国的增长了约15%，而日本的增长了近500%。如果我们对比这些国家在军队上的支出与其在截至1905年的全部二十五年间的总支出，其比例上升情况如下：

英国从20%上升到37%；美国从15%上升到23%；法国从16%上升到18%；意大利从12%上升到15%；日本从12%上升到14%。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这一比例从约58%下降到25%，这种下降是由于帝国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巨大增加所致，事实上1901至1905年期间的陆军支出比之前任何五年期都要高。统计数据显示，按国家总收入比例计算，陆军支出最高的国家依次为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

在大型海军的成本表现方面，情况同样引人注目。在截至1905年的二十五年间，海军支出大致增加了如下比例：英国300%；法国60%；德国600%；美国525%；俄罗斯300%；意大利250%；日本700%。除英国外，美国在海军方面的支出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且该支出在国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比任何其他大国都要大。在1881至1885年期间，美国海军支出在每100美元的国家总拨款中占6.20美元；这一数额在接下来的五年期内升至6.60美元，再往后升至8.10美元，接着是11.70美元，而在1901至1905年间升至16.40美元。几乎可以肯定，当前五年期的开支将显示出进一步的增长。

军国主义日益增长的成本还可以通过计算人均税负来进一步说明。从作为本文比较基础的第一个五年期到最后一个五年期，这一税负上升情况如下：英国从18.47美元升至52.50美元；法国从19.66美元升至23.62美元；德国从10.17美元升至15.51美元；美国从5.62美元升至13.64美元；俄罗斯从6.14美元升至8.37美元；意大利从9.59美元升至11.24美元；日本从86美分升至3.11美元。

正是结合这一人均成本的粗略估算，军国主义的经济负担才最为显著。从现有数据得出的不可抗拒的结论是，在本文所考察的每一个国家中，陆海军支出的增加都在迅速超过人口的增长。换句话说，军国主义需求的持续增长正威胁着这些国家，使其人力和资源面临渐进式的枯竭。

爱国主义所必需的这种可怕浪费，理应足以治愈任何具备一般智力的人所患的这种疾病。然而，爱国主义要求的远不止这些。人们被敦促要爱国，为了这种奢侈，他们不仅要供养他们的“捍卫者”，甚至还要牺牲自己的孩子。爱国主义要求效忠于国旗，这意味着服从并准备好去杀害父亲、母亲、兄弟、姐妹。

通常的论点是我们需要常备军来保护国家免受外国入侵。然而，每一位聪明的男女都知道，这只是为了恐吓和胁迫愚民而维持的神话。世界各国政府了解彼此的利益，并不会互相入侵。他们已经认识到，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端比通过战争和征服能获得更多利益。事实上，正如卡莱尔所说：“战争是两个过于懦弱而不敢亲自战斗的小偷之间的争吵；因此他们从这个村子或那个村子抓来男孩；给他们穿上制服，装备枪支，像野兽一样把他们放出去互相残杀。”

追踪每一场战争的根源并不需要太多的智慧。以我们自己的美西战争为例，它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爱国事件。我们的心曾如何为针对残暴西班牙人的义愤而燃烧！诚然，我们的义愤并非自发迸发。它是经过几个月报纸煽动才酝酿出来的，而且是在“屠夫”韦勒（Weyler）杀害了许多高贵的古巴人并凌辱了许多古巴妇女很久之后。尽管如此，为了对美国国家公正起见，必须说，它确实变得愤怒并愿意战斗，而且它打得很英勇。但当硝烟散去，死者入土，而战争的代价通过物价和房租的上涨转嫁到人民身上时——也就是说，当我们从爱国狂欢中清醒过来时——我们突然意识到，美西战争的原因是对糖价的考量；或者说得更直白些，美国人民的生命、鲜血和金钱被用来保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正受到西班牙政府的威胁。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基于绝对的事实和数据，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美国政府对待古巴劳工的态度。当古巴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时，那些被派去解放古巴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伟大雪茄工人大罢工中，竟然被命令射杀古巴工人。

我们并非唯一为这类原因发动战争的国家。那场耗费了如此多鲜血与泪水的可怕日俄战争的动机，其帷幕也正开始被揭开。我们再次看到，在战争那凶猛的摩洛神背后，站着更为凶猛的商业之神。库罗帕特金（Kuropatkin），日俄冲突期间的俄国陆军大臣，揭示了后者背后的真正秘密。沙皇和他的大公们在朝鲜的特许经营权中投了资，发动这场战争仅仅是为了迅速积累巨额财富。

认为常备陆海军是和平的最佳保障，这种论调的逻辑性，就像声称最爱好和平的公民就是那个随身携带重武器的人一样。日常生活的经验充分证明，携带武器的个人总是渴望尝试一下自己的力量。从历史上看，政府也是如此。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会在战争准备上浪费生命和精力，其结果就是和平得以维持。

然而，对扩充陆海军的叫嚣并非源于任何外国威胁。这是由于对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和工人阶级中国际主义精神的恐惧。正是为了对付内部敌人，各国列强才在武装自己；这个敌人一旦觉醒，将会比任何外国入侵者更危险。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奴役群众的列强，对他们的心理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他们知道，广大人民就像孩子，他们的绝望、悲伤和泪水，只要一点点玩具就能变成欢乐。而且玩具装饰得越华丽，颜色越鲜艳，就越能吸引这个拥有百万个头颅的孩子。

陆海军代表了人民的玩具。为了使它们更具吸引力和可接受性，成千上万的美元被花在展示这些玩具上。这就是美国政府装备一支舰队并派遣它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的目的，为了让每一位美国公民都能感受到美国的骄傲与荣耀。旧金山市花费了十万美元来招待这支舰队；洛杉矶花费了六万美元；西雅图和塔科马花费了约十万美元。招待舰队，我这么说了吗？去宴请几位高级军官，而“勇敢的男孩们”却不得不通过哗变来获得足够的食物。是的，二十六万美元被花在了烟花、戏剧派对和狂欢上，而在此时，全国上下男女老少正饿死在街头；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正准备以任何价格出卖劳动力。

二十六万美元！用这笔巨大的款项能做多少事啊！但除了面包和栖身之所，那些城市的孩子们被带去看舰队，正如一家报纸所说，为了让它成为“孩子记忆中持久的纪念”。

多么美妙的记忆，不是吗？文明屠杀的工具。如果孩子的思想注定要被这样的记忆毒害，那么真正实现人类大同的希望在哪里？

我们美国人声称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憎恨流血；我们反对暴力。然而，我们却对从飞行器上向手无寸铁的公民投掷炸药的可能感到欣喜若狂。我们准备绞死、电刑处决或私刑处死任何出于经济需求而冒险试图夺取某位工业巨头生命的人。然而，当我们想到美国正在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且最终会将铁蹄踏在所有其他国家的脖子上时，我们的心就充满了自豪。

这就是爱国主义的逻辑。

考虑到爱国主义对普通人造成的恶果，与它加诸士兵本人——那个受迷信和无知所惑的可怜牺牲品——身上的侮辱和伤害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他，国家的救星，民族的捍卫者，爱国主义为他准备了什么？在和平时期，是奴隶般的顺从、罪恶和堕落的生活；在战争时期，是危险、暴露和死亡的生活。

最近在旧金山进行巡回演讲时，我参观了普雷西迪奥（Presidio），那是俯瞰海湾和金门公园最美的地方。它本应是孩子们的游乐场，是供疲惫者休闲的园林和音乐之所。相反，它却因军营而变得丑陋、沉闷且灰暗——那是一种富人连狗都不会允许居住的军营。在这些破烂的棚屋里，士兵们像牛群一样被圈养；在这里，他们虚度青春，为高级军官擦拭皮靴和黄铜纽扣。在这里，我也看到了阶级的区别：自由共和国强壮的儿子们，像囚犯一样排成行，向每一个路过的虾兵蟹将般的少尉敬礼。这就是美国的平等，贬低了人格，抬高了制服！

军营生活还倾向于滋长性变态的倾向。它在这一领域正逐渐产生类似于欧洲军事状况的结果。哈夫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那位著名的性心理作家，对该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我引用如下：“一些军营是男性卖淫的巨大中心……士兵自卖自身的人数比我们愿意相信的要多。毫不夸张地说，在某些团里，可以假定大多数人都有卖淫行为……在夏日的傍晚，海德公园（Hyde Park）和阿尔伯特门（Albert Gate）附近到处都是卫兵和其他人，穿着制服或脱下制服，进行着生动且几乎不加掩饰的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得成为了汤米·阿特金斯（Tommy Atkins，即英国士兵）零花钱的丰厚补充。”

这种变态在陆海军中渗透到了何种程度，可以从存在专门从事这种卖淫形式的房屋这一事实中得到最好的判断。这种行为不仅限于英国；它是普遍存在的。“在法国，士兵并不比在英国或德国少受追捧，巴黎和驻军城镇都存在专门的军事卖淫场所。”

如果哈夫洛克·艾利斯先生将美国也纳入他的性变态调查范围，他会发现我们的陆海军中存在着与其他国家一样的情况。常备军的壮大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性变态的蔓延；军营就是培养皿。

除了军营生活的性影响外，它还倾向于使士兵在离开军队后无法胜任有用的劳动。掌握手艺的人很少进入陆海军，但即使是他们，在经历过军事生活后，也会发现自己完全无法适应以前的职业。由于养成了懒惰的习惯，且对刺激和冒险产生了嗜好，任何和平的追求都无法满足他们。从军队退役后，他们无法从事任何有用的工作。但通常，社会渣滓、刑满释放人员之流，要么是因为生活所迫，要么是由于自己的倾向，才进入军队行列。这些人，在服役期满后，又回到了以前的犯罪生活，比以前更加野蛮和堕落。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我们的监狱里有相当多的退伍士兵；而另一方面，陆海军很大程度上由前罪犯补充。

在我刚刚描述的所有恶果中，没有哪一个比爱国主义在威廉·布瓦尔达（William Buwalda）列兵身上产生的精神影响更损害人类正直性的了。因为他愚蠢地相信一个人可以既是士兵，同时又能行使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军事当局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诚然，他为国家服役了十五年，期间他的记录无可指摘。根据将布瓦尔达的刑期减为三年的芬斯顿（Funston）将军的说法，“军官或士兵的首要职责是对政府的无条件服从和忠诚，他是否赞同那个政府并不重要。”因此，芬斯顿给效忠打上了真实的印记。按照他的说法，进入军队就废除了《独立宣言》的原则。

爱国主义的发展竟将一个有思想的生命变成了一台忠诚的机器，这真是何等怪诞！

为了证明对布瓦尔达这一最离谱判决的合理性，芬斯顿将军告诉美国人民，士兵的行为是“等同于叛国的严重罪行”。那么，这个“可怕的罪行”究竟由什么组成呢？仅仅是：威廉·布瓦尔达是参加旧金山一次公开集会的1500人之一；而且，噢，天哪，他与演讲者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握了手。确实是一桩可怕的罪行，将军称之为“重大的军事罪行，比开小差严重得多”。

还有比这更能控告爱国主义的吗？它竟然把一个人打上罪犯的烙印，把他扔进监狱，剥夺了他十五年忠诚服务的成果？

布瓦尔达把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和他的男子气概都给了他的国家。但这一切都一文不值。爱国主义是冷酷无情的，像所有贪得无厌的怪物一样，它要求全部或一无所有。它不承认士兵也是一个人，一个有权拥有自己的感受和观点、自己的倾向和思想的人。不，爱国主义不能承认这一点。这就是布瓦尔达被迫学到的教训；是以一种相当昂贵，虽然并非毫无价值的代价被迫学到的。当他重获自由时，他失去了在军队中的职位，但他重新获得了自尊。毕竟，这值三年的监禁。

一位撰写美国军事状况的作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评论了德国军人对平民的权力。他提到，如果我们的共和国除了保证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外别无他意，那么它就有了存在的充分理由。我深信，这位作者在贝尔将军（General Bell）的爱国政权期间并没有身处科罗拉多。如果他亲眼目睹了那些人是如何以爱国主义和共和国的名义被投入牛栏，被拖拽、被驱逐出境，并遭受各种侮辱，他很可能会改变主意。而且，那次科罗拉多事件并非美国军事力量增长中的孤例。几乎在每一场罢工中，军队和民兵都会前来援助当权者，其行径与那些身穿凯撒制服的人一样傲慢且残暴。此外，我们还有《迪克军事法》（Dick military law）。难道作者忘了这一点吗？

我们大多数作者的一个巨大不幸在于，他们对时事完全无知，或者由于缺乏诚实，不愿谈论这些问题。于是，《迪克军事法》在几乎未经讨论、更少宣传的情况下被仓促送进国会——这项法律赋予总统权力，将一个和平公民变成一个嗜血的杀人机器，名义上是为了保卫国家，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总统恰好作为其代言人的那个特定政党的利益。

我们的作者声称，军国主义在美国永远不可能像在国外那样成为一股力量，因为我们是志愿兵制，而旧世界则是义务兵制。然而，这位先生忘记考虑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首先，征兵制在欧洲所有社会阶层中都激起了对军国主义根深蒂固的仇恨。成千上万的年轻新兵在抗议下应征入伍，一旦进入军队，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逃跑。其次，正是军国主义的强制性创造了一场巨大的反军国主义运动，这是欧洲列强最为恐惧的事情。毕竟，资本主义最大的堡垒是军国主义。一旦后者被削弱，资本主义就会摇摇欲坠。诚然，我们没有征兵制；也就是说，人们通常不会被强迫入伍，但我们发展出了一种远为苛刻和僵化的力量——匮乏。难道不是事实吗？在经济萧条期间，入伍人数会急剧增加。军事这一行当或许既不赚钱也不光彩，但总好过在全国流浪寻找工作、排队领面包或在市政收容所露宿。毕竟，这意味着每月十三美元的收入、一日三餐以及睡觉的地方。然而，即使是匮乏，也不足以将具有品格和男子气概的元素引入军队。难怪我们的军事当局抱怨入伍的“兵源素质太差”。这一供认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它证明了普通美国人心中仍保留着足够的独立精神和对自由的热爱，宁愿冒饿死的风险也不愿穿上那身军装。

全世界有思想的男女开始意识到，爱国主义是一个过于狭隘和有限的概念，无法满足我们时代的需要。权力的集中在世界受压迫民族之间产生了一种国际团结感；这种团结代表了美国工人和他海外兄弟之间比美国矿工与他那剥削人的同胞之间更和谐的利益关系；这种团结不惧怕外国入侵，因为它正在引导所有的工人走向这样一个时刻：他们将对自己的主人说：“去吧，你们自己去杀戮。我们为你们做得够久了。”

这种团结甚至正在唤醒士兵的意识，他们也是人类大家庭血肉相连的一部分。这种团结在过去的斗争中不止一次被证明是不可动摇的，正是这种动力促使巴黎士兵在1871年公社期间，在接到射杀同胞的命令时拒绝执行。它给了近年来在俄国军舰上哗变的士兵以勇气。它最终将促成所有受压迫和被蹂躏者起来反抗他们的国际剥削者。

欧洲的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团结的巨大力量，并因此发起了一场针对爱国主义及其血腥幽灵——军国主义的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填满了法国、德国、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监狱，因为他们敢于蔑视这种古老的迷信。这场运动并不局限于工人阶级；它涵盖了各行各业的代表，其主要倡导者是艺术、科学和文学界的知名人士。

美国将不得不紧随其后。军国主义的精神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我深信军国主义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显得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向那些它希望摧毁的人提供了太多的诱饵。

一切已在学校中埋下伏笔。显然，政府秉持着耶稣会士的观念：“把孩子的头脑交给我，我就能塑造这个人。”孩子们接受军事战术训练，课程中极力颂扬军事功绩，年轻的心灵被扭曲以适应政府的需求。此外，政府还通过醒目的海报呼吁国家青年加入陆海军。“一个看世界的好机会！”政府的推销员如是叫卖。就这样，无辜的男孩们在道德上被“诱拐”进了爱国主义的行列，军事摩洛神（Moloch）正征服性地跨过这个国家。

美国工人在州军队和联邦军队手中受到的苦难如此深重，以至于他对这身穿制服的寄生虫感到厌恶并予以抵制是完全正当的。然而，单纯的谴责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对士兵进行教育宣传：能够启迪他认识其行当真实恐怖的、反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并唤醒他意识到自己与那些他赖以生存的劳动者之间真实的关联。

这正是当局最恐惧的事情。士兵参加激进集会已被视为重罪。毫无疑问，他们很快也会把士兵阅读激进小册子定为重罪。但话又说回来，自古以来，当权者难道不是一直把每一步进步都打上叛逆的烙印吗？然而，那些真诚地为社会重建而奋斗的人，完全有能力面对这一切；因为将真理带入军营或许比带入工厂更为重要。当我们瓦解了爱国主义的谎言，我们就为那座宏伟的建筑清理了道路，在那个建筑中，所有民族都将团结在一个普遍的兄弟情谊中——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与现代学校

经验已被视为人生的最佳学校。那些在那所学校里没能学到深刻教训的男女，确实被视为笨蛋。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有组织的机构不断犯错，尽管它们从经验中一无所获，我们却总是习以为常地默许这一切。

在巴塞罗那曾住着并工作着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的人。他是一位儿童教师，为他的人民所知且爱戴。在西班牙境外，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知道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工作。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这位教师是不存在的。

1909年9月1日，西班牙政府——在天主教会的授意下——逮捕了弗朗西斯科·费雷尔。10月13日，经过一场虚假的审判，他被押往蒙特惠奇（Montjuich）监狱的沟壑中，靠在那面充满了无数叹息的可怖墙壁前，被枪杀致死。瞬间，默默无闻的教师费雷尔成为了一个全球性人物，引燃了整个文明世界对这场肆意谋杀的愤慨与怒火。

杀害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并非西班牙政府与天主教会犯下的首个罪行。这些机构的历史就是一条漫长的火与血的河流。然而，他们并没有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也尚未意识到，每一个被教会与国家杀害的脆弱生命，都会生长并演变成一个强大的巨人，终有一天会将人类从他们危险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出生于1859年，父母是卑微的平民。他们是天主教徒，因此希望将儿子培养成同样的信徒。他们不知道这个男孩将成为一个伟大真理的先驱，他的头脑将拒绝走上老路。在很小的时候，费雷尔就开始质疑父辈的信仰。他追问：如果那个向他讲述善良与爱的上帝，竟用对酷刑、苦难和地狱的恐惧与敬畏来侵扰无辜孩子的睡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头脑敏锐、活跃且好探究，没过多久就发现了那个黑色怪物——天主教会——的丑陋本质。他拒绝接受它。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不仅是一个怀疑者、一个真理的追寻者，他也是一个反叛者。他的精神会在对国家铁腕统治的公正义愤中升腾，当一群由勇敢的爱国者维利亚坎帕（Villacampa）将军领导的、打着共和主义理想旗帜的反叛者对该政权发起攻击时，没有谁比年轻的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斗志更昂扬。那共和主义的理想——我希望没有人会将它与我国的共和主义混为一谈。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我对拉丁国家的共和主义者有什么异议，我知道他们远高于美国那个正在摧毁自由与正义每一丝痕迹的腐败、反动政党。人们只需想到马志尼（Mazzinis）、加里波第（Garibaldis）以及其他许多人，就能意识到他们的努力不仅是为了推翻专制，更是特别针对天主教会——它从诞生之初就是所有进步与自由主义的敌人。

在美国，情况恰恰相反。共和主义代表的是既得权益、帝国主义、贪腐，以及对自由每一丝面貌的抹杀。它的理想是像麦金莱（McKinley）那样油腻、令人战栗的虚伪体面，以及像罗斯福（Roosevelt）那样残暴的傲慢。

西班牙的共和党反叛者被镇压了。要劈开万世磐石，要斩断天主教会与西班牙王座这个九头蛇怪的头，仅靠一次勇敢的努力是不够的。逮捕、迫害和惩罚接踵而至，落在这一小群英雄身上。那些能逃脱猎犬的人不得不逃往外国海岸寻求庇护。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去了法国。

他的灵魂在新的土地上得到了何等广阔的舒展！法国，自由、思想与行动的摇篮。巴黎，永远年轻、炽热的巴黎，在自己那个迟滞的国家带来的阴霾之后，当他置身于那跳动的脉搏中，那是何等激励着他。对于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多么荣耀的际遇。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没有浪费时间。他像一个饥饿的人一样投身于各种自由运动，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学习、吸收并成长。在法国期间，他还看到了“现代学校”（Modern School）的运作，这将在他的一生中扮演重要且致命的角色。

法国的“现代学校”在费雷尔的时代之前很久就已创立。其发起人——尽管规模很小——是那位温柔的灵魂：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我们伟大的路易丝早已感觉到，未来属于年轻一代；除非年轻人从那种摧残心智和灵魂的机构——资产阶级学校——中被拯救出来，否则社会弊病将继续存在。也许她和易卜生（Ibsen）想到了一处：大气中充满了鬼魂，成年男女要克服太多的迷信。他们刚从一个妖魔如死亡般的魔爪中挣脱，哎呀！却发现自己又陷入了其他九十九个妖魔的奴役之中。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到达彻底重生的巅峰。

然而，孩子没有需要克服的传统。他们的头脑没有被既定的思想所负担，他们的心还没有因阶级和种姓的差别而变冷。对于教师而言，孩子就像雕塑家手中的粘土。世界最终是得到一件艺术品还是一个蹩脚的仿制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创造力。

路易丝·米歇尔完全有资格满足孩子灵魂的渴望。她自己难道不就是一个孩子般天性的人吗？那么甜美、温柔、纯朴且慷慨。路易丝的灵魂总是为了每一次社会不公而在高热中燃烧。当巴黎人民反抗某种错误时，她总是站在前列。由于她为受压迫者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被迫遭受监禁，蒙马特（Montmartre）那所小小的学校很快便不复存在了。但种子已经播下，此后在法国的许多城市结出了果实。

“现代学校”最重要的一次尝试属于那位伟大的、年轻的老人：保罗·罗宾（Paul Robin）。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在巴黎附近一个美丽的地方——塞皮斯（Cempuis）——建立了一所大型学校。保罗·罗宾追求的目标远不止是教育中的现代思想。他想通过实际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关于遗传的观念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旨在让社会免于承担其对青少年所犯下的可怕罪行。那种认为孩子必须为父辈的罪孽受苦、必须继续生活在贫困与污秽中、必须因为父母没有留下其他遗产而长大成为酒鬼或罪犯的论调，对于保罗·罗宾那美丽的灵魂来说实在太荒谬了。他相信，无论遗传发挥什么作用，还有其他同样伟大、如果不是更伟大的因素，可以也必将根除或最小化所谓的“第一因”。恰当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大自然的呼吸与自由、健康的运动、爱与同情，最重要的是对孩子需求的深刻理解——这些将摧毁强加在无辜幼童身上那残酷、不公且罪恶的烙印。

保罗·罗宾没有挑选他的学生；他没有去找所谓的“最好的父母”：他在任何能找到学生的地方获取他的“材料”。从街道、棚屋、孤儿院和弃儿收容所、感化院，从所有那些仁慈的社会为了安抚自身负罪感而隐藏其受害者的地方。他收集了所有他那地方能容纳的脏兮兮、颤抖的小流浪儿，把他们带到了塞皮斯。在那里，被大自然本身的荣耀所包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吃得饱、穿得净，深受爱护与理解，这些小小的“人类植物”开始生长、开花，其发展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朋友和老师保罗·罗宾的预期。

孩子们成长并发展成了自立、热爱自由的男女。对于那些通过制造穷人来延续贫困的机构来说，这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危险呢？塞皮斯学校因“男女同校”的罪名被法国政府关闭，而这在法国是被禁止的。然而，塞皮斯学校已经运作了足够长的时间，向所有先进的教育家证明了其巨大的可能性，并成为现代教育方法的推动力，这些方法正在缓慢但必然地瓦解着当前的体制。

继塞皮斯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教育尝试——其中包括马德琳·维尔内（Madelaine Vernet），一位有天赋的作家和诗人，《自由恋爱》（L'AMOUR LIBRE）的作者；以及塞巴斯蒂安·福尔（Sebastian Faure）和他的“蜂巢”（LA RUCHE）[1]，我在1907年身处巴黎时曾参观过那里。

几年前，福尔同志买下了一块土地，在上面建立了他的“蜂巢”。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他成功地将原本荒芜、未开垦的乡村转变成了一个花团锦簇的场所，拥有一个保养良好的农场的所有外观。一个由三栋建筑围成的大型方形庭院，以及一条通往花园和果园的宽阔小径，迎接了访客的目光。花园由法国人所特有的方式打理，为“蜂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蔬菜。

塞巴斯蒂安·福尔认为，如果孩子受到相互矛盾的影响，其发展就会因此受损。只有当物质需求、家庭卫生和智力环境和谐一致时，孩子才能成长为一个健康、自由的人。

在谈到他的学校时，塞巴斯蒂安·福尔这样说道：

“我接收了二十四名男女儿童，大多是孤儿，或者父母太穷付不起学费的孩子。他们的吃、住、学均由我负责。直到十二岁，他们将接受扎实的基础教育。在十二岁到十五岁之间——他们的学习仍在继续——他们将根据个人的意愿和能力学习某种手艺。此后，他们有自由离开‘蜂巢’去外面的世界开始生活，并得到保证，他们随时可以回到‘蜂巢’，我们会像父母迎接心爱的孩子一样张开双臂欢迎他们。那时，如果他们希望在我们这里工作，可以在以下条件下进行：产品的三分之一用于支付他或她的生活费用，另外三分之一用于建立安置新儿童的通用基金，最后三分之一留给孩子个人使用，随他们处置。

“目前在我照顾下的孩子们的健康状况堪称完美。纯净的空气、营养丰富的食物、户外的体育锻炼、长距离徒步、对卫生规则的遵守、简短且有趣的教学方法，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对孩子们充满爱意的理解与关怀，产生了令人钦佩的身心结果。

“若声称我们的学生取得了奇迹那是不公正的；然而，考虑到他们大多资质平平，且此前从未有过任何机会，结果确实令人欣慰。他们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这在普通学校的孩子中是很罕见的品质——是对学习的热爱，是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渴望。他们学会了一种新的工作方法，一种能加快记忆力并激发想象力的方法。我们特别努力唤起孩子对他周围环境的兴趣，使他们意识到观察、调查和反思的重要性，以便当孩子们长大成熟时，他们不会对身边的事物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们的孩子从不盲目地接受任何东西，不问为什么和缘由；他们直到问题得到彻底解答之前绝不罢休。因此，他们的头脑摆脱了因回答不完整或不真实而产生的怀疑与恐惧；正是后者扭曲了孩子的成长，造成了他们对自己及周围人缺乏信心。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小家伙们对彼此是多么坦诚、友好和充满爱意。他们与‘蜂巢’成年人之间的和谐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如果仅仅因为我们是长辈，孩子们就恐惧或尊崇我们，我们反而会感到失职。我们不遗余力地去赢得他们的信任和爱；一旦达成，理解将取代责任；信任将取代恐惧；关爱将取代严厉。

“还没有人完全意识到隐藏在孩子灵魂深处那丰富的同情、善良和慷慨。每一位真正的教育家都应该致力于解锁这笔宝藏——激发孩子的冲动，并呼吁出最美好、最高尚的倾向。对于一个毕生致力于守护人类植物生长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看到它展开花瓣、观察它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个体更大的奖赏呢？我在‘蜂巢’的同志们不追求任何更大的奖赏，正是归功于他们及其努力，甚至远超过我自己的贡献，我们的人类花园才承诺会结出美丽的果实。”[2]

关于历史科目和目前普遍使用的旧教学方法，塞巴斯蒂安·福尔说道：

“我们向孩子们解释，真正的历史尚未写就——那些在努力帮助人类取得更大成就的过程中默默死去的人的故事。”[3]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无法逃避这股巨大的“现代学校”尝试浪潮。他看到了它的可能性，不仅是在理论形式上，而且在满足日常需求的实际应用中。他一定意识到，西班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需要这样的学校，如果它真的想彻底摆脱牧师与士兵的双重枷锁的话。

当我们考虑到西班牙的整个教育系统都掌握在天主教会手中，并进一步记住天主教的那句准则：“在孩子九岁之前向其灌输天主教义，就是让他在未来永远无法接受任何其他思想”，我们就能理解费雷尔为给本国人民带来新光芒所承担的艰巨任务。命运很快便助力他实现了自己的伟大梦想。

费雷尔的学生、一位富有的女士梅尼埃小姐（Mlle. Meunier），对“现代学校”计划产生了兴趣。她在去世时，留给费雷尔一些珍贵的财产，以及每年供学校使用的两万法郎收入。

俗话说，卑劣的灵魂只能构想出卑劣的意图。若是如此，天主教会为了替自己那桩黑色罪行开脱，而采用卑鄙手段抹黑费雷尔名誉的做法，便不难解释了。于是，美国的天主教报纸上散布着这样的谎言：费雷尔利用他与梅尼埃小姐的亲密关系，骗取了她的钱财。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男人与女人之间无论何种性质的亲密关系，都是他们自己的私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如果这不是关于费雷尔的众多卑劣谎言之一，我甚至懒得浪费笔墨去提及此事。当然，那些了解天主教神职人员纯洁性的人，自然会明白其中的暗讽。天主教神父们难道不是一直将女性视为一种性商品吗？关于隐修院和修道院内发现的史料，足以印证我的看法。那么，除了从性的角度，他们又怎能理解男女之间的协作呢？

事实上，梅尼埃小姐比费雷尔年长许多。她在吝啬的父亲和顺从的母亲身边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因此她能深刻体会到儿童生活中爱与欢乐的必要性。她必定看出，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是一位真正的教师，他不是流水线或文凭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被赋予了那种职业天赋的人。

凭借着知识、经验以及必要的资金；最重要的是，被他使命中的神圣火焰所感召，我们的同志回到了西班牙，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1901年9月9日，第一所“现代学校”开办了。它受到了巴塞罗那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承诺予以支持。在学校开幕式上的一次简短讲话中，费雷尔向他的朋友们陈述了他的纲领。他说：“我不是演说家，不是宣传家，也不是斗士。我是一名教师；我热爱孩子胜过一切。我想我了解他们。我希望我为自由事业所做的贡献，是培养出能够迎接新时代的一代年轻人。”

朋友们曾告诫他，在反对天主教会时要小心谨慎。他们知道教会为了除掉敌人会不择手段。费雷尔也心知肚明。但就像易卜生笔下的布兰德（Brand）一样，他信奉“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他绝不会在同样的陈年谎言之上建立“现代学校”。他要对孩子们坦率、诚实且公开。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成了众矢之的。从学校开办的第一天起，他就被监视了。校舍被监视，他在曼加特（Mangat）的小家被监视。他每走一步都被跟踪，甚至在他前往法国或英国与同事商议时也不例外。他成了被盯上的人，潜伏的敌人何时会收紧绞索，只是时间问题。

他们在1906年几乎成功了，当时费雷尔被卷入了对阿方索（Alfonso）的谋杀未遂案。洗清他的证据即便对那些“黑乌鸦”[4]来说也过于有力；他们不得不放了他——但并非永久。他们等待着。噢，当他们决心要陷害一个目标时，他们非常有耐心。

时刻终于在1909年7月西班牙反军国主义起义期间到来了。人们在革命史册中恐怕难以找到比这更引人注目的反军国主义抗议了。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士兵蹂躏的西班牙人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枷锁。他们拒绝参与无谓的屠杀。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协助一个专制政府去镇压和压迫一个为了独立而战的小民族，就像勇敢的里夫（Riff）人那样。不，他们绝不拿起武器对付他们。

一千八百年来，天主教会一直在宣扬和平的福音。然而，当人民真正想要将这一福音付诸实践时，她却敦促当局强迫他们拿起武器。于是，西班牙王朝效仿了俄国王朝的屠杀手段——人民被强行驱赶到战场上。

在那一刻，也只有在那一刻，他们的忍耐力才告终结。那一刻，也只有那一刻，西班牙的工人们才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反抗那些像水蛭一样吸干他们力量、吸干他们生命之血的人。是的，他们袭击了教堂和神父，但即便后者有一千条命，也无法偿还他们对西班牙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于1909年9月1日被捕。直到10月1日，他的朋友和同志们甚至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那天，《人道报》（L'HUMANITE）收到了一封信，从中可以了解整场审判的闹剧。第二天，他的同伴索莱达·维拉弗兰卡（Soledad Villafranca）收到了以下信件：

“不必担忧；你知道我是绝对无辜的。今天我感到特别充满希望和喜悦。这是我第一次能给你写信，也是我被捕以来第一次能沐浴在阳光中，那阳光慷慨地射进我的牢房窗户。你也必须感到喜悦。”

多么可悲，费雷尔竟在10月4日还相信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更可悲的是，他的朋友和同志们再次犯了错误，竟认为敌人还存有一丝公正之心。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信任司法权力，结果却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在眼前被杀害。他们没有为营救费雷尔做任何准备，甚至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抗议；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判费雷尔死刑呢？他是无辜的。”但对于天主教会来说，一切皆有可能。她难道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她对敌人的审判难道不是对正义最恶劣的嘲弄吗？

10月4日，费雷尔致信《人道报》：

监狱牢房，1909年10月4日。

我亲爱的朋友们——尽管我绝对无辜，但检察官却基于警察的指控要求判处死刑，将我描绘成世界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法国劳工联合会的幕后指挥，并称我在各地策划阴谋和起义，还声称我前往伦敦和巴黎的旅行别无他图。

他们正试图用这些卑劣的谎言来杀害我。

信使即将出发，我没有时间多写了。警方提交给预审法官的所有证据都不过是一堆谎言和诽谤性的暗示。但我没有任何罪证，因为我根本什么都没做。

费雷尔。

1909年10月13日，费雷尔那颗如此勇敢、如此坚定、如此忠诚的心停止了跳动。可怜的蠢货！那颗心脏最后一次痛苦的搏动刚刚消失，它便在文明世界的心中以百倍的力度跳动起来，直至汇聚成惊雷，将诅咒投向这起黑色罪行的煽动者。身穿黑袍、面带虔诚的谋杀者们，站到正义的审判台前吧！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参加了反军国主义起义吗？根据刊登在马德里一家天主教报纸上、由主教及巴塞罗那全体高级教士签署的第一份起诉书，他甚至没有被指控参与。起诉书的内容是：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犯有组织无神论学校、传播无神论文学的罪名。但在二十世纪，人们不能仅仅因为无神论信仰就被烧死。必须另寻借口；于是便有了煽动起义的指控。

到目前为止，在任何权威来源中，都找不到任何证据将费雷尔与起义联系起来。但话说回来，当局根本不需要，也不会接受证据。当然，确实有七十二名证人，但他们的证词是记录在纸上的。他们从未与费雷尔当面对质，费雷尔也从未与他们对质。

从心理学角度看，费雷尔参与起义可能吗？我不相信，理由如下。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无疑还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在1901年至1909年的八年间，他在西班牙组织了109所学校，此外还促使本国的自由派人士组织了另外308所学校。在学校工作方面，费雷尔还配备了现代化的印刷厂，组织了一支翻译队伍，并广泛分发了15万册现代科学和社会学著作，更不用说大量的理性主义教科书了。毫无疑问，唯有最循规蹈矩、最高效的组织者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另一方面，完全可以证明的是，这次反军国主义起义根本没有组织性；它像以往许多革命浪潮一样，对人民自己来说都是突如其来的。例如，巴塞罗那人民掌控了这座城市四天，据游客描述，当时从未有过如此良好的秩序与和平。当然，人民准备得太不充分了，以至于时机到来时，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在这方面，他们就像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的人民。他们也毫无准备。当他们挨饿时，他们却守护着装满粮食的仓库。他们派岗哨守卫法兰西银行，而资产阶级在那里藏着窃取的金钱。巴塞罗那的工人们也守护着他们主人的赃物。

被压迫者的愚昧是多么可悲；多么惨痛的悲剧！但话说回来，他的枷锁不是已经深深地嵌入他的血肉之中，以至于即使他能挣脱，也不愿挣脱吗？对权威、法律、私有财产的敬畏，已经百倍地烙印在他的灵魂里——让他毫无准备、出其不意地摆脱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有人能设想哪怕一瞬间，像费雷尔这样的人会加入这种自发的、毫无组织的行动吗？难道他不会知道这将导致失败，一场对人民来说是灾难性的失败吗？而且，如果他真的参与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企业家”（entrepreneur），难道他不会将这次尝试组织得井井有条吗？如果所有其他证据都缺乏，单凭这一因素就足以让弗朗西斯科·费雷尔脱罪。但还有其他同样令人信服的证据。

就在起义爆发的日期，即7月25日，费雷尔召集了他的教师们和“理性教育联盟”成员举行会议。会议旨在商讨秋季的工作，特别是关于出版埃利塞·雷克吕（Elisee Reclus）的伟大著作《人与大地》（L'HOMME ET LA TERRE），以及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法国大革命》（GREAT FRENCH REVOLUTION）。费雷尔如果知道起义并参与其中，他还会冷血地邀请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在这一天来到巴塞罗那，让他们置身于危险之中吗？这简直不可思议，也不合逻辑。只有耶稣会士那种犯罪、恶毒的头脑，才会相信这种蓄意的谋杀。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已经规划好了他毕生的事业；如果他参与这场起义，除了毁灭和灾难，他将失去一切，一无所获。这并不是说他怀疑人民愤怒的正当性；而是他的工作、他的希望，他本质的追求都指向另一个目标。

天主教会疯狂的努力、她的谎言、虚假陈述和诽谤都是徒劳的。她已被觉醒的人类良知所定罪，因为她再次重演了过去的卑劣罪行。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被指控向孩子们教授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思想——比如，去恨上帝。荒谬！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为什么要教孩子去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呢？难道他更有可能带着孩子们去户外，向他们展示日落的壮丽、星空的璀璨、高山与大海那令人敬畏的奇迹；难道他没有用他那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向他们解释生长、发展的规律，以及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的道理吗？通过这样做，他使得天主教会毒草在孩子心中扎根变得永远不可能了。

有人声称费雷尔准备让孩子们去摧毁富人。这不过是老处女的鬼故事。难道他不是更有可能在教导他们去救助穷人吗？难道他不是在教导他们贫困——那是一种恶习而非美德——所带来的屈辱、堕落与可怕；难道他不是在教导所有创造性劳动——那才是维持生命、塑造品格的唯一手段——的尊严与重要性吗？这难道不是揭示寄生行为绝对无用且有害的最有效方式吗？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费雷尔被指控通过灌输反军国主义思想来瓦解军队。真的吗？他一定像托尔斯泰一样相信，战争是合法的屠杀，它延续了仇恨与傲慢，它吞噬了民族的心灵，并将他们变成疯狂的狂人。

然而，关于他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我们有费雷尔自己的话：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个观点：教育的所有价值都建立在对儿童身体、智力及道德意志的尊重之上。正如在科学中，除非有事实，否则没有任何演示是可能的；同样，真正的教育也必须摒弃一切教条，将努力的方向留给孩子自己，教育本身仅限于辅助他们的努力。然而，没有什么比改变这一宗旨更容易的事，也没有什么比尊重它更难的事了。教育总是强加、侵犯和约束；真正的教育者是能够最好地保护孩子免受他（教师）自身思想和古怪念头影响的人；是能够最好地激发孩子自身能量的人。”

“我们确信，未来的教育将是完全自发性质的；当然，我们目前还无法实现它，但方法朝着对生命现象更宽广理解的方向演进，以及所有向完美迈进的进步都意味着克服限制这一事实——这一切都表明，当我们希望通过科学实现儿童的解放时，我们是正确的。”

“让我们不要害怕说，我们想要的人是能够不断演进而不停滞的，能够不断摧毁并更新其环境、也能不断更新他们自身的人；是那些将智力独立视为最高力量的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事物，随时准备接受最美好的东西，在新思想的胜利中感到幸福，并渴望在一次生命中体验多重生活。社会害怕这样的人；因此，我们绝不能指望它会想要提供这种教育。”

“我们将以最大的关注追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将热切地寻求将他们的经验应用于我们想要建立的教育中，朝着个人越来越充分解放的方向发展。但我们如何才能达到目的呢？难道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直接投身于促进新学校的建立吗？这些学校将尽可能地受这种自由精神的支配，我们预感到这种精神将主导未来整个教育事业。”

“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次尝试，目前已经取得了极好的结果。我们可以摧毁目前学校中所有对应于强制组织的东西，那些将儿童与自然和生命隔绝的人为环境，那些用来将现成思想强加给他们的智力与道德纪律，那些败坏并抹杀自然天性的信仰。我们完全可以在不自欺的情况下，将孩子归还给吸引他们的环境，归还给他们与所爱之物接触的自然环境，在那里，生命体验将取代令人乏味的死记硬背。即使我们只做了这些，我们也已经在大程度上准备好了儿童的解放。”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或许已经可以自由地应用科学数据，并最为卓有成效地工作。”

“我非常清楚，我们无法以此实现我们所有的希望，因为由于知识的匮乏，我们常常会被迫采用不理想的方法；但有一项确定性将支撑我们努力——那就是，即使没有完全达到目的，我们在仍不完美的工作中所做的，也会比现有的学校所取得的更多、更好。我喜欢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那种自由的自发性，胜过一个受过我们目前教育的孩子那种世界知识与智力畸形。”[5]

如果费雷尔真的组织了骚乱，如果他在街垒上战斗，如果他投掷了一百枚炸弹，他也不可能像他反对纪律和约束那样，对天主教会和专制政权造成如此大的威胁。纪律和约束——它们难道不是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根源吗？奴役、服从、贫困、所有苦难、所有社会不公都源于纪律和约束。的确，费雷尔很危险。因此，他必须死，1909年10月13日，在蒙特惠奇的沟壑中。然而，谁敢说他的死是徒劳的？鉴于全世界范围内汹涌的愤怒浪潮：意大利以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名字命名街道；比利时发起纪念活动；法国号召最杰出的人物挺身而出，继承这位烈士的遗产；英国率先出版了传记：各国联合起来永久纪念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伟大事业；甚至连在进步思想上总是迟到的美国，也诞生了“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协会”，其宗旨是出版费雷尔的完整生平并在全国各地组织“现代学校”；面对这场国际革命浪潮，还有谁会说费雷尔死得徒劳？

蒙特惠奇的那次死亡——它是多么奇妙，多么戏剧化，它是如何激荡着人类的灵魂。骄傲而挺拔，内心的目光投向光明，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不需要虚伪的神父给予他勇气，他也没有责怪那个抛弃了他的幻影。意识到他的行刑者代表了一个垂死的时代，而他自己代表的是活生生的真理，这支撑着他度过了最后英雄般的时刻。

一个垂死的时代和一个活生生的真理， 活着的人在埋葬死去的人。

[1] “蜂巢”（The Beehive）。 [2] 《大地母亲》（Mother Earth），1907年。 [3] 同上。 [4] 黑乌鸦：指天主教会神职人员。 [5] 《大地母亲》，1909年12月。

清教徒主义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英国庆祝着它的恐怖统治，摧毁并碾碎了艺术与文化的每一次萌芽。正是清教徒主义的精神夺走了雪莱的孩子，因为他不愿屈从于宗教的信条。也是同样狭隘的精神，使得拜伦背井离乡，因为这位伟大的天才反抗着他祖国的单调、沉闷与卑琐。同样是清教徒主义，迫使英国一些最自由的女性走入了婚姻的虚伪谎言之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及后来的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最近，清教徒主义又索取了另一项代价——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生命。事实上，清教徒主义从未停止成为“约翰牛”（John Bull）领地上最有害的因素，它充当着民众艺术表达的审查官，只对中产阶级的沉闷体面盖章认可。

因此，将美国视为清教徒式狭隘主义之乡，纯粹是英国式的沙文主义。我们的生活确实受到清教徒主义的阻碍，后者正在扼杀我们冲动中天然与健康的部分，这一点千真万确。但同样真实的是，我们要归功于英国将这种精神移植到了美国的土地上。这是“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先辈遗留给我们的。逃离了迫害与压迫，“五月花号”闻名的清教徒们在“新世界”建立起了一场清教徒式的暴政与罪恶统治。新英格兰的历史，尤其是马萨诸塞州的历史，充满了将生活化为忧郁、将欢乐化为绝望、将自然化为疾病、将诚实与真理化为丑陋谎言与虚伪的恐怖事件。鸭子凳（ducking-stool）和鞭刑柱，以及其他众多的刑具，都是英国人向美国进行“净化”的常用手段。

波士顿，这座文化之城，在清教徒主义的史册中被记作“血腥之镇”。在残酷迫害未经授权的宗教观点方面，它甚至超过了塞勒姆（Salem）。在如今著名的波士顿公园（Common）里，一位怀抱婴儿的半裸妇女因犯有“言论自由”罪而遭到公开鞭笞；而在同一个地点，另一位贵格会妇女玛丽·戴尔（Mary Dyer）于1659年被处以绞刑。事实上，波士顿曾不止一次成为清教徒主义犯下肆意罪行的现场。塞勒姆在1692年的夏天，以巫术为由处死了十八人。马萨诸塞并非唯一一个以火与硫磺驱逐魔鬼的地方。正如坎宁（Canning）所言：“清教徒先辈盘踞新世界，是为了重整旧世界的平衡。”那个时期的恐怖，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经典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得到了最极致的体现。

清教徒主义不再使用螺旋压指器和鞭子；但它对美国人民思想与情感的控制依然极其恶心。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解释康斯托克（Comstock）的权力。就像战前的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s）一样，安东尼·康斯托克是美国道德的独裁者；他规定着善与恶、纯洁与邪恶的标准。像黑夜里的贼，他潜入人们的私人生活，侵入他们最亲密的关系。这个名为康斯托克的人所建立的间谍系统，令臭名昭著的俄国秘密警察“第三分部”都相形见绌。为什么公众会容忍这种对自由的粗暴践踏？仅仅因为康斯托克只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中孕育的清教徒主义的响亮表达，而即便是自由派人士，也没能完全从这种奴役中解脱出来。那些目光短浅、暮气沉沉的旧式“基督教青年会”、“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纯洁联盟”、“美国安息日联合会”以及“禁酒党”，在安东尼·康斯托克的庇护下，成为了美国艺术与文化的掘墓人。

欧洲至少可以夸耀其大胆的艺术与文学，它们深刻地探究了我们时代的社会与性问题，并对我们所有的虚伪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就像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解剖每一具清教徒的尸体一样，从而为人类从过去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开辟了道路。但在清教徒主义作为美国生活不断的制约因素的情况下，真理与诚实皆无可能。除了忧郁与平庸去支配人类的行为、限制自然的表达、扼杀我们最好的冲动之外，别无他物。二十世纪的清教徒主义，与它当年踏上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时一样，依然是自由与美的敌人。它将我们最深层的情感斥为卑劣与罪恶；但由于对人类情感的真实功能一无所知，清教徒主义本身就是最不可名状的罪恶的制造者。

禁欲主义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实在太真实了。教会，正如清教徒主义一样，一直将肉体视为邪恶之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征服和隐藏。这种恶毒态度的后果，如今才开始被现代思想家和教育家所认识。他们意识到“裸体不仅具有卫生价值，更具有精神意义，远非仅仅能平息年轻人的自然好奇心或防止病态情绪。对于那些早已过了青春好奇期的成年人来说，它是一种启示。凝视本质且永恒的人体——世界上离我们最近的事物——感受其活力、美丽与优雅，是生命的主要补品之一。”[1] 然而，纯洁主义的精神已经扭曲了人类的心智，以至于它失去了欣赏裸体之美的能力，强迫我们在贞洁的借口下隐藏自然的形体。然而，贞洁本身不过是对自然的一种人为强加，表达了对人体的一种虚假的羞耻感。现代的贞洁观，尤其是在女性——其最大的受害者——身上，不过是我们自然冲动的感官夸张。“贞洁随着衣物的多少而变化”，因此基督徒和纯洁主义者总是急于用破布遮盖“异教徒”，从而将他转化为善良与贞洁。

清教徒主义及其对人体意义与功能的扭曲，特别是在对待女性方面，已将她判处了独身，或是判处了在患病种族中的乱生乱养，或是判处了卖淫。当我们考虑其后果时，这种反人类罪行的严重性显而易见。未婚女性被强制要求绝对的性禁欲，否则便会被视为不道德或堕落，其结果是导致神经衰弱、阳痿、抑郁以及各种各样的神经疾病，表现为工作能力下降、生活乐趣减少、失眠以及对性欲望与幻想的过度沉溺。这种关于完全禁欲的武断且有害的信条，可能也解释了男女之间的智力不平等。因此，弗洛伊德（Freud）认为，许多女性的智力低下是因为为了性压抑的目的而对她们强加的思维抑制。在压抑了未婚女性的自然性欲之后，清教徒主义另一方面却祝福已婚的姊妹在婚姻中进行无节制的生育。实际上，不仅是祝福，还迫使那些因先前压抑而性欲亢进的妇女去生孩子，而不顾其虚弱的身体状况或抚养大家庭的经济能力。避孕，即使是通过科学确定的安全方法，也绝对被禁止；不仅如此，连提一下这个话题都被认为是犯罪。

多亏了这种清教徒式的暴政，大多数妇女很快发现自己处于体力资源的匮乏期。生病且疲惫的她们，根本无法给孩子哪怕最基本的照顾。再加上经济压力，迫使许多妇女宁愿冒着极大的危险，也不愿继续繁衍生命。在美国，寻求堕胎的习俗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广泛程度。根据最近的相关调查，每一百例妊娠中就有十七例堕胎。这个可怕的百分比仅仅代表了为医生所知晓的案例。考虑到这种行为必然笼罩在秘密之中，以及随之而来的专业能力不足和疏忽，清教徒主义因其自身的愚蠢与伪善，不断地索取着成千上万的受害者。

卖淫，尽管受到追捕、监禁和锁链的折磨，却依然是清教徒主义最伟大的胜利。它不仅是其心爱的孩子，更无视了一切虚伪的圣洁感。妓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复仇女神，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文明”国家，留下一道疾病与灾难的痕迹。清教徒主义为这个孽种提供的唯一补救措施，就是更严厉的压抑和更无情的迫害。最新的暴行表现为《佩奇法案》（Page Law），它将欧洲那可怕的失败与罪行强加给纽约，即对清教徒主义的不幸受害者进行登记与隔离。以同样愚蠢的方式，纯洁主义试图遏制它自己创造的可怕祸害——性病。最令人沮丧的是，这种迟钝狭隘的精神已经毒害了我们所谓的自由派人士，并蒙蔽了他们，使他们加入了反对那些由清教徒主义的伪善所带来的产物——即卖淫及其后果——的运动。清教徒主义顽固地拒绝看到，预防的真正方法是让所有人明白：“性病不是一种神秘或可怕的东西，不是肉体罪恶的惩罚，不是某种受到纯洁主义诅咒所打上的可耻恶魔，而是一种可以治疗和治愈的普通疾病。”通过其模糊、伪装和隐瞒的方法，清教徒主义为这些疾病的生长与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它的偏执在对待埃尔利希教授（Prof. Ehrlich）的伟大发现时表现得尤为惊人，伪善将治疗梅毒的重要药物掩盖在关于“某种毒药”的补救措施的模糊暗示之中。

清教徒主义近乎无限的作恶能力，归因于它在国家与法律背后的根深蒂固。它假装保护人民免受“不道德”的侵害，却渗透进了政府机器，并在其道德监护权的僭越中，增加了对我们观点、情感甚至行为的法律审查。

艺术、文学、戏剧、邮件的隐私，事实上，我们最私密的品味，都受制于这个冷酷的暴君。安东尼·康斯托克，或其他同样无知的警察，被赋予了亵渎天才、玷污和损毁自然最崇高创造——人体——的权力。那些探讨我们生活中最重大问题，并试图阐明被危险地遮蔽了的问题的书籍，在法律上被视为刑事犯罪，而它们无助的作者则被投入监狱或被逼向毁灭与死亡。

即便是沙皇的领地，个人自由遭受的日常侵犯程度也没有在美国严重，美国是清教徒阉人（eunuchs）的据点。在这里，留给大众的唯一休息日——星期日，变得面目可憎且完全无法享受。所有关于原始风俗和古代文明的作者都一致认为，安息日曾是一个充满庆典的日子，没有忧虑和责任，是一个全民欢庆和娱乐的日子。在欧洲的每个国家，这一传统依然在继续，为基督教时代单调乏味的生活带来了一些解脱。到处都是音乐厅、剧院、博物馆和公园，里面挤满了男人、妇女和孩子，特别是那些带着家人的劳动者，他们充满生活与欢乐，忘却了日常生活中平凡的规则与习俗。正是在那一天，大众展示了在理性的社会中，当工作剥离了其牟利、摧毁灵魂的目的之后，生活可能意味着什么。

清教徒主义甚至从人们手中夺走了那一天。自然，只有劳动者受到影响：我们的百万富翁有他们奢华的住宅和精致的俱乐部。然而，穷人却被判处了美国式星期日的单调与沉闷。欧洲户外生活的社交与乐趣，在这里被教会的忧郁、阴暗且充满病菌的乡村客厅，或酒馆后室那令人堕落的氛围所取代。在禁酒州，人们甚至连后者也难以企及，除非他们能将微薄的收入投入购买大量的掺假烈酒中。至于禁酒令，每个人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场闹剧。像清教徒主义的所有其他成就一样，它也只是将“魔鬼”更深地驱赶进人类的系统之中。没有别的地方比我们的禁酒城镇遇到更多的醉汉。但只要一个人可以用香糖来减轻伪善的臭气，清教徒主义就是胜利的。表面上，禁酒令是出于健康与经济的考虑而反对烈酒，但禁酒令本身的灵魂就是反常的，它只能导致反常的生活。

每一种激发想象力、提升精神的刺激物，都如同空气一样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它能振奋身体，加深我们对人类友谊的理解。没有各种形式的刺激，创造性工作便无从谈起，仁慈与宽容的精神亦如是。某些伟大的天才在酒杯中过频地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清教徒主义试图束缚人类情感全貌的理由。一个拜伦（Byron）和一个坡（Poe）所激发的人性深度，超过了所有清教徒永远所能企及的。前者赋予了生活意义与色彩；后者却在将热血化为水，将美化为丑，将多样性化为单一与腐朽。清教徒主义，无论以何种形式表达，都是一种毒菌。表面上一切可能看起来强壮而有活力；然而毒素会执拗地渗透进去，直到整个结构注定毁灭。正如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所言，每一个真正自由的灵魂都已经意识到：“清教徒主义是文化、哲学、幽默与友谊的终结；它的特征是单调、沉闷与忧郁。”

[1] 《性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EX），哈夫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著。

妇女买卖

我们的改革者突然有了一个大发现——白奴贸易。报纸上充斥着这些“闻所未闻的状况”，而立法者们已经在计划制定一套新的法律来遏制这种恐怖。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公众的注意力要从重大的社会罪恶中转移开时，一场反对不雅行为、赌博、酒馆等的运动就会被发起。而这种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呢？赌博在增加，酒馆通过后门生意兴隆，卖淫处于顶峰，而皮条客与拉皮条的制度不仅没有被根除，反而加剧了。

为何一个几乎每个孩子都知道的制度，会突然被“发现”？为何这个所有社会学家都熟知的罪恶，现在却被当作如此重要的议题？

如果认为最近对白奴贸易的调查（顺便说一句，那是一次非常肤浅的调查）发现了什么新东西，至少可以说，这是非常愚蠢的。卖淫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罪恶，然而人类依然继续着他们的事务，对卖淫受害者的痛苦与苦难完全无动于衷。诚然，就像人类对我们的工业体系或经济卖淫保持冷漠一样冷漠。

只有当人类的悲剧被变成带有炫目色彩的玩具时，幼稚的民众才会对它产生兴趣——至少是一会儿。民众是一个非常反复无常的孩子，每天都需要新的玩具。反对白奴贸易的“正义”呼声就是这样一个玩具。它能让人们消遣一会儿，并且有助于制造一些肥缺的政治职位——那些作为检查员、调查员、侦探等等在世界上游荡的寄生虫。

妇女买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仅是白人妇女，还有黄色和黑色人种的妇女。当然是剥削；资本主义那个以低薪劳动为食、冷酷无情的摩洛克（Moloch），将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女孩逼向了卖淫。像华伦夫人（Mrs. Warren）一样，这些女孩感到：“为什么要把生命浪费在厨房里，每周赚几个先令，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

自然，我们的改革者对这个原因只字不提。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但说出来没什么好处。装作法利赛人，假装道德受到侵犯，比深入问题的核心要有利可图得多。

然而，年轻作家中有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外：雷金纳德·赖特·考夫曼（Reginald Wright Kauffman），他的作品《束缚之家》（THE HOUSE OF BONDAGE）是第一个不从感伤的庸俗视角来处理社会罪恶的严肃尝试。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考夫曼先生证明了我们的工业体系让大多数女性除了卖淫别无选择。《束缚之家》中描绘的女性属于工人阶级。如果作者描绘的是其他阶层女性的生活，他也会面临同样的状态。

妇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根据其工作表现受到公正对待，而是被视为一种性工具。因此，她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为了在任何行业保住一份工作，而必须以性作为交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仅仅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她是卖给一个男人（无论在婚姻内外），还是卖给许多男人。无论我们的改革者是否承认，妇女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低下，正是导致卖淫的原因。

就在目前，我们的好心人被这样一些披露所震惊：仅在纽约市，每十个妇女中就有一个在工厂工作，妇女的平均工资是每周六美元，工作时间为四十八到六十小时；而且大多数女性工人在一年中面临长达数月的闲置，这使得平均工资每年仅为280美元左右。鉴于这些经济上的恐怖，卖淫和白奴贸易成为如此主导的因素，难道还令人奇怪吗？

为了防止上述数字被认为是一种夸大，不妨看看一些关于卖淫的权威人士是如何说的：

“女性堕落的一个多产原因可以在几张表格中找到，这些表格显示了妇女在‘堕落’之前所从事的职业和所收到的工资。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这将是一个需要裁决的问题：即商业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雇主降低报酬水平的借口；以及在工资上节省的一小部分百分比，是否被公众为了支付因一种罪恶制度而产生的费用所承受的巨大税收负担所抵消，这种罪恶在许多情况下是诚实劳动薪酬不足的直接结果。”[1]

我们当代的改革者最好去查阅一下桑格医生（Dr. Sanger）的书。在那里他们会发现，在他观察的2000个案例中，只有极少数来自中产阶级、秩序良好的环境或舒适的家庭。绝大多数是女工和劳动妇女；有些是因为纯粹的匮乏被逼入卖淫，有些是因为家中残酷、悲惨的生活，还有些是因为受挫和残缺的生理本性（我稍后会谈到这一点）。同样，那些维持纯洁与道德的人若是得知，在两千个案例中，有490名是已婚妇女，是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妇女，这对他们也会有好处。显然，婚姻的神圣性并没有为她们的“安全与纯洁”提供太多保证。[2]

阿尔弗雷德·布拉施科医生（Dr. Alfred Blaschko）在《十九世纪的卖淫》（PROSTITU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在将经济状况定性为卖淫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时，表达得更加明确。

“虽然卖淫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但将它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制度，却是十九世纪留下的产物。工业的发展使得竞争市场中存在大量人口，大城市的增长与拥挤，就业的不安全与不确定性，给了卖淫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未曾梦想过的推动力。”

再说哈夫洛克·艾利斯，虽然他在处理经济原因时并不那么绝对，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直接或间接地是主要原因。因此，他发现很大比例的妓女来自仆役阶层，尽管后者受到的照顾较少，安全性却较高。另一方面，艾利斯先生并不否认，日常的琐事、苦役、女仆生活中的单调，特别是她可能永远无法分享家庭的陪伴与欢乐这一事实，是迫使她去寻求卖淫的快乐与遗忘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女仆被当作苦役对待，永远没有支配自己的权利，又被女主人的反复无常所折磨，和工厂或商店的女工一样，只能在卖淫中找到出路。

眼下摆在公众面前的这个问题，最令人捧腹的一面莫过于我们那些“善良、体面的人们”所表现出的义愤，尤其是那些总是活跃在各类十字军东征前线的基督教绅士们。是他们对宗教史，尤其是基督教的历史一无所知吗？还是他们希望蒙蔽当代人，不让其察觉教会过去在卖淫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都应该是最后站出来谴责当今不幸受害者的人，因为每一位理性的学者都清楚，卖淫具有宗教起源，并且在多个世纪中被维持和助长，它非但不是一种耻辱，反被视为一种美德，甚至受到众神本身的礼赞。

“卖淫的起源似乎主要源于一种宗教习俗。宗教作为社会传统的伟大维护者，以一种变形的方式保存了一种正在从大众社会生活中消失的原始自由。典型的例子是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五世纪所记载的，在巴比伦维纳斯神庙——米利塔（Mylitta）神庙中，每位女性一生中都有一次必须来到这里，将自己奉献给第一个路过的陌生人，而那人需在她们的膝盖上投下一枚硬币，以祭祀女神。类似的习俗也存在于西亚的其他地区、北非、塞浦路斯以及东地中海的其他岛屿，甚至在希腊也有。科林斯（Corinth）要塞上的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神庙拥有超过一千名圣妓（hierodules），专门供奉这位女神。

“认为宗教卖淫作为一种普遍规律，源于相信人类的生殖活动在促进自然繁育方面具有神秘而神圣的影响，这一理论得到了所有相关权威学者的支持。然而，随着卖淫在祭司的影响下逐渐演变成一种有组织的制度，宗教卖淫也发展出了功利的一面，从而有助于增加公共财政收入。

“基督教在掌握政治权力后，并没有在政策上做出多大改变。教会的领袖们容忍了卖淫。在十三世纪，人们可以发现受市政保护的妓院。它们构成了一种公共服务，其经营者几乎被视为公务员。”[3]

对此，必须补充桑格医生（Dr. Sanger）著作中的以下内容：

“教皇克莱门特二世（Pope Clement II）颁布了一道教令，称只要妓女将她们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给教会，她们便会被容忍。

“教皇西斯图斯四世（Pope Sixtus IV）则更为务实；仅从他亲自建造的一家妓院中，他就获得了两万杜卡特（ducats）的收入。”

在现代，教会在这一方向上变得谨慎了一些。至少，她不再公开要求从妓女身上抽取贡金。她发现经营房地产要有利可图得多，例如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它将死亡陷阱以高昂的价格租给那些靠卖淫维生的人。

尽管我很想深入探讨，但篇幅所限，无法在此详述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时期的卖淫状况。后一个时期的状况尤为有趣，因为卖淫当时被组织成了行会，由一位妓院女王主持。这些行会利用罢工作为改善自身条件和维持标准价格的手段。这无疑比现代社会中的工资奴隶所采用的方法更为实用。

如果认为经济因素是卖淫的唯一原因，那是片面的，也是极其肤浅的。还有其他同样重要且关键的因素。这一点我们的改革者们也知道，但他们甚至比谈论那个榨干男女生命力的制度更加讳莫如深。我指的是性问题，仅仅提到这个词就会让大多数人产生道德痉挛。

人们公认的事实是，女性被培养成一种性商品，然而她却对性的含义和重要性保持着绝对的无知。一切与此相关的事物都被压制，而试图将光明带入这可怕黑暗中的人则会受到迫害并被投入监狱。然而，事实依然是，只要一个女孩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知道她生命中最重要部分的功能，那么我们就无需惊讶她会轻易沦为卖淫的猎物，或沦为任何其他将她贬低为纯粹性满足对象的某种关系中的牺牲品。

正是由于这种无知，女孩的整个生命和天性都被阻碍和摧残了。我们早已将其视为不言自明的事实：男孩可以追随野性的呼唤；也就是说，男孩一旦性本能觉醒，就可以满足这种本能；但我们的道德家们却对女孩的天性觉醒感到愤慨。在道德家看来，卖淫与其说是因为女人出卖了身体，不如说是因为她在婚外进行了出卖。这并非空谈，证据在于：出于金钱考虑的婚姻是完全合法的，受到法律和舆论的认可，而任何其他的结合都会受到谴责和唾弃。然而，如果定义得当，妓女的含义无非是“任何将性关系置于金钱收益之下的人”。[4]

“那些为了性行为的实施而买卖身体并将此作为职业的女性即为妓女。”[5]

事实上，桑格（Sanger）走得更远；他坚持认为卖淫的行为“本质上等同于那些出于经济原因而缔结婚姻的男人或女人的行为”。

当然，婚姻是每个女孩的目标，但由于成千上万的女孩无法结婚，我们愚蠢的社会习俗迫使她们要么过独身生活，要么卖淫。人性会不顾一切法律而展现出来，也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要求天性去适应一种扭曲的道德观念。

社会将男性的性经验视为其全面发展的属性，而女性生命中类似的经历则被视为一场可怕的灾难，一种荣誉的丧失以及人性中一切美好与高尚事物的沦丧。这种双重道德标准在卖淫的产生与延续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它涉及到让年轻人对性问题保持绝对无知，这种所谓的“纯洁”，连同被过度压抑和扭曲的性天性，共同促成了一种我们的清教徒们如此渴望避免或预防的局势。

这并不是说性满足必然导致卖淫；恰恰是那种对那些敢于偏离既定道路的人进行的残酷、冷血且犯罪般的迫害，才该对此负责。

女孩们，那些仅仅是孩子的人，每天在拥挤、闷热的房间里操作机器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这往往使她们处于一种持续的性亢奋状态。这些女孩中许多人没有家，也没有任何慰藉；因此，街道或某些廉价的娱乐场所成了她们忘记每日乏味生活的唯一途径。这自然使她们与异性近距离接触。很难说这两个因素中哪一个将女孩的性亢奋推向了高潮，但出现高潮结果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这是通向卖淫的第一步。女孩对此不应承担责任。相反，这完全是社会的过错，是我们缺乏理解、缺乏对成长中生命的欣赏的过错；尤其这是我们道德家们的犯罪过错，他们因为一个女孩偏离了“美德之路”——也就是说，因为她的第一次性经验没有经过教会的认可——就将她永远诅咒。

女孩感到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流放者，家门和社会的大门都对她关闭了。她所受的全部教育和传统使她感到自己堕落且肮脏，因此她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也没有任何能够提拔她而非拖累她的支撑。因此，社会创造了这些受害者，随后又徒劳地试图摆脱她们。最卑微、最堕落、最衰老的男人依然自认为高高在上，不愿娶那位他本乐意花钱买其恩惠的女人为妻，尽管他或许可以通过婚姻将她从恐怖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她也无法向自己的女性同胞求助。在愚蠢中，后者认为自己是纯洁无瑕的，却没意识到她们自己的处境在许多方面甚至比街头的姐妹更加可悲。

“那些为了钱而结婚的妻子，与妓女相比，”哈夫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说，“才是真正的卑劣者。她们得到的报酬更少，却要在劳作和操持中付出更多，并且完全受制于她们的主人。妓女从不签署出卖自己身体权利的契约，她保留了自由和个人权利，也并非总是被迫服从于男人的拥抱。”

那个自命不凡的女人也没有意识到莱基（Lecky）的辩护词，即“虽然她可能是罪恶的至高代表，但她也是美德最有效的守护者。若非有她，幸福的家庭就会被污染，不自然和有害的行为就会泛滥。”

道德家们总是随时准备为了某种他们无法超越的卑劣制度而牺牲半个人类。事实上，卖淫并非家庭纯洁的保障，正如严苛的法律并非防范卖淫的保障一样。百分之五十的已婚男性是妓院的常客。正是通过这些“有德”之士，已婚妇女——甚至包括儿童——被感染了性病。然而，社会对男人没有任何谴责之词，却没有任何法律严苛到不能用来对付无助的受害者。她不仅被那些利用她的人掠夺，还完全处于每一个巡警、街区侦探、警察局官员和每所监狱当局的摆布之下。

在一位曾做过十二年“妓院”老鸨的女性最近写的一本书中，可以找到以下数据：“当局强迫我每月支付14.70美元到29.70美元的罚金，女孩们则需向警察支付5.70美元到9.70美元。”考虑到这位作者是在一个小城市经营，且她给出的金额还不包括额外的贿赂和罚款，人们可以轻易看出警察部门从这些受害者的血汗钱中获得了多么惊人的收入，而它甚至根本不保护她们。那些拒绝交纳份子钱的人将遭遇不幸；她们会像牲口一样被围捕，“哪怕仅仅是为了给城市里的善良公民留下一个好印象，又或者如果当权者需要额外的外快。对于那些认为堕落的女性没有人类情感的扭曲头脑来说，是不可能理解我们每次被抓走时所承受的悲伤、耻辱、眼泪和受损的自尊的。”

奇怪，不是吗？一个开过“妓院”的女人竟然会有那样的感受？但更奇怪的是，一个善良的基督教世界竟然压榨并剥削这样的女性，除了解辱和迫害，什么也不给她们。噢，基督教世界的慈善！

人们非常强调被贩卖到美国的白奴。如果欧洲不帮忙，美国将如何维持她的美德？我不会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就像我不会否认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代理人正在诱骗经济奴隶进入美国一样；但我绝对否认卖淫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欧洲招募的。纽约市的大多数妓女可能是外国人，但这仅仅是因为该市的大多数人口是外国人。当我们去任何其他美国城市，比如芝加哥或中西部，就会发现外国妓女的数量远占少数。

同样被夸大的是这样一种信念：该市的大多数街头女孩在来美国之前就已经从事这一行了。大多数女孩英语说得极好，习惯和外貌都已经美国化了——除非她们在这个国家生活多年，否则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她们是被美国的环境、被那种彻头彻尾的美国式炫耀奢华和服装的习俗推向卖淫的，而这当然需要钱——钱在商店或工厂里是挣不到的。

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会有哪群人去冒风险和花钱获取外国货，当美国的环境已经用成千上万的女孩淹没了市场时。另一方面，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为了卖淫目的而出口美国女孩绝非一个小因素。

因此，前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助理州检察官克利福德·G·罗（Clifford G. Roe）公开指控，新英格兰的女孩被运往巴拿马，专供山姆大叔（Uncle Sam）雇佣的人员享用。罗先生补充说，“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似乎有一条地下铁路，许多女孩都在上面旅行。”铁路通往联邦权力的核心，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罗先生说出的事实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这证明了他失去了职位。对在职人员来说，讲述学校里的故事是不现实的。

为巴拿马的状况所提供的借口是，运河区没有妓院。这是一个伪善的世界试图面对真相时常用的逃避途径。不在运河区，不在市区范围内——因此卖淫就不存在。

继罗先生之后，还有詹姆斯·布朗森·雷诺兹（James Bronson Reynolds），他曾对亚洲的白奴贸易进行过深入研究。作为一名坚定的美国公民和美国未来拿破仑——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朋友，他当然是最后一位诋毁自己国家美德的人。然而我们从他那里获悉，在香港、上海和横滨，坐落着美国罪恶的奥革阿斯牛圈（Augean stables）。在那里，美国妓女已经变得如此显眼，以至于在东方，“美国女孩”已成为妓女的代名词。雷诺兹先生提醒他的同胞，当在华美国人处于我们领事代表的保护之下时，在美国的中国人却没有任何保护。任何了解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太平洋沿岸遭受的残酷和野蛮迫害的人，都会同意雷诺兹先生的观点。

鉴于上述事实，将欧洲视为美国所有社会疾病的发源沼泽是相当荒谬的。宣扬犹太人提供了最大比例自愿受害者的神话也同样荒谬。我相信没有人会指责我有民族主义倾向。我很高兴地说，我已经像摆脱许多其他偏见一样摆脱了它们。因此，如果我反感关于犹太妓女是被进口的说法，那不是因为任何犹太同情心，而是因为这些人生活中固有的事实。除了最肤浅的人，没人会声称犹太女孩会移民到陌生的土地，除非她们有某种联系或亲戚带她们去那里。犹太女孩并不喜欢冒险。直到最近几年，她们从未离开过家，甚至没去过邻近的村庄或城镇，除非是为了探望亲戚。那么，犹太女孩会因为陌生力量的影响和承诺，离开父母或家庭，长途跋涉数千英里前往陌生的土地，这是可信的吗？去任何一艘大型入境轮船上看看，你自己就会明白，这些女孩要么是和父母、兄弟、姑姨或其他亲属一起来的。当然可能有例外，但声称大批犹太女孩是为了卖淫或任何其他目的而被进口，简直是不了解犹太心理。

坐在玻璃房里的人不应该四处投掷石头；此外，美国的玻璃房相当薄，很容易破碎，而且内部看起来一点也不雅观。

将卖淫的增加归咎于所谓的进口、皮条客制度的增长或类似原因，是极其肤浅的。我已经提到了前者。至于皮条客制度，尽管它令人憎恶，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本质上是现代卖淫的一个阶段——一个被压制和贪腐所加剧的阶段，这种压制和贪腐源于针对社会罪恶的零星十字军东征。

皮条客无疑是人类家庭中的劣质样本，但他在哪方面比那些从站街女身上搜刮最后一分钱，然后将她关进警察局的警察更卑劣呢？为什么皮条客比那些靠受害者的血汗致富，最终将她们逼上街头的百货公司和工厂老板更具犯罪性，或对社会构成更大的威胁？我不是为皮条客辩护，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要受到无情的追捕，而所有社会罪恶的真正肇事者却享受着豁免权和尊重。而且，最好记住，不是皮条客创造了妓女。是我们虚伪的伪善创造了妓女和皮条客。

直到1894年，美国才对皮条客知之甚少。随后，我们遭受了一场美德的流行病。罪恶必须被废除，国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被净化。因此，社会癌细胞被驱赶得看不见，却深入了身体内部。妓院的老鸨，以及她们不幸的受害者，被移交给了警察那“温柔的慈悲”。高昂的贿赂和监狱的必然结果随之而来。

虽然在妓院中相对受到保护，因为她们代表了一定的货币价值，但女孩们现在发现自己流落街头，完全听凭贪婪警察的摆布。绝望、需要保护和渴望情感，这些女孩自然成了皮条客的猎物，而后者本身就是我们商业时代精神的产物。因此，皮条客制度是警察迫害、贪腐和试图压制卖淫的直接产物。将社会罪恶的这一现代阶段与后者的原因混为一谈，简直是愚蠢至极。

单纯的压制和野蛮的法令只能使愚昧和无知的受害者更加痛苦，并使她们进一步堕落。后者在拟议的法律中达到了最高表现，该法案将对妓女的人道对待定为犯罪，惩罚任何收容妓女的人，处以五年监禁和一万美元罚款。这种态度仅仅暴露了对卖淫作为一种社会因素的真正原因的严重缺乏理解，同时也体现了《红字》（Scarlet Letter）时代的清教徒精神。

没有任何一位关于该问题的现代作家不提到立法手段在应对这一问题上的绝对徒劳。因此，布拉施科医生（Dr. Blaschko）发现，政府的压制和道德十字军除了将罪恶驱赶进隐秘的渠道，增加其对社会的危险之外，一事无成。哈夫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作为对卖淫最彻底且人道的研究者，用丰富的数据证明，迫害手段越严厉，状况就越糟糕。在其他数据中，我们了解到在法国，“1560年，查理九世（Charles IX.）通过一道敕令废除了妓院，但妓女的数量反而增加了，许多新的妓院以不可预知的形式出现，且更加危险。尽管有所有这些立法，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立法，卖淫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发挥过比这更显著的作用。”[6]

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舆论，一旦从针对妓女的法律和道德迫害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有助于改善当前的状况。故意闭目塞听，无视卖淫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因素，只会加剧事态。我们必须超越那种“高人一等”的愚蠢观念，学会将妓女视为社会状况的产物。这种认识将扫除虚伪的态度，确保人们能够以更宽广的理解和更人道的方式来对待她们。至于彻底根除卖淫，除非彻底重估所有被接受的价值观——尤其是道德价值观——并同时废除工业奴隶制，否则别无他法。

[1] 桑格医生（Dr. Sanger），《卖淫史》（THE HISTORY OF PROSTITUTION）。

[2] 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是，桑格医生的书已被美国邮政系统封禁。显然，当局并不希望公众了解卖淫的真正原因。

[3] 哈夫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性与社会》（SEX AND SOCIETY）。

[4] 居约（Guyot），《卖淫》（LA PROSTITUTION）。

[5] 班格（Banger），《犯罪与经济状况》（CRIMINALITE ET CONDITION ECONOMIQUE）。

[6] 《性与社会》（SEX AND SOCIETY）。

妇女选举权

我们以这个崇尚进步、科学和发展的时代而自夸。那么，我们依然信仰偶像崇拜，这难道不奇怪吗？诚然，我们的偶像有着不同的形式和本质，但在支配人类心智的力量上，它们依然如古代偶像一般具有灾难性。

我们现代的偶像就是普选权。那些尚未实现这一目标的人，为了获得它不惜发动流血革命；而那些已经享受到它统治的人，则为这位全能神祗的祭坛献上沉重的牺牲。胆敢质疑该神性的异端，必将招致灾祸！

女性比男性更热衷于偶像崇拜，尽管她崇拜的偶像可能会变，但她始终跪着，始终双手高举，始终对她的神不过是泥足巨人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因此，自古以来，女性一直是所有神祗最大的支持者。也正因如此，她不得不支付唯有神才能索取的代价——她的自由，她的心血，甚至是她的生命。

尼采那句令人难忘的格言——“你去女人那里，别忘了带上鞭子”，被认为是极其粗暴的，但尼采在这一句中表达了女性对其所崇拜偶像的态度。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将女性判为劣等者、奴隶。它摧残了她的天性，束缚了她的灵魂，然而基督教却没有比女性更忠诚、更虔诚的支持者。事实上，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得到了女性的支持，宗教早已不再是影响人们生活的因素了。全世界最狂热的教会工作者、最不知疲倦的传教士都是女性，她们始终在祭坛上牺牲自己，而这些神祗正是锁住她精神、奴役她肉体的枷锁。

战争，这个贪得无厌的怪物，从女性手中夺走了她所有珍爱之物。它索取她的兄弟、爱人、儿子，作为回报，只留给她孤独和绝望的生活。然而，战争最大的支持者和崇拜者却是女性。正是她向孩子们灌输征服与权力的热爱；正是她对着幼小儿女的耳朵轻声诉说战争的荣耀，并伴着喇叭和枪炮声哄孩子入睡。也是女性，在胜利者归来时为他加冕。是的，正是女性为战争这个贪得无厌的怪物支付了最高的代价。

还有家庭。这是多么可怕的偶像！它如何榨干女性的生命力——这个带有金栏杆的现代监狱。它光鲜亮丽的外表蒙蔽了女性，使她看不见自己作为妻子、母亲和管家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女性却顽固地依附于家庭，依附于将她禁锢的力量。

也许有人会说，正因为女性意识到了她为教会、国家和家庭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所以她才寻求选举权来解放自己。这或许适用于极少数人；但大多数女性参政论者完全否认这种亵渎。相反，她们总是坚持认为，是女性选举权使她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更好的主妇和国家坚定的公民。因此，选举权不过是加强女性自古以来所侍奉的那些神祗之全能的一种手段。

那么，她对新偶像——女性选举权——表现得如此虔诚、如此狂热、如此五体投地，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正如过去一样，她带着微笑忍受迫害、监禁、折磨和各种形式的谴责。正如过去一样，即使是最开明的人，也对这个二十世纪的神祗——选举权，抱有奇迹般的期待。生命、幸福、喜悦、自由、独立——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都将源于选举权。在盲目的奉献中，女性看不见五十年前的知识分子早已意识到的事实：选举权是一种邪恶，它只会助长对人民的奴役，它只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如何被狡猾地操纵以至于屈从的。

女性要求平等选举权，主要基于女性必须在社会一切事务中拥有平等权利这一论点。如果选举权是一项权利，没有人能反驳这一点。悲哀的是，人类心智的无知，竟能将一种强加的行为视为权利。或者说，由一部分人制定法律，而另一部分人被迫服从，这难道不是最野蛮的强加吗？然而，女性却为那种在世界上制造了如此多苦难、剥夺了男性的正直与自立的“黄金机会”而呐喊；这种强加彻底腐蚀了人民，使他们成为无良政客手中的绝对猎物。

可怜、愚蠢、自由的美国公民！他拥有自由去挨饿，自由在这一大国的公路上流浪，他享受着普选权，而正是凭借这一权利，他为自己的四肢铸造了锁链。他所得到的报酬是严格的劳动法，禁止抵制权、纠察权，事实上，除了被剥夺劳动成果的权利外，他什么都没有。然而，二十世纪偶像的这些灾难性后果，并没有给女性带来任何启示。但是，我们被告知，女性会净化政治。

不用说，我并不反对女性选举权，我反对的理由并非传统的“女性不具备相应能力”。我看不出女性在投票权上与男性平等的身体、心理或精神理由。但这绝不会让我盲目相信那种女性能完成男性未能完成之事的荒谬想法。如果她不能让事情变糟，她也绝不可能让事情变好。因此，假设她能成功净化那些本不具备净化可能的事物，那就是赋予她超自然的力量。既然女性最大的不幸在于她要么被视为天使，要么被视为魔鬼，那么她真正的救赎在于回归尘世；也就是说，被视为普通人，从而受到所有人类愚行和错误的制约。那么，我们难道要相信两个错误能合为一个正确吗？我们难道要假设，如果女性进入政治舞台，政治中固有的毒素就会减少？最狂热的参政论者也绝不敢坚持这种愚论。

事实上，普选权领域最先进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所有现存的政治权力制度都是荒谬的，完全不足以应对紧迫的生命议题。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女性选举权的热烈支持者海伦·L·萨姆纳（Dr. Helen L. Sumner）医生的证实。在她关于《平等选举权》（EQUAL SUFFRAGE）的精辟著作中，她写道：“在科罗拉多州，我们发现平等选举权以最惊人的方式展示了现存体制本质上的腐朽和堕落。”当然，萨姆纳医生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投票系统，但同样的道理也完全适用于代议制的整个机器。有了这样的基础，很难理解女性作为一种政治因素，如何能造福于她自己或全人类。

但是，我们的选举权拥护者说，看看那些存在女性选举权的国家和州吧。看看女性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的四个州——爱达荷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犹他州——取得了什么成就。距离产生美——或者用波兰的一句俗语说——“我们在哪里，哪里就不错”。因此，人们会假设这些国家和州与其他国家或州不同，它们拥有更大的自由、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对人类生命更细腻的鉴赏力、对人类社会斗争中所有至关重要问题的更深刻理解。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女性可以投票，并参与立法。那里的劳动条件比英国更好吗？在英国，参政论者正在进行着如此英勇的斗争。那里是否存在比英国更伟大的母爱，更幸福、更自由的儿童？女性在那里不再被视为单纯的性商品了吗？她是否已将自己从清教徒对男女的双重道德标准中解放出来？当然，除了普通的女性政客，没有人敢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视为平等选举权成就的麦加，似乎是极其荒谬的。

另一方面，对于了解澳大利亚真实政治状况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事实：政治通过颁布最严厉的劳动法，将劳工噤声，使得没有仲裁委员会批准的罢工等同于叛国罪。

我绝非暗示女性选举权应为这种状况负责。我只是想说，没有理由将澳大利亚视为女性成就的创造奇迹之地，因为她的影响力未能将劳工从政治老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芬兰赋予了女性平等选举权；甚至还有进入议会的权利。这是否有助于培养出比俄罗斯女性更伟大的英雄主义、更强烈的热情？芬兰和俄罗斯一样，在血腥沙皇的恐怖鞭笞下苦苦挣扎。芬兰的佩罗夫斯卡娅（Perovskayas）、斯皮里多诺娃（Spiridonovas）、菲格纳（Figners）、布列什科夫斯卡娅（Breshkovskaias）在哪里？那些为了她们的事业欣然前往西伯利亚的无数芬兰少女在哪里？芬兰急需英勇的解放者。为什么投票权没有创造出她们？唯一的芬兰人民复仇者是一个男人，而不是女性，他使用的武器比选票更有效。

至于我们自己女性拥有投票权的州，它们被不断地作为奇迹的典范被提及，那里通过选票取得的成就，有哪些是女性在其他州没有享受到大半的，或者她们无法通过不利用选票的积极努力而实现的？

诚然，在拥有选举权的州，女性被保障了平等的财产权；但对于那些没有财产、靠微薄薪水过活的千千万万女性工薪阶层来说，这一权利有什么用呢？即便萨姆纳医生也承认，平等选举权并未且不能影响她们的状况，她当然处于了解实情的地位。作为一名热情的参政论者，且曾被纽约州大学平等选举权联盟派往科罗拉多州搜集支持选举权的材料，她绝不会说出任何贬损的话；然而我们获悉：“平等选举权对女性经济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女性并未获得同工同酬，而且尽管科罗拉多州的女性自1876年以来就享有学校投票权，但女性教师的薪水却比加利福尼亚州还要低。”另一方面，萨姆纳小姐未能说明一个事实：尽管女性拥有学校投票权已三十四年，平等选举权也自1894年起实行，但几个月前仅在丹佛市的人口普查就披露了有一万五千名残障学童。而这还是在教育部门大多由女性任职的情况下，尽管科罗拉多州的女性通过了“最严格的儿童和动物保护法”。科罗拉多州的女性“对州内照顾受抚养、残障和犯罪儿童的机构给予了极大关注”。如果一个城市有一万五千名残障儿童，这对女性的关怀和关注是多么可怕的控诉。既然女性选举权在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儿童问题上彻底失败，那么它又有什么荣耀可言？女性本应带入政治领域的优越正义感在哪里？1903年矿主对西部矿工工会发动游击战时，正义感在哪里？当贝尔将军（General Bell）制造恐怖统治，在夜间将人从床上拖走，绑架越过边界，投入牛栏，宣称“宪法去死吧，棍棒才是宪法”时，正义感在哪里？当时的女性政客们在哪里，为什么她们没有行使投票权？但她们确实行使了。她们帮助击败了最公正、最开明的怀特州长（Governor Waite）。后者不得不为矿业大亨的走狗、劳动者的敌人、科罗拉多州的沙皇——皮博迪州长（Governor Peabody）让位。“当然，男性选举权不可能做得更糟了。”或许如此。那么，女性选举权对女性和社会又有什么优势呢？人们反复提到的“女性将净化政治”的断言，也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了解爱达荷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犹他州政治状况的人并不同意这一点。

本质上是纯粹主义者的女性，在努力使他人达到她认为应有的高度时，天生是偏执且无情的。因此，在爱达荷州，她剥夺了街头姐妹的选举权，宣布所有“淫秽品行”的女性不具备投票资格。“淫秽”当然不包括婚姻内部的卖淫行为。不用说，非法的卖淫和赌博已被禁止。在这方面，法律必须具有女性特征：它总是禁止。在这点上，所有法律都是奇妙的。它们止步于此，但其倾向却打开了地狱的所有闸门。自法律针对卖淫和赌博以来，它们的生意从未像现在这样兴隆。

在科罗拉多州，女性的清教主义以一种更激进的形式表现出来。“自女性拥有投票权以来，生活名声不佳的人和与酒馆有关的人已被排挤出政治舞台。”[1]康斯托克（Comstock）兄弟能做得更多吗？所有的清教徒先辈能做得更多吗？我不知道有多少女性意识到这种所谓功绩的严重性。我不知道她们是否明白，这正是那种不仅没有提升女性，反而使她成为政治间谍、成为窥探他人私生活的可鄙之徒的事物，这并非为了事业的利益，而是正如一位科罗拉多州女性所说，“她们喜欢进入从未去过的房子，打听她们所能打听到的政治或其他一切事情。”[2]是的，还要窥探人类灵魂及其最细微的角落。因为没有什么比丑闻更能满足大多数女性的渴望了。而她什么时候曾享受过像现在作为政客这样的机会呢？

“生活名声不佳的人，以及与酒馆有关的人。”当然，这些女士投票收集者在平衡感方面很难受到指责。即使承认这些爱管闲事的人能决定谁的生活足够干净，足以进入那个极其干净的政治领域，难道酒馆老板就一定属于同一类别吗？除非这就是美国式的虚伪和偏见，在禁酒原则中表现得如此明显，它纵容富人阶层中酗酒的蔓延，却对穷人仅剩的唯一去处保持警惕。如果说还有什么理由，女性对生活狭隘且纯粹主义的态度，使她在任何拥有政治权力的地方都成为对自由的更大威胁。男性早已克服了仍困扰着女性的迷信。在经济竞争领域，男性被迫锻炼效率、判断力、能力和胜任力。因此，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倾向去用清教徒的准绳来衡量每个人的道德。在政治活动中，他也并非蒙着眼睛行事。他知道政治研磨机需要的材料是数量而非质量，除非他是感性的改革者或老古董，否则他知道政治永远只能是一片沼泽。

稍微了解政治运作的女性知道这头野兽的本性，但在她们的自给自足和自我中心中，她们使自己相信，只需抚摸这头野兽，它就会变得像羔羊一样温顺、甜美且纯粹。好像女性没有出卖过选票，好像女性政客就不会被收买！如果她的身体可以被物质利益收买，那她的选票为什么不能？即使是那些支持女性选举权的人，也不否认在科罗拉多州和其他州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正如我之前所说，女性对人类事务狭隘的看法并不是反对她作为优于男性的政客的唯一论点。还有其他论点。她长期的经济寄生性彻底模糊了她对平等含义的认识。她呼喊着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我们得知“很少有女性愿意在不受欢迎的地区游说”。[3]比起那些为了理想面对地狱的俄罗斯女性，平等对她们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

女性要求与男性相同的权利，但她对男性在她的存在面前没有当场倒下感到愤怒：他抽烟、戴着帽子，并没有像个跟班一样从座位上跳起来。这些可能是琐碎的小事，但它们却是了解美国参政论者本性的关键。诚然，她们的英国姐妹已经超越了这些愚蠢的观念。她们证明了自己能够应对对其性格和忍耐力最大的要求。向英国参政论者的英雄主义和坚韧致敬。多亏了她们积极、进取的手段，她们激励了我们国内一些死气沉沉、毫无脊梁的女士。但归根结底，参政论者们也依然缺乏对真正平等的欣赏。否则，如何解释那些勇敢的战士为了一项只能让少数有产阶级女士受益，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大工薪女性的微不足道的法案，而发动了如此巨大、真正的巨人般的努力？诚然，作为政客，她们必须是机会主义者，如果不能得到全部，就必须采取折中措施。但作为聪明和开明的女性，她们应该意识到，如果选票是一种武器，被剥夺继承权的人比经济上处于优势的阶层更需要它，而后者凭借其经济优势已经拥有了太多的权力。

英国参政论者的杰出领袖艾米琳·潘克赫斯特（Mrs. Emmeline Pankhurst）夫人在美国巡回演讲时，曾亲口承认政治上的优越者与劣势者之间不存在平等。如果如此，那么已经在经济上低于沙克尔顿法案（Shackleton bill）[4]获益女士们的英国工薪女性，如果法案通过，将如何与她们在政治上的优越者合作呢？安妮·基尼（Annie Keeney）那一类充满热情、奉献和殉道精神的人，是否更有可能被迫背着她们的女性政治老板，正如她们背着经济主人一样？即使在英国建立了男性和女性的普选权，她们依然不得不这样做。无论工人们做什么，他们总是被要求买单。然而，那些相信选票力量的人在根本不关心她们声称可能最能服务的人群时，表现出的正义感少之又少。

美国选举权运动直到最近还完全是一场客厅里的闹剧，与人民的经济需求完全脱节。因此，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不仅对劳工漠不关心，甚至充满敌意；当她在1869年建议女性取代纽约罢工的印刷工时，她并没有犹豫表现出这种敌意。[5]我不知道她在去世前这种态度是否有所改变。

--- [1] 见萨姆纳（Sumner）的《平等选举权》，第13页。 [2] 同上，第14页。 [3] 同上，第15页。 [4] 这里指的是英国议会中关于扩大选举权的法案。 [5] 见《苏珊·B·安东尼传》（Life and Work of Susan B. Anthony）。

当然，有一些女性参政论者与女工有所联系——例如妇女工会联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但她们只是极少数，而且她们的活动本质上是经济性的。其余的人则视苦难为上帝公正的安排。如果没有穷人，富人又将如何自处？如果没有这八千万挣工资的劳动者，那些闲散的、寄生的贵妇们——她们一周挥霍掉的钱比她们的受害者一年挣的还要多——又将如何自处？平等，谁听说过这种事？

很少有国家能像美国这样产生如此多的傲慢和势利。对于中产阶级的美国女性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她不仅认为自己与男性平等，甚至认为自己优于男性，特别是在纯洁、善良和道德方面。难怪美国参政论者为她的选票宣称具有最奇迹般的力量。在她那高傲的自负中，她看不见自己是多么彻底地被奴役，与其说是被男性奴役，不如说是被她自己愚蠢的观念和传统所奴役。选举权无法改善那个可悲的事实；它只会强化这一事实，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美国一位伟大的女性领袖声称，女性不仅有权获得平等的薪酬，而且在法律上还应该有权获得她丈夫的薪酬。如果丈夫未能供养她，就应该给他穿上囚服，他在狱中的收入应由他平等的妻子领取。难道没有另一位该事业的杰出倡导者宣称，女性的选票将消除社会罪恶吗？而全世界最杰出的头脑集体努力与之斗争却徒劳无功。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所谓的宇宙创造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他美妙的秩序方案，否则妇女选举权肯定能让女性彻底超越他。

没有什么比解剖一个崇拜偶像更危险的了。如果我们已经熬过了那种异端邪说会被处以火刑的时代，但我们仍未熬过那种谴责胆敢与公认观念持不同意见之人的狭隘精神。因此，我可能会被定性为女性的反对者。但这不能阻止我直面这个问题。我重复我开头所说的话：我不相信女性会让政治变得更糟；我也不相信她能让政治变得更好。那么，如果她不能改进男性的错误，为什么要延续这些错误呢？

历史可能是谎言的汇编；然而，它包含了一些真理，而这些真理是我们面对未来仅有的指南。人类政治活动的历史证明，他们给予女性的绝对不是她通过更直接、成本更低且更持久的方式无法实现的东西。事实上，他获得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通过不断的战斗、无休止的自我主张斗争而获得的，而不是通过选举权。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女性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曾经或将会得到选票的帮助。

在所有国家中最黑暗的俄罗斯，在其绝对专制统治下，女性已经成为男性的平等者，不是通过选票，而是通过她存在和行动的意志。她不仅为自己征服了每一个学习和职业领域，而且赢得了男性的尊重、敬意和友谊；是的，不仅如此：她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和尊重。这也不是通过选举权，而是通过她非凡的英雄主义、她的坚毅、她的能力、意志力和她在争取自由斗争中的忍耐。在任何拥有选举权的国家或州，哪里有女性能宣称取得这样的胜利？当我们审视美国女性的成就时，我们也会发现，某种比选举权更深层、更强大的力量一直在帮助她迈向解放。

就在六十二年前，塞内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上的一小群女性提出了关于她们享有与男性平等教育权，以及进入各种职业、行业等权利的几项要求。多么伟大的成就，多么了不起的胜利！除了最无知的人，谁还敢谈论女性仅仅是家庭苦力？谁敢建议这个或那个职业不应该对她开放？六十多年来，她为自己塑造了一种新的氛围和一种新的生活。她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已成为一种世界力量。这一切都没有选票，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利，没有成为法官、狱卒或刽子手的“特权”。

是的，我可能会被视为女性的敌人；但如果我能帮助她看到光明，我将不会抱怨。

女性的不幸不在于她无法完成男性的工作，而在于她正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力去胜过他，而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已使她在体力上无法跟上他的步伐。哦，我知道有些人成功了，但付出了什么代价，什么惊人的代价！重点不在于女性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而在于她所提供工作的质量。她不能给选举权或选票带来新的质量，也不能从中获得任何能提高她自身质量的东西。她的发展、她的自由、她的独立，必须来自她自己并通过她自己实现。首先，通过将自己主张为一个独立的人格，而不是一种性别商品。其次，通过拒绝任何人对她身体的权利；通过拒绝生育，除非她想要孩子；通过拒绝成为上帝、国家、社会、丈夫、家庭等的仆人；通过使她的生活更简单，但更深刻、更丰富。也就是说，通过努力学习生活在所有复杂性中的意义和本质，通过从对舆论和公众谴责的恐惧中解放自己。只有这样，而不是选票，才会使女性自由，才会使她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力量，一种为真正的爱、为和平、为和谐而存在的力量；一种神圣之火的力量，赋予生命的力量；一个自由男女的创造者。

[1] 《平等选举权》（EQUAL SUFFRAGE）。海伦·萨姆纳（Dr. Helen Sumner）博士。

[2] 《平等选举权》（EQUAL SUFFRAGE）。

[3] 海伦·A·萨姆纳（Dr. Helen A. Sumner）博士。

[4] 沙克尔顿先生（Mr. Shackleton）是一位劳工领袖。因此，他提出一项排除他自己选民的法案是不言自明的。英国议会到处都是这样的犹大。

[5] 《平等选举权》（EQUAL SUFFRAGE）。海伦·A·萨姆纳（Dr. Helen A. Sumner）博士。

女性解放的悲剧

我以一个承认开始：无论所有关于人类种族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根本差异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如何，无论阶级和种族差异如何，无论妇女权利和男子权利之间所有人为的界限如何，我坚持认为，存在一个点，在这一点上，这些分歧可以交汇并成长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我无意以此提议缔结和平条约。今天占据我们整个公共生活、由对立和矛盾利益的力量所引发的一般社会对抗，当基于经济正义原则的社会生活重组成为现实时，将会分崩离析。

性别与个人之间的和平或和谐并不一定取决于人类表面上的平等；它也不要求消除个人的特征和特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同时做回自己，在与所有人类感同身受的同时保持自己独特的品质。这在我看来是大众与个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与真正的个性、男人与女人可以在没有对抗和反对的情况下相遇的基础。座右铭不应该是：宽恕彼此；而应该是：理解彼此。斯塔埃尔夫人（Madame de Stael）那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理解一切意味着宽恕一切”，从来没有特别吸引我；它带有忏悔室的气味；宽恕自己的同类带有法利赛人式的优越感。理解自己的同类就足够了。这一承认部分代表了我关于女性解放及其对整个性别影响的基本观点。

解放应该使女性能够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成为人。她内心渴望主张和活动的一切都应达到最充分的表达；所有人为的障碍都应被打破，通往更大自由的道路应清除几个世纪以来屈从和奴役的每一丝痕迹。

这是妇女解放运动最初的目标。但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果却孤立了女性，剥夺了她那些对她而言至关重要的幸福源泉。仅仅是外部的解放，使现代女性变成了一个人工制品，让人想起法国园艺的产品，那些带有阿拉伯式花纹的树木和灌木、金字塔、车轮和花环；任何东西，唯独不是通过表达她自身内在品质而形成的形态。这种人工培育的女性植物在大量存在，尤其是在我们所谓的生活知识领域。

女性的自由和平等！当这些词语最初被当时一些最高贵、最勇敢的灵魂说出时，唤起了多少希望和渴望。太阳在其所有的光芒和荣耀中即将在一个新世界上升；在这个世界上，女性将自由地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目标确实值得那些庞大的先驱男女们所付出的巨大热情、勇气、毅力和不懈努力，他们为了世界上的偏见和无知孤注一掷。

我的希望也向着那个目标前进，但我认为，今天所解释和实际应用的妇女解放，未能达到那个伟大的终点。现在，如果女性真的渴望自由，她就面临着将自己从解放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这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她通过解放实现了什么？在少数几个州拥有平等选举权。这纯洁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吗？正如许多善意的倡导者所预言的那样？当然没有。顺便说一句，具有简单、健全判断力的人确实应该停止以寄宿学校的语调谈论政治腐败。政治腐败与各种政治人物的道德或道德松懈无关。其原因完全是物质上的。政治是商业和工业世界的反射，其座右铭是：“取胜比给予更有福”；“低买高卖”；“一只脏手洗另一只脏手”。甚至没有希望女性凭借她的投票权能净化政治。

解放带给了女性与男性在经济上的平等；也就是说，她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和行业；但由于她过去和现在的体育训练没有赋予她与男性竞争所需的体力，她往往被迫耗尽所有的精力，用尽生命力，并绷紧每一根神经以达到市场价值。很少有人能成功，因为事实是，女性教师、医生、律师、建筑师和工程师既没有得到与男性同事相同的信任，也没有得到平等的报酬。而那些确实达到这种诱人平等的女性，通常也是以牺牲她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为代价的。至于广大劳动女孩和妇女，如果将家庭的狭隘和缺乏自由换成工厂、血汗工厂、百货商店或办公室的狭隘和缺乏自由，又能获得多少独立呢？此外，还有许多女性在一天辛苦工作后还要照顾一个“温馨的家”——寒冷、沉闷、杂乱、毫无吸引力——的负担。光荣的独立！难怪数百名女孩愿意接受第一次婚姻的求婚，她们厌倦了柜台后面、缝纫机或打字机前的“独立”。她们和中产阶级的女孩一样准备结婚，后者渴望摆脱父母统治的枷锁。一种仅仅导致挣取勉强维持生计的所谓独立，并不那么诱人，也不那么理想，以至于人们可以期望女性为此牺牲一切。我们备受赞誉的独立，毕竟只是钝化和扼杀女性天性、爱之本能和母亲本能的缓慢过程。

然而，劳动女孩的境遇远比她那些在更文明的职业领域——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中看似更幸运的姐妹要自然和人性得多，后者必须表现得端庄得体，而内在生活却在变得空虚和枯死。

现有的女性独立和解放观念的狭隘；对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男人的爱的恐惧；对爱会剥夺她的自由和独立的恐惧；对爱或为人母的快乐只会阻碍她充分行使职业的恐惧——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解放后的现代女性成为了一个被迫的维斯塔贞女（vestal），生活带着它巨大的澄清悲伤和深沉、迷人的快乐在她面前流过，却没有任何触动或抓牢她的灵魂。

大多数支持者和倡导者所理解的解放，范围太狭窄，无法容纳真正的女性、爱人、母亲在自由中蕴含的深厚情感所包含的无限爱与狂喜。

自立或经济上自由的女性的悲剧不在于经历太多，而在于经历太少。诚然，她对世界和人性的了解超过了过去几代的姐妹；正因为如此，她才深刻地感受到生命本质的缺失，而这本质是唯一能丰富人类灵魂的东西，没有它，大多数女性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职业自动机。

这种状况的出现是那些意识到在伦理领域中，仍保留着许多男性无争议优越时代腐朽废墟的人所预见的；这些废墟仍被认为是可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相当多的被解放者离不开它们。每一个旨在摧毁现有制度并以更先进、更完美的东西取代它们的运动，都有一些追随者，他们在理论上支持最激进的思想，然而，在日常实践中，他们却像普通的市侩一样，假装体面并大声疾呼要求对手的好评。例如，有社会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支持财产即盗窃的观点，但如果有人欠他们半打别针的价值，他们就会感到愤怒。

同样的市侩也可以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找到。黄色新闻记者和软弱无力的文人描绘了被解放女性的形象，让好公民和他那迟钝的伴侣毛骨悚然。妇女权利运动的每一位成员都被描绘成在道德上绝对不顾一切的乔治·桑（George Sand）。对她来说，没有什么神圣的。她不尊重男女之间理想的关系。简而言之，解放只代表了一种鲁莽的放荡和罪恶的生活；不顾社会、宗教和道德。妇女权利的倡导者对这种描述非常愤怒，并且由于缺乏幽默感，她们竭尽全力证明自己并不像被描绘的那样糟糕，恰恰相反。当然，只要女性是男性的奴隶，她就不可能是善良和纯洁的，但现在她自由独立了，她会证明她能有多好，并且她的影响会对社会的所有制度产生净化作用。诚然，妇女权利运动打破了许多旧枷锁，但它也铸造了新的枷锁。真正的解放运动并没有遇到一个能直视自由的伟大女性种族。她们狭隘的清教徒视野将男人作为一个干扰者和可疑人物，从她们的情感生活中放逐了。男人无论如何都不被容忍，除非是作为孩子的父亲，因为孩子没有父亲很难来到这个世界。幸运的是，最严苛的清教徒永远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扼杀与生俱来的母性渴望。但女性的自由与男性的自由密切相关，我许多所谓的被解放的姐妹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出生在自由中的孩子需要他周围每一个人的爱与奉献，男人和女人一样。不幸的是，正是这种对人类关系的狭隘理解，导致了现代男女生活中的一场大悲剧。

大约十五年前，杰出的挪威人劳拉·马尔霍尔姆（Laura Marholm）写了一部作品，名为《女性，性格研究》（WOMAN, A CHARACTER STUDY）。她是第一批呼吁注意现有妇女解放观念的空虚和狭隘，及其对女性内心生活悲剧性影响的人之一。在她的作品中，劳拉·马尔霍尔姆谈到了几位具有国际声誉的天才女性的命运：天才埃莱奥诺拉·杜塞（Eleonora Duse）；伟大的数学家和作家索尼娅·科瓦列夫斯卡娅（Sonya Kovalevskaia）；艺术家和诗人气质的玛丽·巴什基尔采夫（Marie Bashkirtzeff），她英年早逝。在对这些非凡精神女性生活的每一段描述中，都贯穿着一条对圆满、完整、充实和美丽生活的未满足渴望的明显踪迹，以及由此导致的动荡和孤独。通过这些大师级的心理素描，人们不禁看到，女性的智力发展越高，她就越难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他能在她身上看到的不仅是性别，而且是人类、朋友、同志和坚强的个性，她不能也不应该失去她性格中的任何一个特征。

对于劳拉·马尔霍尔姆在《性格研究》中所描绘的女性来说，那种自给自足、对女性表现出荒谬优越感和惠顾态度的普通男性是不可能的。同样不可能的是那些只能看到她智力和天才，却未能唤醒她女性天性的男性。

丰富的智力和高尚的灵魂通常被认为是深刻和美丽人格的必要属性。对于现代女性来说，这些属性反而成了她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的障碍。一百多年来，基于圣经“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的旧式婚姻一直被谴责为代表男性对女性的主权、她对男性奇想和命令的完全服从，以及在名义和支持上绝对依赖于他的制度。一次又一次，它被确凿地证明，旧的婚姻关系将女性限制为男性的仆人和他孩子的承担者。然而，我们发现许多被解放的女性宁愿选择婚姻及其所有的缺陷，也不愿选择未婚生活的狭隘；因为束缚和限制她天性的道德和社会偏见的锁链，使未婚生活变得狭隘而难以忍受。

许多先进女性表现出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她们从未真正理解解放的含义。她们认为所需要的仅仅是从外部暴政中独立出来；那些对生活和成长危害更大的内部暴君——伦理和社会公约——却被留了下来，任其自生自灭；而它们确实自生自灭了。它们在妇女解放运动最积极倡导者的头脑和心中，正如在我们祖母的头脑和心中一样，相处得非常融洽。

这些内部暴君，无论是舆论的形式，还是“母亲、兄弟、父亲、姑姑或任何亲戚会怎么说”；“格伦迪夫人（Mrs. Grundy）、康斯托克先生（Mr. Comstock）、雇主、教育委员会会怎么说？”所有这些爱管闲事的人、道德侦探、人类精神的狱卒，他们会怎么说？直到女性学会蔑视他们所有人，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并坚持自己不受限制的自由，去倾听她天性的声音，无论它召唤的是生命中最大的财富——对男人的爱，还是她最光荣的特权——生育孩子的权利，她都不能称自己为被解放者。有多少被解放的女性有足够的勇气承认爱的声音在呼唤，在她们的胸口狂野地跳动，要求被听到，要求被满足。

法国作家让·雷布拉赫（Jean Reibrach）在其小说《新美》（NEW BEAUTY）中，试图描绘他心中理想、美丽且获得解放的女性形象。这种理想具体化为一名年轻的女医师。她言谈精明且睿智，谈论如何喂养婴儿；她心地善良，为贫困的母亲免费提供药物。她与相识的一位年轻男子谈论未来的卫生状况，谈论如何通过石墙和石地来消灭各种杆菌与病菌，以及如何弃用地毯和帷幔。当然，她的衣着非常朴素实用，大多为黑色。那位年轻男子在初次见面时，曾被这位解放了的朋友的智慧所折服，后来逐渐理解了她，并在某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她。他们正值青春，她善良而美丽，尽管总是穿着严谨的服装，但那一尘不染的白领和袖口让她的外表显得柔和了一些。人们本以为他会向她表白，但他并非那种会做出浪漫蠢事的人。在淑女纯洁的美面前，诗意与爱的热情只会掩盖他们羞红的脸庞。他压抑了本能的声音，保持着得体。她也一样，总是精确、理性、举止端庄。我担心如果他们真结为连理，那年轻人恐怕有冻死的危险。我必须坦承，在这位如同她所梦想的石墙与石地一样冰冷的新女性身上，我看不出任何美感。我宁愿要浪漫时代的爱情之歌，宁愿要唐璜与维纳斯夫人，宁愿要月光之夜顺绳梯私奔，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诅咒、母亲的哀叹以及邻居们的道德评论，也不要那种用尺子衡量出来的正确与得体。如果爱不懂得毫无保留地给予与索取，那便不是爱，而是一场永远计较得失的交易。

当今时代女性解放的最大短板在于其人为的僵化和狭隘的体面，这在女性灵魂中制造了一种空虚，使她无法畅饮生命之源。我曾说过，比起现代那些所谓的解放女性，老派的母亲和女主人——她们总是时刻关心孩子们的幸福和所爱之人的舒适——与真正的新女性之间似乎有着更深层的联系。纯粹的解放主义追随者宣称我是个异教徒，只配被架在火刑柱上。他们盲目的狂热使他们看不见，我将新旧进行比较，仅仅是为了证明：我们祖辈中的许多女性，比起如今塞满学院、学府和各类办公室的绝大多数解放了的职业女性，血液里流淌着更多的热血，拥有多得多的幽默与智慧，当然，还有更多自然、善良与纯朴。这并不意味着希望回到过去，也不意味着将女性禁锢在旧有的领域——厨房和育婴室中。

救赎在于向着更光明、更清晰的未来奋勇前行。我们需要从旧有的传统与习惯中挣脱，获得无拘无束的成长。妇女解放运动迄今为止只是迈出了朝向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希望它能积蓄力量，迈出下一步。投票权或平等的公民权或许是正当的要求，但真正的解放既不是始于投票站，也不是始于法庭。它始于女性的灵魂。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被压迫阶级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从主人手中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女性有必要吸取这一教训，意识到她的自由所能达到的范围，与她争取自由的力量相等。因此，她从内在的自我再生开始，切断偏见、传统和习俗的束缚，要重要得多。要求在生活的每一个职业领域拥有平等权利是公正合理的；但归根结底，最根本的权利是爱与被爱的权利。事实上，如果局部的解放要成为女性完整而真实的解放，就必须废除那种荒谬的观念：即被爱、成为恋人和母亲，等同于成为奴隶或附庸。它必须废除性别二元论的荒谬观念，即认为男人和女人代表了两个对立的世界。

琐碎使人分离；宽广使人联合。让我们变得广阔、伟大。不要因为眼前琐事的堆积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事物。对两性关系的真正构想不应容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它只知道一件伟大的事：无尽地给予自我，以便发现自己更丰富、更深刻、更好。唯有这一点能够填补空虚，并将女性解放的悲剧转化为欢乐，无限的欢乐。

婚姻与爱

关于婚姻与爱的通俗观念是：二者是同义的，源于相同的动机，满足相同的人类需求。像大多数通俗观念一样，这种看法并非建立在事实之上，而是建立在迷信之上。

婚姻与爱毫无共同之处；它们如同两极般遥远；事实上，它们是彼此对立的。毫无疑问，有些婚姻是爱的结果。但这并非因为爱只能在婚姻中得到确认；更多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完全超越一种习俗。如今有大量男性和女性视婚姻为儿戏，却为了公众舆论而屈从于它。无论如何，虽然确实有些婚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也确实在某些情况下爱在婚姻生活中得以延续，但我坚持认为，那是爱本身的力量，而非婚姻造就了它。

另一方面，爱产生于婚姻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极少数情况下，人们确实会听到夫妻在婚后坠入爱河的奇迹，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仅仅是对不可避免之事的妥协。当然，这种彼此习惯的过程远非爱的自发性、强烈感和美感，没有这些，婚姻的亲密关系对男女双方而言都只是一种堕落。

婚姻首先是一种经济安排，一种保险契约。它与普通的人寿保险协议唯一的区别在于它更具约束力，更苛刻。与投入相比，它的回报微不足道。在购买保险单时，人们支付的是金钱，并且始终可以自由停止支付。然而，如果女性的保险费是她的丈夫，那么她支付的是她的名字、她的隐私、她的自尊、她的整个生命，“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此外，婚姻保险注定使她陷入终身的依赖、寄生，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彻底丧失价值。男性也付出了代价，但由于他的领域更广阔，婚姻对他的限制不像对女性那样大。他在经济意义上感受到的枷锁更为深重。

因此，但丁在《地狱篇》之上的铭文同样适用于婚姻：“进入此门者，放弃一切希望。”

除了极度愚蠢的人，没人会否认婚姻是一场失败。只要看一眼离婚统计数据，就能意识到婚姻的失败是何等苦涩。那种刻板的市侩论调——即离婚法的松懈和女性日益堕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站不住脚：首先，每十二桩婚姻中就有一桩以离婚告终；其次，自1870年以来，每十万人口中的离婚率从28起上升至73起；第三，自1867年以来，以通奸作为离婚理由的比例增长了270.8%；第四，遗弃案件增长了369.8%。

除了这些惊人的数字，还有大量的戏剧和文学素材进一步阐明了这一主题。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在《在一起》（TOGETHER）中，皮内罗（Pinero）在《中途》（MID-CHANNEL）中，尤金·沃尔特（Eugene Walter）在《全额支付》（PAID IN FULL）中，以及数十位其他作家，都在探讨婚姻作为和谐与理解的因素时所表现出的贫瘠、单调、卑劣与不足。

深思熟虑的社会研究者不会满足于对这一现象通俗且肤浅的解释。他必须深入挖掘两性生活的本质，以了解为何婚姻竟如此灾难。

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说，每一段婚姻背后都存在着两性终身的生长环境；这个环境如此不同，以至于男女注定只能是陌生人。婚姻被迷信、习俗和习惯这堵不可逾越的墙所隔开，没有潜力去发展对彼此的了解和尊重，而没有这些，任何结合都注定失败。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这位所有社会虚伪的憎恨者，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伟大真理的人。诺拉（Nora）离开丈夫，并非——正如愚蠢的评论家所言——因为她厌倦了责任或感到了妇女权利的需要，而是因为她意识到，八年来她一直与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并为他生儿育女。还有什么比两个陌生人终身的亲近更屈辱、更卑劣的呢？女性无需了解男性的任何事，除了他的收入。至于对女性的了解——除了她外表迷人之外，还有什么可知的？我们尚未摆脱那种神学神话：女性没有灵魂，她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是用他的肋骨创造出来的，仅仅为了方便那位如此强大却又害怕自己影子的绅士。

也许女性的劣质材料是她卑微地位的原因。无论如何，女性没有灵魂——关于她还有什么好了解的呢？此外，女性的灵魂越少，她作为妻子的价值就越大，她就越能轻易地将自己融入丈夫的生活。正是这种对男性优越性的奴性默许，使婚姻制度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内看似完整。如今，随着女性开始觉醒，随着她真正意识到自己游离于主人的恩典之外，婚姻这一神圣制度正逐渐被瓦解，任何感伤的哀叹都无法阻止它。

几乎从孩提时代起，普通的女孩就被告知婚姻是她的最终目标；因此，她的训练和教育必须针对这一目的。像为屠宰而育肥的哑巴牲畜一样，她为此做好了准备。然而，奇怪的是，她被允许了解的关于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功能，远比普通工匠了解他的手艺要少得多。对于一个正派的女孩来说，了解任何关于婚姻关系的事都是不雅和肮脏的。噢，体面的不一致性，它需要婚姻誓言将某种肮脏的东西变成最纯洁、最神圣、无人敢质疑或批评的安排。然而，这恰恰是婚姻的普通维护者的态度。未来的妻子和母亲被完全蒙在鼓里，对她在竞争领域中唯一的资产——性——一无所知。于是，她与一名男性建立了终身关系，却发现自己对最自然、最健康的本能——性——感到震惊、排斥、愤怒到了极点。可以肯定地说，婚姻中很大比例的不幸、苦难、痛苦和身体折磨，都归咎于那被吹捧为美德的性知识上的刑事无知。我说许多家庭因为这一可悲的事实而破碎，绝非夸大其词。

然而，如果女性足够自由和伟大，能够在没有国家或教会批准的情况下了解性的奥秘，她就会被谴责为完全不适合成为“好”男人的妻子，而这种好仅仅在于大脑空空和钱财充裕。还有什么比这种观念更离谱的呢：一个健康、成年、充满生命力和激情的女性，必须否定自然的需要，必须抑制她最强烈的渴望，破坏她的健康，摧毁她的精神，必须限制她的视野，放弃性体验的深度和荣耀，直到一个“好”男人出现，把她当作妻子娶走？这正是婚姻的含义。这样的安排除了以失败告终，还能有什么结局呢？这是婚姻的一个因素，尽管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它将婚姻与爱区分开来。

我们的时代是务实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爱冒着父亲愤怒的时代，格雷琴（Gretchen）为爱将自己暴露在邻居流言蜚语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偶尔有年轻人允许自己奢侈地浪漫一把，他们就会被长辈接管，被训练和打击，直到变得“理智”。

灌输给女孩的道德教训不是那个男人是否激起了她的爱，而是，“他有多少钱？”实用美国生活中重要且唯一的上帝是：这个男人能养家吗？他能供养妻子吗？这是证明婚姻正当性的唯一理由。渐渐地，这渗透到了女孩的每一个思想中；她的梦想不再是月光和吻，不再是欢笑和泪水；她梦见的是购物之旅和减价柜台。这种灵魂的贫困和卑劣是婚姻制度内在的元素。国家和教会不认可任何其他理想，仅仅因为这种理想需要国家和教会对男女的控制。

无疑，仍有人认为爱高于金钱。对于那些因经济需要被迫自食其力的阶层来说，尤其如此。考虑到女性进入工业领域的时间并不长，这一强大因素所带来的女性地位的巨大变化确实是惊人的。六百万女性工薪阶层；六百万女性，她们与男性有同样的权利被剥削、被抢劫、去罢工；是的，甚至去挨饿。还有什么吗，大人？是的，六百万工薪女性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从最高级的脑力劳动到矿井和铁路轨道；是的，甚至还有侦探和警察。解放当然是完全的。

然而尽管如此，在庞大的工薪女性大军中，只有极少数人像男性那样将工作视为永久性的事业。无论后者多么衰老，他都被教导要独立、自食其力。噢，我知道在我们的经济跑步机上没有人是真正独立的；尽管如此，最底层的男性也不愿成为寄生虫；至少不愿被这样称呼。

女性认为她的工人身份是暂时的，随时可以为出价最高者抛弃。这就是为什么组织女性比组织男性难得多的原因。“我为什么要加入工会？我要结婚，要建立一个家。”她不是从孩提时代就被教导要将此视为最终使命吗？她很快就会明白，家虽然不像工厂那样是一个巨大的监狱，但它有更坚固的门和栏杆。它有一位如此忠诚的看守，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脱他的掌控。最可悲的部分在于，家不再使她免于工资奴役；它只是增加了她的负担。

根据提交给“劳工、工资和人口拥挤问题”委员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仅在纽约市，就有百分之十的工薪女性已经结婚，但她们仍必须从事世界上报酬最低的劳动。再加上家务劳动的苦差事，家的保护和荣耀还剩下什么？事实上，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女性在婚后也不能谈论“她的”家，因为是男人创造了她的领域。丈夫是禽兽还是亲爱的并不重要。我想证明的是，婚姻仅仅通过丈夫的恩典才保障女性有一个家。在那里，她年复一年地在他（HIS）的家中徘徊，直到她对生活和人类事务的看法变得和周围环境一样平庸、狭隘和灰暗。难怪她变得爱唠叨、琐碎、好斗、爱搬弄是非、令人无法忍受，从而把男人赶出家门。她想走也走不了；无处可去。此外，短暂的婚姻生活，彻底放弃所有的才能，绝对使普通女性失去了应对外部世界的能力。她变得外表邋遢、动作笨拙、决策依赖、判断怯懦，成为一种沉重和乏味的存在，大多数男人最终都会对此感到憎恶和蔑视。多么鼓舞人心的孕育生命的氛围，不是吗？

但是孩子，如果不靠婚姻，该如何保护呢？毕竟，这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吗？这种虚伪，这种伪善！婚姻保护孩子，然而成千上万的孩子却处于赤贫和无家可归之中。婚姻保护孩子，然而孤儿院和管教所却人满为患，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忙于从“慈爱”的父母手中拯救小受害者，将他们置于更爱心的照料之下，比如格里协会（Gerry Society）。噢，这是何等的嘲弄！

婚姻也许有能力把马牵到水边，但它能让马喝水吗？法律会将父亲逮捕，让他穿上囚服；但这曾缓解过孩子的饥饿吗？如果父母没有工作，或者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婚姻又能做什么呢？它援引法律将男人绳之以法，把他关进封闭的门后；然而，他的劳动成果不属于孩子，而属于国家。孩子得到的只是对父亲条纹囚服的惨淡记忆。

至于对女性的保护——那正是婚姻的诅咒。并非因为它真的保护了她，而是这个概念本身是如此令人反感，是对生命的一种暴行和侮辱，是对人类尊严的如此贬低，以至于永远诅咒了这个寄生制度。

它就像另一种家长式安排——资本主义。它剥夺了人的天赋权利，阻碍了他的成长，毒害了他的身体，使他处于无知、贫困和依赖之中，然后建立起那些以维持人最后一点自尊为生的慈善机构。

婚姻制度使女性成为寄生虫，彻底的依附者。它使她丧失了生活斗争的能力，毁灭了她的社会意识，麻痹了她的想象力，然后强加其仁慈的保护，这实际上是一个陷阱，是对人类性格的讽刺。

如果母性是女性天性的最高实现，那么除了爱与自由，它还需要什么保护呢？婚姻只会玷污、侮辱和腐蚀她的实现。它难道不是在对女性说：只有当你追随我时，你才能孕育生命吗？它难道不是将她送上审判台，如果她拒绝通过出卖自己来换取母性的权利，难道不正是贬低和羞辱她吗？婚姻难道不是只认可母性，即使是怀着仇恨、在强迫下孕育的？然而，如果母性出于自由选择、出于爱、出于狂喜、出于反抗的激情，它难道不是在无辜者的头上戴上荆棘冠，并用血写下那丑陋的称呼：私生子吗？即使婚姻包含它所声称的所有美德，它对母性的犯罪也将使其永远被排除在爱的领域之外。

爱，生活中最强烈、最深沉的元素，希望、欢乐、狂喜的先驱；爱，所有法律、所有公约的挑战者；爱，人类命运最自由、最强大的塑造者；这样一种全能的力量，怎么可能与那个可怜的、国家和教会产生的杂草——婚姻——同义呢？

自由恋爱？仿佛爱除了自由之外还有别的可能似的！人类买得起智慧，但世间万贯家财却买不来爱。人类征服了肉体，但世上所有的权力都无法征服爱。人类征服了整个民族，但他的千军万马却无法征服爱。人类给精神上了锁链和枷锁，但在爱面前却束手无策。即便高坐王位，坐拥金钱所能换来的一切荣华与排场，如果爱与他擦肩而过，人类依然是贫穷而凄凉的。而如果爱驻足停留，那么最破旧的茅舍也会因温暖、生命与色彩而熠熠生辉。因此，爱拥有让乞丐变成国王的魔力。是的，爱是自由的；它无法在其他任何氛围中栖息。在自由之中，它毫无保留、充盈丰沛、完完全全地奉献自我。一旦爱扎下了根，任何法典上的条文、宇宙间所有的法庭，都无法将其从土壤中强行撕裂。然而，如果土壤贫瘠，婚姻又怎能使它结出果实呢？这无异于垂死生命对死亡所做的最后挣扎。

爱不需要保护；它本身就是保护。只要爱能孕育生命，就不会有孩子被抛弃、挨饿，或因渴望亲情而受尽折磨。我知道这是事实。我认识一些女性，她们在自由中与自己所爱的男人成为母亲。在婚内，很少有孩子能享受到自由母性所能给予的关怀、保护与奉献。

权力的维护者们恐惧自由母性的到来，生怕它会抢走他们的猎物。如果女性拒绝盲目地繁衍后代，谁来打仗？谁来创造财富？谁来扮演警察和狱卒？“种族啊，种族！”国王、总统、资本家、教士们高呼着。种族必须存续，哪怕女性被贬为单纯的机器——而婚姻制度正是我们防止女性产生有害性觉醒的唯一安全阀。但这些维持奴役状态的疯狂努力终归是徒劳的。教会的敕令、统治者的狂暴攻击，乃至法律的铁腕，也同样徒劳。女性不再愿意参与制造一个病态、孱弱、颓废、可怜的人种，这些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道德勇气去摆脱贫困与奴役的枷锁。相反，她渴望的是更少、更好的孩子，这些孩子是在爱和自由选择中孕育和抚养的；而不是像婚姻所强加的那样，出于强迫。我们的伪道德家们尚未领悟到那深沉的责任感，那是对孩子的责任，是爱在自由中于女性胸中唤醒的。她宁愿永远放弃母性的荣耀，也不愿在充斥着毁灭与死亡的氛围中孕育生命。而如果她确实成为了母亲，那也是为了将她生命所能给予的最深沉、最美好的东西赋予孩子。与孩子共同成长是她的座右铭；她深知，唯有如此，她才能帮助建立真正的人格。

易卜生在塑造阿尔文夫人（Mrs. Alving）这一大师级杰作时，一定预见到了自由的母亲。她是理想的母亲，因为她已经超越了婚姻及其所有的恐怖，因为她已经挣断了枷锁，让自己的精神自由翱翔，最终回归为一个重获新生且强大的人。唉，挽救她生命中的快乐——她的奥斯瓦尔德（Oswald）——已经太迟了；但意识到“自由中的爱”是美好生活的唯一前提，却并不太迟。那些像阿尔文夫人一样，为精神觉醒付出了血泪代价的人，会将婚姻斥为一种强加的、肤浅的、空洞的嘲弄。他们深知，无论爱是只持续片刻，还是永恒不变，它都是构建一个新种族、一个新世界唯一具有创造性、启发性与提升性的基础。

在我们当下的侏儒状态中，爱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陌生人。由于被误解和回避，它很难扎根；即使扎了根，也很快会枯萎凋零。它那纤细的纤维无法承受日常琐碎的挤压与磨损。它的灵魂过于复杂，无法适应我们社会结构那黏糊糊的经纬。它与那些需要它、却缺乏升华至爱之顶峰能力的人们一起哭泣、呻吟、受苦。

终有一天，终有一天，男人们和女人们会崛起，他们会登上山巅，他们会以宏大、坚强且自由的姿态相遇，准备好去接受、去分享、去沐浴在爱的金色光芒中。什么样的奇思妙想、什么样的想象力、什么样的诗意天才，能够预见到这种力量在人类生活中可能蕴含的潜能呢？如果这个世界终将孕育出真正的伴侣关系与合一，那么其父母将是爱，而非婚姻。

现代戏剧：激进思想的强力传播者

只要不满与动荡仅仅在有限的社会阶层中沉默地蔓延，反动势力往往就能成功地镇压这些表现。但当这种沉默的动荡演变成自觉的表达，并变得几乎普遍时，它就必然会影响人类思想与行动的所有层面，并寻求其在个体与社会层面的表达，通过对现有价值体系的渐进式重估来实现。

仅仅从宣传性文学中，无法充分领略现代自觉的社会动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相反，我们必须熟悉人类表达中更宏大的层面，这些层面显现于艺术、文学，尤其是现代戏剧之中——它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满情绪最强烈、最深远的诠释者。

米勒（Millet）那质朴的画布是唤醒自觉不满的巨大动力！他笔下的农民形象——那对我们社会罪恶多么强烈的控诉；这些罪恶判处了《锄头工》（Man With the Hoe）无望的苦役，使他被排斥在自然的恩赐之外。

默尼耶（Meunier）的视野构想出了劳工阶层日益增长的团结与反抗，那是一群矿工正将受伤的兄弟抬往安全地带。他的天才因此有力地描绘了在地下受苦的劳工群体中那沸腾的动荡，与寻求艺术表达的精神反叛之间的相互关联。

现代文学中反抗觉醒的因素同样重要——屠格涅夫（Turgeniev）、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托尔斯泰（Tolstoy）、安德列耶夫（Andreiev）、高尔基（Gorki）、惠特曼（Whitman）、爱默生（Emerson）以及其他众多作家，他们体现了普遍的社会动荡精神和对社会变革的渴望。

作为激进思想的酵母和新价值的传播者，现代戏剧的影响力更为深远。

将如此重要的角色归于现代戏剧，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对大多数国家现代思想发展的研究将证明，戏剧成功地传达了伟大的社会真理，而这些真理在以其他形式呈现时往往被忽视。当然，也有例外，如俄罗斯和法国。

俄罗斯有着可怕的政治压力，这反而促使人们思考，并唤醒了他们的社会同情心，因为人民的知识生活与试图压制这种生活的专制政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然而，尽管托尔斯泰、契诃夫（Tchechov）、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夫的伟大戏剧作品密切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斗争、希望与抱负，但它们对激进思想的影响程度却不及戏剧在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谁能否认《黑暗的势力》（THE POWER OF DARKNESS）或《底层社会》（NIGHT LODGING）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呢？托尔斯泰，这位真正、纯粹的基督徒，却是组织化基督教最大的敌人。他以大师的手笔，描绘了黑暗势力即基督教会的迷信对人类心灵的破坏性影响。

还有什么媒介能以如此强烈的戏剧性力量，表达教会对其受骗信徒所犯罪行的责任；还有什么媒介能因此激起人类良知的愤慨呢？

高尔基的《底层社会》中所包含的控诉同样直接而有力。这些被社会排斥的人，被迫陷入贫困与犯罪，却仍绝望地紧紧抓住希望与抱负的最后残余。这些迷失的生命，被残酷、反社会的生存环境所摧残与压垮。

另一方面，法国，凭借其对自由的持续斗争，确实是激进思想的摇篮；正因如此，它并不那么需要戏剧作为唤醒的手段。然而，布里厄（Brieux）的作品——如《红袍》（ROBE ROUGE），描绘了司法系统的可怕腐败——以及米尔博（Mirbeau）的《生意就是生意》（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描绘了财富对人类灵魂的破坏性影响——无疑比法国大多数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和书籍触及了更广泛的圈子。

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英国，甚至包括美国（尽管程度稍轻）等国家，戏剧是真正创造历史的载体，它将激进思想传播到了原本无法触及的阶层。

以德国为例。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一群有头脑、有思想、拥有最高尚操守的人，将传播人类博爱与正义的真理作为终身事业，以此对抗被压迫者与受蹂躏者。社会主义，那股巨大的革命浪潮，对于那些处于无情且不人道体制下的受害者而言，就像沙漠旅行者干裂嘴唇渴望的水一样。然而，受过教育的人群却保持着绝对的冷漠；对他们来说，那股革命的浪潮不过是不满、牢骚满腹者的低语，是危险的、文盲的麻烦制造者，他们应该待的地方是监狱。

正如“有教养的”人通常自以为是的那样，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要为成千上万的人挨饿而大惊小怪，尽管这些人贡献了世界财富。生活在美与奢华中，他们不相信在自己身边生活着一群人，他们被贬低到比野兽还低的地位，无家可归、衣衫褴褛，没有希望与抱负。

这种状况在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尤为显著。沉浸在胜利中的德国，沉溺于感伤的爱国主义文学，以此通过征服与流血的荣耀毒害了该国青年的思想。

知识界德国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国家的文学，求助于易卜生、左拉（Zola）、都德（Daudet）、莫泊桑（Maupassant）的作品，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伟大作品。但正如没有哪个国家能在缺乏与自身土壤相关的文学和戏剧的情况下长期维持文化标准一样，德国逐渐开始发展出一种反映其本国人民生活与斗争的戏剧。

阿诺·霍尔茨（Arno Holz），那个时期最年轻的剧作家之一，以他的《塞利克一家》（FAMILIE SELICKE）让庸人们从舒适安逸中惊醒。该剧处理的是社会的弃儿，那些巷弄里的男男女女，他们唯一的生计来源就是从垃圾桶里捡拾的东西。一个可怕的题材，不是吗？然而，对于那些从未经历过贫困，因此认为世间一切安好的人，除了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办法能敲开他们那坚硬的心灵外壳呢？

不用说，这部戏引发了巨大的愤慨。真理是苦涩的，居住在柏林第五大道上的人们憎恨面对真相。

并非《塞利克一家》展现了什么多年来从未被写过的事情，但霍尔茨的戏剧天才，加上对该剧强有力的诠释，必然打入了最广泛的圈子，迫使人们思考周围可怕的不平等。

苏德曼（Sudermann）的《荣誉》（EHRE）和《故乡》（HEIMAT）探讨了至关重要的议题。我已经提到了那种令普通德国人彻底丧失理智、从而产生扭曲荣誉感的感伤爱国主义。决斗成了家常便饭，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许多领先的作家对这种狂热发出了巨大的呼声。但没有哪部作品像《荣誉》那样，成为这种国家病症的净化器与揭露者。

这部戏不仅是讨论决斗，它还分析了荣誉的真正含义，证明它并非一种固定的、与生俱来的感觉，而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特别取决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我们从这部戏中意识到，住豪宅的人对荣誉的定义必然不同于他的受害者。

海内克（Heinecke）一家享受着百万富翁穆林（Muhling）的慈善，在他们的儿子罗伯特（Robert）不在时，被允许居住在他产业内的一座破旧棚屋里。罗伯特作为穆林的代表，正在印度为雇主赚取巨额财富。回国后，罗伯特发现他的妹妹被年轻的穆林引诱，而其父亲竟好心地提出用一张四万马克的支票来“摆平”此事。罗伯特感到愤怒与愤慨，他反感这种对他家族荣誉的侮辱，并因傲慢被立即解雇。罗伯特最终将这一指控扔向了那位慈善家百万富翁：

“我们为你做奴隶，我们为你牺牲心血，而你引诱我们的女儿和姐妹，并用我们为你赚来的金钱慷慨地支付她们的耻辱。这就是你所谓的荣誉。”

《荣誉》中的主角特拉斯伯爵（Count Trast）提供了一个关于荣誉观的侧面描写，他是一位广泛了解各地习俗的人，他讲述说，在多次旅行中，他曾遇到一个野蛮部落，由于他拒绝了对方提供的酋长夫人的魅力，他竟冒犯了他们的荣誉，从而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故乡》的主题探讨了两代人之间的斗争。它在戏剧文学中占有持久且重要的地位。

玛格达（Magda），施瓦茨（Schwartz）中校的女儿，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她拒绝了父亲为她挑选的追求者。因为敢于违抗父命，她被赶出了家门。充满生活激情与自由精神的玛格达走向了世界，十二年后，她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歌唱家回到了故乡。她同意去见父母，条件是他们必须尊重她过去的隐私。但她那死板的父亲立即开始盘问她，坚持他的“父权”。玛格达感到愤怒，但渐渐地，他的坚持揭开了她生活中的悲剧。他得知，受人尊敬的冯·凯勒（Von Keller）议员在学生时代曾是玛格达的恋人，那时她正在为经济与社会的独立而奋斗。这段短暂恋情的后果是一个孩子，甚至在出生前就被那个男人抛弃了。玛格达那刻板的军人父亲要求冯·凯勒议员作为赎罪，将这段恋情合法化。鉴于玛格达在社会与职业上的成功，凯勒愿意妥协，但条件是她必须放弃舞台，并将孩子送往机构。新旧之间的斗争在玛格达 defiant（反抗）的话语中达到了高潮，展现了一位成长为具有自觉独立思想与行动力的女性：……“我会说出我对你的看法——对你和你那体面的社会。为什么我要比你们更糟，以至于我必须通过谎言来在你们中间苟延残喘！为什么我身上的黄金，以及我名字周围的光环，只会增加我的污名？我难道没有为了这十年起早贪黑地工作吗？我难道没有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编织出这件礼服吗？我难道没有像成千上万的同类一样，一步步建立起我的事业吗？我为什么要向任何人脸红？我是我自己，通过我自己，我才成为了现在的我。”

《故乡》的主题并非原创。它曾被一位大师在《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中处理过。部分因为屠格涅夫的伟大作品更多是俄罗斯而非普遍条件的典型，且更多因为它是以小说的形式呈现，《父与子》的影响力仅限于俄罗斯。但《故乡》，特别是由于其戏剧表现形式，几乎成为了一个世界性因素。

那位不仅传播激进主义，而且真正让有思想的德国人发生革命的剧作家是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dt Hauptmann）。他的第一部戏《日出之前》（VOR SONNENAUFGANG），被德国每一家主要剧院拒绝，并在啤酒花园后面一家破烂的小剧院首演，它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社会地平线。其题材涉及一位大地主，他无知、目不识丁且粗暴，以及具有同样智力水平的经济奴隶。财富对创造它的人和拥有它的人的影响，以最生动的色彩展示出来，导致了酗酒、白痴化与衰败。《日出之前》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也是让豪普特曼遭受漫天辱骂的一点，是关于不适宜的父母盲目繁衍后代的问题。

在该剧的第二场演出中，一位领先的柏林外科医生挥舞着产钳在剧院里大喊大叫，几乎造成了恐慌：“如果 childbirth（分娩）可以从舞台上公开讨论，那么德国的体面与道德就危在旦夕。”那位外科医生已被遗忘，而豪普特曼作为一座伟大的丰碑屹立在世界面前。

当《织工》（DIE WEBER）首次问世时，在这片思想家与诗人的国度里爆发了一场大混乱。“什么，”道德家们哭喊道，“工人，肮脏、污秽的奴隶，竟然被搬上舞台！贫困及其所有的恐怖与丑陋，竟然被作为晚宴后的消遣端出来？这太过分了！”

确实，对于肥胖油腻的资产阶级来说，面对织工生存的恐怖，确实太过分了。这太令人难以接受，因为那真理与现实如雷鸣般在自满社会的聋耳中响彻：“我控诉！”

当然，在这部戏剧出现之前，人们普遍知道资本若不吞噬劳动力就无法变肥，财富若不通过贫困、饥饿与寒冷的渠道就无法被囤积；但这些事情最好保持在黑暗中，以免受害者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但现代戏剧的目的正是为了唤醒被压迫者的意识；而这，确实是格哈特·豪普特曼向世界描述西里西亚织工境况的目的。人类每天工作十八小时，却赚不到买面包和燃料的钱；人类居住在半掩在雪中的破旧茅屋里，除了破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御寒；婴儿因饥饿与风吹雨打患上坏血病；孕妇处于肺结核的晚期。仁慈的基督教时代的受害者，没有生活，没有希望，没有温暖。啊，是的，这确实太过分了！

豪普特曼的戏剧多才多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除了描绘经济条件对人的磨损，他还探讨了个体为从习俗与传统的奴役中获得精神与智力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因此，戏剧性散文诗《沉钟》（DIE VERSUNKENE GLOCKE）中的铸钟匠海因里希（Heinrich），未能达到自由的山巅，因为正如劳腾德莱恩（Rautendelein）所说，他在山谷中待得太久了。同样，福克拉特（Vockerath）博士和安娜·马尔（Anna Maar）依然是孤独的灵魂，因为他们也缺乏蔑视受人崇拜的传统的勇气。然而，他们本身的失败必然会唤醒对一个永远阻碍个体与社会解放的世界的反抗精神。

马克斯·哈尔贝（Max Halbe）的《青春》（JUGEND）和韦德金德（Wedekind）的《春之觉醒》（FRUHLING'S ERWACHEN）是朝完全不同方向传播激进思想的戏剧。它们处理的是儿童，以及在自然觉醒时所面临的深重无知与狭隘的清教徒主义。《春之觉醒》尤其如此。年轻的男孩女孩被牺牲在虚假教育和我们那令人作呕的道德祭坛上，这种道德禁止对青年进行关于社会健康与福利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启蒙——生命的起源及其功能。它展示了一位母亲——甚至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好母亲——如何让她十四岁的女儿对性别问题保持绝对无知，而当这位年轻女孩最终成为自己无知的受害者时，同一位母亲看着她的女儿被江湖郎中害死。她墓碑上的铭文写着她死于贫血，而道德得到了满足。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清教徒式伪善的致命性，在韦德金德的作品中得到了特别的阐明，因为我们最有前途的孩子们都成为了性别无知和教师对儿童觉醒缺乏理解的受害者。

温德拉（Wendla），在同龄人中发育异常且机警，恳求她的母亲解释生命的奥秘：

“我有个姐姐，结婚已经两年半了。我自己也做了三次姨妈，可我对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别生气，亲爱的妈妈！除了问你，我还能去问谁呢？别因为我问这个就责骂我。给我一个答案吧——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不能真的自欺欺人，以为我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会相信送子鸟的鬼话。”

如果她的母亲自己不是虚伪道德观念的牺牲品，那么，一次充满温情且明智的解释，本可以拯救她的女儿。然而，这位循规蹈矩的母亲却试图用这种闪烁其词的回答，来掩盖她那所谓的“道德”羞耻与尴尬：

“要生孩子——一个人必须爱——她所嫁的那个人……你必须爱他，温德拉（Wendla），像你现在这个年纪还无法去爱的那样。——现在你知道了吧！”

温德拉到底“知道”了多少，母亲意识到时已为时过晚。这位怀孕的少女以为自己患上了水肿。而当她的母亲绝望地哭喊道：“你患的不是水肿，你怀了孩子，傻丫头，”痛苦万分的温德拉困惑地惊叫道：“但这不可能，妈妈，我还未婚呢……哦，妈妈，你为什么不把一切都告诉我呢？”

同样愚蠢的是，少年莫里斯（Morris）因为学校考试不及格而被逼上绝路。而温德拉腹中那未出生孩子的年轻父亲梅尔基奥（Melchior），被送进了教养院，他那早熟的性觉醒，在老师和家长眼中成了他堕落的铁证。

多年来，德国那些有思想的男男女女一直倡导进行性启蒙的紧迫必要性。《MUTTERSCHUTZ》是一份专门致力于坦率且理性探讨性问题的刊物，它已经开展了相当长时间的鼓动工作。但最终还是韦德金德（Wedekind）的天才剧作发挥了作用，影响了激进思潮，以至于迫使德国许多学校引入了性生理学课程。

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一样，其进步更多是通过戏剧而非其他任何渠道实现的。早在易卜生（Ibsen）登上舞台之前，伟大的散文家比昂松（Bjornson）就曾对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现象发出过雷鸣般的控诉。但他当时的呼声犹如旷野里的呐喊，听者寥寥。易卜生则不同。他的《布朗德》（BRAND）、《玩偶之家》（DOLL'S HOUSE）、《社会支柱》（PILLARS OF SOCIETY）、《群鬼》（GHOSTS）以及《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极大地动摇了旧有的观念，并以一种现代且真实的生命观取而代之。人们只需阅读《布朗德》便能领悟到那种现代的宗教观，比方说，宗教，作为一种要在地球上实现的理想；宗教，作为人类博爱、团结与善良的原则。

易卜生这位对一切社会虚伪的终极仇敌，撕下了伪善者面孔上的面纱。然而，他最大的攻击目标是支撑社会脆弱结构的四个基本支点。第一，支撑当今生活的谎言；第二，我们道德准则所鼓吹的牺牲的虚妄性；第三，大多数人唯一膜拜的上帝——卑微的物质考量；第四，狭隘地方主义那令人窒息的影响。这四点在易卜生的剧作中反复出现，将其作为一种主导动机（LEITMOTIF），尤其体现在《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之中。

社会支柱！这是对建立在腐朽和破败支柱上的社会结构多么强有力的控诉——这些支柱表面装饰精美，看似完好无损，却仅仅掩盖了其真实的境况。那么，这些支柱是什么呢？

伯尼克（Bernick）领事正处于其社会和财务生涯的巅峰，作为城镇的恩人和社区最坚实的支柱，他却是通过谎言、欺骗和欺诈登上了顶峰。他掠夺了挚友约翰（Johann）的名誉，为了钱财背叛了他所爱的女人洛娜·赫塞尔（Lona Hessel），转而娶了她的继妹。他打着“为了社区利益”的幌子，通过阴暗的交易中饱私囊，最终甚至通过准备“印度姑娘号”（INDIAN GIRL）——一艘腐朽且危险的船只——出海，而不惜危及他人的生命。

然而，洛娜的归来让他意识到自己狭隘生活中的空虚与卑劣。他试图通过希望自己为儿子这一代人铺平了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来抚平那觉醒的良知。但即便这最后的希望也很快化为泡影，因为他意识到，真理不可能建立在谎言之上。就在全镇准备为这位社区大恩人举行宴会并大加赞赏之际，他本人，此时已在精神上完全成熟，向聚集的镇民坦白道：

“我没有权利接受这份敬意——……我的同胞必须了解我的底细。那么，让每个人都省察自己，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预言：从这一刻起，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浮夸、它的虚伪、它的空洞、它的虚假体面以及它那可悲的懦弱，都将像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一样被抛在身后，供人瞻仰与借鉴。”

通过《玩偶之家》，易卜生为女性解放铺平了道路。娜拉（Nora）从她玩偶的角色中觉醒，意识到父亲和丈夫海尔茂·托伐尔德（Helmer Torvald）加诸于她的不公。

“当我还在父亲家里时，他总是告诉我他所有的观点，而我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我有别的想法，我也会藏起来，因为他不会赞成。他过去常叫我他的玩偶孩子，像我玩弄玩偶那样摆弄我。后来我来到你家住。你按照你的品味决定了一切，我也就有了和你一样的品味，或者说我假装如此。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一直像个乞丐一样生活，入不敷出。我靠为你表演把戏而活，托伐尔德，但这是你要求的。你和父亲对我犯下了大错。”

海尔茂徒劳地运用那些陈旧的市侩论调，谈论妻子的责任和社会义务。娜拉已经脱去了玩偶的衣裳，成长为具有自觉女性意识的独立个体。她决心自己思考、自己判断。她意识到，首先且最重要的，她是一个人，首要的责任是向自己负责。即使面对社会排斥的可能，她也毫不畏惧。她开始怀疑法律的公正性和既定权威的智慧。她那反抗的灵魂奋起抗议现存制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下定决心，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她曾怀着孩子般对丈夫的信任，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但让她洞悉婚姻虚伪真相的，并非这破灭的希望。而是海尔茂对一个安全的谎言——一个能被隐藏且不危及他社会地位的谎言——所感到的沾沾自喜。

当娜拉关上那金丝笼的门，作为一个人格重塑、获得新生的个体走向世界时，她为她自己的性别乃至未来的种族打开了通往自由与真理的大门。

相较于其他任何剧作，《群鬼》的影响力如同炸弹爆炸，撼动了社会结构的根基。

在《玩偶之家》中，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结合的合理性，至少还建立在丈夫对正直的认知以及对我们社会道德的严格恪守之上。确实，他曾是那个传统的理想丈夫和慈父。但在《群鬼》中则不然。阿尔文夫人嫁给阿尔文上尉，却发现他是个身心俱疲的残骸，与他一起生活意味着彻底的堕落，并对未来可能的后代是致命的。她在绝望中转向了年轻时的伴侣曼德斯（Manders）牧师，可这位真正的灵魂救赎者，对于尘世的苦难必然是不屑一顾的。他把她送回了那羞耻与堕落之中——送回了她对丈夫和家庭的义务中。诚然，对他而言，幸福不过是反叛精神的罪恶显现，而妻子的职责不是评判，而是“怀着谦卑的心去承担更高的力量为你自身利益而降下的十字架。”

阿尔文夫人背负了这十字架二十六个漫长的岁月。不是为了所谓更高的力量，而是为了她的小儿子奥斯瓦尔德（Oswald），她渴望将他从丈夫那充满毒气的家中拯救出来。

同样是为了爱子，她守护着父亲品行端正的谎言，出于对“责任与体面”的迷信敬畏。遗憾的是，她意识到得太晚了：她牺牲了整个人生却终归徒劳，她的儿子奥斯瓦尔德遭受了父亲罪孽的报应，他已不可逆转地被判处了死刑。她还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幽灵。不仅是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东西在驱动着我们。还有各种死去的观念和毫无生气的旧信仰。它们没有生命力，但依然缠着我们不放，我们无法摆脱它们……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如此可怜地害怕光明。当你强迫我套上那所谓的责任与义务的枷锁时；当你赞美那些我整个灵魂都厌恶为秽物的事情为正当体面时；也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审视你们教义的缝隙。我只想挑开一个结，可当我解开它时，整个东西都散架了。那时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机器缝制的。”

一个机器缝制的社会，又怎能洞察那产生亨利克·易卜生杰作的沸腾深渊呢？它无法理解，因此将谩骂与毒液倾泻在了这位最伟大的恩人身上。易卜生并未因此胆怯，他在《人民公敌》中的回答便是明证。

在那部伟大的戏剧中，易卜生为那个腐朽且垂死的社会制度举行了最后的葬礼。从它的灰烬中升起的是重获新生的个体，那勇敢而无畏的反抗者。斯多克芒（Stockman）医生，一个充满社会同情心与团结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被聘为家乡浴场的医生。他很快发现浴场建在沼泽之上，涌入这里的病患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正在中毒。

作为一个正直且信念坚定的人，医生认为让大家知道这一发现是他的职责。但他很快发现，股息和利润既不关心健康，也不关心原则。即使是镇上的改革派，那些以《人民信使报》（PEOPLE'S MESSENGER）为代表、时刻准备大谈对人民奉献的人，一旦得知医生的发现可能会使小镇名誉扫地并损害他们的腰包，便立刻撤回了对这位“鲁莽”理想主义者的支持。

但斯多克芒医生依然坚持着他对他镇民的信念。他们会听他说的。可在这里，他也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甚至找不到一个地方来宣扬他那伟大的真理。而当他最终成功发声时，却作为“人民公敌”被谩骂和嘲讽所淹没。这位对镇民协助铲除邪恶充满热情的医生，很快被逼到了孤立的境地。宣布他的发现会导致小镇的经济损失，而这一考量促使官员们、善良的公民们以及那些所谓的灵魂改革者们去扼杀真理的声音。他发现他们是一群紧密的多数派，肆无忌惮地愿意将小镇的繁荣建立在谎言与欺诈的沼泽之上。他被指责试图毁灭社区。但在他看来，“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社区被毁灭了也无所谓。它必须被夷为平地。所有靠谎言生存的人都必须像害虫一样被铲除。你们会让整个国家都沦落到应受毁灭的地步。”

斯多克芒医生不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认为，一个自由人绝不能表现得像个无赖。“他绝不能做出那种让自己唾弃自己的行为。”因为只有懦夫才会允许所谓的公共福利或党派的“考量”凌驾于真理与理想之上。“党派纲领扼杀了所有年轻的、鲜活的真理；而权宜之计颠倒了道德与正义，直到生活变得面目全非。”

易卜生的这些剧作——《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构成了一种动态力量，正逐渐驱散那徘徊在被称为“文明”的社会墓地中的幽灵。不仅如此；易卜生的破坏性效应同时也是极其建设性的，因为他不仅削弱了现存的支柱；事实上，他以坚定的步伐，为更健康、理想的未来奠定了基础，这个未来建立在同情性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的主权之上。

英国拥有激进思想的伟大先驱，像戈德温（Godwin）、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达尔文（Darwin）、斯宾塞（Spencer）、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知识朝圣者；拥有像雪莱（Shelley）、拜伦（Byron）、济慈（Keats）这样美妙的自由百灵鸟，这也是戏剧艺术影响力的又一例证。在短短的几年内，萧伯纳（Shaw）、皮内罗（Pinero）、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兰·肯尼迪（Rann Kennedy）的戏剧作品，将激进思想带到了那些曾经对英国伟大诗人们的呼声都充耳不闻的听众耳中。因此，一个在阅读罗伯特·欧文关于贫困的论文时会无动于衷，或无视伯纳德·萧（Bernard Shaw）社会主义小册子的公众，却在《芭芭拉少校》（MAJOR BARBARA）中被迫思考，剧中将贫困描述为基督教文明最大的罪恶。“贫困使人软弱、奴性、渺小；贫困制造疾病、犯罪、卖淫；总之，贫困是世间一切罪恶与祸患的根源。”贫困也导致了依赖、慈善组织以及那些从它们试图消灭的对象身上获利的机构。例如，正如在《芭芭拉少校》中所展示的，救世军打击酗酒；然而其最大的捐助者之一却是巴杰（Badger），一个威士忌酒商，他每年提供数千英镑去消灭他财富的源头。因此，伯纳德·萧得出结论：社会唯一真正的恩人是像安德沙夫特（Undershaft）那样的人——芭芭拉的父亲，一个大炮制造商，其人生哲学是火药比言语更有力量。

“最大的罪恶，”安德沙夫特说，“就是贫困。相比之下，其他所有罪恶都是美德；其他所有羞耻都是骑士精神。贫困摧毁了整个城市；传播可怕的瘟疫；扼杀了所有视线、听觉或嗅觉范围内人们的灵魂。你所谓的犯罪算什么？这里一起谋杀，那里一起盗窃，现在的一次打击和一次咒骂：那又有什么关系？它们只是生活的意外和疾病；伦敦没有五十个真正的职业罪犯。但却有数百万穷人，卑微的人，肮脏的人，衣食无着的人。他们在精神上和生理上毒害我们；他们扼杀社会的幸福；他们迫使我们为了担心他们反抗并将我们拖入深渊，而放弃我们自己的自由并组织非自然的残酷行为……贫困与奴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抗着你们的布道和社论；但它们无法对抗我的机枪。不要向他们布道；不要和他们讲理。杀了他们……这是信念的最终考验，是唯一足以推翻一个社会制度的杠杆……投票！呸！当你投票时，你不过是换了内阁的名字。当你开枪时，你推翻了政府，开创了新纪元，废除了旧秩序，并建立了新秩序。”

难怪人们对阅读萧先生的社会主义小册子兴趣寥寥。除了戏剧，他无法以其他任何方式传达如此强有力、历史性的真理。因此，唯有通过戏剧，萧先生才成为传播激进思想的革命性因素。

继霍普特曼（Hauptmann）的《织工》（DIE WEBER）之后，高尔斯华绥的《争斗》（STRIFE）是关于劳工最重要的剧作。

《争斗》的主题是一场罢工，其中有两个主导因素：公司总裁安东尼（Anthony），他强硬、不妥协，不愿做出丝毫让步，尽管工人们坚持了数月并处于半饥饿状态；以及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一个决不妥协的革命者，他对工人和自由事业的奉献如白热之火。在他们之间，罢工者们被这场可怕的斗争磨损得疲惫不堪，并被家人们那可怕的贫困与匮乏景象所折磨和驱使。

《争斗》中最奇妙、最精彩的部分是高尔斯华绥对暴民的描绘，他们的反复无常与缺乏骨气。他们一会儿为讲述上帝与宗教力量并告诫人们不要反抗的老托马斯（Thomas）鼓掌；下一刻又被一位游走代表所煽动，他为工会辩护——那个总是主张妥协，并在工人们敢于为独立要求而罢工时抛弃他们的工会；随后，他们又被大卫·罗伯茨的真诚、精神和强度所点燃——所有这些人愿意随风摇摆。这是工人阶级的诅咒，他们总是像被赶往屠宰场的羊群一样跟从。

一致性是我们商业时代最大的罪恶。无论精神多么强烈或人多么重要，只要他不允许自己被利用或出卖他的原则，他就会被扔进垃圾堆。这就是公司总裁安东尼和大卫·罗伯茨的命运。诚然，他们代表了对立的极点——彼此敌对的极点，被一条永远无法弥合的可怕鸿沟所分割的极点。然而，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安东尼是保守主义、旧观念、铁腕手段的化身：

“我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已经三十二年了。我和工人们斗了四次。我从未被击败过。有人说时代变了。如果变了，我并没有随之改变。有人说雇主和工人是平等的。虚伪。一个屋檐下只能有一个主人。有人说资本和劳工有共同的利益。虚伪。他们的利益如天渊之别。对待工人只有一种方式——铁腕。主人就是主人。工人就是工人。”

我们或许不喜欢这种对旧的、反动观念的坚持，然而这个人的勇气和一致性确实有值得钦佩之处，他也不像我们那些虚伪、软弱的改革者那样对被压迫者的利益构成威胁；那些人一只手偷窃，另一只手捐出图书馆；像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那样碾压众生，然后花费数百万美元进行社会研究；将美丽的幼苗变成枯萎的老妇人，然后给她们几个微不足道的美元，或建立一个职业女性之家。安东尼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要与这样的敌人战斗，人们必须学会面对面进行公开的博弈。

大卫·罗伯茨具备了他对手所有的智力与道德属性，并结合了反抗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深度。他同样坚持原则，对他所在的阶级，他要求除了彻底胜利之外别无他求。

“我们战斗并非为了这短暂的片刻，并非为了我们自己卑微的身体及其温暖；而是为了所有后来者，为了所有的时代。哦，兄弟们，为了对他们的爱，不要在他们的头上再压上一块石头，不要帮助把天空涂黑。如果我们能够撼动那个从世界诞生之初就吸吮着我们自己、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们生命的、长着血色嘴唇的苍白怪物，如果我们没有男人的心脏去面对它，胸对胸、眼对眼，强迫它后退直到它求饶，它就会继续吸食生命，而我们将永远停留在原地，不如狗。”

妥协和卑微的利益终将过去，留下这两个巨人被抛在身后，这是不可避免的。直到群众达到大卫·罗伯茨的身量，这才是不可避免的。会吗？预言并非剧作家的职业，然而道德教训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得不意识到，工人们将不得不使用他们 hitherto（迄今）不熟悉的手段；他们将不得不抛弃中间那些总是准备调和不可调和之物（即资本与劳工）的分子。他们将不得不学习，像大卫·罗伯茨这样的人物，正是那些彻底改变了世界，从而为从那“长着血色嘴唇的苍白怪物”的魔爪中解放出来，走向更明亮的地平线、更自由的生活、更深刻的对人类价值的认知的道路铺平了力量。

在过去几年里，没有哪个具有同等社会重要性的课题像监狱与惩罚问题这样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

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杂志没有用专栏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在美国和国外，多位有识之士都从历史、心理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议题，他们一致认为，现行的刑罚制度以及我们应对犯罪的方式，在各个方面都已被证明既不充分又极为浪费。人们本应期待，在针对囚犯所受社会罪恶的累累文学控诉下，会产生一些极其激进的变革。然而，除了一些监狱中微不足道且相对无关紧要的改革外，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也没有取得。但最终，这一严重的社会弊病在Galsworthy的《JUSTICE》一剧中得到了戏剧化的诠释。

该剧开场于James How and Sons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高级职员Robert Cokeson发现，他开出的一张九英镑的支票被伪造成了九十英镑。通过排除法，嫌疑落在了初级办事员William Falder身上。后者爱上了一位已婚妇女，她是受尽一个酗酒暴徒虐待的妻子。在雇主——一位严厉却并非冷酷的人——的逼问下，Falder承认了伪造支票的行为，并恳求道，这是为了他爱人Ruth Honeywill的迫切需要，他原本计划带她逃走，以救她脱离丈夫难以忍受的暴行。尽管受到受现代思想影响的年轻Walter的恳求，他的父亲——一位道德高尚且尊崇法律的公民——还是将Falder交给了警察。

第二幕在法庭上，展示了“正义”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一场景在戏剧张力和心理真实性上，堪比《RESURRECTION》中那场伟大的法庭戏。年轻的Falder，一个二十三岁、神经质且相当软弱的青年，站在被告席上。Ruth，他那已婚的爱人，充满了爱与奉献，焦虑万分地想要拯救这个因爱而陷入绝境的年轻人。为年轻人辩护的是Frome律师，他对陪审团的陈词是一篇深刻社会哲学的杰作，字里行间缠绕着人类理解与同情的藤蔓。他并未试图否认Falder改动支票的事实；尽管他以精神暂时错乱为客户辩护，但这辩护的基础是与我们社会弊病之根源一样深远且包罗万象的社会意识——“生活的背景，那始终存在于犯罪背后的悸动生活。”他指出，Falder面对的是一种抉择：要么看着心爱的女人被无法离婚的残暴丈夫谋杀，要么亲自诉诸武力。辩方恳求陪审团不要通过判处监禁将这个软弱的青年变成罪犯，因为“正义是一台机器，一旦有人给了它一个启动的推力，它就会自行运转……难道要让这个年轻人在这台机器下被碾得粉碎，仅仅为了一个充其量只是软弱的行为吗？他注定要成为那些被称为监狱的黑暗、不幸之船上的倒霉船员的一员吗？……我恳求你们，先生们，不要毁了这个年轻人。因为这四分钟的结果，是毁灭，彻底且无法挽回的毁灭，正注视着他……当决定起诉这个男孩时，正义战车的车轮就开始碾压他了。”

但正义的战车依然无情地滚动着，因为——正如那位博学的法官所言——“法律就是如此——一座宏伟的建筑，庇护着我们所有人，每一块基石都建立在另一块之上。”

Falder被判处三年劳役。

在狱中，这位年轻、毫无经验的囚犯很快发现自己成了可怕的“体制”的受害者。当局承认年轻的Falder在精神和身体上都“状况不佳”，但对此无能为力：许多人处于类似的境地，而且“监舍不足”。

第三幕的第三场，其静默的力量令人心碎。整场戏是一出哑剧，发生在Falder的牢房里。

“在迅速暗下来的天光中，Falder穿着袜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头倾向门边，听着。他向门挪近了一点，赤足走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在门边停住。他极其努力地想要听见外面发生的哪怕一点点动静。他突然挺直了身子——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并保持绝对静止。随后，带着一声沉重的叹息，他回到工作岗位，低着头看着手里的活儿；他缝了一两针，那神态仿佛一个沉浸在悲伤中的人，每一针都像是一种重获生命。接着，他突然转身，开始在牢房里踱步，晃动着头，就像一只在笼子里踱步的动物。他再次在门边停下，倾听，把手掌平贴在门上，手指张开，额头抵住铁门。片刻后，他转过身，缓缓走回窗前，抱着头，仿佛觉得它快要炸裂，随后停在窗下。但由于他看不见窗外，他停止了张望，拾起一个锡罐盖子，盯着它看，仿佛试图让自己的脸成为陪伴。天色已近全黑。突然，盖子从他手中滑落，发出哐当一声——这是打破沉默的唯一声响——他死死盯着墙壁，衬衫的布料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苍白——他似乎在盯着那里看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一声尖锐的敲击声和咔哒声响起；玻璃屏后的牢房灯被打开了。牢房里灯火通明。可以看到Falder在喘着粗气。

从远处传来一种仿佛在厚重金属上敲击的沉闷声音，突然清晰可闻。Falder退缩了，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喧嚣。但声音越来越大，仿佛有一辆巨大的囚车正向牢房滚来。渐渐地，这声音似乎催眠了他。他开始一寸一寸地向门边爬去。那敲击声从一个牢房传到另一个牢房，越来越近；可以看到Falder的手在动，仿佛他的灵魂已经加入了这场敲击，声音不断膨胀，直到仿佛进入了牢房内部。他突然举起紧握的拳头。剧烈喘息着，他扑向门，猛烈地拍打起来。”

最终，Falder离开了监狱，成了一个破碎的假释犯，额头上烙着囚犯的印记，灵魂里埋着苦难的铁条。多亏了Ruth的恳求，James How and Son律师事务所愿意重新雇佣Falder，前提是他必须放弃Ruth。就在那时，Falder得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他深爱的女人被无情的经济摩洛神驱使，被迫出卖了自己。她“尝试做裙子……那些廉价货……我一周挣的钱从来没超过十先令，还得自己买棉线，整天忙个不停。我几乎从没在十二点前睡过觉……然后……我的雇主出现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纠缠着我。”就在这可怕的心理时刻，警察出现了，要将他带回监狱，因为他未能报告自己假释犯的身份。被环境的无情彻底击垮，年轻的Falder在探员们押送他回监狱时，纵身一跃，寻求并找到了超越人类正义的宁静与解脱。

这部戏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或许，从一个极不寻常的事实中可以窥见一斑：它强大到促使英国的内政大臣在英格兰进行了广泛的监狱改革。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了现代戏剧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希望，Galsworthy先生那如雷霆般的控诉，也能对美国的公众舆论和监狱状况产生同样的影响。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部现代剧作在唤醒社会良知方面能产生如此直接和立竿见影的果实。

另一部现代剧作《THE SERVANT IN THE HOUSE》，触及了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Kennedy先生这部杰作的主角是Robert，一个粗鲁、肮脏的酒鬼，被体面的社会所唾弃。下水道清洁工Robert是剧中的真正英雄；不，他是其真实且唯一的救世主。正是他自愿下到危险的下水道中，好让他的同伴们“能有光明和空气”。毕竟，他难道不总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让别人能拥有光明和空气吗？

劳动是社会福祉的救赎者，这一思想已在每个舌头、每个国度中从屋顶上被呼喊出来。然而，Robert简单的言语却以远为强大的力量表达了劳动的意义及其使命。

美国的戏剧尚处于婴儿期。大多数此类试图反映生活的尝试，都是可悲的失败。尽管如此，知识界大众对现代戏剧的态度中仍存在着令人充满希望的迹象，即使这些戏剧出自异国。

美国迄今为止产生的唯一真正的戏剧是Eugene Walter的《THE EASIEST WAY》。

它被认为表现了纽约生活的一个“独特阶段”。如果仅止于此，它的意义将十分微小。赋予该剧真正重要性和价值的东西深得多。它首先在于我们社会结构中那股基础的潮流，它驱使我们所有人——甚至比Laura性格更强的人——走上“最容易的路”——一条对正直、真理和正义极具破坏性的道路。其次，在于Laura的性别所决定的残酷、无意义的宿命论。这两个特征给这部戏盖上了普遍性的印记，并将其定性为对社会最强有力的戏剧控诉之一。

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对人类能量的犯罪性浪费，驱使着Laura，就像它驱使普通女孩为了一个“家”而嫁给任何男人；或者像它驱使男人们为了微薄的收入而忍受最恶劣的侮辱。

此外还有那个体面的制度，即Laura性别所带来的宿命论。这种力量的不可避免性总结在以下言语中：“难道你不知道，在这些男人的生活中，我们和被驯化的动物没什么两样吗？这不过是一场游戏，如果我们不能打好手中的牌，我们就会输。”女人在与生活的战斗中只有一个武器，一种商品——性别。这本身就是生活博弈中的一张王牌。

这种盲目的宿命论使女人成了寄生虫，一个迟钝之物。那么，又何必指望Laura有毅力或精力呢？最容易的路，是自古以来就为她绘制好的路径。她无法走上别的路。

还可以列举许多其他剧作，它们表现了戏剧作为激进思想传播者日益增长的作用。仅举几例：Charles Klein的《THE THIRD DEGREE》；Medill Patterson的《THE FOURTH ESTATE》；Ida Croutchers的《A MAN'S WORLD》——所有这些都指向了美国戏剧艺术的黎明，这门艺术正在向民众揭示我们社会躯体上的可怕疾病。

古语有云，条条大路通罗马。用改写后的方式应用于我们时代的趋势，可以真实地说，条条大路通向伟大的社会重建。工人的经济觉醒，及其对联合产业行动必要性的认识；现代教育的趋向，特别是其在儿童自由发展方面的应用；通过艺术与文学表达并培育出的不断增长的不安情绪——这一切都为通往“大路”（Open Road）铺平了道路。最重要的是，现代戏剧，通过剧作家和诠释者双重渠道运作，影响着人们的心智与情感，是激发社会不满的最强大力量，它汇聚成不断涌动的强大不安浪潮，冲破了无知、偏见和迷信的堤坝。

[1] HONOR.

[2] MAGDA.

[3] BEFORE SUNRISE.

[4] THE WEAVERS.

[5] THE SUNKEN BELL.

[6] YOUTH.

[7] THE AWAKENING OF SP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