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Advice of Counsel

法律顾问的建议

Tutt & Tutt 著名律师事务所探案记

作者：阿瑟·特雷恩（Arthur Train）

插图：阿瑟·威廉·布朗（Arthur William Brown）

出版日期：1921年3月

目录

江湖骗子 那小子和那头骆驼 藐视法庭 法律顾问的建议 “那种女人” 你也是！ 排除合理怀疑

江湖骗子

江湖骗子（Shyster），名词。[词源不详。] 行事诡诈之人；缺乏职业操守者：主要指律师；例如，讼棍和江湖骗子。——《世纪大词典》

当特里·麦格克（Terry McGurk）把砖头扔进弗罗利希（Froelich）肉铺的窗户时，他纯粹是随手为之，出于一般性原则，并没打算闹出什么事端。他当时正从父亲的酒吧转过街角，无意中看到肉铺老板弗罗利希和一群放学后把店前街道当成球场的男孩发生争执，便顺手抓住了这个机会，以此证明自己是个亡命之徒，同时也戏弄一下那个德国佬。他当时穿着一件红色毛衣，这纯属偶然。在看到砖头准确地沿着预定轨迹飞去后，他便缩回街角，兴高采烈地继续走他的路。他甚至没注意到托尼·马图塞克（Tony Mathusek），那个倒霉蛋刚才正好夹在冲突中间，在砖头砸碎窗户的那一刻，他正准备逃跑，结果一头撞进了第二分局德莱尼（Delany）警官的怀里。不幸的是，托尼也穿着一件红色毛衣。

“抓住你了，你这小恶魔！”德莱尼欢呼道。“这就是其中一个，弗罗利希！”

“就是他！那个穿红毛衣的家伙！就是他干的！”肉铺老板尖叫道。“我要控告他！”

“跟我走！别挣扎！”警察命令道，用力扭着托尼纤细的手臂，直到他痛得蜷缩起来。“你能指认他吗，弗罗利希？”

“当然！我亲眼看见的，难道还有假？他就是那帮混蛋之一，成天在那儿大喊大叫，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你帮我处理一下，比尔。”

“没问题，”警官向他保证。“我会让他好看的！他得去管教所。或者，你可以控告他破坏公物。”

“对！就是这个！破坏公物！”这位智商不高的店主附和道。“我们能彻底摆脱他了，对吧？”

“那是当然，”德莱尼应道。“跟我走！”

托尼·马图塞克从被折磨的手臂中抬起苍白的脸，五官因痛苦而扭曲。

“先生，你抓错人了！我没砸窗户。我刚从家里出来……”

“噢，闭嘴吧！”德莱尼嘲讽道。“这话留着跟法官说去！”

“你……你真的要把我关进监狱吗？”托尼哀号道。“我没和那帮男孩在一起。我不属于那个团伙。”

“噢，这么说你确实属于某个团伙，是吧？好吧，我们这儿可不需要什么帮派分子！”警官用一种巧妙而无耻的诡辩喊道。“现在走吧，老实点，否则有你苦头吃的。”

“我能告诉妈妈吗？她会找我的。她是个老人家。”

“告诉谁也没用。走你的！”

托尼感到希望彻底破灭了。他连进个正经监狱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曾听过管教所的可怕传闻。那里甚至不让亲人在星期天探视！而他的母亲会以为他被车撞了或者被杀了。她会急疯的。他自己倒无所谓，但他母亲……他爱那位守寡的母亲，她双手磨出了茧子供他上学。现在彼得（Peter）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成了母亲唯一的依靠。这简直太残酷了。他猛地一扭身，脱掉外衣，盲目地朝街头冲去。但这无异于兔子指望从野猫爪下逃生。德莱尼三步并作两步又抓住了他，掐住他的脖子直到他眼前发黑。

但这并不是一个关于警察暴行的故事，因为大多数警察并不残暴。德莱尼是个老派人物，崇尚粗暴手段。幸运的是，他属于一个正在迅速消失的制度，这个制度与中世纪的关联比与我们当今开明的市政管理形式的关联更紧密。他之所以保持原样，是因为在官方等级制度的更高层，还有其他人指望他在必要时——不一定涉及现金，但要为了团伙利益——把事情办成。而这些人有时也会出于私利或对朋友、党派的错误忠诚，不得不对一些微小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动用各种压力，或者忘记那些被要求忘记的事。存在着一个影响深远的复杂关系网——官方、政治、婚姻、商业等等——这对履行理论上的职责有着非常实际的影响。

德莱尼既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哲学家。他是个经验主义者，带有一点实用主义色彩——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个“实用的人”。即使是改革派政府也曾被曝出主张对法律实行选择性执法。当地位比德莱尼高得多的人都以这种“实用性”为荣时，你还能责怪他的实用主义吗？当然，他确实有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否则就只能卷铺盖走人；无论如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生活将无法维持。这些事情一部分包括在被告知时装聋作哑——这相对容易。但实际上，为了证明自己是“自己人”，他还得做一些其他事情，这些事情不仅更困难，而且代价高昂，有时还很危险。

他从未被迫用伪证剥夺无辜者的自由，但他不止一次不得不为陷害有罪者而站台。按照他的警察心理学，如果他的搭档看见了什么，那基本上就等于他自己看见了。如果逮捕行动是由德莱尼执行的，那么为了支撑起一个薄弱或存疑的案件而所需的那些虚幻的证据碎片，总能凑齐。他的案子从未因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驳回，但话说回来，德莱尼从未逮捕过任何无辜的人！

当然，他必须定期“交点份子”，这取决于当权的是哪个政府，他的直接上司是谁，以及他被分配到哪个辖区，但他绝不是一个惯常的受贿者。他只是偶尔为之；当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不认为当被要求为杂烩餐、野餐、慈善协会、辩护基金或高级警官的结婚礼物捐款时，自己是在被敲诈。他也不认为收受弗罗利希每周六晚送到他姐夫公寓的一块十四磅重的肋排算是受贿。同样地，他视保释商格拉宾斯基（Grabinsky）塞给他的钞票为应得的佣金，也看不出为什么他在店里订做的平民服装不能由某个神秘的友好人士支付——身份不明——但他敏锐地怀疑那正是霍根（Hogan）先生的跑腿乔·辛普金斯（Joe Simpkins）先生。难道就因为市长是个知识分子，纽约就不能有美酒佳肴了吗？人类的善良、天性和慷慨难道都死了吗？如果他在担任霍根案证人时，会从辛普金斯手里接那十美元——甚至一百美元——的钞票吗？那是绝对不会的！他可不是坏蛋！他没必要那样。他只是一个巨大罪恶轮盘中的一个齿轮。当轮盘压到他的齿轮上时，他会自动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察觉到警察话题占用了我们太多的篇幅。但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德莱尼如此急于逮捕托尼·马图塞克，以及为什么他在把托尼拖进警局时，会向在副警长办公室外徘徊的乔伊·辛普金斯先生招手，并掩口低语道：“成了。我给你抓了一个！”

随后，机器像收银机一样自动运转起来。托尼被带到被告席，在报出自己十六岁零五天的年龄后，被控“恶意破坏财产，即卡尔·弗罗利希的一块价值一百五十美元的平板玻璃窗”。乔伊·辛普金斯先生在充满异味的拥挤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站在这个困惑且几乎快要昏倒的男孩身边。

“没事的，孩子。交给我吧，”他用保护性的手臂环抱着托尼。然后对书记员说：“不认罪。”

地方法官扫视了一下诉状，德莱尼为了省去弗罗利希的麻烦，已经在上面发誓说他亲眼看见托尼扔了砖头。难道肉铺老板不是说他看见了吗？再说，这也能让德国佬免于潜在的非法逮捕诉讼。然后，法官低头看向那位警官。

“你认识这个男孩吗？”他严厉地问。

“当然，法官大人。他是帮派分子。在带他过来的路上他自己承认的。”

“你真的超过十六岁了吗？”法官突然问道。他了解并极其不信任德莱尼，曾在公开法庭上多次宣称，绝不会仅凭他的证词就给一只狗定罪。这个营养不良、身材矮小的男孩看起来连十四岁都不到。

“是的，先生，”托尼说。“我上周刚满十六岁。”

“有人为你辩护吗？”

托尼询问地看向辛普金斯。他看起来像个非常善良的绅士。

“霍根先生的案子，法官，”乔伊回答道。“请尽量降低保释金。”

这位法官是个政治意外，是被某种有时眷顾水手、酒鬼和第三方的天意推上职位的。此外，尽管他是个改革派，但他绝不是傻瓜，当那些愚蠢的改革者被迅速踢出办公室时，他却被一位据说腐败的“老板”重新任命，仅仅因为正如老板所说，他是个非常称职的法官，而且他们需要有人来撑门面。顺便提一下，他在第五大道有一个显赫的表亲，曾邀请老板夫妇共进晚餐，因此那些失势的死硬派到处散布流言，说一个丝袜大亨（富人）用一顿五十美元的晚餐就能买到一个九千美元的职位，这算哪门子事。总之，他清廉且面相清爽，仁慈、风趣，且有着超越他三十一岁年龄的智慧。在他看来，托尼是个可怜的小矮子，辛普金斯和德莱尼都是无赖，弗罗利希没出现在法庭上，他感到其中必有猫腻。如果他有任何借口，他早就把托尼放了。他没有，但他尝试了。

“你想要立即开庭审理吗？”他用鼓励的语气问托尼。

“霍根先生明天早上之前来不了，”辛普金斯插话道。“此外，我们还需要传唤证人。定在明天下午吧，法官。”

哈里森（Harrison）法官身体前倾。

“你确定不想现在就开庭吗？”他微笑着问那个颤抖的男孩。

“好吧，如果你现在就要审理，我得把弗罗利希叫来，”德莱尼插嘴道。“而且我想在总部查一下这个被告的记录。”

托尼畏缩了。除了善良的辛普金斯先生，他怀疑并防备着每一个人。他怀疑那个圆滑的法官正试图陷害他。

“不！不！”他低声对律师说。“我想让我妈妈过来；还有房东，他知道我当时就在屋里。拉比会为我提供品行证明。”

法官听到了，耸了耸他穿着布面法袍的肩膀。没用了。黑暗之子在他们的世代里比光明之子更聪明。

“保释金五百美元，”他简短地说道。“警官，准备好你的证人，明天下午两点准时开庭。”

* * * * *

“Tutt先生，”Tutt神情沮丧地看着威利（Willie）移开屏风，拉出那张旧翻盖桌，准备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办公室每日下午五点的茶会和例会，“如果有人称你为江湖骗子，你会怎么办？”

年长的律师在回答前沉思着嘬了一口雪茄的末端。

“为什么不告他？”Tutt先生反问道。

“但如果他没钱呢？”Tutt厌恶地回答。

“那为什么不报警逮捕他？”Tutt先生继续说。“称呼律师为江湖骗子本身就是诽谤。”

“即使他真的是，”米涅瓦·威金（Minerva Wiggin）小姐讽刺地补充道，她摘下纸袖套，准备点燃茶壶下的酒精灯。“你知道的，真相越是沉重，诽谤就越是严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Tutt严厉地反驳道。“你别……”

“不，”Tutt & Tutt的管理秘书回答，“我没有！当然没有！而且坦率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江湖骗子。”

“我也不知道，”Tutt承认。“但这听起来像是贬义词。不过，这确实是个危险的测试。你还记得我们那个黑人客户吗，他想让我们起诉某人，因为那个人称呼他为埃塞俄比亚人！”

“称呼别人为埃塞俄比亚人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威金小姐断言。

“江湖骗子，”Tutt先生读着《世纪大词典》，“定义为‘行事诡诈之人；缺乏职业操守者；主要用于律师’。”

“那么？”Tutt厉声说。

“那么？”威金小姐附和道。

“唔！好吧！”Tutt先生总结道。

“我提名拉斐尔·B·霍根（Raphael B. Hogan）进入我们的法律耻辱殿堂的第一座基座，”Tutt心满意足地宣布，完全无视所有的暗示。

“但他是个非常优雅和有绅士风度的人，”威金小姐在温杯子时反驳道。“我心目中的江湖骗子是一个衣衫褴褛、胡子拉碴、外表邋遢的治安法庭律师——最好带着个红鼻子——满口胡言乱语——以掠夺无知和无助者为生。”

“像芬克尔斯坦（Finklestein）那样？”Tutt建议道。

“正是如此！”威金小姐表示同意。“像芬克尔斯坦那样。”

“他是我认识的最诚实的人之一！”Tutt先生抗议道。“亲爱的米涅瓦，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承认，很多人都犯这个错——即把脏乱和犯罪联系在一起。污垢可能会滋生犯罪，但犯罪未必源于污垢。”

“你不需要衣着寒酸才能去掠夺无知和无助者，”Tutt争辩道。“我们的一些最成功的同行是辛辛监狱（Sing Sing）外最恶毒的鲨鱼。”

“那倒是真的！”她承认，“但别在迦特（Gath）宣扬！”

“一个江湖骗子，”Tutt先生开始说，他徒劳地对着雪茄吹气，然后把它扔掉，“与诚实律师的关系，正如流氓与绅士的关系。他穿着讲究、加入高档俱乐部、名字登在《社会名录》上，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衣服造就不了人；它们只能制造机会。”

“但为什么，”威金小姐坚持问道，“我们总是把犯罪的概念与‘贫穷、饥饿和污垢’联系在一起？”

“这很容易解释，”Tutt先生断言。“刑法最初只处理暴力犯罪——如谋杀、强奸和袭击。在过去，人们除了土地、牲畜或武器之外，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财产。他们没有债券、股票或银行账户。现在，确实粗鲁无知的人比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更容易诉诸言语和行为暴力，因此我们的大多数暴力犯罪都是由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犯下的。但是——”Tutt先生的声音愤怒地提高了，“我们最大的错误在于假设暴力犯罪对国家最为危险，其实不然。它们造成更大的骚乱，也许还有更多的暂时不便，但它们通常并不表现出太多的道德沦丧。毕竟，一个人打伤另一个人的头，甚至在愤怒中刺他一刀，都不会造成太大伤害。警察很容易处理这些事。社区真正的危险在于欺诈罪——那些由衣着光鲜、风度翩翩、举止优雅的骗子成功实施的欺骗、谎言、诡计、手段和花招。”

此时，茶壶欢快地烧开了，仿佛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刑法这回事，威金小姐开始泡茶。

“即便如此，”她沉思道，“人们——特别是非常贫困的人——往往是出于必要才被迫犯罪的。”

“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Tutt机智地插嘴。

Tutt先生发出一声厌恶的冷哼。

“这可能是自然的第一法则，但它是有罪者能提供的最无力的辩护。‘我别无选择’一直是为所欲为的借口！”

“说得好！”威金小姐赞许道。“还能再来一句吗？”

“环境的受害者必然是那些已经让别人成为受害者的人，”Tutt先生毫不犹豫地温和地接道。

“叮铃！正中靶心！”她笑道。

“这是真的！”他认真地向她保证。“有两种辩护已经过时了——必要性和教唆。自从全能者驳回了亚当在认罪和回避中所做的申辩——称一位共同被告的女性利用他饥饿的无知诱导他犯罪——这两种辩护就再也没用过。”

“没有人会尊重一个试图躲在女人裙子底下的男人！”Tutt评论道。

“你是指亚当吗？”他的合伙人问。“不管怎样，想一想，这句格言不是‘必要性是自然的第一法则’，而是‘必要性不讲法律’。”

“我敢打赌……”Tutt开始说。然后他停住了，回想起他曾因“谁剪了参孙（Samson）的头发”的问题输给Tutt先生的那场著名赌局。“我敢打赌你不知道是谁说的！”他尴尬地总结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Tutt先生沉思道，“莎士比亚在《朱利叶斯·凯撒》中说‘自然必须服从必要性’；而拉伯雷说‘必要性没有法律’；但我们通常使用的引语是‘必要性除了征服外不讲法律’，这出自普布利利乌斯·西鲁斯（Publilius Syrus）。”

“出自谁？”Tutt语法错误地惊讶道。

“别管了！”威金小姐安抚道。“反正不是拉斐尔·B·霍根说的。”

“他在掠夺无知和无助者方面确实完全符合你的定义，”Tutt先生说。“那个人是人类中的鬣狗——比拦路抢劫者更糟。”

“但他穿得挺讲究的，”Tutt插话道。“有房产，和妻子关系和睦。”

“毫无疑问，他是个忠诚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Tutt先生表示同意。“但鬣狗也很可能如此。当然，霍根绝没有为了做他所做的事而寻找‘必要性’的借口。”

“你不觉得他必须向某人贡献大把的好处吗？”Tutt问道。“警察、狱卒、保释商、副警长，还有各种各样的腐败小官员。我才不管呢！”

“大跳蚤背上有小跳蚤，小跳蚤背上有更小的跳蚤，如此无限循环，”威金小姐感怀地引用道。

“跳蚤必须是跳蚤，”Tutt继续说。“他，或者它，变不成别的，但霍根不必非得做律师。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他？做梦吧！就算他想诚实也做不到！”Tutt先生咆哮道。“他只是食肉动物！食人族！人们常说擦掉俄罗斯人的皮就能发现鞑靼人；我可不想去擦咱们法律界的某些兄弟。”

“我也不想！”Tutt附和道。“我想你是对的，Tutt先生。基督教和黄金法则在社会上层阶级里行得通，但在第五大道之外，存在着和动物世界一样的生存斗争。一个人可能对他妻子和孩子表现得温柔体贴，每周日去教堂；他甚至可能对自己的团伙还算公平；但在家庭和社交圈之外，他就是一头贪婪的狼；至少拉斐尔·B·霍根就是！”

* * * * *

上述对话的当事人此刻正站在办公室窗前沉思，抽着一支极好的雪茄，准备回到家人的怀抱中去。Raphael B. Hogan 笃信生活应当从容。他常说，工作时间之外，他的时间属于妻子和孩子们；每周有好几次，他习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顺道去花店或玩具店，带回一些廉价的爱与温情的信物。在他身后的书桌上，每个月都有大笔不义之财经此流转，桌上摆着一张 Hogan 夫人的大照片，旁边是三个小 Hogan 的照片，都装在精致的银框里。每当看到他们那种略显拘谨的容颜，他的面部线条就会变得温柔，哪怕是在他刚刚榨干了一位丧偶裁缝全部存款的时刻。过了五点钟，这只鬣狗就会对着妻子发出满足的呼噜声，舔舐自己的幼崽；而其余的时间里，他从不知怜悯为何物。

但他用一副仁慈的面具掩盖了自己的残忍与贪婪。他肥胖、风趣且富有同情心，他的微笑总是带着热心慈善家般的温情。人类仁慈的乳汁从他的每一个毛孔中渗出。事实上，他总是抱怨自己做的公益工作太多。他是一位亲切慷慨的主人；在当地教会的宗教生活中，他显得谦逊而突出；在法庭上，他是卑躬屈膝、温文尔雅的典范，对待法官恭敬有加，对所有接触的人都礼貌周全。一个和蔼可亲、随遇而安、心思单纯的胖子；行事审慎、谈吐迟缓、用心良苦，诚实二字仿佛写在他的脸上，你会这么说；一个寡妇和孤儿本应在他身上找到坚定守护者和无私朋友的人。现在，既然已经如此微妙地勾勒出了我们反派角色的性格，让我们继续叙述。

书桌旁的墙上，电话铃响了。

“是您吗，头儿？”传来了 Simpkins 的声音。

“是我。”

“从 Delany 那儿搞定了一个。”

“什么情况？”

“那小子砸了个窗户——恶意破坏。扣押待审，明天两点。保释金五百。”

“有油水吗？”

“不知道。说是父亲死了，母亲在血汗工厂每周挣十七块，还供他上学。有份保险。我现在就去那儿。”

“好吧，”Hogan 回答，“开始的时候别索求太多，吓坏了她。我有理由相信证据足以拘留他？”

“当然。Delany 说他亲眼看见了。”

“行。但放聪明点！晚安。”

“那您就交给我吧，头儿！”Simpkins 保证道。“明天见。”

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职业交流中，完全没有提及建立 Tony 无罪辩护的可能性，相反，Simpkins 的心思全盘集中在他母亲的支付能力上。这对他们俩来说是唯一真正重要的考量。但 Hogan 并不担心，因为他知道 Simpkins 会用那种令人恐惧的蛛网巧妙地困住 Mathusek 夫人，让她为了逃避恐惧，即便去偷也会把钱凑出来。于是 Raphael B. Hogan 先生挂断了电话，心中充满了对全人类的温柔怜悯，缓缓走回家去。他中途停下来给 Hogan 夫人买了些玫瑰花，又去 Strand 剧院买了张《长腿叔叔》的戏票，因为每当他接到新案子，总会以此为契机举行家庭聚会，他希望孩子们能通过在 Pickford 小姐那甜美的感染力下度过一个夜晚而获益。

就在这位雇主买玫瑰花的那一刻，Simpkins 先生走进了 Mathusek 夫人的公寓，告知了她 Tony 被捕并被关押的消息。他对此表现得非常同情，非常温和，这个留着淡淡灰眼、长着像貘一样好奇鼻子的精明小个子男人；在最初的震惊之后，Mathusek 夫人鼓起勇气，恳求这位先生坐下。总是有两只秃鹫盘旋在穷人头上——死亡与法律；但在这两者中，法律是较小的恶。前者是灾难，后者是苦难。前者是终局的、绝望的、无可挽回的；从后者那里，或许还能寻得一线生机。她知道 Tony 是个好孩子，确信他的被捕是个误会，只要法官听了证据，就会放了 Tony。生活对她太残酷，三十四岁就让她变成了一个老妇人，确实老了，不仅是身体，更是精神，正如中世纪时生活的严酷让三十五岁的国王也显得苍老。富人又懂什么叫老呢？穷人的女人只有一天的春天，一年或两年的夏天，其余的一生都是秋天和冬天。

Mathusek 夫人抽象地不信任法律和律师，但 Simpkins 先生的外表是如此令人宽慰，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她心中 Tony 遭逢不幸的痛苦。他显然是个绅士，而她对上流人士有着敬畏感。绅士所说的话应当被视为真理。此外，这位特殊的绅士精通法律，擅长将不幸的人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现在，虽然 Simpkins 先生无疑具备后一种资格，但事实是，他同样擅长把人推进困境。如果他最终将他们的快乐加倍、痛苦减半，那他必然首先是将他们的痛苦加倍、积蓄减半。正如《麦克白》中的女巫：“辛苦，辛苦，加倍辛劳。”他的目标简单得近乎幼稚：首先，查出受害者有多少钱，然后把钱弄到手。

他的手段和他的目标一样简单，且经过了数代经验的考验。于是：

“当然，Tony 必须保释出来，”他温和地说。“你总不想让他在这监狱里过夜吧。”

“监狱！哦，不！保释金要多少钱？”Tony 的母亲哭喊道。

“只要五百美元。”他那双淡灰色的眼睛观察着她，寻找哪怕一丝怀疑的迹象。

“五百美元！哎呀！哎呀！这是一笔巨款！我去哪儿弄五百美元？”她泪如雨下。“我只攒了一百六十块！”

Simpkins 先生嘟起嘴。那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他伸手去拿帽子。Mathusek 夫人绞着双手。这位先生难道不能为 Tony 做保吗？他是一位多么亲切、善良、好心肠的绅士啊！她渴望地看着他的脸。Simpkins 先生支支吾吾地承认，他自己并没有五百美元。

“但是——”他犹豫道。

“是的！”

“但是——”她随声附和，抓住他的袖子把他拉回来。

Simpkins 先生想，他们可以雇别人做保；不，那样的话，就没有钱支付他们必须立即聘请来为她儿子辩护的那位大律师了——Hogan 先生，那个人有门路，能直呼所有法官的名字。他通常不会为了不到五百美元出庭，但 Simpkins 先生说，他会向他解释情况，并且几乎可以向 Mathusek 夫人保证，他会说服他这一次只收一百五十美元。他演得如此逼真，以至于 Tony 的母亲不得不强迫他收下那笔钱，那是她从床垫的褥子里一针一线拆出来的。接着，他带她去了警局，向她展示 Tony 实际上过得多么舒适，并且告诉她，让他留在监狱里过一晚，明天下午通过交给 Hogan 先生钱来确保他被释放，要比现在把钱花在保释上却让他没有律师、任由指控者宰割要好得多。当 Mathusek 夫人看到 Tony 被关押的囚室时，她比刚开始时更加害怕了。但那时，她已经把钱给了 Simpkins。

事后诸葛亮往往最是高明。大多数罪犯最终落网，都是因为长期逃脱惩罚而变得粗心大意，屈从于一时冲动。一旦签署了那份宣称亲眼看见 Tony 扔砖头的控告书，Delany 就变了心。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他对官方气氛十分敏感，他产生了一种直觉：Harrison 法官对这个案子心存疑虑。他越想越觉得那个老混蛋的态度不对劲，他竟然试图让 Mathusek 夫人要求立即开庭。他当初为什么蠢到自己签署这份控告书呢？真是荒唐——仅仅是因为他因为那男孩试图逃跑而生气，又想让 Froelich 的日子好过点。如果他明天下午出庭作证，他就得编造各种花哨的细节，而 Hogan 会为了永除后患而把他剥皮拆骨。在那之后，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再也无法改变证词了。毕竟，现在放弃指控很容易。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退缩。他嗅到了麻烦的气息。他想在还有退路的时候反悔。不管怎么说，Froelich 又为他做过什么呢？几块寒碜的烤肉！

那天晚上，当 Hogan 从电影院带着小 Hogan 们回家时，发现那个警察正等在他门外。

“听着，”Delany 低声说，“我要撤销这个 Mathusek 的窗户案。我打算在指认环节完全推诿，让你轻易获胜。所以对我放尊重点——帮我一把，明白吗？”

“去你的！”Hogan 愤愤地反驳道。“那我怎么办，啊？你为什么不把事情办妥？”

“可我搞错了人！”Delany 哀求道。“你不想让我为了让你赚那几个钱就把自己脖子套进绞索里吧？看看我给你送了多少生意。有点良心吧，Rafe！”

“胡说！”尊贵的 Rafe 嗤笑道。“人总得吃饭！你亲眼看见他干的！你发誓发过了，不是吗？”

“我弄错了。”

“那在委员会听起来会怎么样？还有 Harrison 法官那儿？不，不！没戏！如果你敢搞什么花样，我就让你活不下去！”

Delany 极其优雅地对着 Hogan 的脚边吐了一口唾沫。

“你真是个混蛋！”他嘟囔着，背过身去，仿佛面对的是撒旦。

* * * * *

Terry McGurk 为了原则性问题向 Froelich 的窗户扔出的那块砖头，所产生的后果几乎如同富兰克林那句名言中因缺少一枚马蹄钉而引发的后果一样重大。交易中未知的因素往往是危险的根源。

灾难发生的第二天早上，Froelich 先生立即向他为窗户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公司的律师同样迅速地出现在屠夫店，确认了那个干下卑劣勾当的恶棍已经被捕，并将于当天下午被带上法庭。这位律师的薪水间接取决于他能否成功确保那些让公司破费的人受到定罪和惩罚，他立即盯上了 Froelich 和 Delany 的踪迹。他说，让他们把这个肆意破坏的人送进监狱是他们的责任。如果他们不配合，他一定会查出原因。保险公司可是强大的实体。他们能行方便，反之也能制造麻烦，Asche 律师为了那扇窗户正火冒三丈。如果他听说过那个地方，他一定会把它比作匈奴人摧毁库西城堡。

这对 Delany 来说，事情呈现出了全新的局面。丢掉一个案子是一回事，撞上 Nathan Asche 又是另一回事。他已经在控告书上签了字，如果他不在证人席上把戏演足，Asche 会扒了他的皮。于是他心生一计：只要 Froelich 在作证时足够坚定，自己的一点不确定性或许可以被原谅。

然而，与此同时，两件事的发生让 Froelich 的热情冷了下来。首先，他针对 Tornado 意外保险公司的索赔申请已经获批；其次，他从可靠渠道获悉他们抓错了人。现在，他确实真诚地以为他看见 Tony 扔了砖头——他确实看见一个穿红毛衣的男孩干了点什么——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当时他很激动，多少有点困惑；而他的线人——雪茄店老板的妻子 Sussman 夫人——言之凿凿地宣称，那块砖头是一个奇怪的小孩扔的，他突然从街角冒出来，又突然向来时的方向跑走了。

Froelich 意识到自己可能弄错了，而且鉴于他相对诚实——再加上他快要拿到钱了——他不希望做伪证，特别是如果他以后可能因非法监禁而被起诉，于是他决定退缩，把烫手山芋扔给立场已经明确的 Delany。但他还算精明，没有向警察说出真实原因，而是以自己当时太困惑、记不清为由。这把所有的责任都留给了 Delany。

“可你说那就是那个人！”那个警察争辩道，他本来是去催促 Froelich 承担指控责任的。“现在你想让我背黑锅！”

“嗯，你自己也说你看见了，不是吗？”德国人回答道。“而且你发过誓了。我可没发过誓。”

“呸，你！”愤怒的警察咆哮着，匆忙赶去会见 Asche 先生。

他模仿着一种宽广的博爱精神，建议 Asche，如果 Mathusek 夫人能赔偿窗户钱，他们就可以放过那孩子。他做得如此巧妙，以至于诱使 Asche 去了一趟 Mathusek 家，结果发现她根本没钱，钱全给了 Simpkins。天哪，真是乱套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Delany 很可能还是会利用法律上所谓的“悔过地”来脱身，但由于 Michael McGurk 先生——也就是那个真正扔砖头的艺术家的父亲——秘密介入了此案，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他得知警察动摇了，竟然在考虑撤销对无辜的 Mathusek 的指控，这对他自己的后代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位酒吧老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暗示这位此时正陷入窘境的公共治安维护者，如果他敢搞这种名堂，就让他被踢出警队，更不用说还有其他与停尸房有关的黑暗可能性。所有这些让 Delany 彻底打消了念头。

与此同时，Hogan 出于自己的考量，对如何挫败 Delany 蓄谋已久的背叛得出了一个独立的结论。他断定，如果警察推翻他对罪犯的指控，他预见到 Tony 会在治安法官法庭被释放，也就没钱可赚了。因此，防止 Tony 逃脱的唯一确定方法，就是不给 Delany 改变证词的机会；通过放弃在治安法官面前进行预审，并自愿同意将他的客户移交大陪审团审理，这样 Tony 就会被送进 Tombs 监狱，Simpkins 就有足够的时间在大陪审团驳回案件之前，拿到 Mathusek 夫人保险金的转让书。这还有额外的好处，那就是防止 Harrison 法官搞出什么名堂。

两点钟开庭时，Delany 依然没决定自己该怎么做。可以想象，他不顾 Hogan、Asche 和 McGurk 的压力，或许仍会试图通过说出接近真相的话来纠正错误，但机会已经失去了。

两点钟，Tony 作为一个被潮流和暗流漫无目的地抛来抛去的小卒，作为这场动机闹剧中唯一一个利益没被任何人考虑在内的当事人，被带上了法庭。他还没搞清楚状况，就听到他母亲聘请来为他辩护的那个胖乎乎、慈眉善目的律师 Hogan 对法官说，他们决定放弃预审，同意移交大陪审团审理。

“法官大人，您看情况就是这样，”Hogan 谄笑着说。“在警官的证词面前，您别无选择，只能拘留我的客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弃预审，让大陪审团把案子从窗户扔出去！”

Delany 听到这个消息如释重负，因为这让他脱身了。这使他免于在 Harrison 法官面前作证的危险，他以后在大陪审团传唤时可以再把案子搞砸。而且，他可以向负责起诉办公室的地区检察官透露这个案子是个废案，后者很可能会主动驳回。检察官办公室不想起诉任何比必要数量更多的烂案子。这似乎是他最好的赌注，也是让他把脚从黏蝇纸上抽出来的唯一方法。为了几块烂牛肉，真是弄出一团糟！

“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精明的法官厉声问道。“你明白这意味着除非你交保，否则你必须留在监狱里，直到大陪审团驳回案件或者对你提起公诉吗？”

在法官席的檐下，Hogan 拍了拍他的手臂，Tony 抬头看向上面那张友好的大脸寻求鼓励，低声说：“是的。”

于是 Tony 被送进了 Tombs 监狱，关在“僧侣”Soko 的隔壁。Soko 曾用指虎把一个中国人打得半死，Tony 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刺激甚至说不上教益的东西。

正如 Delany 此后多年常说的那样，那个该死的 Mathusek 案子就是这么搞砸的。他曾以为，在调查室那相对隐秘的环境中，他可以轻易假装当初只是犯了一个诚实的错误，不再确定被告的身份，这样当大陪审团驳回案件时，没人会知道原因，也不会有任何报应落在他身上。

但当第二天早上警察访问地区检察官助理 Caput Magnus 的办公室，告诉他这个碎窗案是个“梅西纳”（指没戏）时，他发现 Nathan Asche 先生已经稳稳地在那儿了，正在向 Magnus 先生提出最强烈的反对意见。事实上，这位律师在坚持认为必须停止这种破坏守法纳税人财产的行为时，简直是口若悬河。

Asche 先生不是一个可以被随便糊弄的人。他是一个方形的人，什么都无法撼动他，他那种刻板的方形特征诉说着他固执的正直。他的肩膀厚重而方正，下巴和嘴也是方的，鬓角剪得方方正正，脑袋也是方的，戴着一顶平顶硬礼帽。他看起来就像 Amos Hardscrabble 叔叔的家庭肖像。当他坐下时，直到把话说完他才会离开。这对 Delany 来说是一次不幸的会面，因为 Asche 当场就把他钉住了，并逼他向 Caput Magnus 重复那段故事：他是如何亲眼看到 Tony 扔砖头的。接着，为了某种愚蠢的原因，他不满足于此，坚持要叫来速记员，让 Delany 以书面宣誓的形式把这番说辞记录在案！这彻底毁掉了警察原本可能改变证词的任何机会。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大陪审团面前把这个案子一口咬定——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尽管如此，那二十三位代表公民组成的尊贵机构并不打算太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在听取了 Delany 的陈述——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讲得义正辞严——其中几个人厌恶地评论道，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地区检察官会认为有必要用这类琐碎的案件来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男孩们总会玩球，也会扔球；如果不扔球，那就会扔石头。他们正要以近乎全票通过的方式驳回此案，案件却又出现了转折。那位穿着编织呢料西装、仪表堂堂的领班站了起来，宣布他非常有兴趣了解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因为他是某家意外伤害保险公司的总裁，他希望他们明白，每年有数以千计——如果不是数十万计——美元的平板玻璃窗被年轻的暴徒肆意砸碎，而他和其他保险公司不得不为此赔偿业主。事实上，他激动地声称，砸窗户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为。初犯者通常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启他们卑劣的职业生涯的；你在任何犯罪学书籍上都能读到这一点。必须树立一个典型。他敢打赌，这个扔砖头的家伙就是个黑帮分子。

于是，他的二十二位大陪审员同僚礼貌地允许他传唤 Delany 警官，并问他：“说吧，警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老实告诉我们——这个叫 Mathusek 的家伙难道不是个黑帮分子吗？”

“当然，他是黑帮分子。我逮捕他之后，他还对我吹嘘呢。”Delany 毫不犹豫地发誓道。

领班以胜利者的目光扫视全场。

“我怎么说的来着？”他质问道。“所有同意以恶意破坏财产罪起诉 Tony Mathusek 的请按惯例表示。反对的？通过。Simmons，敲钟，审理下一个案件。”

于是，Tony 被纽约州人民以重罪起诉，普通法院的一位博学法官将他的保释金定为一千五百美元；而 Hogan 把他的受害者弄到了他想要的地方，并能把他关在那里，直到榨干他母亲所拥有或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拥有的全部财产。

每个人都很满意——Hogan、Simpkins、Asche、McGurk，甚至 Delany，因为他背上的跳蚤们心满意足，而且他正计划最终通过让他在 O'Brien 法官那儿把案子悄悄驳回，来摆脱这一团乱麻，O'Brien 是他的朋友，此案已被移交给他审理。一切都按部就班，Tony 被安全地锁在牢房里，Joey Simpkins 先生着手向 Mathusek 夫人勒索额外的三百五十美元，理由是伟大的 Hogan 先生绝不可能以低于此数的价格在陪审团面前处理此案。

如今，助理地区检察官 O'Brien 先生和 Raphael B. Hogan 阁下的关系确实很友好。无论如何，每当 Hogan 先生在 O'Brien 的法庭上请求休庭时，他通常都能毫无困难地获准。在 Tony 被监禁后的一个月里，《人民诉 Antonio Mathusek》一案被列入审判日程的五次中，每次都是如此。在每一次庭审中，Hogan 先生都带着油滑的殷勤站起来，谦卑地请求因其当事人的恳切要求而将案件延期，以便律师有足够的时间传唤证人和准备辩护。

每天，Simpkins 都会以威胁和恐吓的态度对待 Mathusek 夫人，他到她的公寓里探望这位心碎的女人，告诉她，除非她凑够三百五十美元，否则 Tony 只能在 Tombs 监狱里腐烂。第一周，她抵押了人寿保险金；第二周，她典当了家具；直到最后，她只欠 Hogan 六十五美元。期间，Hogan 告诉 Tony，他正试图强迫地区检察官审理此案，但对方却坚持拖延。

事实上，O'Brien 从未看过这些文件，更不用说努力准备案件了；如果他看了，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构不成案件。Delany 的心也平静了下来，因为他意识到在适当的心理时刻，他可以走到 O'Brien 身边耳语道：“嘿，O'Brien 先生，那个 Mathusek 案子。是个废案！最好建议驳回。”而 O'Brien 会照做的，原因很简单，他从来不做任何非做不可之外的工作。

但机缘巧合，在这五次庭审中，有三次 Ephraim Tutt 先生恰好在场，他目睹了 Hogan 先生起身请求延期；他记住了这件事，因为被控的罪名很奇怪——砸了一扇窗户。

Delany 简单的计划再次被复仇女神挫败，复仇女神以方方正正的 Asche 先生的形象追赶着他。在 Tony 被监禁的第五周，Asche 闯进了 O'Brien 的办公室，质问他为什么见鬼的不审理那个 Mathusek 案子并把它结了。这位助理地区检察官刚被他的上司训斥过，余怒未消，正好有机会向别人撒气。

“你以为我没事干，只能审理你们那些该死的砸窗户案子吗？”他讥讽道。“到底是谁想出用那种事起诉一个男孩的主意的？”

“这不是说话的态度，”Asche 先生坚定地回答。“你拿了薪水就要负责起诉移交给你的任何案件。这就是其中之一。延期太久了。我们的总裁会不满的。”

“噢，他会不满吗？”O'Brien 反唇相讥，但随即立刻决定最好找个除了单纯的不情愿之外的借口。“如果他太横，我就告诉他，案子移交过来时没有任何准备，而且既然这属于私人起诉，我们一直在等着你赚你的代理费。你觉得这样如何，嗯？”

Asche 先生脸色变得铁青。

“哼！”他轻声回答。“原来是这样，是吗？你没法用这个借口太久，即使你现在能蒙混过关。四十八小时内，我会为你准备好审判摘要和所有证人的宣誓书。”

“好吧，老兄！”O'Brien 漫不经心地点头道。“我们总是力求让客户满意！”

于是 Asche 先生开始忙碌起来，而就在同一天，Hogan 先生又申请并获得了另一次延期。

有些人像动物；另一些人则具有几何特征。在每一类中，这种相似性往往暗示着性格。狐狸脸的人往往狡猾，三角形的人往往木讷。正如 Asche 先生是长方形的，所以他为人方正；而 Hogan 先生软塌塌、圆滚滚的，所以他滑头且难以捉摸。三天过去了，期间 Mathusek 夫人变得憔悴而绝望。她每天存两美元，照此速度，她还得再过五周才能给 Tony 买来一场审判。她已经耗尽了所有借钱的可能。起诉书在 O'Brien 的铁皮档案柜里沉睡着。除了 Tony、他的母亲和 Hogan，没有人记得还有这样一个案件，除了 Asche 先生。一天下午，他意外地出现在 Tutt & Tutt 律师事务所，这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恰好是龙卷风意外伤害保险公司的法律顾问。

“Tutt 先生，我只是想请你看这些文件，”Asche 先生说，他的下巴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方正。

Tutt 先生像往常一样躺在转椅上，双脚交叉搭在他那张古老的桃花心木办公桌上。

“抽根雪茄！”他没有起身，用一只穿着国会皮靴的脚尖指了指放在《刑事诉讼法》旁打开的盒子，说道。“你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地狱正在运作！”Asche 先生郑重地递过一叠宣誓书，回答道。“我不抽烟。”

Tutt 先生有些不情愿地从水平姿态改为垂直姿态，伸手拿了一根新鲜的雪茄。接着，他的目光捕捉到了 Raphael B. Hogan 的名字。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他喊道。

“这正是魔鬼本人！”Asche 先生突然愤慨地回答。

“Tutt，Tutt！快进来！”事务所的负责人大喊。“我的敌人已被交到我手中了！”

“嘿？什么？”Tutt 问道，跨过门槛。“谁——我是说——”

“Raphael B. Hogan！”

“魔鬼！”Tutt 惊呼道。

“你说对了！”Asche 先生虔诚地宣告。

* * * * *

那天傍晚，在夜幕的掩护下，Ephraim Tutt 先生从一辆破旧的出租车上下来，走到 Froelich 肉铺旁的拐角处。几小时后，他又被送往位于普通法院第一庭审理案件的、白发苍苍的法官 Simeon Watkins 阁下所居住的褐石住宅。他在那里待到了很晚，或者说是很早，在交谈的最后阶段，他和这位尊贵的司法成员喝光了一瓶古老的、闪烁着迷人玫瑰色彩的液体。

随后，Tutt 先生回到位于二十三街家中自己的书房，在古老的开放式壁炉前来回踱步，吸着 Bonnie Doon 先生不敬地称为“干草烟”的东西，深思人们对他人的恶行，直到黎明透进窗户，他想起了第十大道拐角处的通宵午餐摊，便去那里寻求提神。

“Salvatore，”他对着那个照看纯真酒吧、来自橄榄林的微笑年轻人说，“世界上最坏的恶棍就是为了钱而作恶的人。”

“Si, Signor Tutti，”Salvatore 以拉丁人的敏锐回答道。“你抓到一个，对吧？你要让他吃点苦头吗？”

“Si! Si!”Tutt 先生愉快地回答。“正是如此！还要说，确实如此！再给我一个热狗和一杯泔水！”

* * * * *

“《人民诉 Mathusek》案？”几小时后，Watkins 法官在进行日程表点名时问道，神情显得非常茫然，仿佛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案子。庭审现场一如既往地拥挤、炎热、闷热，弥漫着未洗的亚麻布和囚犯午餐的味道。“《人民诉 Mathusek》案？O'Brien 先生，你想怎么处理这个案子？”

“准备就绪！”红头发的 O'Brien 高声说道。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Raphael Hogan 阁下以他那缓慢、和蔼的方式灵活应对，说道：“请法官大人见谅，被告还想再多几天时间寻找证人。法官大人能准许将案件延期一周吗？”

他没有注意到速记员正在记录他所说的一切。

“我注意到，”Watkins 法官以明显的和蔼语气评论道，“你们已经有五次延期了。如果人民的证人在场，我倾向于指示你们继续审理。被告被起诉已经六周了。这应该足够准备辩护了。”

“但是，法官大人，”Hogan 带着哀婉的语气回答，“证人很难找到。他们都是劳动人民。我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去追寻他们。此外，被告完全乐意让案件延期。他渴望延期！”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

法官打开文件，看起来像是第一次阅读它们。他自己也是个不错的老演员，因为他已经从 Tutt 先生那里得知，Hogan 已经三周没见过 Tony 了。

“嗯……嗯！你在警局法庭代表被告吗？”

“是的，法官大人。”

“你为什么要放弃预审？”

Hogan 突然感到咽喉处肿起了一个硬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呃——在那里抗辩毫无意义。我当时希望大陪审团能驳回此案，”他结结巴巴地说。

“有人让你放弃预审吗？”

Hogan 肥厚的脖子上的肿块变得更大了。如果 McGurk 或 Delany 试图算计他怎么办！

“没有！当然没有！”他回答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他不想在能避免的情况下给出错误的答案。

“你有一个——合伙人，不是吗？叫 Simpkins 先生？”

“是的，法官大人。”Hogan 现在脸色苍白，眉头上聚起了小小的汗珠。

“他在哪儿？”

“在楼下的治安法官法庭。”

“警官，”法官命令道，“去把 Simpkins 先生叫来。在他到这里之前，我们暂停审理。”

随后，法官大人忙于处理一些文件，留下 Hogan 独自站在法庭上，试图弄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开始后悔自己碰了这个该死的案子。法庭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盯着他窃窃私语。他感到非常不安。如果那个骗子警察出卖了他该怎么办！同一瞬间，坐在房间后部的 Delany 心中也闪过同样的念头。如果 Hogan 出卖了他怎么办！这两个恶棍同时感到一阵恶心。随后，他们同时意识到，如果对方揭发自己，谁也捞不到好处，对于他们来说，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坚持到底。不，他们必须绑在一起，否则肯定会分别上吊。接着门开了，一名高个子警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非常紧张的 Joey Simpkins 先生。

“上来！”法官指挥道。“你是 Hogan 先生的助手，对吧？”

“是的，长官！”焦虑的 Simpkins 颤抖着回答。

“你从 Mathusek 夫人那里拿了多少钱？”

“四百三十五美元。”

“为了什么？”法官严厉地问。

“为了保护她的儿子。”

“在哪里？怎么保护？”

“嗯——从他被捕到现在——以及他在普通法院的辩护。”

“你或 Hogan 先生到目前为止做了什么吗——除了在警局法庭放弃预审之外？”

Simpkins 先生慌忙转向 Hogan 先生，后者意识到情况正变得糟糕。

“法官大人，”他声音沙哑地插嘴道，“这笔钱是我作为律师的服务费，这是协议好的。这次盘问在我看来有些不必要且不公平。”

“传 Tony Mathusek 到被告席！”法官突然下令。

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但 Hogan 决定硬撑到底。

“鉴于我还没有收到我的酬金，我拒绝为被告出庭！”他厚颜无耻地宣布。

“确实如此！”法官讽刺道。“那么我将指派 Ephraim Tutt 先生担任辩护律师。你们两位先生请坐下——但不要离开法庭。我们可能需要你们。”

那一刻，就在被告被带到被告席时，Tutt 先生从陪审团席后走出来，站在 Tony 身侧。这个男孩以前看起来就没精打采，现在更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消瘦的小脸上透着监狱的惨白。他那细长的脖子、半张的嘴和空洞、闪烁、凹陷的眼睛，让人联想到无助的雏鸟。

“组成陪审团！”法官继续说，Tutt 先生把 Tony 带进栏杆内，坐在被告专用的桌子旁。

“没事的，Tony！”他低声说。“这次设计的圈套不是针对你的，孩子。”

缩在房间后部的 Delany 试图躲在观众中。某种邪恶的事情搞砸了。他没听见法官和 Hogan 之间的所有对话，但他听到的足够多，足以看出整个案子已经彻底完蛋了。

Watkins 法官很聪明！他要像老 Tutt 对付他 Delany 一样对付 Hogan。他感到脑袋里嗡嗡作响，双眼因充血而刺痛。他最好开溜！他弯下腰，开始偷偷向门口溜去。

“那个试图出去的人是谁？”法官用令人胆寒的声音喊道，这声音震得 Delany 双腿发抖。他慌忙试图坐下。

“把那个人带到被告席！”

半瞎的 Delany 在恐惧中试图装出虚张声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向栏杆。

“你叫什么名字？”

“Delany。隶属第二分局的警官。”

“你为什么要离开法庭？”

Delany 回答不上来。他的脑子一片混乱，喉咙麻木。他只是呆滞地盯着 Watkins 法官，嘴唇因恐惧而颤动。

“坐下。不；站到证人席上去！”Watkins 法官喊道。“我要亲自审理这个案子。”

Delany 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上证人席，仿佛脚上已经拴上了镣铐，这一步步仿佛走了几百英尺高。他仿佛从山坡上看到模糊的身影走入陪审团席，听到法官和 Tutt 先生交换着毫无意义的话语。面前的面孔像一群猴子一样对他龇牙咧嘴。他们终于抓到他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几块烂牛肉！那条精瘦、饥饿的猎犬如果他敢开口，就会把他的舌头从根部扯出来；甚至会撕开他的内脏。而老 Tutt 正用蛇发女妖般的目光盯着他，慢慢地将他变成石头。肯定有人出卖了他！他曾经在康尼岛的一个杂耍表演中看过，那里的房间模拟了远洋客轮的晃动。法庭开始出现同样的情况——向左向右倾斜，并斜着旋转起来。在旋转的漩涡中，他能看到老 Tutt 那如秃鹫般的眼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凶狠、越来越阴险。他彻底完了！这是一场处决，下面的人群正渴望着他的鲜血，等待着将他撕成碎片！

“你看见这个男孩把砖头扔过 Froelich 先生的窗户，对吧？”Watkins 法官诱导性地问道。Delany 感觉到这只老白狐正在试图诱骗他——让他因伪证罪被抓。不！他绝不会再作伪证了！不！但他能做什么呢？他的头笨拙地摆动着，像一头被打蒙的公牛。汗水从他庞大躯体的每一个毛孔中涌出。喉咙里发出一种嘶哑的响声——如同垂死前的呻吟。房间在黑白波涛中溶解。然后，在一阵眩晕中，他向前倾倒，一头栽在地上。

* * * * *

当时恰好在场的《论坛报》首席记者 Deacon Terry 在中午告诉他的城市编辑，他从未度过如此愉快的早晨。他说，他所见所闻确实构成了一篇精彩的头版整版故事——尽管因为被停战协议的新闻挤掉，最终只在第十一页占了四个段落。他说，这真是太绝了！对被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在警察晕倒后，Watkins 法官拒绝驳回案件，并指示 Tutt 先生以他自己的方式继续。

审理过程已经变成了对 Hogan 和 Simpkins 的刑事审判。Tony 的良好品行在三分钟内就得到了证实，随后半打有名望的证人作证说，砖头是由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男孩扔出的。最后，Sussman 和他的助手都肯定地发誓，当玻璃破碎声传来时，Delany 正背对着门口站在烟草店后面，勒索他们的雪茄。

Terry 原本想要两栏的篇幅；当他们把他精彩的整版故事删减成这样时，他差点哭出来：

**骗子被控勒索**

昨日，在普通法院第一庭审理的一起小型案件结束后，发生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在 Tutt & Tutt 律师事务所的 Ephraim Tutt 动议下，Simenon Watkins 法官以传讯地方法官的身份，以勒索罪扣押了 Raphael B. Hogan 及其助手 Joseph P. Simpkins，并指示将他们的案件提交给县律师协会的申诉委员会，以采取必要的除名行动。

在审判早期，作为控方首席证人的警官 Delany 在证人席上晕倒坠地。在恢复意识后，他当即因伪证罪被关押，保释金一万美元。据了解，他已表示愿意转作污点证人，但这一提议尚未被接受。据目前所知，这是 Hogan 和 Simpkins 首次被指控犯有刑事罪。地区检察官 Peckham 表示，除了勒索罪和伪证罪的单独起诉外，他还将要求增加一项起诉，指控所有三名被告犯有妨碍法律公正程序的共谋罪。

在诉讼程序结束时，Watkins 法官准许 Tutt 先生在陪审员、法庭工作人员和旁听者中为被告进行了一次自愿募捐，总额达到了一千一百八十九美元。在此过程中，法官表达了一种观点，认为那些被诬告犯罪并受到不公正监禁的人，除了通过立法机关的特别法案外，竟没有其他经济补偿渠道，这实在是不幸。本案中的被告已被关押了六个星期。在捐款中，人们发现了一张崭新的一千美元纸钞。

“别跟我提什么犯罪！”Deacon 凶狠地对《太阳报》的 Charlie Still 说道。“城市新闻部里那个没用的笨蛋，在报道我那篇稿子时犯下的才是袭击、伤害和谋杀罪！”接着他沉思道：“如果我觉得老 Tutt 能为了抚平我受伤的感情而塞给我一千块，我自己都会去聘请他的事务所！”

顽童与骆驼

世上可有灵魂如此麻木之人， 从未对自己这般低语： 这是我的故乡，我的祖国！ ——《最后吟游诗人》

世界上最短的街道——埃德加街（Edgar Street），连接着纽约的金融中心与黎凡特地区。从百老汇大街那些宏伟办公大楼的后门，穿过这条狭窄的小道，只需不到五十英尺就能到达格林威治街。在那里，窗户上的招牌字母看起来像是扭曲的蚯蚓，而你在那儿撞见一个巴格达人的几率，和撞见一个波士顿人几乎一样大。一个人站在街道中间，用西边的耳朵可以捕捉到哥谭市的俚语，用东边的耳朵则可以听到大马士革的各种方言。如果因为某种意料之外的自然动荡，百老汇51号轰然倒塌，那么办公室位于六楼的股票经纪人 Zimmerman 先生，很可能会轻松越过格林威治街拐角处的希腊餐厅，再沿着莫里斯街多滚出二十五码，然后发现自己躺在华盛顿街上，读着一份《Al-Hoda》报纸，并以巴巴巴干（baha gannouge）、马加达拉（majaddarah）和埃及锦葵汤（milookeiah）作为午餐——说到底，这些也不过就是茄子沙拉、小扁豆和米饭，以及那道广受欢迎的“埃及拼盘”。

对大多数纽约人来说，这是城市中完全陌生且难以察觉的一个角落，它就像存在于第四维度之中，距离我们最繁忙的交通干道仅一箭之遥，甚至更近。就在离上述 Zimmerman 先生办公室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在百老汇电车的上方，在许多千万富翁汽车鸣笛声的耳闻范围内，某天晚上，华盛顿街一栋房屋的走廊里发生了一些带有东方色彩的事情，而这件事后来在 Tutt & Tutt 律师事务所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从 Abadallah Shanin Khaldi 名下那栋公寓楼一片漆黑的走廊里，传出了奇怪的闷响，还有一股令人无法错辨、刺鼻的马戏团气味。

“啪！”

随之而来的是一声愤愤不平的呼噜声，紧接着是一阵虚弱的呻吟，以及 Kasheed Hassoun 用板条用力抽打 Eset el Gazzar 那长满老茧的后背时，那栋豆腐渣工程楼梯发出的拉扯声和吱呀声。

“上去，狗杂种！”Kasheed 喘着粗气，“挪动你那被诅咒的蹄子，噢，干瘪的驼峰！撒旦的女儿，给我留点地方！你要把我挤死了！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心里的孩子！那只是向上的一步，噢，尼罗河的女王。抓紧绳子，Kalil！”

骆驼顺从地向前冲去，折断了一截扶手。从上方走廊传来的喧闹声中，隐约传来了 Kalil Majdalain 的声音。

“她的头离开天花板了。快，Kasheed！你快在平台上把她转过来！”

“啪！”Kasheed Hassoun 手中的板条回应道。

那头温顺且毛茸茸的野兽，用蹄子、膝盖和鼻子，一步一步地摸索着爬上狭窄的楼梯。在这片水井是从管子里喷水、人们乘坐火驱动战车的土地上，这不过是任何一头“世界骆驼”所能预料到的离奇经历中的又一件罢了。

“啪！”

“走啊，我灵魂的挚爱！”Kasheed 低声哀求，“诅咒你的父亲，也诅咒生你的母亲！你就不肯挪动一下吗？”

“啪！”

“哎哟！母夜叉！你踩到我的脚了！”

在外面，为了不让西方世界怀疑这里正在发生什么，Shaheen Mahfous 和 Shanin Saba 正尽可能大声地从一辆运货马车上卸下成卷的纸张，那是给《Meraat-ul-Gharb》（《每日镜报》）准备的。不多时，四楼的一扇窗户打开了，Kalil Majdalain 的脑袋探了出来。

“Mahabitcum！”他咧嘴笑道；翻译过来就是“愿大家友谊长存！”

接着，他和 Kasheed 与其他人汇合在人行道上，纸卷被送进印刷车间后，四名叙利亚人爬上卡车，开往北边两个街区外的 Ghabryel & Assad 餐厅。他们在那里吃了点甜点（awamat），喝了咖啡，抽了烟，还玩了会儿纸牌。与此同时，在公寓的阁楼里，Eset el Gazzar 咀嚼着一口干草，并轻拍她体内的储水囊喝了一口清凉的水，她通过那像阀门一样的鼻孔叹了口气，撅起那带有软垫的嘴唇，思考着四足动物生存的变幻莫测。

Tutt & Tutt 律师事务所的勤杂员 Willie Toothaker 改进了一种类似迦太基围城战中使用的弹射器——其结构灵感源自《艾伦与格林诺拉丁语语法》的附录——这让哥谭市下城的卡车司机们感到不妙。

自打从 Pottsville Center 被调来之后，Willie 的发明天赋让 Tutt & Tutt 的办公室发生了某种蜕变。他设计了几种节省劳力的装置，比如一套复杂的滑轮系统，可以不用起身就能开窗和自动关门；鉴于这些装置确实有效，实用主义者 Tutt 先生便选择了默默地、耐心地、和颜悦色地忍受。今天，两位合伙人都在法庭，办公室里除了老 Scraggs 外，只剩下 Willie 一个人。

“敢打赌它能射出一个街区远！”Willie 断言道，他重新把泡泡糖放回嘴里，刚才为了避免兴奋中误吞下去，他暂时把它拿了出来。“凯撒用的就是这种——当然，那个要大得多。看见华盛顿街那边那个通风口了吗？敢打赌我能击中它！”

“敢打赌你连离它两百英尺远都做不到！”那个眼眶湿润的抄写员反驳道，“比你想象的要远得多。”

“才没有！”Willie 宣称，“我知道有多远！我们能射什么东西？”

Scraggs 的眼睛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游移。

“噢，我不知道。”

“得找点有分量的东西，”Willie 说，“它必须克服大气阻力。”

“那个镇纸怎么样？”

“太重了。”

“嗯——”

“我知道了！”William 突然喊道，“把那瓶红墨水给我。重量刚刚好。而且当它撞击时，会留下一个印记，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击中了哪里——就像真正的靶子一样。”

Scraggs 犹豫了一下。

“墨水是要钱的，”他抗议道。

“但它正好合适！”Willie 坚持说，“再说，你可以把它记在我的现金账户里。拿来！”

良心既已得到满足，两人便急切地将墨水瓶放入 Willie 用雪茄盒改装的适当容器中，拉开弓弦，对准了横穿街道那栋公寓楼屋顶上凸出的那种类似阁楼的倾斜通风口。

“现在！”他欣喜若狂地大喊，“快躲开，Scraggs！”

他按下了操纵杆。只听“嗖”的一声响，一声呼啸——墨水瓶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越过了格林威治街。

“天哪！看它飞！”Willie 欢呼胜利，“笔直如线。”

就在那一刻——就在瓶子即将坠落在那个阁楼上时——通风口打开了，一张巨大的黄色面孔探了出来，那双巨大的乌黑嘴唇弯成了一抹无法错辨的微笑。在那长而起伏的脖子上，这颗脑袋看起来就像马戏团游行中携带的那些怪诞人偶。Eset el Gazzar 为了透气，发现阁楼的通风口竟然微微敞开着。

“天哪！一头骆驼！”Willie 倒吸一口凉气。

“我的老天！”Scraggs 惊呼道，“那还真是一头骆驼！”

只听“哐当”一声轻响，伴随着玻璃破碎声，红墨水瓶击中了阁楼屋顶，正好砸在野兽的脑袋上，将其淋了个朱红满身。Eset 后仰，甩动脖子，发出一声挑衅的哼声，随后迅速将头缩回了阁楼。

Kasheed 的妻子 Sophie Hassoun 看到 Eset 面色突变，急得直搓手。

“你干了什么，你这魔鬼的女儿？你在流血！你把自己弄伤了！唉，说不定你会死，那样我们就完了！你这败家子！冒失鬼！诅咒你的愚蠢！你难道没长心吗？我根本不敢去找兽医 Koury，因为那样你的存在就会被发现，宪兵就会来把你带走。真希望我们把你留在康尼岛！噢，Al Adha 的玄孙女——先知的神圣骆驼——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给我们带来苦难？Awar！Awar！”

她瘫倒在角落里那个简易的沙发上，而 Eset 眨着眼睛，舔着她那巨大的黄色后驼峰，跌跌撞撞地跪在地上，准备坐下来。

“一头骆驼！”Willie 双眼圆睁地重复道。他数了数把那个阁楼与莫里斯街横截街区隔开的几座屋顶。“噢吼！”他喊了一声，冲出了办公室。

不到四分钟，当时正站在华盛顿街 Nasheen Zereik 刺绣杂货店门前与 Sardi Babu 谈话的巡警 Dennis Patrick Murphy，看到一个红头发、塌鼻子的顽童正飞快地绕过拐角。

“一——二——三——四——五。就是那栋房子！”Willie Toothaker 喊道，“就是它！”

“你在胡说什么？”Murphy 慢吞吞地问。

“里面有一头骆驼！”Willie 边跳边喊。

“骆驼——你这蠢货！”警察讥讽道，“他们怎么可能把骆驼弄进那种地方！”

“真的有！我亲眼看见它把头伸出了屋顶！”

那个满脸油光的枕套小贩 Sardi Babu 露出了狡黠的微笑。他留着浓密的黑色卷发，从头顶正中分开，垂到肩头，还有一把浓密的黑色卷胡须一直长到胸口；此外，他穿着一件蓝色罩衫和拖鞋。他是一个来自黎巴嫩的马龙派教徒，他和他的族人与 Hassoun、Majdalain 以及所有属于安提阿牧首领导的宗派成员有着宿怨。

“Belki！”他意味深长地说道，“也许他说的是真的！我已经在 Butros 糖果商的妻子 Lillie Nadowar 那儿听过风声了。况且，我自己也在楼梯上见过干草。”

“哈？”Murphy 大叫道，“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跟你一起去，Babu！带我去看看你看到干草的地方。”

这时，那些一直懒洋洋地靠在附近门口的人们都跑过来想看个究竟，人群聚集了起来。

“他说的全是假的！”鞋匠 Gadas Maloof 宣称，“我已经在房子对面坐了十年、十五年了——根本没见骆驼进去过。骆驼！那种狭窄的楼梯怎么可能把骆驼弄上去？”

“但你是 Hassoun 的朋友！”杂货商 Fajala Mokarzel 反驳道。“而且，”他压低声音补充说，“还是他妻子 Sophie Tadros 的朋友。”

人群中传来一阵压抑的窃笑，Murphy 推断他们是在笑话自己。

“但这人，”他愤怒地喊道，指着 Sardi Babu，“说你们都知道上面有一头骆驼。这孩子也看见了！现在，你们两个都跟我走！”

人群中发出一阵愤怒的低语。Sardi Babu 的脸色变得苍白。

“我什么都没说！”他颤抖着声明，“我没举报。宪兵可以为我作证。我才不在乎 Kasheed Hassoun 把骆驼养在哪儿呢！”

Maloof 挤到他跟前，抓住这个马龙派教徒的胡须，用阿拉伯语嘟囔道：“你这只狗！去忏悔你的罪孽吧！因为靠着神圣的十字架，你肯定活不久了！”

Murphy 抓住 Babu 的胳膊。

“走！”他威胁道，“现在就证明给我看！”随后他带头走上台阶，人群紧紧跟在后面。

* * * *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小时后，地方法官 Burke 困惑地问道。警察 Murphy 领着一名穿着厚大衣、戴着绿色联邦帽的高个叙利亚人走进了治安法庭，身后跟着几百名黑发橄榄肤色的黎凡特人。“别让那些达戈人（Dagos）进来！把他们挡在外面！这又不是电影院！”

“他们不是达戈人，法官，”书记员 Roony 低声说，“那是土耳其人。”

“他们才不是土耳其人！”速记员反驳道，他的语法比起 Roony 来说简直是升华了，“他们是亚美尼亚人——看肤色就知道了。”

“好吧，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都不准他们进这儿！”Burke 宣布，“我不喜欢他们。Murphy，你带了什么人回来？”

“去！出去！”值班警察命令道。

然而，人群听不懂，只是咧着嘴笑。

“Avanti! Alley! Mouch! 滚出去！”警察挥舞着手臂，把最靠近的人往门口赶。

人群顺从地退后。他们是一群温和、单纯的人，在故土习惯了压迫、敲诈和暴政，内心燃烧着一种西方苍白的异端学说所无法理解的宗教狂热。

“这位呢，”Murphy 开始说，“是 Sardi Babu 的控诉”——他把那个畏缩的小个子男人在法官席前一转——“指控 Kasheed Hassoun 违反卫生条例。”

“不，不！我没有控诉！我不是那种会控诉的人。Kasheed Hassoun 养不养骆驼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在乎，”Babu 用阿拉伯语喊道。

“他在胡说什么？”Burke 插话道，“我听不懂那种鸟语。”

“他控诉这个穿大衣的 Hassoun”——他指着那个高个男人——“违反了条例第1093d条，在阁楼里养了一头骆驼。”

“骆驼！”地方法官惊呼，“在他的阁楼里！”

Murphy 点了点头。

“法官，那东西就在那儿！”他说道，“我亲眼看见了。”

“那是真的吗？”阁下问道，“他是怎么弄上去的？我没料到——”

Sardi Babu 突然谄媚地扑向 Hassoun。

“噢，Kasheed Hassoun，我向你发誓，我没有举报。那是警察的栽赃！而且有个男孩——一个红黄头发的男孩——他说他看到你的骆驼头伸出了屋顶！我是你的朋友！”

他那扭动如蛇的手指绞在一起。Hassoun 冷冷地看着他。

“你知道告密者和挑衅者——那些间谍——的下场，你这卑鄙的土耳其人！”他咬着牙回答道。

“土耳其人！土耳其人！”Sardi Babu 疯狂地尖叫着，捶打着他蓝色罩衫的胸口，“你叫我土耳其人！我，Sarkis Babu 和 Elias Stephan 的教子——在你的家族还是穆罕默德信徒的时候，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就是基督徒了。亵渎！我，一个主教的教子！”

“我也是主教的教子！”Kasheed 讥笑道，“正儿八经受过涂油礼的主教！没有鞑靼血统的。”

Sardi Babu 气得脸都紫了。

“呸！我会在这种主教的胡子上吐唾沫！”他尖叫着，简直失去了理智。

Hassoun 微微挑起眉毛。

“那就吐吧，你这卑鄙的东西——趁你还能吐的时候！”

“够了，够了！”Burke 厌恶地咆哮道，“让他们安静点，行吗？现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关于骆驼？”

* * * * *

“那正是那个通风口，先生，”Scraggs 向事务所证实。Tutt & Tutt 律师事务所的成员，包括 Miss Wiggin 在内，正好奇地从办公室窗户俯瞰华盛顿街屋顶上那个 Willie 前一天作为目标的阁楼。“我不敢说，”他解释道，“骆驼探出头是因为 Willie 用瓶子砸了屋顶——那可能只是个巧合——但看起来确实如此。‘砰！’一声，墨水瓶砸在通风口上；然后——咻！——骆驼就像弹簧盒里的玩偶一样冒了出来。”

“那头骆驼后来怎么样了？”Miss Wiggin 问道，心中怀着一丝隐约的希望，盼着它能像变戏法一样再次出现。

“警察昨晚把它带走了——用滑轮组把它从窗户降下去了，”那个抄写员回答，“就像那种救生吊架。”

“我听说过骆驼毛披肩，但没听说过骆驼毛短裤！”Tutt 嘀咕道，“我想如果骆驼穿上裤子——好吧，我的想象力拒绝去构思那种景象！Willie 去哪儿了？”

“他今天早上根本没来！”Miss Wiggin 说，“我敢打赌——”

“什么？”Tutt 先生怀疑地问道。

“——他肯定和那头骆驼在一起，”她断言。

* * * * *

现在，Minerva 小姐正如她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位智慧女性；她通过两条不同且曲折的路径得出了一个精准的结论，即直觉和逻辑——这两条路径分别是理性的大道与小道，无论你喜欢哪一条，它们终归殊途同归。逻辑如此：骆驼——小男孩。直觉如此：小男孩——骆驼。但这里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即这个特定的小男孩与这头特定的骆驼之间，因墨水瓶事件而产生了一种直接的个人联系。她意识到，考虑到 Willie 在骆驼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那头骆驼在 William 心中一定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品质——几乎成了他个人的所有物。她知道 Willie 再也无法远离那头骆驼的领地，就像那头骆驼也无法继续留在那个阁楼里一样。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述这一深刻的人性定律：哪里有骆驼，哪里就会有小男孩；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大自然厌恶任何幼童的真空。

“如果我了解他，那肯定就是这样！”Tutt 先生同意道，指的就是 William 与 Eset el Gazzar 可能的亲密接触。

“说到骆驼，”Tutt 点上一支烟说，“让我想起了黄铜床。”

“是的，”他的合伙人点点头，“当然，这很自然。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Tutt 清了清嗓子，仿佛正在面对十二名正直的陪审员，“骆驼显然是一种不同寻常——甚至可以说奇特的动物，竟然栖息在那个阁楼里。它是一个外来物——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它就像康涅狄格州的黄铜床在大马士革或黎巴嫩一样，是个外来物。因此，骆驼在纽约引起的麻烦，就像黄铜床在巴格达引起的一样确定！”

“如果把正确的事物放错了地方，往往会引起麻烦，”Tutt 先生思忖道。

“或者把错误的事物放对了地方！”Tutt 附和道，“现在所有这些尚未融合的外国人——”

“这和黎巴嫩的黄铜床有什么关系？”Miss Wiggin 质问道。

“怎么，”Tutt 继续说，“据我可靠消息，美国的黄铜床——尤其是双人床——由于被引入小亚细亚，成了导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直接原因。”

“胡说！”Miss Wiggin 说。

“千真万确！”Tutt 断言，“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大使亲口告诉我的——土耳其人，你知道，对床非常狂热——他们认为一张巨大的黄铜家庭床，就像——你知道——百货公司橱窗里陈列的那种。好吧，小亚细亚每个村庄里的每个土耳其人都攒钱买一张黄铜床——就像黑人攒钱买教堂的时钟一样。那是优越感的标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它成了他家中最珍视的财产。如果他在街上遇到朋友，他会很自然且轻松地，不带太多自负地说——就像美国人可能会说：‘顺便问一下，你见过我的新豪华轿车吗？’——他会对另一个土耳其人说：‘噢，伙计，你注意到我从康涅狄格州买的新黄铜床了吗？上周刚在阿勒颇从船上卸下来。Fatima 正在上面小睡，但等她醒来——’”

“真是胡闹！”Miss Wiggin 嗤之以鼻。

“这不是胡闹！”这位合伙人抗议道，“现在听听发生了什么。某个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是小亚细亚的当铺老板——搬进那个村庄，三个月内他就抵押了村里的一切，包括那张黄铜床。然后，认为他是不可接受公民的土耳其政府让他搬走；于是这位亚美尼亚先生把村民抵押给他的所有东西都装进牛车，在苏丹军队的护送下上路了。装载物最上面就是 Yusuf Bulbul Ameer 的那张黄铜床。Yusuf 从门口望去，看到那张床被运走了，便冲过去想要保住他的财产。

“‘看这里！’他大喊，‘你要带着我的黄铜床去哪儿？’”

“‘那不是你的！’当铺老板反驳道，‘是我的。我为此借给你八十七个皮阿斯特！’”

“‘但我对它有产权！你不能把它拿走！’”

“‘我当然能！’亚美尼亚人回答，‘我去哪儿，它就去哪儿。土耳其政府负责此事。’”

“‘想得美，’Yusuf 说，抓着床，试图把它从车上拖下来。”

“‘把手拿开！’亚美尼亚人吼道。”

“然后就是一场混战，所有人一拥而上——于是，大屠杀就发生了！”

“真是个精彩的故事！”Tutt 先生评价道，“不过，这可能——”

“鬼话！”Miss Wiggin 宣布，“那这又和骆驼有什么关系？”

“我的论点是，”Tutt 肯定地说，挥动着食指，“我的论点是，正如一张美式黄铜床在土耳其一定会惹出麻烦，一头土耳其骆驼在纽约也注定会引发同样的后果。”

他们身后的一扇门砰地关上了，Willie 的声音打断了谈话。

“Tutt 先生！Tutt 先生！”他歇斯底里地喊道，“下面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而且我们——我——负有部分责任。我昨晚和那头骆驼在一起，它——她——没问题——就在 Regan 的寄养马厩里。但 Kasheed 被关在 Tombs 监狱，我告诉他们你会为他辩护。你会的，对吧？”

Tutt 先生看着这个兴奋的男孩。

“谁杀了谁？”他一本正经地问道，“还有，这骆驼又关那儿什么事？”

“有人杀了 Sardi Babu，”Willie 解释道，“我不知道具体是谁干的——但他们逮捕了 Eset el Gazzar 的主人，Kasheed Hassoun。”

“谁？”Tutt 大吼道。

“那头骆驼。你看，没人知道她在阁楼里，直到我看到她从屋顶的洞里探出头来。然后我告诉了 Murphy，他上去发现了她。但 Kasheed 以为是 Sardi 告的密，你看，当他说没告密时，没人相信他。法官罚了 Kasheed 二十五美元，而他——Kasheed——指责 Sardi 是个土耳其人，他们在法庭上大吵了一架。后来警察把 Eset 从窗户弄出去，送到了 Regan 那儿，事情才平息。我一直待在那儿。你知道，她的头被墨水染成亮红色了。然后有人去了 Sardi 所在的餐馆，把他杀了。所以你看，在某种程度上，我要负责。我以为你不会介意为 Kasheed 辩护，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们电死他，Eset 就会饿死。”

“我明白了，”Tutt 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你认为如果真要有人被杀，那个人本该是你？”

Willie 点了点头。

“是的，先生，”他应道。

而这就是为什么一头骆驼成了著名的 Tutt & Tutt 律师事务所出面担任 Kasheed Hassoun 辩护律师的起因，此人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罪名是蓄意、预谋并怀有恶意地剥夺了 Sardi Babu 的生命，且有违纽约州人民的和平。

* * * * *

“还有这起叙利亚人谋杀案，”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首席书记员向他的上司抱怨道，“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被告已经在 Tombs 关了六个月，所有叙利亚语报纸都像疯了一样吵着要审判。他确实杀人了，但你知道这些外语谋杀案是怎么回事，老板！每一个都是烂摊子！”

“这案子有什么问题？”地方检察官问，“这不就是一起普通的斗殴杀人案吗？他在餐馆里杀的，对吧？”

“当然！那部分没问题，”首席书记员表示赞同，“他确实杀了人——没错！但你怎么能指望美国陪审团在那些完全有能力发誓说死者杀了被告的证人之间做出选择？总之，你怎么可能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

“你听不懂！”地方检察官说，“把卷宗送给 Pepperill，顺便告诉他这会让他出名。他会信你的。”

“但审理这案子得花十个星期！”首席书记员哀叹道。

“好吧，把它送到十三庭的老 Wetherell 那儿去。他患有嗜睡症，听这种案子对他来说正好有助安眠。”

“可能会把他吵醒？”另一个人建议道。

“你根本做不到！”地方检察官反驳道，“总之，这案子到底是关于什么的？”

“是关于一头骆驼，”下属犹豫着解释道。

地方检察官咧嘴一笑，说道：“骆驼穿过针眼比正直的检察官让叙利亚人因谋杀罪定罪更容易。好吧，老兄，去叫几打《古兰经》来，给陪审团在 Kaydoub, Salone & Dabut 的店上面租几间房，让他们去吃 kibbah arnabeiah、kashtah 和 halawee 吧。”

William Montague Pepperill 先生是个非常一本正经的年轻人，二十六岁，波士顿人，哈佛大学毕业。他出生在 Beacon 街州议会大厦的金色穹顶之下，自幼年起，他便从 Pepperill 大宅的窗户里，矜持地俯瞰着历史悠久的 Common 公园里的林荫道和青蛙池。在他父亲那带有古老玻璃窗格的宅邸里——玻璃微微泛着蓝光，正如 Pepperill 家族血脉中流淌的血液也微微泛着同样的色彩——他过着一种超然且宁静的生活；他在 Hoppy's 以及后来的哈佛——他将其发音为“Haavaad”——的社会地位无可挑剔；他在剑桥法学院受到的那种深切敬重，赋予了 W. Montague Pepperill 某种自信，他坚信自己、他的家庭、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的大学、他的衣着和服饰、他的举止，以及他的政治、宗教及其他观点都是完美无瑕的。

对 W.M.P. 而言，真正的美国人只住在 Beacon Hill，尽管偶尔也可能在 Charles 街对面的 Back Bay 填海区发现几个。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必然得是哈佛毕业生、一位论派信徒、西医，是 Somerset 俱乐部的成员，且祖上至少可以追溯到菲利普国王战争时期。然而，W. Montague 很早就认定波士顿对他来说太小了，他有义务为国家的其余部分做出贡献。

于是，他屈尊来到了纽约。通过他在法律、金融和商业领域那些真正的美国关系，他在一个政治办公室里谋得了一份差事，那里的贵族要么是爱尔兰人，要么是犹太人或意大利人，他们视他为一个奇特的动物。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奇怪的经历。同样的发现还有：贪污、敲诈、腐败、恶习和犯罪并非仅仅是小说家和剧作家笔下的理论文学惯例，而是大都市社会中经常处理的现实。他从一个改革派政府那里获得了任命，并被新任地区检察官 Peckham 留任，原因是他的一位联姻叔叔是一位华尔街银行家，且不偏不倚地向两党慷慨捐款。然而，W.M.P. 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自己能保住那四千美元的薪水，是因为县政府离不开他。他身材苗条，穿着鼠灰色的背心、浅黄色的领带和鞋盖，将头发整齐地贴在光亮的头颅两侧，那头颅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球体。

“啊！我想是 William Montague Pepperill 先生吧？”Tutt 先生站在 W.M.P. 的小隔间门口，极有礼貌地问道，那隔间正对着刑事法院大楼阴暗的采光井。

Pepperill 先生写完了手头的东西，抬起头来。

“是的，”他回答，“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他没有问 Tutt 先生的名字，也没有请他坐下。

老律师笑了笑。他喜欢年轻人，即使是自负的年轻人；他们那么热忱，那么自信，那么不妥协。再说，正如 Tutt 先生所察觉到的，W.M.P. 本质上是个上流社会的家伙。于是他微笑了。

“我叫 Tutt，”他说，“我是 Hassoun 的辩护律师，你正准备以谋杀罪审判他。当然，你对案情已经非常熟悉了。”

他在背心里摸索，掏出两根干瘪的雪茄，目光沿着墙壁扫过。

“你——介意——我坐下吗？我能请你抽支雪茄吗？”

“请坐——务必请坐，”W.M.P. 回答道，“不，谢谢！”——拒绝了雪茄。

Tutt 先生坐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他的旧高帽倒扣在窗台上，并将他随身携带的一叠文件堆放在里面。

“我想，如果我来找你稍微讨论一下这个案子，你或许会原谅我。你看，检察官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而且这些考虑也是合情合理的。”他停下来划了一根火柴。“现在在这个案子里，尽管我当事人极有可能是有罪的，但实际上他不被判处比一级故意杀人罪更重罪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辩方会传唤许多证人——可能和控方一样多。双方都会用陪审团听不懂的语言讲述他们的故事，而陪审团必须通过翻译来试图查明真相。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事实——我是指叙利亚式的真相。作为正派的人，他们不敢把一个他们听不到辩护、动机也不了解的人送上电椅。他们会像我一样，甚至可能像你一样，感到在叙利亚人中间伸张正义的人只能是叙利亚人。”

“那么，”Pepperill 先生礼貌地回答，“你有什么建议？”

“建议你建议接受二级故意杀人罪的认罪协议。”

副助理地区检察官 William Montague Pepperill 高傲地挺直了身子。他视所有刑事律师为半个骗子，认为他们是无知、没受过教育且脏兮兮的人——不在真正的美国阶级之列。

“我做不到那种事，”他严厉且清晰地回答，“如果这些人寻求我们海岸的庇护，他们就必须准备好接受我们法律和道德标准的审判。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即我们的司法程序不足以应付这一点。此外，我认为接受比被告推定所犯罪行更轻的罪名认罪是不道德的——不——道——德——的。”

Tutt 先生怀着毫不掩饰的钦佩看着他。

“你的情操令你受之无愧，Pepperill 先生！”他回敬道，“你确定不介意我的烟味？当然，我当事人被推定为无罪。我非常有希望——几乎确信——能让他完全脱罪。但与其冒着极小的风险被判谋杀罪，我宁愿让谨慎取代勇气，提议让他承认故意杀人罪。”

“我猜，”Pepperill 简洁地回答，沉溺于他唯一常犯的语法错误中，“如果你不觉得你的当事人肯定会被送上电椅，你是不会提议承认故意杀人罪的！现在——”

Tutt 先生突然站了起来。

“我年轻的朋友，”他打断道，“当 Ephraim Tutt 以男人的身份说出一件事时——就像我刚才对你说话那样——他说的是真心话。我告诉过你，我期望让我的当事人无罪释放。我提议认罪的唯一理由，是为了避免阿拉伯人的争吵可能被当作谋杀定罪的极小——确实极小——的几率。当你更了解我时，你就不会这么随意地质疑我的诚意了。你是否准备好考虑我的建议？”

“绝对不会！”W.M.P. 反驳道，带着一丝冷笑。

“那么我就告辞了，”Tutt 先生说着，从窗台上拿起帽子，转身走向门口。“还有——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当门在他身后关上，他转身对着 W.M.P. 可能还在坐的地方挥舞他那干瘦的老拳时，他补充道，“我会让你见识一下如何对待一位足以当你祖父的受人尊敬的律师！我会把你那该死的清教徒领子里的浆水洗掉！我会纠缠你、扰乱你、质问你，让你出尽洋相，然后把你揉成一团从窗户吹出去，再放老 Hassoun 出去度个埃及假，让古罗马看起来都像只值三十个皮阿斯特！你这个头脑简单、自命不凡、装腔作势、利己主义、扭扭捏捏的——”

“好了，好了，Tutt 先生，怎么了？”Peckham 问着，把手搭在老律师的肩膀上，“Peppy 又对你做什么了？”

“不是他对做了什么，而是我要对他做什么！”Tutt 先生严峻地回答，“等着瞧吧！”

“去吧！”地方检察官笑道，“活吞了他！我们正把他扔给狮子呢！”

“没有哪只正经的狮子会想要他！”Tutt 先生反驳道，“它可能会撕咬他几下，但我不会。我只是要给他一个充分的机会，去验证他那个小观点，即我们这些快乐的旧合众国的制度，完全适合解决全世界所有多语种骗子之间的争吵，并为那些仍处于野蛮或至少处于家长制状态的人民伸张正义。他还年轻，不明白纽约的商人太有良心了，不会根据他在自己生意中会大打折扣的证词来给一个人定罪。”

“随你高兴去办吧，”Peckham 笑道。

“噢，我只是去趟巴格达，”Tutt 先生回答。

副助理地区检察官 Pepperill 沾沾自喜地准备他的案子，完全没意识到他法律道路上潜伏的危险。当他坐在闪闪发光的橡木桌前，按下召唤速记员的按钮时，对他来说，让陪审团信服发生了什么事简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而 Tutt 先生建议让 Hassoun 以非一级谋杀罪处理，简直是无礼的傲慢。顺便补充一句，W.M.P. 尽管有新英格兰人的气质，却有一种将某人送上电椅的强烈野心。

事实上，从死者 Sardi Babu（一名枕套小贩）的朋友 Fajala Mokarzel 等人讲述的故事来看，表面上简直简单明了。除了 Sardi Babu 和 Mokarzel，还有糖果商 Nicola Abbu、冰淇淋摊贩 Menheem Shikrie、表演艺人 Habu Kahoots 以及小贩 David Elias。正如他们所称，六个人都曾平静地坐在 Ghabryel & Assad 的餐馆里，吃着 kibbah arnabeiah 和 mamoul。Sardi 点了 sheesh kabab。那是晚上九点左右，他们正在谈论政治、喝咖啡、抽烟。

突然，Kasheed Hassoun 在一个身材更小、肤色更深的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大步走向餐桌，以威胁的口吻喊道：“那个说要吐在我主教胡子上的人在哪儿？”

随即 Sardi Babu 站起来回答：“看，我就是那个人。”

紧接着 Kasheed Hassoun，在同伙用左轮手枪压制众人的同时，俯身跨过餐桌，一把抓住 Sardi 的喉咙，折断了他的脖子。随后那个较小的人开了一枪，两人便逃之夭夭。这是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故事。法律要求将任何杀人犯送上电椅的一切要素都有了，小小的 Pepperill 先生甚至画了一张餐馆内部的草图，还有一张外部的照片，并用紫色的墨水在起诉书上盖章：准备审判。

与此同时，Tutt 先生正在给 Bonnie Doon 下达最后指示。Doon 是他的舞台经理、排练导演，也是所有需要额外艺术润色案子的总管。

“真遗憾我们不能把几百立方英尺的撒哈拉沙漠运进法庭，也不能把尼罗河引到中央街来，但我猜你总能营造出足够的气氛，”他说。

“如果我有一头骆驼，我当然能，”Bonnie 评论道。

“气氛是必要的，”Tutt 先生继续说，“真正的气氛！让他们穿上民族服装——珠子、红拖鞋、水烟袋、肚皮舞服。”

“我明白了，”Doon 先生回答，“你想要一个标准的土耳其村庄。好吧，我们会搞定的。我会雇佣康尼岛整个‘开罗街’的剧组，让 Franklin 街挤满山羊、驴子和骆驼。我甚至可以在 Tombs 监狱旁边搭起商队的帐篷。”

“怎么夸张都不为过，”Tutt 先生宣称，“但你不需要跑出 Washington 街去。还有，Bonnie，记住——我要每一个看见 Sardi Babu 杀害 Kasheed Hassoun 的土耳其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

“你是说看见 Kasheed Hassoun 杀害 Sardi Babu 的人，”Bonnie 纠正道。

“嗯——不管哪种方式都行，”Tutt 先生同意道。

当审判的大日子终于到来时，法官 Wetherell 登上十三庭的审判席，立刻察觉到一种微妙的东方气味，不知从何而来，却弥漫了整个法庭。那似乎是一种香、卷心菜、大蒜和古龙水的奇异混合体，还带着一丝骆驼味。房间里挤满了叙利亚人。一排长凳上坐着一群神情庄重的白胡子老者，看起来像是朝圣麦加途中在此小憩。法庭里到处回荡着低沉的阿拉伯语呢喃。速记员正在查阅一份《Meraat-ul-Gharb》报纸，书记员拿着一份《El Zeman》，而在法官椅子前则放着一份《Al-Hoda》。

法官大人嗅了一下，扫视了一眼那群充满异国情调的人群，说道：“呸！警官！把那扇窗户打开！”然后他拿起排期表读道：“‘人民诉 Kasheed Hassoun——谋杀案’。”

速记员正自顾自地哼着：

*巴格达是土耳其的一座城，* *骆驼高高又颠簸。*

“双方都准备好审理此案了吗？”Wetherell 法官一边问，一边强忍着打了个哈欠。他是个非常胖的法官，总是忍不住打哈欠。

副助理地区检察官 Pepperill 和 Tutt 先生同时起身，宣布准备好了。就在此时，房间后部的小门开了，一名警官带着 Kasheed Hassoun 走了进来。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身高超过六英尺，举止庄重，神情严肃，五官轮廓分明。虽然他穿着欧式服装，但衣服的剪裁仍隐约透着东方气息；他没穿背心，腰间缠着一条深红色的布带。他黑色的眼睛在低垂的眉毛下闪烁着，狂野甚至凶猛，他像沙漠中未被驯服的种马一样，傲慢地大步走在守卫身旁。

“好吧，你们最好开始挑选陪审团，”法庭指示道，戴上眼镜，饶有兴致地研究着他的那份《Al-Hoda》。不久，他向 Pepperill 招了招手。

“你见过这个吗？”他问。

“没有，法官大人。这是什么？”

“这是这些人出版的一份报纸，”法官大人解释道，“挺有趣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他们有自己的专属报纸，”Pepperill 承认道。

“他们在纽约就有八份，”速记员插嘴道。

“我注意到这份报纸大部分是广告，”Wetherell 评论道，“但广告商似乎遍布世界各地——芝加哥；匹兹堡；坎顿；温尼伯；阿尔伯克基；布鲁克林；的黎波里；德克萨斯州格林维尔；普韦布洛；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福尔里弗；底特律——”

“这儿还有一个马萨诸塞州罗克斯伯里的，还有一个墨西哥城的，”书记员欣喜地说道。

“还有这儿有一个法国巴黎的，”速记员补充道，“说真的！这帮人够能跑的！”

“好了，继续挑选陪审团吧，”法官一边说，一边再次打了个哈欠，把报纸递给书记员。

就在这时，Pepperill 先生请来的翻译 Salim Zahoul 走上前，鞠躬并扭动着他的紫色胡子，向法庭致辞：“阁下：我要说这份报纸对这件事——ze memkaha——发表的文章，非常不外交。”

Wetherell 法官对他眨了眨眼。

“这人是谁？”他问道。

“这是翻译，”W.M.P. 解释道。

“翻译！”法庭回答，“我一句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是我能找到最好的了，”Pepperill 道歉道，而 Zahoul 先生的脸上燃起了愤怒和羞辱的火焰。“找到一个流利的阿拉伯语翻译太难了。”

“好吧，那就把他的话翻译给我听，行吗？”法官大人好心地要求道。

“我说，”Zahoul 突然爆发道——“这份报纸有一篇关于 menkaha 的蔑视文章，说这个 Kasheed Hassoun 没有杀那个 Sardi Babu！”

“他说，”Pepperill 翻译道，“报纸包含了一篇支持辩方的轻率文章。我真没想到会有人试图以不正当的方式影响陪审团。”

“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法官大人问道，“你不会指望哪个陪审员会去看那玩意儿吧？它看起来就像一只大黄蜂掉进了墨水瓶，然后在那头版上发了疯似的乱爬。”

“我想大概不会——”Pepperill 开始说道。

“继续挑选你们的陪审团！”法官训诫道。

于是，Tutt 先生与 Pepperill 先生这对狮子与羔羊般的组合，开始挑选十二位绅士来裁决此案。这些人离叙利亚最近的距离也不过是大西洋城的木板路，而且即便全力以赴，他们也很难听懂 Salim Zahoul 先生声称证人们试图表达的内容。此外，大多数候选陪审员都表现出对自己在“人民”与被告之间主持公道的能力缺乏信心，并有一种想方设法逃避服务的奇怪念头。然而，最终还是凑齐了十二人并进行了宣誓，法庭的拥挤状况稍有缓解，Zahoul 先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抚，接着 William Montague Pepperill 先生起身向陪审团概述他那非常简单的案情。

他解释道，在处理外国人的案件时，伸张正义并不比处理其他案件更困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等的无罪推定权，在证实有罪时也承担同等的责任。他将证明 Kasheed Hassoun 绝对有罪——罪证确凿，不容置疑。他将传唤五名——五名声誉卓著的证人，他们将发誓证实是 Hassoun 谋杀了 Sardi Babu；他预言，在审判结束时，他将毫不犹豫地要求陪审团给出一个明确、无畏且诚实的集体意见，以彻底惩治 Kasheed Hassoun 先生，使他无法再危害他人。他表达得更为文雅，但大意如此。他本人对于自己能够证明其诉求的真实性，就像他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一样，既真诚又笃定。可惜，他太年轻了，还没意识到“知道真相”与“能够证明真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他按部就班地传唤了拍摄餐厅照片的摄影师、绘制内部示意图的绘图员、逮捕 Hassoun 的警察、对不幸的 Babu 进行官方尸检的医生，以及案发时在场的五名叙利亚人。每一位都以神圣的名义发誓，Kasheed Hassoun 的所作所为正如 Pepperill 助理地区检察官所陈述的那样——而且是逐字逐句地，_verbatim et literatim, in iisdem verbis, sic_（一字不差，原话如此），再一次准确无误。他们的证词衔接得天衣无缝，足以让木匠感到欣慰。起初，令 Pepperill 先生感到惊讶，随后令他感到沮丧的是，老 Tutt 先生竟然没有问他们任何关于谋杀案的问题。相反，他只是随口询问他们来自哪里、如何来到这里、靠什么为生，以及是否曾就案发经过发表过相互矛盾的陈述。由于他对 Habu Kahoots 先生的交叉询问极具代表性，因此不妨将其列为范例，特别是因为 Kahoots 先生会讲英语，而其他人不会。

“然后，”Kahoots 先生面无表情地断言，“Kasheed Hassoun，他抓住他的喉咙，扭断了他的脖子。”

他是一个矮胖的圆桶状男人，留着卷曲的发卷，脸颊肥胖而鼓胀，双下巴厚实，大腹便便，穿着一件绿色精纺背心，手指上戴满了金戒指。

“啊！”Tutt 先生满意地说，“你所看到的正如你所描述的那样？”

“是的，先生！”

“你出生在哪里？”

“叙利亚，阿卡。”

“你在美国待了多久了？”

“三十年。”

“你住在哪里？”

“佐治亚州，奥古斯塔。”

“你从事什么行业？”

Kahoots 先生明显地挺起了胸膛。

“我有自己的街头游乐场和嘉年华。我有电动剧院、旧种植园、东方表演、蛇展和旋转木马。”

“哎呀，哎呀！”Tutt 先生惊呼道，“你真是一位资本家啊！希望你的财务状况没有过度扩张！”

Pepperill 先生显得很痛苦，不知道该如何阻止对手这种滑稽的行为。

“我反对，”他无力地咕哝道。

“反对得很有道理！”Tutt 先生表示赞同。“那么，Kahoots 先生，你是美国公民吗？”

Kahoots 先生看起来很委屈。

“我？不！我不是公民。我有时会回阿卡，建个电影院和冰淇淋宫。”

“我就知道，”Tutt 先生评论道，“那么，请问你在华盛顿街的餐厅里做什么？”

“吃烤羊肉碎饼和玛姆尔糕点。”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住在奥古斯塔，怎么会恰好在那时出现在纽约？”

“嗯？”

“你是怎么到纽约来的？”Tutt 先生翻译道，陪审团发出了笑声。

“刚来。”

“但为什么？”

“刚来。”

“是的，是的；但你不是专门为了出席这场谋杀案才来的，对吧？”

Kahoots grinned 咧嘴笑了笑。

“我只是来溜达溜达。”

“在哪里——溜达溜达？”

“在华盛顿街。我待了一个冬天。我什么都不做。我是有钱人。”

“你刚来的时候待了多久？”

“三天。然后我就回去了。”

“你为什么回去？”

“我不知道。就回去了。”

Tutt 先生叹了口气。陪审团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

“听着！”他要求道，“你和地区检察官把你的故事对过多少次了？”

“从来没有。”

“什么？”

“我从来没见过他。”

“没见过谁？”

“这个人——法官。”

“我说的不是法官。”

“我没见过任何人。”

“你没有告诉大陪审团 Hassoun 用一把长刀刺伤了 Babu 吗？”

“我不认识他！”

“谁？”

“大陪审团。”

“你没有走进一间大房子，把手放在书上发誓吗？”

“我没发誓——从来没有！”

“然后讲述你所看到的？”

“我说了我看到的。”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 Hassoun 扭断了他的脖子。”

“你不是先说 Hassoun 刺伤了 Babu 吗？”

“不——从来没有！”

“那你不是回来后又说他枪杀了他吗？”

“不——从来没有！”

“最后，你不是说他勒死了他——在你听说验尸官认定他是这样被杀之后？”

“是的——他扭断了他的脖子。”

Kahoots 先生显然感到非常厌烦，但他与法官的厌烦方式不同。法官突然振作起来，问 Tutt 先生是否有依据提出这些问题。

“噢，当然有，”老律师平静地回答，“我将证明这位证人在大陪审团面前做过三次完全矛盾的陈述。”

“是这样吗，地区检察官先生？”

“我不知道，”Pepperill 虚弱地回答，“我没有参与大陪审团的诉讼程序。”

Wetherell 法官皱起了眉头。

“在我看来，”他开头说道，“如果对案件进行适当的准备，应该会对……好吧，没关系！继续吧，Tutt 先生。”

“Kahoots！”律师严厉地喊道，“你本人曾被判有罪，这不是事实吗？”

旋转木马的老板愤怒地挺直了身子。

“我？没有！”

“你没有因为袭击一个叫 Rafoul Rabyaz 的人而被判有罪吗？”

“我？听着，先生！我告诉你关于那件事！这个 Rafoul Rabyaz 是我的合伙人，在格林威治街做台球、撞球和雪茄生意。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几年前。我们分开了。我卖给他我的股份，你看。我在隔壁开了一家——台球桌、咖啡馆等等。但我没拿到一半的全部存货。我没拿到桌布，你看。我少了桌布，你知道的。它不在那儿。那次我回去。我见到他。我说，‘我们没算那些桌布。’他说，‘有。’我说，‘没有。’他说，‘有。’我说，‘没有。’他说，‘有。’我说，‘没有’——”

“看在上帝的份上，”Wetherell 法官惊呼道，“别再说了！”

“是的，先生，”演出商表示同意，“好吧。我说，‘没有。’我说，‘你看账本。’他说，‘没有。’我们每人抓住布的一头。我拿着刀。我把布剪成两半。我给他一半。我拿一半。我说，‘你拿一半；我拿一半。’他说，‘见鬼去吧！’”

他最后挥了挥手。

“然后呢？”Tutt 先生焦急地问道。

“就这些！”Kahoots 先生回答。

一名陪审员突然咳嗽起来，把手帕塞进嘴里。

“然后你就把刀捅进他身体里了，对吧？”Tutt 先生暗示道。

“我？没有！”

Tutt 先生耸了耸肩，噘起嘴唇。

“你被判有罪了，不是吗？”

“我可以叫二十个证人！”Kahoots 先生以一种宏大的姿态宣布。

“不需要！”Tutt 先生反驳道，“现在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离开叙利亚？”

“我去科尼岛做骆驼生意了，”证人矜持地回答。

“什么！”律师大喊，“你不是因为被判谋杀 Abbas 的女儿 Fatima 而逃离家乡的吗？”

“我？没有！”Kahoots 先生看起来很震惊。

Tutt 先生弯下腰对 Bonnie Doon 说了几句，后者从一个皮包里掏出了一份令人生畏的羊皮纸文件，上面写满了阿拉伯文，并装饰着印章和丝带。

“法官大人，我这里有，”他说，“此人在贝鲁特刑事法庭的判决记录，已经过我国领事和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正式证明。我已经翻译过了，但如果 Pepperill 先生更愿意让翻译来读——”

“给地区检察官看！”法官指示道。

Pepperill 无助地看着它。

“你可以读你自己的译文，”法庭昏昏欲睡地说。

Tutt 先生鞠了一躬，拿起文件面向陪审团。

“这是官方记录，”他宣布，“我来读一下。”

“‘以神之名。’”

“‘关于谋杀宪兵 Nejib Telhoon、Abdurrahman 和 Ibrahim Aisha 以及 Hason Abbas 之女 Fatima 的指控，关于袭击某些游牧民、蓄意谋杀并向他们开火、参与并协助谋杀行为、向正规军开枪、协助某些罪犯逃跑以及在起义期间对正规军动武的指控，日期为 1303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伊斯兰历——地点在贝鲁特 Mezreatil-Arab 区居民与附近扎营的游牧民之间，被捕人员如下，即——Metri 之子 Habib Eljemal，Mikael Nakash 之子 Habib，Abdallah Elbaitar 之子 Hanna，Elias Esad Shihada，Jerji Khedr 之子 Tanous，Aboud Shab 之子 Habib，Metri Nasir 之子 Elias，Mansour Maoud 之子 Khalil，Elias Elhaj 之子 Nakhle，Berkat Minari 之子 Nakhle，Berkat Minari 之子 Antoon，Jerji-Kefouri 之子 Lutfallah，Jabran Habib Bishara，Lutf Dahir 之子 Kholil，以及 Nakhle Yousif Eldefoumi，均为上述区域居民及土耳其臣民，及其同伙六十五名逃犯，即——Abdallah Zerik 之子 Isbir Bedoon，Kanan Zerik 之子 Elias，Amin Matar，Jerji Ferhan 又名 Baldelibas，Hanna Kahoots 之子 Habu，以及——’”

副助理地区检察官 Pepperill 疑惑地站了起来。

“如果法庭允许，”他用一种虚弱的声音嘟囔道，“我反对。首先，我对这份记录一无所知——我以此为由提出反对；其次，根据我们的法律，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审判和定罪根本算不上定罪。”

“但这名男子是土耳其臣民，在土耳其这属于有效的定罪，”Tutt 先生争辩道。

“好吧，这里可不是土耳其！”Pepperill 抗议道。

“你反应迟钝了点吧，不是吗？”法官大人问道，“它都已经读给陪审团听了。不过，我可以受理将其删减的动议——”

“我希望就此问题进行陈述，”Tutt 先生急忙说道，“这是一个重要事项。”

出乎意料的是，后排一名神情不满的候补陪审员举起了手。

“我也想问个问题，”他挑衅地宣布，甚至带着一种傲慢，像是有怨气的人。“我是个辛勤工作的生意人。我违背自己的意愿被拖到这里，在这个陪审团服务，决定这个被告是否谋杀了某某人。我不明白这个证人是把桌布剪成两半，还是谋杀了那个什么什么的女儿 Fatima，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想回家——总有一天。如果程序允许，我想建议我们加快进度。”

Wetherell 法官吃了一惊，带着困惑的神情盯着这位既定程序的粗暴破坏者。

“陪审员先生，”他严厉地说，“这些事项直接关系到证人的可信度。它们非常得当。我……我……很惊讶……”

“但是，法官大人，”后排的偶像破坏者辩解道，“我想没人会在这位土耳其耍蛇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难道就没有警察或其他什么我们能相信的人亲眼看到了发生了什么吗？”

“砰！”法槌响了。

“请陪审员安静！”Wetherell 法官大喊，“这完全不合规矩！”然后他迅速用手帕捂住脸。“继续！”他声音低沉地指示道。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Tutt 先生恍惚地问道。

“Abbas 的女儿 Fatima，”领头的陪审员低声补充道。

“我反对提到 Abbas 的女儿 Fatima！”Pepperill 厉声道。

“好吧，好吧！”Tutt 先生让步道，“她死了，可怜的东西！让她去吧。这就是全部了，Kahoots 先生。”

很难描述这些偏离直接证词的插曲在听众中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兴奋。关于台球桌布的提及和不幸的 Fatima 的谋杀案，显然点燃了久已压抑的怒火。窗边的一群叙利亚人突然爆发了争执，不得不由法警平息。当安静恢复后，陪审团似乎对 Nicola Abbu、Menheem Shikrie、Fajal Mokarzel 和 David Elias 极其相似的故事并不怎么上心，尤其是大陪审团的记录显示，关于 Babu 的死亡原因，他们曾发誓过三套完全不同的事实。然而，当控方结束举证时，事实仍然是：五名证人——无论陪审团怎么看他们——都作证说 Hassoun 勒死了 Sardi Babu。陪审团期待地转向 Tutt 先生，想听听他有什么要说的。

“先生们，”他平静地说，“辩方的情况非常简单。事实上，出现在这里的证人中没有一个是案发时在场的。我将传唤十到十二名声誉卓著的叙利亚公民，他们将向你们证明，我的当事人 Kasheed Hassoun 当时正与一群朋友安静地坐在餐厅里，这时 Sardi Babu 手持左轮手枪走进来，向 Hassoun 开火。就在那时，而且仅在那时，一个身份不明的小个子黑皮肤男人——显然是个陌生人——在 Babu 再次开火前抓住了他，并杀了他——出于自卫。”

William Montague Pepperill 先生下巴掉下来了，仿佛看到了他殖民地祖先的鬼魂。他不敢相信自己听清了 Tutt 先生的话。那位老律师竟然完全颠倒了事实！Sardi Babu 根本没去过那家餐厅。他一直在餐厅里，而去那里的人是 Kasheed Hassoun。

然而，Tutt 先生预告的、由 Bonnie Doon 召集来的那十二名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平静、镇定地走上证人席，在《圣经》上发誓，一切正如 Tutt 先生所言；他们还发誓，那天晚上 Mokarzel、Kahoots、Abbu、Shikrie 和 Elias 等人根本不在餐厅里，相反，他们这些 Hassoun 的朋友们当时正坐在那里吃土耳其馅饼——有几个人可能吃了配芝麻酱的土豆泥——这时 Sardi Babu 似乎怀着自杀的意图，独自闯入，要对这位骆驼主人进行报复。

“这就是全部。这就是我们的案子，”当最后一名叙利亚人离开证人席时，Tutt 先生说道。

但法官席上没有任何回应。Wetherell 法官已经在那儿平静地打盹好几个小时了。就连 Pepperill 也无法忍住露出一丝得体的微笑。接着，书记员掏出一份《Al-Hoda》报纸翻动着，法官大人从睡梦中醒来——他梦见自己正骑着一头颠簸的白单峰骆驼穿过巴格达狭窄的街道，那骆驼如此之高，以至于他可以窥视街道两旁带有格子阳台的后宫里丰满、黑眼睛的奥黛丽姬——慢慢地从土耳其回到了纽约。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他打起精神说，“被告在此被大陪审团指控谋杀了 Abbas 的女儿 Fatima——我道歉！我是说——是谁来着？——一个叫 Sardi Babu 的人。我将首先为你们定义谋杀的等级……”

* * * * *

三个月后的一天，在 Kasheed Hassoun 就同一证词被审判两次、陪审团两次陷入六对六僵局之后，Tutt 先生在办公室午休超时，戴上高礼帽，沿着华盛顿街漫步，寻找吃饭的地方。那时是下午时分，大多数商店都空无一人，这正合他意。他一直想尝尝那些人在审判中大谈特谈的土耳其馅饼。很快，一个熟悉的名字组合映入眼帘——Ghabryel & Assad。这正是案发的那家餐厅！出于好奇，他走了进去。像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空无一人，但听到脚步声，一个不到十岁的叙利亚小男孩从房间尽头的屏风后走出来，羞涩地站着等他点菜。

Tutt 先生对着这个孩子露出了他那慈祥而饱经风霜的微笑，随手翻看了一下菜单，点了份果仁蜜饼和咖啡。然后，他点燃了一支雪茄，惬意地将长腿伸到窄桌下。是的，这就是那天晚上要么是 Sardi Babu 和他的朋友们坐着，要么是 Kasheed Hassoun 和他的朋友们坐着的地方——究竟是谁，他怀疑是否有人会真正知晓。难道在这个乏味的小地方，人类的情感竟然因为宗教教条上的某种细微差异而上升到剥夺生命的程度吗？这是纽约吗？这些人有可能被美国化吗？后方的门响了一下，男孩再次从屏风后出来，托着一盘糕点和咖啡。

“好了，小朋友，”Tutt 先生说，“你在这里工作吗？”

“噢，是的，”这位未来的公民回答，“我父亲拥有这家店的一半。我每天都去上学，但放学后就在这里工作。我上周得了个奖。”

“什么奖？”

“我得了英语奖。”

律师握住孩子的手，把他拉到双膝之间。这是一个迷人的男孩，干净、灵敏、坦率，他的眼睛直视着 Tutt 先生。

“孩子，”他问他的新朋友，“你是美国人吗？”

“我？当然！你打赌我是美国人！老人们——不！五十年你也改变不了他们。他们还是老样子。他们什么都不想改变。他们觉得他们还在叙利亚。但我——嘿，你觉得呢？我当然是美国人！”

“说得对！”Tutt 先生回答，递给他一块糕点。“你叫什么名字？”

“George Nasheen Assad，”男孩回答，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好吧，George，”律师继续问，“Kasheed Hassoun 现在怎么样了？”

“噢，他在科尼岛。他经营着一个骆驼队。他有六头骆驼。我有时去那里，他让我免费骑。我知道你是谁，”小叙利亚人接过蛋糕，自信地说，“你是那个为 Kasheed Hassoun 辩护的伟大律师。”

“没错。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时在审判现场。”

“你觉得他应该被放走吗？”Tutt 先生异想天开地问。

“我不知道，”孩子回答，“我想你没传唤我作证是对的。”

Tutt 先生皱起了眉头。

“嗯？什么？你不是证人，对吧？”

“我当然是！”George 笑道，“我当时就在屏风后面。我看到了全过程。我看到 Kasheed Hassoun 走进来和 Sardi Babu 说话，我看到 Sardi 掏出左轮手枪，看到 Kasheed 从他手中夺过手枪并勒死了他。”

Tutt 先生感到一阵寒意。

“你看到了？”他质疑道。

“当然。”

“餐厅里还有其他人吗？”Tutt 先生问道。

“根本没人，”George 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回答，“只有 Kasheed 和 Sardi。餐厅里没有别人。”

藐视法庭

法庭无法判定什么是荣誉。——Baron Bowes 大法官，1743 年。

我知道我的荣誉准则是什么，阁下，我打算坚持它。——John O'Conner 议员，在 Parnell 委员会的诉讼程序中，第 103 天；Times Rep. pt. 28, pp. 19 ff.

好吧，荣誉就是我故事的主题。——《尤利乌斯·凯撒》，第一幕，第二场。

就在那时，Tutt先生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表情，他那双被烟草熏得有些泛黄的眼睛正盯着George那双清澈的棕色瞳孔。如果这个孩子说的是真话——而他显然没有理由撒谎——那么在Kasheed Hassoun的案子中，他所获得的无罪判决，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一种荒谬的讽刺。如果George是唯一的目击者，而他当时正躲在屏风后面，那么Kasheed实际上是在自卫的情况下亲手杀死了Sardi Babu，而非仅仅如Tutt先生在法庭上所竭力主张的那样，是由于对方的威胁而导致了某种集体性的冲突。

“George，”律师压低了声音，语气中带有一种近乎请求的严肃，“除了我，你还告诉过别人你当时在屏风后面吗？”

男孩摇了摇头，那双机灵的眼睛流露出一种超乎年龄的审慎。“没有，先生。我父亲从不让我插手大人们的事情。他说，在这一带，有些事情如果你不知道，反而活得更久些。”

Tutt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烟雾在他头顶盘旋，仿佛一团笼罩着法学界阴影的灰云。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在法庭上打了一场胜仗，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他所建立的辩护逻辑完全构建在某种被人们刻意忽视的真相之上。法律追求的是正义的程序，而在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小社会里，正义本身似乎有着一套完全独立于法典之外的运转机制。

“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George，”他最终说道，将一枚硬币放在盘子上，“有些秘密是属于成人的世界，而另一些秘密，则属于像你这样还没被这城市的琐碎法则所腐蚀的灵魂。保守好它，这不仅是对Kasheed负责，也是对你自己的保护。”

当Tutt先生走出那间充满香料气味的小店，重新回到曼哈顿那潮湿而嘈杂的街道上时，他感到一种久违的疲惫。他抬头看了看远处林立的高楼，那是Althea Beekman所代表的那个世界的象征——那个充满秩序、荣誉感和所谓“文明”的世界。然而，在这座城市的底部，在那些阴暗的街道与屏风之后，另一个世界正遵循着完全不同的准则在呼吸。

他意识到，无论他在法庭上如何高谈阔论关于“不成文法”的哲学，在这个巨大的都市迷宫中，真相往往就像是一个被随手丢弃的赌注，而法律，有时候仅仅是那些权势者用来装点门面的华丽外衣。他紧了紧大衣领子，融入了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心中暗自思忖：如果Althea Beekman知道她所珍视的法律秩序，竟然是由无数个像George这样守口如瓶的孩子共同维系的，她那高傲的头颅是否还会如此坚定地仰望着所谓的正义？

但这终究只是一个念头。Tutt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深知，正如他在事务所里所宣称的那样，荣誉的界限模糊不清，而法律，则永远在这一模糊地带里缓慢前行。他转身走向地铁站，决定将关于George的记忆封存在那份永不归档的秘密档案中。在这个夜晚的纽约，法律依然是法律，而Kasheed Hassoun的骆驼，想必正安稳地睡在科尼岛的沙地里。

“Miss Beekman，”法官开口道，声音如同涂抹了蜂蜜的陈年木板，“作为一名公民，你应当知晓，在法庭上，我们所寻求的是事实的真相。无论你与被告之间的交流性质如何，正义的杠杆绝不应因个人的情感偏好而失去平衡。你是否打算回答检控官的问题？”

Althea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撞击着，那种曾让她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的镇定，此刻在这一道道审视的目光下显得支离破碎。她抬头看向Tutt先生，那个被她视为老派、狡黠却又有着某种不可言说之慈悲的长者。他正以一种近乎悲悯的姿态回望着她，仿佛在告诉她：这是你作为公民的职责，也是你作为“荣誉”的化身所必须承受的代价。

“我……”她的声音颤抖着，在空旷的法庭内激起了一阵细微的低语声，“我的确听他说过……他说他杀死了McGurk。但他同时也告诉我，那是为了他的妹妹，为了某种被法律遗忘的尊严。”

法庭内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甚至连那位负责记录的速记员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O'Brien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胜利者的狞笑，那是一种属于掠食者的、冰冷的愉悦。

“也就是说，他承认了，对吗？”O'Brien穷追不舍，他的语调中透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急切。

Althea闭上了眼睛。在那一瞬间，她仿佛看见了Katie在月光下那张苍白的脸，看见了Shane O'Connell眼中那跳动的火焰，也看见了那个被她一直以来所尊崇的、冷冰冰的法典。她突然意识到，法律从未试图保护过那些被遗弃在繁华之外的人，它只是以荣誉之名，行收割之实。

“他承认了，”她轻声说道，声音清晰得如同在墓碑上刻字，“但他不是因为罪恶而杀人，他是因为你们——你们这些制定规则却从不践行仁慈的人——才不得不拿起武器。”

法官的眉头猛地一跳，他重重地敲下了木槌，阻止了她继续说下去。“证人，请回答检控官的问题，不要进行不必要的评论。”

Tutt先生缓缓站起身，尽管他知道大势已去，但他那瘦削的身影在这一刻却显得异常高大。他看向法官，眼神中闪烁着一种不屑与嘲讽，“法官大人，如果法律的威严需要依靠出卖个人隐私与道德信任来维护，那么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们所敬畏的，恐怕仅仅是一具空壳。”

“反对无效！”法官冷冷地回应，随后转向陪审团，“先生们，请记住证人的供词。”

Althea走下证人席时，双腿虚软无力。她穿过人群，那些充满恶意的目光像针一样刺痛着她。她经过Shane O'Connell身边时，那个男孩没有看她，只是低着头，仿佛在这一刻，他所恪守的一切准则都已经随着Althea的坦白而坍塌了。

当她最终走出法院大楼时，夕阳正沉入曼哈顿的钢铁森林中，将整座城市染成了血一般的颜色。她站在台阶上，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她曾以为自己是个有着坚定荣誉感的人，却在这一天，为了所谓“正义”的程序，亲手将一个拥有朴素尊严的少年送上了绝路。

Tutt先生跟在她身后走出了大楼，他点燃了一支雪茄，火光在微风中闪烁。他没有安慰她，因为他知道，有些伤口是文明社会无法缝合的。

“你做的很‘正确’，Miss Beekman，”他低声说道，声音中透着一丝沙哑，“在法律的眼中，你是一个完美的证人。但在荣誉的字典里，我们都成了输家。”

Althea没有回头，她钻进了停在路边的轿车。车窗缓缓升起，将她与这个世界的喧嚣隔绝开来。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道，心中明白，从今往后，那些关于法律与荣誉的辩论，对于她来说，都将变得苍白无力，如同这黄昏中渐渐消散的烟尘。而在Tombs的深处，在那个阴冷的牢房里，Shane O'Connell将不得不独自面对那冰冷的刑架，那是法律赋予他的、最终的“奖赏”。

“我非常遗憾，但我必须要求你陈述被告曾对你说过的话。你应该记得，是你自己主动透露了曾进行过那次谈话。否则，”他咳嗽了一声，抬起手，“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晓此事。被告不能仅凭所谓‘私下交流’的说法，就剥夺人民证明其罪行的权利。公共政策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或许令你感到不快，但我必须要求你这样做。”

“但是，”她抗议道，“你总不能指望我去背弃承诺吧！我让O'Connell告诉我他做了什么，是为了能帮助他——而且他信任我！”

“但法律责任并不在你！那是他自己要冒的险！”法官训诫道。

Althea小姐心中的愤慨渐次升腾，她意识到自己中了O'Brien卑劣的圈套。她早已怀疑这位法官不过是披着绅士外衣的伪君子。她脸色苍白，转身看向Tutt先生。

“法律真的要求我回答吗，Tutt先生？”她问道。

“不要提问——回答问题，”Babson粗暴地命令道，他察觉到了她态度的转变。“你是代表人民的证人，而不是被告的。”

“我不是针对O'Connell的证人！”她宣称，“这个男人”——她轻蔑地指了指O'Brien——“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发现了——哦，法律绝不该要求这种卑劣行径！”

室内一片沉寂。正义的齿轮仿佛卡在了死点上。

“回答问题，”法官尖刻地说道。

Beekman小姐那源远流长的祖先们仿佛在坟墓中辗转不安。在她那Beekman血脉中，首席大法官、大使、伟大的编辑、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们，纷纷苏醒、揉了揉睡眼，严峻地挺立起来。那股血液——尽管是蓝色的，而非O'Connell家那般火红——在她的血管中沸腾，灼烧着她那娇嫩的脸颊。

“我的良知不允许我背弃承诺！”她愤怒地喊道。

“我命令你回答！”法官喝令道。

“我反对法庭威胁证人！”Tutt先生插话道，“我要求记录在案：法官的态度极其非司法化，且对被告造成了损害。”

“坐下，先生！”Babson咆哮道，因愤怒而面红耳赤，“你的言语构成了藐视法庭！”

陪审团成员们聚精会神地前倾着身子。作为绞刑架下训练有素的旁观者，他们依然钦佩这位小个子女性的无畏，以及这位老律师的斗志。在后墙上，那台老式自鸣钟发出暗黄的微光——它曾欢快地见证了多少人走向电椅——正厚颜无耻地在那位蒙着眼的公正女神身上扫视。

“回答问题，女士！如果你如你所称，是这个国家的一名爱国公民，对这里的制度和法规怀有应有的尊重，你就绝不该以个人对法律的理解去对抗现行的法律。我命令你回答！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强制你执行。”

在随后的死寂中，随着时钟的每一次滴答，Beekman小姐那与生俱来的自满感如同墙上的砖石般一块块坠落在地，直至彻底崩塌。她徒劳地试图用对国家法律的忠诚来拷问自己的良心，但这项任务已超出了她的能力。

她紧闭双唇，僵坐在椅子上，而那些兴奋的记者正疯狂地向他们的城市编辑发去消息：来自“四百名流”的Althea Beekman小姐正在藐视Babson法官；要他们立刻打车送摄像师过来，并从报社资料库里查清她的底细，好准备头版新闻。O'Brien不安地瞥了Babson一眼。这位平日里谦逊的女士竟然会公然抗命，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法官换了一种策略。

“你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你所处的处境，”他解释道，“法律责任并不在你。无论结果如何，你对被告所承担的后果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件事完全不取决于你。你必须服从法庭的命令。作为一名守法公民，你在此时别无选择。”

Althea小姐那温和的理智在摇晃，但她依然坚守立场，那位签署者的幽灵仿佛就在她肘边徘徊。

“我很遗憾，”她回答，“但我的自尊不允许我回答。”

“既然如此，”Babson亮出了底牌，“我将不得不履行我那不愉快职责，以藐视法庭罪将你拘禁。”

记者席周围响起了一阵兴奋的嘈杂声。这可是个大新闻！

“很好，”Beekman小姐自豪地回应，“随你处置吧，正如你自己的职责与良知所要求的那样。”

法官无法掩饰自己的烦躁。他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把Althea小姐送进监狱。但话已出口，他必须贯彻到底，否则将颜面扫地。

“我给证人到明天上午十点半的时间来做出决定，”他在与O'Brien匆匆商议后宣布，“休庭！”

Beekman小姐那一晚彻夜未眠。直到深夜，她都在第五大道的书房里与她那满头银发的律师密谈。那位律师仅凭几通电话，竟奇迹般地让报社们在次日早报中删去了关于他当事人藐视法庭行为的所有描述。

“亲爱的，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在临走时说道——他是她父亲的堂兄弟，对她颇为宠爱——“如果法官愿意，且有胆量的话，他确实有权把你送进监狱！他是否敢这样做，胜负参半。这取决于他更在意McGurk家族还是公众舆论。当然，我尊重你的立场，但说实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理想主义了。荣誉的尺度在法庭上是极其脆弱的。如果深究这些，将会开启滥用法律的大门。那些不诚实的证人会不断利用这个机会拒绝作证。”

“不诚实的证人恐怕一开始就会撒谎！”她声音颤抖地说。

“没错！我忽略了这一点！”他微笑着，像长辈一样俯视着她，“但今天的问题并不在讨论范围内。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这已成定局。任何隐私的承诺，任何保密的誓言，在法庭的要求面前都毫无效力。即便通过欺诈获得的供词也是可以采纳的——尽管我们可能并不希望如此。”

Beekman小姐耸了耸肩。

“你所说的一切，似乎都未能改变现状。”

“很好，”他答道，“我想事情就这样了。毕竟你是Beekman家族的一员！我得说一句，”他在道别后站在门口补充道，“那个叫Tutt的老家伙表现得还不错，让你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我一直觉得他是个耍花招的律师。那个阶层的律师大都会整晚守在你门外，试图劝你坚持住别把他们的当事人供出来，以求得‘公平’。但他什么都没做。总的来说，还算体面！”

“也许他能认出一个有荣誉感的女人吧！”她反驳道。

“荣誉！”他嘀咕着关上了门，“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但走到台阶上时，他停下脚步，深情地回望了一眼书房的窗户。

“不过话说回来，Althea真是条汉子！”他自言自语道。

* * * * *

几乎在同一时间，Babson法官与地区检察官助理O'Brien在Passamaquoddy俱乐部的咖啡厅里进行了一场完全不同的谈话。

“她会屈服的！”O'Brien一饮而尽，宣称道，“上帝啊！像她这样的女人，才不会在监狱里待下去！况且，如果你不拘禁她，所有人都会说你是因为胆怯——才屈服于权势。你占据了法理制高点，证明你不惧怕任何人，这对你来说将是一张王牌！”

Babson不安地抽着雪茄。

“也许是这样，”他说，“但我可不希望上诉法院在维持我法律判决的同时，又把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践踏在地！”

“噢，他们不会那样做的！”O'Brien抗议道，“他们怎么可能那么做？他们关心的只有法律！”

“我见过那些家伙做出一些离奇的事，”这位博学的法官回答，“而且Beekman家的人势力很大。”

“哼，McGurk家的人势力也不小！”O'Brien警告道。

* * * * *

“好了，Beekman小姐，”次日上午，在女士坐回证人席、陪审团点名完毕后，Babson法官显得格外和蔼，“我希望你今天对于提供证词已有了不同的想法。难道你不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才是更恰当的做法吗？”

Althea小姐坚定地闭上了双唇。

“至少让我为你读一读关于这个课题的法律条文，”法官耐心地继续道，“最初，许多人像你一样，误以为他们所谓的荣誉可以介入法律与义务之间。即便法庭有时也曾如此认定。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十六、十七世纪。如今，法律理智地不再认可那种东西。让我来读读Hotham法官在1777年的Hill案审判中，针对一位非常妥当地向法庭披露了被告言论的证人所说的话。阐述得非常清楚：

“‘被告确实视他为朋友，因此——被告——才向他透露了一切。先生们，只需再说一句：如果这种荣誉感神圣到足以让一个从罪犯那里获悉此类信息的人免于披露，那么最凶残的罪犯每天都将逃脱惩罚；正因如此，法律的智慧并不认可那种荣誉感。’”

Beekman小姐礼貌地听着。

“我很遗憾，”她庄重地回答，“我不会改变主意。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而且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你喜欢的事。”

“你是否明白你已构成藐视法庭？你打算藐视这所法庭吗？”他愤怒地质问道。

“是的，”Althea小姐回答，“我确实藐视这所法庭。”

长椅那边传来一阵窃笑，后排有个傻瓜还拍起了手。

Babson法官脸色变得铁青，双眼眯成钢针般的细线。

“证人因藐视法庭被收押，”他刻薄地宣布，“我指令将其关押在市监狱三十天，并处以二百五十美元罚款。女士，随警官走吧。”

Althea小姐站起身，那位签署者的幽灵挽起她的手臂。

Tutt先生已经站了起来。他知道那位签署者的幽灵就在那里。

“请问法庭，证人既然已因明显的藐视行为被收押，是否可以先留在你的内室直到休庭，以便她安排私人事务？”

“我准许这一请求，”Babson法官内心松了一口气，同意道，“这请求相当合理。Phelan队长，你可以把证人带到我的更衣室，暂时看管起来。”

她昂着小巧的头颅，挺起消瘦的肩膀，迈着坚定的步伐，不负她那长长的一串祖先之名，Althea小姐从陪审团席后方经过，消失在视线中。

十二名陪审员面面相觑。Babson和O'Brien看起来都很紧张，犹豫不决。

“好了，传唤下一位证人，”法官最终说道。

“但我没有其他证人了！”O'Brien咆哮道，“而且你这蠢货心里清楚得很！”他低声咒骂了一句。

“如果这就是检方的全部证据，我提议立即释放被告，”Tutt先生跳起来喊道，“没有任何证据能将他与犯罪事实关联起来。”

McGurk狂怒地冲向辩方席。

“等等！慢着！等一下，法官大人！我能找来一百个证人——”

“坐下！”一名警官大声喝道，将他推回去，“保持安静！”

Babson看了看O'Brien，挑了挑眉毛。随后，当O'Brien耸了耸肩后，法官转向期待的陪审团，带着歉意的口吻说道：

“陪审团的先生们，在检方未能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有罪的情况下，法庭有义务指示作出裁决。在本案中，尽管从推论上看证词有力地指向了被告，但缺乏对他不利的直接证据，因此我不得不——尽管我深感遗憾——指示你们作出无罪判决。”

在判决宣读后的混乱中，一名信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强行穿过人群，将一份折叠好的文件递给Tutt先生，后者立即起身将其交给书记官；那位官员匆匆阅读后惊讶地抿了抿嘴，随即从法官席上方递给了法官。

“这是什么？”Babson质问道，“现在别拿琐事来烦我！”

“这是人身保护令，法官大人，由Winthrop法官签署，要求监狱长将Beekman小姐带到最高法院第一庭，并即刻回执，”McGuire先生声音颤抖地低语道，“你知道的，我无法无视这份文件！”

“什么！”Babson惊叫，“他是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签发令状的？这简直不可能！”

“如果法官大人准许的话，”Tutt先生礼貌地解释，“由于——我认识Beekman小姐的父亲——我预料到证人会采取实际上她已经采取的行动，我今天一早就准备好了必要的文件。就在你下令羁押她时，在Winthrop法官办公室等待的我的合伙人，便立即呈交了文件，获得了法官的签名，并乘出租车将令状带到了这里。”

再也没有人关心O'Connell了。记者们离开了席位，挤进了法官席前的围栏内。在房间后方，O'Brien正徒劳地试图安抚那些“珍珠扣少年”，他们正大声咒骂着他与Peckham，发誓报复。那场景是那台老旧的黄铜钟所见过的最骚乱的场面。甚至法庭警官也放弃了维持秩序的努力，加入了Tutt先生周围兴奋的人群中。

“法官大人是否希望此事在最高法院辩论？”Tutt先生文质彬彬地问道，“如果是那样，我申请将被告保释在我方看管之下。Winthrop法官正在等待。”

Babson脸色发白。面对着十几名拿着铅笔的记者，他畏缩了。去他的“面子”吧。要是他再继续这场闹剧，报纸会把他喷得体无完肤。他带着一个勉强的微笑，其实那只是个惨白的苦笑，转向那群等待着的陪审员、律师和记者。

“当然，先生们，”他说，“我从没打算严苛地对待Beekman小姐。毫无疑问，她完全是出于诚实和自己的良知行事。她是社会中一位非常受尊敬的成员。Tutt先生，你不必在Winthrop法官面前辩论这份令状了。申诉人Althea Beekman，获释。”

“谢谢法官大人！”Tutt先生深鞠一躬，回敬道，并向新闻界的人士眨了眨眼，“您真是一位明智而正直的法官！”

这位明智而正直的法官庄严地站起身，将法袍整理好。

“早安，先生们，”他从高处向记者们致意。

“早安，法官，”他们齐声回答，“关于令状的事，我们能说些什么吗？”

Babson法官在离场时短暂地停顿了一下。

“噢！你们最好还是把整件事都忘了吧，”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总的来说，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更好。”

当他们挤出门口时，《太阳报》的Charley Still向《论坛报》的“执事”Terry咧嘴一笑，开玩笑道：“嘿，执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管法官叫‘您的荣誉（Your Honor）’？”

执事暂时将手肘从身边人的腹部移开，真诚而气喘吁吁地回答：“没想过！你就算把我查个底掉也找不出答案！”

而当时恰好在对表的“船长”Phelan则断言，他愿意发誓，那台老旧的黄铜钟在房间那一头向公正女神眨了眨眼，而女神在绷带之下，无疑露出了微笑。

* * * * *

“磕头！磕头！向伟大的Yen-How， 祝他万寿无疆！ 带着他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小老婆！”

“事实是，我因重婚罪被捕了，”Higgleby先生带着痛苦且略显愤慨的神情说道。他是个丰满松弛的人，体型如同一个等腰三角形，顶部是个小脑袋，后颈上方略微鼓起——医学生和颅相学家请注意——习惯性地挂着一种无助而哀伤的表情。你本能地想为Higgleby先生做点什么——也许是怜爱他。

“那么你应该去见我的合伙人，Tutt先生，”Tutt先生严肃地说，“他是婚姻方面的专家。”

“我想见的是Tutt先生，那位著名的离婚律师，”Higgleby先生解释道。

“你指的是我的合伙人，Tutt先生，”Tutt先生说，“Willie，带这位先生去见Tutt先生。”

“谢谢您，先生，”Higgleby先生说着，跟在Willie身后走了。

“这是Higgleby先生吗？”Tutt在Higgleby进入隔壁办公室时欢快地打了个招呼，“见到您很高兴，先生！我——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

“事实是，我因重婚罪被捕了，”Higgleby先生重复道。

如今，Tutt那套——经多年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让客户产生足够感激从而变得慷慨的系统，就像某些医生的方法一样：第一，把客户或病人吓得魂飞魄散；第二，在反思后勉强承认，鉴于他明智地选择了Tutt & Tutt律师事务所，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第三，用一番令人如释重负的祝贺来让他脱罪，以至于他乐意支付那笔随后便被收走的微薄小费。Tutt & Tutt只有两类客户：进门就付款的，和出门才付款的。

因此，在听到Higgleby先生关于他麻烦的陈述后，Tutt表现出了极大的惊恐。

“什么？你说什么？”他追问道。

“我说，”Higgleby先生带着一丝烦躁重复道，“‘事实是，我因重婚罪被捕了。’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哀怨地补充道。

“谁在大惊小怪了？”Tutt问道，他意识到自己用错了策略，“我没有。我只是对一个像你这样举止体面的人感到有点惊讶……”

“哦，胡扯！”Higgleby先生虚弱地抗议道，“你们都一个样！我想你本来是想说我看起来不像个重婚者——诸如此类。得了吧！咱们开诚布公。我就是个重婚者！”

Tutt带着明显的窥探欲审视着他。“你没开玩笑吧！”他脱口而出，仿佛想补上一句：“那是什么感觉？”

“我没开玩笑！”Higgleby先生反驳道。

“好吧，”Tutt欢快地惊叹道，进入了Tutt-Tutt治疗法的第二阶段，“毕竟，重婚罪也没那么糟糕！最坏也不过是五年监禁。通常情况下也就六个月。”

“别装懂了！”Higgleby先生尖锐地说，“我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让你给我泼冷水。我是来找你解决问题的！”

“当然！没问题！”Tutt赶紧应承。

“我……”

“而且我指望你帮我脱罪！”

“是，是！”Tutt低声应道，他平时的风格完全被限制住了。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是的，”Tutt微弱地咕哝着。

“好吧，”Higgleby继续道，拿出一支在形状和包装松紧度上都极像他本人的雪茄，“既然谈妥了，那咱们就谈点实际的。这是起诉书的副本。”

他掏出了一份盖着硕大金印的文件。

“那帮强盗竟让我交一块六毛钱的认证费！”他愤愤不平地抱怨道，指了指那份装饰性的文件。“认证对我有什么用？好像我非要花钱才能确认自己被用准确的语言指控了一样！随便什么人都能起草一份重婚罪起诉书！”

纽约县和平行政法院

纽约州人民诉

THEOPHILUS HIGGLEBY

纽约县大陪审团，通过本起诉书，指控Theophilus Higgleby犯有重婚罪，犯罪事实如下：

上述Theophilus Higgleby，原住纽约州纽约县纽约市曼哈顿区，于上帝纪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在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及芝加哥市，与一名叫Tomascene Startup的女子结婚，并于彼时彼地纳该名女子为妻；

其后，即上帝纪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上述纽约州纽约县纽约市曼哈顿区，违法重婚并纳一名叫Alvina Woodcock的女子为妻，并于彼时彼地与其结婚，而该Tomascene Startup当时仍健在且处于完全生存状态，此举违背了相关法律之规定，并损害了纽约州人民的和平与尊严。

JEREMIAH PECKHAM， 地区检察官。

这就是针对这位等腰三角形体型客户的精确指控。他此刻正松垮而脱节地坐在Tutt办公桌的对面，身上带着一种他所特有的、奇特的自信，仿佛尽管他对大陪审团干预他的私事感到惊讶且有些恼火，但他——作为自己灵魂的船长——对此事却并不特别心烦意乱。

“而且——呃——你娶了这两位女士吗？”Tutt带着歉意问道。

“当然！”Higgleby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为什么不呢？”Higgleby反问道。“我是个旅行推销员。”

“听着，”Tutt突然问道，“你当过律师吗？”

“我当然当过！”Higgleby先生回答。“我曾是佛罗里达州奥西奥拉县律师协会的成员。”

“真没想到！”Tutt倒吸一口凉气。

“那么，我能问问你现在是什么吗？”

“现在我是个重婚者！”Higgleby先生回答。

我们忘记了究竟是谁曾如此敏锐地对别人说：“学问太多使你疯癫。”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沉溺于博学一直被认为会对智力产生不幸的影响。过多的酒——尽管在某些虚伪的时期似乎需要极大的量——被视为激发真理的催化剂；而过多的书则被认为显然会让人的脑子出问题。解释当然很简单。如果一个人给脑袋加了太多负担，整个结构就容易失去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轻视学者的原因。他们是一群失衡的人。毕竟，他们为什么应该比水管工或火车司炉工多拿一半的工资呢？还有什么比坐在舒适的蒸汽暖气片前阅读词源字典或《汉谟拉比法典》更容易的呢？他们即便头晕脑胀也不劳作。只有在德国，教书匠才得到了充分的金钱和荣誉的报偿——看看德国现在的样子！

书呆子从未被行动派所看重。将来也不会。经验是唯一的老师，用Amos Eno的话说——他曾留给机械与商人协会两百万美元——那才叫“有点用”。我们美国人厌恶任何对学问的矫揉造作；因此我们对俚语情有独钟。我应该为“情有独钟”这个词道歉。恰恰相反，这是我们充满活力的独立性的标志，是我们对教育的精致、单纯的业余主义的蔑视。这有其实际的一面，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发音“evanescent persiflage”（转瞬即逝的戏言），我们就可以叫它“废话”或“胡扯”。我们怀疑所有的大学毕业生。我们不想让他们进入我们的业务。他们像害怕被发现的扒手一样潜行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一切与什么有关呢？亲爱的读者，这与纽约县地区检察官的助理Caput Magnus先生有关，他的职责是向大陪审团提交所有刑事案件的证据，并为那个尊贵的机构准备被称为起诉书的刑具。

因为在Five Points、唐人街——Mulberry街、Canal街、Franklin街、Lafayette街和Centre街的灯火下，在Pontin餐厅、Moe Levy的一口价裁缝店，甚至在Howe & Hummel那光荣岁月的灯火下，以及在法律之九神——甚至更多——看来，Caput Magnus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在检察官办公室薪酬名单上的所有律师中，唯有他一人，居住在刑事法院大楼那烟雾缭绕的小隔间里，懂得如何起草那些复杂而可怕的文件，里面布满了“上述”、“彼时彼地”、“蓄意”、“所为”、“即”和“前述”等铁丝网般的纠缠，以及法律所要求的、用以告知被告所受指控性质的所有言语混乱，以便他们能知晓如何应对并准备辩护。

在我们谈到这一点时——为了让读者得到充分的说明，并有资格在接下来跟随Tutt & Tutt经历他们的各种冒险——我们不妨补充说，这正是犯罪的陷阱之一；因为头脑简单的入室窃贼或挪用公款者可能会兴高采烈地卷走银餐具或一捆钞票，结果却发现自己连人带马陷入了一片措辞的泥潭，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法逃脱。许多这样的人曾因大陪审团对他的指控感到恐惧而举手投降——连同银餐具、钞票和一切。

事实上，有一个经过证实的传统说法，一位不慎获得他人几只家禽的有色人种绅士，在被带到法庭并被告知他曾在彼时——即上帝纪元某一年上述日子的夜间， feloniously（重罪地）、burglariously（入室盗窃地）破坏并进入Jones的偏屋，意图在其中犯罪，即发现并掠夺上述Jones彼时彼地所藏的货物、动产和个人财产，并持械强行掠夺、挪用并带走，违背了人民的和平——之后，他痛苦地高声喊道：

“老天爷啊，法官大人，我没做那些事——我只是拿了几只鸡！”

如此用笔和纸消灭一个人，确实是一门值得钦佩的艺术。起诉书书记员的笔往往比狮心王的剑更强大，那支隐秘羽毛笔背后的头脑远比那位剑客的技巧更机敏。此外，起草这些文件所需的独创性并不仅限于其成功的构思，因为在完成了那种不加标点符号、以十四种方式声称被告做了某事的奇迹般壮举，并以最后一阵“上述”和“即”的狂热将动词塞进没人能找到的地方后，起诉书起草者还必须能够从“所为”、“彼时”和“彼地”的纠缠中脱身，直到他再次安全地回到第一页开头的白纸黑字的坚实地面上。

Caput Magnus能做到这一点——借助Jeremy Bentham时代制定的印刷格式卷宗。事实上，就像一头在远处嗅到水的骆驼，他能在言语的沙漠中准确无误地找到意义的绿洲。因此，Caput Magnus在那些听从Huntsman Peckham号角声而吠叫的人类猎犬群中享有极高的荣誉。别人可能会在长达十一页的起诉书的热带丛林中迷失方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不会。就像Masefield的《Reynard the Fox》中的老狗一样，Magnus先生会穿过充满法律粘液的沟渠，在困惑的荆棘丛中嗅探，冲过言语和短语的灌木丛，直到他紧紧咬住可理解性的脚后跟。尊贵的Peckham如果为了保住他的法律饭碗，是绝对起草不出一份起诉书的。其他人也做不到。Caput没有他的古代格式书也做不到——尽管他没让任何人知道。

Caput带着五千美元的年薪，笼罩在神秘之中，坐在他内办公室的神龛里，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清晰度堪比George Meredith或Henry James。他是伟大的控诉者。他能用比记忆中任何副助理地区检察官都多的方式称一个人为窃贼——借助他的小书。他能用优雅地盘绕的致命形容词绳索，套住并制服任何飞奔的罪犯，无论他多么凶猛。对此他颇为自豪，直到他变得让同僚难以忍受，让Peckham也无法容忍。如果Peckham有理由或有其他法律怪才来取代他，几个月前就愉快地把他开除了。

然而，骄傲在毁灭之前。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Magnus是个自负的小笨蛋。这个故事既是关于Caput Magnus的毁灭，也几乎同样是关于那个惧内的Higgleby，尽管两者纠缠在一起，密不可分。

* * * * *

“Tutt先生，”Higgleby离开后，Tutt说道，“我们的那个新客户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那又不是犯罪，”高级合伙人微笑着，伸手去拿麦芽提取物瓶子。

“他对婚姻以及管理家庭关系的法律的知识确实详尽——甚至可以说是令人筋疲力尽。在他面前，我看起来就像个新手。”

“对此，”Tutt先生回答，“你应该感到庆幸。”

“我确实庆幸，”Tutt虔诚地回答。“但我所知的关于重婚罪的知识，全部塞进那个麦芽提取物瓶子里都绰绰有余。”

“我更喜欢瓶子里现在装的东西！”Tutt先生反驳道。“重婚罪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犯罪，因为它涉及婚姻制度的历史、管理离婚和撤销婚姻的教会法或教规、有趣的亲属和血缘学说、疏远情感和通奸诉讼、法律冲突、白奴法案——”

“也就是州际贸易，可以这么说吧？”Tutt淘气地建议道。

“宽恕、串通和纵容，”Tutt先生继续说，把他推到一边，“夫妻权利的恢复、单身女性法、已婚妇女法、分居、遗弃、管辖权、赡养费、子女监护权、婚前契约——”

“救命！你快要把我逼疯了！”Tutt喊道。“没有哪个小律师能全懂这些事。那得是个大律师才行。”

“一点也不！一点也不！”Tutt先生安慰道，啜饮着他的十一点营养品，摸索着一支雪茄。“说到离婚，一个律师对法律的了解和其他律师一样多。即使是最高法院，如果不请外援，也无法判断一对男女是否真的结了婚。”

“那么，谁能判断呢？”Tutt焦急地问。

“没人能判断，”他的合伙人严肃地回答，咬掉了从信篮底部捡来的一支去年雪茄的头。“一个人一旦结婚，他的麻烦不仅开始了，而且永无止境。”

“顺便说一句，”Tutt说，“说到这类事情，我看到我们介绍给巴黎代理人的那个法国人刚刚获准与他的美国妻子离婚。”

“你是说那个在中国娶了扬基杂耍艺人的法国外交官？”

“是的，”Tutt回答。“你记得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然后乘飞机去蒙古，在那里由一位比利时传教士主持了婚礼。法院裁定该婚姻无效，因为法国法律规定，在国外结婚的本国公民必须在法国外交官员面前，或‘按照婚姻缔结地国家的习俗’举行仪式。”

“那个比利时传教士不是外交官员吗？”Tutt先生问。

“显然不够格，”他的合伙人回答。“无论如何，在蒙古，传统认可的获取妻子的方式只有两种——抢夺或购买。”

“那么，我们的客户没有抢那个女演员吗？”

“只是在她的同意下——我认为根据法国法律这属于串通，”Tutt说。“而且他当然没买她——尽管他本可以。看来在那片幸福的土地上，一个妻子价值五头骆驼起；五头骆驼买个年轻姑娘，以此类推，三十或四十头骆驼买个老寡妇，后者总是要价最高。”

“在蒙古，年龄显然像在其他国家陈酿葡萄酒一样，使女性变得成熟和醇厚，”Tutt先生深思道。

“但你也可以用五磅大米买到一些女人，”Tutt补充道。“奇怪的国家，不是吗？”

“一点也不！”他的上司宣称。“即使在美国，每个男人也都在为他的妻子付出——而且是付出惨重代价！”

Tutt赞赏地咧嘴笑了。

“无论如何，”他冒险说道，“一个订立婚姻契约的人——”

“婚姻不是契约，”Tutt先生打断道。

“那是什么？”

“这是一种身份——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奴隶制。”

“这确实就像奴隶制！”Tutt同意道。“但我们总是说婚姻契约，不是吗？”

“很不准确。婚姻中唯一的契约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订婚；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契约，受契约法管辖。婚姻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婚姻举行并圆房后，当事人的状况就改变了；他们与社会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而作为社会代表的国家，对这一交易产生了利益，你所能说的只是，他们以前都是单身，现在结婚了，在法律眼中，他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为一种如同父子、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或主人与奴隶之间一样明确且界定清晰的关系。”

“说得好！说得好！”Tutt评论道。“但我看不出它为什么不是契约——或者非常像契约，”他坚持道。

“它像契约之处在于，其有效性像一般民事契约一样，由缔结地法律决定，”Tutt先生像是在对上诉法院发表讲话，如预言般继续说道。“但它与契约不同，因为当事人无权设定条款，条款由国家为他们决定；他们不能通过双方同意来修改或废除它；婚姻身份的性质会随着当事人所在的州和法律而改变；而且对于违反婚姻义务的行为，无法获得损害赔偿。”

“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未想过这一点，”Tutt承认。“但这完全是真的。”

“社会有兴趣保持这种关系的有序和持久，”他的合伙人继续说。“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对离婚程序如此警觉，并严防欺诈或串通的原因。你可以说，在每一项婚姻诉讼中，国家永远是一方——即使它没有实际参与诉讼——而且此类诉讼是三角关系，缺失了普通民事诉讼的许多特征。”

“我想另一个原因是，起初婚姻和离婚完全掌握在教会手中，不是吗？”Tutt沉思道。

“正是如此。在英国，从很早以前教会就声称对所有与婚姻有关的事项拥有管辖权，理由是婚姻是一种圣礼。”

“教会法院是否认为所有婚姻都是天作之合？”

Tutt先生耸了耸肩。

“‘一旦结婚，终身结婚’，是他们的教义。”

“那么那些婚姻不幸的人是如何摆脱对方的呢？”

“他们摆脱不了——如果法院裁定他们确实结了婚——但这留下了一个漏洞。什么时候婚姻不是婚姻？答案：当当事人有足够的血缘或姻亲关系，或者其中一方精神无行为能力、未成年、受胁迫、欺诈、误解、先前已有婚约，或——已经结婚。”

“啊！”Tutt吸了一口气，想到了Higgleby先生。

“教会法直到美国革命后殖民地与大英国分道扬镳才保持不变，而且由于在美洲这边没有政教合一，所以没有教会来控制这一主题，也没有教会法院来实施其教义，所以有一段时间这儿根本没有离婚法，然后各个州开始逐一处理此事，并开始根据各自意愿制定法律。因此就有了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这团乱麻！”

“对我们来说是欢乐的乱麻，”Tutt评论道。“这意味着每年都有美元进账。好了，”他伸展双腿打了个呵欠说道，“离婚确实是个恶魔。”

“这并不新鲜，”Tutt先生反驳道。“在摩西、尤利乌斯·凯撒和忏悔者爱德华的时代，它和现在一样是个恶魔。现代历史上还没有什么能接近罗马离婚的臭名昭著程度。”

“谢天谢地，至少还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我们的办公室租金！”Tutt满足地说。“我希望他们不会做通过全国性离婚法那种蠢事。”

“他们不会的，”Tutt先生向他保证。“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是律师，不会砸自己孩子的饭碗。此外，调节美国国内关系的权力，在宪法下并未授予联邦政府，而是明确由各州自行保留。”

“你给了我很多想法，”Tutt承认。“如果我没理解错，因为每个州都由其独立的法律管辖，已婚人士的身份必须由他们所在的州的法律管辖；否则，如果每对夫妇都基于某种治外法权的理论，带着他们结婚地的州法到处走，我们就会看到每个州都在解释其他所有州的离婚法——这简直是混乱中的混乱。”

“另一方面，”Tutt先生回答，“法律已经确定，婚姻在缔结时有效，则处处有效；反之，如果在缔结地无效，则处处无效——就像我们的蒙古案。如果不是这样，每对夫妇为了继续合法结婚，就必须在他们旅行经过的每一个州都举行一次新的仪式。”

“对极了！”Tutt吹了声口哨。“每个普尔曼列车车厢里都要有个牧师！”

“由此可见，”Tutt先生继续说道，点燃一支新雪茄，对他的话题热情起来，“由于每个州都有权管理其公民的身份，它在离婚诉讼中拥有管辖权，只要其中一方实际上居住在其境内。自然，这一诉讼必须由其自己的法律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其他州的法律决定。这些法律的巨大差异造成了非同寻常的复杂性。”

“哈利路亚！”Tutt喊道。“现在，用诗人的话来说，你说得太对了！我认识一个人，他同时合法地与英国的一个女人结婚，与内华达州的另一个女人结婚，在纽约是重婚者，而且——”

“除了在匹兹堡是个鳏夫，他还能是什么？”老Tutt沉思道。“但这完全有可能。现在有个案子，纽约市的一名妇女正在起诉她的前夫，理由是通常的法定理由，并指名他现在的妻子为共同被告，尽管原告本人十年前在里诺与他离了婚，而他凭此立即再婚了。”

“我感觉越来越强了！”Tutt惊呼道。“在这一片混乱中，我们肯定能让我们的新客户Higgleby先生摆脱重婚罪的指控。至少你应该能做到。我可做不到。”

“有什么困难？”Tutt先生问道。

“困难很简单，他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就在纽约市娶了现在的Higgleby太太，而当时他在芝加哥还有一个他前一年五月十一日娶的、正当合法的妻子。”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Tutt先生问道。

“他只是说他是个旅行推销员，”他的合伙人回答，“而且——他正好在纽约。”

“好，下次他再来的时候，让他直接来见我，”Tutt先生指示道，“现任那位夫人的名字叫什么？”

“Woodcock，”Tutt回答，“Alvina Woodcock。”

“而她想改姓Higgleby？”他的合伙人嘟囔着，“我真纳闷为什么。”

“噢，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Tutt承认道，“但他看起来可不像个重婚犯，”他总结道，“重婚犯长什么样？”Tutt先生点燃了另一支雪茄，陷入了沉思。

* * * * *

“早上好，Tutt先生，”Peckham议员从他办公室里那盆仿制橡胶树后咕哝道，他正躲在那儿偷偷摸摸地吃一个苹果，“嗯——稍等我一下。你找我有什么事？”

Tutt先生一手拿雪茄，一手摘下高顶礼帽。

“我想我们可以过一遍我的案件列表，”他回答，“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两项认罪协议。”

“我愿意！”地方检察官瞪大眼睛，翻了个白眼看向天花板，“来，念一下荣誉榜吧。”

Tutt先生把帽子底朝上放在地毯上，将自己沉进一把巨大的真皮扶手椅里——这把椅子是Peckham先生的一位政治朋友提供给县政府的，发票金额是常规零售价的四倍。接着，他重新把雪茄叼在嘴里，从内口袋里掏出一张打印纸。

“有个叫Watkins的——谋杀了他的继母——七个月前被起诉。给你二级谋杀罪名？”

“成交，”Peckham答应道，动作干练地点燃了一支雪茄，“还有别的吗？”

“Joseph Goldstein——入室盗窃。你给他二级重大盗窃罪名行吗？”

Peckham议员摇了摇头。

“抱歉，老兄，我不能答应你，”他遗憾地说，“他被称为‘销赃之王’。我要是这么做了，报纸会吵翻天的。不过，我可以给他任何级别的入室盗窃罪名。”

“好吧。三级入室盗窃，”Tutt先生同意了，随手记了下来，“然后这里还有一大群——五个——因为袭击酒保而被共同起诉。”

“什么级别？”

“二级——指虎袭击。”

“这批人我只能给你三级罪名，”Peckham简短地咕哝道。

“好吧，”Tutt先生说，“现在说说那些要上庭的。这里有Jennie Smith，被控在Monahaka店里偷了一条价值六十五美元的曼德林项链。那项链只值六块五，我能证明。Monahaka不想上庭，因为他知道我会当众拆穿他那种东方骗子的把戏。但她确实拿了。你说呢？我让她认轻罪，你给她判缓刑？这交易很公平。”

Peckham思索了一会儿。

“没问题，”他最终说道，“我同意。但告诉Jennie，下次再让我抓到，我就把她赶出城。”

Tutt先生点了点头。

“我会私下告诉她的。好了，现在是Higgleby……”

“Higgle谁？”Peckham梦呓般地问道。

“Bee——by——Higgleby，”Tutt先生解释道，“因重婚罪。我想请你撤销对他的起诉。”

“为什么？”

“你永远定不了他的罪。”

“为什么不能？”

“就因为你永远也定不了！”Tutt先生语重心长地向他保证，“你还是干脆把他从名单上划掉吧。”

“起诉书有问题吗？”地方检察官问，“Caput Magnus写的。你知道，他是个能人。”

Tutt先生意味深长地抽了一口雪茄。

“我倒是很想告诉你我所有的秘密，”停顿片刻后他回答，“但我承担不起。起诉书的形式是常规的。但咱们私下说，只要你活着，就永远定不了Higgleby的罪。”

“他不是娶了两位同时存在且合法的女士吗？”

“确实娶了。”

“而且其中一位就在咱们纽约县？”

“确实是。”

“那该死的我怎么能撤销起诉书呢？”

“噢，这太容易了。比如，对于芝加哥那次初婚的证据不足。你怎么证明他没有离婚？”

“那是辩方的事，”Peckham反驳道。

“再说，朋友之间搞点小小的重婚又算什么呢？”老律师沉思道，“这不过是一种总和性的冒犯。人们总是要结婚的。而且让他们结婚也是种好政策。如果他们偶尔稍微过火了一点……”

“好吧，如果我真的把这破事扔了，你能给我什么回报？”Peckham问，“当然，重婚罪并非我最喜欢的犯罪，我也不是追捕婚姻犯罪的猎犬。你想怎么做交易？”

“如果你撤销Higgleby的案子，我就让Angelo Ferrero承认过失杀人罪，”Tutt先生宣布，那种架势仿佛在向一个不配受赠的人施舍钱财。

“喔喔喔！”Peckham大笑起来，“你才不会！Angelo离电椅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是我能做的极限了，”Tutt先生回答，伸手去摸他的帽子。

Peckham犹豫了。Tutt先生是个公平的交易者。而且他确实想甩掉Angelo的案子。

“给你二级谋杀罪名，”他催促道。

“过失杀人。”

“免谈，”地方检察官果断地回答，“你的Higgle-重婚案必须上庭。”

“噢，好吧！”Tutt先生回答，拆开他那长长的身躯，“我们准备好了——随时听候你的安排。”

这位老律师瘦长的身影刚从前厅消失，Peckham就摇铃叫来了Caput Magnus。

“听着，Caput，”他带着怀疑的口吻对起诉书书记员说，“Higgledy那个起诉书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你指的是Higgleby，”Magnus先生回答，隔着黑框眼镜的边缘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打量着地方检察官，“起诉书没什么问题。我遵循的是惯例格式。它经受过无数次考验。你为什么这么问？”

Peckham议员不耐烦地转过身去。

“噢——没什么。听着，”他出人意料地补充道，“我想让你亲自去审这个案子。”

“我！”Caput惊恐地喊道，“可我这辈子从来没上过庭！”

“嗯，是时候开始了！”地方检察官咆哮道。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Magnus先生痛苦地抗议道，仅仅是这个建议就让他感到如坐针毡。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我们该怎么办？”他的上司质问，“你不是自称律师吗？”

“但我——我——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做！”

“该死的，”Peckham愤怒地喊道，“你去照我说的做。是你起诉了Higgledy；现在你去审Higgledy！”

他表现得极其不讲道理，但这种愤怒若非毫无根据，那也是真实的。

“噢，好吧，先生，”Magnus先生结结巴巴地说，“当然，我会——我必须——听你的安排。”

“你最好听话！”Peckham冲着他离去的背影大喊，“你这个喋喋不休的小虾米！”

然后他重重地瘫在转椅上。

“犹大啊！”他冲着那盆橡胶树怒吼，“为了能有正当理由开除那个盛开的笨蛋，我什么都愿意给！”

与此同时，当他愤怒的对象溜过走廊时，绝望笼罩了Caput Magnus的灵魂。因为Caput是那种所谓的“办公室律师”，除了作为旁观者——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作为“法庭之友”外，从未进过法庭。他是个完美的学者——按Peckham议员的话说，是个“法律狂魔”——在他那片小天地里是个昂首阔步的小公鸡，但一旦剥去眼镜、书籍、格式和便签，就他的心理承受力而言，他可能和那个Higgleby在面容、体态和令人反感程度上都半斤八两。再也听不到他冲着速记员咆哮的声音了。相反，那些在去Pont店喝“五点茶”的路上偷偷停在他门外的同事们，听到了从气窗里飘出的各种起伏的甜美腔调：

“咳！嗯！陪审团的诸位先生——嗯！被告被控犯有令人发指的重婚罪！不，这不行！陪审团的诸位先生，被告被控犯有重婚罪！嗯！重婚罪是那种违背道德准则的极其恶劣的罪行……”

“噢！噢！”法律助理们紧紧抱住自己，笑得喘不过气来，“噢！噢！Caput在练习！快听听！他是不是个小布谷鸟！敢打赌他肯定在学发声技巧！但Tutt那个老家伙肯定会把他生吞活剥的！”

在黎明前的静谧时刻，住在Caput卧室隔壁公寓里的人们被一个颤抖的声音吵醒，那声音徒劳地试图模仿经验丰富的从容，大声宣读：“陪审团的诸位先生，被告被控犯有重婚罪！这种罪行背离了文明本能，为宗教教义所痛恨！”此后他们翻来覆去直到早餐时间，重婚罪在他们听来每一分钟都变得更加可憎。

没有任何饮食方案、体育锻炼或“减重术”能像Magnus先生因忧虑即将到来的Higgleby案起诉工作而产生的变化那样，在外观上对他造成如此惊人的改造。他曾经自命不凡、傲慢自大、麻木迟钝且沉重，现在却变得憔悴、神经质、忧心忡忡且卑躬屈膝。而且，他明显瘦了。很明显，由于极度的恐惧，他正在衰弱。对他说话稍大声一点，他就会像受惊的小马一样畏缩。Peckham议员对此欣喜若狂，声称现在他有了一套报复人的系统，比Torquemada的发明还要高明。当有人向他指出Caput可能会死掉、彻底消失，那样办公室就没了起诉书书记员时，Peckham议员亵渎地声称他一点也不在乎。Caput Magnus就是要去审Higgleby，事情就是这样！最终，这一天到了。

聚集在Russell法官法庭里的办公室助理们，凡是能从工作中脱身的都来了，急着主持Caput Magnus的法律葬礼。甚至Peckham议员也禁不住假借公事在排期时出现在那里。这看起来就像是一次地方检察官专业人员的例行月度会议，出于某种原因，Tutt和Tutt先生也受邀参加。是的，观众们都在这个法律角斗场里，热切地等待着看Caput Magnus走进竞技场，被Tutt & Tutt吞噬。他们渴求他的鲜血，因为多年来一直被他的才智所困扰。他们宁愿看Caput Magnus被剁成肉酱，也不愿看九十九个罪犯被定罪，哪怕他们犯的是重婚罪。

但Caput Magnus还没到。现在是十点二十九分。书记员到了；Higgleby先生，像往常一样呈等腰三角形、松弛且没头没脑地坐在那儿；Tutt和Tutt先生都在；还有Bonnie Doon、速记员和陪审团。在前排长凳上，Higgleby的两任妻子并排坐着，那种冷冰冰的态度简直让这位绅士如果拥有预知能力，绝对不会娶她们中的任何一个；Tomascene Startup Higgleby夫人和Alvina Woodcock（Higgleby）夫人——或小姐——取决于陪审团的裁决。永恒的婚姻三角戏剧中的所有演员都在场，除了法官和以Caput Magnus身份出现的公诉人。

然后，比法官早到半分钟，他的入场时间把握得像戏剧一样精确，他来了，像Eudoxia一样，像东方升起的一团火焰。Caput Magnus优雅地大步走进，带着Irving扮演Wolsey红衣主教时的所有尊严和风度。憔悴吗？是的；苍白吗？是的；颤抖吗？也许；但尽管如此，他穿了一件崭新的短上衣，脚蹬漆皮鞋，系着绿领带，翻领上别着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头发刚剪过，用头油精心打理成漂亮的波浪状，身材笔挺，下巴高昂，腋下夹着一本书，右手挥动着优雅的问候手势；因为Caput认真听取了O'Leary的建议，买下了那本广为人知且具权威性的著作——那么多杰出的大律师都将全部成功归功于它——《如何审理一个案件》，他在书中了解到，为了赢得陪审团的心，一个人应该让自己变得漂亮。

“他到底对自己做了什么？”O'Leary喘着气对O'Brien说。

“他会成为一具完美的尸体！”后者耳语回应。

“肃静！总审判庭的法官大人到！”此时一名警官咆哮道，法官进来了。

每个人都站了起来。他鞠了一躬。每个人都鞠了一躬。每个人又坐下了。几个深受触动的人擦了擦鼻子。随后，法官大人和蔼地微笑着，询问庭前有什么事务，书记员告诉他，大家都在这里审理一个名叫Higgleby的重婚犯，法官点头示意Caput，说开始审理吧。

Magnus先生感到腹膜深处有一块葡萄柚大小的冷石头。他的手冰凉，嘴唇毫无血色。本该是听觉的地方，现在却像尼加拉瀑布一样轰鸣。但他站了起来，正如那本书所教的那样，展现出他所有的美丽，用他过去几周在Madam Winterbottom演艺和发声学校学到的那种水晶般纯净的音调，用文化打磨出的雄辩之石雕琢出的音节宣布道：

“如果法官大人允许，我提请审理纽约州人民诉Theophilus Higgleby一案，被告被控重婚罪。”

Peckham和其他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可能！那个完美的理发和裁缝艺术的标本，像合法的Caruso一样歌唱，表现得如此自然、轻松和随意，不可能是老Caput Magnus！他们掐了掐自己。

“天哪！”Peckham惊呼，“他发生了什么事？Henry爵士什么时候加入了我们？”

在陪审团席位前的隔栏对面，Tutt先生扬起浓密的眉毛，透过眼镜古怪地看着地方检察官。

“你准备好了吗，Tutt先生？”法官问。

“完全准备好了，法官大人，”律师回应道。

“那么，选定陪审团。”

陪审团选定了，Caput Magnus先生以极大的声望完成了这一艰巨的考验。

“你可以开始陈述案情了，”法官指示道。

员工们看到一个脸色惨白的Caput Magnus站起来，向法官席鞠了一躬。然后他走到陪审团席位旁，清了清嗓子。他的官方同事们屏住呼吸，拭目以待。他会——还是不会？现场出现了一阵沉默。

接着：“陪审团的诸位先生，”Caput用长笛般的声音朗诵道：“被告被控犯有重婚罪，这是一种既为宗教、文明所排斥，又为法律所不容的罪行。”

字句从他口中流淌而出，如涟漪般在阳光下闪烁；像项链上的珠宝一样环绕着他，像一串念珠，每个字都是一颗珍珠或珠子，随便你怎么叫它。凭借完美的吐字、发音和手势，Caput Magnus先生继续告知听众，Higgleby先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重婚犯，他蓄意、蓄谋且明知故犯地娶了两个不同的女性，按照任何行为标准来看，他都是彻底且完全可恶的。

Higgleby先生在Tutt和Tutt先生的护卫下，平静地听着。Caput沉浸在自己的任务中。

他说，上述Higgleby正如起诉书中所述犯下了重婚罪，即在他已经有一个合法妻子的情况下，于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纽约市，在Grace教堂礼拜堂娶了他们看到坐在另一位女士旁边的女士——他是指那个帽子上有红色羽毛的——那是说，她的帽子，而另一位女士，正如他前面所说，是在前一年五月，即上述在芝加哥，已经与被告合法并妥善地结婚了——

“抱歉！”陪审团长不满地打断道，“你说的那个和被告在纽约结婚的女士是哪一位？你说她坐在另一位女士旁边，还说你指的是那个戴红色羽毛的，但你没说那个戴红色羽毛的是另一位女士，还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一位。”

Caput噎住了，脸涨成了粉红色。

“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戴红帽子的那位女士——是——纽约的那位女士。”

“你是说，虽然被告与她履行了结婚形式，但她并不是他的妻子，因为他已经与另一位结婚了，”法官大人建议道，“我想，你或许可以把事情说得简单一点。不过，随你的便吧。”

“是——是的，法官大人。”

“继续。”

但Caput彻底迷失了——无可救药地。他在Madam Winterbottom沙龙里辛苦学到的那种从容风度已经荡然无存。他感到自己悬在半空中，腰间系着一根绳子，另一头连着一架疾驰的飞机。他喉咙里的粘膜干燥且满是灰尘，就像吸尘器的内脏。他视线模糊，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他虚弱地靠在陪审团前的桌子上，房间在他周围摇晃。地狱的痛苦抓住了他。他快死了。甚至连那些员工都感到内疚——除了Peckham议员。

Russell法官很快察觉到了局势。他是个善良的人，曾把许多蠢驴从混乱的泥沼中拉出来。所以，在看了一眼Tutt先生后，他赶来营救Caput。

“咱们看看，Magnus先生，”他愉快地评论道，“你先证明伊利诺伊州的那桩婚姻怎么样？Higgleby夫人在庭上吗？”

两位女士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Tomascene Higgleby夫人，”法官大人纠正道，“请到这边来，女士！”

那位前Startup小姐羞怯地走向证人席，用微弱的声音回答了法官提出的关于她前一年春天那场婚姻的问题。Tutt先生挥手让她退下，Caput Magnus感到力气又回到了身上。他本来预料并准备好了对库克县举办的仪式合法性进行高难度的技术性攻击。他预判了各种形式的问题。但Tutt先生一个也没提。他只是以长辈的姿态慈祥地对Caput笑了笑。

“你没有问题要问吗，Tutt先生？”法官大人问。

“没有，”律师回答。

“那么证明那桩重婚案，”Russell法官指示道。

随后，应正义之召唤，那位在早期曾以Alvina Woodcock为名的妻子或少女，显得咄咄逼人，对这个多婚的被告表现出一种古怪的占有欲。虽然她是受害者，虽然造成她不幸境遇的责任全在于Higgleby，但她的怨恨似乎并非指向那个冒犯的男性，而是指向作为他合法妻子的那位芝加哥女士。关于她如此明确且激进地作证的环境，没有任何疑问。没有人能否认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她曾如她所料，与Tutt先生那等腰三角形的客户联姻。但她的态度中流露出一种感觉，即她觉得既然是最后一个，就应该成为第一个，先到先得，而占有是婚姻法中的九大准则。

而且，和往常一样，Tutt先生什么也没说。无论是他、Tutt、Bonnie Doon，还是Higgleby本人，都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丝的忧虑。Caput刚刚恢复的自信又抛弃了他。他那不祥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他犯了什么可怕的错误吗？他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管辖事实吗？他现在是否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被自己的炸药炸飞了？可怜的无知者——他是被炸飞了！

“案情陈述完毕，”他虚弱地宣布，“控方休息。”

Russell法官好奇地低头看向Tutt先生。

“嗯，”他评论道，“Tutt先生，你怎么说？”

但老律师只是笑了笑。

“过来一下，”法官大人指示道。

当Tutt先生走到法官席时，法官说：“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辩护吗？如果没有，你为什么不直接认罪，让我处理这件事？”

“但是，法官大人，”Tutt先生抗议道，“我当然有辩护——而且是非常好的辩护！”

“你有？”

“当然。”

法官扬起了眉头。

“好吧，”他评论道，“如果你真的有，最好继续你的辩护。而且，”他压低嗓门补充道，但声音足以让书记员听得清，“愿上帝保佑你的灵魂！”

助理们看到Caput瘫回椅子里，同时Tutt先生缓慢地将他那瘦长的身躯举向天花板。

“陪审团的诸位先生，”他慈祥地说道：“我的当事人，Higgleby先生，在此诉状中被控犯有重婚罪，即在纽约结婚时，娶了Alvina Woodcock——就是坐在前排长凳上那位意志坚强的女士——而当时他在芝加哥已有一位合法妻子在世。诉状中并未提及其他违法行为，地方检察官也未试图证明任何其他罪行，我那博学且雄辩的对手Magnus先生，向来对每一位被他带上法庭的倒霉蛋的宪法权利抱有应有的尊重。因此，如果我能向各位证明，Higgleby先生从未于去年五月十一日或任何其他时间在芝加哥与Tomascene Startup合法结婚，那么重婚罪的指控便不攻自破；至少就这份诉状而言是如此。因为除非诉状能列出一桩有效的先决婚姻，否则显而易见，后续的婚姻不可能构成重婚。我讲清楚了吗？从各位睿智的面部表情来看，我讲清楚了。那么，朋友们，Higgleby先生去年五月在芝加哥从未与Tomascene Startup合法结婚，因此各位必须判他无罪！过来，Smithers先生。”

Caput Magnus突然经历了垂死的痛苦。Smithers是谁？Tutt老头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但Smithers——显然是那位道貌岸然的Smithers牧师——已经平静地坐在了证人席上，他那软弱无力的双手交叠在腹部，瘦削的鼻子带着询问的神情望向Tutt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律师戏剧性地问道。

“我叫Oswald Garrison Smithers，”那位牧师用棉布般温软的口音回答道，“我住在爱荷华州的Pantuck，在那里担任归正路德教会的牧师。”

“你认识被告吗？”

“我确实认识，”Smithers牧师叹了口气，“我记得他非常清楚。1917年7月4日，我为他和我们会众中的一位寡妇举行了婚礼；事实上，那是我们已故资深执事Pellatiah Higgins的遗孀。Sarah Maria Higgins是那位女士的名字，她现在还健在。”

他带着歉意看向陪审团。如果谦卑有功效，他本该继承这个世界。

“什么？”陪审团长惊呼道，“你说这个男人娶了三个女人？”

“是三婚，不是重婚！”书记员低声嘀咕道。

“陪审团长先生，你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Tutt先生赞叹道，“如果Higgleby先生去年五月在芝加哥娶Miss——或者说Mrs.—Startup时，在爱荷华州已经合法地娶了一位女士，那么他与后者的婚姻便不是合法的婚姻；事实上，那根本算不上婚姻。除非你能陈述一桩合法的婚姻，随后又发生了一桩非法的婚姻，否则你就不能指控某人犯重婚罪。因此，既然诉状未能列出任何合法的婚姻，随后又在纽约县发生了另一桩婚姻（无论合法与否），那么诉状中便没有陈述罪行，我的当事人必须被判无罪。法官大人，法律难道不是这样吗？”

Russell法官迅速掩去笑容，转向濒死的Caput。

“Magnus先生，对于Tutt先生的辩论，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他问道，“如果没有——”

但Caput Magnus没有回应。他已经听不见、理解不了，也无法回答了。他已经准备好被抬出去埋葬了。

“好吧，我只想说——”陪审团长懊恼地开始说道。

“你不需要说任何话！”法官严厉地警告道，“我自会进行必要的谈话。如果在准备诉状时多加一点小心，本不至于出现这种荒谬的情况。事已至此，我必须指示陪审团宣告无罪。被告在此诉状下予以开释。但我将扣留他的保释金，以待大陪审团的进一步审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有另一套同样好的辩护，法官大人，”Tutt先生向他保证道。

“我对此毫不怀疑，Tutt先生，”法官和蔼地回应道，“你的当事人看来爱得并不明智，但爱得太多了。”于是他们全都快乐地涌向走廊——也就是说，除了Caput和那两位女士，她们依然坐在长凳上，像篱笆上的两只虎斑猫一样，愤怒而轻蔑地盯着对方。

“所以你也没嫁给他！”Woodcock小姐讥讽道。

“哼，我和他结婚的程度和你一样多！”Startup小姐高昂着头反驳道。

随后，她们本能地同时转过头，一致恶狠狠地瞪着Caput。Caput从她们的眼神中读出了一些令他不快的东西，于是悄悄溜下椅子，走出了房间，丢人现眼地将他那本宝贵的《如何审理一个案件》丢在了地板上！

“那类女人”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约翰福音第七章：24。

“Tutt，”Tutt先生走进Tutt & Tutt律师事务所，将他那顶老掉牙的高帽挂在角落的衣架上，说道，“我从晨报上看到Payson Clifford已经撒手人寰了。”

“你没开玩笑吧！”小Tutt从正在写的信中抬起头来答道，“是哪一位——Payson老先生，还是Payson小少爷？”

“是Payson老先生，”Tutt先生用他背心口袋里总是随身携带的指甲剪，剪掉了一根廉价雪茄的末端，回答道。

“如果是那样的话，真是太可惜了，”Tutt遗憾地评价道。

“为什么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他的合伙人质问道。

“噢，那个儿子可没多大能耐！”小Tutt回答道，“我并不是说那个父亲有多了不起。Payson Clifford是个好人——即使他不是我们的第一公民——或者不太可能成为未来那个职位的候选人。但那个男孩——”

“嘘！”Tutt先生责备道，缓慢地摇着头，使得他那根细长雪茄的烟雾在脸前织成了一道灰色的卷轴，“记住，有一件事比说死人的坏话更糟，那就是说当事人的坏话！”

这位当事人Payson Clifford先生，是一个平庸的年轻人。他为了应对这凡尘俗世的变迁与机遇，曾先后在纽约市第五大道的一所走读学校、随后在花岗岩之州岩石嶙峋的群山间的一所精选寄宿学校，最后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在哈佛大学那种充满文化气息的氛围中受到了精心培养。在那个模糊且几乎被遗忘的过去，我们被告知要相信，那些好人与伟人们曾在他们美好的黄金时代沉思着走过这些校园。他毕业时带着一种近乎清教徒式的对丑陋、粗俗和污秽的厌恶——以及明显的夸大妄想。他依然处于那种被老话描述得恰如其分的境界中——“你总是能认出一个哈佛人，但你无法教给他多少东西。”

他的母亲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他将她的记忆视为内心圣殿中最神圣的珍宝。他只能想起她那温柔而庄重的存在，与她相比，他那粗壮、嗓门响亮的父亲总是显得粗俗而平凡。虽然正是那位父亲，自他记事起，每个月的第一天都为他提供一张丰厚的支票，从而使他能够达到他实际上已经实现的那种理智与精神上的优越境界，然而，用白话直说，Payson还是看不起那个老头，因为老头明显缺乏他为儿子提供的那些优势。

Payson老先生从未费心去改变儿子对自己的看法。总的来说，他以儿子为傲，认为虽然他显然患有自我意识过剩和穿着过分挑剔的毛病，但本质上，他绝对没问题，是个好苗子。尽管如此，他不得不承认他们之间没什么共同点。他的儿子表达了同样的想法，遗憾他的父亲“不会说他的语言”。

因此，在寒假里，当Payson老先生被办公室漫长的一天折磨得精疲力竭，去寻找“Frolics”或“Folies”娱乐时，Payson小少爷可能会出现在大键琴和中提琴的音乐会上，或者是在帕莱斯特里纳或早期格列高利圣咏之夜。如果他对此不那么傲慢，这篇故事就永远不会被写出来——而且毫无疑问那也不会是什么大的损失。但青春的特权就是以傲慢而冷酷的态度去评判老年。它的明亮词典里没有“从轻情节”这样的判决。青春在正确时是公正的；在错误时是残忍的；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因罪行受审，让我们拥有由那些喜欢烟草、蟹肉、淡葡萄酒和音乐喜剧的白胡子老头组成的陪审团吧。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悲哀的承认，那就是Payson小少爷是个伪君子。就在他那伪善的巅峰时刻，Payson老先生死了，Tutt和Tutt先生受命管理他的遗产。

在某个地方可能隐藏着极少数罕见的人，他们能够带着诚实的满足感回顾自己对待父母的方式。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那些将他人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注定要因为礼仪而受到责备，因为错误而受到谩骂，因为缺点而受到羞辱。二十岁的年龄差距将许多优雅变成了野蛮；将许多美德变成了反面教材。我不在早餐时为了启发我的后代而在那个胡须杯上表演，但我会咀嚼草莓籽，他们声称这更糟糕。我的祖父和祖母过去常常把咖啡从杯子里倒出来，从茶托里喝，而他们——尽管如此——在波士顿后湾的《蓝皮书》中仍被评为AA1级。现在我的女儿们抽香烟，却大声反对我的烟斗！时代不同了，规矩也不同了。在孩子眼中没有父亲是英雄。如果他现在还能请得起的话，他在仆人面前还有更多的机会。

父亲的去世对Payson小少爷来说是个打击，因为他从未想过像那样忙于生意的人竟然会死——他们应该“退休”，然后在经过一段审慎的半隐居时期后，按适当的阶段逐渐瓦解。但Payson老先生就那样死在了所有事情的中间——没有任何机会与他的儿子达成精神上的理解——用“和解”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因此，Payson小少爷抗议性地用部分现金和余额信贷购买了一套他尖酸刻薄地描述为“野蛮的死亡全套装备”的衣服，并将自己变成了他同样称之为“人类灵车”的东西，跟随Payson老先生去了墓地。

或许，毕竟我们对Payson小少爷有点太苛刻了。从根本上说，正如他父亲所察觉到的，他是块好料子，也想做正确的事。但什么是正确的事呢？说实话，做好人并不比知道如何做好人难上一半。

当孤儿Payson被安置在其中一辆灵车里，以快步小跑的速度沿着百老汇大街向Tutt & Tutt律师事务所驶去时，他以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任何亲戚的念头安慰自己。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从未面对过如此一群缺乏吸引力的人类。他从未想象过这样的人会存在。他们不应该存在。地球应该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其房地产应该只由有教养和可爱的人居住。这些审美上的考虑让他震惊地意识到，正如他完全是个陌生人一样，他也曾是父亲的陌生人——他那可怜的、年迈的、鳏居的父亲。他真正了解他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他从未尝试去了解他任何事——关于他的朋友、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方式——只是满足于兑现他的支票，在一种无意识的假设下，即签发支票的人应该同样满足于成为他这样年轻人的父亲。但那些生锈的亲戚！他们一定是父亲那边的！当然他母亲的亲戚不会是那样的——他确信自己遗传了母亲的特点。尽管如此，那些亲戚还是让他烦恼！在哈佛，他曾以他的名字“Payson Clifford, Jr.”自居，表现得相当高贵——对“Senior”或任何其他人只字不提。他现在意识到，他将被扔进事实的世界，在那里他父亲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相当焦虑地希望这位老绅士最后被证明还不错；并且留下了足够的遗产，这样他就能继续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兑现支票！

Tutt & Tutt律师事务所的一条不成文规定是，Tutt先生绝不能被遗嘱认证事务的细节所烦扰，而且即使他尝试了，也很难说他能否正确地填写一份提交给遗嘱检验法院的遗产清单。因为众所周知，虽然这家律所的资深合伙人精通法律哲学以及“转让限制”、“权力”、“永久权”和“最终财产”的奥秘，但他坦率地缺乏加减计算的耐心。所以，虽然Tutt先生撰写了当事人的遗嘱，但却是Tutt试图对其进行认证和执行。然后，如果偶然出现任何麻烦，或者某个不知感恩的亲戚认为他分得不够，那么Tutt先生就会不情愿地扔掉他的雪茄，漫步到法庭，捍卫他所起草的遗嘱——通常都很成功。

因此，是较年轻的Tutt握住了Payson Clifford的手，并给了他窗边那把皮扶手椅。

“现在谈谈遗嘱吧！”Tutt轻快地说道，在对已故的Payson老先生的美德进行了一番费力的赞美后，他在开始阅读办公桌上那个棕色信封里的文件前，自作主张地点燃了一支香烟。“现在谈谈遗嘱！我想你已经知道，你父亲指定你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并在支付了几笔小数额的遗赠后，你是他全部遗产的剩余受益人？”

Payson默默地摇了摇头。在这种情况下，假装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觉得更得体。

“是的，”Tutt愉快地继续说道，拿起信封，“Tutt先生撰写了这份遗嘱——大约十五年前——你父亲从未觉得有必要修改它。它一直放在我们的‘遗嘱盒’里，只被动过一次——那是七八年前，他有一天进来要求看一眼——我想他当时在里面放了一个装有信件的信封。我前几天在里面发现了一个。”

Payson懒洋洋地接过遗嘱。

“他留下了多大的遗产？”他问道。

“据我所能计算的，大约七万美元，”Tutt回答道，“但遗产税不会很重，遗赠总额不超过一万美元。”

这份文书很短——用尽了Tutt先生所有压缩能力——只填满了一张纸。Payson的父亲将七千六百美元遗赠给了他的三位堂亲及其子女，剩下的全部留给了他的儿子。Payson迅速计算出，在结清遗产债务（包括Tutt & Tutt的费用）后，他大概能从中得到至少六万美元。按照目前的消费水平，他将继续过得很舒适——事实上比以前更舒适。尽管如此，这比他预想的要少。或许他父亲有昂贵的习惯。

“这是那封信，”Tutt继续说道，递给Payson，Payson掏出小刀准备更整洁地打开它。“可能是一个关于处理个人物品的建议——纪念品之类的。这很常见。”

信封很廉价，左上角装饰着一幅木刻画，画着一位穿着睡衣的丰满女神，显然是指珀耳塞福涅——正从丰饶角向堆满苹果、玉米和南瓜的农田倾倒着谷物的尼加拉大瀑布，被一轮带着真实面孔的初升太阳的光芒所照亮。下方写着：

“如五日内无法投递，请退还至

Clifford, Cobb & Weng, 谷物经销商与农产品 水街597号， 纽约市， 纽约州。”

甚至在目光落在那行字上时，Payson就意识到了它的粗俗。还有“Weng”！谁听说过这样的名字？他当然没有——甚至不知道他父亲有一个名字如此荒谬的合伙人！“——& Weng！”这名字听起来真是太平民化了。就像那个导致在完全充足的“N.Y. City”下方又添加了多余的“N.Y.”的、对对称性的明显渴望一样。但是，当然，他很乐意做父亲在信中要求的任何事。

他将刀刃边缘刺入信封坚韧的纤维，取出里面的纸张并展开。顶部中央是外面那幅木刻画的复制品，只是少了“如五日内无法投递，请退还至”那一行。接着，Payson读到了他父亲那惯常的大胆笔迹写下的简单字句，这注定要在许多个日日夜夜里缠绕着他：——

“如我突然去世，我希望我的遗嘱执行人给我在新泽西州霍博肯的亲密朋友Sadie Burch两万五千美元。

“PAYSON CLIFFORD。”

有那么短暂的——非常短暂的——一瞬间，儿子手中信件上的文字变得模糊不清。“我亲爱的朋友Sadie Burch！”他强忍住无意识地涌上唇边的惊叹，努力抑制住内心感受在面部表现出来的任何痕迹。“两万五千美元！”然后，他或多或少随手将信递给了Tutt。

“喔——喔——！”律师轻声吹了个口哨，眉毛下快速扫视了一眼。

“噢，不是钱的问题！”Payson语气虚弱地说——尽管他当然是在撒谎。正是钱的问题。

放弃父亲近一半的遗产给一个陌生人的想法让他感到震惊；然而，为了他永恒的荣誉，在那最初迷茫痛苦的一瞬间，忽略父亲意愿的念头从未进入他的脑海。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必须承受。

“噢，那没什么！”Tutt评论道，“这没有约束力。你不需要理会它。”

“你真的意思是那张纸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吗？”那个年轻人惊呼道，如释重负，以至于那一刻案例中的伦理层面完全被法律层面掩盖了。

“完全没有！”Tutt明确地回答道。

“但它是遗嘱的一部分！”Payson抗议道，“这是我父亲亲笔写的。”

“那没有任何区别，”律师断言道，“没有按照法律要求的程序见证，它没有任何意义。”

“即使它就放在遗嘱里面也不行吗？”

“一点也不行。”

“但我经常听说信件被放在遗嘱里。”

“毫无疑问。但我敢打赌你从未听说过其中任何一封被认证过。”

事实上，Payson的法律经验并未达到这个技术层面。

“听着！”他固执地反驳道，“我真不明白。你说这张纸没有法律价值，然而它是我父亲亲笔书写，并且实际上附在他的遗嘱上。现在，撇开任何——嗯——涉及的道德问题，到底为什么这封信对我没有约束力？”

Tutt宽容地笑了笑。

“抽支烟吗？”他问道，当Payson接过一支时，他一边为他点火，一边同情地补充道，“我的先生，你的态度值得赞扬。你直觉上想要维护表面上看来是你父亲意愿的东西，这完全是正确且自然的。但尽管如此，那封信在法律上连书写它的纸张都不值。”

“但为什么呢？”Payson追问道，“法院还能有什么比这样一封信更好的证据来证明遗嘱人的意愿呢？”

“原因很简单！”Tutt回答道，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靠得更舒服些。“在法律眼中，没有任何财产是无主的。它总归属于某个人，尽管所有权可能存在争议。当一个人去世，他的不动产立即归于其继承人，而他的动产则根据当地的遗产分配法规进行处置；如果没有相关法规，则由其最近的亲属继承。但如果他留下了遗嘱，那么在遗嘱有效的范围内，它会改变财产的自然法律归宿。因此，实际上，遗嘱的真正目的是防止遗产在死后受到法律的自动支配。如果你父亲死时没有留下遗嘱，在法律看来，你将立即成为他所有财产的所有者。他的遗嘱——他的合法遗嘱——为了他人的利益，剥夺了你财产中的一小部分。但法律在确认遗嘱人这种意图以防止法规运作时，是非常谨慎的，它要求遗嘱人通过履行各种既定的形式来证明其意图的真诚与坚定。例如，他必须以书面形式将意图正式化，且必须在一定数量的有行为能力的证人面前签署并宣布这是其最后遗嘱；他还要请求这些证人签字，而证人也必须在他的在场下且在彼此的在场下真正完成签字。你父亲把这封信和遗嘱放在一起时，显然没有做过任何这些事。”

“但难道在任何情况下，一封信都不足以构成法律效力吗？”Payson问道。

“嗯，”Tutt说，“确实存在某些例外情况，一个人可以立下所谓的口头遗嘱。”

“什么叫——叫——口头遗嘱？”他的委托人问。

“从技术上讲，这是一种仅对动产有效、在临终时刻（即真正处于对死亡的恐惧中）所作的遗嘱。根据我们的法规，仅限于现役军人或海上水手。在古老的普通法下，它在转让个人动产方面与书面文书同样有效。”

“但我父亲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水手，”Payson评论道，“而且无论如何，一封信不是口头遗嘱；如果它算点什么的话，它应该是书面遗嘱，对吧？”

“这正是法律采取的态度，”Tutt点头道，“当然，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一个人是当着证人的面口头说出愿望，还是将其写下来并签名，这并无区别。但法律在这些问题上非常严苛，已有判例认为，由遗嘱人书写并签名但未通过见证的遗嘱，或者仅仅是立遗嘱的指令备忘录，不能被视为口头遗嘱；由律师起草但因遗嘱人病重而未及签署的遗嘱，也不被视为口头遗嘱。然而，在必要的证据支持下——在特定情况下——一份未完善为书面遗嘱的文书，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其他非放弃或推迟完善意图的原因而未能完成，可以被确立为口头遗嘱。法律推定未完成的遗嘱文书无效。遗嘱人必须具备立遗嘱的意图（animus testandi），在认可口头遗嘱的地区和情况下，这种意图有时可根据环境推定。现在，正如你所指出的，你父亲既不是士兵也不是水手，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立口头遗嘱，即使法律会把一封信视作这种遗嘱而非一份无效的书面遗嘱尝试——关于这一点我承认自己也不清楚。因此，”他随手丢掉烟头，语气果断地说道，“这封将两万五千美元遗赠给Sadie Burch——不管她是谁，也不管她是什么人——的信，要么是一次不被法规认可的立遗嘱或遗嘱附录的尝试，要么是通过任意添加或放置一份无关的外来书面材料，试图增加、改变或变更一份已经经过正当执行和见证的遗嘱的尝试。”

“嗯，”Payson评论道，“关于口——口头遗嘱，我所说的话我都明白了——我是说，我想我明白了。但撇开这些不谈，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封信不能被视为原始遗嘱的一部分。”

“原因在于，你父亲在签署原始文件时，履行了法律要求的所有立遗嘱的形式。如果他没这样做，那根本就不会成为遗嘱。如果这份从未有任何人在场见证的文件可以被视为遗嘱的补充或增加部分，那么要求原始遗嘱必须经过见证也就毫无意义了。”

“这听起来合乎逻辑，”Payson同意道，“但通过在遗嘱中援引其他文件来将其纳入，难道不是惯例吗？”

“这样做有时确实存在，但通常只会导致诉讼。你自己也看到了，把一份在遗嘱订立之后才起草或签署的文件当作其一部分是多么荒谬，因为那样会使法规的要求变得毫无意义。”

“但假设这封信已经存在，或者是在立遗嘱的同时写的——那会有什么不同吗？”Payson迟疑地问道。

“一点也不会！完全没有！”Tutt叫道，“法律已成定论，这类书面材料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生效，且仅限于有限的范围。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在这里并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剩余财产继承人追问道，“你怎么知道这封信不是在立遗嘱时写好并放进去的？——而我父亲当然以为它会生效呢？”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把这笔遗赠直接写进遗嘱里？”Tutt尖锐地反驳道。

“他——呃——可能不想让Tutt先生知道这件事，”Payson垂下眼帘喃喃道。

“噢，这不太可能！”Tutt抗议道，“我们可以从道德上确信，这封信是在七年多前你父亲来这里要求看遗嘱时写下并放进去的。如果他在最初就把它和遗嘱放在一起，Tutt先生肯定会注意到的，并且会提醒他，任何此类东西都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

“但是，”Payson坚持道，“假设为了辩论，这封信确实是在原始遗嘱执行时写下的，法律不承认它作为有效遗赠的原因是什么呢？”

Tutt微笑着，在打开的盒子里摸索着另一支香烟。

“我亲爱的先生，”他回答道，“没有任何文件能被视为遗嘱的一部分——即使在遗嘱执行时它就已经存在——除非遗嘱本身有明确的指涉。简而言之，遗嘱人必须有清晰且明确的意图，试图通过引用将外来文件纳入遗嘱。现在，在这里，遗嘱中根本没有任何关于这份文件的引用。”

“那是事实！”Payson承认，“但是——”

“但即便有，”Tutt热切地继续说道，“本州法律已成定论：如果遗嘱人——无论是出于粗心，还是为了节省空间或精力——在遗嘱中提到了外来文件或备忘录，无论是作为确定特定遗赠的受益人姓名，还是作为确定遗赠金额或计算方式的依据，该文件本身不得包含任何财产的遗嘱处分。简单来说，遗嘱人已经遗赠了某物，可以通过正当指定的外来文件来识别它，但他不能通过一份外来文件去处分财产，无论该文件是如何被引用的。例如，如果A将‘我与X在5月1日协议中所涵盖的所有股票’遗赠给B，这仅仅是在描述和识别所遗赠的物品——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法律会使该识别协议生效，尽管它与遗嘱分离且未经见证。但是，如果A的遗嘱写着‘我给予随附文件中所列的进一步遗赠’，而该文件包含了一份将‘我与X在5月1日协议中所涵盖的所有股票’遗赠给B的内容，那么这将是一次遗嘱之外的遗赠尝试，因此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谢谢，”Payson说，“我明白了。所以无论如何，这封信都不可能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绝对没有任何效力！你完全安全了！”Tutt靠在椅背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但Payson并没有报以微笑。他也并不觉得轻松。应该说，尽管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是个十足的傻瓜，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法律义务去满足父亲关于Sadie Burch的意愿时，虽然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但他的良心却丝毫没有好过，而且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位大腹便便的小律师使用“你完全安全了”这句话时的语气。

“你说的‘完全安全’是什么意思？”他冷冷地问道。

“噢，意思是Sadie Burch永远无法强迫你支付这笔遗赠——因为它不是合法的遗赠。你可以放心地把它留着。从法律和道德上讲，它都是属于你的。”

“嗯，是这样吗？”Payson缓缓问道，“从道德上讲，难道我没有义务把这笔钱付给她吗，无论她是谁？”

Tutt原本向后仰在转椅里，此时猛地把双脚落在了地板上。

“当然没有！”他喊道，“你要是去理会那种模糊不清又没有解释的乱涂乱画，那你就是疯了。听着，年轻人！首先，你根本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写的那张纸——只知道那是至少七年以前的事了。从他写下那行字起，他可能已经改变主意几十次了。那可能只是在虚弱、情绪激动或暂时神志不清时的一时兴起。事实上，它可能还是在胁迫下写成的。除了对客户的日常生活和事务有最深入了解的律师外，没人能对此有哪怕一丝的怀疑——噢，算了，我们不谈这个！但第一个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说那封信里的请求是你父亲去世时的真实愿望。你只能说，在某个时候，它可能是他的愿望。”

“我明白了！”Payson点头道，“那么还有什么观点呢？”

“其次，”Tutt继续说道，“必须推定，如果你的父亲费心聘请律师来起草并执行他的遗嘱，他一定知道第一，这样做对于实现他的愿望是必要的；第二，任何没有正式纳入遗嘱本身的愿望都不会有法律效力。换句话说，可以推断他知道这份文件没有效力，因此必须假定，如果他以那种方式写下它，他是有意让它不产生法律效力，并且并不打算让人去执行它。懂我的意思吗？”

“噢，是的，我想我明白了。你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了解法律，并以一种不产生法律效力的方式行事，就应该假定他意图让其不产生法律效力。”

“正是如此，”Tutt满意地点点头，“法律是睿智的，基于几代人的经验。它意识到人类思想的不确定性、反复无常和动摇——以及投机取巧者利用他人短暂弱点的机会——因此，为了防止欺诈并确保只有一个人最终的真实意愿得到执行，法律要求这些意愿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明确的、正式的方式表达——即在证人面前签字并公布的书面形式。”

“你解释得真清楚！”Payson赞同道，“在这种情况下，遗嘱执行人通常会怎么做？”

“如果他们理智的话，他们会让事情顺其自然，让法律走它的程序，”Tutt深信不疑地回答道，“我见过的麻烦事太多了——！就在我们这间办公室里就发生过好几次。一位遗孀在丈夫的遗嘱里发现了一张纸条，表达了希望将一定数额的钱给一位住在德卢斯（Duluth）的已婚妇女。虽然遗嘱是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才执行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张纸条是什么时候写的。显然，死者已经多年没见过那位女士了。我告诉她别理会，但她坚持要给那女人汇去全额款项——一万美元。她确实收到了！后来遗孀才发现，她丈夫是在三十年前、当他还与那个女人订婚时写下的那张纸，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各自结婚并生活幸福。那张纸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混在一些旧情书里被夹进了遗嘱，而不是像应该做的那样被销毁。你知道，人们在保险箱里留下的破烂真是令人惊讶！我敢打赌，一百个保险箱里有九十九个塞满了毫无价值的无用之物，比如旧手表、祖父的喷气式袖扣、威廉叔叔从圣地写的信、过期的火灾保险单和没人会再读的信件——一切总是混在一起——然而一个人死后留下的每一张纸都可能是混乱或麻烦的来源。一个人无法预知在特定的时间、出于什么动机，人会通过书面形式表达一种愿望。去理会它将是非常危险的。假设它不是书面的。在道德上，一个口头表达的愿望与写在信里的愿望同样具有约束力。如果Sadie Burch来到这里，告诉你你父亲曾表示希望她得到两万五千美元，你会浪费时间理她吗？才不会呢！”

“我想我不会！”Payson承认道。

“还有一件事！”Tutt说，“记住这一点，如果你是遗嘱执行人，法律不会允许你支付这笔钱，如果你不是唯一的剩余财产继承人。你没有权利从遗产中拿出两万五千美元给Burch小姐，而让其他人受损！”

“那么你是说，无论我是否愿意，法律都不允许我把这笔钱付给Sadie Burch？”Payson问道。

“作为遗嘱执行人，不行。作为遗嘱执行人，你绝对有义务执行遗嘱条款，无视其他任何东西。你必须保持遗产的完整，并将其完整地移交给剩余财产继承人！”Tutt重复道。

“但我就是那个剩余财产继承人！”Payson说。

“作为遗嘱执行人，你必须把这笔钱全额支付给你自己这个剩余财产继承人！”Tutt固执地重复道，回避了问题本身。

“那么，这让我处于什么境地呢？”他的委托人问。

“这让你摆脱了困境，不是吗？”Tutt问道，“别自找麻烦！别——如果请原谅我这么说的话——别做傻瓜！”

沉默了片刻，最后律师又带着新的活力重新发起了攻势。

“这种事经常发生。以这种案子为例：法律只允许一个人将他财产的一定比例遗赠给慈善机构——法律说如果他留有家属，那样做是不对的。现在，假设你父亲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慈善机构，你会觉得有义务为了‘海员之家’的利益而让自己陷入贫困吗？”

“真的，”困惑的Payson回答道，“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确信你是对的，我非常感激。然而，”他沉思着补充道，“我倒很想知道这个Sadie Burch到底是谁！”

“如果我是你，年轻人，”律师明智地建议道，“我就不会去查！”

Payson Clifford先生离开Tutt & Tutt律师事务所时，比他进来时更加反抗命运，也更加对他的家庭感到愤怒。他发现自己得到的保障远比他预期的要少，而在他父亲葬礼上由所谓的父系亲属所营造的不愉快印象，又因那封关于Sadie Burch的信而加深了。他们身上有一种比那个粗俗的Weng更令人反感、更平民化的气质。如果必须考虑是否要将一笔巨款付给一位自称为优雅名字（比如Claire Desmond或Lillian Lamar）的女士，那已经够糟糕了——但Sadie！还有Burch！天哪！这真是卑劣、龌龊。这竟然是关于自己父亲的一个伟大的发现！

当他慢慢走上第五大道回酒店时，必须承认，他对父亲记忆的评价远非孝顺。他告诉自己，他一直怀疑那个老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一定是对某个女人负有不同寻常的、极其特殊的义务，才会希望儿子把两万五千美元交给她。这几乎是他全部财富的一半！这将使他的年收入从四千左右削减到近两千！他越思考这个问题，律师的论点似乎就越令人信服。无论如何，律师在这些事情上知道的比别人多。你付钱给他们寻求建议，他无疑也得为这个特定问题支付Tutt的咨询费，这不知为何似乎成了遵循建议的一个很好的理由。不，他将永远把Sadie Burch和那封信从脑海中抹去。无论她是谁，很可能她已经死了。一年四千美元！对单身汉来说还不赖！

正当我们的年轻无辜的兰斯洛特（Launcelot）在向城北走去时硬起心肠抵制Sadie Burch之际，碰巧那位女士出现在了Ephraim Tutt先生和Minerva Wiggin小姐在刚离开的办公室门口的一段简短而深刻的谈话中。

Wiggin小姐从不信任任何人去锁办公室，即使是Tutt先生也不例外。就在这个晚上，她把这当作借口，在其他人回家后留下来截住了他。这种邂逅并不罕见，通常与事务所拟定某项法律程序的伦理方面有关。

Minerva小姐认为Samuel Tutt从道德上讲是一个被遗弃且无可救药的生物。她以一种在这个性别的女性中罕见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在女性身上本是常见的美德）爱着Ephraim Tutt先生，但她对他的感情中含有一种母性的特质，这是因为尽管Tutt先生确实年事已高，但他偶尔会有一种如同小精灵般调皮的、孩子气的乖僻，每当这时，她就觉得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有义务让他回到正轨。因此，每当Tutt似乎在谋划某种比平常更微妙、更冠冕堂皇的法律规避手段时，她都会设法提醒Tutt先生注意。同样，正如在目前的情况下，每当她觉得通过遵循事务所初级合伙人给予的建议，客户即将踏上一条可疑的道路或采取某种值得怀疑的行为时，她也会试图通过向事务所主管申诉来抵消他的影响。

在Tutt和Payson Clifford谈话期间，门一直是开着的，她听到了全部内容；而且在Payson离开后，Tutt把她叫了进去，和她复盘了情况。她认为Tutt给委托人的建议——不是法律层面的，而是个人劝导层面的——是对这位年轻人良心自由的一种干预。

“天哪！——我不知道你还在，Minerva！”她的雇主在办公外间面对她时惊呼道，“有什么事让你烦心吗？”

“没那么严重！”她微笑着回答，“也许这不关我的事——”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我亲爱的！”他回答道。“没有你，Tutt & Tutt就不再是Tutt & Tutt了。我的初级合伙人或许是这家律所的耳目与手脚，我或许是它躯体的其他部分，但你却是它的心脏和良知。说出来吧！什么卑劣勾当在酝酿之中？什么恶兆之鸟正盘旋在Tutt & Tutt的办公室上方？别放过一个被世间愁苦压弯了腰的老人！难道我那精明的合伙人竟劝人去抢劫银行，或是从一位寡母手中拐走她的孤儿吗？”

“没那么糟糕！”她反驳道。“只是Samuel Tutt先生今天下午动用了他的影响力，试图劝说一位年轻人不要去执行他父亲的遗愿——那遗愿是以一种法律上无效的方式表达的——而且我想他成功了——尽管我不太确定。”

“那一定是Payson Clifford，”Tutt先生回答道。“那父亲的遗愿是什么？”

“Tutt先生在遗嘱里发现了一封信，信中父亲要求儿子给一位Sadie Burch小姐两万五千美元。”

“Sadie Burch小姐！”Tutt先生重复道，“她是谁？”

“没人知道，”Wiggin小姐说，“但无论她是谁，我们的责任仅在于告知Payson Clifford先生该信件在法律上无效。Tutt先生却做得更过分，他试图诱导Clifford先生不要去理会信中的请求。在我看来，这做得太过火了。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确定你从未听说过这位Burch小姐吗？”Tutt先生突然问道，从他蓬乱的眉毛下锐利地盯着她。

“从未听说，”她回答道。

“唔！”Tutt先生哼道，“又是女人惹的祸！”

“这个Payson Clifford是个什么样的年轻人？”片刻后，Wiggin小姐问道。

“噢，不过尔尔！”Tutt先生异想天开地回答道。

“那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带着女性的好奇心继续追问。

“显然，他也好不到哪儿去，”Tutt先生回答道。

我们此前已有机会评论过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任何客户，无论男女，在咨询律师时会问自己“应该”做什么。女性往往在决定做她们“不该”做的事情后，才试图寻求律师对其预谋的罪行予以认可；但律师虽然有时会被要求去支撑起一颗负罪的良心，却极少被真诚地邀请去担任精神导师。大多数男人因为比他们的律师更糟糕，所以宁愿不让后者发现自己的底细。如果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件卑劣的事，他们不愿冒着被律师用羞耻感劝阻的风险。那是他们自己的私事。本该如此！法律已经为律师提供了足够令人困扰的问题，他不必再去自寻烦恼，掺和进客户道德那模棱两可的复杂境地里！总之，这就是律师看待此事的常规方式，也是留住客户的方法。按照指示去做——只要别做得太露骨就行！去质疑客户行为的适宜性，虽然他可能在这一次听从你的建议，但他很可能再也不会回头了。

关于Tutt先生，这件事的矛盾之处在于，虽然他以刑事律师著称，但每当有人向他咨询时，他不仅关注客户的法律义务，同样关注其道德义务。这其中相当微妙的原因大概在于，既然他发现法律如此容易规避，他便倾向于完全无视法律作为行为准则的地位，而只是问自己：“这难道是一个真正的体育竞技者和绅士会做的事吗？”一个人在技术上是否是个罪犯对他而言毫无意义；他感兴趣的是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卑劣”的人。如果真是那样，那就让他见鬼去吧！简而言之，他将法律“应当”成为的样子，而非法律“实际”的样子，应用到任何给定的情境中。你可能会讽刺地说，这真是一个简单又灵活的测试！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在我们政治联邦的四十个州里，针对同一主题可能会有四十种不同的法律，但针对同一个道德问题，在同样数量的公民之间，你会发现多少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呢？体面人的道德准则在整个地球上几乎是一样的，从根本上说，它自汉谟拉比时代以来就从未改变过。绅士和体育竞技者对于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之观念，自Fabius Tullius在庞廷沼泽捕捉鹬鸟以来，也从未改变过。

Tutt先生在这个普遍话题上是个怪人，他总是带着狂热，像堂吉诃德一样向某种虚构的风车发起冲锋，还拖着他那极不情愿的合伙人——那个不情愿的桑丘·潘沙——随他一同前往。此外，他对各种被放逐者有着极深切的同情，认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自己或他人父辈罪孽的受害者。因此，当他从Wiggin小姐那里得知Tutt竟胆敢干涉那位不知名的Sadie Burch小姐的经济前景时，他感到格外愤慨，当然，这与其说是为了她，不如说是为了他的客户——他或多或少地认为这孩子在自己的监护之下。正如天意弄人，他愤慨的对象因为丢了东西，那一刻竟意外地又回到了办公室。

“你好，Tutt先生！”他喊道，“还没走呢！”

他的高级合伙人锐利地看了他一眼，而Wiggin小姐匆忙闪进了走廊。

“听着，Tutt！”Tutt先生说，“我不知道你到底跟年轻的Clifford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你如何干涉了他的私事，但如果你一直在劝他无视他父亲亲笔写下并附在遗嘱里的意愿，那你做得已经超出你的权限了。”

“但是，”Tutt辩解道，“你知道干涉这类事情有多危险。我们的经验确实表明，让法律解决所有疑难问题，远比试图猜测一位死去的遗嘱人最终的遗嘱意图要明智得多。你还记得Dodworth案吗？一个过度敏感的良心让我们那寡妇客户损失了一万美元！我说，还是别去画蛇添足了。”

“‘画蛇添足’！‘画蛇添足’！”Tutt先生咆哮道，“难道你要自封为法官，去评判一个年轻人的灵魂什么才是足够的吗？我给你一个明确的警告，Tutt：他已经听了你那边的说辞，但在他把这事办完之前，他也会听到我这边的！”

Samuel Tutt的领口处泛起了淡淡的粉红色。

“哎呀，当然可以，Tutt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务必请讲！”

“你放心，我一定会讲的！”Tutt先生回答道，用力戴上了他的高礼帽。

然而，随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再也没有被提起，而遗嘱认证的正常程序也照常进行。Payson Clifford的困境并没有产生什么法律上的反响。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并且打算坚持到底。他已经征询了律师的意见，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满意。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到了合适的时机，他就会烧掉那封Sadie Burch的信，并彻底忘掉Sadie Burch。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会这样做，并且能做到。但是——正如普劳图斯所言：“*Nihil est miserius quam animus hominis conscius*（没有什么比负罪的良心更悲惨的了）。”

你看，Payson Clifford毕竟曾被送往一所体面的学校和一所体面的大学，无论他父亲是否是个混蛋，他都多多少少潜移默化地习得了一些荣誉感。无论他如何抗拒，Sadie Burch的阴影始终徘徊在他的脑海中。有太多的可能性了！万一她处境绝望呢？无论如何，他是不是该找找她？不，他确实绝对不想了解关于她的任何事！假设她真的为他父亲提供了某种服务，而他确实应当像他曾试图做到的那样给予回报？当Payson最不愿想这些的时候，这些念头却总是强行闯入他的思绪，但它们并没有让他改变那种将父亲全部剩余遗产收入囊中并据为己有的打算。请注意，他确实有良心，但面对两万五千美元的诱惑，再加上完全稳妥的法律论据，这良心根本不堪一击。

不，他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不去做一个绅士或体育竞技者，他也不打算去寻找任何理由去做改变。接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收到了Ephraim Tutt先生的晚餐邀请，地点是在西二十三街一栋古怪破旧的老房子里，那儿有着装饰性的铁制阳台栏杆，上面爬满了早已枯死的紫藤花藤蔓，然后，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变化。“Payson Clifford的两万五千美元晚餐。”他去的时候，当然没有怀疑会发生什么——去的原因仅仅是因为Tutt先生是他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父亲的朋友之一。而且，他对待这位老律师的态度，和对待他父亲的态度差不多，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大概会是一顿糟糕的晚餐，接着是一个沉闷得要死的夜晚，陪着一个只会讲些陈年旧事的老古董，听他絮絮叨叨地讲述纽约在中央公园还有野山羊时是什么样子。

然而，那个老古董根本没提纽约旧事，也没提野山羊——他最接近这个话题的也就是那句“年轻时的荒唐事（wild oats）”。相反，他以一种凄凉的方式开启了这个夜晚：他打开书架墙上的一个柜子，取出了三瓶长颈酒瓶，从中倒出了一些液体，注入一个闪闪发光的银质容器，里面装满了碎冰。他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技巧和活力摇晃着容器，同时大声喊道：“Miranda！把薄荷拿上来！”接着，一位皮肤黝黑、体态丰满的女士出现在门口，穿着印花棉布裙——脸上挂着那种让Sallie阿姨闻名的笑容——气喘吁吁地端着一个银托盘，上面放着两个大玻璃杯和一束绿色的草本植物。这位老古董倒出了一种滋滋作响的混合饮料——那味道只留在记忆中——并用那些芬芳的绿叶在每个杯子上施了一个咒语，然后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杰作，带着亲切的待客之道微笑道：“好了，孩子！很高兴见到你！——干杯！”

几乎立刻，一种温和的动物磁性就弥漫在了Payson Clifford的胸膛，并从胸膛出发，沿着动脉和静脉、微动脉和微静脉，扩散到了他身体的最末梢。他瞬间感觉到，Tutt先生绝非寻常之辈，他的房子也不是寻常之宅；当他坐在主人闪闪发光的红木桌前，看着厚重的切花玻璃和古怪的老银器时，这种印象愈发强烈，他发现Miranda也不是一位寻常的厨娘。他因为发现了这位Tutt先生而开始变得有些飘飘然，老头子不停地向他推荐多汁的牡蛎和炖菱背龟，并配上一瓶泡沫翻涌的1898年Krug香槟。他发现自己拥有了惊人的胃口和可怕的渴求。老式铜制枝形吊灯上的煤气灯像星系中璀璨的太阳一样在他头顶闪耀，让他感到从内到外的温暖。在炖菱背龟之后，Miranda端上一只冒着热气的野生火鸡，腹中填了两只烤鹌鹑，并配上红醋栗果冻、米糕和用融化的糖油炸的红薯。然后，仿佛在梦中，他听到了令人满足的瓶塞爆裂声，Miranda在他的手边放了一只修长的琥珀色酒杯，斟满了陈年勃艮第那奶油般丝滑的红玫瑰酒。他听到自己在向Tutt先生倾诉一切——心中最隐秘的事——并看到Tutt先生专注地、几乎怀着敬畏地聆听着。他察觉到自己给Tutt先生留下了惊人的印象，对方显然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在让他为此感到了一阵适度的疑虑之后，他谦逊地向Tutt先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接着，他又喝了几杯勃艮第红酒，吃了一大堆淋满枫糖浆的华夫饼。“我在城里呢，甜心！”Tutt先生的身影变得高大了许多——整个房间里似乎都充斥着他的存在。最后，他喝了黑咖啡和一些波特酒。他断言，这是一个特别的场合——呃——总是好天气——或者其他什么——当好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带着一种完全没必要但却并不让他感到困扰的强调语气声明，世界上像他们这样的人太少了——受过教育的人——有理想的人。他告诉Tutt先生他爱他。他再也没有父亲了，而且，显然是寄希望于未来还有类似的款待，他想认Tutt先生做父亲。Tutt先生慷慨地答应承担这一角色，并作为第一步，扶着他的客人上楼来到图书馆，在那里把窗户打开了几英寸。

不久，Payson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他们开始谈论起人生——Tutt先生沉思着说，归根结底，真正重要的只有忠诚、勇气和善良——而且，即使在乍看之下似乎是错误的方向上给予的一点点人文关怀，往往比最有效的有组织慈善更能产生益处——更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他谈到了衰老的孤独——人类灵魂不可避免的孤独——对日常情感的渴求。然后，话题转到了大学，Tutt先生顺便问Payson是否经常见到他父亲，他借机评论说，他父亲是一位直率、诚实、勤奋的商人的典范。

Payson抽着第三支雪茄，偶尔抿一口干邑白兰地，开始对自己那个老爸有了更好的评价。他确实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注。他向Tutt先生承认了这一点——这是他离开剑桥后，第一次眼含真诚的泪水；如果他能对他更好一点的话——。但Tutt先生又转开了话题——这次是关于大学教育；他说，大学的无价功能在于，在一个物质主义时代，保存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精神理想。

对于这种相当平庸的观点，Payson热烈地表示赞同。当他的主人提出“无论如何，保持名誉清白才是唯一重要的事”这一准则时，他同样热情地表示赞同。绝对是这样！Payson宣布道，同时任由Tutt先生再给他斟上一杯波特酒。

Payson尽管额头上渗出了细汗，煤气灯光也有些模糊，但他开始感觉自己非常像一个社会名流——也许算不上一个“六瓶酒的人”，但——他自鸣得意地笑了笑——一个“两瓶酒的人”。如果他生活在过去那些美好的体育竞技时代，很可能他能做得更好。但他不是已经应付了两整瓶了吗？Tutt先生回答说，他确实应付得非常好。以此为开端，老律师展开了他最喜欢的话题——即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绅士，以及其他非绅士。使一个人成为绅士的是豪情与忠诚——为了理想愿意牺牲一切——甚至是生命——的准备。英雄就是那些从不计算自身得失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崇敬圣徒，欢呼骑士，并钦佩那些敢于在牌局中拿身家性命去博弈的慷慨赌徒。他断言，在赌徒对待金钱的漫不经心中，甚至有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这一理论极大地吸引了Payson，他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对赌徒有着一种秘密的、偷偷摸摸的好感。基于此，他提到了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和体育竞技者！不是那种娘娘腔——而是一个豪迈的、六瓶酒的人——有着伟大的头脑和严谨的荣誉感。是的，先生！Charley Fox才是对路的人！他成功地暗示了Charley和他自己属于同一种类的人。此时，Tutt先生在仔细地将他的客人锁定在一个尽可能远离基于私利原则的道德标准后，又把窗户打开了几英寸，踱步到壁炉架旁，点燃了一支新的雪茄，像一个拉长的罗德岛巨像一样，将他那双长腿伸展在海煤火炉前。他开始了他对合伙人建议的卑劣的反向挖掘，称赞Payson是一个言谈、举止和外表都向世界宣告他是一个真正体育竞技者和“硬汉”的人。从这段恭维的序言中，他自然地滑向了这位硬汉在生活中的前景和目标。他相信Payson Clifford高级先生留下了一笔足够的遗产，使Payson Junior能够完成他在哈佛的学业吗？——他承认，他忘了剩余遗产的具体数额。然后，他转向火炉，踢了踢火，磕掉雪茄上的烟灰，等待着——以便给他的客人一个恢复清醒的机会——因为Payson Clifford先生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奇怪，这是因为他意外地面临着必须在此时此地明确决定的境地：他到底要站在硬汉这一边，还是站在二流人物那一边；是站在绅士这一边，还是站在卑劣之徒那一边；是站在C.J.福克斯的一边，还是站在贝内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一边。他并不完全是那种真才实学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是个自负的年轻蠢货，但另一方面，他也绝非一个坏人。简而言之，他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而且他还没有准备好现在就签署禁酒令。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不利的境地，但他不想在没机会仔细考虑之前就做出承诺。三十秒内，他就变得像法官一样清醒——而且是一位清醒的法官。

“Tutt先生，”他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语气说道，“我想我刚才说话有点太大了——大得超出了我原本的水平。事实是，我有一个自己的问题，正困扰着我。”

Tutt先生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

“你是说Sadie Burch。”

“是的。”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你父亲想让你把那笔钱给她，不是吗？”

Payson犹豫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显得如此虚伪，即使这最初是出自Tutt & Tutt律所。

“我怎么能真正知道他的意愿呢？他在把那封信放进遗嘱后，可能改变过十几次主意。”

“如果他改变了，他不会把它留在那里，不是吗？”Tutt先生微笑着问道。

“但也许他忘了这件事——不记得它在那儿了，”年轻人坚持道，绝望地紧抓着那位较小的Tutt的论点，“而且，如果他没忘，他早就把它撕掉了。”

“这同样适用于他遗嘱中的条款，不是吗？”律师反驳道。

“但是，”Payson挣扎着，试图回想Tutt之前那些令人信服的论点，“他知道遗嘱应该如何执行，既然他故意忽略以法律方式执行那份文件，难道不公平地推断他并不打算让它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吗？”

“是的，”Tutt先生平静地回答，“我同意你的看法，即公平地推断他不打算让它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那么！”Payson欢呼道。

“但是，”律师继续说道，“这并不能证明他不打算让它产生道德效力——并且期望你像他临终前耳语般地尊重和执行他的愿望。”

他言行中有一种礼貌却带着严厉的意味，让Payson感到羞愧。他意识到，他不能让Tutt先生认为他是个卑劣之徒——当他自认为是C.J.福克斯时。在他思想的挣扎中，他的大脑触及了整个争论中唯一的逻辑稻草。

“啊！”他假装坦率地说道，“那样的话，我就能确定地知道那确实是我父亲的意愿了。”

“正是如此！”Tutt先生回答，“而且你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它们。”

“当然！”Payson妥协了。

“那么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份文件是否表达了他的真实愿望。那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而且，当然，你处于因为在结果中拥有经济利益而处于不利地位，这使问题变得加倍困难。”

“尽管如此，”那年轻人坚持道，“我想对自己公平。”

“——并且对他，”Tutt先生庄重地补充道，“这一愿望并非以法律强制力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恰恰使它更具约束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想，这就是你的不幸。你或许可以去抗争遗嘱中的某一条款。但你无法抗争这一条——也无法忽视它。”

“我实在看不出这何以比遗嘱本身的一条规定更具约束力！”Payson抗议道。

Tutt先生将雪茄扔进火里，在书桌的长盒中摸索另一支。

“或许确实如此，”他承认道，“但我一直很喜欢那个归于Sheridan名下的虚假轶事，他偿还了赌债，却让裁缝等着。你当然记得吧？当裁缝问起原因时，Sheridan告诉他，赌债是名誉之债，而裁缝的账单不是，因为他在牌桌上那幸运的对手仅持有他的付款承诺，而裁缝却拥有可以诉诸法庭的账单诉讼权。”

“‘既然如此！’裁缝宣称，‘那我就撕掉账单！’他确实这么做了，Sheridan随即立刻付了钱。再来点白兰地吗？”

“不，谢谢！”Payson回答，“天色已晚，我必须走了。我——我过得非常——呃——非常愉快！”

“你一定要常来！”Tutt先生站在外面的台阶顶端，热情地说道。

当Payson走到人行道上时，他有些羞愧地回过头，说道：

“你认为这个叫Sadie Burch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有什么区别吗？”

在路灯昏黄的灯光下，在那位大学生看来，老人的脸仿佛瞬间有了他父亲的一丝神韵。

“毫无区别！”他回答，“晚安，孩子！”

但Payson Clifford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没有回酒店，而是在河岸边漫无目的地游荡，心中充满苦涩。他对自己该尽的义务已不再有任何怀疑。Tutt先生一口气便摧毁了Tutt的论点——并把整个命题阐述得清清楚楚。Tutt给了他，而Tutt先生又带走了它。然而，他告诉自己，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法律上钱是他的，没人能剥夺。为什么不坚持到底，让Tutt先生见鬼去呢？他可以永远不见他！而且其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两万五千美元？他得花上好几年才能赚到这笔惊人的数目！此外，这个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Tutt难道不是和Tutt先生一样优秀的律师吗？当法庭势均力敌时，他难道不能公正地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吗？况且Tutt曾郑重地对他说过，交出这笔钱简直是傻瓜行为。当Payson Clifford拖着步子走过码头的阴影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错觉：Tutt和Tutt先生都出现在他面前；Tutt先生——一个高大、仁慈的身影，举着一支火炬，那火炬是一支巨大的、黑色的、燃烧着的雪茄，在黑暗中召唤他向前；而他身后是Tutt——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红皮肤小恶魔，长着角和尾巴——拽着他的外衣，唧唧喳喳地说：“别扔掉那两万五千美元！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让法律解决一切。那样你就不会冒任何风险了！”

但最终——大约在凌晨六点四十五分——Tutt先生赢了。Payson Clifford筋疲力尽，但内心归于平静，他跌跌撞撞地走进第四十四街的哈佛俱乐部，点了三个单面煎蛋、两份培根和一壶咖啡，然后写了一封信，派信使送往Tutt & Tutt律所。

“先生们，”信中写道：“请立即采取行动寻找Sarah Burch小姐，并从我父亲的剩余遗产中支付给她两万五千美元。我完全确信这就是他的意愿。我今天就回剑桥。如有必要，你们可以在那里联系我。

“此致，

“PAYSON CLIFFORD。”

* * * * *

人们或许会以为，找到一个两万五千美元的受赠人很容易；但Sadie Burch小姐却被证明是一个极难寻觅的人。根据电话簿或工商名录，Hoboken并没有姓Burch的，而Tutt先生在该市报纸上刊登的多次广告也无人回应。三个月过去了，事情似乎显得这位女士要么已经去世，要么永远离开了——而Payson Clifford也许能问心无愧地保住他的两万五千美元。然而，五月的一天，从新泽西州中部的一个小镇收到了一封Sadie Burch寄来的信。她说，她只是偶然得知自己成了Tutt & Tutt律所关注的对象。遗憾的是，她不便前往纽约市，但如果能为他们效劳，她将不胜荣幸，等等。

“我想我得亲自去瞧瞧这位女士！”Tutt先生透过闪烁的海湾望向新泽西州阴影笼罩的山丘时说道。“今天天气很好，这里也没什么事可做……”

* * * * *

“Sadie Burch？Sadie Burch？当然，我认识她！”附近开着小型福特拖拉机的瘦高个男人在检查载着Tutt先生的汽车时回答道。“她住在紧邻大榆树的第二栋房子——”然后他发出巨大的响声，重新开始耕作。

午后的阳光下，道路白得刺眼。道路两侧延伸出数英里精心耕作的田野，乡村在沉睡，空气燥热，却充满了木兰、丁香和苹果花的甜香。显然，Burch小姐决定从人类世界隐退时，就打定主意要做得彻底，不让自己有任何重返的诱惑——距离最近的铁路有八英里远。就在越过那些榆树后，他们在一段白色尖桩篱笆旁减速，篱笆内围着一个古老的花园，Tutt先生听到了忙碌的蜂鸣声。随后，他们来到一个大门前，门内是一条铺着红砖、长满青苔、边缘种着黄杨木的小径，通向一栋带有蓝白条纹遮阳篷的小白屋。一只绿金色的蜥蜴从树篱中探出头，带着好奇而非敌意注视着Tutt先生。

“Sadie Burch小姐住在这里吗？”Tutt先生问那只蜥蜴。

“是的！”门廊上传来一个愉快的女声。“您不上来坐坐吗？”

这声音并不是Tutt先生想象中属于Sadie Burch的声音。但门廊上的那位女士也并非那种类型的女士。在遮阳篷的阴影下，一把舒适的摇椅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面容慈祥的妇女，正在编织一件婴儿外套。她带着友好的微笑抬头看着他。

“我是Burch小姐，”她说。“我想您就是我写信给的那位律师吧？不上来坐下吗？”

“谢谢，”他回答，带着回应的微笑走近了一些。“我只能待一会儿，而且我几乎坐了一整天的车。我还是开门见山吧。您无疑已经听说了Payson Clifford先生去世的消息？”

Burch小姐放下了婴儿外套，嘴唇颤抖起来。随后，泪水涌进她那褪色的蓝眼睛，她匆忙在胸前摸索着手帕。

“请原谅！”她声音哽咽地说，“——是的，我读到过。他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除了我的兄弟John。他是世界上最善良、最真诚的朋友！”

她望着小花园，再次擦了擦眼睛。

Tutt先生在她身旁的青苔阶梯上坐下。

“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好人，”他平静地回道。“他是我的一位老客户——尽管我对他并不了解。”

“这栋房子是我欠他的，”Burch小姐温柔地继续说道。“如果不是Clifford先生，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现在John去世了，我孤身一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小地方——有花有蜜蜂——就是我拥有的一切了。”

他们沉默了片刻。随后Tutt先生说道：

“不，这还不是全部。Clifford先生在遗嘱之外留下了一封信，嘱咐他的儿子支付给你两万五千美元。我此行就是来把它交给你的。”

她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情，接着她再次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太像他的作风了！”她评论道。“但这完全是个误会。他在五年前就把那笔钱还给我了。你看，他当时说服John和他做某种生意，结果他们投入的钱全赔光了——每人两万五千。那是我们所有的积蓄。那并不是他的错，但在John去世后，Clifford先生让我——硬是让我——收下了他退还的钱。他一定是在那之前就写好了信，然后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噢，天哪！”Wells夫人读着这份可怕的文件惊呼道，“多么恶毒的女人！我该怎么办？”

Hepplewhite先生是纽约最和蔼可亲的男士之一，他自己也曾有过一段颇为有趣的刑事法庭经历，那是因为有一个流浪汉在他第五大道的Hepplewhite宅邸里的一张粉色丝绸床上睡着了，从而引发的一场逮捕。此时，他轻蔑地笑了笑，放下他的德累斯顿瓷杯，用饰有花边的餐巾文雅地擦了擦小胡子。

“亲爱的夫人，”他笃定地说道，“在如此令人困扰的情况下，我毫不犹豫地建议您去咨询Ephraim Tutt先生。”

* * * * *

“Tutt先生，我一直在思考你前几天关于犯罪与进步之间关系的看法，我认为那简直是胡扯，”Tutt走过办公室，来到合伙人的办公室喝茶时宣布道，这几乎就在Hepplewhite先生建议Wells夫人的同一时刻，“用行话来说——全是废话。”

“他说了什么？”Wiggin小姐问，她正用热水冲洗Tutt专用的蓝色瓷杯，杯底积攒了一些来自邻近书架上《Mason & Welsby海军及离婚判例汇编》的红褐色尘土。

“他提出的观点是，”Tutt一边说，一边顺手拿了一块烤面包，“犯罪是——如果我可以借用这个比喻的话——人类迈向一种新的、或许是更好的社会秩序的某种动力；是对现有弊政进行反抗的一种自然冲动；他声称，尽管一个失败的革命者自然会被视为罪犯，但反过来说，如果他成功了，他立刻就会成为爱国者、英雄、政治家或圣人。”

“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普遍准则，我认为，”Wiggin小姐评论道，“我想这全取决于他所反抗的是什么样的法律。我实在看不出谋杀犯如何能被视为协助推进迈向‘甜蜜与光明’的进程，准确来说。”

“这难道不取决于你谋杀的是谁吗？”Tutt先生问道，终于成功地让那根潮湿的雪茄燃了起来，“如果你谋杀了一个暴君，难道你不是在为进步做出贡献吗？”

“不，”Wiggin小姐反驳道，“你不是；你知道这一点。在某些法律明显不公、过时，或者实际上并未代表社会道德准则的情况下，对其违背或许偶尔能引起人们对其荒谬性的关注，比如康涅狄格州著名的‘蓝法’（blue laws）；但既然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确实体现了公众在行为准则上对于什么是正确和可取的普遍意见，那么进步的表现就不应在于破坏法律，而在于制定法律。”

“但是，”Tutt先生反驳道，放弃了那根雪茄，“制定一部新法律不就等于修改旧法律吗？而修改法律从本质上讲不就等于破坏它吗？”

“并非如此，”Wiggin小姐尖刻地回答，“原因简单而显而易见：有权修改法律的立法者具备合法性，而破坏法律的人则没有。”

“即便如此，”Tutt承认道，有些动摇，“但我明白Tutt先生的意思。”

“噢，我明白他的意思！”Wiggin小姐嗤之以鼻，“我只是在反驳他说的话！”

“但制定法律并不能证明进步，”Tutt先生固执地坚持道，“你通过的法规越多，就越说明你需要它们。一个理想的社会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

“这个想法不错！”Tutt插嘴道，“那样的话连律师也不需要了！”

“正如哈尔国王（King Hal）所言：‘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光所有律师’，”Tutt先生评论道。

“可怕的愿景！”Wiggin小姐惊叫道，“幸好对我们而言，那一天还未到来。然而，Tutt先生的论点明显是谬误。当然，制定新法律表明了一种迈向社会改善的冲动——因而也就是迈向进步。”

“在我看来，”Tutt冒险说道，“这场谈话太过于理论化了——甚至可以说有些虚浮！事实是法律是我们文明的一部分，法律的状态标志着我们发展的阶段——或多或少。”

Tutt先生讥讽地笑了笑。

“你阐述了两个伟大的真理，”他说，“第一，它只是‘一部分’；第二，‘或多或少’。法律在我们抵御有害事物方面的保护作用极小。它只是我们行为准则的一种，而且是一种非常粗糙的准则。你有没有想过，与宗教相比，法律的效力几乎为零？法律处理行为，但仅限于某种限度。我们很容易指责它，因为它做出了在我们看来武断且不合理的区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只是补充性的。”

“你说的‘补充性’是什么意思？”Tutt问道。

“嗯，”他的合伙人回答，“正如James C. Carter所指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法律是不成文的。让大多数人循规蹈矩的不是刑事法规，而是他们自己的体面感、良心，或是任何你称之为它的东西。你无疑记得Diogenes Laertius那句名言：‘法律有成文与不成文之分。我们用以规范城市宪章的是成文法；源于习俗的是不成文法。’我明白，你当然也明白！正如我前几天所说，对品味和礼仪的违背、民事侵权、罪孽、犯罪——本质上是同一回事，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因此，一个不系领带去赴宴的人违背了社交准则；如果他脱光衣服走在街上，他就犯了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取决于他穿了多少衣服来决定他犯了何种等级的罪行。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罪犯。但法律无法使一个人成为绅士。”

“我敢说确实不能！”Wiggin小姐低声说。

“那么，”Tutt先生继续道，“我们有多种方式来处理这些违法者。违背我们品味或礼仪准则的人会被排斥；对你造成伤害的人会被处以损害赔偿；罪人会被按在城镇水泵旁或是被绑在木轨上示众，或者教会介入并以死后世界威胁他；但如果他越过了某条线，我们就会逮捕他并将他关起来——要么出于公共精神，要么为了我们自己的私利。”

“说得好！说得好！”Tutt赞叹地大喊。

“从根本上讲，错误、罪孽和犯罪之间的区分只是武断的。最卑劣、最可恶的人，即便是一个诚实的窃贼在他面前都显得像个有同情心的人，也可能从未触犯过任何刑事法规。”

“确实如此！”Tutt说，“以Badger为例。”

“我们有多少次为案件进行辩护，”他的合伙人沉思道，“原告的表现和被告席上的罪犯一样糟糕——如果不是更糟的话。”

“当然，”Tutt补充道，“你必须承认，有许多罪犯犯罪是出于完全正当的动机。比如那个人，他痛打了一个侮辱他妻子的路人——我指的是他自己的妻子，自然。”

“只是在那些我们选择自行解决法律问题的案例中，我们应当像绅士和运动员一样愿意承担后果，”这位资深合伙人评论道。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非常有趣，”Wiggin小姐评价道，“但作为一般信息，我想知道为什么刑法不惩罚罪人——就像惩罚罪犯一样。”

“我想一个原因，”Tutt回答，“是人们并不想被禁止犯罪。”

“你说得对！”Tutt先生表示同意，“另一个原因是，刑法最初并非旨在根除罪孽——毕竟，罪孽被认为是人与生俱来的状态——它只是为了防止某些特定类型的暴力和无法无天——谋杀、拦路抢劫、伤害等等。教会本应负责处理罪孽，并且曾经有一套复杂的教会法庭系统。事实上，尽管人们对此有诸多误解，刑法根本不把罪孽视为罪孽来处理，甚至不把过错仅仅视为过错。它有一个精确而有限的目的——即防止某些类型的行为，并强制要求执行另一些行为。”

“国家依靠个人公民的品味、体面感、责任感和正义感来保持大部分时间的秩序。它不会，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尝试处理细枝末节的轻微过失；它通常也无法做到。它只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良心和公平观念不足以让他规矩行事，那么，当他变得过于喧闹时，我们就把他关起来。不同的时代对于什么是‘过于喧闹以至于不能被忽视’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在早期，法律只惩罚流血和暴力。后来，它的范围扩大了，以至于现在成千上万的行为和不作为都被法规定为犯罪。但这解释了为什么某件事是罪孽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是犯罪。法律是人为的，并不建立在禁止一切不道德行为的普遍尝试之上，而仅仅是为了防止那些直接威胁到生命、身体和财产的行为。”

“这毕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让我们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行事，”Wiggin小姐说。

“然而，”她的雇主继续道，“遗憾的是——或者从我们职业的角度来看或许是幸运的——我们的立法者时不时地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以至于通过了如此多繁杂的法规，导致没人知道自己是否正在犯罪。”

“在这个开明的州，”Tutt插言道，“以离婚律师名义做广告是犯罪；为支付债务扣押尸体是犯罪；火车行驶中登车是犯罪；未经许可种植牡蛎是犯罪；或未经授权佩戴‘农夫之友’（Patrons of Husbandry）徽章也是犯罪。”

“真的，一个人必须成为学者才能避免成为罪犯，”Wiggin小姐评论道。

Tutt先生站起身，顺着书架看去，取下一卷书，翻开到一处夹着一根烧过的火柴的地方。

“我的老朋友Joseph H. Choate，”他评论道，“在他纪念其合伙人Charles H. Southmayde的文章中写道——后者通常被视为我们这一代或任何一代中最伟大的律师之一——他说：‘法规所创设的、不断增长的轻罪名单让他感到不安，他甚至雇佣了法律顾问来专门关注提交给立法机构的此类法规——他称之为“陷阱”——以免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可能导致监禁处罚的罪行。’”

“我们在印刷文字中确实有些猖獗，”Wiggin小姐说，“你知道吗，仅去年一年，为了解读所有那些法规并裁定我们公民各自的权利，本州最高法院就撰写了五千八百页的判决意见书？”

“天哪！”Tutt惊呼道，“真的有那么多吗？”

“当然有！”她回答。

“但谁会去读那些东西呢？”这位初级合伙人问道，“我就不读！”

“真正的律师会读，”Wiggin小姐天真地回答。

“撰写它们的法官可能会读，”Tutt先生断言，“还有败诉的当事人；胜诉的一方通常只读最后的段落。”

“但回到犯罪的问题上，”Wiggin小姐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茶，说道，“我差点忘了刑法最初只是为了抑制暴力。这解释了很多事情。我承认我是那种无意识地认为法律是某种官方‘Grundy夫人’的人。”

“一点也不！一点也不！”Tutt先生纠正道，“法律并不自称是道德的仲裁者。即使涉及正义，它也期望社区的普遍情绪有能力处理轻微的违法行为。旨在‘将傻瓜拒之门外’的礼仪准则，在执行良好品味的准则以及处理轻微违背我们礼仪观念的行为方面，是相当适用的。”

“我感到好奇，”Wiggin小姐若有所思地试探道，“关于犯罪是否也存在某种社会学法则，就像物理学中收益递减的法则一样？”

“什么法则？”

“嗯，就是那种对任何事物施加的力量或努力越大，”她解释得有些模糊，“阻力就变得越大，直到努力不再产生任何效果；例如战舰的航速增加。”

“那与犯罪有什么关系？”

“嗯，你通过的法规越多，创造的新罪名越多，执行对它们的服从就越困难，直到最后你根本无法执行它们。”

“那是一个相当深刻的类比，”Tutt先生观察道，“非常值得研究。”

“Miss Wiggin在类比方面并没有垄断权，”Tutt轻快地说，“通过旨在创造新罪名的法规就像印制没有任何背书的纸币；前者实际上并没有比以前有更多的钱，后者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犯罪。”

“只不过它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生意。”

“我还有个主意，”Tutt飘飘然地继续说道，“那就是犯罪其实是件好事。不是因为它意味着进步或诸如此类的废话，而是因为如果你没有一定数量的犯罪，以及攻击法律的刑事律师，国家就永远不会发现其法规中的弱点。因此，犯罪越多，国家的防御能力就越强，就像疫苗产生的热度使人体对天花免疫一样！诶，你说呢？”

“我从未听过如此荒谬的言论！”Wiggin小姐惊呼道，“让我再给你倒点茶吧！诶，你说呢？”

但就在这时，Willie宣布Rutherford Wells先生正要来见Tutt先生，茶会匆匆结束。半小时后，这位老律师按铃叫来了Bonnie Doon。

“Bonnie，”他说，“我们的一位客户被她的邻居，一位暴发户女士投诉，说她在街上违章停车造成阻塞。这显然是一起出于社会嫉妒、仇恨和恶意的案件。明天早上你过去一趟，把Pierpont Pumpelly夫人和她的房产仔细检查一遍，告诉我你碰巧发现的任何违规行为。我不在乎它们有多么技术性。”

“好的，Tutt先生，”Bonnie回答，“我明白了。是不是有一条关于垃圾桶填充的新条例？”

“我想是有，”Tutt先生点点头，“与此同时，我想我该过去见见O'Hare法官。”

* * * * *

“我要让她好看，那个荡妇！”第二天晚餐时，Pumpelly夫人对她的丈夫宣布道，“我要教教她如何尊重正派人以及遵守法律。仅仅因为她丈夫属于一个高级俱乐部，她就以为她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会让她好看的！等着看我明天在法庭上怎么收拾她！”

“嗯，当然，Edna，我会支持你的，”Pierpont向她保证，“不，谢谢，Simmons，我不要更多的‘voly vong’（酥皮点心）。但我实在不想看到你卷进警察局的烂摊子！”

“我——卷进烂摊子！”她高傲地惊叫道，“我想我在任何地方都能照顾好自己——而且绰绰有余！”

“你当然可以，亲爱的！”他用安抚的语调抗议道，“但那些在那种地方闲逛的野鸡律师——你还记得老家雅典城的Jim O'Leary吗？嗯，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贵妇，即便看到了也不在乎；他们会试图挖掘你的过去……”

“我没有任何过去，这一点你也清楚，Pierpont Pumpelly！”她愤怒地反驳道，“我是个受人尊敬、遵纪守法的人，我这辈子从没犯过法——”

“抱歉，夫人，”Simmons插话道，刚才二等男仆刚在屏风后与他进行了一番耳语，“但James通知我说，有一位警官正在前厅等着见您。”

“见我？”Pumpelly夫人大叫道。

“是的，夫人。”

“我猜是为了明天的事。告诉他明天早上九点左右再来。”

“他说他必须今晚见到您，夫人，”James兴奋地补充道，“而且他对我的态度非常无礼！”

“噢，他态度无礼，是吗？”Pumpelly夫人漫不经心地评论道，“他怎么个无礼法？”

“他带了一份文件，说要亲自送达给您，”James激动地回答，“他说如果您允许他走进餐厅，他用不了一分钟。”

“也许我们最好让他进来，”Pierpont温和地建议道，“和警察保持良好的关系总是最好的。”

“但我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Pumpelly夫人茫然地重复道。

“也许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触犯了，”她丈夫评价道。

“嘿，Pierpont Pumpelly，你知道我从没做过那种事！”她反驳道。

“好吧，无论如何，让他进来吧，”他催促道，“他坐在外面的门厅里，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Pumpelly夫人接管了局面。

“让他进来，Simmons！”她气派地吩咐道。

于是，警官Patrick Roony走了进来。Roony警官礼貌地摘下帽子，礼貌地解开那件好几码长的蓝色大衣，在底下的深处摸索着。最后，他掏出一张方方正正的纸——这对Pumpelly夫人来说有一种熟悉感——并把它递给了她。

“很抱歉打扰您，夫人，”他致歉道，“但我接到的指令是必须确保亲自送达给您。”

“没关系！没关系！”Pierpont故作亲切地说道，“那个——呃——管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给你一杯高球酒。”

“噢，小伙子，带我去吧！”Roony用第十四街东区最地道的口吻咕哝道，“往哪边走？”

“跟我来！”Simmons以大主教主持宗教仪式般崇高的姿态吟诵道。

“上面写了什么？”当管家把警察带走时，她丈夫急切地问道。

“嘘！”Pumpelly夫人警告道，“James，请退下！”

James退下了，女士在遮光蜡烛的柔和灯光下审视着那张纸，蜡烛正环绕着剩下的那点“酥皮点心”。

“谁听说过这种事？”她大叫道，“快听着，Pierpont！”

“纽约市地方法院

“以纽约州人民的名义

“致‘Maggie’ Pumpelly，‘Maggie’一名系假定名称：

“现传唤你于1920年5月10日上午十时前往纽约市曼哈顿区——地方法院出庭，就William Mulcahy针对你违反《警察交通条例》第二条第一节一案进行答辩。案情为：1920年5月7日，你允许你拥有或控制的车辆在非单行道上以左侧靠路缘停放；同时，因违反《纽约市市政条例》第二十四章第二条第十七节，案情为：在上述日期，作为该节第一分项所涵盖车辆的车主且身处车内，你在通过交叉路口（即Park大道与第七十三街路口）时，促使或允许车辆以超过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行驶；如若未能在上述时间和地点出庭，你将被处以最高五十美元的罚款，或最高十天的监禁，或两者并罚。

“签署日期：1920年5月7日。

“PATRICK ROONY，警官，

“——警察分局，

“纽约市。

“见证人：JOHN J. JONES，

“首席地方法官。”

“天哪，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她爆发了，“简直是胡闹！时速四英里！还有‘Maggie’——就好像谁不知道我叫Edna一样！”

“整件事在我看来都有点冒牌！”Pierpont嘟囔着，担心自己浪费了一杯好酒去招待一个冒牌警察，“也许那家伙根本就不是个警察！”

“还有那个William Mul-kay-hay是谁？”她继续道，“我不认识这种人！你最好马上给Edgerton先生打电话，问问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我希望他知道！”Pumpelly先生反击道，“时速四英里——简直是笑话！婴儿车的速度都比每小时四英里快。你总不会去逮捕一个婴儿吧！”

“好吧，给他打电话！”Pumpelly夫人指挥道，“告诉他马上过来这里。”

客户的传票打断了Edgerton先生在俱乐部的昂贵晚餐，他离开时心情很糟糕。他不喜欢像仆人一样被Pumpelly夫人呼来喝去。这太失体面了。况且，一个律师离开办公室就像蜗牛离开了壳——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不能随随便便借口溜进隔壁办公室问问别人法律是怎么规定的。Edgerton家的人总是在隔壁办公室里安排一个懂法律的人——许多律师都这么做。

在Pumpelly家的台阶上，这位律师发现站着一个长相邪恶、衣衫褴褛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纸，但他没理会他，直到那扇铁栅装饰的十五世纪风格大门打开，露出了准备退下的二等男仆James。

接着，在他进门之前，那个衣衫褴褛的人推开他，用一种响亮、粗俗的语调问道：“Edna Pumpelly住这儿吗？”

James挺直了脊梁，呈现出脊椎动物标准的挺立姿态。

“这是Pierpont Pumpelly夫人的住所，”他高傲地回答。

“管她夫人不夫人，把这个塞给她就行，”那邋遢的人说，“快活日子到头啦！”

Wilfred Edgerton先生在Pumpelly家大理石厅的中世纪挂毯下，瞥了一眼James手中那张脏兮兮的纸，虽然不熟悉文件的格式，但他看出这是一张根据Henry J. Goldsmith的申请签发的传票，要求次日出庭。罪名是违反了《市政条例》第二十章第十二章第二百一十五节，即饲养并留存某种鸟类，即一只鹦鹉，其噪音扰乱了附近某人（即上述Henry J. Goldsmith）的宁静与安宁，损害了该人的健康，如若未能出庭，等等。

Wilfred对有关饲养鸟类的法律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他记不清具体条款了。Pierpont Pumpelly夫人养一只鹦鹉显得有些不协调。谁会想要一只鹦鹉呢？他断定这一定是来自俄亥俄州雅典市的祖传遗产。他心神不宁地走上楼梯，来到Edna所说的客厅。

“你总算来了！”她喊道，“好吧，对于这个你有什么要说的？过弯角速度超过每小时四英里难道违法吗？”

现在，虽然Wilfred Edgerton先生可以告诉Pumpelly夫人“Shelly案的规则”或解释“cy pres（近似原则）”的学说，但他从未读过建筑法规、卫生条例或交通规则。而在眼前的情况下，后者恰恰是重点，而前者毫无用处。因此，他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快的选择：要么承认自己的无知，要么虚张声势地蒙混过关。他不明智地选择了后者。

“当然不违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轻快地回答，“合法的速度限制至少是每小时十五英里。”

“抱歉，夫人，”James再次出现在门口说道，“刚才有个人在侧门留下了这张——呃——纸。”

Pumpelly夫人一把从他手中抢了过来。

“天哪，简直没完了！”她倒吸一口凉气。

“致‘Bridget’ Pumpelly，”开头写道，“上述名字‘Bridget’系假定名称：

“现传唤你出庭……理由为违反《卫生条例》第二十章第十二章第二百四十八节，即你在1920年5月7日当天，未将用于盛放泔水或垃圾的锡制容器（木桶形状）存放于你占用及拥有的建筑物内，直至适当的清理时间；且未能将其中所含的报纸及其他轻质废弃物和垃圾妥善捆扎、系好及打包。此外，你促使并允许此类装有泔水或垃圾的锡制容器（木桶形状）内，所盛装的泔水或垃圾高度超过了容器内距离桶顶四英寸的标线。”

“现在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古巴坩埚公司副总裁对Edgerton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说道。

“我对此一无所知！”优雅的Wilfred痛苦地回答，“我不懂垃圾法，装模作样也没用。你最好找个垃圾律师。”

“我原以为所有律师都应该懂法律！”Pumpelly夫人冷哼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另一张传票，关于养鸟的，”律师回答。

“鸟？你该不会以为是Moses吧？”她愤愤不平地惊呼。

“鸟的名字没写，”Wilfred说，“但如果Moses归你所有，很可能就是它。”

“可我从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养着Moses了！”她抗议道，“以前从来没人抱怨过他。”

“抱歉，夫人，”Simmons插话道，拨开了描绘西班牙无敌舰队沉没场景的佛兰德挂毯，“Roony警官又回来了，带着另外两份文件。他说没必要再见您了，因为见一次就够了，但他想知道，既然天有点冷——”

“带他去吧！”Pierpont急忙吩咐道，他开始从这种局面中获得某种乐趣，“但告诉他不必再来了。”

“拿来给我！”Pumpelly夫人抢过文件，厉声道，“这太过分了！这次是‘Lulu’。和往常一样是假名。Julius Aberthaw是谁？他说我促使某块地毯在某处以某种方式被抖动，导致其中的某些灰尘微粒飘散到公共街道或公路上，即东第七十三街，这违反了《市政条例》第二十章第十二章第二百五十三节。哼！”

“另一张是什么？”她丈夫带着一丝同情问道。

“因违反《市政条例》第二十章第二条第十五节，即在1920年5月7日，我允许一只未戴口套的狗，即一只棕色北京哈巴狗，出现在公共道路上，即纽约市东第七十三街。可那是Randolph！”

“Randolph戴口套了吗？”Edgerton先生恶意地问道。

“当然没有！它才两磅四盎司重！”Pumpelly夫人抗议道。

“可它一样咬人啊！”Pierpont插嘴道。

“但我该怎么办？”Pumpelly夫人哀叹道，此时她已彻底心烦意乱。

“我想你得像其他违法者一样接受惩罚，”她丈夫评论道。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荒谬的法律！”

“法律面前，无知不能作为借口！”Wilfred咕哝道。

“律师的无知也不能！”她咆哮道，“我有种感觉，你对法律的了解——至少是这种法律——并不比我多。我打赌过弯角速度超过四英里确实违法！你要跟我打赌吗？”

“不，我不赌！”Edgerton没好气地说，“如果你打算处理这种事情，你需要的是一个警察法庭律师。”

“天哪！这次又是什么，Simmons？”她狂乱地问道，此时管家又一脸窘迫地拿着另一张纸出现了。

“我想，夫人，”他宽慰地回答，“这是一张传唤，关于在早上八点后让男仆在人行道上使用水管。Roony刚才送来的。”

“嗯！”Pumpelly先生评论道，“别再带他去喝酒了！”

“但我本来不会打扰您的，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位年轻绅士带着另一张关于窗台花箱的传票过来。”

“窗台花箱又怎么了？”Pumpelly夫人呻吟道。

“他说，”Simmons解释道，“他有一张关于窗台花箱的传票给您，但如果您愿意和他谈谈，也许事情可以调解——”

“让我看看传票！”Wilfred兴奋起来。

“‘致Edna Pumpelly’，”他读道。

“他们变得越来越有礼貌了，”她讽刺地评论道。

“‘……违反《市政条例》第二十三章第十八章第二百五十节，即你在纽约市现居住的房屋的某窗台上，放置、保存及维持一个用于种植或摆放花卉、灌木、藤蔓或其他物品的窗台花箱，且未对其进行铁栏杆的稳固防护——’”

“天哪，”Pumpelly先生惊叫道，“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抱怨我用的剃须皂条长度不对了。”

“据我所知，”Edgerton先生评论道，“在西部某个州，他们连床单的长度都有规定！”

“那又是为什么？”Edna突然感兴趣地问道。

“关于见那个家伙的事？”Pumpelly先生急忙岔开话题，“在我看来，他们已经把你拿捏住了，Edna！”

“可见他有什么用呢？”她问，“我都已经被传唤了，不是吗？”

“为什么不见见他呢？”Edgerton先生建议道，欣然抓住了这个转移注意力的机会，“这没什么坏处。”

“他叫什么名字？”

“Bonright Doon先生，”Simmons鼓励地回答，“他是个说话非常和气的小伙子。”

“好吧，”Pumpelly夫人让步了。

两分钟后，“Doon先生！”Simmons宣布道。

尽管Tutt & Tutt的朋友们只是偶然结识了Bonnie Doon，但他们也足以看出他是一个有着灵活底线和讨喜笑容、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实际上，Pumpelly夫妇对他那轻松的“嘿，我们又见面了！”的态度颇有好感，也对他身着无可挑剔的晚礼服这一点印象深刻。

“我代表Ephraim Tutt，他受您的邻居Rutherford Wells夫人委托，处理您昨天针对她申请签发的传票，”他以一种愉快的方式作了自我介绍，“Wells夫人，您看，因为报纸上把她的名字写成了Jane，而她真正的名字是Beatrix，所以她有点烦恼。此外，她觉得指控她的罪行——可以说——相当琐碎。无论如何，她和街区的邻居们如果你们愿意撤诉，他们也不打算为难您。”

“打算为难我！”Pumpelly夫人怒目圆睁。

“Edna！”她丈夫提醒道，“这不关Doon先生的事。”

“没错。经过一番随意的调查，我发现您一直在持续违反大量的城市条例——养鹦鹉、抖地毯、允许未戴口套的狗在外面溜达、垃圾桶装得太满、无视速度限制和交通规则、使用固定不当的窗台花箱——”

“还有别的吗？”Pierpont打趣道，“不必顾忌我们。”

Bonnie漫不经心地从礼服口袋里掏出一叠文件。

“一张是因为疏忽未让您的司机将金属徽章别在大衣外侧——《条例》第十四章第八条第九十四节。

“一张是因为允许您的遮阳篷伸出房界线超过六英尺——《条例》第二十二章第五条第四十二节。

“一张是因为未能保持路缘石处于适当的水平——《条例》第二十三章第十四章第一百六十四节。

“一张是因为在您的房子上维护了一个装饰性的突出物——我想是一座维纳斯女神像——超出了建筑线五英尺——《条例》第二十三章第十五章第一百八十一节。

“一张是因为您的侧门大门是向外开而不是向内开的——《条例》第二十三章第十四章第一百六十四节。

“还有一张是因为未能将房屋的门牌号贴在气窗或门上——《条例》第二十三章第十章第一百一十节。

“我敢说还有别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出来！”Pumpelly先生附和道，“现在，你的提议是什么？要花多少钱？”

“根本不需要钱！撤回您的诉讼，我们也撤回我们的，”Bonnie愉快地回答。

“你怎么说，Edgerton？”Pumpelly转头问那个不爽的Wilfred，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接管自己的家务事。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妥协方案！”律师深情地回答，“圣经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在试图除掉别人眼里的木刺之前，先除掉自己眼里的梁木？”

“我想确实有，”Bonnie礼貌地表示赞同，“‘你也是’肯定不是法定法律辩护，但作为一种实际防御——”

“以牙还牙！”Edgerton先生俏皮地说，“哈，哈！哈！”

“哈，哈！哈！”Pumpelly夫人高昂着头嘲弄道，“你帮我办的好事！”

“顺便问一下，年轻人，”Pumpelly先生问道，“你说你代表谁？”

“Tutt & Tutt，”Bonnie柔声说道，立刻亮出了一张事务所的名片。

“谢谢，”Pumpelly说着，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口袋，“我以后可能需要你们——也许很快。现在，如果你碰巧想来杯高球酒——”

“带我去吧！”Bonnie欣喜若狂地叹道。

“我也要！”Wilfred附和道，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超越合理怀疑

“因为十二个诚实的人决定了事业， 他们既是事实的法官，也是法律的判官。” ——《诚实的陪审团》

“最后，”史蒂文森在《致一位打算从事艺术职业的年轻绅士的信》中写道，“我们谈到那些既具决定性又精确的职业；谈到那些天生热爱颜料、痴迷绘画、拥有音乐天赋，或受文字创作冲动驱动的人，正如其他人——或许是同一群人——天生热爱狩猎、大海、马匹或车床一样。这些人是命中注定的；如果一个人热爱某种行当的劳动，撇开成功或名声的问题，那就是神召唤了他。”

如果有人告诉Danny Lowry说神召唤了他，他会斥责那人是个骗子——但事实确实如此。因为撇开成功或名声的问题，他从还是个婴儿时第一次在都柏林市Mike Aherne叔叔的马厩稻草里打滚起，就热爱马匹。他在刷马梳的刮擦声中长大，呼吸着氨水的味道，用马具肥皂擦裂了稚嫩的关节皮肤。出于对这些美丽的哑巴动物的爱，他产生了一种随着时间推移变得几乎不可思议的理解力。所有的骑师和马夫都说这小子的手有魔力。他能用松散的缰绳驾驭任何有蹄的动物；马厩里最凶的咬人马也会像对待苹果一样从他手中接过嚼子。

“经常，我听见他跟它们说话，真的。Mike Aherne常在吐口水间隙说道。而且它们听得懂他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他是个魔术师，他就是；就像那个‘低语铁匠’一样。你们大概听说过他吧？嗯，Danny不用耳语就能跟它们说话，他确实能！”

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如今的Danny是一个干瘪、白发苍苍的老流浪汉，出没在第十大道附近二十四街的Mulqueen马厩，像小矮人出没于空树洞一样在地下室、阁楼和马厩间穿梭。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住在哪里，只知道只要有受苦的动物，无论是狗、猫还是松鼠，都能找到他，其余时间他都在Mulqueen那里，他们之间对电话有个默契。他个子矮小、精瘦，没刮胡子，长着骑师的腿；只要能弄到酒，他就会喝。然而，那并不是他离开爱尔兰的原因，那是和凤凰公园事件有关的事；那也不是他家道中落的原因，那是因为汽车的到来。

总有一天要写一个叫《系马桩》的故事，关于那些成千上万个铸铁黑人小男孩雕像，它们曾耐心地站在村道旁的绿草地上，等着拴住早已被遗忘的马缰。它们在十多年前就失去了用处，同样，那一整支依靠侍奉马匹需求而生活、奔波的人群也失去了用处。汽油发动机对他们来说，就像机械梭对于利物浦和贝尔法斯特的纺织工一样。随着汽车的到来，马车夫、马夫和兽医这一行当开始从地球上消失。其中最后的一员就是Danny Lowry，他在命运巅峰时期曾是第五大道马车主们大部分豪华马厩的非官方兽医。这些马厩一个接一个地被改造成了车库，而那些马车和C型弹簧维多利亚马车、兰道马车和篮式马车都被拖到了拍卖行，或是被塞进阴暗的角落，为时髦的汽车腾出空间；Danny熟悉并深爱的马匹要么被卖掉，要么被赶到草地上任其自生自灭。

可是没人把Danny赶到草地上放牧，他必须继续干下去。 所以他只能越混越差，从私人马厩转到货运马厩，最后沦落到西区那些仅存的破败简陋的寄宿与马匹租赁行里。马的悲剧，也就是所有爱马之人的悲剧。Danny就是这些悲剧中的一个，但他依然靠着在Mulqueen马厩打零工和应召充当兽医，维持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通常要么是在那间充满异味的小办公室里闲逛，要么是在门外的台阶上抽着他的T D烟斗。

他和住在那个破旧老屋里的律师Ephraim Tutt先生一直很要好，那老屋有着高大的窗户，阳台由露天的铁艺栏杆保护着，上面缠绕着早已绝迹的紫藤枝蔓。许多夏日的傍晚，这两位老人会坐在一起，谈论着名声显赫的骑师和更为著名的赛马，谈论着Epsom和Ascot，直到Tutt先生的酒柜空空如也，盒子里连一根雪茄都不剩。大概除了这位本身看起来就像是属于过去时代、身形瘦长的老律师之外，没人知道Danny那段辉煌往事的细节——他如何从都柏林他Aherne叔叔的马厩起家，先是当上了Ashburnham勋爵的围场马夫，随后成为一名骑师，最终穿着Farringdon那身金红色相间的彩衣骑马赢得了Derby大赛，并在回到都柏林带着大笔积蓄接管叔叔生意时，娶了二等女仆Katherine Brady为Lowry夫人；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婴儿、热病、马瘟和困顿的岁月。Danny，一个心碎的人，为了逃避丧亲之痛、赤贫以及可能的牢狱之灾，远赴美国寻求财富。然后，汽车出现了！到了现在，只剩下这种饥一顿饱一顿、躲躲闪闪、浑浑噩噩的晚年生活，为了维持他那十七岁孙女Katie的小公寓而挣扎——Katie一直照顾着他的起居，除了Tutt先生之外，连Danny的朋友们都没几个知道她的存在。

实际上，这两位老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极其无知，另一个本质上是一位文化人，但他们都是广义上的人道主义者。Ephraim Tutt或许并未意识到是什么让他被Danny Lowry所吸引，但他确实被吸引了，原因在于他们生命底层的核心都是爱——那位法律界人士爱的是那些因愚昧、贫穷、软弱或不幸而受苦的同胞；而他那卑微的同行，因受限于见识而无法理解那些天赋更高的同类，却爱着那些必须默默承受主人们的愚昧、贫穷、软弱或不幸的哑巴动物。

Danny整晚没睡，只盖着一条马毯在腿上，照顾着一匹患了马疫的红鬃母马。那可怜的畜生平躺在稻草上挣扎着呼吸，Danny心如刀绞，坐在旁边的马厩里，每隔一小时就给它熏蒸汽，并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秘制的混合药水灌进它喉咙里。除了Danny，没人关心这匹母马的死活，它是一个陌生人两周前留下的，那人再也没回来过，多半是被偷来的。Danny自己也腰酸背痛，患有风湿，因过度疲劳而半死不活，还咳得很厉害。第二天早上八点，他离开马厩，满心希望那可怜的野兽能熬过去，然后转弯去了Salvatore的午餐车，买了一碗咖啡和一个热狗。他正准备点上烟斗回马厩，一个陌生人开着一辆溅满泥浆的货运马车停在了路边。

“早上好，”那人愉快地打了个招呼，“你能告诉我Mulqueen的马匹租赁行在这一带吗？”

Danny拿开烟斗，礼貌地啐了一口。

“当然，”他回答道，打量了一下那匹马——那马不仅瘸了一条腿，右后腿还有一个明显的骨痂，而且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只能送去肥皂厂，“就在拐角对面。我正要过去呢。”

那陌生人是个脸庞厚实、脖子粗壮的男人，点了点头。

“好的。你走吧，我随后就到。”

Mulqueen还没到马厩，Danny帮忙卸下马具。那马一卸下车辕，就把头垂在两腿之间，显然已经筋疲力尽。陌生人递给Danny一支雪茄。

“我在找兽医，”他说，“我的马需要处理一下。”

“我看得出来！”Danny附和道，“它需要敷药和热敷。休息一下对他也没坏处。”

“好吧，我不是兽医，”陌生人带着歉意的微笑回应，“但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匹病马。我自己是个医生，但不是马医生。你们这儿有兽医吗？”

“有人叫我马医生，”Danny谦虚地回答，“我可以治骨痂，缠绷带也不输给谁。你打算把它留在这儿多久？”

“哦，我想一两天吧。好吧，既然你是兽医，那我就把它交给你照顾了。我叫Simon——Joseph R. Simon医生，来自长岛Hempstead。”

Danny整个上午都在那匹马身上忙碌，尽力让它舒服点。事实上，在他结束治疗之前，这匹马可能比他还要舒服，因为在寒冷的马厩里过了一夜让他着了凉，当他离开马厩回家吃午饭时，已经发起高烧。Simon医生正站在人行道上和Mulqueen交谈。

“好了，医生，”他说，“你发现我的马有什么问题了吗？”

“骨痂，三条腿瘸，眼部炎症，营养不良，”Danny颤抖着回答，“它确实是一匹病马。”

“我该付你多少钱？”Simon医生问道。

Danny正要回答两块钱就行，却突然想到这是一个为自己寻求医疗救助的机会。

“如果你能给我点治发烧的药，我们就两清了，”他提议道。

“那太容易了！”Simon医生爽快地回应，“到办公室来，我给你量量体温，开个处方。”

于是他们坐在火炉旁，医生测量了Danny的脉搏，把体温计放进他舌下，一边友好地闲聊。检查结束后，他在纸上写了一些东西。

“你从事兽医工作多久了？”他问道。

“一辈子，”Danny如实回答，“但我现在没以前那么忙了。对于那些靠马吃饭的人来说，现在日子不好过。”

他痛苦地站起身。

“那么，”Simon医生说，“如果我能为你治疗我的马付钱，我会感觉好受些。把这五美元装进口袋吧。我想你比我更需要它。”

Danny摇了摇头。“没关系！”他虚弱地说，因为他感觉病得厉害，“扯平了。”

“哦，去吧，拿着它！”Simon医生催促道，硬把钞票塞进Danny的大衣口袋里，“顺便问一下，你有名片吗？我也许能给你介绍点生意。”

当Danny在长岛上流马夫和车夫圈子里凭借神奇的马术闻名时，曾找过一位友好的印刷商印了几张名片。Mulqueen办公桌的抽屉里还留着几张落满灰尘的样品。Danny翻找了一阵，终于找到了一张：

DANIEL LOWRY VETERINARY 212 WEST 53D STREET NEW YORK CITY

“给您，先生，”他说，头晕目眩，“那是我的名字，不过地址不对。”

Simon医生把它放进钱夹。

“谢谢，”他说道，“多谢你治好了我的马。”然后，他以公事公办的态度猛地掀开外套，露出一枚闪亮的徽章。“现在，”他生硬地补充道，“我必须以无证行医的罪名逮捕你。跟我去最近的警察局吧。”

* * * * *

那天晚上，Tutt先生从Colophon俱乐部参加完每周例会回家——他在会上极不情愿地捐出了五十七美元，以解救那里聚在牌室角落里一张覆盖着绿呢台布的桌子旁的某些穷困潦倒之人的燃眉之急——他借着附近路灯的光亮，发现有人坐在他家前门的台阶顶上。

“您是Tutt先生吗？”Katie Lowry起身怯生生地行了个屈膝礼问道，“那位伟大的律师？”

“我就是，”他回答，“你找我有什么事？”

她不过是个瘦弱的小女孩，双肩窄小，披着一条灰色的披肩，那一双眼睛在披肩下闪烁得像猫眼一样。

“他们把爷爷带去监狱了，”她带着哭腔回答，“他午饭和晚饭都没回来，我去马厩时，Mulqueen先生说有个侦探以非法给马看病为由把爷爷抓走了，他已经认罪，他们把他关了起来。我去了警察局，但他们说他不在那里了，他被关在Tombs监狱。”

“你爷爷是谁？”Tutt先生边开门边问道。

“Danny Lowry，”她回答，“哦，先生，您能帮帮他吗？他非常敬重您！他常对我说您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心肠又好，不仅是位聪明的律师，连法官都怕您！”

“Danny Lowry在Tombs？”Tutt先生惊呼，“真是暴行！我当然会尽我所能帮他。但先进来暖暖身子。Miranda！”他冲着那位黑人女佣喊道，“烤点热吐司，泡些茶，送到书房来。现在，亲爱的，脱下披肩坐下，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于是，小Katie Lowry把那双磨损的童鞋翘在护栏上，确信自己在这个抽着奇怪长雪茄、身形瘦长古怪的男人身上找到了一个全能的朋友。她一边啜饮着茶水，一边在喘息的间隙倾诉起爷爷与贫困和不幸斗争的故事，而听者那一脸皱纹的面孔，在雪茄升腾的灰色云雾后，随着她的叙述时而柔和，时而严厉。一小时后，他把她送到了公寓门口，看着她手里揉皱了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感到心满意足。

* * * * *

“但你指望我对此做什么呢？”第二天早上，当Tutt先生向Peckham检察官解释了为了达成目的而滥用法律的行为后，对方反驳道，“我很抱歉！毫无疑问他是个好人。但他有罪，不是吗？他在治安法庭上承认了，不是吗？”

“我指望你以仁慈来调和正义，”Tutt先生诚恳地说，“这位老人的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了减轻动物的痛苦。他是一个真正的撒马利亚人。”

“这就像是说一个小偷用赃款做了好事，对吧？”Peckham评论道，“听着，Tutt，我当然希望你能帮他脱罪，但如果我个人撤销这个案子，全城的兽医都会找我麻烦。你知道，汽车几乎让他们全都失业了。剩下的病马不够分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进行一种十字军式的讨伐。真倒霉——但法律就是法律。我必须执行它——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很好，”老律师和蔼但充满挑战地回答，“如果你们非得用法律来对付这样一个可敬的老人，那我也得拼尽全力把这法律砸得粉碎。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Peckham——那就是人类的心肠比人类的良知重要得多。”

* * * * *

Danny Lowry多年来一直活在恐惧中，担心那记突然将他击垮的重锤会落下，因为他一直很清楚，自己作为无证兽医行医是在公然违反法律。另一方面，由于他不识字，也没有医学知识，即便他拥有所有的经验、技巧和对动物的爱，在考取执照方面也无济于事。他读不懂试卷，但他能读懂颤抖的脖颈和暗淡眼神中所流露出的病症。Danny别无选择，要么违背法律，要么放弃他唯一擅长的职业，以及在这个年纪赖以谋生的手段。他的罪行是“法律禁止的”行为（malum prohibitum），而非“本性邪恶”的罪行（malum in se），但无论如何，这确实违反了一项非常必要的法律。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被新手或骗子治病，也不希望我们的动物被他们治疗。只是Danny既非新手也非骗子，如果他不是一个违法者，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是损失的一方。

然而，按照伦理和正义的所有准则，Tutt先生匆忙赶往Tombs监狱为自认有罪的违法者Danny Lowry缴纳保释金，并以自己的担保和二十三街的房产作为抵押，都是极不妥当的行为。更不妥当且显眼的是，他把这个罪犯带到Pont餐厅，请他享用了那位著名餐馆老板Signor Faccini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晚餐。

人们常说严苛的案例会造就糟糕的法律；我不知道它们是否会造就糟糕的人。如果“良知使我们都成了懦夫”，那么人类的同情心是否会把良知搅得一团糟？它会蒙蔽理性的眼睛吗？相反，它是否照亮并揭示了逻辑的谬误和三段论的虚伪？在人类的政治制度中，二加二真的像数学中那样等于四吗？有时看来似乎并非如此。

你肯定会把Gibson毛纺厂的Bently Gibson先生选为模范陪审员。只要看他一眼，作为谋杀案的潜在陪审员，你会毫不犹豫地低语：“辩方行使强制挑战权！”他宽阔的前额、高挺匀称的鼻子、坚毅的下巴和清澈冷静的眼神，证明了他的常识、严谨以及对原则的毫不妥协。他的报关单哪怕最小的项目都填写完整，他的所得税申报表是自我牺牲的典范，他富有爱国精神和公民意识，他是福利联盟和公民联盟的成员，而且——我不好意思承认——他还是“消灭罪恶协会”年度赤字的捐助者。从表面上看，他正是那种当检察官不得不起诉一名从育婴堂拐走自己孩子的女性时，会试图挑选作为陪审团团长的人。

刑事法庭的那些跑腿的和常客会形容他是个“高知”和“伪善者”；或许他在开玩笑的时候也会这么形容自己——因为他也有人性的一面——或许我该说是他软弱的一面。当然，当他在被传唤去担任General Sessions法院第五庭的陪审员那天早上，在乡间别墅门口亲吻Eleanor告别时，他显得足够有人情味。他本计划那个春天休一周假，为了休假他费尽心思安排好了工作，因为他们是在十年前苹果花和山茱萸开得最灿烂的时候订婚的，正如现在这样。

然而，当他在办公室看到那份棕色的传票，要求他下周一去报到时，他只是发出了一声半是叹息、半是厌恶的咕哝，放弃了渴望已久的假期；因为他最推崇的理论之一就是陪审团制度是宪法的坚实堡垒，是自由的基石。如果他足够狡猾，他根本不需要参加任何陪审团，因为任何辩方律师听到他大谈特谈自己认为陪审员的职责是什么，绝不会让他进入陪审团席。但当陪审团名单上的其他人向法官提出借口，并设法说服法官他们有迫切的家庭或商业需求，然后——带着谨慎的窃笑——溜出法庭时，他只是在心里无声地骂他们是逃兵和投机分子。不，他把担任陪审员视为一种职责和特权，不容轻忽——这是山姆大叔指望每个公民都尽职尽责的唯一普通的政府功能。

“我不会让任何坏蛋从我眼皮底下溜掉的！”他冲着汽车后座的妻子愉快地喊道，“反正我也不会被关在里面过夜。没有谋杀案在案历上。我还是会像往常一样坐五点十五分的火车回来。”

唉，可怜的Bently！唉，人类的脆弱，还有那些他把自己想象成正义之船的锚、民主结构的支柱和支撑的宏大愿景。

他的火车稍微晚点了一点，当他走进法庭时，陪审团已经点完名，那些陈年旧调的借口也听过了；但书记官认识他，点头致意表示欢迎，勾掉他的名字，将他的名牌丢进了旋转轮中。对已担任十五年陪审员的Bently来说，这场景再熟悉不过了。甚至演员都是熟面孔——那位长着雪白胡须、脸庞粉红的法官，有时让Bently觉得他像个八旬天使，有时又像他在Bronx动物园灵长类笼子里见过的一只古老狒狒；那位总是惊慌失措、焦虑不安、说话语调极其夸张的小书记官；那位总是带着Falstaff式体型、发出喘息声的助理检察官，他患有一种嗜睡症，习惯于开庭后就让案子自生自灭，而他自己在法官席下打着响亮的呼噜；甚至是Ephraim Tutt，那位神态安详且带着怪异戏谑的律师，穿着他那件发灰的黑色礼服，领带松松垮垮；他那肥胖的合伙人，带着鸟儿般的灵敏和圆滚滚的肚子，总是让人想起一只戴着眼镜、吃撑了的知更鸟；还有那穿着紧腰方格西装、神情自在的Bonnie Doon——他早就对他们了如指掌。

“好吧，宣读你的第一个案子，检察官先生！”法官点头鼓励地看向Bently，他深知自己在这里有一位法律至上的坚定维护者，可以指望他去增强那些性格软弱或多愁善感的陪审员的决心，以确立正确的定罪思维。

接着——按照至少实行了一个时代的流程——那个宽厚、大腹便便、办公室里年纪最大的助理检察官Tom Hingman沉重地站起身，用粗短的手指在桌上的蓝色起诉书里翻找，抽出一份，喘了几声，气喘吁吁地吐出：“People against Daniel Lowry”，然后环顾四周，露出一副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伪无助表情。

法庭后面有些骚动，一个滑稽的罗圈腿老头走上前来，两手捧着一顶滑稽的平顶圆顶硬礼帽，胆怯地在Tutt先生身旁的法庭栏杆处坐下。Tutt先生慈爱地对他笑了笑，伸出手臂揽住那瘦削的肩膀，仿佛要保护他免受世间的恶意伤害。Bently Gibson这位理想的陪审员心想，他们构成了一幅古怪且并不令人讨厌的画面，他很纳闷这个可怜的老东西到底是犯了什么罪。

陪审团被选出，Bently就在其中；其余候选人被允许下午两点再来；法庭清理了闲杂人等；法官用熟练的目光审阅了起诉书；Tom Hingman再次站起，喘着气对严阵以待的陪审团咧嘴一笑；正义的磨盘开始转动了。

如今，正义的磨盘——至少在纽约县普通刑事法院里——若论定罪数量，磨得确实非常精细。被带到被告席受审的人，极少有能逃脱的；因为现代的陪审员们都是些头脑冷静的硬汉，他们把这一切看作公事，只想尽快且高效地处理完。那些夸夸其谈的煽动家、长篇大论的空谈者、故作高深的演说者，除了从委托人那里赢得些许掌声外，几乎拉不到选票，也赢不来裁决。而那些在神态和策略上效仿猎犬的地方检察官，也从被迫听他们发言的厌倦的绅士们那里赢不到什么认可，更谈不上顺从。现如今——无论两代人以前的情况如何——双方都简洁地陈述各自的主张，试图在要点上胜出。

人们常感到好奇，为什么每一届新任政府都不可避免地留任那位死板的、年薪七千五百美元的汤姆·亨格曼（Tom Hingman），让他负责第五庭的案卷。然而，圈内人非常清楚原因。那是因为汤姆在很久以前，在那早已无法考证的青春年少时，就领悟到达成定罪的诀窍，那就是表现得仿佛对陪审团是否裁定被告有罪根本毫不在意。他装作事先对任何案件都一无所知，装作对证人是谁以及他们将要作何证言一概不知，装作对不得不控告被告席上的不幸者感到万分抱歉，尽管这事儿他并不比陪审团更有责任，如果被告已被证实有罪——而在他看来，被告显然已被证实有罪——那么陪审团也只能裁定其有罪。我说汤姆是装出来的，但其实这有一半是真情流露，因为汤姆是个心地善良的老头。但重点在于，无论真假，这招确实能定罪。陪审团全盘接受了他的这套表演，比起那个他们认为比助理检察官还要精明得多的被告，他们反而更同情那个头脑简单、软心肠的汤姆。

总之，这激起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的荣誉感，让他们不愿让正义的执行仅仅因为助理检察官太老、太随和且整体上显得力不从心而受损。于是，他们自己反倒成了检察官——总共十三个对一个。就这样，汤姆把自己的职责转嫁给了陪审团，泰然自若地把一切丢给他们，然后睡着了——这正是他做得最好的事情。值七千五百美元一年吗？简直该给七万五千美元！

“陪审团的诸位，”他结结巴巴地开始道，“这位被告似乎被起诉犯有无证行医罪——这是一项轻罪。我不明白他怎么会被带到这个本应只审理重罪案件的法庭上来，但我猜我那位老朋友塔特（Tutt）提出了动议，将案件从特殊刑事法院转到普通刑事法院，大概是觉得比起那三位——呃——铁面无私的法官，他在陪审团面前会有更多胜算。好吧，也许会有吧——我不知道！从报纸上我了解到，这位劳里（Lowry）先生，在自称是拥有合法执照的兽医后，为原告的一匹马进行了治疗。这罪名不算严重，你我对此案也没什么太大兴趣，但公众当然必须受到保护，免受江湖郎中的侵害，而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把那些在没有合法执照的情况下却假装有执照行医的人定为有罪。如果你的孩子病了，陪审团团长先生，当你看到一个牌子写着‘A.S. 史密斯，医学博士，儿童专家’，你肯定想确保自己雇的不是个水管工，对吧？你看！这案子就是这么回事！”

“这案子就是这么回事！”塔特先生抬眼望向天花板，清晰地低声说道。

“请上来，布朗（Brown）先生。”

布朗先生，那位马匹被丹尼（Danny）照料过的假冒西蒙医生，自鸣得意地在证人席上坐下，并以一种职业化的姿态向陪审团鞠躬。他告诉他们，他做州卫生委员会聘用的侦探已经十六年多了。他的职责是到处去逮捕那些假冒持照医生、擅自为人或动物看病的人。这种人还挺多；陪审团听了准会吃惊——

塔特先生对他们的吃惊表示异议，法庭下令将其删去。

“如果你坚持的话，塔特先生，我可以删掉‘而且这种人还挺多’这一句，”法庭微笑着提议道，但塔特先生摇了摇头。

“不必；让它留在记录里！”他意味深长地说，“留着吧！”

“好吧，不管怎样，”布朗继续说，“这个名叫劳里的被告，是个惯犯——”

提出异议，被删去。

“好吧，这个被告经常——”

“删掉！他到底做了什么？”法官席上那位八旬老狒狒不耐烦地打断道。

“我正要告诉您，法官大人，”布朗强硬地抗辩道，“这个被告——”

“你已经说了三次了！”狒狒反驳道，“继续讲，行不行？他做了什么？”

“他应我的请求，于去年3月20日在纽约西24街500号为我的马治疗了骨刺，我付了他五美元。他说他是持照兽医，还给了我他的名片。在这儿呢。”

“好吧，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法官语气和蔼了一些，“把名片给我看看。行了！还有什么吗，亨格曼先生？”

但亨格曼先生早在此时就已缩进椅子里，正发出如同萨克斯管一般的声音。

“那是清晰、简单的证言，塔特先生，”法官评论道，“继续，进行交叉盘问。”

埃弗拉伊姆·塔特（Ephraim Tutt）慢慢地直起身子，表现得极其随和，尽管布朗显然对他心存戒备。

“亲爱的先生，你靠到处抓人来谋生有多久了？”

“十六年。”

“用什么名字——你自己的名字吗？”

“我爱用什么名字就用什么名字。”

塔特先生赞许地点了点头。

“那么，让我们看看。你到处假装成不是你自己的人？”

“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

“并且假装成并非你所是的东西？”

布朗凶狠地盯着塔特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没告诉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先生，说你是人类医生而非兽医，并因此恳求他治疗你的马吗？”

“当然，我说过。确实。”

“那么，你是持照医疗从业者吗？”

“听着！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布朗咆哮着，环顾四周，寻找正处于睡梦中的亨格曼的帮助。

“这个问题是恰当的。回答它，”法官指示道。

“不，我不是持照医生。”

“那么，你不是在治疗劳里先生吗？”

陪审团此时已经抓住了盘问的重点，正聚精会神地倾听。

布朗前倾身体，他那泛黄的磨牙间流露出一丝令人作呕的嘲讽笑容。

“啊！”他喊道，“我抓到你了，先生！我只是假装治疗他。我并没有真的治疗。我只是在纸上乱涂了几下。”

“你当然知道他不识字，对吧？”

“当然。”

塔特先生转向那十二张抬起的面孔。“所以，”他反驳道，撅起皱缩的嘴唇，将手指合拢成那种我们在已故教士的雕像上经常看到的虔诚姿态，“所以你做了同样的事，却把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老人送进监狱——而且他现在正为此受审！你对他撒谎，说自己是医生！你欺骗他，声称自己会给他那急需的医疗救助！而他在辛苦工作数小时，缓解了一只病畜的痛苦之后，你却逮捕了他。顺便问一句，那确实是一只病畜，对吧？”

“我能找到的最病的，”布朗轻快地回答。

“而且他确实缓解了它的痛苦，不是吗？”塔特先生温和地继续道。

“很有可能。我对那部分不感兴趣。”

塔特先生那瘦小的身躯似乎突然膨胀起来，他悬在证人席上方，宛如《一千零一夜》中那个从渔夫瓶子里出人意料地冒出来的魔鬼。

“你对救治一匹病得几乎站不稳的马不感兴趣！你只关心将这位心肠不像你那样冷硬的老人监禁起来，剥夺他唯一的谋生手段！我能问问是谁指使你去对他撒谎的吗？”

“塔特先生！塔特先生！”那位八旬天使插话道，“你的盘问已经超出了司法准则的界限。”

埃弗拉伊姆·塔特深鞠一躬。

“恳求法官阁下宽恕！我的情绪失控了！我万分卑微地道歉！但是，当这位证人如此厚颜无耻地承认自己如何扮演了卑鄙小人的角色时，即便我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法律从业者，内心也无法不对这种卑劣的行径发出愤慨……”

当！法官的木槌敲响了。

“你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法庭严厉地宣布，“继续你的盘问。”

“好的，法官阁下！”塔特先生回答，嘴唇因极力伪装的愤怒而颤抖，“那么，先生，是谁策划了这场可悲的骗局——我恳请阁下原谅！是谁指使你做这桩买卖——我是说，这种行为过程？”

“没人，”布朗闷声回答。

“你听说过大纽约地区兽医联合协会——有时被称为‘水蛭联盟’吗？”塔特先生暗示性地问道。

布朗犹豫了一下。

“我听说过有这么个组织，”他承认，“但我从来没听说它叫什么‘水蛭联盟’。”

“难道它的某位官员没来找过你，说除非采取行动减少竞争，否则他们就得关门大吉了——鉴于纽约马匹数量的减少？”

“我不记得了，”布朗缓慢地回答，“他们中的某个人可能确实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但那是我的事！”

“是的！”塔特先生突然怒吼道，“你假装自己是医生时你的事，而你却是个冒牌货，你走在大街上是个自由人；你却想因为同样的罪名把我当事人送进辛辛监狱（Sing Sing）！够了！我没话问你了！滚下证人席！别让我耽误你从事那无证的行当！”

“塔特先生！”法官再次告诫道，律师愤怒地把自己摔进椅子里，“这实在太过分了！”

“我恳求阁下原谅——一千次！”塔特先生用极其谦卑和真诚的语调说道，以至于他差点让那位天使脸庞的狒狒相信了他。

我很想继续逐项、逐个证人地描述丹尼·劳里审判的全过程，讲述塔特先生对每个人做了什么。但我不能；篇幅不够。我只能在塔特先生的策略上多停留片刻，说明在针对丹尼尔·劳里的案件辩论结束时，尽管案情已经清晰、明确且令人信服地证明丹尼长期以来在毫无合法权利的情况下从事兽医工作，这位律师还是站起身，向陪审团郑重声明，他的当事人是绝对、完全且无可置疑地无辜的，正如他们只要对即将出示的证据给予适当关注就能看出来的那样——因此他将不再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进行辩论。

在以他所能做到的所有真诚和庄重做出这段开场白后，塔特先生传唤了证人来证明被告良好的声誉：首先是普伦基特神父（Father Plunkett），丹尼每月向他忏悔，神父告诉陪审团他认识的所有教区成员里没有比丹尼更好的人；其次是马尔昆（Mulqueen），他描述了丹尼对马的热爱、他对马的了解、他那种关于马匹隐秘病症的神秘直觉——因为马不会说话，这种直觉赋予了少数人知晓的权力——以及他如何夜复一夜地守候在病重或垂死的马匹身边，不顾个人安危，也不求任何世俗的回报；随后是一个又一个来自西二十三街社区的男女，他们给了丹尼最高的评价，包括警察、消防员、熟食店主、旅店老板，以及塔特先生经常光顾的夜宵店老板萨尔瓦多（Salvatore）。

最后是小凯蒂·劳里（Katie Lowry）。正是她发现了本特利（Bently）道德防线上的裂缝。因为本特利的妻子埃莉诺（Eleanor）拥有爱尔兰血统，属于像凯蒂那样的爱尔兰姑娘类型；而本特利在追求她时，总是利用她爱尔兰的一面，将其作为一种幽默的、拉近关系的捷径，因为你可以叫一个女孩“我的心肝”（acushla）和“亲爱的埃琳”，否则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她是爱尔兰人，你就只能称她为多德沃斯小姐（Miss Dodworth）。而眼前这个小女孩，那双带黑色睫毛的灰色大眼睛从灰色针织披肩下向上探看，如果不是她白色长筒袜上的破洞，以及她脖颈的肤色稍微有些暗沉——天呐，那简直就像是埃莉诺本人！显而易见，任何陪审员如果仅仅因为辩方证人之一是个漂亮的女人——哪怕她勾起了他对妻子或恋人的回忆——就受到影响，那他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蠢货。

否则，任何骗子只需要雇佣半打齐格菲（Ziegfeld）午夜美人，在白天为他作证；这些苗条的宝贝可以轮班工作，乘坐巴士从屋顶花园飞速赶往法庭。本特利不是个软弱的人，但凯蒂——也许是因为那时正值苹果花和山茱萸盛开的季节，也是他结婚纪念日——凯蒂打动了他。那可是凯瑟琳·麦芙琳（Kathleen Mavourneen）啊！如果一个人不是有什么优秀之处，绝不可能把一个失去父母的女孩抚养得如此纯洁、坦率和天真。你看，高雅的人和粗俗的人在锁骨之下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陷阱所在。本特利那天早上还对埃莉诺说，没有一个流氓能逃过他的眼睛，他是认真的。从来没有谁逃脱过——在他担任陪审员的这些年里。他不止一次成为那个坚持到底、通宵不肯投票定罪的人，尽管其他十一名愤怒的陪审员都想投有罪票。但不知不觉中，他发现自己竟在说，被告席上这个老头根本不是流氓。如果他是罪犯，充其量也只是在皮克威克式的意义上。他之前参与的所有案件都是谋杀、纵火、抢劫、盗窃、入室行窃、勒索或其他公然违背普遍道德或体面的恶劣罪行。但这里却有一个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的人，仅仅因为一些冷血的唯利是图者认为他妨碍了他们的生意，就被带到了正义的法庭上受审！在辩方开始辩论之前，本特利就已经对起诉方产生了反感和愤怒的情绪。整个程序在他看来简直是一场荒谬的闹剧。他们到这里来根本不是为了这个！同情的酸液竟如此迅速地腐蚀并削弱了最坚定的良知和最合乎逻辑的头脑！

塔特先生没有让丹尼上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八旬法官宣布双方结案。接着每个人都发表了演讲，告诉陪审团不要理会其他人所说的任何话。

塔特先生先发言。他感谢了张大嘴巴的陪审团的关注、礼貌、友善和智慧，感谢他们抽出时间听他陈述。他称赞了法官席上那位老狒狒是一位多么智慧、正直的法官；那位胖乎乎的助理检察官又是多么坚毅、诚实、善良的小伙子。他们是最高级别的公职人员——但他们是拿薪水的——他稍微加重了“拿薪水”这个词——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来履行职责。现在，亨格曼先生不得不声称丹尼·劳里是个罪犯；然而，谢天谢地！他们所有人——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罪犯！罪犯——那个老头？塔特先生举起双眼和双臂向苍天抗议。看他一眼，就会产生合理的怀疑！但针对他的指控完全失败，原因如下：

丹尼尔·劳里在照料布朗那匹病马时，并没有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从事兽医工作，因为他并没有声称自己是兽医；他没有因为服务而收取报酬；而且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帮助一只受苦的动物，正如任何称自己为基督徒并拥有一颗心的人都会做的那样，正如他职责所在那样。谁“家里有驴或牛掉进坑里”？诸如此类。这出自圣经！最高的律法！

针对丹尼没有任何证据，因为布朗是同谋，他的证言没有得到佐证；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犯罪的教唆者和煽动者，一个特工挑衅者，一个卑鄙的骗子、伪君子，违反了他受薪维护的法律本身；而且由于他自称是医生，他和丹尼·劳里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属于机密通信，应当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被置之不理。

丹尼尔·劳里拥有最高的声誉，他的品格让他一生从未有过任何不仁慈或自私的行为，更不用说犯罪了；仅这一点，单独来看，就足以引入并产生合理的怀疑——基于此，他们必须判他无罪。

接着汤姆·亨格曼站起来，做了个鬼脸，说他认识塔特先生一辈子了，他是个好人，但他们绝不能相信他的话，或者让他把什么东西蒙混过关，因为他即使是个了不起的老家伙，也相当狡猾。现在事实明摆着，正如他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样，这个老头是被抓了个现行。这可能运气不好，但法律就是法律，他们都在这儿执行法律——尽管他们很不情愿这样做——除了定罪并让法官以他那闻名的仁慈、宽厚和宽容来对待被告，别无选择。他喘了几口粗气，坐了下来。

随后法官开始了他的最后陈词。他明明白白地告诉陪审团，不要理会助理检察官或塔特先生，只听他的，因为他才是说了算的人。问题是：被告是否在收取任何形式的有价值报酬的情况下，假装为布朗的马提供医疗救助？在决定这一点时，他们应当考虑所有证据，包括囚犯声称自己是兽医、以此身份因治疗布朗的马而获得报酬、在警察法庭上认罪，以及在目前的审判中，指控所基于的所有指控事实在他们面前都没有被否认。

说到这里，那位粉白面孔的狒狒从眼镜上方盯着他们，凝视了几秒钟，意味深长。他们应当考虑被告交给原告证人的那张名片，他在名片中自称为兽医。原告的证词没有被反驳。原告不是同谋，他的证词不需要佐证。诱饵不是同谋。这就是法律。原告和被告之间发生的事情也不属于机密通信，因为原告不是医生。这案子就是这么回事！

他们应当自问，被告实际上除了无证行医外，到底做了什么？控方辩称，被告自称是兽医，为一匹病马施行了治疗，提出以医疗服务抵偿对他本人的诊费，最终收取了五美元，并已在治安法官面前承认了罪行，这些事实并无争议。如果他们有任何合理的怀疑——当然，这类怀疑可以由被告过往的良好品行证据引起——他们自当给予被告，判其无罪，但这种怀疑绝不能仅仅是心血来潮、臆测或猜想，即认为即便证据看似确凿，被告最终也可能无罪；它必须是基于证据的实质性怀疑，且足以影响他们在自身重要日常、家庭和商业生活中的判断。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让他们接手案件并做出裁决吧！这应该花不了他们太长时间。至于被告该受到何种惩罚，或者是否应受惩罚，那与他们无关。他自会处理。他们完全可以放心地交给他！他鞠了一躬，转身去整理文件。陪审员们捡起外套，拖着脚步跟在卡普·费伦（Cap Phelan）身后走出了法庭。

“你做得很好，律师，”第二法庭干事评论道，暂时中断了咀嚼的乐趣，“要是没有最后一排那个混蛋吉布森（Gibson）就更好了！他是个狠角色！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他连自己的亲妈都能给判个轻窃罪！”

“是吗？是吗？”塔特先生嘟囔着，从内口袋里掏出一个有医生器械包那么大的皮套，从中取出两根雪茄。“嗯，现在想做什么也来不及了。我要出去伸展伸展腿，抽支烟。”

塔特先生溜达到走廊，若无其事地走到一根柱子后面，滑进了隔壁恰好空着的法庭，由此又折回陪审团室外的通道。他发现卡普·费伦正站在其中一间门前，手指放在唇边。

“嘘！他们已经开始了！”费伦低声说道，塔特先生随手递给他一根雪茄。

上方的气窗开着，一团淡淡的蓝色烟雾从中飘出。里面一片喧闹。突然，一个刺耳的声音盖过了嘈杂：“那不是合理的怀疑！我告诉你，那不是合理的怀疑！天哪，你们真是让我头疼！”

“我抓住他们了！”塔特先生心满意足地咧嘴一笑，“费伦，给我搬把椅子来！”

现在，故事正要从这里开始——仅此而已。

“好了，绅士们，”身为手套商、长相酷似萨姆·伯纳德（Sam Bernard）的陪审团团长说道，此时他们正围坐在破旧的橡木桌旁，“你们怎么说？我们要讨论一下，还是直接投票？”

“先抽支烟吧！”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提议道，“既然不用马上回去陷入另一个该死的案子！痰盂在哪儿？”

“说到兽医，”一个脖子上长着三层脂肪的男人咯咯笑着说，“你们听过那个黑人和咳嗽的骡子的故事吗？”

显然他们都没听过，于是这位胖兄弟讲述了那只骡子是如何——哈哈！——先咳嗽起来的。

“我现在记起那个故事了，”其中一名陪审员回忆道，胖子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如果我说了算，所有这些兽医都该蹲监狱！他们是一群危险的家伙。我有个远房表亲曾经付了一百美元——整整一百美元！——买了一匹马，结果它得了疝气。他叫来一个兽医，马死了。”

“嗯，兽医并没有杀它，对吧？”胖子轻蔑地问道。

“我表亲一直坚称是他杀的！”另一人严肃地回答。“他给马喂的东西有点问题——木精或者别的什么——我忘了是什么了。总之，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危险的家伙。他们都应该被关起来。我提议判他有罪！”

“但这两个家伙都不是兽医！”一个脸色阴郁、身穿黑衣的绅士反驳道。“指控是其中一个假装自己是——但他不是。所以如果他不是，你怎么能判他犯了兽医罪呢？”

“嗯，如果他是的话，我肯定会判他有罪，”前者断言道。“他们很危险——就像所有这些算命的和预言家一样。”

“有人能告诉我吗？”一位一直盯着窗外看的瘦高个儿问道，“兽医（veterinary）和兽医（veterinarian）是一回事吗？我一直以为兽医（veterinarian）是一种宗教，就像一位论派（Unitarian）。退伍军人（Veteran）意味着年长——我以为这是某种古老的宗教形式；或者是一个不相信吃肉的家伙。”

“把那个疯子带出去！”有人喊道。“我们开始干活吧。问题是：这个老家伙是不是假装自己是兽医，而他根本不是？我说他是。”

“我们投票吧，”本特利（Bently）建议道。

“好，让我们搞清楚我们在做什么，”团长告诫道。“你们这些绅士都明白，我们要判这个家伙有罪，是因为他没开处方就给马看病吗？”

“你是说没执照，对吧？”本特利问道。

“当然——没执照。好了！开始投票。”

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七人赞成无罪，四人赞成有罪，一人弃权——那是本特利的票。

“我不知道投无罪的人是谁！”一个满脸通红的陪审员突然宣布。“但我个人认识这个布朗（Brown），他没问题。你们绝对可以信任他。他夏天跟我去同一个地方——小屋角（Cottage Point）。如果你们哪位绅士想找个安静的好地方——”

“有蚊子吗？”一个不知名的人嘲讽地问。

“跟纽约附近别的地方一样多。”

他们进行了第二轮投票，发现认识布朗的那位陪审员已经拉拢了另外两人投有罪票，现在陪审团平分秋色，而本特利则漫不经心地投了无罪票。

“听着！”黑衣人提议道。“我们争论一下吧。假设我提出各项主张，你们每项单独投票。”

“说吧！”有人催促道。

“现在，首先，所有认为被告自称是兽医的人，请说赞成。”

“等一下！”一直站在窗边的瘦高个插话道。“也许我真是个疯子。但我希望有人能向我解释一下，谁是辩护方（defender）。我以为塔特先生是辩护方。”

“哦，上帝啊！”一个系着粉红色领带的松弛销售员呻吟道。“被告（defendant）——d-e-f-e-n-d-a-n-t——记住那个‘ant’（蚂蚁）！他是我们要审判的人！另一个人是原告！”

“唯一有怨言的是那匹马，”瘦高个抗议道。“但我现在明白了——我们正在审判被告。我以前从没担任过陪审员。现在，问题是什么？”

“被告——ant——有没有假装他是持照兽医——在他不是的情况下？”

“现在等一下，”瘦高个又反对道。“我得把这事弄清楚。重点在于，如果这个老头假装自己是兽医而他不是，他就得坐牢吗？”

“当然。”

“但另一个人假装自己是医生。”

“但他是在诱骗被告。”

“但第一个家伙并不比第二个家伙更像医生。为什么不判第一个家伙有罪？”

桌子周围响起了一片呻吟声。

“你根本就不该出现在这儿！”销售员尖刻地评论道。“你是个头脑简单的人，真是的！你现在闭嘴，跟着多数派投票，否则我们就去告诉法官！”

瘦高个沉默了。

“好吧，”团长突然插话道，“他在警察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了。”

“当然！”“就是这样！”“再把票箱传一遍！”所有人喊道。

当团长清点选票时，本特利惊恐地发现，现在有十名陪审员认为被告有罪，只有两人认为他无罪。

“我可以建议，”他诚恳地说，“或许这位老人在治安法庭时并不理解构成他被控罪名的要素？他只是准备自由地承认所有事实。他对自身是否有罪这一纯法律问题的意见，价值不大。无论如何，他随后对起诉书作出的无罪抗辩，抵消了最初认罪的意义。”

本特利的同伴们发出一阵惊讶和赞叹的低语。

“这也是事实！”销售员宣布道。“我从没想过这一点！我必须说，你很会说话！但那张名片怎么说？”

“在我看来，”本特利争辩道，“那张名片在本案中并不起什么特别作用。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劳里（Lowry）过去是否曾以兽医自居，而是他在起诉书指控的那一天是否如此。他给侦探一张也许是多年前印制的卡片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他在某个时候可能假装过是持照兽医。而且你们会记得，先生们，证词仅仅是他对侦探说，关于那张卡片：‘那是我的名字。’他并没有对他说任何关于兽医的事。”

这个多少有些虚伪的论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得好，你现在说到点子上了！”销售员宣布道。“你自己本该是个律师的。我们再投一次票吧。”

奇怪的是，本特利的论点似乎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因为现在陪审团以十比二的结果倾向于无罪判决。他开始感到鼓舞。如果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案件——然后他听到销售员和布朗的那位夏天朋友之间正在发生激烈的争执，后者大声坚持侦探是一位完美的绅士，完全没问题。

“没人质疑布朗先生的完全诚实，”本特利急忙以友好的方式插话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证据是否充分。在我看来，这中间存在着可以公正地称为‘合理怀疑’的内容。”

“你必须把这怀疑给予被告——这是法律！”销售员愤怒地大喊。

正是在这一点上，塔特先生和费伦在门外摆好了姿势，而布朗的朋友告诉销售员他让他感到头疼；他的怀疑不是合理的怀疑。

“绅士们！绅士们！”本特利抗议道。“让我们冷静地讨论这件事。”

“但我是一个理性的人！”销售员大喊。“所以，如果我有任何怀疑，我的怀疑必然是合理的。”

“你——一个理性的人？”布朗的朋友讥讽道。“你除了是个该死的傻瓜外什么也不是！”

“我是吗？”销售员吼道，开始脱外套。“我会让你看看——”

“哦，别吵了！”胖子自鸣得意地劝阻道。“以后再解决那些问题！我们不感兴趣。”

“好吧，再投一次票，”团长温和地建议道。

这次以十比一赞成无罪。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布朗的朋友身上，他脸上露出了冷酷坚定的神情。但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本特利·吉布森（Bently Gibson）的脸上——他曾是“法律即是法律”的拥护者，陪审团制度的堡垒，现在却漂浮在正义之船上，盲目地决定无论如何——不管法律不法律，原则不原则——那个老头一定要被判无罪。

“我的朋友，”他严肃地站起身发言，“你当然希望在这个案子里伸张正义。我们对布朗先生一点意见都没有。他无疑是一位非常诚实和高效的官员。但这位被告良好的品格肯定会引发合理的怀疑——而我们其他人也都觉得确实如此。”

“当然！当然会！”四面八方传来附和声。布朗那位满脸通红的朋友在躲过销售员的怒火后，开始显得不那么咄咄逼人了。

“我才不在乎那个布朗！”他向他们保证。“见鬼去吧！但我看不出，在证据确凿地表明他告诉布朗自己是兽医并治疗了他的马的情况下，你们怎么能判这个家伙无罪。如果在那份证词之后我还投票判他无罪，我就是在违背我的誓言。我绝不会为了任何人去作伪证！我也很想顺从你们这些绅士，投你们那边的票，但证据就在那儿卡着，我实在做不到。如果不是那样——”

“他可以不以兽医的身份治疗那匹马，就像塔特先生说的那样！”瘦高个插话道。

“说得好！”销售员完全恢复了平静，“你变聪明了。再多担任几次陪审员——”

“但他说了他是兽医，”布朗的朋友坚持道。“当他说他正以兽医身份治疗马时，他怎么能以其他身份治疗它？”

“也许他只是以为他是在以兽医身份行事，”那位黑衣沮丧者评论道。“他可能试图以兽医身份行事但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以兽医身份行事，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明白我意思吗？”

“不，我不明白！”满脸通红的人哼道。“那全是胡扯。他说他是兽医，他以兽医身份治疗了马，并拿了五美元。”

“你怎么知道他拿了？”本特利意外地问道。

“因为他自己说的。那是布朗和劳里之间谈话的一部分，”布朗那位固执的夏天朋友宣称。“如果不是因为那个——”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你就会判他无罪？”本特利敏锐地追问道。

“是的。当然会！”

“那么我说，你应该忽视所有那些谈话，因为那是医生——布朗——和病人——劳里——之间的特权通信！”本特利激动地宣称。

“但法官说那不是特权通信！”另一个人反驳道。

“但塔特先生说是，”销售员反击道。

“嗯，法官说——”

“我们进去问问到底谁说了什么，”瘦高个提议道。“我自己也想知道。我都不记得谁说了什么了。”

于是他们鱼贯回到法庭。

“法官大人，”团长口吃着，窘迫地舔了舔嘴唇，“有些绅士想询问布朗先生和劳里先生之间的谈话是否属于特权通信，或者我们是否必须相信它？”

法官显然预料到陪审团回来是为了宣布被告有罪，他皱起了眉头。

“规则是，”他疲惫地说道，“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谈话属于特权通信，未经病人同意不得作证。如果布朗是一位医生——但他不是——我或许会支持塔特先生基于此理由提出的反对意见，并删掉这段谈话。但他只是假装是医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某些案例中这似乎对被欺骗的人造成了损害，也不存在特权。本案中的谈话是记录的一部分。你们可以退庭了。”

但本特利，脸上带着此前从未在海上或陆地上出现过的光芒，突然举起了手。

“一个问题，法官大人。如果布朗是医生，您会排除这些证词吗？”

这位年迈的天使轻蔑地扬起眉毛。

“也许吧；我可能会考虑这个建议。”

“谢谢，”本特利说，他们都拖着步子走了出去。

“那可把他害惨了！”费伦在锁孔旁对塔特先生低声说。

“等着瞧！等着瞧！”律师嘟囔着，“我们还没死呢。”

回到房间后，陪审团又投了一次票。又是十比一。然后本特利站起来。

“绅士们，”他喊道，“我想我找到了这个案子的关键。”

他们都期待地注视着他。

“法律要求我们给予被告每一个合理的怀疑。现在，阻碍我们判这位可怜的老人无罪的唯一障碍是，证据中存在一段谈话，声称劳里说他是兽医，并且一生都在从事兽医工作。塔特先生说那段谈话属于特权通信，应当被忽略，因为它是一位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机密交流。法官说它不属于特权，理由是布朗先生实际上不是医生——但他进一步说，如果布朗是医生，我们就必须忽略那部分证据——这正如我们一致同意的那样，将使我们能够自由地判他无罪。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布朗不是医生？他说他不是；但他告诉劳里的其他事情都在撒谎，他关于这一点也可能在撒谎。如果他欺骗了劳里，他今天也可能在欺骗我们。我说，这就产生了一个合理的怀疑，怀疑布朗到底是不是医生。这样的怀疑属于被告。他有权获得，而我们有义务判他无罪！”

“说得好！”“就是这样！”“太棒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嗯？”“投票吧！”“传票箱！”喧闹声穿过气窗，伴随着巨大的脚步磨蹭声和椅子摩擦声。

“费伦！”塔特先生喘着气说，“以后谁还敢有胆量说陪审团制度不是我们最伟大的制度之一？”

“嘘！”卡普回答，“听！嘘。天哪！他们判他无罪了！”

* * * * *

“你总算赶上了五点十五分的车！”当那位模范陪审员跳下火车时，埃莉诺（Eleanor）打招呼道。“我真担心你会赶不上！我希望你没让什么恶棍从你手里溜走？”

“没！”他笑着跳进她身边的汽车。“不是恶棍！而且我有一个惊喜给你！我终于能去度假了！”

“真的吗！”她高兴地大喊。“你这聪明的家伙！你是怎么做到的？”

“嗯，”他有些羞愧地回答，点上一支香烟，“事实上，当我们陪审团今天下午做出裁决时，法官说他不再需要我们的服务了。”

* * * * *

就在那一刻，另外两个善良诚实的朋友站在通往塔特先生那摇摇欲坠的门前台阶下。

“先生！”丹尼颤抖着声音说道，褪色的眼中闪烁着泪花，“先生！我愿意坐一百年甚至更久的牢，要是能再听到他们所有人对我说的那些话！天哪，我从没想过我居然还有什么价值！他们说我是个多么好的人，还有那些话！上帝保佑您，先生！当您站在天堂的法庭上，面对上帝、法官和所有圣天使的陪审团时，如果没别人为您辩护，老丹尼·劳里一定会去为您做那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