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y Audley's Secret

奥德利夫人的秘密

玛丽·伊丽莎白·布拉登著

第一章

露西

它坐落于低洼处，周围是苍劲古木与丰茂牧场。你得穿过一条椴树大道才能抵达，大道两侧皆是草场，高高的树篱外，牛群好奇地望着过往的你，或许是在纳闷你究竟所为何来；因为那儿并无通行之路，除非你是要去奥德利庄园，否则根本没有理由踏足此地。

大道的尽头是一座古老的拱门与钟楼，那钟楼上挂着一座愚笨而又令人困惑的钟——它只有一个指针，且总是从一个时刻直接跳到下一个时刻，因此它的处境总是处于两个极端。穿过这道拱门，你便直接走进了奥德利庄园的庭院。

眼前是一片平整的草坪，点缀着丛丛杜鹃花，这里的杜鹃花长得比郡内任何地方都要完美。右侧是菜园、鱼塘，还有一个被干涸护城河环绕的果园，以及一面残破的断壁，有些地方墙体比高度还厚，到处爬满了蔓生的常春藤、黄景天和暗色的苔藓。左侧是一条宽阔的碎石路，多年前，当此地还是修道院时，安静的修女们曾手牵手在此漫步；路边是一堵靠着墙垣果树的墙，一侧被高大的橡树遮蔽，将平坦的田野阻隔在外，用那昏暗的屏障将房舍与庭院环抱其中。

宅邸正对着拱门，占据了四合院的三面。它年代久远，布局极为不规则且错综复杂。窗户参差不齐；有的又小又大，有的带着厚重的石窗棂和华丽的彩色玻璃；有的则是每一阵微风吹过都会嘎吱作响的脆弱木格窗；还有的现代得仿佛昨日才添置上去。巨大的烟囱堆叠在尖顶之后，错落分布，仿佛因年久失修和长期使用而摇摇欲坠，若非那顺着墙壁攀爬、甚至蔓延至屋顶并将它们缠绕支撑住的杂乱常春藤，恐怕早已坍塌。正门被挤在建筑一角的一座小塔楼里，仿佛在躲避危险的访客，试图隐藏自己的踪迹——尽管如此，那仍是一扇高贵的门——古老的橡木材质，嵌着巨大的方头铁钉，厚重得足以让沉重的铁门环叩击其上时发出闷响，而访客必须去拉那个悬挂在常春藤丛中角落里的撞钟，生怕叩门声无法穿透这座堡垒。

一个辉煌的古老之所。一个让访客心醉神迷的地方；让人产生一种渴望，想就此了结余生，永远待在那里，凝视着凉爽的鱼塘，数着红鳍鱼和鲤鱼浮出水面时激起的泡泡。这是一个似乎连和平都已在此安家落户的所在，将她抚慰的手放在每一棵树和每一朵花上，放在静止的池塘和幽静的小径上，放在老式房间阴凉的角落里，放在彩绘玻璃后深邃的窗座上，放在低矮的草场和庄严的大道上——是的，甚至连那口死气沉沉的水井也未能幸免，它像这古老居所里的一切一样阴凉而隐蔽，藏在花园后的灌木丛中，那闲置的辘轳从未转动，懒散的绳索已经腐烂，以至于水桶早已脱落并坠入了井底。

一个高贵的地方；无论内外，皆是高贵之所——如果你曾鲁莽到试图独自探寻其奥秘，便会不由自主地在其中迷路；这是一座没有哪个房间与其他房间相通的宅邸，每个房间都突兀地通向一个内室，再穿过那内室下到某条狭窄的楼梯，导向一扇门，而这扇门转而又将你带回你自认为离得最远的那部分屋舍；这绝非任何凡人建筑师所能规划，定是那位善良的老营造师——“时间”的作品，他一年添置一间房，另一年又拆掉一间，推倒一座与金雀花王朝同时代的烟囱，又立起一座都铎风格的；震塌一片撒克逊墙垣，却让一处诺曼拱门在此伫立；在安妮女王时期增设一排高而窄的窗户，又将汉诺威乔治一世时期的餐厅与自征服时代起就存在的食堂连在一起，竟在十一个世纪里，拼凑出了这样一座在整个埃塞克斯郡都难觅踪影的宅邸。当然，在这样的屋舍里，必然存在密室；现任主人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小女儿就曾偶然发现过一间。当她在玩耍的育婴室里走动时，一块地板发出了嘎吱声，引起注意后，人们发现那块地板是松动的，移开一看，下面竟露出一个梯子，通往育婴室地板与下层天花板之间的一个藏身处——那个藏身处极小，藏匿者必须蜷缩着手脚或是平躺才行，但却足够容纳一只奇异的古老橡木雕花箱，里面半满着祭司的法衣，毫无疑问，那是在那些残酷的年代里隐藏起来的，当时若有人被发现窝藏天主教祭司或在家中举行弥撒，其性命便会危在旦夕。

宽阔的外护城河已经干涸，长满了青草，果园里挂满果实的树木伸出嶙峋杂乱的枝干，在绿色的斜坡上投下奇幻的影子。正如我所说，护城河内便是那鱼塘——一片横贯整个花园长度的水域，沿岸有一条被称为椴树长廊的小径；这条长廊被上方交织的树木遮蔽，避开了阳光与天空，被浓密的树荫掩护得几乎不为外人察觉，仿佛是为秘密会面或偷情私会所选定的绝佳之地；在这里策划一场阴谋，或是登记一个恋人的誓言，同样安全；然而它距离宅邸却不到二十步远。

在这条幽暗长廊的尽头是灌木丛，在那纠缠的枝桠和荒芜的杂草中，半掩着我曾提到的那口古井锈迹斑斑的辘轳。毫无疑问，它在鼎盛时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许勤劳的修女们曾亲手从中汲取清凉的井水；但如今它已被废弃，奥德利庄园里几乎没有人知道那泉水是否已经干涸。但尽管这椴树长廊如此幽静，我却非常怀疑它是否曾有过任何浪漫的用途。傍晚凉爽时，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经常会牵着狗，叼着雪茄在长廊里漫步，而他年轻俏丽的妻子则在他身旁闲逛；但大约十分钟后，准男爵和他的同伴就会厌倦那沙沙作响的椴树、隐在睡莲宽大叶片下的静水，以及尽头那口残破的水井，转而回到起居室，在那儿，我的夫人会弹奏贝多芬和门德尔松如梦似幻的曲子，直到她的丈夫在舒适的扶手椅上睡着。

迈克尔·奥德利爵士五十六岁，他在五十五岁生日后三个月娶了第二任妻子。他身材魁梧，高大强壮，有着深沉洪亮的嗓音、俊美的黑眼睛和白胡子——那白胡子使他看起来不由自主地显出几分老态，因为他像个男孩一样充满活力，是乡间最出色的骑手之一。十七年来，他一直是个鳏夫，膝下只有一个孩子，女儿艾丽西亚·奥德利，现年十八岁，对于家里多了一位继母感到非常不满；因为艾丽西亚小姐自幼年起便是父亲家中的至尊，她掌管着钥匙，让它们在丝绸围裙的口袋里叮当作响，把它们弄丢在灌木丛里，掉进池塘里，从她踏入少女时代起，就为这些钥匙惹出各种麻烦，也正因如此，她自欺欺人地坚信，在过去的那段岁月里，一直都是她在持家。

但艾丽西亚小姐的好日子到头了；现在，当她向管家索要什么东西时，管家会告诉她，自己会向夫人禀告，或者去请示夫人，只要夫人同意，事情便会办妥。于是，这位准男爵的千金——一位出色的骑手和聪慧的画家，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户外，骑马穿梭在绿色的乡间小道，为村里的孩子们、耕地的男孩们、牛群以及她所遇见的各种动物写生。她以一种阴沉而坚决的态度，抵制与准男爵年轻妻子之间的任何亲密交往；尽管那位夫人待人和善，却发现根本无法化解艾丽西亚小姐的偏见与厌恶；也无法让这个被宠坏的女孩相信，嫁给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并没有给她造成什么残酷的伤害。事实是，奥德利夫人在嫁给迈克尔爵士时，达成了一桩看似有利的婚姻，这往往会招致同性对一个女人的嫉妒与仇恨。她来到这个地区时，是奥德利庄园附近村庄里一位外科医生的家庭教师。没人了解她，只知道她是响应了道森先生（那位外科医生）在《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广告而来。她来自伦敦；她提供的唯一推荐人是布朗普顿一所学校的一位女士，她曾在那儿任教。但这份推荐信非常令人满意，以至于无需其他证明，露西·格雷厄姆小姐便被外科医生接收，担任他女儿们的教员。她的才艺如此出众且繁多，以至于人们感到奇怪，她为何会应聘一份薪水如此微薄的工作；但格雷厄姆小姐似乎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十分满意，她教女孩们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教她们模仿克雷斯威克的画作写生，并且每周日三次，心满意足地穿过那座沉闷偏僻的村庄前往简陋的小教堂，仿佛她在世间并无更高远的抱负。

观察到这一点的人们将其解释为，这是她温和善良天性的一部分，无论在何种境遇下，她总是性格开朗、幸福且知足。

无论她走到哪里，似乎都把欢乐与光明带到了哪里。在贫民的茅舍里，她那张美丽的脸庞犹如一束阳光闪耀。她会坐上一刻钟，与某个老妇人交谈，显然，她对一个掉光牙齿的老妪的赞美表现出的愉悦，就如同在倾听一位侯爵的恭维；当她轻快地离去，没有留下任何财物（因为她微薄的薪水让她无法施舍）时，老妇人便会爆发出一阵如痴如醉的赞叹，夸奖她的优雅、美貌与仁慈，这种赞美是连那位半供给她们食物和衣物的牧师夫人都从未得到过的。因为你看，露西·格雷厄姆小姐拥有那种神奇的魅力，女性可以通过它用一句话就让人着迷，或用一个微笑就让人沉醉。每个人都爱她、崇拜她、赞美她。那个为她打开五栏栅门的小男孩，跑回家告诉母亲她长得有多漂亮，以及她用那甜美的嗓音感谢他的那件小事。教堂的司事将她领入外科医生的长椅；牧师在宣讲简洁的布道时，看着那双柔和的蓝眼睛抬向自己的脸庞；从火车站带给她信件或包裹的搬运工，从不指望得到她的回报；她的雇主；他的访客；她的学生；仆人们；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一致宣称露西·格雷厄姆是世上最甜美的女孩。

或许正是关于她的传言传进了奥德利庄园那静谧的房间；又或许是每个周日早晨，在外科医生高高的长椅上看到她那张俏脸；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更多地了解道森先生的家庭教师。

他只需向这位可敬的医生暗示一下自己的心愿，一场小小的聚会便被安排起来，牧师夫妇、准男爵和他的女儿都受邀参加。

那个安静的夜晚注定了迈克尔爵士的命运。他无法抗拒那双柔和而温情的蓝眼睛所带来的温柔魅力；无法抗拒那修长脖颈和低垂头颅的优雅之美，以及那如瀑布般倾泻的亚麻色卷发；无法抗拒那轻柔嗓音里的音乐感；无法抗拒这种完美的和谐在女性身上所散发出的魅力，使一切变得加倍迷人——他无法抗拒这一切，正如他无法抗拒自己的宿命！宿命！真的，她就是他的宿命！他从未真正爱过。他与艾丽西亚母亲的那场婚姻，除了是一桩为了将某份本该流出家族的地产留在家族内而结成的枯燥乏味的交易之外，又算得了什么？他对他第一任妻子的爱，除了是一点卑微、可怜、闷烧的火星，暗淡到无法熄灭，微弱到无法燃烧之外，又算得了什么？但这就是爱——这种狂热，这种渴望，这种焦躁不安、变幻莫测、悲惨的踌躇；这些关于他年事已高是他幸福不可逾越之障碍的残酷恐惧；这种对自己白胡子的病态厌恶；这种渴望重返年轻、拥有二十年前那种闪亮乌发和纤细腰身的疯狂愿望；这些不眠之夜和忧郁之日，若能在他驱车经过外科医生家时，偶然瞥见窗帘后那张甜美的脸庞，便会焕发出辉煌的光彩；所有这些迹象都成了真相的明证，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在五十五岁这个清醒的年纪，迈克尔·奥德利爵士患上了名为“爱”的这种可怕热病。

我不认为在求婚期间，准男爵曾将他的财富或地位作为成功的筹码来考虑。如果他偶尔想到这些，也会带着寒颤将念头驱散。只要想到这样一个可爱而天真的人会把自己与富丽堂皇的宅邸或显赫的古老头衔进行衡量，他就感到痛苦万分。不，他所希望的是，既然她的生活很可能充满了劳碌与依附，且她又如此年轻（没人确切知道她的年龄，但她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她可能从未有过任何依恋，而他作为第一个追求她的人，可以通过温柔的关怀、慷慨的守护，通过一种能让她回忆起已故父亲的爱，通过一种让她感到不可或缺的保护，赢取她年轻的心，并从她那新鲜而最初的爱中，获得她将手交托给他的承诺。这无疑是一场非常浪漫的白日梦；尽管如此，它似乎很有希望实现。露西·格雷厄姆看起来一点也不反感准男爵的殷勤。她的举止中没有任何地方暴露出那些想俘获富人的女人所惯用的肤浅伎俩。她习惯了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的仰慕，以至于迈克尔爵士的行为并没有在她心中留下多少深刻印象。再说，他做了这么多年的鳏夫，人们都已经放弃了他会再婚的念头。然而最终，道森夫人还是与这位家庭教师谈起了此事。这位外科医生的妻子正坐在教室里忙着做针线活，而露西正在为学生们的几幅水彩画做最后的修饰。

“你知道吗，亲爱的格雷厄姆小姐，”道森夫人说，“我认为你应该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

这位家庭教师从弯曲的姿态中抬起头，惊奇地盯着她的雇主，甩掉了一簇卷发。那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卷发——柔软如羽毛，总是从她脸上飘散开来，当阳光照进时，会在她头周围形成一圈苍白的光晕。

“您是什么意思，亲爱的道森夫人？”她问道，将骆驼毛画笔浸入调色板上湿润的海蓝宝石颜料中，仔细斟酌后，才点上那抹微妙的紫色，以此提亮学生画作中的地平线。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成为奥德利夫人，成为奥德利庄园的女主人，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露西·格雷厄姆将画笔掉在了画作上，脸颊瞬间涨红到了那头金发的发根；随即便又苍白下来，比道森夫人以前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苍白。

“亲爱的，别太激动，”外科医生的妻子安慰道，“你知道，没人强求你嫁给迈克尔爵士，除非你愿意。当然，那将是一桩宏大的婚姻；他有丰厚的收入，也是最慷慨的人之一。你的地位会很高，也将有能力行许多善事；但正如我之前所说，你必须完全遵循自己的感受。我只需说一件事，那就是如果迈克尔爵士的殷勤让你感到不适，那么去鼓励他确实是不太诚实的。”

“他的殷勤——鼓励他！”露西喃喃道，仿佛这些话让她感到困惑。“求求您，求求您别跟我说这些，道森夫人。我一点也没想到。这是我最后才会想到的事情。”她将手肘撑在面前的画板上，双手捂住脸，似乎沉思了许久。她的脖子上系着一条窄窄的黑色丝带，或许挂着一个小盒、一个十字架或是一张微缩画像；但无论那饰品是什么，她总是将它藏在衣服里。有那么一两次，当她静静思索时，她从脸上移开一只手，神经质地摆弄着那根丝带，带着一种近乎愤怒的姿态揪住它，在指间来回扭动。

“我想有些人天生就是不幸的，道森夫人，”过了一会儿她说道；“要我成为奥德利夫人，那对我来说实在太幸运了。”

她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浓浓的苦涩，外科医生的妻子惊讶地抬起头看着她。

“你不幸，我的孩子！”她惊呼道，“我想你是最不该这么说的人——你是个如此开朗、快乐的生物，看到你就让人感到愉快。我敢说，如果迈克尔爵士从我们这儿把你抢走，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在那次谈话之后，她们经常谈论这个话题，而每当准男爵对她的爱慕被讨论时，露西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在外科医生家里，这已成为一种默认的共识：只要迈克尔爵士一求婚，这位家庭教师就会从容地接受他；事实上，单纯的道森一家会觉得一个身无分文的女孩拒绝这样的提议，简直不仅仅是疯狂。

所以，在一个雾气朦胧的八月傍晚，迈克尔爵士与露西·格雷厄姆坐在外科医生那间小起居室的窗前，趁着这家人因某种机缘恰巧都不在屋里的机会，谈起了他心头最挂念的事。他用寥寥数语，却极其庄重地向这位家庭教师求婚。他向她说话的神态与语气里，有一种近乎动人的意味——他半是自谦，知道自己很难成为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心仪的对象，并宁愿她拒绝自己，即便这会让他心碎，也不愿她在不爱他的情况下接受他的求婚。

“露西，我认为世间再没有比嫁给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更大的罪孽了，”他严肃地说道，“亲爱的，你在我心中是如此珍贵，尽管我内心对此寄予深切的期盼，尽管想到会被拒绝我便感到痛苦万分，但我绝不愿为了我个人的幸福而让你犯下这样的罪。如果我的幸福竟要靠这种行径来达成——而事实并非如此，也绝不可能如此，”他诚恳地重申道，“那么，除了出于真诚与爱之外，任何动机所促成的婚姻，最终只会带来苦难。”

露西·格雷厄姆没有看迈克尔爵士，而是直直地望向那雾气氤氲的暮色，以及小花园外遥远而模糊的景色。准男爵试图看清她的脸，但她侧着身子，他无法捕捉到她眼神中的神情。若他能看清，便会发现那是一道渴望的目光，仿佛要穿透那遥远的晦暗，看向另一方世界。

“露西，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听见了，”她庄重地回答；语气并不冷淡，也丝毫没有被他的话所冒犯的意思。

“那么你的回答呢？”

她没有将目光从昏暗的乡野间移开，而是沉默了片刻；随后，她转向他，神情中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激情，那激情点亮了她的脸庞，使她显露出一种连准男爵在渐浓的暮色中都能察觉到的、崭新而惊人的美。她跪倒在他的脚下。

“不，露西；不，不！”他急切地喊道，“别这样，快起来！”

“是的，就要这样，”她说，那股搅动她心绪的奇异激情使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而透彻——虽然并不响亮，却显得异样清晰，“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你多好啊——你是多么高尚、多么慷慨！爱你！可是，世上有多少在美貌与品行上比我强百倍的女人，她们都可能深爱你；但你对我要求太多了！想想我的生活吧；只要想想就好！从襁褓时代起，我眼中看到的除了贫穷还是贫穷。我父亲是一位绅士：聪明、有才华、英俊——但他贫穷——贫穷把他变成了一个多么可怜的苦命人啊！我母亲——但别让我提她。贫穷——贫穷，磨难，烦恼，屈辱，匮乏。你无法理解；你们这些生活在顺遂安逸之中的人，永远无法猜测像我们这样的人忍受着什么。所以，别对我要求太多。我无法做到不计私利；我无法对这样一门亲事的益处视而不见。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在那激动的神情和狂热的言辞背后，她举止间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特质，让准男爵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慌。她依然跪伏在他脚边，与其说是跪着，倒不如说是蜷缩着，那件单薄的白裙紧贴着她，浅色的头发披散在肩头，那双巨大的蓝眼睛在暮色中闪烁，双手紧紧抓着喉间的黑丝带，仿佛那丝带正勒得她窒息。“别对我要求太多，”她不停地重复着，“我从襁褓时代起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露西——露西，说清楚。你讨厌我吗？”

“讨厌你？不——不！”

“那你有心上人吗？”

听到这个问题，她大声笑了起来。“我这辈子谁也不爱，”她回答道。

他为她的回答感到欣慰；然而，那回答以及那奇异的笑声却又让他感到一阵刺耳。他沉默了片刻，随后有些费力地说道：

“好吧，露西，我不会对你要求太多。我想我大概是个浪漫的糊涂老头；但如果你不讨厌我，而你又没有心上人，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一对幸福的夫妻。这是个约定吗，露西？”

“是的。”

准男爵将她扶起，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随后平静地向她道了晚安，便径直走出了屋子。

他径直走出了屋子，这个愚蠢的老头，因为他胸中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情绪——那既非喜悦也非胜利，而是一种近乎失望的感觉——一股被压抑且未得到满足的渴望，沉重而迟钝地盘踞在他心头，仿佛他怀里揣着一具尸体。他怀里确实揣着一具尸体，那是他在听到露西的话语后死去的希望。所有的怀疑、恐惧和胆怯的期许，如今都已告终。他必须像其他和他同龄的男人一样，安于被对方为了他的财富和地位而嫁给他。

露西·格雷厄姆缓缓走上楼梯，回到屋顶下她那间小屋。她把暗淡的蜡烛放在抽屉柜上，坐在白色床沿上，整个人像周围悬挂的帷幔一样静止而苍白。

“不再有依附，不再有劳役，不再有屈辱了，”她说；“旧生活的每一丝痕迹都已融化——每一条身份的线索都被掩埋与遗忘——除了这些，除了这些。”

她始终没有把左手从喉间的黑丝带上移开。说话间，她从怀中取出那饰物，看着上面挂着的东西。

那既不是纪念盒，也不是微缩画像，也不是十字架；而是一枚戒指，裹在一张长方形的纸片里——纸片上既有手写字迹也有印刷体，因年代久远而发黄，又因反复折叠而布满褶皱。

第二章

在阿耳戈号上。

他将雪茄的末端扔进水里，双肘支在船舷上，沉思地凝视着波浪。

“它们真是令人厌倦，”他说；“蓝色、绿色，还有蛋白色；蛋白色、蓝色，又绿色；当然，它们自有其妙处，但对着它们看上三个月也实在太久了，特别是——”

他没能把话说完；他的思绪似乎在半途就飘散了，将他带到了千里之外。

“可怜的小姑娘，她该多高兴啊！”他喃喃自语，懒洋洋地打开雪茄盒，打量着里面的东西；“该多高兴，又该多吃惊啊！可怜的小姑娘。毕竟都三年半了；她一定会吃惊的。”

他是一位大约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脸庞被阳光晒成了古铜色；他有着好看的棕色眼睛，眼神里透着懒散的笑意，在浓密的黑色睫毛下闪烁，茂密的胡须和髭须遮住了他脸部的下半部分。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穿着一套宽松的灰色西装，戴着一顶随意扣在黑发上的毡帽。他的名字叫乔治·塔尔博伊斯，是“阿耳戈号”货船后舱的乘客，船上装载着澳大利亚羊毛，正从悉尼驶向利物浦。

“阿耳戈号”后舱的乘客很少。一位羊毛商正带着妻子和女儿返回祖国，他们在殖民地发了财；一位三十三岁的家庭教师，正赶回家去嫁给一个订婚十五年的男人；一位富有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商的伤感女儿，被送往英国去完成学业；加上乔治·塔尔博伊斯，便是船上仅有的几位头等舱乘客。

这个乔治·塔尔博伊斯是整艘船上的灵魂人物；没人知道他是谁，做什么的，或者从哪儿来，但大家都喜欢他。他坐在餐桌末端，协助船长招待大家进餐。他负责开启香槟，与在场的每个人对饮；他讲笑话，而且自己笑得如此欢快，以至于谁要是听了不跟着开怀大笑，那简直就是个粗人。他在投机游戏和“二十一点”等各种欢快的游戏中都是好手，让围坐在舱内灯光下的小圈子沉浸在纯粹的乐趣中，即便头顶刮起飓风他们也听不见；但他坦诚自己对惠斯特牌毫无天赋，在棋盘上连骑士和城堡都分不清。

事实上，塔尔博伊斯先生绝不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绅士。那位苍白的家庭教师曾试着跟他谈论流行文学，但乔治只是挠挠胡须，直勾勾地盯着她，偶尔说上一句：“啊，是啊，天哪！”或者“可不是嘛，啊！”

那位要去完成学业的伤感小姐试着跟他谈雪莱和拜伦，他竟然直接笑出了声，仿佛诗歌只是个笑话。羊毛商试探他的政治观点，但他似乎对此并无深研；于是大家便由着他去，任他抽雪茄、跟水手聊天、倚在船舷上盯着海水发呆，用他自己的方式与每个人相处融洽。但当“阿耳戈号”距离英国还有约两周航程时，大家都注意到乔治·塔尔博伊斯变了。他变得坐立不安、焦躁异常；有时快活得笑声响彻船舱；有时又阴郁沉思。尽管他深受水手们的喜爱，但他们最终还是厌倦了他那永无止境的提问：大概什么时候能靠岸？是十天、十一天、十二天，还是十三天？风向有利吗？船每小时航行多少节？随后，一股突如其来的激情会攫住他，他会在甲板上跺脚，大喊这艘船是条破烂的老船，它的船主因为宣传它是“快航阿耳戈号”而全是骗子。它根本不适合搭载乘客；不适合搭载像他这样心急如焚、有血有肉的人；它只配载运那些愚蠢的羊毛包，即便那些羊毛在海上腐烂了也无所谓。

这个八月的傍晚，当乔治·塔尔博伊斯点燃雪茄时，太阳正落入波浪之后。水手们那天下午告诉他，只需再过十天就能看到英国海岸了。“我要坐第一艘来接我们的船上岸，”他喊道；“我要坐个小贝壳也得上岸。天哪，要是真到了那一步，我就游泳回去。”

后舱里的朋友们，除了那位苍白的家庭教师，都嘲笑他的急躁；而她看着这个年轻人，看着他为缓慢流逝的时间而烦躁，推开没喝的酒，在舱内沙发上不安地翻身，在舷梯上跑上跑下，盯着海水发呆时，却叹了口气。

当红色的日轮沉入水中，家庭教师登上舱梯到甲板散步，而其他乘客还在下面喝着酒。她走到乔治身旁，站在他身边，注视着西边天空渐渐消退的红晕。

这位女士非常安静内敛，很少参加后舱的娱乐活动，从不大笑，说话也很少；但她和乔治·塔尔博伊斯在整个航程中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的雪茄让你心烦吗，莫莉小姐？”他从嘴里拿下雪茄问道。

“一点也不；请继续抽吧。我只是上来看看日落。多么美妙的夜晚！”

“是啊，是啊，我想是的，”他急切地回答；“可是太漫长了，太漫长了！还要熬过十个漫无止境的白天和十个煎熬的夜晚，才能靠岸。”

“是的，”莫莉小姐叹道，“你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吗？”

“我吗？”乔治叫道，“当然希望。你不希望吗？”

“谈不上。”

“但在英国难道没有你爱的人吗？没有你爱的人在盼着你抵达吗？”

“我希望有，”她庄重地说。他们沉默了许久，他抽着雪茄，带着一种狂乱的急躁，仿佛他自己的焦躁能加速船只的航行；她则用忧郁的蓝眼睛眺望着渐弱的光线——那眼睛仿佛因研读密集的印刷书籍和艰苦的针线活而褪去了色泽；那眼睛或许也因深夜里悄悄流下的泪水而褪色了。

“看！”乔治突然指着莫莉小姐视线之外的方向说，“那是新月！”

她抬头看着那弯苍白的新月，她自己的脸也显得同样苍白憔悴。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它。”

“我们得许个愿！”乔治说，“我知道我许什么愿。”

“什么？”

“愿我们能快点到家。”

“我的愿望是，愿我们在抵达时不会感到失望，”家庭教师伤感地说。

“失望！”

他像被击中了一样猛地一震，问她提到失望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她快速地说道，那双干枯的手带着不安的动作；“我的意思是，随着航程接近终点，希望在我的心中沉沦；一种病态的恐惧笼罩着我，担心到最后一切可能并不如意。我要去见的那个人，他对我的感情或许已经改变了；又或者，他可能在见到我之前一直保持着旧有的情感，但在见到我这张憔悴的脸庞时，那种情感便瞬间消失了，因为塔尔博伊斯先生，当十五年前我启程去悉尼时，我也曾被称为俏姑娘；又或者，他可能已被世俗改变，变得自私而唯利是图，他欢迎我也仅仅是为了我这十五年攒下的积蓄。再者，他可能已经死了。也许就在我们靠岸前一周，他可能还很好，但就在这最后一周染上热病，在我们的船锚入默西河前一个小时去世了。我总是想到这些，在脑海中一遍遍演练这些场景，一天之内要经受二十次痛苦。二十次，”她重复道；“其实我一天得想上千次。”

乔治·塔尔博伊斯一动不动地站着，手里拿着雪茄，听得如此入神，以至于她说完最后几个字时，他的手一松，雪茄掉进了水里。

“我常想，”她继续说道，更多是对自己而不是对他，“回想起来，我当时启程时是多么充满希望；那时我从没想过失望，只是描绘着相聚的喜悦，想象着会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语调、每一个眼神；但在这航程的最后一个月，日复一日，时时刻刻，我的心都在下沉，充满希望的幻想在褪色，我畏惧着终点，仿佛我知道自己去英国是为了参加一场葬礼。”

年轻人突然改变了姿势，转过脸全神贯注地看着同伴，眼神中带着惊恐。她在苍白的光线下看到他的脸颊失去了血色。

“真傻！”他喊道，紧握的拳头砸在船帮上，“我真是个傻瓜，竟会被这种事吓到！你为什么要跑来跟我说这些？当我正要径直回家见我心爱的女人时，你为什么要跑来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她是个心如天光般纯真的姑娘；我像期待明天的太阳升起一样，确信她的心绝不会有任何改变。当我正要回家见我亲爱的妻子时，你为什么要跑来往我脑子里塞这些幻想？”

“你的妻子，”她说；“那不一样。我的恐惧没有理由让你感到恐惧。我去英国是为了重逢一个十五年前就订婚的男人。当时他太穷了，没法结婚，当我得到一份去有钱的澳大利亚家庭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时，我说服他让我接受，这样我就能让他自由，不再受束缚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同时我攒点钱，好在我们一起生活时能帮衬帮衬。我本没打算离开这么久，但他在英国境况不佳。这就是我的故事，你能理解我的恐惧。它们没必要影响你。我的情况属于特例。”

“我也是，”乔治急切地说。“我告诉你，我的情况也是特例：尽管我向你发誓，直到这一刻，我从未对回家航行的结果产生过丝毫恐惧。但你是对的；你的恐惧与我无关。你已经离开十五年了；十五年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而我离开英国才不过三年半，就在这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发生什么呢？”

莫莉小姐带着哀伤的微笑看着他，没有说话。他那狂热的劲头，他那本性中的新鲜与急躁，对她来说是如此陌生而新奇，以至于她看着他，心中既有钦佩，也有一丝怜悯。

“我漂亮的小妻子！我温柔、天真、可爱的小妻子！你知道吗，莫莉小姐，”他带着他一贯的希望语气说道，“我离开时，我那小姑娘还在睡梦中，怀里抱着孩子，留给她的只有几行字迹模糊的话，告诉她为什么她忠诚的丈夫抛弃了她？”

“抛弃了她！”家庭教师惊呼道。

“是的。我第一次遇见我那小宝贝时，是骑兵团的一名少尉。我们驻扎在一个乏味的海港城市，我那宝贝和她那寒酸的老父亲住在一起，他是个领半薪的海军军官；是个十足的老骗子，穷得像约伯，眼里除了钱什么都没有。我一眼看穿了他那些肤浅的诡计，想把我们其中的一个钓给他的漂亮女儿。我看到了他为引诱我们这些骑兵军官上钩而设下的所有可悲、可鄙、显而易见的陷阱。我一眼看穿了他那寒酸的虚荣晚餐和酒吧里的葡萄酒；他对自己家族显赫的大话；他那虚伪的自尊与独立，还有他谈起独生女时那双浑浊老眼中流下的伪善泪水。他是个酗酒的老伪君子，随时准备把我的小可怜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幸运的是，我当时恰好就是出价最高的人；因为我父亲是个有钱人，莫莉小姐，而且我们俩是一见钟情，我那宝贝和我便结了婚。然而，我父亲一听说我娶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小姑娘，那个嗜酒的老中尉的女儿，就写了一封愤怒的信给我，告诉我他再也不会跟我有任何往来，并且我的年度津贴从结婚那天起就停止发放。”

“由于我那样的团里没法待了，我身上除了军饷外一无所有，还要养我那漂亮的小妻子，于是我卖掉了军职，心想在钱花光之前，一定能撞上什么好差事。我带着我的心肝宝贝去了意大利，只要我那两千英镑还在，我们在那儿就过着奢华的生活；但当那笔钱缩减到两百英镑左右时，我们回到了英国。因为我的宝贝想离她那位讨人厌的老父亲近一点，我们便在他居住的那个海滨小镇定居下来。好了，那老头一听说我只剩下两百英镑，就对我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亲热，坚持要我们住进他家里。我们同意了，还是为了讨我那宝贝的欢心，当时她有着充分的权利去满足她那颗纯洁心灵中的每一个念头和幻想。我们确实住进了他家，最终他榨干了我们；但当我跟我的小妻子提起这件事时，她只是耸了耸肩，说她不忍心对自己‘可怜的爸爸’刻薄。于是，可怜的爸爸没多久就把我们剩下的一点积蓄挥霍一空；我感到现在必须找点事情做了，就跑去伦敦，试图找一份商行文员、会计、记账员或类似的工作。但我想我身上一定烙下了重骑兵的印记，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人相信我有能力干这些；于是我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回到我的宝贝身边，却发现她在照顾着一个继承了父亲贫穷的儿子。可怜的小姑娘，她情绪非常低落；当我告诉她我的伦敦之行失败后，她彻底崩溃了，爆发出一阵啜泣和哀叹，告诉我如果我只能给她贫穷和痛苦，就不该娶她；还说我娶她是对她犯下的残酷错误。天哪！莫莉小姐，她的泪水和责备让我几近疯狂；我对她、我自己、她父亲、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大发雷霆，然后跑出了屋子。我整天在街上游荡，神志不清，强烈地想要投海自尽，好让我那可怜的姑娘自由地去寻找更好的归宿。‘如果我淹死了，她父亲就得养活她，’我想；‘那个老伪君子决计不会拒绝给她一个避难所；但我活着的时候，她对他毫无要求权。’我走到一个摇摇欲坠的旧木码头上，打算在那儿待到天黑，然后从尽头悄无声息地跳进水里；但就在我坐在那儿抽烟、茫然地盯着海鸥时，两个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开始谈论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以及在那里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看来他一两天内就要起航了，他正在试图说服同伴加入这次远征。

“我听了这两个人谈话一个多小时，叼着烟斗，跟着他们在码头上走来走去，把他们的话全都听了进去。这之后，我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打听到有一艘船三天后就要离开利物浦，其中一个人正准备搭乘那艘船出发。这人给了我所需的一切信息，而且还告诉我，像我这样强壮的年轻人，在矿区几乎不可能不成功。这个念头如此突然地闪过脑海，以至于我感到脸上发烫，浑身因兴奋而颤抖。无论如何，这总比投水强。假设我悄悄离开我的宝贝，把她安全地留在她父亲屋檐下，我去新世界发了大财，一年左右回来把财富抛在她的膝头；因为那时我太乐观了，指望一年左右就能发财。我感谢那人提供的信息，深夜时分溜达着回了家。那是严寒的冬日，但我满怀激情，竟感觉不到冷，我走在安静的街道上，雪花飘落在脸上，心中怀着孤注一掷的希望。老头坐在小餐厅里喝着白兰地兑水；我妻子在楼上，怀里抱着婴儿，睡得很香。我坐下来写了几行简短的话，告诉她，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爱她，哪怕我似乎抛弃了她；我正要去新世界尝试运气，如果成功了，我一定会回来带给她充裕和幸福；但如果失败了，我就再也不会出现在她面前。我把剩下的钱——四十多英镑——平分为两份，留给她一份，另一份放进自己口袋。我跪下来，把头抵在覆盖着她们的白色床罩上，为我的妻子和孩子祈祷。平时我不是个爱祈祷的人，但上帝知道，那是一次发自肺腑的祈祷。我吻了她一下，又吻了孩子一下，然后从房间里溜了出去。餐厅门开着，老头正对着报纸打瞌睡。他听到我在过道里的脚步声抬头看了一眼，问我上哪儿去。‘到街上抽根烟，’我回答；因为这是我的习惯，他信以为真。三天后的晚上，我已在海上，前往墨尔本——一名统舱乘客，行李只有一套矿工工具，兜里大约七个先令。”

“而你成功了？”莫莉小姐问。

“直到我长时间感到绝望之后才成功；直到贫穷和我成了如此老相识、同床共枕的伙伴，以至于回顾往事时，我都怀疑那个曾经潇洒、鲁莽、挥霍、奢侈、喝香槟的骑兵，是否真和那个坐在潮湿地上、在新世界的荒野中啃着发霉面包块的人是同一个。我紧紧抓住对我的宝贝的记忆，我对她的爱与真诚的信任，是我支撑起往日生活的基石——是照亮未来那浓重黑暗的唯一星辰。我和坏人为伍；我身处骚乱、酗酒和放荡的中心；但爱那净化心灵的力量使我安然无恙。骨瘦如柴，就像曾经的我那被饥饿折磨的影子，有一天我从一块破碎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被自己的脸吓坏了。但我坚持了下来；经历了失望、绝望、风湿病、热病、饥饿；在死亡边缘，我坚定不移地坚持到了最后；最终，我征服了一切。”

他那股充满精力和决心的勇气，那成功的自豪与对所克服困难的认知，让这位苍白的家庭教师只能对他投以惊叹的目光。

“你真是太勇敢了！”她说。

“勇敢！”他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大喊道；“我难道不是在为我的宝贝而工作吗？在那段凄凉的考验期里，她那双漂亮的小白手似乎在向我招手，指引我奔向幸福的未来！为什么，我甚至在破烂的帆布帐篷里看见她坐在我身边，怀里抱着孩子，就像我曾经在我们婚后那唯一幸福的一年中看到她一样。最后，三个月前一个阴冷多雾的早晨，细雨淋透了我的衣服，我没入黏土和泥浆中直至脖子，饥肠辘辘，被热病折磨得虚弱不堪，被风湿病折磨得僵硬无比，一块巨大的金块在我的铁锹下翻了出来，一分钟内，我就成了澳大利亚最富有的人。我倒在湿漉漉的黏土上，把金块揣在衬衫胸口，生平第一次像孩子一样哭了出来。我火速赶往悉尼，兑现了我的战利品，价值超过两万英镑，两周后搭乘这艘船前往英国；再过十天——再过十天，我就能见到我的宝贝了。”

“但在那整个期间，你从来没给妻子写过信吗？”

“从来没有，直到我离开悉尼的前一天。在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黑暗的时候，我无法写信。我无法写信告诉她，我正与绝望和死亡进行艰苦的搏斗。我在等待更好的命运，当那一天到来时，我写信告诉她，我回英国的时间几乎和信件同步，并给了她一个伦敦咖啡馆的地址，让她在那儿写信给我，告诉我到哪儿能找到她，尽管她不太可能离开她父亲的家。”

此后他陷入了沉思，若有所思地抽着雪茄。他的同伴没有打扰他。夏日的最后一缕日光已经消逝，只剩下残月那苍白的光辉。

片刻后，乔治·塔尔博伊斯丢掉雪茄，转向家庭教师，突然喊道：“莫莉小姐，如果我到了英国，听说我的妻子出了什么事，我会立刻倒地而亡。”

“亲爱的塔尔博伊斯先生，你为什么会想这些呢？上帝对我们很好；祂绝不会施加给我们无法承受的苦难。也许我看事物总是带着忧郁的色彩；因为我生命中长久的单调给了我太多时间去思考自己的烦恼。”

“而我的一生都在行动、匮乏、辛劳、希望与绝望交替中度过；我没时间去想我宝贝身上发生意外的可能。我真是个盲目、鲁莽的蠢货！三年半了，竟然连一行字、一句话都没有，没有来自她，也没有来自任何认识她的凡人。苍天在上！什么事没可能发生呢？”

由于心绪不宁，他开始在那孤寂的甲板上快速踱步，家庭教师跟在后面，试图安抚他。

“我向你发誓，莫莉小姐，”他说，“直到今晚你跟我说话之前，我从未感到过一丝恐惧，而现在，我的心却像你一小时前说的那样，沉陷在一种恶心的、下坠的恐惧中。请让我一个人待着，让我按自己的方式克服它。”

她默默地离开他，坐在船舷边，望着水面。

乔治·塔尔博伊斯在那儿来回走了许久，头垂在胸前，左顾右盼，但大约一刻钟后，他回到了家庭教师坐着的地方。

“我在祈祷，”他说——“为我的宝贝祈祷。”

他说话的声音几不可闻，而在月光下，她看到他的脸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

第三章

隐藏的遗物。

那轮落在水域尽头的八月骄阳，正红彤彤地闪烁在通往奥德利庄园（Audley Court）那座常春藤覆盖的拱门上方的大钟表面。

一场猛烈而绯红的落日。竖框窗户和闪烁的格栅窗都被红色的辉光点燃；渐渐消逝的光芒在长廊两旁的椴树叶上跳动，将静谧的鱼塘变成了一面打磨过的铜镜；就连那古井隐藏其中的荆棘与灌木丛的幽深之处，也被那绯红的明亮不时闪烁地照亮，以至于那些潮湿的杂草、生锈的铁轮和破碎的木构件看起来仿佛沾上了点点血迹。

静谧牧场中奶牛的哞哞声、鱼塘里鳟鱼的戏水声、疲惫鸟儿的最后一声啼鸣，以及远处道路上偶尔传来的马车车轮吱呀声，一次次打破傍晚的静谧，反而让这个地方显得更加死寂。这种黄昏的寂静几乎令人感到压抑。此地的宁静感本身已因其极致而变得令人痛苦，让人觉得在那灰色且被常春藤覆盖的建筑堆中，一定躺着一具尸体——周围的一切是如此死气沉沉。

当拱门上的大钟敲响八点时，屋后的一扇门被轻轻推开，一个姑娘走进了花园。

但即使是一个人的出现，也几乎没能打破寂静；因为那姑娘在茂密的草地上悄悄移动，滑入鱼塘旁的林荫道，消失在椴树那丰茂的庇护之下。

她或许算不上绝对漂亮，但她的相貌属于那种通常被称为“耐人寻味”的类型。耐人寻味，或许是因为在那苍白的脸庞、浅灰色的眼睛、精致的五官和紧闭的嘴唇中，透着一种在十九或二十岁的女性身上并不多见的克制与自控能力。我想她本可以很美，如果不是那张小小的椭圆脸上唯一的缺点的话。这缺点就是缺乏色彩。脸颊上那蜡白色的皮肤没有一丝绯红；眉毛和睫毛那苍白的平庸感没有一丝棕色来弥补；头发那暗淡的亚麻色也没有一丝金黄或赤褐色来点缀。甚至她的衣着也因这种缺失而大打折扣。那件浅淡的薰衣草色薄纱裙褪成了病态的灰色，系在喉间的丝带也融进了同样的中间色调中。

她的身段纤细而脆弱，尽管穿着朴素，却有着几分名门闺秀的优雅与仪态，但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姑娘，叫菲比·马克斯（Phoebe Marks），曾是道森先生家里的奶妈，在露西嫁给迈克尔爵士后，成了奥德利夫人选中的贴身女仆。

当然，这对菲比来说是一场了不起的造化，她在庄园井井有条的家庭中不仅工资翻了三倍，工作也变得轻松了；因此，她和夫人在更高的圈子里一样，成了朋友们羡慕的对象。

一个正坐在古井破碎木构件上的男人，在贴身女仆从椴树阴影中走出，出现在杂草和灌木丛中时，吓了一跳。

我之前说过，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它位于低矮的灌木丛中，远离花园的其他部分，只能从西翼后方的阁楼窗户看到。

“哎呀，菲比，”男人合上正在削去黑刺李木桩树皮的折刀说，“你走得那么静又那么突然，我还以为你是鬼魂呢。我穿过田野走过来，从护城河边的门进来的，正想休息一下再过去问问你回来了没有。”

“我从卧室窗口能看见这口井，卢克，”菲比回答，指了指山墙上的一扇开启的格栅窗，“我看见你坐在这儿，就下来聊聊天；在这儿说话比在屋里好，那儿总有人在偷听。”

那男人是一个二十三岁左右、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看起来呆头呆脑的乡巴佬。他那深红色的头发长得很低，遮住前额，浓密的眉毛在灰绿色的眼睛上方连在一起；他的鼻子高大且形状匀称，但嘴巴形状粗鲁，显得兽性十足。红扑扑的脸蛋、红发、粗壮的脖颈，让他看起来就像庄园周围牧场里那些肥硕的公牛。

姑娘轻盈地坐在他身旁的木构件上，把一只在新的轻闲工作中变得白皙的手，绕在他粗壮的脖子上。

“你见到我高兴吗，卢克？”她问。

“我当然高兴了，丫头，”他粗鲁地回答，再次打开折刀，在篱笆木桩上刮着。

他们是嫡亲表兄妹，童年时一起玩耍，少年时是青梅竹马的情人。

“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姑娘说；“卢克，你可以看看我，告诉我你觉得这次出行有没有让我变得好一点。”

“这可没让你的脸颊多点颜色，丫头，”他从低垂的眉毛下扫了她一眼说；“你还是跟走的时候一样白。”

“但人们都说旅行会让一个人变得优雅，卢克。我跟着夫人去了欧洲大陆，穿过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地方；而且你知道，我小时候，霍顿乡绅的女儿们教过我几句法语，我发现能和外国当地人交谈真是太棒了。”

“优雅！”卢克·马克斯发出一声粗哑的笑声；“谁想让你优雅了？我可不想；等你成了我的妻子，可没多少时间搞什么优雅，丫头。还法语呢！见鬼，菲比，我猜等我们存够了钱买个小农场，你是不是还要对着牛说那些‘把里把里’（parleyvooing）？”

她咬着嘴唇，看向别处。他继续削砍着那根正做成的木桩柄，嘴里轻声吹着口哨，自始至终没看他的表妹一眼。

他们沉默了片刻，不久后，她转过脸去，避开同伴的视线说：

“那位格雷厄姆小姐可真了不起，带着女仆和信使、坐着四轮马车旅行，还有个丈夫，觉得这世上没有哪个地方配得上让她踏足一步！”

“啊，有钱确实是件好事，菲比，”卢克回答，“我希望这能给你个提醒，丫头，多存点工资，好让我们将来结婚用。”

“那么，就在三个月前，她在道森先生家里算什么呢？”那姑娘继续说道，仿佛没听见表哥的话，“她不就是个像我一样的仆人吗？领着工资，为别人干活，跟我一样辛苦，甚至更辛苦。你该看看她那些寒酸的衣服——又破又补，缝缝补补，改来改去，可不知怎么着，穿在她身上总是很好看。她在这里给我做女仆的钱，比在道森先生那里多得多。哎，我曾见过她从客厅走出来，手里拿着几个金币和一点银子，那是主人刚给她的季度工资；可你现在看看她！”

“你管她干嘛，”卢克说；“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菲比；这才是你该做的。要是以后咱们开个小酒馆，你觉得怎么样，丫头？开酒馆能挣大钱。”

姑娘依然坐着，脸背对着爱人，双手无力地垂在膝盖上，苍灰色的眼睛盯着树干后渐渐熄灭的那最后一道低垂的绯红色霞光。

“你该看看屋里的样子，卢克，”她说；“外面看起来确实破破烂烂的，但你该看看我夫人的房间——全都是画和镀金，还有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板的大穿衣镜。管家告诉我，光是那些彩绘天花板就花了几百英镑，而且全是为了她做的。”

“她真是个走运的家伙，”卢克懒洋洋地嘟囔道，显得漫不经心。

“要是我们出国那会儿你见了她，你该看看她，周围围着一群绅士；迈克尔爵士一点也不嫉妒他们，只是为看到她如此受人仰慕而感到骄傲。你该听听她与他们说笑的样子；她把他们的恭维和漂亮话全都抛了回去，就好像那些话是他们掷向她的玫瑰花瓣。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能让所有人为她疯狂。她的歌声、她的琴声、她的画作、她的舞姿，还有她那美丽的笑容和阳光般的卷发！只要我们在一个地方待着，她永远是当地谈论的焦点。”

“她今晚在家吗？”

“不在；她跟迈克尔爵士去Beeches参加晚宴了。他们要开车走七八英里，不到十一点回不来。”

“那么我告诉你吧，菲比，如果这房子里面真有那么富丽堂皇，我倒想进去瞧瞧。”

“那你可以瞧瞧。管家巴顿太太认识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她不会反对我带你去看看最好的几个房间。”

表兄妹俩离开灌木丛时天色已近昏暗，他们缓步走向那座宅邸。他们进入的那扇门通往仆人厅，一侧就是管家室。菲比·马克斯停下脚步，问管家是否可以带表哥去参观几个房间，得到应允后，她在大厅的灯上点亮了一支蜡烛，示意卢克跟她进到房子的另一侧。

长长的黑橡木走廊在幽灵般的暮色中显得昏暗，菲比手中提着的灯火，在她带表哥穿过的那宽阔通道里，不过是微弱的一点光斑。卢克不时疑神疑鬼地回过头，自己那双钉着铁掌的皮靴发出的咯吱声，让他感到有些害怕。

“这地方阴森得要命，菲比，”他们从走廊转进尚未点灯的主厅时，他说道；“我听说很久以前这儿发生过一起谋杀案。”

“说到这个，卢克，现如今谋杀案可够多的了，”那姑娘回答，随即便在那年轻人的跟随下登上了楼梯。

她领着他穿过一间巨大的客厅，里面满是绸缎和鎏金制品、布尔镶嵌柜、青铜器、浮雕宝石、小雕像和各式饰品，在幽暗的灯光下闪闪发光；接着又穿过一间晨室，挂满了名画的收藏级版画；穿过晨室进入一间前厅，她在那里停下脚步，将烛光举过头顶。

年轻人目瞪口呆，张着嘴四下张望。

“真是个难得的好地方，”他说，“一定花了大把的钱。”

“看看墙上的画，”菲比瞥了一眼那间八角形厅堂的镶板说道，上面挂着Claude、Poussin、Wouverman和Cuyp的画作。“我听说光是这些画就价值连城。这就是我夫人的套房入口了，也就是从前的格雷厄姆小姐。”她掀起挂在门廊上那厚重的绿色布帘，领着这位惊诧的乡下人走进了一间如童话般的闺房，又穿过闺房来到更衣室。敞开的衣柜门和沙发上散落的一堆衣物，显示出这里仍保持着主人离开时的原样。

“我得在夫人回家前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卢克；我干活的时候你可以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很快就好。”

她的表哥在窘迫中四下环顾，被这房间的奢华搞得晕头转向；经过一番考量，他选中了最结实的一把椅子，小心翼翼地坐在了最边缘上。

“真希望我能把首饰给你看看，卢克，”那姑娘说；“但我没法给你看，因为她总是自己保管钥匙；就是梳妆台上那个盒子。”

“什么，那个？”卢克惊呼道，盯着那个巨大的胡桃木镶铜首饰盒。“乖乖，那盒子大得能装下我所有的衣服！”

“里面装满了钻石、红宝石、珍珠和绿宝石，满满当当的，”菲比一边回答，一边忙着折叠那些沙沙作响的丝绸裙子，一件一件地放进衣柜的架子上。当她抖开最后一件裙子的褶边时，一阵叮当声钻进她的耳朵，她伸手探进裙兜。

“天哪！”她惊叫道，“夫人这次居然把钥匙落在兜里了；卢克，你要是想看，我倒可以给你瞧瞧这些首饰。”

“好吧，我倒是不妨瞧瞧，姑娘，”他说着从椅子上站起身，举着灯，由表妹打开了首饰盒。当他看到白缎软垫上闪烁的饰品时，不禁发出了一声惊叹。他想伸手去摸摸那些精致的珠宝；想把它们拽出来摆弄，好弄清它们的市场价值。或许，一抹贪婪和嫉妒掠过他的心头，他想到自己有多么渴望能顺手拿走其中一件。

“哎，这些钻石玩意儿里随便哪一件，都足够让我们安身立命了，菲比，”他转动着一只手镯，放在那双粗糙红肿的大手里反复端详。

“放下，卢克！马上放下！”那姑娘惊恐地叫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他不情愿地叹了口气，将手镯放回原处，随即又继续研究起首饰盒。

“这是什么？”他指着盒子框架上的一个铜旋钮问道。

他边说边按了下去，一个衬着紫色天鹅绒的暗格从盒子里弹了出来。

“你看这儿！”卢克兴奋地叫道，为自己的发现感到得意。

菲比·马克斯扔下正在折叠的裙子，走到梳妆台前。

“哟，我从没见过这个，”她说；“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

里面东西不多；既无金银也无宝石；只有一只卷在纸里的婴儿羊毛小鞋，还有一小撮颜色浅淡、如丝绸般的黄色头发，显然是从婴儿头上剪下来的。菲比在检查那个小包裹时，眼睛睁得圆圆的。

“原来这就是夫人藏在暗格里的东西，”她喃喃道。

“在这儿藏这种破烂玩意儿，可真怪，”卢克漫不经心地说。

那姑娘薄薄的嘴唇勾起一抹玩味的微笑。

“你得给我作证，这东西是我在哪儿发现的，”她说着，将那个小包裹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说菲比，你可别傻到要留着那玩意儿，”年轻人叫道。

“我宁愿要这个，也不要你那想拿却拿不走的钻石手镯，”她回答，“卢克，你那家小酒馆有着落了。”

第四章。

在《泰晤士报》头版。

罗伯特·奥德利（Robert Audley）被公认为是一位大律师。名录上写着他的名字是大律师；他在Temple区Figtree Court拥有律师事务所；作为大律师，他吃过了法学界规定的那些晚宴，那是每一位志向远大的法律人通往名利之路必须熬过的崇高试炼。如果这些能使一个人成为大律师，那么罗伯特·奥德利无疑就是一位。然而，在这五年间，当他的名字被漆在Figtree Court的门上时，他从未接过一份案卷，从未试着去接一份案卷，甚至从未想过要接一份案卷。他是个英俊、懒散、无所事事的家伙，约莫二十七岁；是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弟弟唯一的儿子。父亲给他留下了每年四百英镑的遗产，朋友们建议他通过成为执业律师来增加收入；而他发现，经过深思熟虑，反对朋友们的愿望比去吃那些晚宴、在Temple区租个办公室要麻烦得多，于是他采取了后者，脸不红心不跳地自称是大律师。

有时，天气太热，他抽完德国烟斗、读完法国小说感到疲惫时，便会漫步到Temple花园，躺在阴凉处，脸色苍白、神情淡定，解开衬衫领子，颈间松松垮垮地系着一条蓝色丝巾，对那些严肃的法官们说他因为工作过度而累垮了。

狡黠的老法官们对这可笑的谎言付之一笑；但他们都公认罗伯特·奥德利是个好人；是个慷慨大度的好人；也是个挺古怪的家伙，在他那无精打采、游手好闲、漫不经心、优柔寡断的外表下，藏着一股狡黠的机智和沉静的幽默。他是一个永远不会在世俗中出人头地的人；但他也绝对不会伤害任何生灵。事实上，他的办公室被他改造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狗窝，因为他总喜欢把在街上看到、因被他外表吸引而卑微顺从地跟在他身后的流浪狗带回家。

罗伯特总是会在狩猎季节去奥德利庄园；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位出色的猎手，因为他总是骑着一匹性情温顺、四肢粗壮的栗色马，慢悠悠地小跑着跟在后面，与那些骁勇的骑手保持着相当恭敬的距离；他的马和他自己一样清楚，他根本没想过要去亲手猎杀什么猎物。

这个年轻人是他叔叔的心头好，也并未被他那位漂亮、有着吉普赛面孔、性格开朗、顽皮放纵的表妹艾丽西亚·奥德利（Alicia Audley）所轻视。在旁人看来，一位拥有大片庄园的唯一女继承人对某人的偏爱，是很值得把握的，但罗伯特·奥德利从未这样想过。艾丽西亚是个好姑娘，他说，是个爽快姑娘，没那么多废话——是个万里挑一的姑娘；但这已是热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利用表妹对他的少女情怀去谋取什么好处，这种念头从未在他那懒散的大脑中出现过。我怀疑他甚至没有对自己叔叔的家产数额有一个准确的概念，而且我敢肯定，他从未有哪怕一瞬间盘算过这些财产最终落入他手中的可能性。因此，当那个美好的春日早晨，在我所写故事发生的前三个月，邮差送来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和奥德利夫人的结婚请柬，以及他表妹的一封愤愤不平的信时——信中诉说着她父亲刚娶了一个像蜡娃娃一样、年龄和她一般大的年轻女子，有着亚麻色卷发和永不停歇的咯咯笑声；因为我很遗憾地说，艾丽西亚小姐的敌意使她这样描述那曾让已故的露西·格雷厄姆小姐备受赞誉的悦耳笑声——当这些文件送到罗伯特·奥德利手中时，它们既没引起这位先生的烦恼，也没让他感到惊奇。他读着艾丽西亚那封密密麻麻、写满愤怒的信，甚至没有从他那留着胡须的嘴唇间移开他那德国烟斗的琥珀烟嘴。当他读完这封信时，他的深色眉毛挑到了前额中央（顺便提一下，这是他表示惊讶的唯一方式），他漫不经心地将信和结婚请柬扔进了废纸篓，放下烟斗，准备为这件事动动脑子。

“我早就说过那老古板会结婚的，”他在沉思了大约半小时后嘟囔道。艾丽西亚和我那位继母夫人肯定会闹得不可开交。我只希望她们别在狩猎季节吵架，也别在餐桌上说些伤人的话；争吵总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消化。

在我上一章记录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大约十二点左右，这位爵士的侄子从Temple漫步而出，朝Blackfriars方向走去，目的地是城里。他曾在某次倒霉时刻，为了帮一个急需用钱的朋友，在汇票上签下了奥德利这个古老的名字作为担保，而那张汇票出票人并未兑现，因此罗伯特不得不负责支付。为了处理这件事，他沿着Ludgate Hill闲逛，蓝色领带在八月炎热的空气中飘荡，随后走到圣保罗大教堂旁一条幽深巷子里的一家凉爽银行，在那里安排卖掉了价值两百英镑的统一公债。

处理完这些琐事，他正靠在巷口，等着一辆碰巧路过的出租马车带他回Temple，这时，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人急匆匆地冲进这条窄巷，差点把他撞倒。

“我说朋友，走路请看路！”罗伯特温和地抗议道；“你在撞倒人并踩到人之前，好歹该打个招呼。”

那个陌生人猛地停下脚步，死死盯着说话的人，随即倒吸了一口凉气。

“鲍勃！”他惊呼道，语气中充满了极度的震惊；“我昨晚天黑后才踏上英国土地，真没想到今早就能遇到你。”

“我以前一定在哪儿见过你，这位蓄着胡子的朋友，”奥德利先生冷静地审视着对方那张充满活力的脸，“但如果我能记起在何时何地，就让我下地狱吧。”

“什么！”陌生人责备地喊道，“你该不会是想说你把乔治·塔尔博伊斯（George Talboys）给忘了吧？”

“没有！”罗伯特强调道，语气是他平时绝少有的；随后他挽起朋友的手臂，领他走进幽深的小巷，依然带着他那副一贯的冷淡说道，“好了，乔治，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乔治·塔尔博伊斯确实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讲述了十天前在Argus号上对那位苍白的家庭教师讲述过的那个故事；讲完后，他气喘吁吁、满脸通红地说，他口袋里有两万英镑左右，他想存进那家多年来一直服务于他的银行。

“如果不信的话，我刚才刚好从他们的会计处离开，”罗伯特说。“我跟你一起回去，我们五分钟内就能把那件事办妥。”

他们确实设法在大约一刻钟内办完了这件事；随后，罗伯特·奥德利提议立刻启程去Greenwich的Crown and Scepter，或者Richmond的Castle，他们可以在那儿吃顿便餐，谈谈当年在Eton共度的好时光。但乔治告诉朋友，在他去任何地方之前，在他刮胡子、吃早饭或者在经历了利物浦特快列车的一整夜旅程后做任何休整之前，他必须先去Westminster区Bridge街的一家咖啡馆，他希望能在那儿收到他妻子的信。

当他们乘坐着一辆快速出租马车穿过Ludgate Hill、Fleet街和Strand街时，乔治·塔尔博伊斯向朋友倾诉了所有那些曾占据他乐观天性的狂野梦想和幻想。

“我要在泰晤士河畔租一栋别墅，鲍勃，”他说，“给我那小妻子和我自己住；我们要有艘游艇，鲍勃，老伙计，你就躺在甲板上抽烟，而我的小美人则弹着吉他给我们唱歌。她简直就像那些让可怜的尤利西斯（Ulysses）惹上麻烦的什么什么人一样，”这位古典知识并不丰富的年轻人补充道。

Westminster咖啡馆的服务生们盯着这个眼窝深陷、没刮胡子、穿着殖民地风格服装且举止粗鲁狂热的陌生人；但他曾是这里的老顾客，当他们听到他是谁时，立刻跑着去执行他的指令。

他没要多少东西——只要了一瓶苏打水，并询问吧台是否有寄给乔治·塔尔博伊斯的信。

在两个年轻人坐进那张废弃壁炉旁幽暗的卡座之前，服务生就把苏打水送来了。没有，那个名字下没有信。

服务生极其冷淡地说着，一边机械地擦拭着那张红木小桌。

乔治的脸惨白如纸。“塔尔博伊斯，”他说；“也许你没听清名字——T, A, L, B, O, Y, S。再去查查，肯定有信。”

服务生耸耸肩离开了房间，三分钟后回来，说信格里根本没有像Talboys这样的名字。只有Brown、Sanderson和Pinchbeck，总共就三封信。

年轻人沉默地喝完苏打水，随后将手肘支在桌上，用双手捂住了脸。他的举动透着某种信息，让罗伯特·奥德利意识到他所遭受的失望，尽管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则极其沉重。他坐在朋友对面，却没试图开口安慰。

过了一会儿，乔治抬起头，机械地从桌上的一堆报纸中拿起一张前一天的破旧《泰晤士报》，漫无目的地盯着头版。

我无法说他在看到讣告栏中的那一条消息前，茫然盯着看了多久，直到他昏沉的大脑完全理解了它的含义；但在沉思良久后，他将报纸推向罗伯特·奥德利，脸色已从深古铜色变成了病态的粉笔灰色，并带着一种可怕的冷静，用手指指向了那一行字：

“本月24日，于怀特岛Ventnor，Helen Talboys，享年22岁。”

第五章。

Ventnor的墓碑。

没错，它就清清楚楚地写在黑纸白字上——“Helen Talboys，享年22岁”。

当乔治在Argus号上告诉那位家庭教师，如果听到妻子有什么坏消息他会立刻倒地而亡时，他是怀着绝对真诚的信念说的；然而，此刻他听到了对他而言最糟糕的消息，他却僵直、苍白且无助地坐着，呆滞地盯着朋友那惊恐万状的脸。

那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击垮了他。在这种既陌生又困惑的心理状态下，他开始怀疑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泰晤士报》上的一行字竟会有如此可怕的威力。

随后，这种对自己不幸的模糊意识也逐渐从他脑海中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外部世界痛苦的知觉。

八月灼热的阳光、落满灰尘的窗格和破旧褪色的百叶窗、贴在墙上布满苍蝇斑点的旧剧目单、漆黑空洞的壁炉、一个对着《晨报》打瞌睡的秃顶老头、一个拖着鞋跟折叠起皱桌布的服务生，以及罗伯特·奥德利那张充满怜悯与惊恐的英俊面庞——他感到这一切都在急剧膨胀，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融化成黑色的斑点，在他眼前游动。他感觉到一阵巨大的轰鸣，仿佛半打狂暴的蒸汽机在他的耳中撕裂和磨碎，此后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除了感觉有人或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他睁开眼时，已是幽暗的傍晚，置身于一个清凉阴凉的房间，寂静仅被远处车轮的隆隆声打破。

他疑惑地四下张望，但神情半是冷漠。他的老友罗伯特·奥德利正坐在他身边抽烟。乔治躺在窗边的一张铁架小床上，窗台上放着一盆花和两三个鸟笼。

“你不介意我抽烟吧，乔治？”他的朋友安静地问道。

“不介意。”

他躺了一会儿，看着那些花和鸟；一只金丝雀正对着落日唱着尖细的赞美诗。

“这些鸟吵到你了吗，乔治？要我把它们搬出去吗？”

“不用；我喜欢听它们叫。”

罗伯特·奥德利磕掉烟斗里的烟灰，将那珍贵的海泡石烟斗温存地放在壁炉台上，走进隔壁房间，片刻后端回一杯浓茶。

“喝了这个，乔治，”他把杯子放在靠近乔治枕头的小桌上时说道；“这对你的头痛有好处。”

年轻人没有回答，只是缓慢地环顾四周，又看了看朋友那严肃的面孔。

“鲍勃，”他说，“我们在哪儿？”

“在我的办公室，亲爱的伙计，在Temple。你自己在城里没住处，所以你住在这儿挺好。”

乔治将手在额头上抹了一两次，随后以一种迟疑的态度，平静地说道：

“今早那份报纸，鲍勃；那上面写了什么？”

“现在别想那个了，老伙计；喝点茶吧。”

“是的，是的，”乔治急切地喊道，他撑起身子坐在床上，用空洞的眼睛环顾四周。“我全想起来了。海伦！我的海伦！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我唯一的挚爱！死了，死了！”

“乔治，”罗伯特·奥德利轻声说着，将手温柔地放在年轻人的手臂上，“你得记住，你在报纸上看到那个名字的人未必就是你的妻子。可能还有别的海伦·塔尔博伊斯。”

“不，不！”他喊道；“年龄和她完全吻合，而且塔尔博伊斯这个姓氏非常罕见。”

“那可能是把塔尔博特（Talbot）印错了。”

“不，不，不；我的妻子死了！”

他甩开了罗伯特按住他的手，从床上起身，径直走向门口。

“你要去哪儿？”他的朋友惊呼道。

“去文特诺（Ventnor），去看看她的墓。”

“不是今晚，乔治，不是今晚。明天一早我亲自陪你去。”

罗伯特将他领回床边，轻轻地强迫他重新躺下。随后，他给他服下了一剂镇静药。这药是他们在那家桥街（Bridge street）的咖啡馆时，乔治晕倒后请来的医生留下的。

于是，乔治·塔尔博伊斯陷入了沉睡，他梦见自己去了文特诺，发现妻子还活着，过得很幸福，只是变得满脸皱纹、苍老灰白，还发现他的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年轻人。

第二天清晨，他坐在特快列车的头等车厢里，对面就是罗伯特·奥德利，列车正飞快地穿过美丽的开阔乡村，驶向朴茨茅斯（Portsmouth）。

他们在烈日当空的午后抵达了文特诺。当这两个年轻人走下汽船时，码头上的人们盯着乔治那苍白的脸庞和凌乱的胡须。

“我们该做什么，乔治？”罗伯特·奥德利问道。“我们没有任何线索去寻找你想见的人。”

年轻人用一种凄凉、困惑的表情看着他。这位魁梧的龙骑兵像婴儿一样无助；而罗伯特·奥德利，这个最优柔寡断、最缺乏干劲的人，发现自己竟被要求为别人出面。他超越了自我，足以应对眼前的局面。

“我们是不是最好去哪家旅馆打听一下塔尔博伊斯太太的事，乔治？”他说。

“她父亲姓马尔登（Maldon），”乔治喃喃道；“他绝不可能把她送到这儿来独自死去。”

他们没再说什么；罗伯特径直走进一家旅馆，询问是否有一位马尔登先生。

是的，他们告诉他，确实有一位姓马尔登的绅士住在文特诺，是马尔登上尉；他的女儿前不久刚去世。侍者愿意去帮他们打听住址。

这个季节的旅馆非常繁忙；人们进进出出，大厅里马夫和侍者往来穿梭，一片嘈杂。

乔治·塔尔博伊斯靠在门柱上，脸上带着的神情，与他在威斯敏斯特咖啡馆时吓坏他朋友的那副模样如出一辙。

最坏的结果现在得到了证实。他的妻子，马尔登上尉的女儿，已经死了。

侍者大约五分钟后回来，说马尔登上尉住在兰斯当小屋（Lansdowne Cottage）4号。

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座房子，那是一间破旧、窗户低矮的小屋，面朝着水面。

马尔登上尉在家吗？不，房东太太说；他带着小外孙去海滩了。先生们愿意进去坐会儿吗？

乔治机械地跟着朋友走进那间小前厅——屋里满是灰尘，家具简陋且杂乱，地板上散落着孩子摔坏的玩具，半透明的窗帘上还萦绕着陈旧的烟草味。

“看！”乔治说着，指向壁炉架上方的一张画像。

那正是他自己的肖像，画于他当龙骑兵的旧时光。画像画得相当不错，描绘了他身穿制服、背景里有着他的战马的样子。

也许，即便是最善言辞的人，也未必能像罗伯特·奥德利那样成为一位明智的安慰者。他没有对这位悲痛欲绝的鳏夫说一个字，只是默默地背对着乔治坐下，望着窗外。

年轻人不安地在房间里徘徊了许久，看着那些散落在此处的杂物，有时还会触碰一下它们。

那是她的针线盒，里面还有一件没做完的活计；她的影集，里面写满了拜伦和穆尔的作品摘录，笔迹是他那歪歪扭扭的字迹；还有几本他送给她的书，以及花瓶里的一束枯萎的花，那是他们在意大利时买的。

“她的肖像以前就挂在我的旁边，”他喃喃道；“不知道他们把它弄到哪儿去了。”

过了一会儿，在近一小时的沉默后，他说：

“我想见见这房子的女主人；我想问问她关于……”

他哽咽了，双手掩面。

罗伯特传唤了房东太太。她是个和蔼、喋喋不休的女人，习惯了生老病死，因为她许多房客都是为了在此终老而来。

她讲述了塔尔博伊斯太太临终前的所有细节；她是如何在去世前十天才来到文特诺，当时已是病入膏肓；以及她是如何一天天、必然地在那场致命的恶疾中耗尽生命。当乔治放声大哭时，她问罗伯特·奥德利，这位先生是她的亲戚吗？

“是的，他是这位女士的丈夫。”

“什么！”女人惊呼道；“就是那个如此狠心抛弃她，把她和她那可爱的孩子留给她可怜的老父亲，而马尔登上尉经常含着老泪跟我提起的那个人？”

“我没有抛弃她，”乔治大声辩解；随后他讲述了自己三年来的奋斗史。

“她提到过我吗？”他问；“她在……在她临终前，提到过我吗？”

“没有，她走得像羔羊一样安静。从一开始她就没怎么说话；但在最后一天，她谁也不认识了，连她的小儿子也不认识，甚至连她那伤心欲绝的老父亲也不认得了。有一次她神志不清，一直在说她的母亲，说留她在异乡死去是多么残酷的耻辱，听着真让人心酸。”

“她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乔治说。“没想到她会记起她并提起她，却一次也没提到过我。”

女人带他走进那间妻子去世的小卧室。他在床边跪下，温柔地吻了吻枕头，房东太太见状也流下了眼泪。

在他跪着祈祷时，也许是将脸埋在那只朴素、雪白的枕头中，女人从抽屉里取出了某样东西。当他起身时，她把它交给了他；那是一缕用银纸包裹的长发。

“她躺在棺材里时，我剪下的这一缕，”她说，“可怜的亲人。”

他将那柔软的发丝贴在唇边。“是的，”他低语道；“这就是我曾无数次亲吻过的珍贵的头发，当时她的头就枕在我的肩上。但那时它总带着波浪般的卷曲，而现在看起来却是又顺又直的。”

“人在病中是会变的，”房东太太说。“如果你想看看他们把她安葬在哪里，塔尔博伊斯先生，我儿子可以带你去教堂墓地。”

于是，乔治·塔尔博伊斯和他的挚友走到那静谧之地，在这一堆土丘之下，那上面的草皮还没完全长好，躺着的正是乔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无数次梦见她微笑相迎的妻子。

罗伯特将年轻人留在这座新坟旁，大约一刻钟后回来时，发现他连姿势都没变过。

他过了一会儿抬起头，说如果附近有石匠，他想下个订单。

他们很轻易地找到了石匠，坐在那满是碎石残渣的院子里，乔治·塔尔博伊斯用铅笔为亡妻的墓碑写下了这段简短的碑文：

谨此纪念 海伦， 乔治·塔尔博伊斯的爱妻， “她于18—年8月24日辞世，年仅22岁， 其悲痛的丈夫深切悼念。

第六章。

无论何地，无论何地，只要远离这尘世。

当他们回到兰斯当小屋时，发现老人还没回来，于是他们走向海滩寻找。经过一番寻找，他们发现他坐在碎石堆上，读着报纸，吃着榛子。小男孩离祖父有一段距离，正用木铲在沙子里挖土。老人那顶破旧帽子上缠着的黑纱，以及孩子那件可怜的小黑衣，深深刺痛了乔治的心。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能遇到这桩人生憾事的新证据。他的妻子死了。

“马尔登先生，”他走近岳父时说道。

老人抬起头，放下报纸，带着礼节性的鞠躬从碎石上站起。他那褪色的淡发间夹杂着灰白；他有着尖细的鹰钩鼻；蓝色的眼睛浑浊，嘴部显得优柔寡断；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却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绅士派头；一副单片眼镜挂在扣得紧紧的马甲上，未戴手套的手里拿着一根手杖。

“天哪！”乔治喊道，“你不认识我了吗？”

马尔登先生猛地一惊，脸色剧变，在认出女婿时流露出一丝惊恐。

“我亲爱的孩子，”他说，“我没认出来；最初那一刻没认出来。那胡子让人的变化太大了。你发现留胡子会带来巨大的改变，对吗，先生？”他向罗伯特求证道。

“天哪！”乔治·塔尔博伊斯惊呼，“这就是你迎接我的方式？我回到英国，落地不到一周就发现妻子死了，而你竟然跟我闲扯胡子的事——你，她的父亲！”

“是啊！是啊！”老人嘟囔着，擦拭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真是一场沉重的打击，沉重的打击，我亲爱的乔治。要是你早回来一个星期就好了。”

“如果我早回来，”乔治在一阵悲痛与激情的爆发中喊道，“我想我绝不会让她死。我会与死神争夺她。我会的！我会的！哦，上帝！为什么Argus号没在抵达前就载着全船人沉入海底，让我免于见到这一天？”

他开始在海滩上踱步，岳父无助地看着他，用手帕擦着虚弱的眼睛。

“我强烈感觉到那个老头并没有善待他的女儿，”罗伯特看着这位领半薪的中尉，心中想道。“出于某种原因，他似乎有点怕乔治。”

当这位情绪激动的年轻人陷入悔恨与绝望的狂热中踱步时，孩子跑向祖父，紧紧缠住他的大衣下摆。

“回家吧，爷爷，回家吧，”他说。“我累了。”

听到这稚嫩的声音，乔治·塔尔博伊斯转过身，长久而深情地看着那个男孩。

他有着父亲般的棕色眼睛和深色头发。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乔治将孩子抱在怀里说，“我是你的父亲，跨越重洋来找你。你会爱我吗？”

小家伙推开了他。“我不认识你，”他说。“我爱爷爷和南安普顿的蒙克斯太太。”

“乔治的小脾气可大了，先生，”老人说。“他被宠坏了。”

他们缓缓走回小屋，乔治·塔尔博伊斯再次讲述了那次曾被视为冷酷无情的“抛弃”始末。他也提到了前一天存入银行的那两万英镑。他没有心思去询问关于过去的问题，岳父只告诉他，在乔治离开几个月后，他们就从乔治留下他们的地方搬到了南安普顿，海伦在那里教几个学生弹钢琴，日子还算过得去，直到她的健康状况恶化，陷入了导致她死亡的衰竭症中。像大多数悲伤的故事一样，这过程非常短暂。

“孩子似乎很喜欢你，马尔登先生，”停顿片刻后，乔治说道。

“是的，是的，”老人回答，抚摸着孩子卷曲的头发；“是的。乔治非常爱他的祖父。”

“那么让他和你在一起更好。我那笔钱的利息每年大约有六百英镑。你可以从中支取一百英镑用于乔治的教育，剩下的存起来直到他成年。我这位朋友将担任受托人，如果他愿意担此重任，我将任命他为孩子的监护人，暂时允许他继续留在你的照料下。”

“但为什么不亲自照顾他呢，乔治？”罗伯特·奥德利问。

“因为我将搭乘下一班离开利物浦去澳大利亚的船。比起这里，我更适合在金矿或荒野中生活。从这一刻起，我已经不适应文明生活了，鲍勃。”

当乔治说出这个决定时，老人那双虚弱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

“我可怜的孩子，我想你是对的，”他说，“我真的认为你是对的。改变，野外生活，那……那……”他迟疑了一下，在罗伯特投来严肃目光时噤了声。

“我想你急于摆脱你的女婿，马尔登先生，”他严肃地说。

“摆脱他，亲爱的孩子！哦，不，不！但为了他自己，我亲爱的先生，为了他自己，你知道的。”

“我认为为了他自己，最好留在英国照顾他的儿子，”罗伯特说。

“但我告诉过你我做不到！”乔治喊道；“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的每一寸都令我厌恶——我只想跑出去，就像逃离墓地一样。我今晚就回城，明天一早办妥钱的事情，然后一刻不停地出发去利物浦。当我把半个世界隔在我与她的墓地之间时，我会好受些。”

在他离开那栋房子之前，他悄悄溜去找房东太太，询问了更多关于亡妻的问题。

“他们很穷吗？”他问，“她在生病时缺钱吗？”

“哦，没有！”那女人回答；“虽然上尉穿得寒碜，但他钱包里总有不少金币。那位可怜的女士什么都不缺。”

乔治对此感到宽慰，尽管他很困惑，那个酗酒的领半薪中尉是怎么筹到他女儿所有医药费的。

但他被降临的灾难彻底击垮了，无法思考任何事情，因此他没再问什么，只是陪着岳父和罗伯特·奥德利走向前往朴茨茅斯的渡船。

老人礼节性地向罗伯特告别。

“顺便说一句，我还没向我介绍你的朋友呢，我亲爱的孩子，”他说。乔治盯着他，嘟囔了几句不清不楚的话，在马尔登先生重复请求前就冲下了登船梯。汽船在夕阳中疾驰，当他们靠近对岸时，岛屿的轮廓在天际线中融化了。

“想到，”乔治说，“两天前的这个时候，我正乘船驶向利物浦，心中充满拥抱她的希望，而今晚我却要远离她的坟墓！”

任命罗伯特·奥德利为小乔治·塔尔博伊斯监护人的文件，于次日在律师事务所拟定。

“这是项重大的责任，”罗伯特惊呼；“我，竟然要当监护人！我，这辈子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

“我相信你那高尚的心，鲍勃，”乔治说。“我知道你会照顾我可怜的孤儿，并确保他得到祖父的善待。我只会从乔治那笔钱里支取足够回悉尼的路费，然后重新开始我的旧业。”

但乔治似乎注定要亲自照顾儿子；因为当他到达利物浦时，发现一艘船刚启航，下一次要等一个月；于是他回到伦敦，再次投向罗伯特·奥德利的盛情款待。

大律师张开双臂迎接他；他把那间有鸟和花的房间让给了他，并在自己的衣帽间加了一张床。悲伤总是自私的，以至于乔治不知道他的朋友为了他的舒适作出了多大的牺牲。他只知道，对他而言，太阳已经熄灭，人生的任务已经终结。他整天坐在那里抽雪茄，盯着鲜花和金丝雀，焦躁地等待时间流逝，好让他能远离海岸。

但就在临近船只启航的时间时，罗伯特·奥德利有一天满怀一个宏大的计划走了进来。

他的一个朋友，也是那种把案卷当成最后一回事的律师，正要去圣彼得堡过冬，想让罗伯特陪同。罗伯特坚持除非乔治也一起去，否则他不走。

年轻人抗拒了很久；但当他发现罗伯特已在默默地、彻底地决定没有他就不去时，他屈服了，同意加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对他来说，哪儿都一样；离开英国去哪儿都好；他又在乎哪儿呢？

这不是一种乐观的看法，但罗伯特·奥德利对赢得了他的同意感到非常满意。

这三位年轻人以非常有利的情况出发，带着介绍信前往俄国首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那里。

离开英国前，罗伯特写信给表妹艾丽西亚，告诉她他打算带着老友乔治·塔尔博伊斯一同离去，他也是最近时隔多年才再次见到，而乔治刚刚失去了妻子。

艾丽西亚的回信在回邮中寄到，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罗伯特——在狩猎季节前逃往那个可怕的圣彼得堡，你真是太狠心了！我听说人们在那种恶劣的气候下会冻掉鼻子，既然你的鼻子偏长，我建议你在严冬到来前就回来。这位塔尔博伊斯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很讨人喜欢，你可以从旅行回来后把他带到庄园来。奥德利夫人让我转告你，帮她弄一套黑貂皮。你不必考虑价格，但一定要确保那是能弄到的最漂亮的。爸爸对他的新婚妻子简直不可理喻，她和我根本相处不来；倒不是她让我讨厌，因为说到这儿，她确实对谁都显得和蔼可亲；但她简直无可救药地幼稚且愚蠢。

“我亲爱的罗伯特，请相信我。

“你亲爱的表妹，

“艾丽西亚·奥德利。”

第七章。

一年之后。

乔治·塔尔博伊斯的鳏夫生活过了一年，他帽子上那圈深色的黑纱变得又黄又旧，当又一个八月灼热的最后一天淡去，他像去年一样坐在Figtree Court安静的办公室里抽着雪茄，当时他那悲痛的恐惧还是新鲜的，人生的一切事物，无论琐碎还是重大，似乎都浸透了他那唯一的巨大悲哀。

但这位魁梧的前龙骑兵在磨难中幸存了一年，且尽管讲述这一切也许很艰难，但他看起来并没有因此变糟多少。上帝知道，当乔治在深夜里醒来，想到他为了追逐财富而抛弃了妻子，而她甚至没能活到分享那份财富时，那诚实的心中曾经历过怎样耗尽心力的悔恨与自责。

有一次，当他们在国外时，罗伯特·奥德利斗胆祝贺他恢复了精神。他爆发出一阵痛苦的笑声。

“你知道吗，鲍勃，”他说，“在我们的一些同伴在印度负伤后，他们带着体内的子弹回到了家乡。他们从不谈起这些，他们依然强壮、爽朗，看起来也许和你我一样健康；但每一次天气的变化，无论多么细微，每一次大气的波动，无论多么琐碎，都会让他们重陷伤口的剧痛，那种痛感与他们在战场上初次受伤时一般尖锐。鲍勃，我也受过伤；我至今还带着那颗子弹，而且我将带着它走进我的棺材。”

旅行者们在春天从圣彼得堡回到了伦敦，乔治再次住进了他老友的房间，只是偶尔离开片刻，跑去南安普顿看望他的小男孩。他总是带着玩具和糖果去送给孩子，但尽管如此，乔治并没有和他爸爸变得十分亲近，当那个年轻人开始想象连自己的孩子都要失去时，他的心碎了。

“我能做什么呢？”他心想，“如果我把他从他外祖父身边带走，我会伤了老人的心；如果我让他留下，他就会在我面前长大成一个陌生人，并且比起亲生父亲，他会更在意那个酗酒的老伪君子。可话说回来，像我这样一个无知、鲁莽的龙骑兵，又能带着这样一个孩子做什么呢？我除了教他抽雪茄、整天把手插在口袋里游手好闲之外，还能教他什么？”

于是，那个8月30日的周年纪念日到了——那是乔治在《泰晤士报》上看到妻子死讯广告的日子——这也是他第一次经历这个日子。年轻人脱下了黑色的衣服，摘下帽子上那块破旧的绉纱，把这些哀悼的衣物放进了一个箱子里，箱子里还装着他妻子的一叠信件、她的肖像，以及那缕在她死后从她头上剪下的发丝。罗伯特·奥德利从未见过那些信件、肖像或那缕丝滑的长发；事实上，自从在文特诺得知她去世的全部细节后的那天起，乔治就再也没有提起过他亡妻的名字。

“我今天给表妹艾丽西亚写信，乔治，”这位年轻的律师在8月30日当天说，“你知道后天就是9月1日了吗？我要写信告诉她，我们两个会去庄园住上一周，打打猎。”

“不，不，鲍勃；你自己去吧；他们不需要我，而且我宁愿——”

“埋在无花果树庭院里，除了我的狗和金丝雀，什么陪伴也没有！不，乔治，你不能那样做。”

“但我对打猎没兴趣。”

“你以为我就有兴趣吗？”罗伯特带着迷人的天真喊道，“伙计，我连鹧鸪和鸽子都分不清，对我来说，哪怕现在是4月1日而不是9月1日也没区别。我这辈子从没伤过一只鸟，但我却因为枪的重量伤过自己的肩膀。我去埃塞克斯只是为了换个环境、吃顿好饭，看看我叔叔那张诚实、英俊的脸。此外，这次我还有另一个目的，我想见见那位金发的美人——我的新婶婶。你会和我一起去，乔治？”

“好吧，如果你真的希望这样。”

在他最初短暂的剧烈悲痛之后，他的哀伤转为一种宁静，让他像孩子一样顺从朋友的意愿；随时准备去任何地方或做任何事；从不感到快乐，也不发起任何娱乐，只是以一种他那种淳朴天性所特有的、无望的、不抱怨的、不引人注目的顺从，参与到他人的欢愉中。但回信带来了艾丽西亚·奥德利的一封信，说那两位年轻人无法被庄园接待。

“有十七间空卧室，”那位年轻女士用愤怒的连笔字写道，“但尽管如此，我亲爱的罗伯特，你还是不能来；因为我那夫人竟异想天开地认为她病得太重，无法招待客人（她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跟我一样健康），而且她不能让男人们（她说那都是些粗鲁的壮汉）进屋。请代我向你的朋友塔尔博伊斯先生道歉，告诉他爸爸期待在狩猎季节见到你们俩。”

“尽管如此，我夫人的架子和派头也阻止不了我们去埃塞克斯，”罗伯特说着，把信扭成一根通条，点燃了他那巨大的海泡石烟斗。“乔治，我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做：奥德利有个很棒的旅店，附近有很多钓鱼的地方；我们去那儿，玩上一周。钓鱼比打猎好得多；你只需要躺在岸边盯着你的鱼线；虽然我发现你很少钓到什么，但这很惬意。”

他说话时将扭曲的信凑近壁炉里微弱的火星，随后又改变了主意，特意将其展开，用手抚平了褶皱的纸张。

“可怜的小艾丽西亚！”他若有所思地说，“这样草率地对待她的信有点过分——我还是留着吧；”说完，罗伯特·奥德利先生把那张便条放回信封里，随后把它塞进了办公室书桌的一个写着“重要”字样的格子间里。天知道这个特殊的格子间里装了些什么了不起的文件，但我认为它不太可能包含任何具有重大司法价值的东西。如果当时有人能告诉这位年轻的律师，他表妹那封简单的信，有朝一日竟会成为他唯一参与过的一起刑事案件中那条缓慢锻造出的可怕证据链中的一环，也许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会比平时更惊讶地挑起他的眉毛。

于是，两位年轻人第二天离开了伦敦，带着一个衣箱和一套鱼竿鱼具，准时到达了奥德利那座散乱、古老且日渐颓败的村庄，并在太阳旅店点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奥德利庄园距离村庄约四分之三英里，就像我说的那样，深深地坐落在低洼处，被繁茂的树木所环绕。你只能通过一条两旁绿树成荫、维护得像绅士公园大道一样的交叉路口才能到达那里。对于像已故的露西·格雷厄姆小姐那样明艳的生灵来说，即便是在它那如画的乡村美景中，这也是个相当寂寞的地方，但慷慨的从男爵把这座古老灰暗的宅邸内部改造成了为他年轻妻子准备的小宫殿，奥德利夫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被新奇昂贵玩具簇拥着的孩子。

在更好的命运中，正如她过去那段依附他人的日子一样，无论走到哪里，她似乎都带着阳光和欢快。尽管艾丽西亚小姐对继母的幼稚和轻浮表现出毫不掩饰的轻蔑，露西却比这位从男爵的女儿更受爱戴和赞赏。那种幼稚本身就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婴儿般的纯真和坦率闪耀在奥德利夫人美丽的脸上，从她那双又大又灵动的蓝眼睛里透射出来。红润的双唇、精致的鼻子、那一头浓密的金黄色卷发，都让她的美貌保持着一种极致的青春与新鲜感。她自称二十岁，但很难相信她超过了十七岁。她那娇小的身躯，她喜欢穿着厚重的丝绒和僵硬的丝绸，打扮得像个精心装扮去参加假面舞会的孩子，就像刚刚离开托儿所一样少女气十足。她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很幼稚。她讨厌阅读或任何形式的学习，却热爱社交。与其独处，她宁愿向菲比·马克斯吐露心事，在豪华的更衣室沙发上慵懒地躺着，讨论即将来临的晚宴的新装；或者坐在缎面软垫上，珠宝盒放在身边，把迈克尔爵士送的礼物摊在膝盖上，一边数着一边欣赏她的珍宝。

她曾在切姆斯福德和科尔切斯特参加过几次公共舞会，并立即被公认为该郡的选美皇后。她对自己的崇高地位和华丽的住宅感到满意；任性得到满足，心血来潮得到纵容；无论走到哪里都受人赞美和呵护；深爱着她慷慨的丈夫；拥有一笔丰厚的零花钱；没有穷亲戚来烦扰她要求金钱或庇护；在埃塞克斯郡很难找到比露西·奥德利夫人更幸运的生灵了。

两位年轻人在太阳旅店的私人起居室里消磨晚餐时光。窗户大开着，清新的乡村空气在他们用餐时吹了进来。天气很美；树林的枝叶间隐约透出秋天最早的色彩；黄色的玉米有的还伫立在田野中，有的已倒在闪亮的镰刀之下；而在狭窄的小路上，你会遇到拉着宽胸大马的大货车，满载着金色的收获归家。对于任何在炎热的夏季一直被困在伦敦的人来说，初尝乡村生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官上的狂喜。乔治·塔尔博伊斯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他自妻子去世以来所经历的最接近快乐的时刻。

时钟敲响五点，他们用完了晚餐。

“戴上帽子，乔治，”罗伯特·奥德利说；“他们七点才在庄园用餐；我们有时间漫步过去，看看老宅和那里的人。”

带着一瓶酒走进房间的店主，在年轻人说话时抬起头来。

“恕我冒昧，奥德利先生，”他说，“但如果您想见您叔叔，现在去庄园就浪费时间了。迈克尔爵士、夫人和艾丽西亚小姐都去乔利参加赛马了，他们大概要到八点左右才能回来。他们回家必须经过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去庄园自然毫无意义，于是两位年轻人在村子里散步，看了看古老的教堂，又去侦察了他们第二天要钓鱼的溪流，就这样打发了七点之后的时间。大约七点一刻，他们回到旅店，坐在开着的窗前，点上雪茄，眺望着这宁静的景象。

我们每天都能听到乡村发生的谋杀案。残忍而阴险的谋杀；由于亲人投毒而导致的漫长、持续的剧痛；用从茂密的橡树上砍下的木桩重击而导致的突然而暴力的死亡，而那橡树的阴影本应预示着——和平。在我所描写的这个郡，有人曾指给我看一片草地，一个宁静的夏日周日傍晚，一个年轻的农夫就在那里谋杀了那个爱他、信任他的女孩；然而，即使现在，在那桩邪恶行为的污点之下，那个地方的景象依然是——和平。七大路口最糟糕的贫民窟里发生过的任何犯罪类型，也同样发生在那乡村的宁静面前，尽管一切如故，我们依然怀着一种温柔、半带哀伤的渴望注视着它，并将其与——和平联系在一起。

当马车、轻便双轮马车、狗车和笨重的农用马车开始在村道上、在太阳旅店的窗下发出隆隆声时，天色已近黄昏；当一辆四马双座敞篷马车突然停在摇曳的招牌下时，天色更暗了。

是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敞篷马车在小旅店前突然停下。其中一匹领马的挽具出了故障，前面的驭手下马去修理。

“天哪，是我叔叔，”马车停下时，罗伯特·奥德利喊道，“我跑过去跟他说句话。”

乔治点燃了另一支雪茄，躲在窗帘后，打量着那小群人。艾丽西亚背对着马坐着，他能感觉到，即便在黄昏中，她也是个漂亮的黑发美女；但奥德利夫人坐在马车里远离旅店的一侧，他无法看到他听闻已久的金发美人。

“罗伯特，”当侄子从旅店出来时，迈克尔爵士惊呼道，“真是个惊喜！”

“我不是来打扰您在庄园的生活的，亲爱的叔叔，”当这位从男爵以他特有的爽朗方式与他握手时，年轻人说道，“你知道，埃塞克斯是我的故乡，每年这个时候我通常都会有点乡愁；所以乔治和我来到旅店钓两三天鱼。”

“乔治——哪个乔治？”

“乔治·塔尔博伊斯。”

“什么，他来了吗？”艾丽西亚喊道，“我太高兴了；我渴望见见这位英俊的年轻鳏夫。”

“是吗，艾丽西亚？”她的堂兄说，“那么，天哪，我跑去把他叫来，立刻介绍你们认识。”

此时，奥德利夫人以她那种幼稚、不经大脑的方式，对她那深情的丈夫所拥有的统治力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从男爵的视线很少长时间移开他妻子的俏脸。因此，当罗伯特准备重新回到旅店时，露西只需极其轻微地挑动眉毛，配上一副迷人的疲惫和惊恐的表情，就能让丈夫意识到她不想被介绍给乔治·塔尔博伊斯先生所打扰。

“今晚就算了，鲍勃，”他说，“我妻子在度过漫长快乐的一天后有点累了。明天带你朋友来吃晚餐，到时他和艾丽西亚就能认识了。过来跟奥德利夫人说句话，然后我们就开车回家。”

夫人实在是太疲惫了，只能甜甜地微笑，向丈夫的侄子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小手。

“你明天会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并带上你那位有趣的朋友吗？”她用低沉疲惫的声音说道。她是赛马场上的焦点，被取悦半个郡的精力耗尽了。

“真奇怪她没用那没完没了的笑声招待你，”艾丽西亚俯身在车门上向罗伯特告别时低语道；“但我敢说她会留着那招明天去取悦你。我想你也像其他人一样被迷住了吧？”这位年轻女士有些刻薄地补充道。

“她确实是个可爱的生灵，”罗伯特平静地赞赏道，低声自语。

“哦，当然！现在，她是第一个我听说你对其说过好话的女人，罗伯特·奥德利。很遗憾发现你竟然只能欣赏蜡娃娃。”

可怜的艾丽西亚曾多次就她堂兄的那种性格与他交锋——那种性格使他能以完美的满足和默然的享受度过一生，却完全排除了他在任何事情上产生哪怕一丝热情的可能。

“至于他坠入爱河，”这位年轻女士有时会想，“这想法太荒唐了。如果世上所有的女神都站在他面前，等着他这位苏丹抛下丝巾，他只会把眉毛挑到额头中间，叫她们自己去抢。”

但这一次，罗伯特几乎表现出了热情。

“乔治，她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小生灵，”当马车驶离，他回到朋友身边时喊道，“那蓝眼睛，那卷发，那销魂的微笑，还有那仙女般的帽子——颤动着三色堇和湿润的亮片，在薄纱云雾中闪烁。乔治·塔尔博伊斯，我觉得自己就像法国小说里的英雄：我爱上了我的婶婶。”

鳏夫只是叹了口气，在开着的窗前猛地喷出一口雪茄烟。也许他正在回想那段遥远的时光——事实上才过去五年多；但对他来说却如隔世——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曾为之在帽子上缠了三天黑纱的那个女人的时候。那些未曾忘却的旧情全部回归；它们伴随着诞生地的场景重现。他又一次和军官同僚们在那个破旧海滨浴场的破旧码头上闲逛，听着一支走调一个半音的短号演奏的凄凉乐队。他又听到了那些老歌剧的旋律，她又一次轻快地向他走来，依偎在她老父亲的臂弯里，假装（带着那种迷人、可口、又严肃又滑稽的伪装）在听音乐，完全不知道半打张大嘴巴的骑兵军官的仰慕。老旧的幻觉又回来了，觉得她美得超凡脱俗，靠近她就像走在更高的空间，呼吸着更纯净的空气。而从此以后，她成了他的妻子，他孩子的母亲。她躺在文特诺的小教堂墓地里，就在一年前，他刚订购了她的墓碑。当他在宁静而渐暗的房间里想到这些时，几滴缓慢、无声的眼泪落在了他的背心上。

奥德利夫人在到家时已经精疲力竭，她推辞了晚餐，在女仆菲比·马克斯的陪伴下径直回到了更衣室。

她对这位女仆的行为有些反复无常——有时非常亲近，有时又相当疏远；但她是一位慷慨的主人，女孩对自己的处境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

今晚，尽管感到疲劳，她的情绪却异常高昂，并生动地讲述了赛马的情况以及在场的人。

“不过，菲比，我累死了，”她过了一会儿说。“我担心在烈日下晒了一天后，我看起来一定像个彻头彻尾的丑八怪。”

在奥德利夫人正站在那里解开衣服的镜子两侧，点着蜡烛。她说话时直视着她的女仆，蓝眼睛清澈明亮，红润的童稚双唇抿成一个狡黠的微笑。

“您有点苍白，夫人，”女孩回答，“但您看起来依然像往常一样漂亮。”

“这就对了，菲比，”她说，把自己扔进椅子里，向手里拿着刷子、准备为她梳理那头浓密秀发以准备就寝的女仆甩了甩卷发。“你知道吗，菲比，我听人说你和我长得很像？”

“我也听人这么说过，夫人，”女孩平静地回答，“但他们一定是很蠢才会这么说，因为您是位美人，而我只是个可怜又平庸的生灵。”

“一点也不，菲比，”那位小夫人傲慢地说；“你像我，你的五官非常不错；你只是缺了点颜色。我的头发是带金光的浅黄色，而你是灰褐色的；我的眉毛和睫毛是深棕色的，而你的几乎——我不太想说，但它们几乎是白色的，我亲爱的菲比。你的肤色暗黄，而我是粉嫩红润的。瞧，只要有一瓶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染发剂，再加一盒胭脂，你哪天都能和我一样好看，菲比。”

她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了很久，谈论了一百个不同的话题，为了逗女仆开心，还嘲笑了她在赛马会上遇到的人。她的继女走进更衣室来道晚安，发现女仆和主人正对着白天发生的一件事大声欢笑。从不与仆人亲近的艾丽西亚，对这位夫人的轻浮感到恶心，转身离去。

“继续梳我的头发，菲比，”每当女孩即将完成任务时，奥德利夫人就说，“我和你聊天真开心。”

最后，就在她打发女仆离开时，她突然叫住了她。“菲比·马克斯，”她说，“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是的，夫人。”

“明天一早，我要你搭乘第一班火车去伦敦，为我办一件小差事。在那之后，你可以休一天的假，因为我知道你在城里有朋友；如果你按我说的办，并且对这件事守口如瓶，我会给你一张五英镑的钞票。”

“好的，夫人。”

“看好那扇门是否关严了，过来坐在我脚边的这个小凳子上。”

女孩照做了。奥德利夫人用她那丰润、洁白且戴着珠宝的手，轻轻抚摸着女仆那灰褐色的头发，沉思了片刻。

“现在，听好了，菲比。我要你做的事非常简单。”

这件事确实非常简单，五分钟就交代完了。随后，奥德利夫人退进卧室，蜷缩在鸭绒被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副舒适惬意的样子。她是个怕冷的人，喜欢把自己埋在柔软的绸缎和皮草里。

“吻我一下，菲比，”当女孩整理窗帘时，她说，“我听见迈克尔爵士在隔壁前厅的脚步声了；你出去时会碰到他，你不妨告诉他，你明天一早要乘第一班火车去城里，从弗雷德里克夫人那儿取回我要在莫顿修道院的晚宴上穿的裙子。”

第二天早晨，奥德利夫人下楼吃早餐时已经很晚了——过了十点。当她正在啜饮咖啡时，一名仆人送来了一个密封的包裹，并递上一本书让她签收。

“是一封电报！”她惊叫道；因为“电报”这个方便的词汇当时尚未被发明出来。“出什么事了？”

她瞪大那双恐惧的眼睛望着丈夫，似乎有些害怕拆开封印。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给达森先生家的露西·格雷厄姆小姐，是从村里转寄过来的。

“读吧，亲爱的，”他说，“别惊慌；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

电报来自文森特夫人，那是她在进入达森家之前寄宿过的那位女校长。那位女士病危，恳求她以前的学生去见她一面。

“可怜的人！她一直打算把钱留给我，”露西带着一丝悲伤的微笑说。“她还不知道我命运的改变。亲爱的迈克尔爵士，我必须去见她。”

“你当然得去，亲爱的。如果她在我的女孩身处逆境时曾善待过她，那么她对她现在的繁荣也有一份不容遗忘的权利。戴上你的帽子，露西；我们还赶得及搭乘快车。”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当然，我的宝贝。你难道以为我会让你一个人去吗？”

“我就知道你会陪我去的，”她若有所思地说。

“你的朋友留下地址了吗？”

“没有；但她一直住在西布朗普顿的新月别墅；毫无疑问，她现在肯定还住在那儿。”

奥德利夫人只来得及匆匆戴上帽子和披肩，就听见马车驶到了门口，迈克尔爵士在楼梯脚下呼唤她。

如我所说，她的套房一间连着一间，尽头是一个悬挂着油画的八角形前厅。即便在匆忙中，她也刻意停在这个房间的门口，将其反锁，并把钥匙揣进了口袋。这扇门一旦锁上，就切断了通往夫人公寓的所有通道。

第八章。

风雨欲来。

于是，奥德利庄园的晚宴被推迟了，艾丽西亚小姐不得不继续等待，才能被引见给那位英俊的年轻鳏夫，乔治·塔尔博伊斯先生。

恐怕如果说真话的话，这位年轻小姐在结识乔治一事上表现出的焦虑，或许带有一点矫揉造作；但如果可怜的艾丽西亚曾指望通过这种兴趣的展示，来激起她堂兄心中哪怕一丝潜藏的嫉妒火花，那她对罗伯特·奥德利的性格就不够了解了。这位年轻的律师生性懒散、外表英俊、无动于衷，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太荒谬的错误，以至于在这愚蠢的过程中，任何单一事件都不值得一个理智的人去认真对待。

他那漂亮的、长着一张吉普赛脸的堂妹可能已经对他爱得死去活来；她也许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每天都要以某种迷人的、拐弯抹角的、女性化的方式向他表白一百次；但除非她等到某个特殊的二月二十九日，径直走到他面前说：“罗伯特，请你娶我好吗？”否则，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发现她心意的状态。

再者，如果他自己爱上了她，我想这种温存的情感对他来说也会是如此模糊而微弱，以至于他可能会带着一种隐约的不适感走进坟墓，而分不清那到底是爱情还是消化不良，此外，他对自己的状态一无所知。

所以，可怜的艾丽西亚，在那两位年轻人逗留埃塞克斯的三天里，你在奥德利周围的巷子里骑马闲逛是毫无用处的；戴上那顶漂亮的骑士帽和羽毛，并且以最巧合的方式总是“偶遇”罗伯特和他的朋友，也是白费力气。那黑色的卷发（一点也不像奥德利夫人那种轻盈的螺旋卷，而是浓密地簇拥在一起，垂在你纤细的棕色脖颈旁），那红润嘟起的嘴唇，那微微上翘的鼻子，那深色的肤色，以及当你突然撞见你那冷漠的堂兄时，总会在昏暗的天空下像信号灯一样闪烁的绯红——这一切娇媚灵动、黑发美人的魅力，都被罗伯特·奥德利那迟钝的眼睛浪费了；你还不如在庄园阴凉的客厅里休息，何必在九月炎热的阳光下把你那匹漂亮的母马累坏呢。

钓鱼，除了对于艾萨克·沃尔顿的忠实信徒外，并不是最活跃的消遣；因此，在奥德利夫人离开后的第二天，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因心中那道伤口而对任何事物都难以真正感到快乐，另一位则将几乎所有的快乐都视为一种负面的麻烦）开始厌倦了奥德利蜿蜒溪流边柳树下的阴凉，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花果树庭院在长假里并不热闹，”罗伯特若有所思地说：“但我认为，总的来说，那儿比这儿好；至少，离烟草店很近，”他从太阳旅店老板那儿买了一支劣质雪茄，无奈地抽着，补充道。

乔治·塔尔博伊斯一向对朋友言听计从，才答应了这次埃塞克斯之行，他一点也不反对他们立即返回伦敦。“我很高兴能回去，鲍勃，”他说，“因为我想去趟南安普顿；我有一个多月没见到那个小家伙了。”

他总是称自己的儿子为“那个小家伙”；说起他时，总是忧伤多过希望。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有一种预感，孩子永远不会学会爱他；更糟的是，他隐约觉得，自己恐怕活不到看着小乔治长到成人的那天。

“我不是个浪漫的人，鲍勃，”他有时会说，“我这辈子读过的诗，对我来说除了只言片语和押韵的叮当声外，没有任何意义；但自从妻子去世后，我有一种感觉，就像一个人站在漫长而低洼的海岸上，身后是令人恐惧的悬崖，而潮水正在缓慢却确定地漫过他的脚踝。那黑色的、冷酷的潮水似乎一天天在靠近；它不是带着巨大的轰鸣和强劲的冲击向我奔来，而是在爬行、蠕动、偷袭、滑向我，准备在我最没准备迎接终局时，将我的头顶淹没。”

罗伯特·奥德利目瞪口呆地望着朋友，沉思良久后郑重地说：“乔治·塔尔博伊斯，如果是因为你吃得太撑，我还能理解。冷猪肉，尤其是没煮透的那种，确实会产生这种感觉。你需要换换空气，亲爱的伙计；你需要无花果树庭院的清风，还有弗利特街那抚慰人心的空气。或者，等等，”他突然说，“我明白了！你一直在抽咱们那位老板的雪茄；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他们在第二天清晨离开埃塞克斯的决定做出约半小时后，在路上遇见了骑马的艾丽西亚·奥德利。听到堂兄的决定，这位年轻小姐感到非常惊讶和失望，也正因如此，她假装以极其冷漠的态度对待这件事。

“你这么快就厌倦了奥德利，罗伯特，”她漫不经心地说；“不过当然了，除了庄园里的亲戚，你在这里也没什么朋友；而在伦敦，毫无疑问，你拥有最令人愉悦的社交圈和——”

“我能买到好烟草，”罗伯特嘀咕着，打断了堂妹的话。“奥德利是个最亲切的老地方，但如果一个男人只能抽干菜叶子，你知道的，艾丽西亚——”

“那么你明天早上真的要走？”

“确定无疑——搭乘十点五十分的快车。”

“那奥德利夫人就错过了与塔尔博伊斯先生的初次见面，而塔尔博伊斯先生也错过了见到埃塞克斯最美女性的机会。”

“真的——”乔治结结巴巴地说。

“埃塞克斯最美的女性，在我朋友乔治·塔尔博伊斯面前，恐怕也很难赢得多少赞美，”罗伯特说。“他的心在南安普顿，那里有个卷毛小淘气，差不多只有他膝盖高，管他叫‘大个子先生’，还向他讨糖果吃。”

“我今晚邮寄给继母一封信，”艾丽西亚说。“她在信里特别问我你们要待多久，还有她是否来得及在你们走之前赶回来接待。”

奥德利小姐说话时，从骑马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是一张漂亮、梦幻般的便笺，写在一种奇异、泛着奶油色光泽的纸上。

“她在附言里写道：‘一定要回答我关于奥德利先生和他朋友的问题，你这个反复无常、健忘的艾丽西亚！’”

“她的字写得真漂亮！”当堂妹把信折好时，罗伯特说。

“是啊，很漂亮，不是吗？看看吧，罗伯特。”

她把信递到他手中，他漫不经心地端详了几分钟，而艾丽西亚则轻拍着她那匹栗色母马的优雅脖颈，它急着想再次跑起来。

“等一下，阿塔兰忒，等一下。把信还给我，鲍勃。”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最俏皮的笔迹。你知道吗，艾丽西亚，我不太相信那些找你要十三张邮票，还声称能告诉你你自己都发现不了的事情的人；但说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从未见过你婶婶，单凭这张纸条我也能猜出她长什么样。没错，都在这儿了——那轻盈的、泛着金光的亚麻色卷发，描画过的眉毛，小巧笔直的鼻子，那迷人的、孩子气的微笑；所有的这一切，都能从这些优雅的起笔和收笔中推测出来。乔治，看这儿！”

但心不在焉、满面愁容的乔治·塔尔博伊斯早已沿着沟渠边溜达开了，正挥着手杖敲打着芦苇，离罗伯特和艾丽西亚有五六步远。

“没关系，”年轻小姐不耐烦地说；因为她一点也不喜欢这种对夫人字迹的长篇大论。“把信给我，让我走吧；已经过八点了，我必须赶上今晚的邮车。走吧，阿塔兰忒！再见，罗伯特——再见，塔尔博伊斯先生。祝你们旅途愉快。”

栗色母马轻快地跑过巷子，艾丽西亚小姐很快就不见了踪影，而在她的骄傲强迫它们退回去之前，那两颗悬在眼眶里的又大又亮的泪珠，曾从她愤怒的心中涌出。

“在这个世上只有一个堂兄，”她激动地喊道，“除了爸爸外我最亲的亲人，而他却像对待一条狗一样对待我！”

然而，由于纯粹的偶然，罗伯特和他的朋友并没有在第二天早晨搭乘十点五十分的快车，因为这位年轻的律师醒来时头疼欲裂，他请求乔治去为他冲一杯太阳旅店里能做出的最浓的绿茶，并恳请他把行程推迟到第二天。乔治当然同意了，罗伯特·奥德利整个上午都待在阴暗的房间里，靠着一张五天前的切姆斯福德报纸消磨时间。

“全是那些雪茄惹的祸，乔治，”他反复说。“带我离开这儿，别让我见到老板；如果我和那个人见面，肯定会出人命的。”

幸运的是，为了奥德利的和平，那天恰好是切姆斯福德的集市日；那位可敬的旅店老板骑着马车去进货了——顺便提一下，也许还包括去买那一批对他而言极其致命的雪茄。

两个年轻人度过了沉闷、慵懒、愚蠢、毫无收获的一天；到了黄昏时分，奥德利先生提议他们溜达到庄园，让艾丽西亚带他们参观一下房子。

“这能打发几个小时，你知道的，乔治；如果没带你看看这座老宅，就把你从奥德利拖走，那太可惜了，我向你保证，它非常值得一看。”

当他们抄近路穿过草地，翻过一道栅栏，走进通往拱门的大道时，太阳已接近地平线——那是一种惨淡、沉重、不祥的落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吓跑了原本想要鸣叫的鸟儿，让几只在沟渠里叫个不停的挑剔青蛙成了主宰。尽管大气凝滞，树叶却发出了那种阴森的、颤栗的沙沙声，那并非源于任何外力，更像是脆弱的枝干在预感到暴风雨来临前的一种本能痉挛。那座愚蠢的钟，从来没有中间过渡，总是直接从一个小时跳到下一个小时，当年轻人穿过拱门时，时针指着七点；但尽管如此，时间已接近八点。

他们在石灰树大道上找到了艾丽西亚，她正无精打采地走在树下阴沉的黑影里，枯叶不时缓缓飘落到地面。

奇怪的是，很少观察事物的乔治·塔尔博伊斯却特别留意了这个地方。

“这简直应该是墓地里的大道，”他说。“死者在这阴沉的树荫下睡得多安详啊！我真希望文特诺的墓地也是这样。”

他们走到那口废弃的古井边，艾丽西亚给他们讲了一些与此地相关的古老传说——一些阴郁的故事，就像所有古宅都会有的那种，仿佛过去就是一页页黑暗的忧伤与罪行。

“我们想在天黑前看一看房子，艾丽西亚，”罗伯特说。

“那我们得快点，”她回答。“跟我来。”

她带着他们穿过几年前翻新过的法式长窗走进图书馆，然后穿过大厅。

在大厅里，他们遇到了夫人面色苍白的那个女仆，她在那对白色的睫毛下鬼鬼祟祟地打量了两个年轻人一眼。

他们正要上楼，艾丽西亚转身对那个女孩说：

“我们在客厅看过之后，想带这几位先生看看奥德利夫人的房间。它们收拾整齐了吗，菲比？”

“是的，小姐；但是前厅的门锁着，我猜夫人把钥匙带去伦敦了。”

“带走了钥匙！不可能！”艾丽西亚惊呼。

“确实，小姐，我想她是带走了。我找不到它，而它平时总是插在门上的。”

“我敢说，”艾丽西亚不耐烦地说道，“这很像我那位夫人的作风，脑子里总会蹦出这种愚蠢的念头。我敢说她是怕我们进她的房间，翻看她那些漂亮的裙子，动她的珠宝。这真是恼人，因为房子里最好的画都在那个前厅里。还有她自己的画像，虽然没画完，但画得极其神似。”

“她的画像！”罗伯特·奥德利惊叹道。“我愿意付出一切去看看，因为我对自己这位婶婶的长相只有模糊的概念。艾丽西亚，没有其他办法进那个房间吗？”

“其他办法？”

“是啊；有没有门能通过其他房间，让我们设法进入她的房间？”

堂妹摇了摇头，领他们走进一条挂着家族肖像的走廊。她给他们看了一间挂着壁毯的房间，褪色的画布上，巨大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来势汹汹。

“那个挥舞战斧的家伙看起来像是想把乔治的头劈开，”奥德利先生指着那个凶猛的武士说，武士高举的手臂正出现在乔治·塔尔博伊斯的黑发上方。

“从这房间出来吧，艾丽西亚，”这位年轻人神经质地补充道；“我觉得这儿太潮湿，或者闹鬼。事实上，我相信所有的鬼魂都是潮湿或消化不良的结果。你睡在潮湿的床上——你在深夜突然惊醒，浑身发抖，看见一位穿着乔治一世时代宫廷服装的老太太坐在床脚。老太太是消化不良，浑身发抖则是潮湿的床单引起的。”

客厅里点着蜡烛。奥德利庄园里从未出现过任何赶时髦的灯具。迈克尔爵士的房间里点着诚实、厚实、泛着黄光的蜡烛，插在沉重的银烛台上，墙壁上还挂着烛台。

客厅里没什么好看的；乔治·塔尔博伊斯很快就厌倦了盯着那些精致的现代家具和几幅院士们的画作。

“艾丽西亚，这地方附近难道没有什么秘密通道，或者老橡木箱子之类的东西吗？”罗伯特问。

“当然有！”艾丽西亚带着一种令她堂兄吃惊的激烈喊道；“没错。我怎么没早想到呢？我真是太笨了！”

“为什么笨？”

“因为，如果你不介意手脚并用地爬行，你就能看到我那位夫人的公寓，因为那条通道通向她的更衣室。我相信她自己都不知道。如果哪天晚上，当她坐在梳妆台前，由人梳头准备去参加派对时，一个戴着黑色面罩、提着暗灯的窃贼从地板下钻出来，她该有多惊讶啊！”

“乔治，我们要试一试这条秘密通道吗？”奥德利先生问。

“如果你愿意的话，好的。”

艾丽西亚把他们带进了曾经是她托儿所的房间。除了极少数家里宾客盈门的情况外，这间房现在已经闲置不用了。

罗伯特·奥德利按照堂妹的指示掀起地毯的一角，露出了橡木地板上一块粗糙切割的活板门。

“现在听好了，”艾丽西亚说。“你必须用手撑着身体钻进通道，那儿大约有四英尺高；弯下腰，一直往前走，直到遇到一个急转弯，朝左拐，走到底，你会发现活板门下方有一架短梯，就像这扇门一样，你需要把门闩打开；那扇门通向我那位夫人更衣室的地板，上面只铺了一块方形的波斯地毯，你很容易就能掀开。听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了。”

“那就带上灯；塔尔博伊斯先生会跟着你。我给你们二十分钟去鉴赏那些画作——也就是每幅画一分钟——二十分钟后，我等着你们回来。”

罗伯特严格遵照了她的指示，乔治顺从地跟随朋友，五分钟后，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奥德利夫人更衣室那优雅而凌乱的陈设之中。

她出门时太过匆忙，以至于那次意料之外的伦敦之行显得格外仓促，她那整套闪闪发光的梳妆用具全都摊在铺着大理石的梳妆台上。房内的空气几乎令人窒息，那是瓶瓶罐罐里散发出的浓郁香水味，瓶塞的金盖子都还没来得及盖上。一束温室花卉正枯萎在一张小小的写字台上面。两三件华丽的裙装杂乱地堆在地板上，而衣橱洞开的门也显露出了其中的珍宝。珠宝、象牙背面的发刷，以及精美的瓷器，零乱地散落在房间各处。乔治·塔尔博伊斯在镜中看到了自己蓄着胡须的脸庞和高大消瘦的身影，竟感到自己置身于这满屋的女性奢华之中是何等格格不入。

他们从更衣室走进闺房，又穿过闺房来到前厅，正如艾丽西亚所说，这里除了那位夫人的肖像外，还陈列着大约二十幅珍贵的画作。

那位夫人的肖像立在八角形房间中央的一架画架上，覆着一块绿色绒布。画家的奇思妙想在于将她画在这一模一样的房间里，并将画中背景处理成对这些墙面的忠实复刻。我担心这位年轻人属于前拉斐尔派，因为他在处理这幅画的辅助细节上耗费了简直不可理喻的时间——比如夫人那卷曲的发丝，以及她深红色天鹅绒长裙沉重的褶皱。

两位年轻人先看了墙上的画作，把这幅未完成的肖像留作压轴的好戏。

此时天色已暗，罗伯特手中提着的蜡烛在他举着它一一照亮画作时，只在周围形成了一个光核。宽阔而光秃的窗户望向苍白的天空，被黄昏最后的一抹冷冽余晖染上了颜色。常春藤在玻璃上沙沙作响，带着与花园中每一片叶子颤动时同样不祥的战栗，那是预示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先兆。

“那是我们那位朋友永恒的白马，”罗伯特站在一幅沃文斯的作品旁说道。“尼古拉·普桑——萨尔瓦托——呵——嗯！现在来看看那幅肖像吧。”

他手按在绒布上停住了，庄重地对他的朋友说道。

“乔治·塔尔博伊斯，”他说，“我们两人之间只有一支蜡烛，这光线用来欣赏一幅画实在太勉强了。因此，我恳请我们能轮流观看；如果说有什么事比另一件事更令人不快，那就是当你试图看清画作的精髓时，背后总有人在那儿躲躲闪闪、探头探脑。”

乔治立刻退后了。他对任何女性的画作都没有比对这个麻烦世界里的其他琐事产生更多的兴趣。他退到一边，额头抵在窗玻璃上，望着窗外的黑夜。

当他转过身时，看到罗伯特已经将画架调整到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位置，并且自己坐在前面的椅子上，准备悠闲地审视这幅画。

乔治转过身时，罗伯特站了起来。

“好了，轮到你了，塔尔博伊斯，”他说，“这是一幅非凡的画。”

他在窗边取代了乔治的位置，而乔治则坐在了画架前的椅子上。

是的，画家的确是一位前拉斐尔派。除了前拉斐尔派，没人会逐根头发地描绘出那些羽毛般的卷发，每一丝金色的闪光，每一处浅褐色的阴影。除了前拉斐尔派，没人会如此夸张地渲染那张精致脸庞的每一个特征，以至于给白皙的肤色带来了一种凄厉的明亮，给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增添了一种诡异而邪恶的光芒。除了前拉斐尔派，没人能给那张娇艳嘟起的嘴唇赋予肖像中那种冷硬且近乎邪恶的神态。

它如此相像，却又如此迥异。仿佛你在夫人脸庞前点燃了色调诡异的火焰，并借其影响勾勒出了以往从未见过的线条与表情。五官的完美，色彩的明艳，统统都在那里；但我想，这位画家一定是临摹了太多怪诞的中世纪畸形画作，以至于大脑变得糊涂了，因为在他的笔下，这位夫人竟透出一种绝世妖孽的气息。

她那深红色的长裙，如同这幅奇特画作中的一切一样被夸张处理，环绕着她的褶皱看起来宛如烈焰，她那白皙的头颅从那凄厉的色块中探出，仿佛正从一座燃烧的熔炉中冒出。事实上，那深红色的长裙，脸上的阳光，黄发中闪烁的赤金，嘟嘴处成熟的猩红，以及背景中每一处细致入微的辅助细节所呈现出的灼热色调，这一切汇集在一起，使得这幅画初看之下的效果绝不令人愉悦。

但这幅画虽然怪异，却似乎没能在乔治·塔尔博伊斯心中激起太大的波澜，因为他坐在画前足足一刻钟，没有吐出一个字——只是目光呆滞地盯着画板，强壮的右手握着烛台，左臂松弛地垂在身侧。他保持这个姿势坐了太久，以至于罗伯特最终转过了身。

“怎么了，乔治，我以为你睡着了！”

“我确实快了。”

“你一定是站在那间潮湿的壁毯房里受了凉。记住我的话，乔治·塔尔博伊斯，你着凉了；你的嗓子嘶哑得像只乌鸦。但走吧。”

罗伯特·奥德利从朋友手中接过蜡烛，沿着秘密通道爬了回去，乔治紧随其后——他非常安静，但比起平时来，也并没有更加安静。

他们在托儿所找到了等待他们的艾丽西亚。

“怎么样？”她以询问的口吻说道。

“我们处理得很顺利。但我不太喜欢那幅肖像；它有些古怪。”

“确实如此，”艾丽西亚说，“关于这一点，我有种奇怪的预感。我认为画家有时会以某种方式获得灵感，从而能够透过脸庞平庸的表情，看到另一种同样属于它、却不被凡夫俗子所察觉的表情。我们从未见过夫人流露出画中的那种神情；但我认为，她是可以那样的。”

“艾丽西亚，”罗伯特·奥德利恳求道，“别这么德国风！”

“可是，罗伯特——”

“别这么德国风，艾丽西亚，如果你还爱我的话。画就是——画：而夫人就是——夫人。这就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不搞形而上学；别让我心神不宁。”

他怀着一种完全真诚的恐惧重复了几次这句话；随后，借了一把雨伞以防被即将到来的暴雨困住，便离开了庄园，领着被动的乔治·塔尔博伊斯一同走了。当他们到达拱门时，那座愚蠢的钟的时针已经跳到了九点；但在他们消失在阴影中之前，不得不侧身避让一辆疾驰而过的马车。那是一辆从村里来的出租马车，但奥德利夫人那白皙的脸庞从车窗探了出来。尽管夜色深沉，她还是能看见两个年轻人映在暮色中的黑色剪影。

“那是谁？”她探出头问道，“是园丁吗？”

“不，我亲爱的婶婶，”罗伯特笑着说，“是你最孝顺的侄子。”

他和乔治停在拱门边，这时马车在门口停下，惊讶的仆人们出来迎接他们的主人和女主人。

“我想今晚不会下雨了，”男爵抬头望着天空说，“但明天肯定会有一场大雨。”

第九章。

风雨过后。

迈克尔爵士对天气的预测错了。暴风雨并没有等到第二天，而是在午夜前约半小时，以狂暴的姿态席卷了奥德利村。

罗伯特·奥德利以对待生活中其他一切不幸的从容态度接受了雷电的洗礼。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假装在看那份五天前的切姆斯福德报纸，并不时地从一大杯冷潘趣酒中啜饮几口。但这场暴雨对乔治·塔尔博伊斯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当罗伯特看着这位坐在窗前、听着雷声、盯着被闪电撕裂的漆黑夜空的年轻人的苍白面孔时，不禁感到吃惊。

“乔治，”罗伯特注视了他一会儿后说，“你害怕闪电吗？”

“不，”他简短地回答。

“可是，亲爱的伙计，即便是一些最勇敢的人也会害怕它。这甚至称不上是一种恐惧：这是天生的。我肯定你是害怕的。”

“不，我没有。”

“可是，乔治，如果你能看见自己那副苍白憔悴的样子，那双深陷的空洞眼睛死死盯着天空，仿佛固定在什么幽灵身上。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很害怕。”

“我也告诉你，我没有。”

“乔治·塔尔博伊斯，你不仅害怕闪电，而且因为自己的恐惧而恼怒，也因为我指出了你的恐惧而对我感到愤怒。”

“罗伯特·奥德利，如果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要把你揍倒，”乔治狂怒地喊道；说完这些，塔尔博伊斯先生大步走出了房间，关门的声音震动了整个屋子。那些像热铁屋顶一样笼罩着闷热大地的墨色云层，在乔治离开房间的那一刻倾泻出了黑色的洪流；但如果这位年轻人害怕闪电，他显然并不害怕雨水；因为他径直下楼走向旅店大门，走进了湿漉漉的大道。他在滂沱大雨中来来回回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回到旅店，大步冲向他的卧室。

罗伯特·奥德利在楼梯平台上遇见了他，他的头发贴在苍白的脸上，衣服湿透了。

“你要去睡觉了吗，乔治？”

“是的。”

“但你没有蜡烛。”

“我不需要。”

“看看你的衣服，伙计！你没看见水正顺着你的衣袖淌下来吗？到底是什么让你在这样的夜晚出门？”

“我很累，想睡觉——别来烦我。”

“你喝点热白兰地酒暖暖身子好吗，乔治？”

罗伯特·奥德利说话时挡在朋友面前，焦虑地想要阻止他带着这副样子去睡觉，但乔治凶狠地推开他，从他身边大步走过，用罗伯特在庄园里听到的那种嘶哑的声音说道：

“离我远点，罗伯特·奥德利，如果可以的话，别管我。”

罗伯特跟着乔治来到卧室，但那位年轻人当着他的面用力关上了门，所以除了让他自己冷静下来，别无他法。

“他一定是对我注意到他害怕闪电感到恼火，”罗伯特心想，随后平静地准备休息，对那些似乎在他床边震动的雷声，以及在他敞开的梳妆盒里那些剃须刀旁闪烁的闪电，表现出了一种安详的冷漠。

暴风雨从安静的奥德利村滚滚而去，当罗伯特第二天清晨醒来时，看到的是灿烂的阳光，以及卧室窗帘缝隙间透出的一片无云晴空。

这是一个暴风雨过后偶尔会出现的宁静而可爱的清晨。鸟儿鸣叫得响亮而欢快，金色的谷物在广阔的田野里昂起头，在经历了一场与暴风雨的激烈搏斗后骄傲地摇曳着——那场风暴在半夜里用残酷的风和肆虐的雨，竭尽全力地想打倒沉甸甸的穗子。簇拥在罗伯特窗边的葡萄藤叶发出欢快的沙沙声，从每一根嫩枝和卷须上摇落下一阵阵如钻石般的雨滴。

罗伯特·奥德利发现他的朋友正在早餐桌旁等着他。

乔治脸色苍白，但显得非常平静——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比平时更加开朗。

他握住罗伯特的手，带着那种他生命中唯一的苦难袭来并击垮他之前所特有的真诚。

“原谅我，鲍勃，”他坦率地说，“为我昨晚那粗暴的脾气。你说得完全正确；雷雨确实让我心烦意乱。在我的青年时代，它总是对我产生同样的影响。”

“可怜的老伙计！我们要搭快车走，还是留在这里和我的叔叔共进晚餐？”罗伯特问。

“说实话，鲍勃，我哪样都不想。这是一个辉煌的清晨。我们何不整天闲逛，再拿杆钓鱼竿去转转，然后搭乘傍晚六点十五分的火车回城里？”

罗伯特·奥德利宁愿同意一个比这更糟糕的提议，也不愿费心去反对他的朋友，于是这件事立刻拍板定了下来；吃过早饭并预定了四点钟的晚餐后，乔治·塔尔博伊斯将鱼竿扛在他那宽阔的肩膀上，与他的朋友兼同伴大步走出了旅店。

但是，如果说罗伯特·奥德利先生那平稳的脾气没有被震动太阳旅店地基的滚滚雷声所打乱，那么他叔叔年轻妻子的细腻感官却并非如此。奥德利夫人承认自己极度害怕闪电。她让人把床挪到房间的角落，将厚重的窗帘严严实实地拉上，然后脸埋在枕头里，随着外面每一次暴雨的声响而剧烈颤抖。迈克尔爵士，那颗从未感到恐惧的刚强心脏，甚至为这脆弱的生物感到颤栗，保护和捍卫她是他幸福的特权。夫人直到凌晨三点近乎天明时才肯更衣，那时最后一阵余雷已经在远处的山丘间消散。直到那一刻，她还穿着旅行时的那件华丽丝绸裙子，缩在被褥中，只有偶尔才抬起一张惊恐的脸，问雨是不是停了。

快到四点时，整晚在床边守候的丈夫看到她陷入了沉睡，整整五个小时没有醒来。

但她在九点半走进早餐室时，哼唱着一支苏格兰小曲，双颊浮现出如她那浅紫色晨裙般娇嫩的粉色。像鸟儿和花朵一样，她在晨曦中似乎恢复了美貌与活力。她轻盈地跃上草坪，随手采摘几朵残留的玫瑰花蕾和几枝天鹅绒草，穿过湿润的草地回来时，为了内心的喜悦而哼唱着悠长的旋律，看起来如同手中的花朵一般清新灿烂。当她穿过敞开的窗户进来时，男爵将她拥入那结实的怀抱。

“我的美人，”他说，“我的爱人，看到你恢复了那副快乐的自己，真是莫大的幸福！露西，你知道吗，昨晚有一次，当你透过深绿色的床帘看出来时，那张可怜苍白的小脸，那深陷眼眶周围的一圈青紫，我几乎认不出那是我的小妻子，那个在雷雨中哭喊的、恐惧万分的生物。感谢上帝赐予清晨的阳光，它带回了你的红润面颊和灿烂微笑！露西，我向上天祈祷，我再也不要看到你昨晚那副样子。”

她踮起脚尖吻他，却也只能勉强够到他的白胡子。她笑着告诉他，自己一直是个愚笨、胆小的人——怕狗，怕牛，怕雷雨，怕波涛汹涌的大海。“怕一切人和事，除了我亲爱的、高尚的、英俊的丈夫，”她说。

她发现了更衣室里被弄乱的地毯，并打听了关于那条秘密通道的秘密。她以一种顽皮、欢快的口吻责怪了艾丽西亚小姐，说她竟如此大胆地将两个大男人带进夫人的房间。

“而且他们竟有胆量看我的肖像，艾丽西亚，”她带着假装的愤慨说道，“我发现绒布被扔在地上，地毯上还有一只大男人的手套。看！”

她说话时举起了一只厚重的驾驶手套。那是乔治的，他在看画时掉下的。

“我得去太阳旅店，请那几个小伙子吃晚餐，”迈克尔爵士在离开庄园去晨间巡视农场时说道。

奥德利夫人在灿烂的九月阳光下从一间屋子轻快地游荡到另一间——时而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歌谣，或是一段意大利咏叹调的开头，又或是用灵巧的指尖在华丽的华尔兹舞曲中跳跃——时而徘徊在温室花卉架旁，用一把精灵般银饰的刺绣剪刀进行业余园艺创作——时而溜进更衣室和菲比·马克斯聊天，让对方第三次或第四次为她重梳卷发；因为那些螺旋卷总是容易弄乱，让夫人的女仆着实费了不少心思。

我亲爱的夫人，在这个特殊的九月日子里，似乎因为内心的纯粹喜悦而显得躁动不安，无法在同一个地方久留，也无法专注于一件事。

当奥德利夫人以她那轻浮的方式自娱自乐时，两位年轻人正沿着溪流边缓慢漫步，直到抵达一处树荫浓郁的角落，那里的水深而静谧，柳树的长枝垂入溪流之中。

乔治·塔尔博伊斯拿起了鱼竿，而罗伯特则在野餐垫上全身伸展开来，把帽子扣在鼻子上当做遮阳帘，沉沉睡去。

在这位塔尔博伊斯先生所坐的岸边，溪流里的鱼儿是幸福的。它们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啃食这位先生鱼钩上的诱饵而无需担心自身的安全；因为乔治只是目光空洞地盯着水面，鱼竿松弛地握在手中，眼中带着一种奇异而遥远的神色。当教堂钟声敲响两点时，他扔下鱼竿，沿着岸边大步走去，留下罗伯特·奥德利继续享受他的午睡——根据这位先生的习惯，午睡持续两三个小时是极有可能的。又过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乔治穿过一座质朴的小桥，折向通往奥德利庄园的草地。

鸟儿们整个上午唱得太多，此时或许已经厌倦了；慵懒的牛群在草地上沉睡；迈克尔爵士仍在外出巡视；艾丽西亚小姐一小时前就骑着她的栗色母马飞奔而去；仆人们都在屋子后头用午餐；而夫人则手拿书本，溜进了阴凉的石灰树大道；因此，当乔治·塔尔博伊斯走过草坪，在结实、铁箍的橡木门上敲响一阵洪亮的钟声时，这座灰色古建筑从未显得如此宁静。

应门的仆人告诉他，迈克尔爵士外出了，而夫人正在石灰树大道漫步。

听到这个消息，他看起来有些失望，喃喃自语着什么想见夫人，或者去寻找夫人（仆人没听清他的话），便大步离开了门口，既没留下名片，也没给这家人捎去口信。

此后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奥德利夫人回到了屋子，不是从石灰树大道，而是从完全相反的方向，手里拿着那本打开的书，边走边唱。艾丽西亚刚刚从母马上下来，站在低拱的门口，身旁跟着她那只巨大的纽芬兰犬。

那只从未喜欢过夫人的狗，露出了牙齿，发出低沉的咆哮。

“把那只可怕的动物弄走，艾丽西亚，”奥德利夫人不耐烦地说，“这畜生知道我怕它，于是利用我的恐惧。然而他们竟称这些生物为慷慨、高尚之辈！呸，凯撒！我讨厌你，你也讨厌我；如果我们在黑暗中或狭窄的通道里相遇，你会扑向我的喉咙将我勒死，对吧？”

我亲爱的夫人，在继女身后寻求庇护，安全地向那只愤怒的动物摇晃着她金色的卷发，恶意地挑衅着它。

“你知道吗，奥德利夫人，那位年轻的鳏夫塔尔博伊斯先生，刚才来这儿找迈克尔爵士和你了？”

露西·奥德利挑了挑她修饰过的眉毛。“我以为他们是来赴晚宴的，”她说，“到时候我们肯定会受够他们的。”

她的平纹细布裙摆里堆满了一捧秋天的野花。她是从庄园后方的田野里穿行过来的，沿途采撷着灌木丛中的花朵。她轻快地跑上宽阔的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乔治的手套正躺在她闺房的桌子上。奥德利夫人猛地拉响了铃，菲比·马克斯应声而来。“把这些垃圾拿走，”她厉声说道。那姑娘将桌上散落的手套、几朵枯萎的花和碎纸片一并收进围裙里。

“这一上午你都在干什么？”夫人问道，“希望你没有浪费时间。”

“没有，夫人，我一直在改那件蓝色的裙子。这边的房子光线有点暗，所以我把它拿到我自己的房间，在窗边干活。”

姑娘说着正要离开房间，却又转过身看了奥德利夫人一眼，似乎在等待进一步的吩咐。

露西在同一时刻抬起头，两个女人的目光交汇了。

“菲比·马克斯，”夫人说着，将身体陷入扶手椅中，摆弄着膝上的野花，“你是个勤劳的好姑娘，只要我活着且生活顺遂，你就永远不缺一位坚定的朋友，也不会缺一张二十英镑的钞票。”

第十章。

失踪。

罗伯特·奥德利醒来时，惊讶地发现钓竿正躺在岸边，鱼线无精打采地拖在水里，浮标在午后的阳光下无害地上下浮动。这位年轻的大律师花了很长时间将手脚向各个方向伸展，以此种锻炼方式来确认自己依然保有对这些肢体的正常支配权；随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从草地上站了起来，将他的旅行毛毯从容地折叠成方便携带的形状背在肩上，漫步走去寻找乔治·塔尔博伊斯。

他一两次发出了慵懒的呼喊，声音小得几乎惊动不了头顶枝头的鸟儿，也惊不动脚下溪流里的鳟鱼：但由于没有得到回应，他便对这种劳作感到厌倦，继续慢吞吞地走着，边走边打哈欠，依然寻找着乔治·塔尔博伊斯。

过了一会儿，他掏出怀表，惊讶地发现已经四点一刻了。

“哎，这个自私的家伙准是自己回家吃晚饭去了！”他若有所思地嘀咕着，“可这不像他的作风，除非我提醒，否则他很少记得要吃饭。”

即便是极好的胃口，以及预见到晚餐很可能会因这番耽搁而变味，也无法加快罗伯特·奥德利先生那天生的慢节奏。当他晃进“太阳”旅店前门时，钟表正敲响五点。他原本确信乔治·塔尔博伊斯一定会在小客厅里等着他，然而那位先生的缺席让房间显得格外冷清，罗伯特大声叹了口气。

“这可真有意思！”他说，“晚餐凉了，却没人一起吃！”

旅店老板亲自赶来为毁掉的菜肴道歉。

“这是两只顶好的鸭子，奥德利先生，简直是您见过的最肥美的，但因为一直热着，全给烤成煤炭了。”

“别管鸭子了，”罗伯特不耐烦地说，“塔尔博伊斯先生在哪儿？”

“先生，自从你们今天早上一起出去后，他还没回来过呢。”

“什么！”罗伯特惊叫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人到底把自己弄哪儿去了？”

他走到窗前，眺望着宽阔、洁白的公路。一辆载满干草捆的马车正缓缓爬过，懒散的马儿和懒散的车夫在午后的阳光下垂着头，一副疲惫的样子。一群绵羊在路上四处徘徊，一只狗为了把它们勉强拢在一起，累得快要发疯。还有一些刚收工的泥瓦匠，一个在路边补壶的修锅匠；一辆狗车疾驰而过，载着奥德利猎犬队的主人去赶七点的晚餐；村庄里常见的十几种景象和声音交织成一片欢快的嘈杂，但其中并没有乔治·塔尔博伊斯。

“在我这一生中经历的所有离奇事情里，”罗伯特·奥德利先生说，“这简直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件！”

一直在旁伺候的老板听到罗伯特这番感叹，瞪大了眼睛。一位绅士晚点吃饭，这有什么好离奇的？

“我去把他找回来，”罗伯特抓起帽子，径直走出了旅店。

但问题在于去哪儿找。他肯定不在鳟鱼溪边，再回去找也是徒劳。罗伯特站在旅店前盘算着该怎么办，老板随后跟了出来。

“我忘了告诉您了，奥德利先生，您走后五分钟，您叔叔来过这儿，留了个话，请您和那位先生去庄园吃晚饭。”

“那么我倒不奇怪了，”罗伯特说，“如果乔治·塔尔博伊斯去庄园拜访我叔叔了。这虽然不像他的风格，但也并非没可能。”

当罗伯特敲响叔叔家的房门时，已是六点钟。他没有要求见家人，而是直接打听他的朋友。

仆人告诉他，是的；塔尔博伊斯先生在两点或两点刚过时来过这儿。

“之后就没再来过？”

“是的，再没来过。”

罗伯特问，那仆人确定塔尔博伊斯先生是在两点来的吗？

是的，非常确定。他记得那个时间，因为那时是仆人们的用餐时间，他是从餐桌旁起身去给塔尔博伊斯先生开门的。

“哎，这人到底能去哪儿呢？”罗伯特转身离开庄园时心想，“从两点到六点——整整四个小时——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如果有谁胆敢告诉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他可能会对任何生物产生强烈的依恋，这位愤世嫉俗的先生定会以极度的蔑视挑起眉毛，对这种荒唐的念头嗤之以鼻。然而此时此刻，他却心慌意乱，焦急万分，绞尽脑汁地推测着失踪朋友的下落；并违背了他性格中的一切属性，脚步匆匆。

“从伊顿公学毕业以后，我就再没走这么快过，”他在穿过迈克尔爵士的一片草地朝村庄奔去时咕哝道，“更糟糕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要去哪儿。”

他穿过另一片草地，随后坐在一处围栏边，双肘撑在膝盖上，将脸埋入双手，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

“我明白了，”几分钟后他说道，“火车站！”他跳过围栏，向那座红色砖瓦的小建筑奔去。

距离下一班火车到站还有半小时，办事员正坐在办公室一侧的房间里喝茶，门上用白色大字写着“私人”。

但奥德利先生满脑子都是寻找朋友的念头，根本没理会这块告示。他大步走到门前，用手杖敲击门板，把办事员从密室里引了出来；办事员因为喝热茶正满头大汗，嘴里还塞满了抹了黄油的面包。

“史密瑟斯，你还记得和我一起来奥德利的那个绅士吗？”罗伯特问道。

“说实话，奥德利先生，我真记不清了。您是坐四点那班车来的，如果您记得的话，那班车的乘客总是很多。”

“你不记得他了？”

“据我所知，先生，没有。”

“这真令人恼火！史密瑟斯，我想知道他今天两点以后有没有买去伦敦的车票。他是个身材高大、胸膛宽阔的年轻人，留着浓密的棕色胡须。你肯定不会认错的。”

“确实有四五个绅士买了三点半去城的票，”办事员含糊其辞地说，焦虑地瞥了一眼身后的妻子，显然她对这次晚餐的和谐被打破感到很不高兴。

“四五个绅士！但他们中间有人符合我朋友的特征吗？”

“嗯，我想其中一个留着胡子，先生。”

“深棕色的胡子？”

“嗯，我也说不上来，但看起来有点棕色。”

“他穿灰色衣服吗？”

“我想是灰色的；很多先生都穿灰色。他买票时说话很急促，拿了票就吹着口哨直接走上站台了。”

“那是乔治，”罗伯特说，“谢谢你，史密瑟斯；我不打扰你了。”“这下真相大白了，”他离开车站时喃喃自语，“他那忧郁的老毛病又犯了，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回伦敦了。明天早上我就离开奥德利；至于今晚嘛——我不如去一趟庄园，结识一下叔叔那位年轻的妻子。他们七点才用晚餐；如果我抄田野回去，正好赶得上。鲍勃——也就是罗伯特·奥德利——这种事可做不得；你这是要深深地爱上你的婶婶了。”

第十一章。

夫人手腕上的印记。

罗伯特在客厅里找到了迈克尔爵士和奥德利夫人。夫人正坐在大三角钢琴前的琴凳上，翻阅着一些新乐谱。听到罗伯特·奥德利先生的名字被通报，她在旋转座凳上转了个身，丝绸荷叶边发出沙沙的响声；随后，她离开钢琴，为这位侄子行了一个俏皮且带有嘲讽意味的礼。

“太感谢你送的紫貂皮了，”她伸出小小的手指，钻石在指间闪烁跳动，“谢谢你送我这些漂亮的紫貂皮。你为我准备这些真是太好了。”

罗伯特几乎忘了自己在俄罗斯探险期间曾为奥德利夫人代办过这桩委托。他满脑子都是乔治·塔尔博伊斯，因此只是微微鞠了一躬，作为对夫人感激之情的回应。

“迈克尔爵士，你敢信吗？”他说，“我那个傻朋友居然把我撇下，自己回伦敦去了。”

“乔治·塔尔博伊斯先生回城里了？”夫人挑起眉毛惊呼道。“真是场可怕的灾难，”艾丽西亚尖刻地说，“因为皮提亚斯，也就是罗伯特·奥德利先生，离开了达蒙——即众所周知的乔治·塔尔博伊斯——半小时就活不下去了。”

“他是个很好的人，”罗伯特坚定地说，“老实说，我对他感到相当不安。”

“对他不安！”夫人非常想知道罗伯特为什么对他的朋友感到不安。

“我告诉您原因，奥德利夫人，”这位年轻的大律师回答，“一年前，乔治因妻子的去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至今未能走出那个阴影。他对待生活相当平静——几乎和我一样平静——但他经常说些非常奇怪的话，我有时觉得，总有一天这股悲伤会压垮他，让他做出什么轻率的事来。”

罗伯特·奥德利说得含糊，但他们三位听者都知道，他所指的“轻率的事”正是那种无可挽回的行为。

短暂的沉默过后，奥德利夫人借着对面的落地镜整理了一下她的金色卷发。

“天哪！”她说，“这真是太奇怪了。我没想到男人们竟能有如此深沉且持久的感情。我以为对他们来说，一张漂亮的脸蛋和另一张漂亮的脸蛋没什么两样；一旦一号金发蓝眼的亡故，他们只需寻找二号黑发深眼的来换换口味就行了。”

“乔治·塔尔博伊斯不是那种人。我坚信他妻子的去世让他心碎了。”

“真可怜！”奥德利夫人喃喃道，“塔尔博伊斯夫人去世并让可怜的丈夫如此伤心，这似乎太残忍了。”

“艾丽西亚说得对，她确实很幼稚，”罗伯特看着婶婶俏丽的脸庞心想。

夫人在餐桌上展现出十足的魅力；她表现出一种迷人的笨拙，声称自己不会切面前的野鸡，并请罗伯特帮忙。

“在道森先生家时，我还能切羊腿呢，”她笑着说，“但羊腿太简单了，再说那时我是站着切的。”

迈克尔爵士看着夫人对他侄子产生的影响，为她的美貌与魅力感到自豪。

“看到我可怜的小女人又恢复了往常的好心情，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昨天因为在伦敦遇到的一件扫兴事，她一直很沮丧。”

“扫兴事！”

“是的，奥德利先生，非常扫兴的一件，”夫人回答，“前几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我亲爱的老朋友兼老师的电报，她说自己快不行了，如果我想再见她一面，必须立刻赶去。那封电报里没有写地址，自然而然地，我就想她肯定还住在三年前我离开时的那个房子里。迈克尔爵士和我立刻赶往城里，直接开车去了旧址。房子里住着陌生人，他们也没法给我提供任何关于我朋友的消息。那是个偏僻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商店。迈克尔爵士在仅有的几家店里打听过，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也没能发现。我在伦敦没什么朋友，所以除了我亲爱、慷慨的丈夫，没有人能帮我，他尽了全力，却还是没能找到我朋友的新住处。”

“电报里没写地址真是太糊涂了，”罗伯特说。

“人在临终时，哪能顾及到所有这些事呢，”夫人喃喃道，用她那双柔和的蓝眼睛责备地看着奥德利先生。

尽管奥德利夫人魅力十足，尽管罗伯特对她有着毫不掩饰的赞赏，但这位大律师在九月这个宁静的夜晚，依然无法克服一种莫名的不安感。

当他坐在装饰着竖框的深窗边与夫人聊天时，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树荫浓郁的菲格树庭院，想起了可怜的乔治·塔尔博伊斯，正和那些鸟儿金丝雀待在房间里，独自抽着雪茄。

“但愿我从未对他产生过那种友谊，”他心想，“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独生子误入歧途的父亲。但愿我能把他妻子还给他，让他去文特诺平静地度过余生。”

夫人的谈话声依然像欢快的溪流般悦耳且连绵不断；而罗伯特的思绪，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乔治·塔尔博伊斯。

他想象着他搭乘邮政列车赶往南安普敦去见他的儿子。他想象着他像往常那样拼写着《泰晤士报》上的船运广告，寻找一艘能载他回澳大利亚的船。有一瞬间，他甚至打了个寒战，想象着他冰冷僵硬地躺在浅滩溪底，死去的脸庞对着逐渐黑暗的天空。

奥德利夫人注意到了他的出神，问他在想什么。

“乔治·塔尔博伊斯，”他唐突地回答。

她神经质地轻微颤抖了一下。

“说真的，”她说，“你谈起塔尔博伊斯先生的方式真让我感到不自在。弄得好像他出了什么大事似的。”

“上帝保佑！但我无法克制对他的担忧。”

当晚稍晚些时候，迈克尔爵士要求听点音乐，夫人便走向钢琴。罗伯特·奥德利跟过去为她翻乐谱；但她凭记忆演奏，省去了他原本想表现的绅士风度。

他为钢琴拿来了一对点燃的蜡烛，并将它们摆放在这位美丽音乐家的合适位置。她弹奏了几个和弦，随后沉浸进贝多芬的一首忧郁奏鸣曲中。她对忧伤低沉旋律的偏爱，与她那快乐的本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她性格中诸多矛盾之处的一种。

罗伯特·奥德利伫立在侧，因为没有乐谱可翻，便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她那白皙、镶嵌着珠宝的双手在琴键上轻柔地滑行，蕾丝袖口从她优美且带着弧度的手腕上滑落。他盯着她那漂亮的手指一根根看：那根戴着红宝石心形戒指；那根围着翡翠蛇形戒指；所有手指上都闪耀着星光般的钻石。他的目光从手指移向圆润的手腕：当她弹奏一段快速乐章时，她右手腕上那只宽而平的黄金手镯滑落到手掌处。她猛地停下调整手镯；但在她调整完毕前，罗伯特·奥德利注意到她娇嫩的皮肤上有一块淤青。

“你伤了胳膊，奥德利夫人！”他惊呼道。她匆忙将手镯拉回原位。

“没什么，”她说，“我这人倒霉，皮肤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淤青。”

她继续弹奏，但迈克尔爵士穿过房间走过来查看妻子漂亮手腕上的淤青。

“怎么了，露西？”他问，“那是怎么弄的？”

“你们真傻，为这种荒唐事操心！”奥德利夫人大笑着说，“我这人有些心不在焉，几天前闲着无聊，在胳膊上绑了条丝带，绑得太紧，解开时就留下了淤青。”

“嗯！”罗伯特心想，“夫人又在撒孩子般的小谎；那淤青看起来可不止几天的时间，皮肤颜色才刚刚开始变。”

迈克尔爵士用他强壮的手握住那纤细的手腕。

“拿着蜡烛，罗伯特，”他说，“让我们看看这条可怜的小胳膊。”

那不是一块淤青，而是四道纤细的紫色痕迹，就像是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太用力地攥住手腕所留下的。如果是一条紧紧系着的窄丝带，确实可能留下某种痕迹，夫人再次坚称，据她记忆，肯定就是那么弄的。

在那几道淡淡的紫色印记中间，有一处颜色较深，仿佛是戴在那些强有力且残酷的手指上的一枚戒指，深深压进了娇嫩的皮肉里。

“我敢肯定夫人是在撒谎，”罗伯特心想，“因为我实在无法相信丝带的说法。”

他于十点半左右向亲戚们道了晚安并告别；他打算搭乘最早的火车赶往伦敦，去菲格树庭院找乔治。

“如果那儿找不到，我就去南安普敦，”他说，“如果那儿还找不到——”

“那会怎样？”夫人问道。

“我会觉得出了什么奇怪的事。”

罗伯特·奥德利走在阴影笼罩的草地间回家时，心情十分低落；当他重新进入太阳旅店的客厅时，心情更加沉重了，那里正是他和乔治曾一起闲坐、凝望窗外并抽雪茄的地方。

“想一想，”他沉思道，“一个人竟能如此关心另一个家伙！但无论如何，明天一早我就进城去找他；为了找到他，即便去天涯海角我也在所不惜。”

“我该怎么称呼您，先生？”

“罗伯特·奥德利。”

“那么，奥德利先生，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那位乘客，建议您去见见本船的船长。他现在就在码头，如果您赶得快，或许能赶上他。”

罗伯特向那位年轻的职员道了谢，便匆匆向码头赶去。他打听到维多利亚女王号（Victoria Regia）船长的住处，并在那里见到了他。船长是个粗犷、面色红润的人，在听了罗伯特的询问后，表现得十分冷淡。

“如果那位乘客用了假名，”船长说道，“那肯定是有他不希望被人找到的理由，或者是有他自己的苦衷。我收了钱，按时开了船，至于我的乘客是叫托马斯·布朗还是叫乔治·塔尔博伊斯，这与我无关。我船上不养闲人，也不做私人侦探的生意。”

罗伯特·奥德利从码头回来时，心底掠过一丝寒意。他感到某种沉重的阴霾正在笼罩着他，而这阴霾的核心，似乎正与他在塞西尔·奥德利庄园的那次拜访，以及奥德利夫人那充满疑点的淤青有着某种关联。他回到了伦敦，但菲格树庭院的空气让他感到窒息。他坐在乔治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那群金丝雀，觉得它们的歌声刺耳难听。

他开始重新整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线索。南安普敦的电报、旧货店的当票、神秘的访客、还有那份关于前往悉尼的航程信息。每一个细节都像是一个破碎的拼图，却始终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画面。

他取出了那张从南安普敦带来的残缺电报，反复摩挲着上面的字迹。

“如果乔治真的在那艘船上，”他自言自语，“如果他真的离开了英国，为什么不留下一句话？为什么他要那样匆忙，甚至连行李都没带？”

他又想起了在那间破败小屋里，那个神志不清的老人，以及那个孩子的话语——“漂亮的女士”。

“那漂亮的女士是谁？”他心中反复盘问，“乔治在文特诺认识的那个女人，真的仅仅是一个船长的妻子吗？”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觉得自己正站在一个深渊的边缘，而那个深渊里隐藏着一个他不愿去面对的真相。他想起自己那慵懒、平淡的生活，那种让他引以为傲的漠不关心，此时此刻，却显得如此可笑且无用。

“我得去一趟文特诺，”他最终决定道，“如果乔治真的去过那里，或许能在那个墓碑上找到什么线索。如果连那里都没有——”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穿上外套，走出了菲格树庭院，走向了那个他不得不面对的、充满谜团的世界。伦敦的雾气在街道上弥漫，像是一层厚重的、无形的帷幕，遮掩着他即将揭开的秘密。

“噢，顺便提一句，先生，”他说，“关于这位托马斯·布朗先生，我记得一件事——他的手臂挂在吊带里。”

罗伯特·奥德利对此已无计可施，只得返回城里。那天傍晚六点，他回到了自己的寓所，因又一次毫无所获的寻觅而精疲力竭。

马洛尼太太为他送来了晚餐和一品脱从斯特兰德的一家酒馆买来的葡萄酒。夜晚湿冷而萧瑟，洗衣妇已经在起居室的壁炉里生起了一堆旺火。

罗伯特吃了一半羊排，对着面前那杯未动的葡萄酒，抽着雪茄，凝视着炉中跳动的火焰。

“乔治·塔尔博伊斯从未起航前往澳大利亚，”经过长久且痛苦的沉思，他说道，“如果他还活着，他一定还在英国；如果他已经死了，那他的尸体就藏在英国的某个角落里。”

他坐了几个小时，抽着烟，思索着——烦恼与阴郁的思绪在脸上投下深沉的暗影，无论是明亮的煤气灯光，还是壁炉里红色的火光，都无法驱散分毫。

深夜时分，他从椅子上站起，推开桌子，将书桌移到壁炉旁，取出一张大号纸，将笔蘸入墨水。

但做完这些后，他停住了，用手托住前额，再次陷入沉思。

“我应当把我们去埃塞克斯一直到今晚所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从头写起。”

他用简短而独立的句子写下这份记录，并逐一编号。

记录如下：

“关于乔治·塔尔博伊斯失踪事件的事实记录，包括那些与此事看似无关的事实。”

尽管心绪烦乱，他对这一标题所呈现出的公文式外观还是感到颇为自得。他看着它出神良久，满怀爱意地将笔尖的羽毛含在嘴里。“说真的，”他自言自语，“我开始觉得，我本该好好从事我的职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虚度光阴。”

他抽掉了半支雪茄，理清了思绪，然后开始动笔：

“1. 我致信艾丽西娅，提议带乔治去庄园。”

“2. 艾丽西娅回信，代奥德利夫人反对这次造访。”

“3. 尽管有此反对，我们还是去了埃塞克斯。我见到了夫人。夫人以劳累为由，拒绝在当天晚上接见乔治。”

“4. 迈克尔爵士邀请乔治和我次日晚餐。”

“5. 次日清晨，夫人收到一封电报，召她前往伦敦。”

“6. 艾丽西娅给我看了夫人的一封信，信中询问我和我的朋友塔尔博伊斯先生打算何时离开埃塞克斯。信末附有一条重申上述要求的附言。”

“7. 我们造访庄园，请求参观宅邸。夫人的公寓上了锁。”

“8. 我们通过一条密道进入了上述公寓，夫人对此并不知情。我们在其中一间房内发现了她的肖像。”

“9. 乔治被暴风雨吓坏了。当天余下的时间里，他的举止异常古怪。”

“10. 次日清晨，乔治恢复了正常。我提议立即离开奥德利庄园；他倾向于留到晚上。”

“11. 我们去钓鱼。乔治离开我去了庄园。”

“12. 我在埃塞克斯能得到的关于他的最后确切消息是在庄园，仆人说他认为塔尔博伊斯先生告诉他，他要去园子里找夫人。”

“13. 我在车站收到了关于他的消息，准确性尚待核实。”

“14. 我在南安普敦再次得到了关于他的确切消息，据他岳父所言，前一天晚上他在那里待过一个小时。”

“15. 那封电报。”

罗伯特·奥德利写完这份简短的记录后，他经过深思熟虑，反复停顿、修改和涂抹，随后盯着写好的页面看了许久。

最后，他仔细读了一遍，在某些编号段落处停下，用铅笔画上十字；然后将大号纸折好，走到房间对面的柜子旁，打开锁，将纸放入那个标有“重要”字样的分格里——那是他存放艾丽西娅信件的地方。

做完这些，他回到炉边的安乐椅旁，推开书桌，点燃一支雪茄。“从头到尾，一片漆黑，”他说，“谜底一定藏在南安普敦或是埃塞克斯。无论如何，我心意已决。我先去奥德利庄园，在有限的范围内寻找乔治·塔尔博伊斯。”

第十四章。

菲比的求婚者。

“乔治·塔尔博伊斯先生——自本月7日起曾见过此人，或拥有其此后任何信息者，若与钱瑟里巷14号的A.Z.联系，必有重谢。”

罗伯特回到城里两三天后，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在与夫人和艾丽西娅共进早餐时，在《泰晤士报》的第二版读到了上述广告。

“看来罗伯特的朋友还没消息，”爵士在向妻子和女儿读完广告后说道。

“至于这个，”夫人回答，“我真奇怪怎么会有人傻到去登寻人启事。那年轻人显然生性不安分，喜欢游荡——简直是现代版的班菲尔德·摩尔·卡鲁，什么东西也留不住他。”

尽管这则广告连续刊登了三次，庄园里的众人对塔尔博伊斯先生的失踪并未给予太多重视；此后，无论是迈克尔爵士、奥德利夫人还是艾丽西娅，再也没有提过他的名字。

在那个年轻律师到庄园赴宴的安静夜晚之后，艾丽西娅·奥德利和她那漂亮的继母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变得亲近。

“她是个虚荣、轻浮、冷酷的小荡妇，”艾丽西娅对她的纽芬兰犬凯撒说道，这是她倾诉心事的唯一对象；“她是个老练而圆滑的调情高手，凯撒；她不满足于对着埃塞克斯半数的男人卖弄她的金发和傻笑，竟然还要让我那笨拙的表兄对她卑躬屈膝。我真是对她忍无可忍。”

为了证实最后一点，艾丽西娅小姐对继母表现得极为明显地无礼，以至于迈克尔爵士觉得有必要劝诫他唯一的女儿。

“可怜的小女人非常敏感，你知道的，艾丽西娅，”爵士严肃地说，“她对你的行为感到极其痛苦。”

“我一点也不信，爸爸，”艾丽西娅坚决地回答，“你觉得她敏感，是因为她有着柔软白皙的小手，有着长睫毛的大蓝眼睛，还有各种矫揉造作、异想天开的举止，你们这些蠢男人管这叫迷人。敏感！得了吧，我见过她用那双纤细白嫩的手指做残忍的事，还为她造成的痛苦而发笑。我很抱歉，爸爸，”她补充道，看到父亲忧虑的神色，语气稍稍软化，“尽管她介入了我们之间，夺走了可怜的艾丽西娅那颗亲爱而慷慨的心，但我真希望为了你能够喜欢她；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凯撒也做不到。她曾有一次红唇微启，露出洁白的小牙，用柔嫩的手抚摸它的脑袋，但如果我没拽住项圈，它早就扑上去咬断她的喉咙了。她或许能迷住埃塞克斯的每个男人，但她永远别想和我家狗交朋友。”

“如果它那恶毒的脾气哪天危及到露西，”迈克尔爵士愤怒地回答，“你的狗就会被枪毙。”

那条纽芬兰犬缓慢地转动眼珠，看向说话的人，仿佛听懂了每一个字。奥德利夫人恰好在此时走进房间，那动物紧缩在女主人身旁，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那只狗的表现中透着某种东西，如果说那算得上是什么的话，那比愤怒更接近恐惧；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凯撒竟会惧怕像露西·奥德利这样娇弱的生物。

尽管夫人天性友善，但她没在庄园住多久就发现了艾丽西娅对她的厌恶。她只提过一次；随即，她耸了耸优雅的白皙双肩，叹息道：

“你不能爱我，艾丽西娅，这似乎太令人难过了，因为我一向不习惯树敌；但既然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如果我们不能成为朋友，那就保持中立吧。你不会试图伤害我吧？”

“伤害你！”艾丽西娅惊叫道，“我为什么要伤害你？”

“你不会试图剥夺我对你父亲的爱吧？”

“我或许没有你那么和蔼，夫人，或许我对遇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都没有你那样甜蜜的微笑和动听的言语，但我还没卑鄙到那种地步；即便我想，我也认为你对我父亲的爱掌控得如此稳固，除非是你自己作茧自缚，否则没什么能剥夺它。”

“你真是个刻薄的家伙，艾丽西娅！”夫人做了个鬼脸，“我想你这一大串话的意思是说我虚伪。好吧，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对别人微笑，也无法控制自己不对别人说好话。我知道我不比世上其他人更好，但如果我更招人喜欢，我也没办法。这是天生的。”

艾丽西娅此举彻底关上了她与奥德利夫人之间所有亲密的大门，而迈克尔爵士又主要忙于农务和户外运动，常年不在家。因此，生性极其爱交际的夫人发现自己不得不更多地与那名长着白睫毛的女仆为伍，这或许是顺理成章的。

菲比·马克斯正是那种通常会从女仆晋升为贴身女伴的女孩。她受过足够的教育，能在露西偶尔放纵自己陷入某种智力塔兰泰拉舞——舌头随着自己的节奏而疯狂转动，如同西班牙舞者敲响响板——时听懂她的话。菲比懂得一点法语，能翻阅夫人从伯灵顿商场订购的黄纸封面小说，并与女主人谈论这些小说里那些不可言说的内容。女仆与露西·奥德利之间的相貌相似，或许是两人产生共鸣的关键。那算不上极其惊人的相似；陌生人见了她们俩，可能根本注意不到。但在某些幽暗朦胧的灯光下，若是在庄园阴暗的橡木走廊里，或是花园里遮天蔽日的林荫道下，碰到菲比·马克斯轻轻滑过，你很容易把她错认成夫人。

刺骨的十月寒风扫落了长林荫道酸橙树上的叶子，带着鬼魅般的沙沙声，将枯叶卷成一堆堆，在干燥的碎石路上驱赶着。古井想必已被落叶填塞了一半，那些叶子在井口周围盘旋，打着旋儿卷入那黑暗、残缺的井口。在鱼塘静止的表面上，同样的枯叶缓缓腐烂，与水面上浑浊纠缠的水草混在一起。迈克尔爵士雇佣的所有园丁，都无法阻止秋天毁灭的触手在庄园里留下印记。

“我多讨厌这个荒凉的月份！”夫人漫步花园时说道，在貂皮斗篷下瑟瑟发抖，“一切都在坠落，走向毁灭与衰败，冰冷闪烁的太阳照亮了大地丑陋的面容，就像煤气灯的光照亮了老妇人的皱纹。我也会变老吗，菲比？我的头发会像那些树上落下的叶子一样脱落吗，留下我像它们一样枯萎、赤裸吗？等我老了会怎么样？”

想到这里，她比在寒冷的冬风中抖得更厉害，把皮草裹得更紧，走得飞快，让她的女仆紧追不舍。

“你还记得吗，菲比，”她过了一会儿放慢脚步说，“你还记得我们读过的那篇法国故事吗——关于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在权力和美貌的巅峰时期犯下了某种罪行——我忘了是什么罪了——那时巴黎每晚都有人为她举杯，人们为了看她一眼，甚至舍弃了国王的马车，涌向她的车驾旁？你还记得她是怎样将罪行隐瞒了近半个世纪，在家族城堡中度过晚年，被全省人民尊为未受封的圣女和贫民的施舍者，倍受敬爱吗？还有，当她白发苍苍，双眼因年迈而几近失明时，秘密如何通过 romances（传奇故事）中那种奇怪的意外揭开了，她被审判、定罪，并被判处火刑烧死？那个曾穿过她颜色服装的国王早已作古；她曾作为明星的宫廷早已烟消云散；那些本可以帮助她的权臣与显贵，或许已经在墓中腐烂；那些曾愿为她而死的勇敢骑士，早已倒在遥远的战场上；她活到了亲眼目睹自己所处的时代像梦一样消逝的年纪；她走上火刑架时，身后只有少数愚昧的乡民，他们忘记了她所有的恩惠，只因她是个邪恶的巫婆而向她发出嘘声。”

“我不喜欢这种阴郁的故事，夫人，”菲比·马克斯战栗着说，“在这个沉闷的地方，根本不需要读这些书来把自己吓坏。”

奥德利夫人耸了耸肩，嘲笑女仆的坦率。

“这确实是个沉闷的地方，菲比，”她说，“虽然不能对我那亲爱的老丈夫说。尽管我是郡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妻子，但我不知道在道森先生那里是不是也过得差不多；然而，能穿着价值六十坚尼的貂皮大衣，花上一千英镑装饰自己的房间，总归还是有些价值的。”

被女主人当作女伴看待，领着最慷慨的工资，还有女仆前所未有的额外赏赐，奇怪的是菲比·马克斯竟想离开这份工作；但不可否认，她急于用奥德利庄园的一切优待，去换取她作为表兄卢克之妻那毫无前途的未来。

这个年轻人想方设法将自己与恋人改善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一直纠缠菲比，直到她通过夫人的干预，为他谋得了一个庄园副马夫的职位。

他从不陪艾丽西娅或迈克尔爵士外出骑马；但在夫人难得骑上那匹为她预留的漂亮灰色纯种马外出时，他总能设法随行。仅仅在最初外出的半小时里，他就看出了端倪：露西·奥德利虽然身穿蓝色呢绒骑装看起来优雅动人，却是个胆怯的骑手，根本无法驾驭她胯下的那匹马。

奥德利夫人曾劝诫女仆，说她想嫁给那个笨拙的马夫是多么愚蠢。

两个女人坐在夫人的更衣室炉火旁，灰色的天空笼罩着十月的午后，窗外常春藤的黑色轮廓让窗户显得愈发昏暗。

“你该不会真爱上那个笨拙、丑陋的家伙了吧，菲比？”夫人尖锐地问。

女孩坐在女主人脚下的矮凳上。她没有立刻回答夫人的问题，只是出神地望着炉火深处那片红色的深渊。

过了一会儿，她说道，与其说是在回答露西的问题，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

“我不觉得我能爱他。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我在不到十五岁时就答应过他，要做他的妻子。我现在不敢违背那个承诺。曾有几次，我已经在心里拟好了要对他说的话，告诉他我无法信守承诺；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坐在那儿看着他，喉咙里像塞了东西一样，让我无法开口。我不敢拒绝嫁给他。我经常看着他，看着他用那把大折刀削着树篱桩，直到我想起，正是像他这样的男人，将恋人诱骗到偏僻的地方，因为她们违背诺言而将她们谋杀。他小时候就总是暴力且记仇。我曾亲眼看见他因为争吵而对他母亲举起过那把刀。我告诉你，夫人，我必须嫁给他。”

“你这傻丫头，你才不会做这种事！”露西回答，“你觉得他会杀了你，是吗？那么，你觉得如果他心怀杀意，你成了他的妻子就能安全吗？如果你违抗他，或者让他嫉妒；如果他想娶别的女人，或者想夺走你那点可怜巴巴的钱，到那时他就不会杀了你吗？我告诉你，菲比，你不能嫁给他。首先，我讨厌那个男人；其次，我离不开你。我们会给他几英镑，打发他滚蛋。”

菲比·马克斯抓住夫人的手，痉挛般地紧握着。

“夫人——我善良的好主人！”她激动地喊道，“别试图阻挠我——别让我去阻挠他。我告诉你我必须嫁给他。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违背诺言，那将是我的毁灭，也是其他人的毁灭。我必须嫁给他！”

“好吧，菲比，”她的女主人回答，“我无法反对你。这背后一定有什么秘密。”

“是的，夫人，”女孩说着，将脸别向一边，避开露西的目光。

“失去你我会很难过；但我答应过要在所有事情上做你的后盾。你们结婚后，你表兄打算靠什么谋生？”

“他想开一家小酒馆。”

“那他就去开酒馆吧，他喝死得越快越好。迈克尔爵士今晚要去马格雷夫少校那里参加单身聚会，我继女也去庄园的朋友那儿了。晚餐后你可以把你表兄带到客厅来，我会告诉他我打算怎么帮他。”

“您真是太好了，夫人，”菲比叹了口气回答。

奥德利夫人坐在炉火与蜡烛的光辉中，待在奢华的客厅里；沙发上琥珀色的锦缎靠垫与她紫罗兰色的天鹅绒长裙形成鲜明对比，她波浪般的秀发如同金色的烟雾般垂在颈后。她周围的一切都证明着财富与奢华；而与这一切以及她自己的美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笨拙的马夫站在那儿，搓着他那圆圆的脑袋，听着夫人解释她打算如何安排她的贴身女仆。露西给出的承诺非常慷慨，她原以为，那个男人尽管笨拙，也会以他粗鲁的方式表达感激。

令她惊讶的是，他只是盯着地板，对她的提议一言不发。菲比站在他肘边，似乎对这男人的粗鲁感到不安。

“告诉我的夫人你有多感激，卢克，”她说。

“可我并没有特别感激，”她的情人粗鲁地回答，“五十英镑开不了一家酒馆。您把它凑成一百英镑，好吗，夫人？”

“我才不会那么做，”奥德利夫人说，她那双清澈的蓝眼睛闪烁着愤怒的光芒，“你竟敢提出这种无礼的要求，我真是感到惊讶。”

“哦，不，您会的，”卢克回答，语气里带着一种隐晦含义的平静傲慢。“您会把它凑成一百英镑的，夫人。”

奥德利夫人从座位上站起身，坚定地盯着这个男人的脸，直到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在她的注视下退缩；随后，她径直走到女仆面前，用一种高亢、尖锐的声音说道，那是她在情绪极度激动时特有的语调：

“菲比·马克斯，是你告诉这个男人的！”

女孩跪倒在夫人的脚边。

“哦，原谅我，原谅我！”她哭喊道，“是他强迫我说的，否则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说！”

第十五章。

守望。

那是十一月下旬一个阴沉的早晨，黄色的浓雾低垂在平坦的草地上，失明的牛群在昏暗中摸索着前行，愚蠢地撞在黑黝黝、光秃秃的树篱上，或跌入在朦胧大气中难以辨认的沟壑里；村里的教堂在不确定的光线下显得灰暗且破旧；每一条蜿蜒的小径和村舍的门，每一个山墙末端和古旧的烟囱，每一个村童和游荡的杂种狗，在半明半暗中都显得如此怪异而诡谲。菲比·马克斯和她的表兄卢克穿过奥德利教堂的墓地，出现在一位颤抖的牧师面前。牧师的法衣挂着潮湿的褶皱，被晨雾浸得湿透，而他因为等了这对新郎新娘五分钟，心情也变得十分糟糕。

卢克·马克斯穿着不合身的周日礼服，看起来一点也不比平日穿便装时显得体面；但身着一件精致灰色丝绸长裙的菲比——那是她女主人只穿过五六次的旧裙子——却如参加仪式的少数几位旁观者所说的那样，看起来“真像位贵妇”。

一位非常暗淡而模糊的贵妇，轮廓不清，色调暗淡，眼睛、头发、肤色和裙装都融化在那种苍白而难以捉摸的阴影里，以至于在十一月雾气蒙蒙的阴暗早晨，一位迷信的陌生人可能会把新娘错认成教堂下方墓室里安息的某位已故新娘的幽灵。

身为今日主角的卢克·马克斯先生，对这一切毫不在意。他如愿以偿地娶到了妻子，并获得了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一家酒馆。夫人提供了七十五英镑，用于购买一家小客栈的商誉、固定装置以及麦芽酒和烈酒的库存。这家小客栈坐落在偏僻小村庄的中心，位于山顶，名为斯坦宁山（Mount Stanning）。从外观上看，那并不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它看起来有些摇摇欲坠，饱经风霜，因为它矗立在高地上，仅被四五棵长得太快以致枝干孱弱的秃树遮蔽，结果显得病怏怏且孤寂。城堡客栈（Castle Inn）一直任凭风吹雨打，有时风还会残忍地滥用它的力量。正是风吹弯了外屋和马厩低矮的茅草屋顶，使它们像村里的恶棍戴着低垂的礼帽遮住低额头一样，向前倾斜；正是风摇晃并撞击着窄窗前的木制百叶窗，直到它们在生锈的合页上变得破碎不堪；正是风掀翻了鸽房，吹断了那根被冒失地竖起以预测风向的旗杆；正是风藐视任何小巧的木质花架、攀缘植物、小阳台或任何谦逊的装饰，并以其轻蔑的狂暴将它们撕碎散落；正是风在褪色的抹灰墙面上留下了苔藓的痕迹；简而言之，正是风粉碎、摧毁、撕裂并践踏了那座摇摇欲坠的建筑群，然后尖叫着飞走，沉浸在它那破坏性的力量中狂欢。沮丧的业主厌倦了与这个强大敌人的长期抗争；于是风便随心所欲，城堡客栈也就慢慢陷入了衰败。但尽管它外表受损，内部却依然兴隆。强壮的赶牲口的人会在小酒吧里停留饮酒；富裕的农场主会在低矮的镶板客厅里度过傍晚，谈论政治，同时他们的马在破烂的马厩里咀嚼着霉草与尚可的豆子混合的疑点重重的草料。有时，连奥德利狩猎队的成员也会在城堡客栈停下来饮酒并喂马；而在一次盛大且令人难忘的场合中，猎犬指挥官曾为约三十位绅士预订了晚餐，这使得业主因订单的重要性而几近疯狂。

所以，卢克·马克斯——他绝非拥有审美眼光的人——认为自己能成为斯坦宁山城堡客栈的老板真是非常幸运。

一辆篷车正在雾中等候，将载着新郎新娘前往他们的新家；几个从小看着菲比长大的村民，徘徊在教堂墓地的门口与她告别。她苍白的眼睛因哭泣及周围发红的眼圈而显得更加惨白。新郎对这种情绪的流露感到厌烦。

“你在这儿呜呜哭个什么劲，丫头？”他粗暴地说，“如果你不想嫁给我，早该告诉我就行。我又不是要谋杀你，对吧？”

女仆在他说话时战栗了一下，将丝绸小披肩紧紧裹在身上。

“你穿这些华丽的行头觉得冷吧，”卢克说着，盯着她那昂贵的裙子，脸上没有一丝善意。“女人干嘛非得打扮得跟自己的身份不符？我可以告诉你，你别想从我口袋里拿到一分钱去买丝绸长裙。”

他将颤抖的女孩扶上马车，给她裹上一件粗糙的大外套，随后驱车驶入黄色的浓雾中，身后传来几个聚在门口的顽童微弱的欢呼声。

一位从伦敦带来的新女仆取代了菲比·马克斯在夫人身边的位置——那是一个非常招摇的少女，穿着黑色缎子裙，帽子上扎着玫瑰红色的丝带，并不断抱怨奥德利庄园的沉闷。

但圣诞节为这座古老而杂乱的宅邸带来了客人。一位乡绅和他的胖妻子住进了挂毯室；活泼的女孩们在长长的走廊里奔跑，年轻男人们从格子窗向外张望，等待着南风和阴天；宽敞的旧马厩里没有一个空栏位；院子里临时搭建了一个铁匠炉，用来给猎马钉蹄铁；吠叫的狗群让整个地方充满了永不停歇的喧嚣；陌生的仆人们挤在阁楼层；每一扇隐藏在尖山墙下的窗户，每一个古怪旧屋顶上的老虎窗，都在冬夜里闪烁着各自的烛光，以至于当一个迷途的陌生人突然来到奥德利庄园时，被那里的灯光、喧闹和忙碌所误导，很可能会犯下年轻马洛一样的错误，将这座好客的府邸误认为是一家古色古香的旅馆，就像那些随着最后一辆邮政马车和奔驰的骏马走进废旧场馆而从世间消失的旅馆一样。

在众多访客中，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带着几本法国小说、一盒雪茄和三磅土耳其烟草，也来到埃塞克斯度过狩猎季节。

那些淳朴的年轻乡绅，早餐时间里谈论的尽是“飞翔的荷兰人”的幼驹和“伏尔泰”的杂交马；谈论着跨越三个郡、长达七小时艰难骑行的荣耀，以及午夜时分骑着小马驹奔波三十英里回家的壮举；他们嘴里塞满了冷牛排，从摆满佳肴的餐桌旁跑开，去查看那匹马的后系部、扭伤的前臂，或是刚从兽医那里回来的马驹。他们把闲散地涂抹着面包和果酱的罗伯特·奥德利，看作是一个完全不值一提的人。

这位年轻的律师带了两条狗来；而那位花五十英镑买一只指示犬、为了讨价还价不惜跋涉几百英里去察看三只塞特犬的乡绅，对罗伯特·奥德利那两条可怜的杂种狗大声嘲笑。其中一条是一路跟着罗伯特·奥德利从钱瑟里巷走到霍尔本半途的，而另一条则是这位律师“凭武力”从一个虐待它的货郎手中夺来的。既然罗伯特还坚持让这两只讨人厌的动物待在客厅的安乐椅下，这让夫人非常恼火——我们知道，她是讨厌所有狗的——因此，奥德利庄园的客人们便将这位男爵的侄子视为一种无害的疯子。

在以往几次到访庄园时，罗伯特·奥德利曾虚应故事地参加过那群欢快集会的运动。他曾骑着迈克尔爵士那匹安静的灰马，在半打犁过的田野上慢跑，然后在某家农舍门口气喘吁吁地勒住缰绳，声称那天早上不想再追随猎犬。他甚至曾大费周章地穿上溜冰鞋，打算在冻结的鱼塘上转转，却在第一次尝试时就狼狈地跌倒，安详地四脚朝天躺在那里，直到旁观者觉得应该把他扶起来。他曾在一个惬意的早晨坐在双轮马车的后座，激烈地抗议上坡，并要求每十分钟停一次车以调整坐垫。但今年，他表现不出对这些户外运动的任何兴趣，他整天只顾在客厅里闲逛，用他那懒散的方式，向夫人和艾丽西娅献殷勤。

奥德利夫人以那种优雅而半带孩子气的方式接受了侄子的殷勤，这种方式让她的崇拜者们觉得十分迷人；但艾丽西娅对表兄行为的改变感到愤慨。

“你一直是个没出息、没志气的家伙，鲍勃，”年轻小姐在狩猎早餐后冲进客厅时轻蔑地说。罗伯特缺席了早餐，宁愿在夫人的闺房里喝杯茶；“但今年我不知道你怎么了。你除了给奥德利夫人绕丝线或读丁尼生，什么用都没有。”

“我亲爱的、急躁、冲动的艾丽西娅，别那么激烈，”年轻人恳求道。“结论又不是一扇五格栅栏门；你没必要像对待你的母马阿塔兰忒（Atalanta）那样，在为了追赶一只不幸的狐狸而飞越乡村时，对你的判断力放任自流。奥德利夫人让我感兴趣，而我叔叔的那些郡友们则不然。这个回答够了吗，艾丽西娅？”

奥德利小姐不屑地甩了甩头。

“这算是我能从你那儿得到的最好的回答了，鲍勃，”她不耐烦地说；“但请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消遣吧；整天在那儿窝在安乐椅里，两条荒谬的狗在你膝盖上睡觉；用你的雪茄弄坏夫人的窗帘，并用你那愚蠢、死气沉沉的面孔去烦死屋里的每一个人。”

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在这番长篇大论下睁大了那双漂亮的灰眼睛，无助地看着艾丽西娅小姐。

这位年轻小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用马鞭抽打着骑装的裙摆。她的眼睛闪烁着愤怒的光芒，红晕在健康的棕色皮肤下燃烧。年轻的律师非常清楚，这些症状意味着他的表妹正在发火。

“是的，”她重复道，“你那愚蠢、死气沉沉的面孔。罗伯特·奥德利，你知不知道，尽管你伪装得温和，却满脑子都是自负和傲慢。你看不起我们的娱乐；你挑起眉毛，耸耸肩，瘫在椅子里，对我们和我们的快乐嗤之以鼻。你是个自私、冷血的西巴里斯人（Sybarite）——”

“艾丽西娅！天——哪！”

早报从他手中滑落，他无力地盯着他的攻击者。

“是的，自私，罗伯特·奥德利！你把饿得半死的狗带回家，是因为你喜欢饿得半死的狗。你弯下腰，拍拍村道上每一条没用的杂种狗的头，是因为你喜欢没用的杂种狗。你注意小孩子，给他们几便士，是因为这样做让你觉得有趣。但当可怜的哈里·托尔斯（Sir Harry Towers）讲一个笨故事时，你却挑起眉毛，用你那懒散的傲慢盯着那个可怜的家伙，让他下不来台。至于你的和善，如果有人打你，你宁愿说‘谢谢你’，也不愿费力还击；但为了服务你最亲近的朋友，你却连半英里都不愿多走。哈里爵士比你强二十倍，尽管他写信来问我的阿塔兰忒马有没有从扭伤中恢复过来。他不会拼写，也不会把眉毛挑到发际线，但他会为了他爱的女孩赴汤蹈火；而你——”

就在罗伯特最准备好迎接表妹的暴力，且艾丽西娅小姐似乎要发动最猛烈攻击的时刻，这位年轻小姐崩溃了，哭出了声。

罗伯特从安乐椅上跳起来，把狗掀翻在地毯上。

“艾丽西娅，我亲爱的，怎么了？”

“是——是——是我的帽羽掉进眼睛里了，”他的表妹抽泣着说；还没等他核实这句话的真实性，艾丽西娅就冲出了房间。

罗伯特·奥德利正准备跟过去，却听见她在楼下的庭院里说话，周围是马蹄声和访客、狗及马夫的喧闹声。哈里·托尔斯爵士，附近最贵族化的年轻运动员，刚在她跃上马鞍时握住了她的小脚。

“老天！”当罗伯特看着那群骑马的欢快派对消失在拱门下时惊叹道，“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她骑马的样子多迷人！多么漂亮的体态，还有一张坦诚、棕红色的脸庞：但竟然毫无预兆地向我发火！这就是让女孩追随猎犬的后果。她学会了像看待六英尺高的圆木或深沟一样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她像穿过乡村一样穿越世界——横冲直撞，越过一切。她本可以成为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孩，如果她是在菲格树庭院（Figtree Court）长大的！如果我结婚并有了女儿（愿上天阻止这种遥远的意外！），她们将会在纸大厦（Paper Buildings）接受教育，唯一的运动就是去圣殿花园（Temple Gardens），她们在到结婚年龄前绝不能离开大门，届时我会陪她们径直穿过弗利特街到圣邓斯坦教堂（St. Dunstan's church），并将她们交给她们的丈夫。”

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就怀着这样的反思打发时间，直到夫人重新走进客厅，穿着优雅的晨装，看起来清新而光彩照人，她的金色卷发在沐浴的香水中闪闪发光，天鹅绒封面的速写本抱在怀里。她在窗边的桌子上支起一个小画架，坐在前面，开始在调色板上调色，罗伯特眯着半闭的眼睛看着她。

“你确定我的雪茄不会让你烦心吗，奥德利夫人？”

“哦，不，真的不会；我早就习惯了烟草味。我住在道森先生家里时，他整晚都在抽烟。”

“道森是个好人，对吧？”罗伯特漫不经心地问道。

夫人爆发出一阵悦耳、奔放的笑声。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她说。“他每年付给我二十五英镑——想象一下，只有二十五英镑！那相当于一季度六英镑五先令。我记得当时拿到那笔钱是多么高兴——六枚暗淡的旧金币，还有一小堆凌乱、肮脏的银币，直接是从外科诊所的钱柜里拿出来的！那时候我多需要它啊！而现在——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笑——我用的这些颜料在温莎·牛顿（Winsor & Newton's）店里每支要一基尼——胭脂红和群青要三十先令。前几天我送给道森夫人一件我的丝绸长裙，那可怜的女人吻了我，而那位外科医生披着斗篷把包裹扛回了家。”

夫人为这个念头欢快地笑了很久。她的颜料调好了；她正在临摹一幅水彩速写，画的是一种极具透纳风格（Turneresque）的、几乎不可能的意境。速写快完成了，她只需用最细的貂毛笔进行一些关键的润色。她优雅地准备着工作，侧身看着那幅画。

这段时间里，罗伯特·奥德利先生的眼睛一直紧盯着她那张漂亮的脸。

“这是一种改变，”他沉默了许久之后说道，也许夫人已经忘记了他们之前在谈论什么，“这是一种改变！有些女人为了实现这样的改变会做很多事。”

奥德利夫人清澈的蓝眼睛睁大了，突然定格在这位年轻律师的脸上。从侧窗照进来的冬日阳光满溢在她的脸上，照亮了那双美丽眼睛的蔚蓝，以至于它们的颜色似乎在蓝色和绿色之间闪烁跳动，就像夏天海洋上蛋白石的色泽在变幻。小画笔从她手中掉落，在红色的湖泊色块中染出一大片扩散的圆晕，淹没了画中农妇的脸。

罗伯特·奥德利正用谨慎的手指温柔地抚弄着他那支雪茄揉皱的叶子。

“钱瑟里巷拐角处的那位朋友给我的马尼拉雪茄不如平时好了，”他喃喃道。“如果你哪天也抽烟，我亲爱的婶婶（我听说很多女人在私下里也会偷偷抽一支），一定要小心挑选雪茄。”

夫人深吸了一口气，捡起画笔，对罗伯特的建议放声大笑。

“你真是个古怪的家伙，奥德利先生！你知不知道你有时让我很困惑——”

“这还没你让我困惑的程度深，亲爱的婶婶。”

夫人收起了颜料和速写本，坐在了另一扇窗户的深处，距离罗伯特·奥德利相当远的地方，开始做一件大的柏林毛线绣品——那是十多年前的佩内洛普们非常热衷于发挥创造力的作品——博尔顿修道院的旧时光（Olden Time at Bolton Abbey）。

坐在窗龛里的夫人与罗伯特·奥德利隔着整个房间的长度，年轻人只能偶尔瞥见她那张美丽的脸，笼罩在一圈明亮而朦胧的金发光环中。

罗伯特·奥德利在庄园已经待了一周，但直到现在，无论是他还是夫人，都没有提起过乔治·塔尔博伊斯的名字。

然而今天早上，在耗尽了通常的谈话主题后，奥德利夫人询问了关于她侄子朋友的情况；“那位乔治先生——乔治——”她说，显得有些犹豫。

“塔尔博伊斯，”罗伯特提醒道。

“是的，没错——乔治·塔尔博伊斯先生。顺便说一句，这名字真特别，而且据各种传闻，他确实是个非常古怪的人。你最近见过他吗？”

“自去年9月7日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那天他把我留在村子另一头的草地上睡着了。”

“天哪！”夫人惊呼道，“这位乔治·塔尔博伊斯先生一定是个非常奇怪的年轻人！请告诉我关于他的所有事情。”

罗伯特简短地讲述了他去南安普敦的访问和去利物浦的旅程，以及它们带来的不同结果，夫人听得非常专注。

为了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年轻人离开了椅子，穿过房间，在窗龛里奥德利夫人的对面坐了下来。

“从这一切中你推断出了什么？”夫人沉默片刻后问道。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谜，”他回答道，“以至于我几乎不敢做出任何结论；但在迷雾中，我想我或许能摸索出两个假设，而在我看来，它们几乎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了。”

“那就是——”

“第一，乔治·塔尔博伊斯从未走出过南安普敦。第二，他根本就从未去过南安普敦。”

“但你追踪到他去了那里。他的岳父见过他。”

“我有理由怀疑他岳父的诚实。”

“天哪！”我的夫人悲伤地惊叫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奥德利夫人，”年轻人严肃地回答，“我从未作为律师执业。我加入了一个职业行列，其成员承担着庄严的责任，履行着神圣的义务；而我曾像逃避这烦闷生活中的一切劳顿一样，逃避了那些责任与义务。但我们有时会被迫陷入我们最想回避的境地，近来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思考这些事情。奥德利夫人，你曾研究过间接证据的理论吗？”

“你怎能问一个小可怜女人关于这种可怕的事情呢？”我的夫人惊呼道。

“间接证据，”年轻人继续说道，仿佛根本没听到奥德利夫人的打断——“那是从罗盘各个方向收集来的稻草所编织成的奇妙结构，却足以绞死一个人。有时，整个邪恶谜团的全部秘密——此前对世间智者而言都无法解释的秘密——竟会悬于微不足道的琐事之上！一张纸片、一件撕裂衣物的碎片、大衣上的一颗纽扣、从罪恶者过分谨慎的唇间不经意吐露的一句话、一封信的残片、一扇门的开关、窗帘上的一道阴影、本森手表所测定的精确时刻——成千上万件琐事，轻微到足以被罪犯遗忘，却成了侦探科学所铸就的奇妙锁链中铁一般的环节；瞧！绞刑架建成了；庄严的钟声在黎明惨淡的灰暗中敲响，活板门在罪恶的足下吱呀作响，罪行的代价便付出了。”

在她身旁竖棂窗的彩绘盾徽映照下，暗淡的绿色与深红色光影落在我的夫人的脸上；但那张脸上原本的色泽已褪去殆尽，留下一片惨白如灰的阴霾。

她安静地坐在椅子里，头向后倒在琥珀色的锦缎靠垫上，那双纤细的小手无力地垂在膝头，奥德利夫人晕过去了。

“包围圈一天天缩小了，”罗伯特·奥德利说道，“乔治·塔尔博伊斯从未到达过南安普敦。”

第十六章。

罗伯特·奥德利得到了告辞。

圣诞周结束了，乡下的客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奥德利庄园。那位胖乡绅和他的妻子放弃了挂毯室，让那墙上阴沉的武士们继续在那儿盘桓，向新客投去怒视与威胁，或是向着虚空发出复仇的凝视。住在二楼的活泼女孩们打包完毕，或是让人帮忙打包好了她们的行李箱和旅行袋，那些被带到奥德利时还崭新的薄纱舞裙，如今又被乱塞一气带回了家。笨拙的老式家庭马车被牵引到阴森的橡木大门前的宽阔空地上，马儿蹄腕上没修剪的鬃毛显示着它们干的活计比乡间道路还要粗重；车上装载着乱七八糟的女性行李。美丽的红润脸庞从车窗探出，向大门口的人群作最后的告别，随着车辆在常春藤覆盖的拱门下隆隆驶去。迈克尔爵士到处都在被人需要。他同年轻的运动员们握手；亲吻红扑扑脸蛋的女孩们；有时甚至拥抱那些前来感谢他提供愉快留宿的丰满贵妇；他总是那样亲切、好客、慷慨、快乐且受人爱戴，在各个房间之间、从大厅到马厩、从马厩到庭院、从庭院到拱形大门，忙碌地欢送着离去的客人。

在这些忙碌的告别日子里，我的夫人的金色卷发像漂泊的阳光闪烁在各处。她那双巨大的蓝眼睛流露出一种动人的哀伤，与她那纤细小手的柔软触感，以及那种友好却或许略显刻板的客套话完美融合——她告诉客人们她是多么遗憾失去他们，又是多么不知道在他们再次回来用迷人的社交活跃庄园之前，自己该做些什么。

然而，无论我的夫人多么遗憾失去访客，至少有一位客人的社交她是无法剥夺的。罗伯特·奥德利毫无离开他叔叔家的打算。他说自己没有职业上的公务；费格树庭院在炎热的天气里虽然阴凉宜人，但夏季月份里风会从一个尖锐的拐角处吹过，带着报复性的风湿和流感。庄园里的每个人对他都太好了，以至于他真的没有兴趣匆匆离开。

对此，迈克尔爵士只有一个回答：“留下吧，我亲爱的孩子；留下吧，我亲爱的鲍勃，随你多久都行。我没有儿子，而你就在我心中占据着儿子的位置。只要能和露西相处得来，只要你愿意，就把庄园当成自己的家住下去吧。”

对此，罗伯特仅仅是热烈地握住叔叔的手，喃喃自语着关于“一位欢乐的老王子”之类的话。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轻人称呼迈克尔爵士为“一位欢乐的老王子”时，他的语调中时常带有一种模糊的忧伤；那阴影般的深情遗憾，使得罗伯特在房间一角若有所思地凝视那位白胡子爵士时，眼中泛起一层水雾。

在年轻的运动员们离去之前，哈里·托尔斯爵士在橡木书房要求并获得了一次与艾丽西娅·奥德利小姐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这位强壮的年轻猎狐人表现出了极大的情感；事实上，那情感如此强烈且纯粹诚实，以至于艾丽西娅在告诉他，她将永远敬重并尊重他那颗真诚而高尚的心，但他若不想引起她最残酷的痛苦，就绝不能、绝不能向她索求除这份敬重之外的更多东西时，她彻底崩溃了。

哈里爵士通过通向池塘花园的法式落地窗离开了书房。他漫步走进那条乔治·塔尔博伊斯曾比作墓地林荫道的青柠步道，在光秃秃的树下与自己勇敢而年轻的心进行了一场斗争。

“我真是个傻瓜，竟然会有这种感觉！”他跺着脚踩在结霜的地面上大喊道，“我一直都知道会是这样；我一直都知道她比我好上一百倍。上帝保佑她！她说话是多么高贵而温柔；当红晕浮现在她棕色皮肤下，泪水浸润她那双灰色大眼睛时，她是多么美丽——简直和她那天跨过暗沟，让我把马尾饰插进她帽子时一样动人！上帝保佑她！只要她不在乎那个鬼鬼祟祟的律师，我什么都能克服。但我可忍受不了那个。”

那个被哈里爵士称为“鬼鬼祟祟的律师”的人——即罗伯特·奥德利先生——此时正站在大厅里看着一张中部郡县的地图，艾丽西娅在与那位猎狐男爵谈话后红着眼睛走出了书房。

由于罗伯特近视，在年轻小姐靠近他时，他的眼睛离地图表面只有半英寸。

“是的，”他说，“诺里奇在诺福克郡，而那个傻瓜小文森特竟然说它在赫里福德郡。哈，艾丽西娅，是你吗？”

他转过身，挡住了奥德利小姐通往楼梯的路。

“是的，”他的表妹生硬地回答，试图绕过他。

“艾丽西娅，你哭过了。”

年轻小姐没有屈尊回答。

“你哭过了，艾丽西娅。赫特福德郡托尔斯公园的哈里·托尔斯爵士向你求婚了，是吗？”

“奥德利先生，你在门外偷听了吗？”

“我没有，奥德利小姐。原则上，我反对偷听，而且在实践中，我认为那是非常麻烦的行为；但我是一名律师，艾丽西娅小姐，我有能力通过归纳法得出结论。你知道什么是归纳证据吗，奥德利小姐？”

“不知道，”艾丽西娅回答，看着她的表兄，就像一只漂亮的年轻黑豹看着它那个胆大妄为的折磨者。

“我就知道。我敢说哈里爵士要是听见了，准会问这是不是某种新型的马用药丸。我是通过归纳法断定那位男爵会向你求婚的；首先，他下楼时头发分缝分错了方向，脸色苍白得像块桌布；其次，他吃不下任何早餐，还让咖啡呛到了喉咙；第三，他在离开庄园前要求与你单独谈话。好吧，结果如何，艾丽西娅？我们是要嫁给那位男爵，而可怜的表兄鲍勃要担任婚礼上的伴郎了吗？”

“哈里·托尔斯爵士是一个拥有高尚心灵的年轻人，”艾丽西娅说着，依然试图绕过表兄。

“但我们接受他了吗——是还是不是？我们要成为托尔斯夫人，在赫特福德郡拥有宏伟的庄园，为我们的猎马提供夏季居所，还要坐着有随从护卫的四轮马车去往爸爸在埃塞克斯的府邸吗？是这样吗，艾丽西娅，还是不？”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罗伯特·奥德利先生？”艾丽西娅激动地叫道，“你关心我会变成怎样，或者我嫁给谁吗？就算我嫁给一个扫烟囱的，你大概也只会挑起眉毛说：‘天哪，她一向古怪。’我拒绝了哈里·托尔斯爵士；但当我想到他那种慷慨而无私的感情，再将它与某些男人那种冷酷、懒散、自私且傲慢的冷漠作对比时，我真有心追上他告诉他——”

“说你反悔了，并且要成为托尔斯夫人？”

“是的。”

“那别这么做，艾丽西娅，别这么做，”罗伯特·奥德利抓起表妹纤细的小手腕，领着她往楼上走去。“跟我去客厅，我可怜的小表妹；我迷人、冲动、令人担忧的小表妹。坐在这儿的竖棂窗前，让我们认真谈谈，如果可以的话，别再吵架了。”

客厅里只有这对表兄妹。迈克尔爵士出去了，我的夫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可怜的哈里·托尔斯爵士正在寒冷的冬日阳光下，伴随着光秃秃枝条那忽明忽暗的影子，在碎石路上来回踱步。

“我可怜的小艾丽西娅，”罗伯特语气温柔得仿佛在对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说话，“你以为因为人们不戴着那种酸溜溜的面具，或者不把头发分错边，或者不为了证明激情的猛烈而像那些好心但发疯的人一样行事——你以为因为这样，艾丽西娅·奥德利，他们就不能像他们的邻居一样体会到一个亲爱的、心肠火热且充满爱心的女孩的优点了吗？说到底，生活是件极其麻烦的事情，所以能安安静静地享受它的恩赐也是好事。我不会因为在离钱瑟里巷拐角不远的地方买到好雪茄，并且有一个亲爱的、好女孩做我的表妹，就大吵大闹；但我也同样感激上苍给了我这一切。”

艾丽西娅睁大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用困惑的目光直视着表兄。罗伯特已经捡起他那随从狗中最丑、最瘦的一只，正在平静地抚摸着那畜生的耳朵。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全部吗，罗伯特？”奥德利小姐温顺地问。

“嗯，是的，我想是这样，”她的表兄在沉思良久后回答。“我想我原本想说的是——如果你更喜欢别人，就别嫁给那个猎狐男爵；因为只要你耐心点，把生活过得轻松些，并试着改掉摔门、蹦蹦跳跳进出房间、谈论马厩和横跨乡村骑马的习惯，我敢肯定你所钟爱的那个人会成为你非常优秀的丈夫。”

“谢谢你，表兄，”奥德利小姐说着，脸颊因愤怒而涨红，一直红到了那褐色的卷发根部；“但既然你可能并不认识我所钟爱的那个人，我想你最好别自作主张地替他回答。”

罗伯特若有所思地拉了拉狗耳朵片刻。

“嗯，确实，”他在停顿后说。“当然，如果我不认识他的话——我原以为我认识。”

“你以为？”艾丽西娅惊叫道；随后，她以一种令表兄战栗的猛力甩开门，蹦蹦跳跳地跑出了客厅。

“我只是说我以为我认识他，”罗伯特冲着她的背影喊道；随后，当他陷入安乐椅时，他若有所思地嘟囔道：“真是个好女孩，如果她不总是蹦蹦跳跳的话。”

于是，可怜的哈里·托尔斯爵士骑马离开了奥德利庄园，神情显得十分沮丧和凄凉。

回到那座隐藏在遮蔽性的橡木和古老山毛榉树丛中的庄严府邸，他感到没什么快乐可言。他心想，既然艾丽西娅不会来做这里的女主人，那座在光秃秃树木的长廊尽头闪烁着的四方红砖房，将永远荒凉下去。

一百项计划中和设想过的改进措施，如今被他作为无用之物从脑海中剔除了。吉姆驯马师正在为一位女士训练的猎马；为了下一个狩猎季而饲养的两只指示犬幼崽；那只本可以帮艾丽西娅叼遮阳伞的大黑寻回犬；自母亲去世后就一直闲置、原本打算为奥德利小姐修复的花园凉亭——所有这些事情，如今都成了虚空和灵性的烦恼。

“如果一个人没有可以帮忙花钱的人，那有钱又有什么用呢？”这位年轻的男爵说道，“一个人只会变成一个自私的乞丐，并且开始喝太多的波特酒。一个女孩能拒绝一颗真诚的心和我们马场里那些马匹，这真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这让人心神不宁。”

事实上，这次意想不到的拒绝，确实让这位男爵那本就贫乏的思想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自从上一个狩猎季在郡舞会上遇见艾丽西娅以来，他就一直拼命地爱着她。他的激情在漫长而单调的夏天里被珍藏，又在欢乐的冬日月份里重新爆发，若不是他那害羞的性格，求婚早就提出来了。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被拒绝；他太习惯于那些有待嫁女儿的母亲们，甚至女儿们自己的奉承了；他太习惯于感觉自己是聚会中的核心人物，尽管当时在场的有一半是当代的智者，而他只会说“啊，确实！”和“老天——嗯！”；他被那些明亮眼睛的讨好宠坏了，当他靠近时，那些眼睛看起来——或者似乎看起来——变得更加明亮，以至于他即便没有半点虚荣心，也开始认为自己只需向埃塞克斯最漂亮的女孩求婚，就会立即被接受。

“是的，”他会自鸣得意地对某个崇拜他的随从说，“我知道我是个好对象，我也知道是什么让这些女孩对我这么客气。她们很漂亮，对我也很友好；但我不在乎。她们都一个样——只会垂下眼帘说：‘哎呀，哈里爵士，你为什么叫那只卷毛黑狗叫寻回犬？’或者‘哦，哈里爵士，那匹可怜的母马真的扭伤了系部肩胛骨吗？’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脑子，”这位男爵会自嘲地补充道，“我也不想要一个写书、戴绿眼镜的女强人；但该死！我喜欢一个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的女孩。”

所以，当艾丽西娅说“不”，或者更准确地说，说出了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小姐用来代替那个令人厌恶的单音节词的、关于敬重与尊重的美丽套话时，哈里·托尔斯爵士感到他那沾沾自喜所构建的未来蓝图，已支离破碎成一堆灰暗的废墟。

在庭院里，就在年轻人骑上马背前，迈克尔爵士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我很遗憾，托尔斯，”他说，“你是个难得的好小伙子，本可以成为我女儿一位优秀的丈夫；但你知道，还有个表兄，我想……”

“别那么说，迈克尔爵士，”这位猎狐人精力充沛地打断道。“除了那个，我什么都能克服。那家伙手里勒缰绳的力道足有半吨重（天哪，您让他骑那匹马那天，他把‘骑士’的嘴都扯烂了，先生）；那家伙把衣领翻下来，还吃抹果酱的面包！不，不，迈克尔爵士；这世界真是古怪，但我无法想象奥德利小姐会看上他。背后一定有其他人，先生；不可能是那位表兄。”

在被拒绝的追求者骑马离去时，迈克尔爵士摇了摇头。

“我可不知道，”他喃喃道。“鲍勃是个好孩子，那女孩或许能找到更糟的，但他退缩的态度就像是对她没兴趣一样。这儿有些谜团——有些谜团！”

这位老男爵用那种谈论别人家私事时半带思索的语气说道。大厅里低矮橡木天花板下聚集得最浓厚的初冬暮色，以及拱形门道那古雅的弧线，在他那张英俊的脸庞周围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但照亮他晚年生活的那道光——他美丽而受人爱戴的年轻妻子——就在他身边，而当她在场时，他什么阴影也看不见了。

她蹦蹦跳跳地穿过大厅来迎接他，摇晃着金色卷发，将明亮的头颅埋进丈夫的怀里。

“我们最后一位访客走了，亲爱的，我们现在孤身一人了，”她说，“这难道不好吗？”

“是的，亲爱的，”他深情地回答，抚摸着她明亮的秀发。

“除了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你那位侄子打算在这儿待多久？”

“只要他喜欢，我的宝贝；他永远受欢迎，”男爵说道；随后，仿佛想起了什么，他温柔地补充道：“但如果他的造访让你不快，那就另当别论了，亲爱的；如果他的懒散习惯、或者抽烟、或者他的狗、或者关于他的任何事情让你感到不悦的话。”

奥德利夫人撅起红润的双唇，若有所思地看着地面。

“并不是那个，”她犹豫着说。“奥德利先生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也是个非常正直的年轻人；但你知道，迈克尔爵士，对于这样一个侄子来说，我这个婶婶显得太年轻了，而且——”

“而且什么，露西？”男爵严厉地问。

“可怜的艾丽西娅嫉妒奥德利先生对我的任何关照，而且——而且——我认为如果你的侄子结束这次造访，对她的幸福会更好。”

“他今晚就走，露西，”迈克尔爵士惊呼道。“我真是个瞎了眼、疏忽大意的傻瓜，竟然之前没考虑到这一点。我可爱的小宝贝，让那可怜的孩子暴露在你的魅力之下，对鲍勃来说实在不公。我知道他是个难得的、心地纯洁的家伙，但——但——他今晚就走。”

“但你不会太生硬吧，亲爱的？你不会失礼吧？”

“失礼！不，露西。我把他留在青柠步道抽烟了。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他必须在一小时内离家。”

于是，在那条光秃秃的林荫道上——也就是乔治·塔尔博伊斯在失踪前那个雷雨交加的傍晚曾站立过的地方——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告诉他的侄子，庄园不再是他的家，而我的夫人太年轻漂亮，不适合接受一位二十八岁英俊侄子的殷勤。

罗伯特只是耸了耸肩，挑起他那浓黑的眉毛，听着迈克尔爵士委婉地暗示这一切。

“我确实对夫人表现得很殷勤，”他说，“她让我感兴趣。”随后，他改变了语调，带着一种对他而言并不常见的激动，转向男爵，紧握住他的手惊呼道：“天哪，我亲爱的叔叔，愿我永远不要给您这样高尚的心灵带来麻烦！愿任何微小的耻辱阴影永远不要落在您受尊重的头上——更愿这绝不是通过我的手。”

“如果我没收到回音，那我就得凭我自己的判断行事了。”

“你那是什么意思？”

“啊，奥德利夫人，你提醒了我在这件事上我是多么无能为力。我的朋友可能就在这家旅店里遭了毒手，而我或许在这儿住上一年，到最后离开时，对他命运的了解竟如同我从未踏进这门槛一般。对于那些我们所进入的房子里可能悬挂的谜团，我们又能知道多少呢？如果明天我要走进那栋玛丽亚·曼宁和她丈夫谋杀客人的那种平凡、平民化的八居室住宅，我也不会对那段往事产生任何可怕的预感。在最热情的屋檐下也曾发生过卑劣的行径；在最美丽的景色中也曾犯下过可怕的罪行，而这些地方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不相信曼德拉草，也不相信时光无法抹去的血迹。我更相信，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行走在犯罪的氛围里，却依然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相信，我们可能会看着凶手的笑脸，并赞美其恬静的美丽。”

我的夫人对罗伯特的认真感到好笑。

“你看起来确实对讨论这些可怕的主题很有兴致，”她相当轻蔑地说，“你本该去当一名侦探的。”

“我有时也觉得我会是个好侦探。”

“为什么？”

“因为我有耐心。”

“但回到乔治·塔尔博伊斯先生身上吧，我们在你那滔滔不绝的讨论中失去了他的线索。如果你没收到广告的回复，那会怎样？”

“那我就有理由认为，我的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

“是啊，然后呢——？”

“我将检查他留在我寓所里的遗物。”

“真的吗！那都是些什么？我想大概是外套、背心、上漆的靴子和海泡石烟斗吧。”奥德利夫人笑着说。

“不，是信件——他朋友的信，他老同学的信，他父亲的信，他袍泽弟兄的信。”

“是吗？”

“还有，他妻子的来信。”

夫人沉默了片刻，若有所思地望着炉火。

“你见过那位已故的塔尔博伊斯夫人写的信吗？”她随即问道。

“从未见过。可怜的人！她的信恐怕无法为我朋友的命运提供什么线索。我敢说她写的也就是寻常女子的那种潦草字迹。像奥德利夫人这样字迹既迷人又罕见的人，可不多见。”

“啊，你当然认得我的字迹。”

“是的，我确实认得非常清楚。”

夫人再次暖了暖手，拿起放在椅子上的大皮手笼，准备告辞。

“你拒绝接受我的道歉，奥德利先生，”她说，“但我相信你对我依然怀有成见。”

“我对此深信不疑，奥德利夫人。”

“那么再见吧。如果你不想把风湿病带回菲格树法庭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在这凄凉且四面漏风的地方待太久。”

“我明天早上就回城，去处理我的信件。”

“那么，再见。”

她伸出手，他松松地握了一下。那是一只如此纤弱的小手，如果他愿意表现得冷酷一点，本可以用强有力的手掌将其捏碎。

他将她送上马车，注视着马车驶离。马车去的方向并非奥德利庄园，而是布伦特伍德，距离芒特斯坦宁约六英里。

约莫一个半小时后，当罗伯特站在旅店门口，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看着雪花落在对面那片白茫茫的田野上时，他看见那辆封闭式马车又开了回来，这次是空车，停在了旅店门前。

“你把奥德利夫人送回庄园了吗？”他问马车夫，马车夫正停下来要一杯热香料麦芽酒。

“没有，先生；我刚从布伦特伍德车站回来。夫人搭乘十二点四十分的火车去了伦敦。”

“去城里？”

“是的，先生。”

“夫人去了伦敦！”罗伯特回到小客厅时自言自语道，“那我就搭下一班火车跟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她。”

他收拾好皮箱，付了账，用两条皮项圈和一根链条拴好他的狗，坐上了城堡旅店为芒特斯坦宁客人们准备的颠簸马车。他赶上了三点钟离开布伦特伍德的快车，在空无一人的头等车厢角落里安顿下来，把自己裹进两床铁路毛毯里，抽着雪茄，温和地对抗着那些严苛的规章制度。

第十九章

书中的字迹

罗伯特·奥德利先生走下肖尔迪奇车站的站台时，时间正好是四点零五分。他心平气和地等待着，直到他那几条狗和他的皮箱被送到那位搬运工手中——搬运工为他叫了出租车，并以一种无私的礼貌承担了他所有事务的照管工作，这种礼貌为那些被禁止接受感激公众馈赠的服务人员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罗伯特·奥德利耐心地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因为快车通常车厢很多，而且有许多来自诺福克的乘客带着枪支、指示猎犬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关键装备，所以要处理好所有人的行李很费功夫，即便是一向对世俗琐事持超然态度的律师，耐心也几乎耗尽了。

“也许，等那位正为一只肝色斑点指示猎犬大吵大闹的先生找到了他想要的那只猎犬和那几个斑点——这种幸福的巧合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他们就会把行李给我，让我走人了。这些心怀鬼胎的家伙一眼就看出我是个生来就要受人摆布的命；要是他们就在这站台上把我踩死，我恐怕都没有那个胆量去起诉这家公司。”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他不再管搬运工去争抢他的行李，而是绕到了车站的另一侧。

他听到一阵铃响，看看时钟，记起往科尔切斯特方向的下行火车就是这个时候发车。自从乔治·塔尔博伊斯失踪后，他已经懂得了什么叫怀揣明确的目的；他及时赶到了对面的站台，看着乘客们上车。

有一位女士显然是刚刚才赶到车站；因为就在罗伯特靠近列车的那一刻，她匆忙赶上站台，因急切和激动，差点撞到这位先生身上。

“对不起。”她客气地开口；随后，她将目光从大约齐她俏脸高度的奥德利先生的背心上移开，惊呼道：“罗伯特，你已经在伦敦了？”

“是的，奥德利夫人；你说得很对，城堡旅店是个阴沉的地方，而且——”

“你待腻了——我就知道会这样。请帮我把车门打开：火车两分钟后就要开了。”

罗伯特·奥德利带着一脸困惑的表情看着他叔叔的妻子。

“这是什么意思？”他心想，“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是四小时前在芒特斯坦宁那个小屋里，摘下面具、用那张可怜巴巴的脸看着我的那个无助的女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

他想着这些，为她打开了车门，扶她坐好，将皮草铺在她的膝盖上，整理着那件几乎遮住了她纤细小巧身影的巨大丝绒斗篷。

“太感谢你了；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她在他做这些事时说道，“你会觉得我太愚蠢了，竟在这样的日子出门，而且还没让我亲爱的宝贝丈夫知道；但我去城里是为了解决一张非常吓人的女帽商账单，我不想让我那位最好的丈夫看见；因为，尽管他对我百般纵容，但他或许会认为我太奢侈了；而我实在无法忍受让他哪怕在心里对我有一丝微词。”

“上帝保佑，愿你永远不必受那种煎熬，奥德利夫人，”罗伯特严肃地说。

她看了他一眼，露出一抹笑容，那笑容闪烁着某种挑衅的意味。

“愿上帝保佑，确实如此，”她喃喃道，“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受那种煎熬。”

第二道铃声响起，火车在她说话的同时开动了。罗伯特·奥德利最后看到的，就是她那抹明亮而挑衅的微笑。

“不管她为了什么目的来到伦敦，都已圆满达成，”他想，“她是用了什么女人的诡计把我给糊弄过去了吗？难道我永远都无法接近真相，而只能终生被这些模糊的疑虑和卑劣的猜测所折磨，直到我变成一个偏执狂？她为什么要来伦敦？”

他一边上菲格树法庭的楼梯，怀里抱着他的狗，肩上披着铁路毛毯，一边还在心里问着自己这个问题。

他发现自己的寓所一切如常。天竺葵被照料得很好，金丝雀也在绿呢布的遮盖下休息了，这一切都证明了诚实的马洛尼太太的细心。罗伯特在客厅里匆匆扫视了一圈；然后把狗放下，径直走进内侧那间当作更衣室的小屋。

他把不用的皮箱、破旧的漆皮箱子和其他杂物都存放在这间屋子里；而乔治·塔尔博伊斯留下的行李也在这里。罗伯特从一个大箱子上搬开一个皮箱，跪在前面，点燃一支蜡烛，仔细检查着锁。

从外观上看，这与乔治离开时一模一样，当时他脱下了丧服，将它们与亡妻所有的纪念品一起存放在这破旧的储物室里。罗伯特用衣袖拂过那磨损的皮质盖子，上面用大号黄铜钉拼出了“G. T.”的缩写；但马洛尼洗衣妇一定是世上最细致的管家，因为皮箱和箱子上一点灰尘都没有。

奥德利先生打发了一个男孩去叫他的爱尔兰女佣，随后在客厅里焦急地踱步等待她的到来。

大约十分钟后她走了进来，在表达了对“主人”回归的欣喜后，谦卑地等待着他的吩咐。

“我叫你来只是想问问，今天有人来过吗？也就是说，今天有没有人向你要过我房间的钥匙——有没有什么女士？”

“女士？没有啊，老爷；除了那个铁匠，今天没人来要过钥匙。”

“铁匠！”

“是啊；就是老爷您吩咐今天过来的那个铁匠。”

“我吩咐过铁匠？”罗伯特惊呼道。“我在柜子里留了一瓶法国白兰地，”他心想，“马洛尼太太显然是偷偷享用过了。”

“没错，就是老爷您吩咐来修锁的铁匠，”马洛尼太太回答道。“他住在桥边的小巷子里，”她补充道，并对那人的住处做了非常清晰的描述。

罗伯特绝望地扬起了眉毛，一言不发。

“如果你能坐下来让自己冷静一下，马洛尼太太，”他说——他为了省事，原则上总是这样缩短她的称呼——“也许我们以后能听懂对方的话。你是说一个铁匠来过？”

“我确实是这么说的，先生。”

“今天？”

“千真万确，先生。”

奥德利先生一步步引出了以下信息。当天下午三点钟，一位锁匠拜访了马洛尼太太，向她要了奥德利先生寓所的钥匙，声称要检查门锁，因为他说锁全都坏了。他宣称自己是按照奥德利先生本人的吩咐行事的，是通过一封从乡下寄来的信传达的，而那位先生当时正在乡下过圣诞节。马洛尼太太相信了这番说辞，便让那人进了寓所，他在里面待了大约半个小时。

“但我猜，他检查锁的时候你一直陪着他吧？”奥德利先生问。

“我当然在，先生，算是进进出出吧，毕竟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打扫楼梯，趁那人在干活的时候我也顺便开始洗刷了。”

“哦，你一直进进出出。马洛尼太太，如果你能爽快地回答我，我想知道锁匠在我屋里的时候，你离开的最长时间是多久？”

但马洛尼太太无法给出爽快的回答。可能是十分钟；虽然她觉得没那么多。可能是十五分钟；但她敢肯定不会再多。她觉得看起来也就五分钟，可是“那楼梯啊，老爷”；说到这里，她又滔滔不绝地谈起打扫楼梯的一般规律，尤其是罗伯特寓所外面的那些楼梯。

奥德利先生发出一声疲惫的叹息，那是忧伤的无奈。

“没关系，马洛尼太太，”他说；“我想，锁匠有足够的时间做他想做的事，而你是不可能察觉的。”

马洛尼太太用一种混合了惊讶和惊恐的目光看着她的雇主。

“老爷，除了那鸟和天竺葵，他没什么可偷的，而且——”

“不，不，我明白了。好了，就这样吧，马洛尼太太。告诉我那人住哪儿，我去见见他。”

“可是您不先吃点晚饭吗，先生？”

“我要在吃晚饭前先去见锁匠。”

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拿起帽子，朝门口走去。

“那个人的住址，马洛尼太太？”

这位爱尔兰女人告诉了他圣布莱德教堂后面的一条小巷，奥德利先生沿着那里安静地漫步，脚下踩着伦敦人简单地称为雪的泥泞浆糊。

他找到了锁匠，以牺牲了他礼帽顶部的代价，设法钻进了那家小铺低矮狭窄的门。一束煤气灯在没装玻璃的窗户里闪烁着，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传来阵阵欢笑声；但罗伯特喊了声“喂！”却没人回应。原因显而易见。那群人正沉浸在自己的欢乐中，对外面的凡俗召唤充耳不闻；直到罗伯特进一步走进这洞穴般的小店，大胆地推开了将他与欢庆者隔开的半玻璃门，才终于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门打开时，罗伯特·奥德利眼前呈现出一幅非常生动的泰尼尔画派风格的场景。

锁匠、他的妻子和家人，以及两三位凑巧造访的女性，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摆着两瓶酒；不是大众喜好的那种无色杜松子提取液，而是货真价实的波特酒和雪莉酒——那种烈性十足、在嘴里留下灼热感的坚果褐色雪莉酒——如果说有什么不对劲的话，就是颜色棕得有些不自然——还有陈年优质波特酒；并非那种因过度陈年而变得稀薄乏味的病态酒，而是浓郁、醇厚、香甜、扎实且色泽鲜艳的佳酿。

罗伯特·奥德利推开门时，锁匠正说着话。

“就是那样，”他说，“她走的时候，别提多优雅了。”

奥德利先生的出现让全场陷入了慌乱，但可以看出来，锁匠比他的同伴更加尴尬。他慌忙放下酒杯，酒洒了出来，又神经质地用脏手背擦了擦嘴。

“你今天去过我的寓所，”罗伯特平静地说。“别因为我而扫了你们的兴，女士们。”这是对那些造访者说的。“怀特先生，你今天去过我的寓所，而且——”

那人打断了他。

“先生，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敢肯定，先生，我非常抱歉发生了这种事。我本来是应召去另一位先生，花园法庭的奥尔温先生的寓所；结果记错了名字；以前我也为您打过杂，就以为今天也是您找我；所以按照吩咐去马洛尼太太那儿拿了钥匙；但当我一看到您屋里的锁，我就对自己说，这位先生的锁并没有坏；这位先生并不需要修理所有的锁。”

“但你待了半个小时。”

“是的，先生；因为有一把锁确实坏了——就是靠近楼梯的那扇门——我把它拆下来清理了一下，又装了回去。我不收您任何费用，希望您能宽宏大量，原谅这次失误，毕竟我从七月算起做这行已经十三年了，而且——”

“我想，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吧，”罗伯特严肃地说。“不，这完全是一桩奇特的买卖，不可能天天发生。我看你今晚过得很尽兴啊，怀特先生。我敢打赌，你今天肯定做了笔大买卖——发了笔横财，所以你这是在‘请客’，对吧？”

罗伯特·奥德利说话时，直视着那张灰扑扑的脸。锁匠长得并不难看，除了脸上的灰尘——正如哈姆雷特的母亲所说，这“很常见”——之外，没什么可羞愧的；但尽管如此，怀特先生的眼皮还是在年轻律师平静的审视下垂了下来，他结结巴巴地编造了一些关于他的“内人”、邻居、波特酒和雪莉酒的道歉词，那种慌乱程度，仿佛他这个自由国家里的诚实工匠，竟然需要因为在自家客厅里尽情享乐而被罗伯特·奥德利质问。

罗伯特漫不经心地一点头，打断了他。

“请不必道歉，”他说；“我喜欢看人们享受生活。晚安，怀特先生，晚安，女士们。”

他向“内人”和她的邻居们致意，她们显然被他随和的态度和英俊的面孔所吸引，随后走出了店铺。

“‘就是那样，’他喃喃自语道，一边往寓所走去，‘她走的时候，别提多优雅了。’到底是谁走了？当我打断他那句话时，锁匠正讲的是什么故事？噢，乔治·塔尔博伊斯，乔治·塔尔博伊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接近你命运的秘密？我是不是正在慢慢地、确实地接近它？这个半径是不是会一天天缩小，直到它在我所爱之人的家周围画上一个黑暗的圆圈？这一切到底会如何收场？”

他忧郁地叹了口气，缓慢地穿过坦普尔法庭的石板广场，走回自己寂静的寓所。

马洛尼太太为他准备了单身汉的晚餐，虽然本身美味且营养，但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新意。她为他煎了一块羊排，羊排正夹在火炉旁小桌上的两个盘子之间慢慢变凉。

罗伯特·奥德利坐下来享用这顿熟悉的晚餐时叹了口气，带着一种深情的、遗憾的悲伤想起了他叔叔家的厨娘。

“她做的曼特农式羊排让羊肉看起来不仅仅是羊肉；那是一种升华了的肉，恐怕不是凡间的羊能长出来的，”他多愁善感地低语，“而马洛尼太太煎的羊排总是硬邦邦的；但生活就是这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吃了两口，便不耐烦地推开了盘子。

“自从丢了乔治·塔尔博伊斯，我就没在这张桌子上吃过一顿好饭，”他说。“这地方阴沉得就像那个可怜人在隔壁房间去世了，却从未被抬出去埋葬一样。回首往事，那个九月的午后仿佛已过了许久——那个九月的午后，我与他还活生生地道别；然后就像地表突然裂开一个陷阱，让他坠入地球的另一端那样，突然而又无法解释地失去了他！”

奥德利先生从餐桌旁站起来，走到橱柜前，那里存放着他整理的有关乔治·塔尔博伊斯的材料。他打开柜门，从标着“重要”的格子里拿出文件，坐在桌前写了起来。他在文档中增加了几段，并像给旧段落编号一样，仔细地给新段落编了号。

“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他有一次喃喃自语，“这份没有律师插手的文档，难道要成为我的第一份案卷吗？”

他写了大约半小时，然后把文件放回格子里，锁上橱柜。做完这些，他拿起一根蜡烛，走进存放着他自己的皮箱和乔治·塔尔博伊斯那个箱子的房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那个破旧旧箱子的锁是很普通的锁，试到第五把时，钥匙轻松地转动了。

“根本不需要有人去撬这种锁，”罗伯特嘟囔着，揭开了箱盖。

他慢慢地清空了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取出，小心翼翼地放在身旁的一把椅子上。他带着一种恭敬而温柔的神情摆弄着这些物件，仿佛是在抬起他那位失踪朋友的遗体。他一件接一件地将叠放整齐的丧服放在椅子上。他发现了旧海泡石烟斗，还有沾了污垢、皱皱巴巴的手套，那些手套曾是巴黎制作者刚出炉的新品；旧戏单，上面最大的字拼凑着早已作古的演员的名字；旧香水瓶，依然散发着早已不再流行的芬芳；一小捆一小捆整齐的信件，每一捆都仔细贴着写信人的姓名标签；旧报纸的碎片；还有一小堆破旧不堪的书，在罗伯特不经意的手中，每一本都像一副扑克牌一样散架了。但在这一大堆毫无价值的杂物中，尽管每一张纸片曾经都有过各自的用途，罗伯特·奥德利却徒劳地寻找着他所追求的东西——那包由海伦·塔尔博伊斯（Helen Talboys）写给她亡夫的信。他曾不止一次听乔治提起过这些信的存在。他曾见过乔治用敬畏的手整理那些褪色的纸张；他还曾见过乔治将它们重新放回箱子里的丧服中，并用一条曾经属于海伦的褪色缎带仔细扎好。至于他是后来把信取走了，还是在他失踪后被别人拿走了，这很难说；但它们确实不见了。

罗伯特·奥德利疲惫地叹了口气，把东西一件件放回空箱子里，就像他取出时那样。他停下手，手里拿着那一小堆破烂的书，迟疑了片刻。

“我把这些留下，”他喃喃自语道，“其中或许有什么能帮到我。”

乔治的图书馆算不上什么辉煌的藏书阁。那里有一本旧希腊文《新约》和一本伊顿公学拉丁语语法书；一本关于骑兵佩剑练习的法文小册子；一本残缺的《汤姆·琼斯》，那坚硬的皮封面有一半只靠一根线连着；拜伦的《唐璜》，用一种杀人般的字体印刷，那一定是专门为眼科医生和眼镜商的利益而设计的；还有一本封面是褪色金边和深红色的厚书。

罗伯特·奥德利锁上箱子，把书夹在腋下。当他回到客厅时，马洛尼太太正在收拾他餐后的残羹。他把书放在壁炉角的一张小桌上，耐心地等待着洗衣妇完成她的工作。他甚至没有心情去享受那管海泡石烟斗的慰藉；头顶书架上那些黄色封面的虚构小说显得陈旧而乏味——他翻开一本巴尔扎克，但他叔叔妻子的金色卷发在闪烁的朦胧中翩翩起舞、颤动不已，无论是映在《驴皮记》那形而上的魔幻之中，还是《贝姨》那可怕的社会恐怖之中，皆是如此。书从他手中滑落，他疲惫地坐着，看着马洛尼太太清扫炉灰，填满火盆，拉上深色的锦缎窗帘，照料金丝雀的简单需求，并在她临走前去那间废弃的文员办公室戴上她的帽子，向雇主道晚安。当门在那个爱尔兰女人身后关上时，他焦躁地从椅子上站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他说，“明明知道这正一步接一步、一天接一天、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引向那个结论——那个我最应该回避的结论？我是被绑在轮子上了吗，非得随着它的每一次旋转而转动，任由它带我去往任何地方？还是我今晚可以坐下来，对自己说我已经尽到了对失踪朋友的义务，我已经耐心地寻找过他，但我寻而无果？我这样做会有正当理由吗？我是否有理由让这根我一点一点慢慢拼凑起来的锁链，就在这一点断开，还是说我必须继续为那条致命的锁链增加新的环节，直到最后一枚铆钉落入原位，圆环合拢？我想，我相信，我将再也见不到我朋友的面了；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无法对他有任何益处。用更直白、更残酷的话来说，我相信他已经死了。我有义务去发现他是如何、在哪里死的吗？或者说，既然我自认为正走在发现真相的路上，我如果回过头来或停滞不前，是否就辜负了乔治·塔尔博伊斯的记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他将手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捂住脸。那个在他漫不经心的本性中慢慢滋长，最终变得足以改变这种本性的唯一目标，使他变得前所未有的——一个基督徒；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渴望坚守职责的严格界限；害怕偏离自己被强加的这桩奇怪任务的良知义务；并依赖于一只比他自己更强有力的手来指引他前行的方向。或许，就在那天晚上，他坐在孤独的炉火旁，思念着乔治·塔尔博伊斯，说出了他平生第一次真诚的祈祷。当他从那漫长而沉默的冥想中抬起头时，他的眼睛闪烁着坚定，脸上每一处特征似乎都带上了新的表情。

“先对死者公正，”他说；“然后再对生者慈悲。”

他把安乐椅推到桌边，修剪好灯芯，开始审视这些书。

他把书一本一本拿起来，仔细翻阅，先看通常写有主人名字的那一页，再搜寻可能留在书页间的纸片。在伊顿公学拉丁语语法书的第一页上，写着“塔尔博伊斯少爷”的名字，字迹工整严谨；法文小册子的封面上用铅笔潦草地涂着“G.T.”，那是乔治那笨拙的大字迹；《汤姆·琼斯》显然是从书摊上买来的，上面有一个题词，日期是1788年3月14日，声称这本书是詹姆斯·安德利（James Anderley）对汤姆斯·斯克劳顿（Thos. Scrowton）先生表示敬意的礼物；《唐璜》和《新约》则是空白的。罗伯特·奥德利松了一口气；他已经看完了倒数第二本书，却没有任何发现，只剩下那本镶着金边和深红色封面的厚书需要检查，任务就完成了。

这是一本1845年的年鉴。书里那些在当时风靡一时的美丽女士的铜版画，如今已泛黄且布满了霉点；服饰怪异而过时；那些强颜欢笑的美人们显得苍白而平庸。即便是那些小簇的诗句（诗人的微弱烛光在这些诗句中对艺术家含义的晦涩之处投下了病态的微光）也带着一种老派的腔调；就像在琴弦因岁月的潮气而松弛的竖琴上弹奏的音乐。罗伯特·奥德利没停下来阅读这些平淡的作品。他迅速翻阅着书页，寻找任何可能被当作书签的字条或信件碎片。他什么也没发现，只找到了一圈明亮的金发，那种只有在孩子头上才能难得一见的闪亮色泽——那是一绺阳光般的发丝，像藤蔓的卷须一样自然地卷曲着；它的质地，如果不是颜色的话，与文特诺（Ventnor）的房东太太在乔治·塔尔博伊斯妻子死后交给他的那些柔软平滑的发丝截然不同。罗伯特·奥德利中断了对书的检查，将这绺黄色的发丝折叠在一张信纸里，用印章戒指封好，并把它和关于乔治·塔尔博伊斯及艾丽西娅信件的备忘录一起，放在标有“重要”的格子里。他正要把那本厚年鉴放回其他书架时，发现开头两页空白页粘在一起了。他下定决心要将搜寻进行到底，于是费了一番功夫用裁纸刀锋利的尖端将这些书页分开，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他在其中一页上发现了一行题词。这行题词分为三部分，由三种不同的笔迹写成。第一段的日期可以追溯到该年鉴出版的那一年，声明这本书属于某位伊丽莎白·安·宾斯（Elizabeth Ann Bince）小姐，她是作为在托基（Torquay）的坎福德庄园学堂（Camford House Seminary）保持整洁习惯和服从学校管理的奖励而获得的这本珍贵藏书。第二段写于五年后，笔迹出自宾斯小姐本人，她将这本书作为永恒爱意和不灭尊崇的标志（宾斯小姐显然具有浪漫气质）赠予她深爱的朋友海伦·马尔登（Helen Maldon）。第三段写于1853年9月，笔迹出自海伦·马尔登，她将这本年鉴赠予了乔治·塔尔博伊斯；正是看到这第三段题词，罗伯特·奥德利先生脸上的自然红润褪去，转为一种病态的铅灰色。

“我想会是这样的，”年轻人叹了口气，合上了书。“上帝知道我已做好了迎接最坏情况的准备，而最坏的情况果然发生了。我现在全明白了。我的下一站必须是南安普顿。我必须把那个男孩交给更好的人抚养。”

第二十章。

普劳森太太（MRS. PLOWSON）。

在罗伯特·奥德利于乔治行李箱中找到的一捆信件里，有一封贴着那位失踪者父亲名字的标签——那位父亲，对他这位幼子从不曾是个宽容的朋友，并曾乐于利用乔治那鲁莽婚姻所提供的借口，将这个年轻人抛弃在自生自灭的境地。罗伯特·奥德利从未见过哈考特·塔尔博伊斯（Harcourt Talboys）先生；但乔治对他父亲漫不经心的谈论，让他的朋友对这位绅士的性格有了一些了解。在乔治失踪后，他立即写信给塔尔博伊斯先生，措辞谨慎，含糊地暗示了写信人对这桩神秘事件中可能存在某种阴谋的恐惧；几周后，他收到了一封正式的复信，信中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明确宣称，他在其子乔治结婚那天起，就已经洗手不再承担有关儿子事务的任何责任；而他那荒唐的失踪，与他那荒诞的婚姻完全符合。这位慈父写给儿子的信，在附言中还补充道，如果乔治·塔尔博伊斯有什么卑劣的企图，想通过这种假装失踪来恐吓他的朋友，并借此戏弄他们的感情以谋取金钱利益，那么他在看待与之打交道的人的品性时，真是错得离谱。

罗伯特·奥德利以寥寥数行愤慨的文字回复了这封信，告知塔尔博伊斯先生，他的儿子不太可能为了谋求对他亲戚钱财的某种深谋远虑的设计而藏匿起来，因为他在失踪时在银行里留下了两万英镑。发出这封信后，罗伯特放弃了从这位按常理本该最关心乔治命运的人那里获得援助的想法；但现在，当他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向那个黑暗的终点迈进一步时，他的心思又回到了这位冷酷无情的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身上。

“我离开南安普顿后就去多塞特郡（Dorsetshire），”他说，“去见见这个人。如果他甘愿让他儿子的命运对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都成为一个黑暗而残酷的谜——如果他甘愿带着对这可怜家伙下场的不确定而走进坟墓——那么，我又为什么要试图解开这个纠结的线团，去拼凑那个可怕谜题的碎片，并收集那些零散的片段呢？那些片段一旦凑齐，可能会拼凑出如此狰狞的整体？我会去见他，并毫不保留地向他陈述我最深的疑虑。至于我该做什么，将由他来决定。”

罗伯特·奥德利搭乘清晨的快车前往南安普顿。他所经过的怡人乡野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这位年轻的律师把自己裹在那么多的围巾和毛毯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堆移动的羊毛制品，而不是一个博学职业的活生生的成员。他阴郁地望着蒙着雾气的窗户，那窗户因他和一位年长的印度军官的呼吸而变得模糊不清，那是他唯一的同伴，他看着飞掠而过的风景，在雪的裹尸布下显得有几分鬼魅。他打了个烦躁的寒战，裹紧了铁路毛毯宽大的褶皱，不禁对这种被迫在寒冷的冬日搭乘早班火车的命运感到愤慨。

“谁会想到我竟然会变得如此喜爱那个家伙，”他喃喃自语，“又或者在他离开后感到如此孤独？我在三厘公债里有一笔不错的小家产；我是我叔叔爵位的推定继承人；我还认识一位亲爱的姑娘，我想她会竭尽所能让我幸福；但我敢说，如果这桩谜团能圆满解决，而乔治·塔尔博伊斯能站在我身边，我愿意明天就放弃所有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身无分文地站着。”

他在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到达了南安普顿，冒着扑面的飞雪走过站台，朝着码头和城镇的下部走去。当他穿过圣迈克尔教堂（St. Michael's Church）所在的古朴广场，摸索着走过通往水边的狭窄街道时，教堂的钟声正好敲响了十二下。

马尔登先生（Mr. Maldon）把他那邋遢的家眷安置在那些荒凉的通道之一，那是投机商人喜欢在一个兴旺城镇边缘的破旧废地上建造的建筑。布里格索姆露台（Brigsome's Terrace）或许是自第一位泥瓦匠挥动泥铲、第一位建筑师绘制图纸以来，用砖块和灰泥组成的最阴森的建筑群之一。那位在十个荒凉的八室监狱式住宅上进行投机的建筑商，在房屋骨架尚未完工时，就在隔壁酒馆的客厅门后上吊自杀了。那位买下砖瓦废墟的人在墙纸工人还在布里格索姆露台忙碌时，就走进了破产法院，并同时粉刷了他的天花板和他自己。厄运和资不抵债笼罩着这些悲惨的居所。在客厅窗前废地上玩耍的喧闹孩子们，对法警和收债人的熟悉程度，就如同对肉铺和面包铺一样。有偿付能力的房客在不圣洁的时间里，被月色下悄然溜走的幽灵搬家货车的噪音所惊扰。无力偿付的房客则公然对抗水费征收员，在他们十个房间的堡垒里，在没有任何明显手段获取这种必要液体的情况下存在了数周。

罗伯特·奥德利从水边转向这个贫困的地段时，不寒而栗。当他走近时，一场孩子的葬礼正从其中一间房子里出来，他带着一阵恐惧的战栗想到，如果那个小棺材里装着的是乔治的儿子，那么他对于这孩子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负有责任的。

“这个可怜的孩子绝不能再在这个破烂窝里过上一夜，”当他敲响马尔登先生家的门时，他想道。“他是我的挚友留下的遗赠，保障他的安全是我的使命。”

一个邋遢的女佣开了门，带着几分怀疑看着奥德利先生，用很重的鼻音问他想要什么。小客厅的门半掩着，罗伯特能听到碗筷的撞击声和小乔治愉快说话的声音。他告诉女佣他是从伦敦来的，要见塔尔博伊斯少爷，并且他会自己通报；他不顾女佣的阻拦，越过她推开了客厅的门。女孩见他这样做惊呆了；仿佛被某种突如其来的可怕信念所击中，她把围裙盖在头上，冲进了雪地里。她穿过那片废地，钻进一条狭窄的小巷，一直跑到自己发现位于被称为“马车与马匹”（Coach and Horses）的酒馆门槛上才停下喘气，那酒馆是马尔登先生常去的地方。这位中尉的忠实仆人把罗伯特·奥德利误认为是什么新的、意志坚定的济贫税征收员——她拒绝了这位先生对自己的解释，认为那不过是为消灭教区欠税人而编造的狡诈虚构——于是匆忙赶去给她的主人报信，好让他及时防备敌人的逼近。

当罗伯特进入客厅时，他惊讶地发现小乔治正坐在一个女人对面，那个女人正在一张铺着脏桌布、旁边放着锡制啤酒杯的破旧餐桌上招待他。罗伯特进来时，那女人站起身，谦卑地向年轻律师行了个礼。她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穿着锈迹斑斑的寡妇丧服。她的肤色苍白平淡，遮在帽子下那两道平滑的发带是那种没有阳光的亚麻色，通常伴随着粉红色的脸颊和白色的睫毛。她年轻时或许曾是个乡村美人，但她的五官，尽管形状还算端正，却有一种刻薄、紧缩的神态，仿佛是长得太小，配不上她的脸。这种缺陷在她的嘴部尤为明显，那张嘴与其中的那套牙齿显然不配套。当她向罗伯特·奥德利先生行礼时，她微笑了，那个笑容露出了这套方形的、看起来很饥渴的牙齿的大部分，这绝没有为她的容貌加分。

“马尔登先生不在家，先生，”她以讨好的礼貌说道；“但如果是为了水费，他让我转告您……”

她的话被小乔治·塔尔博伊斯打断了，他从平时趴着的高椅子上爬了下来，跑向罗伯特·奥德利。

“我认识你，”他说；“你和那个大个子先生一起去过文特诺，你也来过这儿一次，你给了我一些钱，我把它交给爷爷保管，爷爷把它收起来了，他总是这样。”

罗伯特·奥德利抱起男孩，带到窗边的一张小桌前。

“站那儿，乔治，”他说，“我想好好看看你。”

他把男孩的脸转向光处，双手拨开他额前的棕色卷发。

“你一天比一天像你父亲了，乔治；而且你也长成个小男子汉了，”他说；“你想去上学吗？”

“哦，想，求你了，我非常想，”男孩急切地回答。“我以前在佩文斯小姐（Miss Pevins'）那儿上过学——就是走读，你知道的——就在隔壁那条街拐角处；但我得了麻疹，爷爷就不让我去了，怕我再传染上麻疹；爷爷也不让我和街上的小男孩玩，因为他们是粗鲁的孩子；他说他们是流氓，但他又说我不准说他们是流氓，因为那是坏话。他自己会说‘该死’和‘见鬼’，但他说是他可以，因为他老了。我老了以后也要说‘该死’和‘见鬼’；我非常想去上学，求你了，如果你愿意，我今天就能去；普劳森太太会把我的衣服准备好的，对吧，普劳森太太？”

“当然，乔治少爷，只要你爷爷同意的话，”那个女人回答，不安地看着罗伯特·奥德利先生。

“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罗伯特从男孩身上转过头，看向那位金发的寡妇，她正缓慢地挪向一张小桌，小乔治·塔尔博伊斯正站在那桌旁和他的监护人说话。“她还把我当成那个对这些破烂家具怀有敌意的税务官吗？或者说，她那局促不安的神情背后隐藏着更深的原因？不过，那不太可能；因为无论马尔登中尉有什么秘密，这个女人都不大可能知情。”

这时，普劳森太太已经挪到了那张小桌旁，正打算悄悄对男孩下手，罗伯特突然转过身来。

“你打算带这孩子去哪儿？”他问道。

“我只是想带他去洗洗他那张漂亮的小脸，再理理头发，先生，”那个女人用一种比她谈论水费时还要谄媚的语调回答道，“您现在看他，没法看出他的好模样，先生，毕竟他那张金贵的小脸脏兮兮的。我只要五分钟就能让他变得整整齐齐。”

她说着，长而瘦的手臂已经环住了男孩，显然要把他整个人抱走，罗伯特拦住了她。

“谢谢，我倒更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他说，“我在南安普顿待的时间不多，我想听听这小家伙能告诉我些什么。”

小家伙向罗伯特靠得更近了些，带着信任的目光望向这位律师的灰眼睛。

“我非常喜欢你，”他说，“你上次来的时候我怕你，因为我当时害羞。我现在不害羞了——我快六岁了。”

罗伯特鼓励地拍了拍男孩的头，但他并没有看小乔治；他在观察那位金发寡妇，她已经移到了窗前，正望着外面那片废弃的空地。

“我怕你对某人感到有些不安，夫人，”罗伯特说。

律师这一提，她顿时涨红了脸，有些慌乱地回答道：

“我是在等马尔登先生，先生，”她说，“要是没见到您，他会非常失望的。”

“那么你知道我是谁了？”

“不，先生，但是——”

男孩打断了她，从怀里掏出一块镶着宝石的小怀表，展示给罗伯特看。

“这是那位漂亮的女士送给我的表，”他说，“我现在就有它——但我拿到手没多久，因为爷爷说那个清洗表的珠宝商是个懒汉，总要拖好久才修好；爷爷还说表还得再洗一次，因为要交税。他每次交税的时候都会拿去洗——但他又说，如果把表弄丢了，那位漂亮的女士会再送我一块。你认识那位漂亮的女士吗？”

“不认识，乔治，但你能跟我讲讲她吗？”

普劳森太太再次试图对男孩下手。这次她手里拿着一块手帕，对小乔治鼻子的状况表现出极大的焦虑，但罗伯特挡开了那件令人厌恶的武器，将孩子拉离了他的“折磨者”。

“这孩子这样挺好，夫人，”他说，“要是你肯让他待上五分钟别来管他，那就太好了。好了，乔治，坐到我膝盖上来，把那位漂亮女士的事都讲给我听。”

孩子从桌上爬到了奥德利先生的膝盖上，爬下来的时候还非常不客气地揪住了监护人的衣领。

“我把那位漂亮女士的事都告诉你，”他说，“因为我很喜欢你。爷爷告诉我不准告诉任何人，但我会告诉你的，你知道，因为我喜欢你，而且因为你要带我去上学。那位漂亮女士很久以前来过这儿——哦，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男孩摇着头说道，脸上那副严肃的神情表现出一种漫长的岁月流逝。“她来的时候我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她是晚上来的——我睡下之后，她来到我的房间，坐在床边，哭了——她把表留在了我的枕头下，她——普劳森太太，你为什么对我做鬼脸？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乔治突然转向站在罗伯特身后的寡妇说道。

普劳森太太嘟囔着一些模糊的道歉，大意是说她怕乔治少爷太淘气。

“在你堵住这小家伙的嘴之前，你应该先等我发话，”罗伯特·奥德利严厉地说道，“一个多疑的人可能会根据你的表现认为，你和马尔登先生之间有什么阴谋，而且你害怕这孩子的话会说漏嘴。”

他说着从椅子上站起，直视着普劳森太太。这位金发寡妇的脸色白得像她的帽子，当她试图回答时，苍白的嘴唇干裂得厉害，不得不舔了舔舌头才能说出话来。

小男孩化解了她的尴尬。

“别对普劳森太太发火，”他说，“普劳森太太对我很好。普劳森太太是玛蒂尔达的妈妈。你不认识玛蒂尔达。可怜的玛蒂尔达总是哭；她生病了，她——”

男孩被突然出现的马尔登先生打断了，他站在客厅门口，用一种半醉半惊恐的眼神盯着罗伯特·奥德利，这与一位退休海军军官的尊严简直格格不入。女佣气喘吁吁地站在主人身后。虽然天色尚早，但老人的言语已经含糊不清，他愤怒地对着普劳森太太吼道。

“你这女人自称懂事，真是好笑？”他说，“你怎么不把孩子带走，洗洗脸？你想毁了我吗？你想害死我吗？把孩子带走！奥德利先生，先生，我很高兴见到您；非常高兴能在我的寒舍接待您，”老人补充道，带着醉醺醺的客气，一屁股坐进椅子里，试图稳住神看着这位不速之客。

“不管这个人的秘密是什么，”罗伯特想道，看着普劳森太太把小乔治·塔尔博伊斯匆匆赶出房间，“那个女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绝非无足轻重。不管谜团是什么，它每进一步就变得愈发深沉黑暗；但我无法回头，也无法在路上停下，因为一只比我更有力的手正在指引我走向我那失踪朋友未知的坟墓。”

第二十一章。

小乔治离开旧居。

“我要带走你的外孙，马尔登先生，”罗伯特严肃地说道，此时普劳森太太正领着她的年轻管辖对象离开。

老人的醉态正像伦敦浓雾逐渐散去一般缓慢消退，那微弱的阳光正从雾中朦胧地透出。马尔登中尉那迟钝的智力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穿透朗姆酒和水的迷雾；但那闪烁的光亮最终在云层中隐隐显现，老人收敛起他那可怜的机敏。

“是，是，”他虚弱地说道，“从他那可怜的老祖父身边带走这个孩子；我早就料到了。”

“你一直料到我会带走他？”罗伯特用审视的目光盯着那张半醉的脸，“你为什么会这么想，马尔登先生？”

酒精的迷雾又一次压倒了清醒的光亮，中尉含糊地回答：

“想到就想到——因为我想到。”

迎上这位年轻律师不耐烦的皱眉，他又努力了一下，光亮再次闪现。

“因为我以为你或者他父亲会来带走他。”

“我上次来这儿的时候，马尔登先生，你告诉我乔治·塔尔博伊斯已经启程去澳大利亚了。”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老人困惑地回答，用两只不安的手抓弄着稀疏凌乱的灰发——“我知道；但他可能会回来——不是吗？他是个坐不住的人，而且——而且——也许有时候脑子不太正常。他可能会回来。”

他虚弱地喃喃自语，重复了两三次，在杂乱的壁炉台上摸索着一只看起来很脏的陶土烟斗，用颤抖得厉害的手填上烟丝并点燃。

罗伯特·奥德利注视着那双枯萎、颤抖的手指，烟丝碎屑掉落在炉前的地毯上，他甚至因手抖得太厉害而几乎点不着火柴。随后，他在小房间里来回踱步了一两次，让老人吸了几口那伟大的安慰剂。

没过多久，他突然转向这位领半薪的中尉，英俊的脸上带着阴沉的肃穆。

“马尔登先生，”他缓缓说道，注视着自己每一个字说出后的反应，“乔治·塔尔博伊斯从没去过澳大利亚——这一点我很清楚。不仅如此，他根本没来过南安普顿；而你在去年9月8日对我撒的谎，是被你那天收到的电报所指使的。”

那只脏兮兮的陶土烟斗从颤抖的手中滑落，在铁制的壁炉架上摔得粉碎，但老人没有试图去拿新的；他浑身颤抖地坐着，用那双上帝才知道有多么可怜的眼睛望着罗伯特·奥德利。

“那个谎言是你被授意的，你只是在背诵你的教训。但你并没有在9月7日见过乔治·塔尔博伊斯，就像我现在根本没在房间里见到他一样。你以为你烧掉了那封电报，但你只烧掉了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现在在我手里。”

马尔登中尉现在完全清醒了。

“我做了什么？”他绝望地喃喃自语，“哦，上帝！我做了什么？”

“在去年9月7日下午两点，”那冷酷的控诉声继续说道，“有人在埃塞克斯的一所房子里见过乔治·塔尔博伊斯，他当时还活着。”

罗伯特停下来观察这些话的效果。它们并没有改变老人。他依然浑身颤抖地坐着，用一种无助者的呆滞目光盯着，那种人的所有感官正逐渐被恐惧所麻痹。

“在那一天的两点钟，”罗伯特·奥德利指出，“我可怜的朋友还在活着，就在我说的那个地方。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从未听说有任何人见到过他。我采取了各种手段，如果他还活着，本应能获取他下落的消息。我耐心地、仔细地做了这些——起初，甚至怀着希望。现在，我知道他死了。”

罗伯特·奥德利本已预料到老人会有相当大的反应，但他没料到当他说出最后那个词时，马尔登先生那张憔悴的脸上竟然会呈现出那种可怕的痛苦和惊悚的恐惧。

“不，不，不，不，”中尉用一种尖锐、近乎尖叫的声音反复喊道，“不，不！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这么说！别那么想——别让我那么想——别让我梦到这个！没死——哪怕什么都行，就是别死！也许是被藏起来了——也许是被收买避开了——但没死——没死——没死！”

他像个疯子一样大声喊着这些话，双手拍打着灰白的头发，在椅子上前后摇晃。他那双虚弱的手不再颤抖——某种痉挛的力量给了它们新的能力。

“我相信，”罗伯特用同样肃穆、无情的语气说，“我的朋友离开了埃塞克斯；我相信他在去年9月7日那天死了。”

可怜的老人，依旧双手插在稀疏的灰发中拍打，从椅子上滑落到地上，蜷缩在罗伯特的脚下。

“哦！不，不——看在上帝份上，别！”他嘶哑地尖叫，“不！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知道你的话意味着什么！”

“我太清楚它们的重量和价值了——就像我看出来你也清楚一样，马尔登先生。上帝保佑我们！”

“哦，我这是在干什么？我这是在干什么？”老人虚弱地嘟囔着；随后费力地从地上爬起，站得笔直，以一种对他来说全新的、带有某种尊严的方式说道——那种属于不可言说的痛苦的尊严，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他严肃地说道：

“你没有权利来到这里，恐吓一个喝了酒、神志不清的人。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奥德利先生。哪怕是——哪怕是逮捕——小偷或——。”他没结巴，但嘴唇颤抖得太厉害，说出来的话似乎都被这颤动震碎了。“我再说一遍，先生，逮捕一个——小偷或杀人犯的警官——”他停下来擦了擦嘴，试图以此让它停止颤抖，但这徒劳无功。“给他们警告，先生，公平的警告，好让他们不要说出任何会让自己——或者——其他人定罪的话。法律，先生，对一个——被怀疑的罪犯还是有那种仁慈的。但你，先生——你来到我的家里，而且是在——在——违背我通常习惯的时候——人们会告诉你，我平时是很清醒的——你趁机来——恐吓我——这不对，先生——这——”

无论他原本想说什么，都消散成了无法清晰表达的喘息，仿佛要将他窒息，他瘫倒在椅子里，把脸埋在桌子上，放声大哭。或许在那些简陋凄凉的房屋里上演的所有家庭惨剧——所有源于贫穷的琐碎痛苦、灼人的羞耻、残酷的悲伤和苦涩的耻辱中——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幕。一位老人在这绝望中遮住脸，避开白昼的阳光，放声啜泣。罗伯特·奥德利看着这痛苦的一幕，脸上带着绝望与怜悯。

“如果我早知道这样，”他想道，“我或许会放过他。或许放过他会更好。”

那间破烂的房间、污垢、混乱、老人那头灰发埋在肮脏桌布上的身影，正处于那悲惨晚餐的残羹冷炙中，在罗伯特·奥德利的视线里变得模糊起来，他想到了另一个人，和他一样老，但啊！在其他任何特质上又是多么截然不同！那个人或许不久也会感到同样的，甚至更糟的痛苦，并可能流下更苦涩的泪水。泪水涌入他眼眶、模糊了眼前可怜一幕的那一瞬间，足以将他带回埃塞克斯，让他看到自己叔叔那因痛苦和羞耻而受打击的形象。

“我为什么要继续下去？”他想，“我多么冷酷，我又是多么无情地被驱使着。这不是我自己；这是一只正对我招手、诱使我深入那黑暗道路的手，我甚至不敢想象那道路的尽头。”

他这样想着，思绪万千，而老人依旧埋着脸，与痛苦搏斗，却无力将其压下。

“马尔登先生，”罗伯特·奥德利停顿片刻后说道，“我不求你原谅我带给你的这一切，因为我内心深处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迟早会发生——如果不是通过我，也会通过别人。有些事情——”他停住，有些犹豫。啜泣声没有停止；有时低沉，有时高昂，爆发着新的狂暴，或瞬间消逝，但从未停止。“有些事情，正如人们所说，是无法隐瞒的。我认为那句起源于古老世俗智慧、源于人们从经验而非书本中总结出的格言，是有道理的。如果——如果我满足于让我的朋友安息在他那隐蔽的坟墓里，那么很有可能，某个从未听过乔治·塔尔博伊斯这个名字的陌生人，会在最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他死亡的秘密。明天或许；或十年后，或下一代，当那个——那个伤害他的人的手也变得和他一样冰冷时。如果我能让这件事就此平息；如果——如果我能永远离开英国，并刻意逃避任何可能再次触及这个秘密线索的可能性，我会去做——我很乐意，很感激能这样做——但我不能！一只比我更强有力的手在召唤我前行。我不想占你任何卑劣的便宜，尤其不是对你；但我必须继续；我必须继续。如果你有什么要警告某个人的，就尽管说。如果我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向其靠近的秘密涉及到任何你所关心的对象，让他们在我到达终点前逃走吧。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让他们离开所有认识他们的人——所有那些因他们的恶行而和平生活受到威胁的人；让他们走吧——他们不会被追捕。但如果他们轻视你的警告——如果他们试图在无视你所能告知的内容的情况下固守现状——让他们防着我，因为，当那一刻到来时，我发誓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老人第一次抬头，用一块破旧的丝绸手帕擦了擦满是皱纹的脸。

“我向你声明，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说，“我庄严地向你声明，我无法理解；而且我不相信乔治·塔尔博伊斯死了。”

“如果能见到他还活着，我愿用我十年寿命去换，”罗伯特悲伤地回答，“我很同情你，马尔登先生——我很同情我们所有人。”

“我不相信我的女婿死了，”中尉说，“我不相信那可怜的孩子死了。”

他试图虚弱地向罗伯特·奥德利表明，他那狂乱的痛苦爆发是因为他为乔治的失踪而悲伤；但这借口极其苍白。

普劳森太太重新进入房间，领着小乔治，那孩子的脸焕发出黄肥皂和摩擦在人脸上能产生的亮光。

“我的天哪！”普劳森太太惊呼，“这可怜的老先生是为了什么这么难过？我们在走廊里都能听到他那可怕的啜泣声。”

小乔治爬到祖父身边，用胖乎乎的小手抚摸着那张潮湿而满是皱纹的脸。

“别哭，爷爷，”他说，“别哭。你拿我的表去洗，好心的珠宝商会借钱给你付税金的，趁他洗表的时候——我不在意，爷爷。我们去找珠宝商吧，就是高街上的那个，你知道的，他门上画着金球，显示他来自伦巴——伦巴第地区，”男孩试图拼出那个名字，“走吧，爷爷。”

小家伙从怀里掏出那件镶金的玩具，朝门口走去，为自己拥有一件他见过多次发挥作用的护身符而感到自豪。

“南安普顿有狼，”他带着一点胜利的点头对罗伯特·奥德利说，“我爷爷说，他拿走我的表时，是为了把狼挡在门外。你住的地方有狼吗？”

这位年轻的律师没有回答孩子的问题，而是在他拖着祖父走向门口时拦住了他。

“你祖父今天不需要这块表，乔治，”他严肃地说道。

“那他为什么难过呢？”乔治天真地问，“当他想要表的时候他总是很难过，还这样打他可怜的额头——”男孩停下来，用小拳头比划着——“还说她——我想他指的是那位漂亮女士——对他非常刻薄，他无法把狼挡在门外；然后我就说，‘爷爷，用我的表吧’；然后他就抱起我，说，‘哦，我受祝福的天使！我怎么能抢我受祝福的天使的东西呢？’然后他就哭了，但没像今天这样——没大声哭，你知道的；只是眼泪顺着他可怜的脸颊流下来，不像今天这样你在走廊里都能听到。”

虽然这孩子的喋喋不休对罗伯特·奥德利来说如针扎一般痛苦，但对老人似乎是一种解脱。他并没有听那孩子在说什么，而是在小房间里来回踱了三两圈，捋了捋自己蓬乱的头发，并任由普劳森太太为他整理领结，那女人似乎非常急于弄清他情绪激动的原因。

“可怜的老先生，”她看着罗伯特说道。

“他这是怎么了，受了这么大的刺激？”

“他的女婿去世了，”奥德利先生回答道，目光紧盯着普劳森太太那张充满同情的脸。“他在海伦·塔尔博伊斯去世后不到一年半就死了，海伦就葬在文特诺的教堂墓地里。”

他注视着的那张脸微微变了变，但当他开口时，一直盯着他的那双眼睛却移开了，普劳森太太不得不先用舌头舔了舔她苍白的嘴唇，才回答他。

“可怜的塔尔博伊斯先生死了！”她说，“这真是个坏消息，先生。”

听到这话，小乔治渴望地抬头看向监护人的脸。

“谁死了？”他说，“我的名字叫乔治·塔尔博伊斯。谁死了？”

“另一个人，乔治，他也叫塔尔博伊斯。”

“可怜的人！他会进那个深坑吗？”

这孩子对死亡的认知通常是由他那些自以为是的长辈灌输给他的，总是引向敞开的墓穴，而很少能引导他往更高的层面去想。

“我想看他被放进那个深坑，”乔治想了想后说道。他曾参加过邻里的几次幼儿葬礼，因为外表可爱，被认为在送葬队伍中很有价值。因此，他已经把入葬仪式看作是一种庄重的庆典，其中蛋糕、葡萄酒和马车巡游是主要环节。

“马尔登先生，您不介意我把乔治带走吧？”罗伯特·奥德利问道。

此时，老人的激动情绪已经平复了许多。他在镜子那粗俗的镜框后又找到了一只烟斗，正试图用一张揉皱的报纸片把它点燃。

“您不反对吧，马尔登先生？”

“不，先生——不，先生；您是他的监护人，您有权带他去任何您想去的地方。他在我孤独的晚年里是我极大的慰藉，但我一直有心理准备会失去他。我——我可能并不总是尽到了责任，先生，在——在供他上学和——和买鞋子方面。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穿坏鞋子的速度，先生，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他也许有时没能去上学，在我们手头拮据时偶尔穿得寒酸些；但他并未受到虐待。不，先生；即使您盘问他一个星期，我想您也不会听到他那可怜的老祖父对他讲过一句刻薄的话。”

听到这儿，乔治察觉到了老保护人的痛苦，便放声大哭起来，声称他绝不会离开他。

“马尔登先生，”罗伯特·奥德利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哀伤，几分怜悯，“昨晚当我审视自己的处境时，我以为它已经痛苦到了极点，无法再糟糕了。我只能说——愿上帝怜悯我们所有人。我觉得带走这孩子是我的职责，但我会直接从您这儿带他去南安普顿最好的学校；我向您保证，我绝不会从他那纯真的天性中套取任何可能以任何方式——我是说，”他突然打断自己，“我是说，我不会通过他去探寻那个秘密。我——我不是侦探，而且我不认为最老练的侦探会愿意从一个孩子嘴里获取信息。”

老人没有回答；他坐着，一只手遮住脸，另一只手无力地夹着熄灭的烟斗。

“带他走吧，普劳森太太，”过了一会儿，他说，“带他走，给他穿上衣服。他要跟着奥德利先生走了。”

“我可得说，这位先生带走他可怜老爷爷的心头肉，实在是不够体贴，”普劳森太太突然带着敬畏的愤慨惊呼道。

“安静，普劳森太太，”老人可怜兮兮地回答，“奥德利先生自有主张。我——我没几年好活了；我不会再给任何人添麻烦了。”

当他说出这些话时，眼泪缓慢地从他那遮住布满血丝的双眼的肮脏手指缝中渗出。

“上帝知道，我从未伤害过您的朋友，先生，”过了一会儿，当普劳森太太和乔治回来后，他说，“甚至从未对他怀有恶意。他是个好女婿——比许多亲生儿子还要好。我从未蓄意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先生。我——我或许花了他的钱，但我对此感到抱歉——我现在非常抱歉。但我绝不相信他死了——不，先生；不，我不相信！”老人放下遮住眼睛的手，以一种全新的活力看着罗伯特·奥德利，“我——我不相信，先生！他——他怎么会死呢？”

罗伯特没有回答这急切的质问。他忧伤地摇了摇头，走到小窗前，隔着一排零乱的天竺葵，望向外面那片孩子们正在玩耍的凄凉荒地。

普劳森太太带着裹在外套和围巾里的小乔治回来了，罗伯特牵起了男孩的手。

小家伙扑向老人，紧紧缠住他，吻去了他那褪色的脸颊上肮脏的泪水。

“别为我难过，爷爷，”他说，“我要去学校学习做一个聪明的人，我会回家来看你和普劳森太太的，对吧？”他转头问罗伯特。

“是的，我的孩子，过一段时间。”

“带他走吧，先生——带他走吧，”马尔登先生大喊，“你要把我的心都揉碎了。”

小家伙心满意足地在罗伯特身边小跑。他对自己要去上学的想法感到非常高兴，尽管他在那个酒鬼老祖父身边过得也挺快乐——老头一直对这个漂亮的孩子表现出一种多愁善感的宠爱，并尽其所能地溺爱乔治，事事都依着他；因此，塔尔博伊斯小少爷养成了熬夜、吃极难消化的热夜宵，以及从祖父杯子里抿朗姆酒兑水的习惯。

当他们走向海豚酒店时，他向罗伯特·奥德利交流了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但这位律师并没有鼓励他多说话。

在南安普顿这样的地方找到一所好学校并不困难。罗伯特·奥德利被指引到酒吧和大道之间的一所漂亮房子，他把乔治留给了一位随和的服务员照顾——那人似乎唯一的任务就是望向窗外，并掸去光洁桌面上看不见的灰尘——然后律师便沿着高街向马奇蒙特先生的年轻绅士学院走去。

他发现马奇蒙特先生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当他走进屋子时，恰好遇见一队井然有序的年轻绅士在两名助教的护送下向镇中心走去。

他告诉校长，小乔治·塔尔博伊斯是一位挚友托付给他的，这位朋友几个月前启程去了澳大利亚，他认为对方已经去世了。他将乔治郑重托付给马奇蒙特先生，并进一步要求，除非有他本人的亲笔信，否则不得允许任何访客探望这孩子。在用几句公事公办的言辞安排妥当后，他回到酒店接乔治。

他发现小家伙正和那个闲散的服务员打得火热，那服务员一直带着小乔治去观察高街上各种有趣的东西。

可怜的罗伯特对照顾孩子所需的东西了解得极其有限，正如他对照顾一头白象的需求一样无知。他在童年时代照顾过蚕、豚鼠、睡鼠、金丝雀和数不清的狗，但从未被要求过照顾一个五岁的年轻人。

他回顾了二十五年前，试图回忆自己在五岁时吃些什么。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喝了不少面包牛奶，吃了不少煮羊肉，”他想，“还有另一种模糊的记忆，就是我不喜欢它们。不知道这孩子喜不喜欢面包牛奶和煮羊肉。”

他站在那里，拉扯着浓密的胡须，深思地盯着孩子看了好几分钟，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我想你饿了吧，乔治？”他最后说道。

男孩点点头，服务员为了摆放餐具，又从最近的桌子上掸去了一些看不见的灰尘。

“或许你想吃点午餐？”奥德利先生提议道，依然拉扯着胡须。

男孩大笑起来。

“午餐！”他叫道，“可现在已经是下午了，我午饭都吃过了。”

罗伯特·奥德利感到自己陷入了僵局。他怎么可能给一个在三点钟还管这叫下午的孩子提供茶点呢？

“乔治，你该喝点面包牛奶，”他片刻后说，“服务员，来一份面包牛奶，再来一品脱霍克酒。”

塔尔博伊斯小少爷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我从不吃面包牛奶，”他说，“我不喜欢。我喜欢爷爷说的‘美味’。我想吃小牛肉排。爷爷告诉我他曾在这里吃过饭，他说这里的小牛肉排棒极了。请问我可以吃小牛肉排吗？要有鸡蛋和面包屑那种，还要有柠檬汁，你知道的，”他又对服务员补充道：“爷爷认识这里的厨师。厨师是个很好的人，爷爷带我来这儿时，他曾给过我一先令。厨师穿的衣服比爷爷的好——甚至比你的还要好，”乔治小少爷指着罗伯特那件粗糙的大衣，点头表示轻蔑。

罗伯特·奥德利惊呆了。他该如何对付这个五岁的美食家？他拒绝面包牛奶，却要吃小牛肉排。

“乔治小家伙，我告诉你我打算怎么做，”停顿片刻后他喊道，“我请你吃顿晚餐！”

服务员轻快地点了点头。

“说实话，先生，”他赞同道，“我觉得这位小绅士知道怎么享用它。”

“我请你吃晚餐，乔治，”罗伯特重复道，“一些炖鳗鱼、一份朱利安汤、一盘肉排、一只鸟，还有一份布丁。你觉得怎么样，乔治？”

“我想这位小绅士见到这些就不会有意见了，先生，”服务员说，“鳗鱼、朱利安汤、肉排、鸟、布丁——我去告诉厨师，先生。几点钟上菜，先生？”

“唔，就定在六点，这样乔治小少爷睡前就能赶到他的新学校了。我想今天下午你可以设法让这孩子开心点。我有些事情要处理，没法带他出去。今晚我睡在这里。再见，乔治；照顾好自己，六点钟的时候试着把你的胃口准备好。”

罗伯特·奥德利把孩子交给那个闲散的服务员，自己漫步向水边，选择了那条通往镇上风化的围墙外，沿着渐渐变窄的河流走向小村庄的荒凉河岸。

他刻意回避了与孩子的接触，在轻柔飘落的雪花中一直走到早来的黑暗将他笼罩。

他回到镇上，在车站询问了去多塞特郡的火车。

“我明天一早出发，”他想，“在天黑前见到乔治的父亲。我会告诉他一切——除了我对自己所怀疑的对象所产生的兴趣——然后由他来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

乔治小少爷非常尽情地享用了罗伯特订的晚餐。他喝巴斯淡啤的量让请客的人颇为惊慌，他吃得非常开心，对烤雉鸡和面包酱的鉴赏力完全超越了他的年龄。八点钟，一辆马车被叫来接他，他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口袋里装着一个金币，还有一封罗伯特写给马奇蒙特先生的信，里面附着一张支付这小少爷行装费用的支票。

“我很高兴要有新衣服穿了，”他告别罗伯特时说，“因为普劳森太太已经把旧衣服补了好多回了。她现在可以把旧衣服留给比利穿了。”

“比利是谁？”罗伯特对这孩子的唠叨笑着问。

“比利是可怜的玛蒂尔达的小男孩。他是个平民小孩，你知道的。玛蒂尔达也是平民，但她——”

但就在这时，马车夫甩了一下鞭子，那匹老马慢吞吞地出发了，罗伯特·奥德利没再听到关于玛蒂尔达的下文。

第二十二章。

陷入僵局。

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住在一座古板、方正、红砖砌成的宅邸里，距离多塞特郡一个叫格兰奇希思的小村庄不到一英里。这座古板、方正、红砖宅邸坐落在古板、方正的庭院中央，庭院大到不足以被称为公园，却又太大以至于不能叫别的名字——所以无论房子还是庭院都没有名字，这片地产只是被简单地称为塔尔博伊斯乡绅家。

或许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与“乡绅”这一朴实、热诚、传统的英式旧称联系在一起的人。他不打猎也不务农。他这辈子从未穿过深红、粉红或高筒靴。南风和阴天对他来说是极其无关紧要的事，只要它们不以任何方式干扰他自己那古板的舒适生活；他关心作物状况，仅仅是因为那涉及到他从地产上的农场收取的租金。他大约五十岁，个子很高，挺直、骨架大且棱角分明，有着一张方正、苍白的脸，灰色的眼睛，以及稀疏的深色头发——从两耳处向头顶秃处梳去，这使他的相貌隐约有些像梗犬——一只尖锐、毫不妥协、头脑顽固的梗犬，那种绝不会被历史上任何最聪明的偷狗贼所骗倒的梗犬。

没人记得曾有人能摸清哈考特·塔尔博伊斯的脾气。他就像他那座方方正正、朝北、没有任何遮挡的房子一样。他的性格中没有阴暗的角落，让人可以躲避他那刺眼的白昼。他是彻底的白昼。他用同样的智力阳光来审视一切，不愿看到任何可能改变冷酷事实轮廓、使其变得柔和美好的阴影。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意思是否准确——他的性格中没有任何转折，他的思想沿着直线运行，从不向右或向左偏离去磨平那些无情的棱角。对他来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在他那毫不留情、良心死板的一生中，他从未承认过环境可能减轻错误的黑度或削弱正确的力度。他抛弃了唯一的儿子，因为儿子违抗了他；如果女儿违抗他，他也会在五分钟内将其抛弃。

如果这个方正、固执的人能拥有虚荣心这种弱点的话，那他无疑是对自己的强硬感到虚荣。他为那种僵化的方正理智感到自豪，这种理智使他成了如今这副讨人嫌的样子。他为那种坚定不移的固执感到虚荣，据传任何爱或怜悯的力量都从未能让他偏离其无情的目的。他为那种天性中消极的力量感到虚荣，那种从未感受过情感的软弱，或这种软弱所带来的力量的人性的虚荣。

如果他曾对儿子的婚姻以及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父子裂痕感到后悔，那么他的虚荣心比这种后悔更强大，让他得以掩盖过去。事实上，尽管看起来很难想象像这样的人会有虚荣心，但我几乎可以肯定，虚荣心正是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性格中所有令人不快的线条所辐射出的中心。我敢说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也是虚荣的，当他下令处决儿子时，他一定很享受那令罗马众生敬畏的赞许。哈考特·塔尔博伊斯若将可怜的乔治送去受刑，定会冷酷地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天知道这个硬心肠的人在与唯一的儿子诀别时内心感受到了何等苦涩，又或者那种掩盖折磨的坚定自负是否让这痛苦变得更加可怕。

“我儿子娶了一个酒鬼贫民的女儿，这对我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每当有人胆敢向他提起乔治时，塔尔博伊斯先生就会回答，“从那一小时起，我便不再有儿子了。我并不愿他遭遇不幸。他对我而言只是死了。我为他感到遗憾，就像我为十九年前去世的他的母亲感到遗憾一样。如果你像谈论死人那样跟我谈论他，我会愿意听。如果你像谈论活人那样谈论他，那我必须拒绝倾听。”

我相信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在这番话所带来的阴沉的罗马式尊严中陶醉不已，他恨不得穿上一件托加长袍，严肃地裹住衣褶，以此背对替可怜的乔治求情的人。乔治本人从未尝试过软化他父亲的判决。他了解父亲，知道情况已无可救药。

“如果我写信给他，他会把我的信原封不动地折叠进信封里，在信封上注明我的名字和收到的日期，”这个年轻人曾说，“然后叫家里所有人来作证，信并没有让他产生任何软化的回忆或一丝怜悯。他会坚持自己的决心直到死的那天。我敢说，如果真相大白，他甚至很高兴唯一的儿子得罪了他，给了他展示自己罗马美德的机会。”

乔治曾这样回答他的妻子，当时她和她的父亲劝他向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寻求帮助。

“不，我亲爱的，”他总是断然地说，“贫穷或许很难，但我们会承受。我们不会带着乞怜的面孔去找那位严厉的父亲，请求他施舍食物和住所，结果只会换来一连串约翰逊式的长句回绝，并成为邻里间的古典反面教材。不，我漂亮的姑娘；挨饿容易，折腰却难。”

或许可怜的乔治太太并不真心赞同这两个命题中的第一个。她对挨饿一点兴趣也没有，当软木塞上印着克里科特和莫埃特名号的精美香槟小瓶被换成从最近的啤酒屋买来的六便士劣酒时，她总是发出可怜的呜咽。乔治不得不承担起自己的重担，并伸手帮一把他的妻子，而她根本不懂得将自己的后悔或失望藏在心里。

“我以为龙骑兵总是很有钱的，”她总是烦躁地说，“女孩子们总是想嫁给龙骑兵；商人们总是想为龙骑兵服务；旅店老板想招待龙骑兵；剧院经理想得到龙骑兵的赞助。谁能想到一个龙骑兵会喝六便士的啤酒，抽那种难闻的烟叶，还让自己的妻子戴着寒酸的帽子呢？”

如果这些言论中表现出任何自私的情感，乔治·塔尔博伊斯从未察觉到。从他短暂婚后生活的最初到最后一小时，他一直爱着并信任着他的妻子。不盲目的爱或许根本就是伪神；因为当丘比特摘下蒙眼布时，这是一个致命的迹象，表明他正在准备展翅高飞。乔治从未忘记他初次被马尔登中尉漂亮的女儿迷住的那一刻，无论她如何改变，在那时让他着迷的影像，始终如一、恒久不变地代表着她在他心中的位置。

罗伯特·奥德利在拂晓前乘火车离开南安普顿，于当日早些时候抵达韦勒姆车站。他在韦勒姆雇了一辆马车，将他送往格兰奇希思。

积雪在地上已经冻硬，白日清冽而寒冷，地平线上的每一处景物都在冰冷的蓝天下勾勒出锋利的轮廓。马蹄在冰封的道路上叮当作响，铁蹄敲击着地面，那地面竟比马蹄本身还要坚硬。这冬日的光景与罗伯特此行要见的那个男人颇有几分相似。像他一样，这冬日是尖锐、冰冷且毫不妥协的；像他一样，它对困苦无动于衷，对阳光的温煦力量也无法穿透。它不接受任何阳光，除非是那种能将贫瘠、荒凉的大地照亮却无法使其明媚的寒冬之光；因此它就像哈考特·塔尔博伊斯，那个总是将一切真理中最严苛的一面据为己有，并对着满怀怀疑的世界大声宣称，这世上从来不曾、也绝不可能存在任何其他面的人。

当那辆破旧的雇佣马车停在一道神情肃穆的栅栏前时，罗伯特·奥德利的心沉了下去。车夫下车打开一扇宽大的铁门，那铁门发出刺耳的撞击声敞开，随即被地上的一枚大铁钩勾住，铁钩咬住了门的最底下一根横杆，仿佛要将它撕咬开来。

这扇铁门通向一片稀疏的冷杉林，林木笔直，排成行矗立着，在寒风中傲然摇曳着它们那坚韧的冬叶。一条笔直的碎石车道穿过修剪平整的草坪，延伸至林木之间，通向一栋方形的红砖宅邸。宅邸的每一扇窗户都在一月的阳光下闪烁跳动，仿佛刚被某个不知疲倦的女仆擦拭过一般。

我不知道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在家中是否也惹人厌烦，但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除了那些罗马式的美德外，还极其厌恶混乱，他是他府上每一位仆人的梦魇。

窗户闪着光，石阶在阳光下显得耀眼夺目，考究的园中小径铺上了崭新的碎石，呈现出一种沙质的姜黄色，让人不快地联想到红头发。草坪上主要点缀着几丛阴郁的冬日灌木，显得死气沉沉，它们生长的花坛看起来就像代数题一样刻板；通向大厅那方形半玻璃门的石阶上，摆放着深绿色的木桶，里面栽种着同样坚韧的常青植物。

“如果这家主人和他的房子有半分相像，”罗伯特心想，“我一点也不奇怪可怜的乔治会和他决裂。”

在一段稀疏林荫道的尽头，车道绕过了一个直角弯（在任何其他人的领地上，这里本该被设计成一道弧线），然后延伸到房子的下层窗前。车夫在台阶旁下车，拾级而上，摇响了那个黄铜手柄的门铃。铃声带着愤怒的金属撞击声弹回原位，仿佛因为它受到了那只平民之手的玷污而感到受辱。

一个穿着黑长裤和条纹亚麻上衣的男人开了门，那上衣显然刚从洗衣妇手中取回。塔尔博伊斯先生在家。这位先生要递上名片吗？

罗伯特在门厅等候，他的名片被送到了宅邸主人手中。

门厅宽敞高耸，地面铺着石砖。橡木护壁板的嵌板闪烁着与宅邸内外每一件物品同样毫不妥协的光泽。

有些人头脑简单，喜欢附庸风雅地摆弄画作和雕像。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是个太务实的人，从不沉溺于任何愚蠢的幻想。气压计和伞架是他门厅里唯一的装饰。

罗伯特·奥德利在名片被呈给乔治父亲的时候，正打量着这些物件。

那个穿着亚麻上衣的仆人很快回来了。他是个方脸、面色苍白的男人，近四十岁，看起来仿佛已经磨灭了人类应有的一切情感。

“先生，请这边走，”他说，“塔尔博伊斯先生愿意见您，尽管他正在用早餐。他嘱咐我告知您，多塞特郡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早餐时间。”

这话意在给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一个庄重的训诫。然而，这对这位年轻的律师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他只是挑了挑眉，温和地表达了对自己和他人的无奈。

“我不属于多塞特郡，”他说，“如果塔尔博伊斯先生能赏脸动用一下他的推演能力，本该知道这一点。带路吧，我的朋友。”

那个毫无表情的男人以一种茫然的惊恐目光看着罗伯特·奥德利，推开一扇沉重的橡木门，引领他走进一间宽大的餐厅，里面陈设着一种刻板的简洁，显然这房间仅供用餐，却从无人在此居住；在足以容纳十八人的长桌尽头，罗伯特看见了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

塔尔博伊斯先生身披一件灰色布料的晨衣，腰间系着一根束带。那是一件看起来很严厉的衣服，或许是现代服饰中最接近托加长袍的款式。他穿着一件浅黄色的马甲，系着一条浆得僵硬的亚麻领巾，领口平整得毫无瑕疵。晨衣冷峻的灰色几乎与他眼睛的颜色如出一辙，而马甲那淡淡的黄色也正是他肤色的写照。

罗伯特·奥德利本就没指望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在举止或性情上与乔治有任何相似之处，但他原以为这对父子至少会有些长相上的联系。然而什么都没有。很难想象竟有人能比这位乔治的生父更不像乔治。当罗伯特看到写信人时，几乎不再对那封残酷的信件感到诧异。这样的人恐怕也写不出别的调子。

宽敞的房间里还有第二个人，罗伯特在向哈考特·塔尔博伊斯行礼后，迟疑着如何开口，目光转向了那人。这第二个人是一位女士，她坐在四扇窗户中最后一扇窗前，正在做针线活——那是一种通常被称为普通缝补的活计，旁边放着一个装满了棉布和法兰绒的大柳条筐。

整个房间的长度将这位女士与罗伯特分隔开来，但他能看出她很年轻，而且长得像乔治·塔尔博伊斯。

“他的妹妹！”在那一刻，当他冒险将目光从宅邸主人身上移向窗边的女性身影时，他心想。“毫无疑问，是他的妹妹。我知道他很疼爱她。难道她对他妹妹的命运真的一点也不关心吗？”

女士从座位上微微起身，缝补的活计本就笨重，这一动便从她膝头滑落，连带着一卷棉线也滚落开来，越过土耳其地毯的边缘，在光洁的橡木地板上滚远了。

“坐下，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先生冷硬的声音响起。

这位先生似乎并不是在对他的女儿说话，当她起身时，他的脸也并未转向她。他仿佛凭着某种他独有的社交磁力预知了这一切；正如他的仆人们常带着不敬的口吻所言，他后脑勺仿佛也长了眼睛。

“坐下，克拉拉，”他重复道，“把你的棉线放回针线盒里。”

女士因这斥责而脸红了，弯腰去寻找棉线。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对宅邸主人严厉的威势毫不畏惧，他跪在地毯上，捡起线卷，物归原主；哈考特·塔尔博伊斯瞪着这一幕，露出了彻底惊愕的表情。

“或许，奥德利先生——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他看着捏在指尖的名片说，“或许当你搜寻完棉线卷后，能好心地告诉我，我究竟为何荣幸地接待了这次造访？”

他挥动着那只形体优美的手，姿势堪比那位庄重的约翰·肯布尔；而仆人领会了这一示意，搬来了一把沉重的红摩洛哥皮椅。

这一过程缓慢而庄重，罗伯特起初还以为要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他最终看透了真相，便跌入那张厚实的椅子里。

“你可以留下来，威尔逊，”当仆人正要退下时，塔尔博伊斯先生说，“奥德利先生或许想喝杯咖啡。”

罗伯特那天早晨什么都没吃，但他瞥了一眼那长桌上沉闷的桌布、银制的茶具和咖啡具，那种刻板的奢华，却几乎不见任何实质性的款待，于是他谢绝了塔尔博伊斯先生的邀请。

“奥德利先生不喝咖啡，威尔逊，”宅邸主人说，“你可以走了。”

那男人鞠了一躬退下，开门和关门的动作极其谨慎，仿佛做这事本身就是一种僭越，又或者是因为对塔尔博伊斯先生的尊重要求他像德国传说中的幽灵一般直接穿过橡木门板。

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坐着，灰色的眼睛严厉地盯着他的访客，肘部支撑在红摩洛哥皮椅的扶手上，指尖相对。如果他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他现在就会以这副姿态主持他儿子的审判。如果罗伯特·奥德利是个容易局促不安的人，塔尔博伊斯先生或许已经让他感到尴尬了：但他曾试过若无其事地坐在打开的火药桶上点雪茄，因此此时此刻他完全没有感到不安。当他想到乔治失踪的可能原因时，这位父亲的威严在他看来竟是如此微不足道。

“塔尔博伊斯先生，我前些日子给您写过信，”当他发现对方等着他开启话题时，他平静地说。

哈考特·塔尔博伊斯点了点头。他知道罗伯特是为他那失踪的儿子而来。愿上帝保佑，他那冰冷的坚毅只是一个虚荣之人的廉价装腔作势，而非罗伯特所认为的彻头彻尾的冷酷无情。他隔着指尖向访客点了点头。审判开始了，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正在享受其中。

“我收到了您的信，奥德利先生，”他说，“它和其他业务信件放在一起：已经按时回复了。”

“那封信是关于您儿子的。”

当罗伯特说出这句话时，窗边的女士那边传来一阵细微的衣料摩擦声：他几乎立刻看向她，但她似乎并没有移动。她没有在做针线，但也纹丝不动。

“我想她和她父亲一样冷酷，尽管她长得像乔治，”奥德利先生心想。

“如果您那封信是关于曾经是我儿子的那个人，那么，先生，”哈考特·塔尔博伊斯说，“我必须请您记住，我已不再有儿子了。”

“塔尔博伊斯先生，您没必要提醒我这一点，”罗伯特严肃地回答；“我记得太清楚了。我有致命的理由相信您确实不再有儿子了。我有痛苦的原因认为他已经死了。”

也许在罗伯特说出这话时，塔尔博伊斯先生的肤色褪成了更苍白的浅黄色；但他只是挑起那双灰色的硬眉毛，轻轻摇了摇头。

“不，”他说，“不，我向您保证，不。”

“我相信乔治·塔尔博伊斯死于九月份。”

那个被称作克拉拉的女孩，此时针线活正端正地折叠在膝上，双手交叠放在活计上，当罗伯特提到她朋友的死讯时，她一动未动。他无法看清她的脸，因为她坐得离他较远，且背对着窗户。

“不，不，我向您保证，”塔尔博伊斯先生重复道，“您陷入了一个可悲的误解。”

“您认为我以为您儿子死了是误解？”罗伯特问。

“毫无疑问，”塔尔博伊斯先生微笑着回答，露出了智慧的宁静，“毫无疑问，我亲爱的先生。这消失无疑是一个聪明的把戏，但还不足以骗过我。您必须允许我比您更了解此事，奥德利先生，我也必须向您保证三件事。首先，您的朋友没有死。其次，他正躲起来，目的是为了恐吓我，玩弄我作为一个——作为曾经是他父亲的人的感情，并最终获得我的宽恕。第三，无论他躲多久，他都不会得到那种宽恕；因此，如果他立即回到他平时的住所和工作中去，才是明智之举。”

“那么您认为他是有意向所有认识他的人隐瞒行踪，目的是——”

“为了影响我，”塔尔博伊斯先生惊呼道，他站在自己虚荣心的立场上，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追溯到那个中心，并坚决拒绝从任何其他角度看待问题。“为了影响我。他了解我性格的刚毅；在某种程度上，他熟悉我，知道任何软化我的决定或动摇我既定人生目标的尝试都会失败。因此他尝试了非常手段；他躲起来是为了恐吓我，当他在适当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恐吓到我时，他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当他那样做的时候，”塔尔博伊斯先生起身，气势升至顶峰，“我会宽恕他。是的，先生，我会宽恕他。我会对他讲：你试图欺骗我，但我已经向你证明我不易受骗；你试图恐吓我，但我已经让你相信我不易受惊；你不相信我的慷慨，我会让你看到我能有多慷慨。”

哈考特·塔尔博伊斯以一种刻意的姿态发表了这些高超的论调，显见它们早已被精心构思过。

罗伯特·奥德利听着这些话，叹了口气。

“愿上帝保佑，您能有机会对您儿子说出这些话，先生，”他悲伤地回答。“我很高兴看到您愿意宽恕他，但我恐怕您在这世上再也见不到他了。关于这件——这件悲伤的事，我有很多话要对您说，塔尔博伊斯先生；但我宁愿单独跟您讲，”他补充道，瞥了一眼窗边的女士。

“我的女儿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奥德利先生，”哈考特·塔尔博伊斯说；“没有理由不让她听到您要说的一切。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小姐，这位是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他威严地挥了挥手。

这位年轻女士点了点头，回应了罗伯特的鞠躬。

“让她听吧，”他心想。“如果她心肠冷硬到对这种事毫无触动，那就让她听听我所能讲述的最糟的情况吧。”

沉默持续了几分钟，期间罗伯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文件；其中包括他在乔治失踪后立即写下的那份记录。

“我需要您全神贯注，塔尔博伊斯先生，”他说，“因为我要向您披露的事情性质非常痛苦。您儿子是我非常亲爱的朋友——因许多原因而让我珍视。或许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了解他，并陪伴他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困境；而且因为他在世上相对孤独——被身为他最好朋友的您抛弃，失去了他唯一爱过的女人。”

“一个酒鬼贫民的女儿，”塔尔博伊斯先生插入了一句。

“如果他像我有时以为的那样，在床上因心碎而死，”罗伯特·奥德利继续说，“我会非常真诚地为他哀悼，即使是我亲手合上他的双眼，看着他被安葬在静谧的安息之地。我会为我的老同学，为曾与我情同手足的伙伴感到悲伤。但这悲伤与我现在所感受到的相比，将微不足道，因为我坚信，我可怜的朋友是被谋杀了。”

“谋杀！”

父女俩同时重复了这个可怕的词。父亲的脸变得阴沉灰暗；女儿的脸埋进交叠的双手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再也没有抬起来。

“奥德利先生，你疯了！”哈考特·塔尔博伊斯惊呼，“你疯了，否则就是受你朋友之托来玩弄我的感情。我抗议这种做法，这简直是阴谋，而且我——我撤回我对曾经是我儿子的那个人的宽恕！”

当他说出这些话时，他又恢复了原样。这打击虽猛烈，但效果转瞬即逝。

“我绝无意无谓地恐吓您，先生，”罗伯特回答，“愿上帝保佑您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为此祈祷，但我无法相信——我甚至无法心存希望。我来找您是为了寻求建议。我将平静客观地陈述那些引起我怀疑的情况。如果您说这些怀疑是愚蠢且毫无根据的，我愿服从您更高明的判断。我会离开英国，放弃寻找那些证实我恐惧的证据。如果您说继续，我便会继续。”

没有什么比这种恳求更能满足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的虚荣心了。他声称自己准备听取罗伯特要说的一切，并准备尽其所能提供帮助。

他强调了后者的承诺，并带着一种与他虚荣心一样明显的矫揉造作，贬低了自己建议的价值。

罗伯特·奥德利将椅子移近塔尔博伊斯先生，开始详细叙述乔治自抵达英国到失踪那刻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失踪后所有与此相关的事情。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带着明显的关注倾听，时不时打断发言者，提出一些权威性的问题。克拉拉·塔尔博伊斯自始至终没有把脸从交叠的双手上抬起来。

罗伯特开始讲故事时，时钟指向十一点一刻。当他讲完时，时钟敲响了十二下。

在叙述他们所涉及的种种情形时，他小心翼翼地隐去了他叔叔和叔叔妻子的姓名。

“现在，先生，”他说，叙述结束后，“我等待您的决定。您已经听到了我得出这个可怕结论的原因。这些原因对您有何影响？”

“它们丝毫没有动摇我之前的观点，”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带着固执之人那种毫无理性的傲慢回答道。“我仍然认为，正如我之前所想，我儿子还活着，他的失踪是一个针对我的阴谋。我拒绝成为该阴谋的受害者。”

“您是让我停止吗？”罗伯特严肃地问。

“我只告诉你这一点：如果你继续，那是为了你自己的满足，而非为了我。在你告诉我的事情里，我看不到任何能让我为你朋友的安全感到担忧的地方。”

“那好吧！”罗伯特突然喊道；“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插手此事。从这一刻起，我余生的目的就是将其遗忘。”

他起身，从桌上拿起了帽子。他看了看克拉拉·塔尔博伊斯。自从她把脸埋进双手后，她的姿势就从未改变过。“早安，塔尔博伊斯先生，”他庄重地说。“愿上帝保佑您是对的。愿上帝保佑我是错的。但我恐怕终有一天，您会因为对您唯一儿子的不幸命运所表现出的冷漠而感到后悔。”

他向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和那位面容被双手遮住的女士庄重地鞠了一躬。

他停留了片刻，看着塔尔博伊斯小姐，心想她会抬头，会做出某种示意，或表现出挽留他的渴望。

塔尔博伊斯先生摇铃唤来了那位毫无表情的仆人，仆人引领罗伯特走向大厅门，其行事之庄重，就仿佛他正领着罗伯特走向刑场一般，若真是如此，倒也颇为应景。

“她像她父亲，”罗伯特·奥德利最后瞥了一眼那低垂的头颅，心中暗想，“可怜的乔治，你在这世上确实需要一个朋友，因为爱你的人实在太少了。”

第二十三章。

克拉拉。

罗伯特·奥德利发现车夫正在那辆笨重的马车座架上打瞌睡。他之前痛饮了一种烈性极强的啤酒，那酒烈得足以让冒失的豪饮者窒息，此刻他倒是很欢迎乘客归来。那匹老白马看起来像是生于这马车制造的年份，且和马车一样早已过时，它睡得像主人一样死沉，直到罗伯特走下石阶，在“行刑者”的陪同下走来，它才猛然惊醒。那执行者恭敬地等着奥德利先生上了车，才算完成了差事。

马儿在车夫的一记鞭响和破旧缰绳的抖动下，半梦半醒地慢吞吞爬动起来；罗伯特将帽子压得很低，遮住双眼，陷入了对失踪朋友的沉思。

多年前，他或许也曾在这呆板的花园里、在这些阴郁的冷杉树下玩耍过——如果一个最爱嬉闹的少年真的能在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那双严厉灰眸的注视下玩耍的话。或许，他曾在这漆黑的树木下，与那个今日听闻他命运却未掉一滴泪的妹妹一同玩耍。罗伯特·奥德利看着这严整庭院里的死板秩序，纳闷乔治是如何在这样的地方长大，却成了他所熟知的那个坦率、慷慨、不拘小节的朋友。为何他整日面对着那样的父亲，却没有长成父亲那副讨人厌的模样，去成为他人眼中碍眼的存在？这是为何？因为我们有比父母更崇高的造物主，是祂赋予了我们或伟大或渺小的灵魂；也因为，尽管家族的鼻梁和下巴可以如花朵岁岁枯荣、代代相传那样有序地传承，但那比花间微风更为微妙的灵魂，却不受任何世俗法则的约束，只遵循上帝和谐的律法。

“感谢上帝！”罗伯特·奥德利想，“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我可怜的朋友必须在他那不知名的坟墓里安息；而我也不会成为给所爱之人带来耻辱的罪魁祸首。耻辱或许迟早会来，但绝不会经由我之手。危机已经过去，我自由了。”

想到这一点，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解脱。他那慷慨的天性对于自己被迫卷入的角色深感抗拒——那是间谍的角色，是收集那些导致可怕推论的罪证的拾荒者。

他长舒一口气——那是为了重获自由而发的叹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当他这么想时，马车正缓缓驶出种植园大门，他站起身来，回头望向那些阴郁的冷杉、碎石小径、平整的草坪，以及那栋看起来荒凉而巨大的红砖宅邸。

一个女人的出现让他吃了一惊，她正沿着他来时的车道奔跑，甚至几乎是在飞奔，手中挥动着一条手帕。

他盯着这个奇怪的幻影看了片刻，在将这种惊愕化作言语之前，内心充满了沉默的困惑。

“那个飞奔的女性是在找我吗？”他最终惊呼道。“或许你最好停下来，”他对车夫补充说，“这是一个怪癖的时代，是世界历史上反常的纪元。她可能需要我。很可能是我落下了手帕，塔尔博伊斯先生派人送来了。或许我最好下车去迎她。让人送回手帕是很客气的举动。”

罗伯特·奥德利从容地走下马车，慢慢向那个飞奔而来的女性身影走去，她正迅速向他靠近。

他有些近视，直到她离得很近时，他才看清来人是谁。

“天哪！”他惊呼道，“是塔尔博伊斯小姐。”

正是塔尔博伊斯小姐，她面色潮红，气喘吁吁，头上披着一条羊毛披肩。

罗伯特·奥德利现在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她的脸，他发现她非常漂亮。她有着和乔治一样的棕色眼睛，肤色苍白（她靠近时虽有潮红，但随着呼吸平复，颜色便褪去了），五官端正，表情灵动，记录着每一种情感的变化。他在片刻间看清了这一切，心中对她在与父亲交谈时表现出的冷漠愈发感到纳闷。她的眼中没有泪水，但闪烁着一种狂热的光泽——那光泽异常明亮且干涩——他能看出她对他说话时嘴唇在颤抖。

“塔尔博伊斯小姐，”他说，“我能为您……为什么……”

她突然打断了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抓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正攥着披肩。

“噢，让我对你说句话，”她喊道，“让我对你说，否则我会发疯的。我听到了全部。我相信你所相信的一切，如果我不能做点什么——不能为他的死报仇，我一定会疯掉。”

有那么一会儿，罗伯特·奥德利被搞得不知所措，无法回答。在世间万事中，他最没料到会见到她这般模样。

“挽着我的胳膊，塔尔博伊斯小姐，”他说，“请冷静一点。让我们往回走一段路，到靠近房子的地方静静谈谈。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不会在你面前说那些话了——”

“如果你早知道我爱我的哥哥？”她很快地说道，“你怎么会知道我爱他？当我从未有权在那屋檐下欢迎过他，也没从父亲那里听过一句对他友善的话时，又有谁会想到我爱他？在那屋子里，当我深知即使是姐妹的关爱也会被转嫁为他的不利因素时，我怎敢流露对他的爱？奥德利先生，你不了解我的父亲。我了解。我知道为乔治求情只会毁了他的处境。我知道把事情留给我父亲处理，交给时间去解决，是我再次见到那位亲爱哥哥的唯一机会。于是我等待着——耐心地等待，总是抱着最好的期望；因为我知道父亲是爱他唯一的儿子的。我看到了你那蔑视的微笑，奥德利先生，我敢说，外人很难相信，在我父亲那虚伪的冷漠之下，还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慈父之心——或许并不是什么炽热的亲情，因为他的一生总是受制于严苛的责任律法。停下，”她突然说道，将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回头望着那条笔直的松树林荫道；“我是从后门跑出来的。爸爸不能看见我和你谈话，奥德利先生，他也不能看见马车停在门口。你能走到大路上，让车夫往前开一段路吗？我会从后面的一扇小门走出种植园，在路上与你会合。”

“但你会着凉的，塔尔博伊斯小姐，”罗伯特焦虑地看着她，劝阻道，因为他看到她在颤抖，“你现在就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她回答，“我在想我的哥哥乔治。如果你对你那失踪朋友的唯一姐妹还有一丝怜悯，就照我说的去做吧，奥德利先生。我必须和你谈谈——我必须和你谈谈——如果我能冷静的话。”

她双手抱头，似乎在努力整理思绪，随后指向了大门。罗伯特鞠了一躬，离开了她。他吩咐车夫慢慢向车站开去，自己则沿着环绕塔尔博伊斯产业的沥青围栏继续前行。在正门外约一百码处，他来到栅栏上的一扇小木门前，在那里等着塔尔博伊斯小姐。

她很快赶上了他，头上依然披着披肩，双眼依然明亮且干涩。

“你愿意和我走进种植园吗？”她说，“在大路上我们可能会被看到。”

他鞠了一躬，穿过小门，随手关上。

当她挽住他递过来的手臂时，他发现她仍在颤抖——抖得很厉害。

“求求你，冷静一点，塔尔博伊斯小姐，”他说，“我可能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误解；我可能——”

“不，不，不，”她惊呼，“你没有误解。我的哥哥被谋杀了。告诉我那个女人的名字——那个你怀疑与他的失踪——与他的谋杀有关的女人。”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确定她有罪。”

“你告诉过我父亲，你会放弃寻找真相——你会满足于让哥哥的命运成为这世上永远无法解开的可怕谜团；但你不会这么做的，奥德利先生——你不会背弃朋友的遗志。你会看到那些摧毁他的人受到惩罚。你会这么做的，不是吗？”

一片阴云如黑纱般笼罩了罗伯特·奥德利那张英俊的脸庞。

他想起了前一天在南安普敦所说的话：

“一只比我更强有力的手，正牵引着我，走上那条黑暗的道路。”

一刻钟前，他还以为一切都结束了，自己从揭开乔治死因这一沉重职责中解脱了出来。而现在，这个女孩，这个看起来毫无激情的女孩，却发出了声音，正驱使他走向自己的宿命。

“如果你知道揭开真相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塔尔博伊斯小姐，”他说，“你就不会要求我再追查下去了。”

“但我确实要求你，”她带着压抑的激情回答，“我确实要求。我要求你为我哥哥惨死报仇。你会这么做吗？回答我，是或不是？”

“如果我回答不是呢？”

“那么我亲自去做，”她盯着他那双明亮的棕色眼睛说道，“我亲自去追查这个谜团的线索；我会找到那个女人——即使你拒绝告诉我哥哥是在英国的什么地方失踪的。如果你拒绝为我寻找，我会从世界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去寻找他命运的秘密。我已经成年，能够主宰自己；我有钱，我从一位姑妈那里继承了遗产；我能够雇佣那些在搜寻中帮助我的人，我会让他们觉得为我效力是有利可图的。在两个选择之间做出决定吧，奥德利先生。是你，还是我，去找出我哥哥的凶手？”

他看着她的脸，看出她的决心并非源于某种转瞬即逝、会在困难铁腕下屈服的女性冲动。她那美丽的五官，本就带着贵族气质的雕塑感，此刻在坚毅表情的衬托下仿佛化作了大理石。他所凝视的这张脸，是一个唯有死亡才能让她偏离目标的女性的脸。

“我在一个压抑的氛围中长大，”她平静地说道，“我扼杀并抑制了内心自然的感受，以至于它们在强度上变得扭曲；我不被允许有朋友或恋人。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对我而言一直就是你今天看到的那样。除了哥哥，我一无所有。我心中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那么，当你听到他年轻的生命竟以背叛之手终结时，你还会奇怪我为何想要看到叛徒受到惩罚吗？噢，上帝啊，”她突然合起双手，抬头望向寒冷的冬空，“指引我找到杀害我哥哥的凶手，让我的手去报复他惨死的仇恨。”

罗伯特·奥德利惊叹地看着她。她那美丽的容颜因压抑的激情而升华为一种崇高。她与他见过的一切女性都不同。他的表妹很漂亮，他叔叔的妻子很可爱，但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很美。尼俄柏的面容，即便经过悲伤的升华，恐怕也不过如她这般纯粹而古典。即便是她那灰暗简朴、如清教徒般的装束，也比更华丽的服饰衬托在不那么美丽的女人身上更显出众。

“塔尔博伊斯小姐，”停顿片刻后，罗伯特说道，“你的哥哥不会死得不明不白。他不会被遗忘。我想，任何你所能雇佣的职业侦探，都不会比我更能稳妥地带你探寻这个谜团，只要你保持耐心并信任我。”

“我会信任你，”她回答，“因为我看出你会帮我。”

“我相信这是我的宿命，”他庄严地说道。

在与哈考特·塔尔博伊斯整个谈话过程中，罗伯特·奥德利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从他提交给乔治父亲的情况中得出任何推论。他只是叙述了那名失踪男子从抵达伦敦到失踪的那一刻的生活经历；但他看出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已经得出了和他一样的结论，并且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

“你有哥哥的信件吗，塔尔博伊斯小姐？”他问。

“两封。一封写于婚后不久，另一封写于他去澳大利亚前夜的利物浦。”

“能让我看看吗？”

“可以，如果你告诉我地址，我会寄给你。你会不时给我写信，告诉我你是否离真相更近了，对吗？我在这里不得不暗中行事，但我两三个月后就会离开家，那时我就能完全自由地行事了。”

“你不是要离开英国吧？”罗伯特问。

“噢，不！我只是去埃塞克斯拜访一些朋友，那是很久前就承诺好的。”

当克拉拉·塔尔博伊斯说到这里时，罗伯特剧烈地一震，她猛然看向他的脸。脸上所显露的焦虑出卖了他的一部分秘密。

“我哥哥乔治是在埃塞克斯失踪的，”她说。

他无法反驳。

“很遗憾你发现了这么多，”他回答，“我的处境正变得日益复杂，日益痛苦。再见。”

当他伸出手时，她机械地递过手来；但她的手凉如大理石，在他手中毫无生气，在他松开时便像木头一样垂落在身侧。

“请尽快回到屋子里去，”他恳切地说，“我担心今天早上的事会让你身体受损。”

“受损！”她轻蔑地喊道，“你竟然跟我谈受损，而这世上唯一爱过我的生命却在青春盛年被剥夺了。我此后还能有什么，除了受损？寒冷对我算什么？”她说着，甩开披肩，将那美丽的头颅暴露在凛冽的寒风中，“如果能让他复活，我愿意赤足踏雪，从这里走到伦敦，途中片刻不停。为了让他回来，我什么事做不出？我什么事做不出？”

这些话从她口中迸发，化作一声痛苦的悲鸣；她双手掩面，这一天里第一次流下了泪水。她剧烈的抽泣声颤动着她纤弱的身躯，不得不依靠在树干上支撑。

罗伯特怀着温柔的怜悯看着她；她与他所爱并失去的朋友如此相像，以至于他无法把她当作陌生人；无法记起他们是今天早上才第一次见面。

“求求你，冷静一点，”他说，“即使在绝望中也要抱有希望。我们可能都错了；你哥哥可能还活着。”

“噢！如果是那样的话，”她充满激情地呢喃，“如果是那样该多好。”

“让我们试着去希望那一切属实吧。”

“不，”她透过泪水看着他回答，“除了复仇，让我们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再见，奥德利先生。等等；你的地址。”

他递给她一张名片，她把它放进了裙子的口袋里。

“我会把乔治的信寄给你，”她说，“它们或许能帮你。再见。”

她离开了他，留他半晌沉浸在那种充满激情的能量以及那张高贵面容所带来的震撼中。他看着她消失在笔直的冷杉树干之间，然后慢慢走出种植园。

“上帝保佑那些阻碍我寻找真相的人，”他想，“因为他们将成为乔治·塔尔博伊斯遗志的祭品。”

第二十四章。

乔治的信。

罗伯特·奥德利没有回南安普敦，而是买了去往韦勒姆的第一班开往城市的列车，在天黑后一两个小时抵达了滑铁卢桥。在多塞特郡还坚硬清脆的积雪，到了滑铁卢路却成了又黑又黏的雪泥，被杜松子酒馆里耀眼的灯光和肉铺里刺眼的煤气灯融化了。

罗伯特·奥德利看着出租马车驶过的阴暗街道，耸了耸肩。马车夫——凭着那种似乎是出租车司机与生俱来的那种绝妙直觉——偏偏挑选了那些普通行人完全不知晓的黑暗而丑陋的巷道。

“生活是多么惬意的事啊，”这位律师心想。“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恩赐——一种压倒性的福祉！不妨让任何一个人来算算他的余生，扣掉那些他真正感到彻底幸福的小时——真正地、完全地怡然自得，没有一丝一毫的后顾之忧来破坏他的享受——没有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一片云彩来遮蔽他地平线上的光辉。让他做做这道算术，当他写下自己幸福的总额，并发现这个数字是何等可悲地微小时，他一定会从灵魂深处发出苦涩的冷笑。在三十年的时光里，他或许只有一周或十天的快乐时光。在三十年里，面对那阴沉的十二月、狂暴的三月、多雨的四月和晦暗的十一月天气，或许总共也就只有七八个灿烂的八月天，那几日阳光在无云的苍穹中炽烈闪耀，夏日的微风吹拂着永恒的芬芳。我们是多么深情地追忆这些孤独的快乐日子，期盼着它们的重现，试图规划那些让它们变得明亮的环境；并为了重温那段记忆中的欢愉，而去筹谋、去注定、去与命运周旋。仿佛任何快乐都能由这般那般的构成要素拼凑而成！仿佛幸福不是本质上偶然的——它是一只明亮而游离的飞鸟，迁徙毫无规律；一天它在我们的夏日中，次日便永远离我们而去！以婚姻为例，”罗伯特沉思道，尽管他正坐在那辆每英里收费六便士的颠簸马车里，其神情却仿佛正骑着野马驰骋在草原的荒凉旷野中，“看看婚姻！谁又能说，在九百九十九个错误中，哪一个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呢？在这装满巨大毒蛇的袋子里，谁能从那粘滑生物的第一眼瞥见中，判定哪一条才是那唯一的鳗鱼？路边那个正等着过马路、等我的马车驶过后再通过的女孩，或许就是这浩瀚宇宙中千千万万女性里，唯一能让我成为幸福男人的那一个。然而，我却在无知的无助中、在对那可怕命运之手的盲目顺从下与她擦肩而过，让车轮溅起的泥水弄脏了她。如果那个女孩，克拉拉·塔尔博伊斯（Clara Talboys），要是晚出现五分钟，我就会带着她冷漠、强硬、缺乏女性柔情的印象离开多塞特郡，并将这个错误的偏见作为我思维的一部分带入坟墓。我曾把她当作一个庄重而冷酷的自动装置；而现在我知道她是一位高贵而美丽的女性。这在我的生命中可能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当我离开那座房子时，我带着放弃继续探究乔治死因秘密的决心走进这冬日。我见到了她，她却强迫我继续踏上那条令人作呕的道路——那条充满警觉与怀疑的曲折歧路。我怎能对这位亡友的妹妹说：‘我相信你的哥哥是被谋杀的！我相信我知道是谁干的，但我却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我的疑虑或证实我的恐惧’？我无法说出口。这个女人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的一半；她很快就会掌握剩下的部分，然后——然后——”

马车在罗伯特·奥德利沉思正酣时停了下来，他不得不付钱给车夫，屈从于那枯燥的生活机制——无论我们是快乐还是悲伤，无论我们是要结婚还是被送上绞刑架，是被提拔为大法官，还是因为某种中殿（Middle Temple）内庭之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神秘违规技术纠纷而被律师协会除名，这机制都一成不变。

我们常常会为生活中这种残酷的严苛而感到愤怒——这种人类机器在细小齿轮和卑微机制上表现出的那种坚定不移的规律性，它从不知停顿或中止，即便主发条早已空洞，指针也在破碎的表盘上指向毫无意义的数字。

谁在悲伤的最初疯狂中，没有对椅子和桌子的那种无声的合宜、土耳其地毯那种僵硬的方正、以及外在存在形式那种不可动摇的执拗产生过一种无端的愤怒呢？我们想要在原始森林中连根拔起参天大树，要在痉挛的抓握中将它们巨大的枝干撕裂；而我们为了释放情绪所能做的极限，也不过是踢翻一把安乐椅，或是砸碎几先令价值的科普兰（Mr. Copeland）制品。

疯人院规模宏大且数量过多；然而，当我们想到有多少无助的可怜人不得不以自己的大脑撞击这有序外在世界那无望的执着，与其内心深处的风暴与混乱、骚动与不安相对比时——当我们想到有多少人的心智必须在理智与疯狂的狭窄界线上颤抖，今日疯狂明日清醒，昨日疯狂今日又恢复理智时，这难道不奇怪吗？

罗伯特·奥德利吩咐车夫将他放下在钱伯斯巷（Chancery Lane）的拐角处，他登上了通往“伦敦”餐厅（The London）那灯火通明的楼梯，在舒适的餐桌旁坐了下来。他心中充斥着一种空虚与疲惫的混乱感，而非那种健康饥饿感带来的愉悦。他来到这家豪华餐馆吃饭，是因为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某处吃点东西，而且从索耶先生（Mr. Sawyer）那里弄到一顿像样的晚餐，总比从马洛尼太太（Mrs. Maloney）那里得到一顿糟糕的饭菜要容易得多，那个女人的脑子里只有“排骨和牛排”那一条狭窄的通道，偶尔只有通过“煎鳎鱼”或“煮鲭鱼”之类的小支流才能变个花样。殷勤的侍者试图唤起可怜的罗伯特对晚餐这一严肃问题的适当重视，但他只是嘟囔着让侍者随便上点什么。那位熟悉罗伯特作为常客的友善侍者，愁眉苦脸地回到主人那里，说来自无花果树庭（Figtree Court）的奥德利先生显然心情不佳。罗伯特吃完了晚餐，喝了一品脱摩泽尔白葡萄酒；但他对食物的美味或葡萄酒的细腻芬芳毫无兴致。内心的独白仍在继续，这位现代学派的年轻哲学家正在争论那个最流行的现代命题：一切皆虚无，以及为了走上一条通往虚无的道路或完成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而费尽心机是多么愚蠢。

“我接受那个有着雕像般五官和冷静棕色眼睛的苍白女孩的统治，”他想。“我认可一种优于我自己的思维力量，我向它屈服，向它低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为自己行动，为自己思考，我厌倦了这种不自然的行为。我背离了我人生的主导原则，并为这种愚蠢付出了代价。上上周我在头上发现了两根白发，一只无礼的乌鸦在我右眼下方留下了它足迹的细腻印记。是的，我右半边身子正在变老；而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推开餐盘，扬起眉毛，盯着闪亮锦缎上的面包屑，沉思着这个问题。

“我到底在这场闹剧里干什么？”他问。“但我既然身处其中，就无法脱身；所以最好还是向那个棕色眼睛的女孩低头，耐心地、忠实地做她告诉我的事。在裙带统治中，竟然藏着解开生命之谜的绝妙方案！如果妻子允许的话，男人本可以躺在阳光下，吃着莲花，幻想这‘永远是午后’！但她不会允许的，保佑她那冲动的心和活跃的大脑吧！她比那更聪明。谁听说过有女人像对待生活本应有的那样去对待它？她非但没有将其视为一种无可避免的烦恼、一种唯有其短暂性才值得宽慰的存在，反而把它当作一场盛大的巡游或游行。她为它打扮，为它痴笑、咧嘴、做手势。她推搡邻居，在阴郁的行进中争夺好位置；她用肘撞、扭动、践踏、跨步，目的仅仅是为了从痛苦中榨取最大价值。她起早贪黑，喧闹、焦躁、吵闹、冷酷。她拖着丈夫登上大法官的席位，或是把他推入议会。她把他直挺挺地撞向那可爱而懒散的政府机器，在他身上磕磕碰碰，用轮轴、曲柄、螺丝和滑轮折腾他；直到某人为了求个清静，把他变成她想让他成为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无能之辈有时会身居高位，将他们那贫瘠而混乱的智力横亘在待办事项与能办之人之间，在那些位居高位的无能者那无助的纯真中制造了普遍的混乱。那些圆孔里的方塞子都是被他们的妻子硬塞进去的。那位宣称女人是一切祸乱根源的东方君主，本该再深入一步，看看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女人从不懒惰。她们不知道什么叫安静。她们是塞米拉米斯（Semiramides）、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s）、圣女贞德、伊丽莎白女王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她们在战斗、谋杀、喧嚣与绝望中狂欢。如果她们不能搅乱寰宇、操弄半球，她们就会在家庭的土丘中制造战争与烦恼的山峦，在家庭的茶杯里掀起社会的风暴。禁止她们宣扬民族自由和人类苦难，她们就会为了斗篷的款式或小女仆的性格与琼斯太太吵架。称她们为弱势群体是一种可怕的嘲弄。她们是强势的一方，是更吵闹、更坚毅、最以自我为中心的群体。她们想要言论自由，想要多样化的职业，是吗？随她们去吧。让她们成为律师、医生、传教士、教师、士兵、立法者——随她们喜欢什么——但让她们安静下来——如果她们能做到的话。”

奥德利先生把手插入那一头浓密顺滑的棕色头发中，绝望地将那一团深色发丝向上撩起。

“我讨厌女人，”他野蛮地想。“她们是大胆、无耻、可憎的生物，是为了烦扰和毁灭她们的优越者而被发明的。看看可怜的乔治这件事！从头到尾全是女人的杰作。他娶了一个女人，他的父亲就让他身无分文、无业可就地流落街头。他听说那女人的死讯，心就碎了——他那颗善良、诚实、充满阳刚之气的心，比女人胸中跳动的那些充满了自私和贪婪算计的肉块要珍贵百万倍。他去了某个女人的家，从此再无生还。而现在，我发现自己被另一个女人逼入了死角，而直到今天我从未想过她的存在。还有——还有，”奥德利先生有些文不对题地沉思道，“还有艾丽西亚（Alicia），她也是个麻烦。我知道她想让我娶她；我敢说，在没完没了折腾我之前，她会逼我就范的。但我真的不想；虽然她是一个可爱、活泼、慷慨的东西，保佑她那可怜的小心肝。”

罗伯特结了账，慷慨地酬谢了侍者。这位年轻的律师非常乐意将他那可观的小额收入分发给服务他的人，因为他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持冷漠态度，即便是对金钱也毫不计较。或许他在这一点上有些例外，因为你经常会发现，那些称生活为虚空幻象的哲学家，在投资金钱时却精明得很，并能认清印度债券、西班牙凭证和埃及证券在本质上的切实性——这与形而上学中自我或非我那种痛苦的不确定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这个特定的夜晚，无花果树庭的舒适房间对于罗伯特·奥德利来说，显得有些秩序井然、枯燥乏味。他没有心思去读他的那些法国小说，尽管桌上有一摞一个月前订购的、尚未拆封的浪漫、滑稽与感伤小说在等待他的垂青。他叹了口气，拿起他最喜欢的海泡石烟斗，沉入他最喜欢的椅子里。

“这很舒适，但今晚感觉真是该死地孤独。如果可怜的乔治坐在我对面，或者——或者哪怕是乔治的妹妹——她长得很像他——生活或许还能忍受一些。但当一个人独自生活了八九年，他就开始成为一个糟糕的同伴了。”

他抽完第一斗烟，突然大笑起来。

“我竟然在想乔治的妹妹，”他心想；“我真是个荒谬的白痴！”

第二天，邮差给他带来了一封信，笔迹稳健而又充满女性气息，对他来说很陌生。他发现那个小包裹正躺在他的早餐桌上，就在马洛尼太太那双小心翼翼却又略显脏污的手用餐巾包好的温热法国小圆面包旁边。他在打开信封前凝视了许久——并非对写信人感到好奇，因为信上盖着格兰治希思（Grange Heath）的邮戳，他知道那个偏僻村庄里只有一个人可能会写信给他，但他那种懒散的梦幻状态是他性格的一部分。

“来自克拉拉·塔尔博伊斯，”他一边审视着那笔迹清晰的名字和地址，一边缓缓喃喃自语。“是的，绝对是来自克拉拉·塔尔博伊斯；我认出了她笔迹中与可怜乔治的相似之处；比他的更整洁，也比他的更有决断力，但非常像，非常像。”

他翻过信封，查看了火漆印，上面印着他朋友熟悉的族徽。

“我想她会对我说些什么？”他心想。“肯定是一封长信；她是那种会写长信的女人——一封会鞭策我、驱使我、将我从自我中拽出来的信，我对此深信不疑。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

他带着一种顺从的叹息撕开了信封。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乔治的两封信，以及折页上写着的几行字：“我寄上这些信；请保存并归还——C.T.”

写自利物浦的那封信，除了提到作者决定前往新世界、以挽回在旧世界损失的财产外，没有透露关于他生活的任何细节。写于乔治婚后几乎即刻的那封信，包含了对他妻子的详尽描述——那样的描述，唯有一个在恋爱婚姻三周内的男人才能写出——在描述中，每一处特征都被精细地记录，每一分姿态的美感或表达的魅力都被深情地吟咏，每一处举止的吸引力都被充满爱意地描摹。

罗伯特·奥德利读了三遍这封信才放下。

“如果乔治在写下这些描述时，知道它们会用于何种目的，”这位年轻的律师心想，“他的手一定会因恐惧而瘫痪，无力写出这些温情辞句中的哪怕一个音节。”

第二十五章。

逆向调查。

阴郁的伦敦一月缓缓拖着它那迟钝的身躯远去。圣诞节最后的纤细痕迹被清扫一空，而罗伯特·奥德利依然徘徊在城中——依然在他无花果树庭的寂静起居室里度过孤独的夜晚——依然在阳光明媚的早晨漫无目的地在圣殿花园（Temple Gardens）游荡，心不在焉地听着孩子们的嬉闹，百无聊赖地看着他们玩耍。他在周围那些古雅建筑的居民中有许多朋友；他在远方那些宜人的乡间也有其他朋友，他们的客房永远为鲍勃（Bob）留着，他们温暖的炉火旁总有舒适豪华的椅子专门为他预留。但自从乔治·塔尔博伊斯失踪后，他似乎对交际失去了所有兴致，对他那个阶层的快乐与职业也失去了共鸣。年长的律师们沉溺于对这个年轻人苍白面容和忧郁举止的戏谑调侃。他们暗示这变化的秘因很可能是某种不幸的情感纠葛或女性的薄情。他们劝他振作起来，邀请他参加晚餐聚会，在会上，那些眼含热泪提议祝酒的绅士们会干杯祝愿“可爱的女人，尽管她们有种种过错，愿上帝保佑她们”，并在聚会尾声时变得多愁善感、醉态可掬。罗伯特对这些饮酒作乐的事毫无兴致。他人生中唯一的念头已经成了他的主人。他是一个阴郁念头——一个可怕预感的奴隶。一片乌云正盘旋在他叔叔家的上空，而正是他的手，将要发出那引发雷鸣与风暴的信号，彻底摧毁那个高贵的生命。

“如果她能有所警觉并逃走就好了，”他有时对自己说。“上帝知道，我已经给了她一个公平的机会。她为什么不抓住它逃走呢？”

他有时会收到迈克尔爵士（Sir Michael）的来信，有时也会收到艾丽西亚的来信。这位年轻小姐的信中很少超过几行简短的字句，告知他父亲身体很好；而奥德利夫人（Lady Audley）兴致很高，正以她那惯有的轻浮方式自娱自乐，丝毫不在意旁人。

南安普敦的校马奇蒙特先生（Mr. Marchmont）寄来一封信，告知罗伯特小乔治（Georgey）一切安好，但他的教育有所滞后，尚未跨过双音节词的知识卢比孔河。马尔登上尉（Captain Maldon）曾要求探望他的外孙，但根据奥德利先生的指示，这一特权被剥夺了。老人还给小男孩寄去了一包糕点和糖果，但也因这些食物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胆汁淤积的倾向而被退回。

二月将尽时，罗伯特收到了表妹艾丽西亚的一封信，这封信通过让他回到那个他已经在叔叔妻子怂恿下被变相放逐的宅邸，将他向宿命又推进了一步。

“爸爸病得很重，”艾丽西亚写道；“谢天谢地，不是病危；但他因重感冒引发的低烧而被困在房间里。罗伯特，如果你还顾念你的至亲，就来看看他吧。他提到过你几次；我知道他会很高兴有你在身边。立刻过来，但不要提这封信的事。

“你深情的表妹，艾丽西亚。”

罗伯特·奥德利读到这封信时，一种病态的、致命的恐惧沁入了他的心头——一种模糊而丑陋的担忧，他甚至不敢将其勾勒成任何确定的形状。

“我这样做对吗？”在这新恐惧的最初剧痛中，他心想——“我为了保护我所爱的人免受悲伤与耻辱，而选择操弄正义、隐瞒我的疑虑，这样做对吗？如果我发现他病了，病得很重，也许快要死了，也许正死在她的怀里！我该怎么办？”

他面前只有一条明确的路；而这条路的第一步，便是火速前往奥德利庄园。他收拾好行李箱，跳上一辆出租马车，在收到艾丽西亚下午寄到的信后一小时内便赶到了火车站。

当罗伯特到达奥德利时，微弱的村庄灯光在渐浓的暮色中闪烁。他把行李箱交给车站站长，悠闲地漫步穿过安静的乡间小路，前往庄园那沉静的孤独中。交织的树木在他头顶伸展着光秃的枝桠，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荒凉而诡异。一股低沉的哀鸣声扫过平坦的草地，将那些粗糙的枝条在灰暗的天空下摇曳得左右晃动。它们看起来就像枯萎而苍老的巨人的幽灵手臂，召唤着罗伯特前往叔叔家。它们在寒冷的冬日黄昏中如同威胁性的幻影，催促他加快行程。那条曾经在香气四溢的椴树洒落轻柔花瓣、野玫瑰叶片飘荡在夏日空气中时显得如此明亮宜人的林荫道，在圣诞节的平凡快乐与即将来临的春日苍白光辉之间那段凄凉的过渡期里，显得格外萧索荒凉——那是自然界生命中的一个死寂停顿，仿佛它正陷入恍惚的沉睡，等待着花朵绽放的神奇信号。

罗伯特·奥德利在靠近叔叔家宅时，一种忧伤的预感潜入了他的心头。景观中每一个变幻的轮廓他都了然于心；每一处树木的转折；每一根自由生长的枝条所呈现的恣意姿态；每一道光秃秃的山楂树篱的起伏，其间点缀着矮小的七叶树、发育不良的柳树、黑莓丛和榛树丛，这一切都让他倍感熟悉。

迈克尔爵士对这个年轻人而言如同第二位父亲，一位慷慨而高尚的朋友，一位严肃且真诚的导师；或许罗伯特内心最强烈的情感，便是对这位灰胡子准男爵的爱。然而，这份感恩的深情是他自我的一部分，以至于极少诉诸言语；外人断然无法揣摩那份深藏于大律师性格那潭死水表面之下，奔涌且强劲的情感暗流。

“如果叔叔去世了，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他心想，随即向长满常春藤的拱门和水池走去，那些水池在暮色中呈现出冰冷的灰色。“会有其他人住在这座老宅里，坐在那些低矮的橡木天花板下，待在这些温馨熟悉的房间里吗？”

那种奇妙的联想能力，与即便是最冷酷本性最深处的纤维交织在一起，当他意识到无论多么漫长或滞后，终有一天橡木窗板会被暂时封死，阳光会被遮挡在他所爱的房子之外时，一种预言式的剧痛充满了年轻人的胸膛。哪怕只是想起这一点，对他而言都是痛苦的；正如思考地球上最伟大的人对这世间辉煌所能持有的那份狭窄租约，永远都是令人痛苦的一样。难怪有些旅人在树篱下沉沉睡去，几乎不愿再在这条通往无所定居之地的旅途中蹒跚前行？难怪自基督的教义首次在世间宣讲以来，世界上便一直有那些宁静主义者存在？难道奇怪吗，那份耐心的忍受与平静的顺从，对那道暗流汹涌的河流对岸即将到来之事的安宁期许，不正是理所应当的吗？难道不应感到惊奇的是，竟然还有人为了伟大而渴望伟大；除了纯粹的良知，除了那个因害怕把才干藏在餐巾里、深知冷漠与不诚实几无二致的仆人那份朴素的忠诚之外，还有任何其他理由吗？如果罗伯特·奥德利生活在托马斯·肯皮斯的时代，他很可能会在森林的寂静中为自己筑起一座狭小的隐修院，终其一生安详地模仿着《效法基督》的那位传说作者。事实上，无花果树庭也算是一种惬意的隐修院，而对于祈祷书和时课经，我很羞愧地说，这位年轻的律师用保罗·德·科克和小仲马的作品取而代之了。但他的罪恶是如此简单消极的性质，以至于他要放弃这些转而追求消极的美德，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之事。

当罗伯特穿过那在寒风哀鸣中不安颤动、常春藤阴郁树影覆盖下的拱门时，面朝拱门那一长排参差不齐的窗户中，只有一处透着孤零零的微光。他认出那扇亮着的窗户正是叔叔房间里那扇巨大的凸窗。上一次他注视这座老宅时，这里还满是宾客，每一扇窗户都在暮色中如低垂的星辰般闪烁；而今，它黑暗寂静，像一座深藏在林中荒野里的阴森男爵府邸，迎接着冬夜的降临。

为这位不速之客开门的仆人，在认出主人的侄子时，脸色明亮了起来。

“见到您，迈克尔爵士一定会振作不少的，先生，”他一边说，一边将罗伯特·奥德利迎进火光摇曳的图书馆。因准男爵那张放在宽阔炉毯上的安乐椅空置着，房间显得格外荒凉。“在您上楼之前，要我为您在这里准备点晚餐吗，先生？”仆人问道。“在主人养病期间，夫人和奥德利小姐用餐都很早，但我可以为您准备您想吃的任何东西，先生。”

“在见到叔叔之前，我什么也不吃，”罗伯特匆忙回答，“我是说，如果我能立刻见到他的话。我想他应该还没有虚弱到不能接见我吧？”他焦虑地补充道。

“哦，不，先生——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有些消沉罢了，先生。这边请。”

他引领罗伯特沿那段短短的浅色橡木楼梯走上八角形房间，五个月前，乔治·塔尔博伊斯曾坐在那里，茫然地盯着夫人的肖像画。画像如今已经完成，挂在窗户对面的荣誉位置，四周环绕着克劳德、普桑和乌维曼斯的画作，那些画作色调较暗，被这位现代画家的浓烈色彩掩盖了光芒。罗伯特停下脚步，瞥了一眼那幅记忆深刻的画像，那张明艳的面孔从前拉斐尔派所钟爱的那团缠绕闪烁的金发中浮现出来，带着一丝戏谑的微笑。片刻之后，他穿过夫人的闺房和梳妆室，站在了迈克尔爵士房间的门槛上。准男爵正陷入安稳的睡眠中，手臂搁在床外，强有力的大手紧握在年轻妻子纤细的指间。艾丽西亚坐在宽敞的壁炉旁的一张矮椅上，在霜冻的空气中，巨大的原木在炉中燃烧得正旺。这间奢华卧室的内部景象，足以成为画家笔下一幅动人的画面。厚重的家具阴暗肃穆，却又在各处被星星点点的镀金和浓郁夺目的色彩所点缀和映衬；每一个细节都优雅至极，财富在这里完全服从于纯粹的品味；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两位女性优美的身姿，以及那位老人高贵的体态，足以成为任何画家值得研究的对象。

露西·奥德利，那一头凌乱的发丝化作一层淡金色的薄雾，笼罩在她沉思的面庞周围，身上那件柔软细棉布晨衣的流线型褶皱直垂脚踝，腰间束着一圈细窄的玛瑙链环，简直可以作为中世纪圣徒的模特，栖身于那未受宗教改革或克伦威尔破坏的古老灰色大教堂的幽暗角落；而又有哪位中世纪的圣徒殉道者，能比那位灰胡子铺陈在庄严床铺的深色丝绸床罩上的老人，拥有更神圣的面容呢？

罗伯特停在门槛上，生怕惊醒了叔叔。两位女士虽然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尽管他已足够小心，但还是抬起头看向他。夫人那张静静注视着病人的脸庞，曾带着一种焦虑的真诚，这使她显得愈发美丽；但同一张脸在认出罗伯特·奥德利时，从那精致的红润中褪色，在灯光下显得惊恐而憔悴。

“奥德利先生！”她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惊呼道。

“嘘！”艾丽西亚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低声说道，“你会吵醒爸爸的。你能来真是太好了，罗伯特，”她用同样的低语补充道，示意表哥在床边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

年轻人坐在了床尾指定的座位上，面对着坐在枕边不远处的夫人。他长久而审慎地注视着熟睡者的脸；随之更长、更审慎地注视着奥德利夫人的脸，她的脸色正在缓慢恢复自然的红润。

“他病得不是很重，是吗？”罗伯特用艾丽西亚说话的音量问道。

夫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哦，不，没有生命危险，”她说道，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丈夫的脸，“但我们依然感到焦虑，非常、非常焦虑。”

罗伯特始终没有放松对那张苍白面孔的审视。

“她必须看着我，”他心想，“我要让她面对我的目光，我要像过去那样读懂她。她会知道她的伎俩在我面前是多么徒劳。”

他沉默了片刻，才再次开口。熟睡者的规律呼吸声、床头那只金色猎表发出的滴答声，以及燃烧的原木发出的噼啪声，是打破这寂静的唯一声响。

“我相信您一定很焦虑，奥德利夫人，”罗伯特在一段沉默后说道，目光紧锁住夫人那游移到他脸上的视线。“对我叔叔的生命，没有人比您更看重了。您的幸福、您的繁荣、您的安全，全都系于他的存续。”

他低声说出这些话，声音轻得甚至传不到房间另一侧艾丽西亚坐着的地方。

露西·奥德利的眼睛与说话者的目光相接，其中闪过一丝胜利的火花。

“我知道这一点，”她说。“那些想打击我的人，必须先穿过他。”

她说着指向熟睡的人，同时依旧注视着罗伯特·奥德利。她用那双蓝眼睛向他发出挑战，那目光中的胜利感让瞳孔愈发闪亮。她用那恬静的微笑向他挑战——那是一种致命美丽的微笑，充满了潜藏的深意和神秘的内涵——正是那位艺术家在迈克尔爵士妻子的肖像中所夸大的那种微笑。

罗伯特转过头避开了那张可爱的脸，用手遮住双眼；在夫人与他之间筑起一道屏障；这屏障阻碍了她的洞察力，也激起了她的好奇心。他是在继续监视她，还是在思考？他又在思考什么呢？

罗伯特在床边坐了一个多小时，叔叔才醒来。准男爵对侄子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

“你能来看我真是太好了，鲍勃，”他说。“我病的时候一直在想你。鲍勃，你和露西必须成为好朋友，你知道的；你必须学会把她当作你的婶婶，尽管她年轻貌美；而且——而且——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

罗伯特握住叔叔的手，但回答时低下了头：“我明白您的意思，先生，”他平静地说，“我向您保证，我对夫人的魅力有免疫力。她对此也心知肚明。”

露西·奥德利用她那漂亮的小嘴做了一个小小的鬼脸。“哎呀，你这个傻罗伯特，”她惊呼道，“你总是把一切都看得太认真。如果我曾觉得你作为侄子显得太年轻，那也仅仅是因为我担心旁人的愚蠢闲言碎语；绝不是因为任何……”

她迟疑了片刻，及时被她曾经的雇主——道森先生的介入所打断，他在说话间进行了例行的晚间探视。

他摸了摸病人的脉搏；问了两个问题；判定准男爵在稳步好转；与艾丽西亚和奥德利夫人交换了几句客套话，便准备离开。罗伯特起身陪他走到门口。

“我送您到楼梯口，”他说，从桌上拿过一支蜡烛，在灯上点燃。

“不，不，奥德利先生，请不必费心，”外科医生劝阻道，“我非常熟悉路。”

罗伯特坚持要送，两人一同离开了房间。当他们进入八角形前厅时，大律师停下脚步，关上了身后的门。

“您能看一下门关好了吗，道森先生？”他指着通往楼梯的那扇门说，“我想和您进行几分钟的私下谈话。”

“很乐意，”外科医生回应道，照着罗伯特的要求做了；“但如果您是因为担心叔叔而感到不安，奥德利先生，我可以让您放心。完全没有理由担心。如果他的病情有任何严重之处，我早就拍电报请家族医生了。”

“我相信您一定会尽职尽责的，先生，”罗伯特庄重地回答，“但我不是要谈论我叔叔。我想就另一个人向您提几个问题。”

“是吗。”

“那位曾经在您府上以露西·格雷厄姆小姐身份生活的人；那位现在成为奥德利夫人的人。”

道森先生抬起头，平静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请原谅，奥德利先生，”他回答，“您很难指望我在没有迈克尔爵士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回答任何关于他妻子的问题。我想不出有什么动机促使您问这些问题——至少没有正当的动机。”他严厉地看着年轻人，仿佛在说：“您一定是爱上了叔叔那位漂亮的妻子，先生，你想让我做你们那场背信弃义的调情中的中间人；但这行不通，先生，这行不通。”

“作为格雷厄姆小姐时，我一直尊重这位女士，先生，”他接着说，“而作为奥德利夫人，我更是双倍地敬重她——并非因为她身份的改变，而是因为她是基督教世界中最伟大的人之一的妻子。”

“您对叔叔或叔叔名誉的尊重，绝不会比我更真诚，”罗伯特回答，“我问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动机；而且您必须回答。”

“必须！”道森先生愤慨地重复道。

“是的，您是我叔叔的朋友。正是由于在您府上，他才遇见了现在成为他妻子的女人。我相信她自称是孤儿，并以她的身世博得了他的怜悯与爱慕。她告诉他，她在世上孑然一身，不是吗？——没有朋友或亲属。这就是我所能了解到的关于她过去的一切。”

“您有什么理由想了解更多？”外科医生问。

“一个非常可怕的理由，”罗伯特·奥德利回答，“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与那些令我生活苦不堪言的怀疑和猜忌作斗争。它们与日俱增；我无法用那种人们试图用世俗诡辩和浅薄论点来欺骗自己、从而不去相信那件他们最恐惧之事的方法来平息这些怀疑。我不认为这个冠着我叔叔姓氏的女人，配得上做他的妻子。也许我错怪了她。愿上帝保佑情况确实如此。但如果我错了，那致命的间接证据链，也从未如此紧密地束缚在一个无辜者身上。我希望消除我的疑虑，或者——或者证实我的恐惧。我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必须从今晚起，仔细而精确地追溯我叔叔妻子的生活，回溯到六年前。今天是五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我想知道她从今晚到五十三年二月间生活中的每一条记录。”

“那么您的动机是正当的吗？”

“是的，我想洗清她身上那非常可怕的嫌疑。”

“这嫌疑仅仅存在于您的脑海中吗？”

“以及另外一个人的脑海中。”

“我可以问那个人是谁吗？”

“不，道森先生，”罗伯特决绝地回答，“我不能透露比我刚才告诉您的更多内容。在大多数事情上，我是一个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人。但在这件事上，我被迫做出决定。我重申一遍，我必须了解露西·格雷厄姆的生活史。如果您拒绝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我，我会找到其他人帮我。哪怕这会变得令人痛苦，我宁愿直接向我叔叔询问您所隐瞒的信息，也不愿在调查的第一步就受挫。”

道森先生沉默了许久。

“我无法表达您让我感到多么震惊和惊恐，奥德利先生，”他说，“关于奥德利夫人的过去，我知道的太少，以至于拒绝提供我所掌握的那点微薄信息显得过于固执了。我一直认为您叔叔的妻子是最和蔼的女性之一。我无法让自己产生其他想法。如果我被迫产生其他想法，那将是我人生中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的崩塌。您想从当前时刻起，回溯到五十三年吗？”

“是的。”

“她是在前年六月，也就是五十七年的仲夏与您叔叔结婚的。她在寒舍生活了十三个月多一点。她是五十六年五月十四日进入我家的。”

“她来到您这里时——”

“是从布朗普顿的一所学校，由一位名叫文森特的女士经营的学校。正是文森特夫人强力的推荐，促使我没有更详细地了解她的背景，就接纳了格雷厄姆小姐进我的家门。”

“您见过这位文森特夫人吗？”

“没有。我登报征求家庭教师，格雷厄姆小姐回应了我的广告。在信中，她推荐我咨询文森特夫人，那是她当时作为初级教师所在的学校的负责人。我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所以我很高兴免去了从奥德利去伦敦花上一天时间询问这位小姐资格的必要。我在黄页上查到了文森特夫人的名字，找到了地址，认定她是一位负责任的人，就写信给她。她的回复非常令人满意；——露西·格雷厄姆小姐工作勤奋、认真负责，且完全胜任我提供的职位。我接受了这一证明，且从未因为这可能是轻率的行为而感到后悔。现在，奥德利先生，我已经把我所能告诉您的全部都告诉您了。”

“您能好心给我这位文森特夫人的地址吗？”罗伯特一边说，一边拿出记事本。

“当然；她当时住在布朗普顿新月别墅9号。”

“啊，确实如此，”奥德利先生喃喃自语，当外科医生说到这里时，去年九月的记忆突然闪现。

“新月别墅——是的，我从奥德利夫人本人那里听说过这个地址。去年九月初，这位文森特夫人给叔叔的妻子发过电报。她病了——我想是病危——并派人找夫人；但她已经搬离了旧居，没能被找到。”

“真的吗！我从未听奥德利夫人提及此事。”

“也许吧。那是发生在我下乡期间。谢谢您，道森先生，感谢您如此善良而诚实地提供信息。这让我在夫人的生活记录上向前推进了两年半；但在我能洗清她那可怕的嫌疑之前，我依然有三年的空白需要填补。晚安。”

罗伯特与外科医生握手，回到了叔叔的房间。他离开大约有一刻钟了。准男爵再次陷入沉睡，夫人那双充满爱意的手垂下了沉重的窗帘，并遮住了床边的灯。艾丽西亚和她父亲的妻子正在奥德利夫人的闺房里喝茶，那房间就在罗伯特和道森先生刚才坐着的前厅隔壁。

露西·奥德利从她摆弄那套易碎瓷杯的工作中抬起头来，带着几分焦虑注视着罗伯特，看着他轻手轻脚地走到他叔叔的房间，又走回闺房。她坐在那组优雅、精致的蛋白石瓷器和闪闪发光的银器后面，看起来美丽而天真。无疑，一位美丽的女性在沏茶时最是动人。这一最女性化、最居家琐碎的劳动，为她的一举一动赋予了和谐的魔力，为她的每一次回眸增添了迷人的魅力。沸水冲泡那些只有她才知晓秘方的草药，升腾起阵阵缥缈的雾气，将她笼罩在芬芳的云雾之中，透过这层薄雾，她宛若一位社交仙子，正用“火药茶”和“红茶”施展着魔力。在茶桌前，她是拥有绝对统治权的至尊，令人不可亵渎。男人们又怎会懂得这神秘饮品的奥妙？读读可怜的赫兹利特是如何泡茶的吧，那简直是令人战栗的粗鄙野蛮。那些可怜的家伙们试图协助这位茶盘前的女巫首领时，动作是多么笨拙；他们握着水壶的样子是多么绝望；他们是多么频繁地让那脆弱的杯碟，或是女祭司那纤细的玉手陷入险境。废除茶桌，就是剥夺了女性合法的领地。让几个笨手笨脚的男人在宾客间穿梭，分发着在管家室调配好的混合液体，这是将最富社交性、最友好的仪式降格为一种正式的配给发放。女性手中优雅把持的茶杯茶碟所散发出的迷人影响力，远胜过所有从不情愿的男性手中夺取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权力。试想一下，如果全英国的女性都提升到男性智力的层次，高出克里诺林裙撑之上；超越珠粉和瑞秋·莱维森夫人；不再费心于维持美丽；不再热衷于茶桌以及那种连强壮的男人也乐在其中的、尖刻且辛辣的流言蜚语；那么，男性所引领的生活该是多么枯燥、功利而丑陋。

这位夫人绝非心智坚强之人。她白皙手指上那闪烁的星型钻石在茶具间来回穿梭，她将那颗漂亮的小脑袋低垂在那只精美的檀木银饰印度茶罐上，仿佛人生中没有比冲泡红茶更崇高的目标了。

“奥德利先生，您也来陪我们喝杯茶吧？”她手里拿着茶壶，停下来抬头看着站在门口的罗伯特问道。

“有劳了。”

“不过，您还没用晚餐吧？要不要我摇铃叫他们给您拿点比饼干和透明面包黄油更顶饱的东西？”

“不必了，谢谢您，奥德利夫人。我在离开伦敦前吃过午餐了。除了这杯茶，我什么都不需要。”

他在小桌旁坐下，隔着桌子看向他的表妹艾丽西亚，她膝上放着一本书，一副完全沉浸其中的样子。那白皙脸庞上明亮的红晕已经消退，而这位年轻小姐言谈举止间的活力也受到了压抑——罗伯特想，这无疑是因为她父亲病情的缘故。

“艾丽西亚，我亲爱的，”大律师在从容地端详了表妹一番后说道，“你看起来气色不好。”

奥德利小姐耸了耸肩，却没屈尊从书本上抬起眼睛。

“也许吧，”她轻蔑地回答。“那又有什么关系？我正变成你那一派的哲学家了，罗伯特·奥德利。那有什么关系呢？谁会在乎我身体好坏？”

“她真是个火药桶，”大律师心想。他总是知道，当表妹叫他“罗伯特·奥德利”时，她就是在生他的气。

“你没必要因为一个人问你一句客气话就冲他发火，艾丽西亚，”他责备道。“至于没人关心你的健康，那是胡说八道。我就很关心。”奥德利小姐露出明媚的笑容抬头看向他。“哈里·托尔斯爵士也关心。”奥德利小姐皱着眉又看起了书。

“你在读什么呢，艾丽西亚？”罗伯特在沉默片刻后问道，期间他一直在沉思着搅拌着茶水。

“《变迁与机遇》。”

“是一部小说吗？”

“是的。”

“是谁写的？”

“《愚行与过失》的作者，”艾丽西亚回答，依然沉迷于膝上的浪漫读物中。

“好看吗？”

奥德利小姐撇了撇嘴，耸了耸肩。

“不算特别好看，”她说。

“那么我认为，当你的亲表哥坐在你对面时，你读它是不是有些失礼，”奥德利先生严肃地观察道，“尤其考虑到他只是来匆匆探望你，明天一早就得走。”

“明天一早！”夫人突然抬起头惊呼道。

尽管露西·奥德利脸上的喜色如夏日天空中的闪电般短暂，却并未逃过罗伯特的眼睛。

“是的，”他说，“我明天必须回伦敦处理些公务，但如果您允许的话，奥德利夫人，我后天会回来，并一直留在这里，直到我叔叔康复为止。”

“但您对他的病情并不感到特别担心，对吧？”夫人焦虑地问道。

“您不觉得他病得很重吗？”

“不，”罗伯特回答，“感谢上帝，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感到忧虑。”

夫人沉默了片刻，看着空茶杯，面容露出一种美丽的沉思——那是一种如冥想中的孩童般天真严肃的神情。

“可是刚才您和道森先生在书房关起门来谈了那么久，”在那阵短暂的沉默后她说道。“你们谈话的时间之长让我非常担心。你们一直在谈论迈克尔爵士吗？”

“不，并非一直都在谈。”

夫人再次低头看向茶杯。

“那么，您和道森先生之间到底有什么可说的呢？”在又一阵沉默后她问道。“你们几乎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假如道森先生想向我咨询一些法律事务呢？”

“是那件事吗？”奥德利夫人急切地喊道。

“如果真是那样，告诉您就太不专业了，夫人，”罗伯特严肃地回答。

夫人咬了咬嘴唇，陷入了沉默。艾丽西亚放下书，注视着表哥那心不在焉的脸庞。他偶尔会和她交谈几分钟，但显然，从沉思中抽离出来对他来说是一种努力。

“我说真的，罗伯特·奥德利，你真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同伴，”艾丽西亚终于惊呼道，她那本就不多的耐心在几次毫无结果的对话尝试后彻底耗尽了。“也许下次你再来庄园时，请务必把你那颗心也带上。从你现在这副毫无生气的样子看，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把那点可怜的智力落在哪儿了。你从来就不是个活泼的人，但最近你真的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我想你一定是谈恋爱了，奥德利先生，正想着你那位尊贵的爱人吧。”

他想的是克拉拉·塔尔博伊斯那张抬起的脸，那张脸因难以言表的悲痛而显得崇高；她那深情的话语依然清晰地在他耳边回响，如同刚说出口一般。他再次看到她用那双明亮的棕色眼睛注视着他。再次听到那个庄严的问题：“是你还是我能找到我哥哥的凶手？”而他身处埃塞克斯，就在那个他坚信乔治·塔尔博伊斯从未离开过的小村庄里。他正站在他朋友生命记录戛然而止的地方，就像读者合上书本时故事结尾那样突兀。他现在能退出他所卷入的这场调查吗？他现在能停下来吗？为了任何代价？不，一千个不！当那张充满悲伤的面孔印在他脑海中时，不能；当那恳切的呼吁声在他耳边回荡时，不能。

第二十六章。

到此为止，绝不再前。

罗伯特第二天一早乘火车离开了奥德利，九点多一点到达肖尔迪奇。他没有回自己的寓所，而是叫了一辆出租车，径直驶往西布朗普顿的新月别墅。他知道自己像几个月前的叔叔一样，不可能在这地址找到他要去寻找的那位女士，但他认为，尽管迈克尔爵士尝试失败了，他还是有可能获得一些关于这位女教师新住处的线索。

“根据那封电报，文森特夫人当时已经垂危，”罗伯特心想。“如果我能找到她，至少能弄清楚那封电报到底是否真实。”

他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新月别墅。房子很大，但半掩埋在周围砖头和砂浆的混乱之中。新的排屋、街道、广场向四面八方延伸，汇入无望的石块和灰泥建筑群中。道路上铺满了潮湿的黏土，黏住了出租车的轮子，没过了马的踝关节。那种荒凉——一种弥漫在新建且未完工街区中的、令人不安的未完成感和不适感——已经给周围围绕着新月别墅而兴起的街道打上了凄凉的烙印；罗伯特看着手表浪费了四十分钟，而按车夫的计时则是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在那些无人居住的街道和排屋间穿行，试图找到那些别墅；它们的烟囱在处女地灰泥的树林中，在时光或烟尘尚未触及的地方，正黑黢黢地、古老地向他投来阴沉的目光。

终于抵达目的地后，奥德利先生下了车，指示车夫在某个街角等他，便开始了发现之旅。

“如果我是一位杰出的王室法律顾问，我就没法做这种事了，”他想，“我的时间价值每分钟大约一个几尼，我会被聘请去处理今天就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由陪审团审理的霍格诉博格大案。既然如此，我可以负担得起耐心。”

他在道森先生给他的那个号码询问文森特夫人。开门的女仆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在去询问女主人的意见后，她回来告诉罗伯特，文森特夫人确实住过这里，但在现任房主搬进来的两个月前就搬走了，“而女主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五个月了，”女孩强调道。

“但你不知道她搬走后去了哪里吗？”罗伯特沮丧地问。

“不知道，先生；女主人说她相信那位女士破产了，她是匆忙离开的，而且不想让邻居知道她的地址。”

奥德利先生感到自己再次陷入了僵局。如果文森特夫人是因为债务离开的，她无疑会极其小心地隐瞒自己的行踪。那么，从商贩那里打听她的住处就几乎没有希望了；但另一方面，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说不定她那些最尖酸的债主会费尽心思去发现这位违约者的藏身之所。

他环顾四周寻找最近的商店，在新月别墅几步之外发现了面包店、文具店和水果店。三家看起来空荡荡的、矫揉造作的店面，有着平板玻璃橱窗，透着一股无可救药的绅士气派。

他在面包店前停下，面包店自称是糕点店和糖果店，橱窗里展示着玻璃罐中石化的海绵蛋糕，以及一些覆盖着绿纱、釉面光亮的馅饼。

“她一定买过面包，”罗伯特在店前权衡时心想，“而且很可能就在最方便的地方买。我试试这家面包店。”

面包店主站在柜台后面，正和一个衣着寒酸的年轻女子争论账单上的项目。他没理会罗伯特·奥德利，直到结算了那笔账，他才抬头询问这位大律师想买什么。

“你能告诉我一位住在新月别墅9号的文森特夫人的地址吗，她一年半前住在那儿？”奥德利先生温和地问道。

“不能，”面包店主回答，脸色变得通红，声音大得没必要，“而且更糟的是，我希望能找到。那位女士欠我超过十一英镑的面包钱，这损失我可承担不起。如果谁能告诉我她住哪儿，我得感激不尽。”

罗伯特·奥德利耸了耸肩，祝那人早上好。他感到找到这位女士的住处比预想的要麻烦得多。他本可以查查邮局目录，但他认为，一个与债主关系如此恶劣的女士，大概不会给他们提供如此容易查到住处的方法。

“如果连面包师都找不到她，我又能怎么找到呢？”他绝望地想。“如果像面包师这样果断、乐观、积极且精力充沛的人都失败了，像我这种懒散的家伙怎么可能成功呢？如果面包师都失败了，我还要尝试，那该是多么荒唐的愚蠢。”

奥德利先生陷入了这些阴郁的沉思中，缓缓向他留下出租车的路口走去。在面包店和那个街角之间，他被身边传来的一阵脚步声和一位女性的求救声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发现自己面对着刚才在店里结算账单的那位衣着寒酸的女人。

“呃，怎么了？”他茫然地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夫人？文森特夫人也欠您的钱吗？”

“是的，先生，”那个女人回答，带着一种与她那寒酸装束相称的半绅士派头。“文森特夫人确实欠我的债；但不是为了这个，先生。我——我只是想知道，您找她到底有什么事——因为——因为——”

“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给我她的地址，夫人。这就是您想说的，对吗？”

那个女人犹豫了一下，有些怀疑地看着罗伯特。

“您不是和那些——那些分期付款追债的有关吧，先生？”在审视了奥德利先生的仪表一番后，她问道。

“什么，夫人？”年轻的大律师目瞪口呆地盯着问话人。

“我真是太抱歉了，先生，”那个小个子女人看到自己犯了个可怕的错误，惊呼道。“我以为您可能是呢，您知道。那些给分期付款商店收账的绅士们穿着总是很讲究；而且我知道文森特夫人欠了一大笔钱。”

罗伯特·奥德利把手放在对方的胳膊上。

“我亲爱的夫人，”他说，“我不想了解文森特夫人的任何私事。我不仅与您所说的那个什么分期付款生意毫无关系，甚至完全不知道您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您指的可能是政治阴谋；也可能是某种新税种。不管她欠那个可怕的面包师多少钱，她都不欠我一分钱。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她；但我今天想见她，目的仅仅是想向她询问几个关于曾经住在她家的一位年轻女士的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您知道文森特夫人住在哪里，并能把地址告诉我，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他掏出名片夹，递给那个女人一张名片，女人在开口前焦虑地检查了那张卡片。

“我相信您说话的样子确实像位绅士，先生，”片刻沉默后她说道，“希望您能原谅我刚才的防备心；可怜的文森特夫人遭遇了可怕的困难，我是这附近唯一一个她信任并告诉地址的人。我是一名裁缝，先生，我为她工作了六年多，虽然她不按时付钱，您知道的，先生，但她偶尔会给我一点钱作为抵扣，我就这么勉强过活。那我能告诉您她住哪儿了吗，先生？您没有骗我吧？”

“以我的名誉担保，没有。”

“那好吧，先生，”裁缝压低声音说，仿佛觉得脚下的路面或身旁的铁栏杆都有耳朵在听她说话，“是在佩克汉姆格罗夫的阿卡西亚小屋。我昨天才去给文森特夫人送了一件衣服。”

“谢谢，”罗伯特说，将地址记在笔记本上。“我非常感激您，您可以放心，文森特夫人绝不会因为我而受到任何困扰。”

他举起帽子，向那位小裁缝鞠了一躬，转身走向出租车。

“无论如何，我还是胜过了那个面包师，”他想。“现在进入第二阶段，去追溯这位夫人的往事。”

从布朗普顿到佩克汉姆路的行程非常长，在新月别墅和阿卡西亚小屋之间，罗伯特·奥德利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反思。他想到了在奥德利庄园橡木房间里虚弱生病的叔叔。他想到了那双注视着迈克尔爵士睡眠的美丽蓝色眼睛；那双在他清醒时照料他的柔软、白皙的手；那轻柔动听的声音抚慰着他的孤独，鼓励并安慰着他那日渐衰老的岁月。如果他能一无所知地审视这一切，只看到别人看到的东西，只看到一个陌生人能看到的表面，那该是一幅多么宜人的画面。但带着他所预见的笼罩其上的阴云，这一切显得多么像一场滑稽的模仿，多么像一场恶魔般的幻觉。

佩克汉姆格罗夫——在夏日里本是很怡人的——在一个阴沉的二月天里显得相当凄凉，树木光秃秃的，小花园一片荒芜。阿卡西亚小屋与其名字的寓意相去甚远，它用灰泥墙面朝着公路，仅有两棵瘦削的白杨树作为遮挡。但门柱上一块小小的黄铜牌显示它确实是“阿卡西亚小屋”，这对视力敏锐的出租车司机来说已经足够了，他把奥德利先生放在了小门前的人行道上。

阿卡西亚小屋在社会地位上要比新月别墅低得多，而那位来到低矮木门前与奥德利先生交涉的小女仆，显然很习惯于在同样的脆弱路障后面面对无情的债主。

她低声嘟囔着关于女主人行踪不明的陈词滥调，告诉罗伯特，如果他能说明姓名和来意，她就去看看文森特夫人是否在家。

奥德利先生掏出一张名片，在他名字下方用铅笔写道：“已故格雷厄姆小姐的一位亲戚”。

他指示小仆人把名片送给女主人，便静静等待结果。

大约五分钟后，女仆带着门钥匙回来了。她告诉罗伯特，她女主人在家，并且很乐意接见这位先生。

罗伯特被引入的那间方形客厅，在每一件饰物、每一件家具上都刻着那种最令人不安的贫困印记，因为它从不稳定。那个工匠如果用半打藤椅、一张彭布罗克桌、一座荷兰钟、一面小镜子、一对陶制牧羊人牧羊女以及一套花哨的日本漆铁茶盘来布置他那小小的客厅，会尽量利用他有限的财产，通常也能设法从中获得某种程度的舒适；但那些失去了被迫放弃的豪宅中的精美家具，而带着买下的破烂剩余物——由某位仁慈的朋友在变卖财产时买回——挤在更小住处的女士，则带有一种矫揉造作的荒凉和庸俗的苦难，这种贫困所呈现的悲惨面貌在其他任何形式中都难以比拟。

罗伯特·奥德利所审视的这间屋子，陈设着从新月别墅那位轻率的女教师破产后的废墟中搜罗来的破烂残余。一台小屋钢琴、一个比房间大了六号的餐具柜，其镀金装饰因破碎而显出一种阴惨的华丽；一张细腿牌桌被摆在显眼的位置，构成了房间里的主要家具。一块磨损的布鲁塞尔地毯覆盖在房间中央，在破旧的绿色地毯荒漠上形成了一片玫瑰与百合的绿洲。针织窗帘遮挡着窗户，窗内悬挂着金属篮，里面装着些模样恐怖的仙人掌类植物，它们向下生长，仿佛某种精神错乱的植被，那多刺且如蜘蛛般的肢体有着倒立的癖好。

铺着绿呢绒的牌桌上装饰着装帧艳俗的年鉴或美人画册，以直角摆放；但罗伯特·奥德利并没有去理会这些文学消遣。他坐在一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上，耐心地等待着女教师的到来。他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六七个人的嗡嗡私语声，以及一架钢琴弹奏出的《Deh Conte》变奏曲那叮当作响的旋律，那钢琴的每一根琴弦显然都已处于极度衰竭的边缘。

他等了大约一刻钟，门开了，一位浓妆艳抹、脸上带着褪色美人暮年余晖的女士走进了房间。

“奥德利先生，我想是吧。”她说，示意罗伯特重新坐下，自己则坐进他对面的安乐椅里。“我想您会原谅我让您久候了；我的职务——”

“应该道歉的是我，我不请自来打扰了您，”罗伯特礼貌地回答；“但我来访的动机十分严肃，必须以此作为我的借口。您还记得我在名片上写的那位女士的名字吗？”

“记得，非常清楚。”

“我可以请教您，在那位女士离开您的住所后，您对她的经历了解多少吗？”

“所知甚少。事实上，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据我所知，格雷厄姆小姐在埃塞克斯的一位外科医生家中谋得了一份职位。事实上，还是我向那位先生推荐的她。她离开我之后，我就再没收到过她的消息。”

“但您和她有过联络吗？”罗伯特急切地问道。

“没有，确实没有。”

奥德利先生沉默了片刻，忧郁思绪的阴影在他脸上浓重地聚集。

“我可以问一下，您是否在去年九月初给格雷厄姆小姐发过电报，声称您病危，并希望见她一面吗？”

文森特夫人对访客的问题报以微笑。

“我没有理由发那样的电报，”她说；“我这辈子从未患过重病。”

罗伯特·奥德利在提出更多问题前停顿了一下，在笔记本上潦草地记下几个字。

“如果我向您询问一些关于露西·格雷厄姆小姐的直接问题，夫人，”他说，“您是否愿意不问我调查的动机，而直接回答我？”

“当然愿意，”文森特夫人答道。“我对格雷厄姆小姐并无成见，也没有理由把我所知的那一点点情况搞得神神秘秘。”

“那么，请您告诉我，这位年轻女士最初是什么时候来到您这里的？”

文森特夫人微笑着摇了摇头。她有着美丽的笑容——那是一种曾受人仰慕、且长期以来确信自己取悦他人能力而从未被任何世俗不幸彻底征服过的女人的坦率微笑。

“奥德利先生，问我这个问题一点用也没有，”她说。“我是世界上最粗心的人；我从来记不住日期，也记不住，尽管我竭尽全力让我的学生们明白，为了她们未来的福祉，记住威廉征服者是什么时候开始统治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多么重要。但我对格雷厄姆小姐是什么时候来我这儿的毫无头绪，尽管我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那正是我有桃色丝绸裙的那个夏天。不过我们得去问问通克斯（Tonks）——通克斯准没错。”

罗伯特·奥德利好奇通克斯是什么人，或许是一本日记，又或许是一本备忘录——某种莱特索姆（Letsome）的无名竞争者。

文森特夫人按了铃，刚才领罗伯特进来的女仆应声而入。

“叫通克斯小姐来见我，”她说。“我特别想见她。”

不到五分钟，通克斯小姐现身了。她面容萧瑟，颇有几分冻伤之感，那件阴郁的美利奴羊毛裙褶皱中似乎带入了寒气。她年纪不详，看起来仿佛从未年轻过，也永远不会老去，只会像某种为教导少女而生的自动喂料机一样，永远在狭窄的轨道上反复运作。

“通克斯，亲爱的，”文森特夫人毫无客套地说道，“这位先生是格雷厄姆小姐的一位亲戚。你还记得她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新月别墅的吗？”

“她是1854年8月来的，”通克斯小姐回答；“我想是8月18日，但我不能完全确定是不是17日。我记得那是个星期二。”

“谢谢你，通克斯；你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宝贝，”文森特夫人露出最甜美的笑容说道。或许正是因为通克斯小姐这种不可多得的服务，她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没从雇主那里领到过一分钱酬劳。文森特夫人或许是因为对那点微薄薪水相对于教师功绩的蔑视，而迟迟未付。

“通克斯或者我还能为您提供什么信息吗，奥德利先生？”女教师问道。“通克斯的记性比我好得多。”

“能告诉我格雷厄姆小姐在进入您家中之前是从哪儿来的吗？”罗伯特询问道。

“不太清楚，”文森特夫人回答。“我模糊地记得格雷厄姆小姐提到过从海边来，但她没说具体哪里，或者即便说了，我也给忘了。通克斯，格雷厄姆小姐有没有告诉你她从哪儿来？”

“哦，没有！”通克斯小姐冷冷地摇着她那阴沉的小脑袋答道。“格雷厄姆小姐什么也没告诉我；她精明得很。尽管她那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和那头卷发总是迷惑人，她却知道如何守住自己的秘密，”通克斯小姐刻薄地补充道。

“你认为她有秘密？”罗伯特相当急切地问道。

“我知道她有，”通克斯小姐以寒意十足的决断力回答；“全是各种各样的秘密。若非如此，我就不会在没有任何人的一字推荐信的情况下，录用这样一个人担任正经学校的初级教师了。”

“那么您没有格雷厄姆小姐的推荐信，对吗？”罗伯特转而问文森特夫人。

“没有，”这位女士有些尴尬地回答；“我免去了那个要求。格雷厄姆小姐放弃了薪酬要求；我便不能不放弃推荐信的要求。她说她和父亲吵架了，想找一个远离所有她认识的人的地方。她希望让自己与那些人完全隔绝。她说，尽管她还年轻，但已经忍受了太多痛苦，她想逃离那些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强求她提供推荐信呢，尤其当我看到她是一位完美的淑女时。通克斯，你知道露西·格雷厄姆是一位完美的淑女，你这样说我没要推荐信就录用她的残酷话语，真是太刻薄了。”

“当人有了偏爱，就容易受骗，”通克斯小姐以冰冷的格言口吻回答，语气与讨论的主题似乎并无明显关联。

“我从没偏爱过她，你这个爱嫉妒的通克斯，”文森特夫人责备道。“我从没说过她比你有用，亲爱的。你知道我从没说过。”

“哦，不！”通克斯小姐带着令人战栗的语调回答，“你从未说过她有用。她只是装饰品；一个拿来向访客炫耀，在客厅钢琴上弹奏幻想曲的人。”

“那么，您无法为我提供关于格雷厄姆小姐过去经历的任何线索吗？”罗伯特问道，目光在女教师和她的助手之间游移。他看得非常清楚，通克斯小姐对露西·格雷厄姆怀有嫉妒的怨恨——一种连岁月流逝都未能治愈的怨恨。

“如果这个女人知道任何不利于我那位夫人的事情，她一定会说出来，”他想。“她会非常乐意说出来的。”

但通克斯小姐似乎什么都不知道；除了格雷厄姆小姐有时自称是一个命途多舛的人，被人类的卑劣所欺骗，是贫困和匮乏所带来的无端苦难的受害者。除此以外，通克斯小姐一无所知；尽管她尽可能地夸大了她所知晓的那点信息，但罗伯特很快就探明了她那点可怜信息的深浅。

“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他最后说道。“那就是：格雷厄姆小姐离开您的机构时，有没有留下书籍、小饰品或任何其他种类的财产？”

“据我所知没有，”文森特夫人回答。

“有，”通克斯小姐尖锐地叫道。“她确实留下了东西。她留下了一个盒子。就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我里面装了一顶旧帽子。你想看看那个盒子吗？”她问罗伯特。

“如果您愿意让我看的话，”他回答，“我非常想看看。”

“我去把它拿下来，”通克斯小姐说。“它不大。”

没等奥德利先生说出任何礼貌的推辞，她就跑出了房间。

“这些女人对彼此真是冷酷，”在教师离开时，他想道。“这个女人凭直觉就知道，我的问题之下潜藏着对另一个人的某种威胁。她嗅到了那个同类女人的麻烦，并以此为乐，为了帮助我，她什么苦都愿意吃。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些女人又是如何亲手将生活从她手中夺走的。海伦·马尔顿、奥德利夫人、克拉拉·塔尔博伊斯，还有现在的通克斯小姐——全都是从头到尾的女人。”

在那位年轻律师沉思于女性的卑劣时，通克斯小姐重新进入了房间。她带着一个破旧的纸糊帽子盒，递给罗伯特检查。

奥德利先生跪下来查看盒子上各处粘贴的铁路标签和地址碎片。它在许多不同的铁路线上被反复碰撞，显然已经长途跋涉过。许多标签已经被撕掉，但其中一些还留有碎片，在一张黄色的纸片上，罗伯特读到了“TURI”几个字母。

“这盒子去过意大利，”他想。“那是都灵（Turin）一词的前四个字母，标签是外国的。”

唯一没有被涂抹或撕掉的地址是最后一张，上面写着：格雷厄姆小姐，前往伦敦。罗伯特仔细观察这个标签，发现它被粘贴在另一个标签之上。

“您能给我一点水和一块海绵吗？”他说。“我想把最上面的这个标签揭下来。请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通克斯小姐跑出房间，立即端着一盆水和一块海绵回来。

“需要我把标签揭下来吗？”她问。

“不，谢谢，”罗伯特冷冷地回答。“我自己能揭得很好。”

他在揭掉纸张边缘前，将上面的标签浸湿了好几次；但在经过两三次小心的尝试后，润湿的表面被揭了下来，没损坏底下的地址。

通克斯小姐伸长脖子试图窥探那个地址，尽管她在努力达成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灵巧，却最终没能读出来。

奥德利先生对底下的标签重复了同样的操作，将其从盒子上揭下，小心翼翼地夹进笔记本的两页空白之间。

“我没必要再打扰两位了，”他做完这些后说道。“非常感谢你们为我提供了所能提供的所有信息。祝你们早安。”

文森特夫人微笑着鞠躬，嘟囔着一些关于她对奥德利先生的来访感到愉悦的客套话。通克斯小姐则更为敏锐，她盯着这位年轻人自揭下盒子上的标签后，脸上那一抹惨白的变色。

罗伯特缓缓离开了阿卡西亚小屋。“如果我今天找到的东西不足以作为陪审团的证据，”他想，“那也足以让我叔叔确信，他娶的是一个工于心计且卑劣的女人。”

第二十七章。 从另一端开始。

罗伯特·奥德利缓缓走过那片叶落尽的树林，在二月阴沉的空气中，在那裸露且无影的树木下，思考着他刚刚得出的发现。

“我口袋里的东西，”他思忖道，“构成了乔治·塔尔博伊斯在《泰晤士报》上读到的那位死亡女人的消息，与如今统治我叔叔府邸的那位夫人之间的连接点。露西·格雷厄姆的故事在文森特夫人的学校门槛前戛然而止。她于1854年8月进入那所机构。女教师和她的助手能告诉我这些，但她们无法告诉我她是从哪里来的。她们无法提供我一丝线索，来揭开她从出生到进入那栋房子之前生活的秘密。在这场对我夫人的过去进行溯源的调查中，我已无法再前进一步。那么，如果我打算履行对克拉拉·塔尔博伊斯的诺言，我该怎么办呢？”

他在心中反复琢磨这个问题，又向前走了几步，脸上笼罩的阴影比冬日渐浓的黄昏还要深沉，心中沉重的忧伤与恐惧交织在一起。

“我的职责足够清晰，”他想——“而且并不因为这一步步的调查将灾难和凄凉带向我所热爱的家园而变得模糊。我必须从另一端开始——我必须从另一端开始，去发掘海伦·塔尔博伊斯从乔治离开那一小时，直到文特诺教堂墓地举行葬礼那天为止的经历。”

奥德利先生拦下一辆出租马车，回到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他在六点前赶回菲格里树庭，写了几行字给塔尔博伊斯小姐，并将信投进了圣马丁大教堂附近的邮局。

“这能为我省下一天时间，”当他带着这封简短的信件赶往邮政总局时，他想道。

他写信给克拉拉·塔尔博伊斯，询问乔治与马尔顿上尉及其女儿相遇的那座海边小镇的名字；因为尽管这两位年轻人关系亲密，罗伯特·奥德利对自己朋友那短暂婚姻生活的细节却知之甚少。

从乔治·塔尔博伊斯在《泰晤士报》上读到妻子死讯的那一刻起，他就刻意避开所有关于那段如此残忍破灭的温情历史、那段如此阴暗地被抹去的熟悉过往的提及。

在那简短的故事中有太多令人痛苦的内容！那段被遗弃的记忆背后隐藏着如此强烈的自责，这对当时在家中等待与守望的她来说一定显得如此残酷！罗伯特·奥德利深谙此理，因此他并不奇怪朋友的沉默。两人默契地避开了那段悲伤的故事，罗伯特对这位校友生命中这一年的不幸历史，就像他们从未在圣殿区那些舒适的办公室里友好共处过一样一无所知。

乔治·塔尔博伊斯在婚后一个月内写给妹妹克拉拉的信上，落款日期是哈罗盖特。因此罗伯特推断，这对年轻夫妇是在哈罗盖特度过的蜜月。

罗伯特·奥德利请求克拉拉·塔尔博伊斯通过电报回答他的问题，以避免在履行他承诺的调查中浪费一天时间。

电报回复在第二天中午之前抵达了菲格里树庭。

那座海边小镇的名字是约克郡的威尔登西（Wildernsea）。

在收到这条信息的不到一小时内，奥德利先生便抵达了国王十字车站，买了前往威尔登西的车票，乘坐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出发的特快列车。

尖啸的火车带他踏上了向北的枯燥旅程，旋风般掠过平坦草地和光秃秃的玉米田，那些田野上隐约透出新芽的浅绿色。这条北方的道路对于这位年轻律师来说既陌生又遥远，冬日风景的广袤让他感到一种荒凉的寒意。调查目的的明确性使他目光所及之处的一切都显得颓败，他漫不经心的瞥视只能无奈地游离；他只能将目光转向心中那幅始终呈现的、更为阴暗的图景。

列车抵达赫尔总站时天已经黑了，但奥德利先生的旅程还未结束。在搬运工和堆积如山的那些杂乱行李中，他昏昏沉沉地被带往另一辆列车，那辆列车将带他沿着掠过威尔登西、延伸至德国洋（北海）边缘的支线前行。

离开赫尔半小时后，罗伯特在吹进车厢窗口的微风中感受到了海水的咸味，一小时后，列车停在了一个建于沙漠之中的凄凉车站，这里只有两三个阴郁的职员，其中一个在列车靠近时，用力摇响了刺耳的铃铛。

奥德利先生是唯一在这个凄凉车站下车的乘客。火车在律师还没来得及收拾思绪或捡起那个在行李堆中费尽周折才找到的皮箱前，就疾驰向更繁华的地方而去，而皮箱旁仅有一盏灯笼照明。

“不知道在美国蛮荒之地定居的人，是否和我今晚一样感到孤独和陌生？”当他在黑暗中茫然四顾时，他想道。

他叫住其中一名职员，指向他的皮箱。

“你能把它帮我带到最近的酒店吗？”他问——“也就是说，如果那儿有不错的床位的话。”

那人扛起皮箱时笑了笑。

“如果您需要的话，先生，我想您可以得到三十个床位，”他说。“在这一年的这个时候，威尔登西的生意可不太忙。这边请，先生。”

搬运工打开了车站墙上的一扇木门，罗伯特·奥德利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宽阔平整的草坪上，周围环绕着一座巨大的方形建筑，在冬夜中显得阴森沉重，那漆黑的结构只有两扇相隔甚远的窗户透着光，像黑暗中的灯塔一样散发着暗红色的微光。

“这就是维多利亚酒店，先生，”搬运工说。“您肯定不信我们在夏天这里有多少游客。”

面对着那光秃秃的草坪、无人问津的木制凉亭和酒店漆黑的窗户，确实很难想象这里在灿烂的夏日会有欢声笑语，但罗伯特·奥德利表示愿意相信搬运工所说的一切，并顺从地跟随着向导来到大酒店侧面的一扇小门前，那里通往一个舒适的吧台，夏季低层访客可以在这里得到他们愿意付费的茶点，而无需经过正门那几个衣冠楚楚的白背心服务生的守卫。

但在凛冽的二月，酒店留下的服务人员很少，是店主本人将罗伯特领进了一间摆满抛光桃花心木桌子和马毛垫椅子的凄凉大厅，他称之为咖啡室。

奥德利先生在宽大的钢制火炉旁坐下，将因久坐而僵硬的双腿伸向火炉，而店主将拨火棍插进堆积如山的煤堆，让红火的火苗沿着烟囱呼啸而上。

“如果您想要一个包间，先生——”店主开口道。

“不用了，谢谢，”罗伯特冷淡地说道；“这间屋子现在已经足够清静了。如果你能为我点一份羊排，再来一品脱雪利酒，我将不胜感激。”

“没问题，先生。”

“而且，如果你能在上菜前拨冗与我交谈几分钟，我会更加感激。”

“非常荣幸，先生，”店主和蔼地回答。“在这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客人极少，所以我们非常乐意为光顾这里的绅士提供服务。关于威尔登西（Wildernsea）及其景点的任何信息，”店主补充道，他不自觉地引用了他在吧台兜售的一本关于该疗养地的小手册，“我都非常乐意……”

“但我并不想了解关于威尔登西周边的事，”罗伯特打断了店主的话，对他那喋喋不休的言谈做出了轻微的抗议。“我想向你打听一些曾经住在这里的人的情况。”

店主鞠了一躬，脸上挂着微笑，那神情仿佛在暗示，如果奥德利先生有要求，他随时准备背诵出这小海港所有居民的传记。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罗伯特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问道。“如果我记录下你的回答，你会介意吗？”

“一点也不，先生，”店主回答道，他那副因这种郑重其事而油然而生的自大感让他感到十分受用。“我所能提供的任何信息，如果是终究有价值的……”

“是的，谢谢，”罗伯特喃喃道，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你在这里住了——”

“六年了，先生。”

“是从五十三年算起吗？”

“是从五十二年十一月算起，先生。在此之前，我在赫尔做生意。这栋房子在我搬进来之前的那个十月才刚刚完工。”

“你记得当时有一位海军中尉吗，我想当时他是领半薪的，名字叫马尔顿（Maldon）？”

“马尔顿船长（Captain Maldon）吗，先生？”

“对，通常被称为马尔顿船长。我看你是记得他的。”

“记得，先生。马尔顿船长是我们最好的顾客之一。他过去常在现在这间屋子里消磨夜晚，尽管那时候墙壁还很潮湿，我们在那之后的近一年里都没法给这地方贴墙纸。他的女儿在五十二年的圣诞节，嫁给了一位随团驻扎到这里的年轻军官。他们就在这里结了婚，先生，然后在欧洲大陆旅行了六个月，后来又回到了这里。但那位绅士在孩子出生后一两周，就逃去了澳大利亚，撇下了那位女士。这件事在威尔登西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先生，那位夫人……夫人……我忘了名字了……”

“塔尔博伊斯夫人（Mrs. Talboys），”罗伯特提示道。

“没错，先生，塔尔博伊斯夫人。威尔登西的父老乡亲们非常同情塔尔博伊斯夫人，先生，我正想说，因为她非常漂亮，而且举止优雅动人，在认识她的人中很受欢迎。”

“你能告诉我马尔顿先生和他的女儿在塔尔博伊斯先生离开后，在威尔登西还住了多久吗？”罗伯特问。

“嗯……这个嘛，先生，”店主思索了片刻后回答。“我没法说出确切的时间。我知道马尔顿先生曾坐在这间客厅里，向人们诉说他的女儿受了多大的委屈，以及他如何被一个他曾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所欺骗；但我说不上他在离开威尔登西前究竟待了多久。不过巴坎夫人（Mrs. Barkamb）或许能告诉你，先生，”店主轻快地补充道。

“巴坎夫人。”

“是的，巴坎夫人是北小屋（North Cottages）17号的房主，也就是马尔顿先生和他女儿住过的那栋房子。她是一位和蔼、谈吐文明、有慈母风范的女士，先生，我相信她会告诉你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

“谢谢，我明天会去拜访巴坎夫人。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见到塔尔博伊斯夫人，你还能认出她来吗？”

“当然可以，先生。就像我肯定能认出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罗伯特·奥德利把巴坎夫人的地址记在笔记本里，吃完了他的单人晚餐，喝了几杯雪利酒，抽了一支雪茄，然后退回到为他生好火的那间屋子里。

他很快就睡着了，因为这两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而精疲力竭；但他的睡眠并不深沉，他听得见沙地荒原上风的哀号，以及平缓的海岸线上长波单调的拍打声。这些凄凉的声响与他那令人沮丧的旅程所引发的忧郁思绪交织在一起，在他的梦境混沌中不断重现，化作了一些在世间从未发生过、也绝不可能发生的景象，却又与做梦者所记得的真实事件有着模糊的联系。

在那些烦扰的梦境中，他看见奥德利庄园从埃塞克斯郡翠绿的牧场和阴翳的树篱中被连根拔起，孤零零地立在那荒凉的北方海岸上，受着汹涌海潮快速上涨的威胁，那海浪仿佛正汇聚起来，要倾覆并压碎他所热爱的房子。随着狂奔的波涛越来越靠近那座巍峨的宅邸，做梦者看见一张苍白、如星辰般的脸从银色的泡沫中探出，他意识到那是我的夫人，她化身为一条美人鱼，正招手引诱他的叔叔走向毁灭。在升腾的海潮之外，大片大片黑如墨汁、浓如永夜的云团压在做梦者的眼中；但当他凝视那惨淡的地平线时，风暴云缓缓裂开，从黑暗的一道狭缝中，一束光射向了那狰狞的海浪，海浪缓缓地、非常缓慢地退去，让那座老宅安全地、稳稳地根植于海岸之上。

罗伯特从这个梦中惊醒，梦境的记忆盘旋在脑海中，心中有一种生理上的解脱感，仿佛整个晚上一直压迫着他的重担从胸口被移开了。

他又睡着了，直到明媚的冬日阳光照在窗帘上，房门外女仆尖细的声音宣布已经八点半了。不到十点，他便离开了维多利亚酒店，沿着面对大海的一排毫无阴影的房子前那条冷清的月台走去。

这一排坚硬、毫不妥协的方形建筑延伸到了小港口，港口里停泊着两三艘商船和几艘运煤船。港口之外，在冬日的地平线上灰蒙蒙、冷冰冰地矗立着一座阴郁的兵营，它与威尔登西的房子之间隔着一条狭窄的溪流，上面横跨着一座铁制的吊桥。哨兵穿着猩红色的外套，在兵营墙外两门相隔甚远的加农炮之间来回走动，这是灰石建筑与铅色大海那中性色调画面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港口的一侧，一条长长的石码头远远地伸进大海那残酷的寂寞中，仿佛是专门为某个现代的泰门（Timon）修建的，他厌世到连威尔登西的孤独都无法满足，一心只想离同类更远些。

正是那个码头，乔治·塔尔博伊斯在仲夏灼热的阳光下，伴随着乐队喧闹的音乐，第一次遇见了他的妻子。也正是那里，年轻的少尉第一次屈服于那甜蜜的幻觉，那场对他后来人生造成如此阴暗影响的致命痴迷。

罗伯特凶狠地看着这个孤独的疗养地——这寒酸的海港。

“正是这样的地方，”他心想，“毁掉了一个强壮的人。他来到这里，心无挂碍、快快乐乐，对于女人的了解仅限于花展或舞会上所见；对于这种生物的认识，并不比他了解远方的卫星或遥远的行星更多；他模糊地以为她就是一个穿着粉色或蓝色薄纱、飞速旋转的陀螺，或者是一个展示裁缝手艺的优雅自动装置。他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整个宇宙突然缩减到了六英亩左右；宏大的造物图景被塞进了一个礼帽盒里。那些他曾见过的、漂浮在身边、美丽而模糊的遥远生物被带到了他的鼻尖下；还没等他从困惑中回过神来，嘿，变戏法开始了；魔法圈把他围住了！咒语生效了，整个巫术公式全力运转，受害者就像东方故事里那个双腿变成大理石的王子一样，无力逃脱。”

罗伯特·奥德利一边这样沉思，一边到达了据说住着巴坎夫人的房子。一位古板的老仆人立刻让他进了门，领他走进了一间和她本人一样古板、陈旧的起居室。巴坎夫人是一位大约六十岁的安详主妇，正坐在火炉前，炉中那点明亮的火焰在闪闪发光的炉栅里跳动。一只上了年纪的梗犬，那黑褐色的毛发上已布满银灰，正安详地卧在巴坎夫人的膝头。这间静谧起居室里的每一件物品都带着一种古旧的气息，透着那种外在安宁所证明的简约舒适与严谨。

“我倒想住在这里，”罗伯特心想，“看着灰色的海在大灰色的天空下，缓慢地卷过灰色的沙滩。我倒想住在这里，拨弄着我的念珠，忏悔并安歇。”

他接受了那位女士的邀请，在巴坎夫人对面的扶手椅上坐下，把帽子放在地上。那只年老的梗犬从主人的膝头下来，对着这顶帽子吠叫并表现出不满。

“我想，你是希望能租一间——安静点，达什（Dash）——租一间小屋吧，”巴坎夫人建议道，她的思维沿着一条狭窄的轨道运行，过去二十年里的生活就是不停地出租房屋。

罗伯特·奥德利说明了他来访的目的。

“我来是为了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在最后说道，“我想弄清塔尔博伊斯夫人离开威尔登西的确切日期。维多利亚酒店的店主告诉我，你是最有可能提供这项信息的人。”

巴坎夫人思索了片刻。

“我可以给你马尔顿船长离开的日期，”她说，“因为他离开17号时还欠我不少债，所有的账目我都留着黑纸白字的记录；但关于塔尔博伊斯夫人——”

巴坎夫人在继续往下说之前停顿了片刻。

“你知道塔尔博伊斯夫人走得比较匆忙吗？”她问道。

“我此前并不知道这一点。”

“真的吗！是的，她走得很匆忙，可怜的小女人！丈夫遗弃她后，她试着靠教钢琴课来维持生计；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家，我想她干得相当不错。但我猜她父亲把她的钱拿走，并在酒馆里挥霍了。不管怎样，有一天晚上他们发生了严重的口角；第二天早上，塔尔博伊斯夫人就离开了威尔登西，撇下了她的小儿子，当时孩子在附近的人家寄养。”

“但你不能告诉我她离开的具体日期吗？”

“恐怕不能，”巴坎夫人回答；“不过，等等。马尔顿船长在她女儿离开的那天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当时非常痛苦，可怜的老绅士，他总是带着忧愁来找我。如果我能找到那封信，上面可能有日期，你知道的——不是吗？”

奥德利先生说那封信上很可能有日期。

巴坎夫人走到窗边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放着一个旧式的桃花心木书桌，里面衬着绿色绒布，正受着堆积如山的文件之苦，那些文件从各个方向溢了出来。信件、收据、账单、清单和税单混乱地掺杂在一起；巴坎夫人开始在这些东西中搜寻马尔顿船长的信。

奥德利先生耐心地等待着，看着灰色的云彩在灰色的天空中飘动，灰色的船只在灰色的海面上滑行。

经过大约十分钟的搜寻，伴随着纸张大把的沙沙声、褶皱声和折叠声，巴坎夫人发出了一声胜利的惊呼。

“我找到那封信了，”她说；“里面还有一张塔尔博伊斯夫人的字条。”

罗伯特·奥德利苍白的脸涨得通红，伸出手去接过那些纸张。

“那些从乔治的行李箱里偷走海伦·马尔顿情书的人，本可以省下这些麻烦的，”他心想。

那位老中尉的信并不长，但几乎每隔一个词都画了下划线。

“我慷慨的朋友，”写信人开头道——马尔顿先生在住在她家期间，曾多次严峻地考验过这位女士的慷慨，除非受到经纪人上门催债的威胁，否则他几乎从不付房租——“我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我的女儿离开了我！你可以想象我的感受！昨晚我们为了钱的问题发生了一些争执，这个问题在我们之间一直是不愉快的，今天早上起床时，我发现我被抛弃了！海伦附在里面的字条留在了客厅的桌上等我。

“处于心烦意乱和绝望中的，

“亨利·马尔顿。

“北小屋，1854年8月16日。”

塔尔博伊斯夫人的字条更加简短。它突兀地开头写道：

“我厌倦了这里的生活，如果可以，我想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我将步入外面的世界，断绝一切将我与可憎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羁绊，去寻找另一个家和另一种命运。如果我曾任性、反复无常、多变，请原谅我。你应该原谅我，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那个作为我生命钥匙的秘密。

“海伦·塔尔博伊斯。”

这些字迹是罗伯特·奥德利再熟悉不过的。

他坐了很长一段时间，默默地思索着海伦·塔尔博伊斯写下的这封信。

那最后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应该原谅我，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那个作为我生命钥匙的秘密”？

他绞尽脑汁试图找到这两句话含义的线索。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也无法想象有什么事能为它们的含义投下一丝光亮。根据马尔顿先生的信，海伦离开的日期是1854年8月16日。通克斯小姐曾声称露西·格雷厄姆是在同年8月17日或18日进入新月别墅学校的。从海伦·塔尔博伊斯离开约克郡那个疗养地，到露西·格雷厄姆抵达布朗普顿学校，之间相隔不过四十八小时。这在间接证据链中或许只是一个很小的环节；但它确实是一个环节，而且严丝合缝地嵌入了它的位置。

“马尔顿先生在女儿离开威尔登西后收到过她的信吗？”罗伯特问。

“嗯，我想他是收到过她的信，”巴坎夫人回答；“但八月份之后我就没怎么见过那位老绅士了。十一月份我不得不强制拍卖他的财产，可怜的家伙，因为他欠了我十五个月的房租；我只有变卖了他那些可怜的小家具，才能把他从我的房子里赶走。尽管我派了经纪人去，我们分手时还是好朋友；那位老绅士带着孩子去了伦敦，那孩子当时还不到一岁。”

巴坎夫人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了，罗伯特也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他请求保留中尉和他女儿写的那两封信，带着它们将它们放进笔记本，离开了那栋房子。

他径直走回酒店，叫了一张时刻表。一班前往伦敦的特快列车在一点一刻从威尔登西出发。罗伯特把行李箱送到车站，付了账，在面对大海的石露台上走来走去，等待列车出发。

“我已经把露西·格雷厄姆和海伦·塔尔博伊斯的生平追溯到了一个即将消失的点，”他心想；“我的下一步工作是揭开埋葬在文特诺教堂墓地里的那个女人的身世。”

第二十八章。

隐匿在坟墓中。

从威尔登西回来后，罗伯特·奥德利发现表妹艾丽西亚（Alicia）写给他的信正等在律师事务所。

“爸爸好多了，”这位年轻小姐写道，“他非常渴望你能来庄园。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我的继母认定你的出现非常有必要，还总是用那些关于你行踪的无聊问题来烦我。所以请务必立刻过来，让这些人安心吧。你深情的表妹，A.A。”

“所以我的夫人很想知道我的行踪，”罗伯特·奥德利坐在孤独的壁炉旁，一边沉思一边抽烟时心想。“她焦虑了；她用那种极其动人、充满天真轻浮感的可爱孩子气向继女提问。可怜的小东西，可怜的不幸的小金发罪人；我们之间的较量显得太不公平了。她为什么不在还有机会的时候逃走呢？我已经给了她充分的警告，我已经向她亮出了我的底牌，而且在这一行事上，上帝知道，我做得足够公开了。她为什么不逃走呢？”

他一边填满又抽空他的海泡石烟斗，一边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烟斗散出的蓝烟将他笼罩其中，让他看起来像个坐在实验室里的现代巫师。

“她为什么不逃走？我绝不会给那个家带来毫无必要的羞辱，在那广袤大地上的一切房子里，我唯独不想毁了那一间。我只是想尽我对我失踪朋友的职责，以及对那个勇敢慷慨、却把信仰交付给了一个卑劣女人的男人尽责。上帝知道我并无惩罚之意。上帝知道我生来就不是为了做罪恶的复仇者或罪人的迫害者。我只是想履行我的职责。我会给她最后一次警告，一次彻底且公正的警告，然后——”

他的思绪飘向了那阴暗的前景，在那里他看不到一丝光亮来缓解笼罩未来的沉闷、漆黑的晦暗，前路被四面八方封锁，周围被拉起了一道绝望无法穿透的厚重帷幕。他始终被叔叔痛苦的幻象所困扰，始终被那种因他之手造成的毁灭与荒凉而折磨，因为这一切似乎某种程度上都是他的杰作。但在这中间，穿越这一切，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带着傲慢的手势，招手让他继续前往她兄弟那未知的坟墓。

“我是该去南安普敦，”他想，“努力查清死在文特诺的那个女人的身世吗？我是该潜入地下，贿赂那场肮脏阴谋中的卑劣帮手，直到我找到那个罪大恶极的主谋吗？不！除非我尝试过其他寻找真相的方法。我是该去见那个可怜的老人，控诉他在那场我认为是针对我可怜朋友的羞耻戏码中所扮演的角色吗？不；我不想像几周前那样去折磨那个被恐惧击垮的可怜虫。我要直接去找那个阴谋的主谋，撕开她隐藏邪恶的美丽面纱，从她口中逼问出我朋友命运的秘密，并永远将她逐出那座被她玷污的房子。”

第二天一早，他动身前往埃塞克斯，不到十一点就到达了奥德利庄园。

虽然时间还早，但我的夫人出门了。她和继女一起驾车去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购物了。她在城郊还有几次拜访，不太可能在晚饭前回来。迈克尔爵士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下午会下楼来。奥德利先生要进他叔叔的房间吗？

不；罗伯特并不想见到那位慷慨的族亲。他能对他说什么呢？他该如何铺平通往即将到来的麻烦之路？——该如何减轻即将加诸于那颗高尚且信任的心灵之上的残酷打击？

“即使我能原谅她对我朋友所做的恶事，”罗伯特心想，“我依然会因她的罪恶给那个信任她的人带来的不幸而厌恶她。”

他告诉叔叔的仆人，他想去村里散散步，晚饭前会回来。他慢慢地离开了庄园，漫无目的地穿过连接叔叔家和村庄的草地，神情冷漠，脸上刻着生活的沉重烦恼，举止中也流露着这种困惑。

“我要去教堂墓地，”他心想，“盯着墓碑看。没有什么事比我现在这样更让我感到沮丧的了。”

他正走在那些草地上，也就是去年九月乔治·塔尔博伊斯失踪那天，他从奥德利庄园匆忙赶往火车站所经过的地方。他看着那天走过的小径，回想起自己那次不同寻常的匆忙，以及在视线失去朋友的那一刻，心中涌起的一阵莫名的恐惧。

“为什么那种无法解释的恐惧会抓住我？”他想，“为什么我觉得朋友的失踪隐藏着某种奇异的谜团？那是预兆，还是妄想？万一我错了呢？万一我这环环相扣的证据链，竟是我自己愚蠢的臆想？万一这座由恐怖和猜忌构成的堡垒，仅仅是一堆古怪的偏见——一个疑病症患者的神经质幻想？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从这些让我感到可怕的事件中看不出任何意义。我把证据链的每一环摆在他面前，他却无法辨认它们的关联。他无法将它们串联起来。哦，上帝，如果这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在自寻烦恼呢；如果……”他苦笑着摇了摇头。“我的记事本里有那份笔迹，那是共谋的证据，”他心想，“我还得去揭开我那夫人秘密中更黑暗的一半。”

他避开了村庄，继续走在草地上。教堂离零落的高街有一段距离，一扇粗糙的木门从墓地通向一片宽阔的草地，草地边缘是一条奔流的小溪，向下一片青翠的山谷倾斜，谷中散布着几群牛。

罗伯特慢慢走上通往墓地大门的山坡小径。寂寥风景中的那份静谧迟钝，与他内心的阴郁交相辉映。在那位年轻律师眼前的这片区域里，唯一可见的生命迹象，便是一个蹒跚走向宽阔草地尽头篱笆门的老人。从长长的高街上那些零星屋舍中缓缓升起的炊烟，是人类生活的唯一证明。教堂尖顶上那座老钟时针的缓慢移动，是旅行者判断奥德利村迟缓的乡村生活是否彻底停滞的唯一标志。

不，还有另一个迹象。当罗伯特推开墓地的大门，百无聊赖地走进这小片围场时，他察觉到了一阵庄严的管风琴声，那声音从尖顶的一扇半开的窗户中传出。

他停下脚步，聆听着那些缓慢的调子，那梦幻般的旋律听起来像是某位技艺精湛的演奏者即兴创作的作品。

“谁会相信奥德利教堂竟有这样的管风琴？”罗伯特心想，“上次我来的时候，国民学校的老师还只会用原始的和弦伴奏孩子们唱歌。我没想到这架老风琴里竟藏着如此美妙的音乐。”

他在门口徘徊，不愿打破管风琴师那单调而忧郁的演奏为他编织的慵懒魔咒。琴声时而激昂澎湃，时而又沉降为低语般的柔和，在雾蒙蒙的冬日空气中飘向他，带来了一种抚慰，仿佛在抚平他内心的烦恼。

他轻轻关上门，穿过教堂门前那块砾石空地。大门虚掩着——或许是管风琴师留下的。罗伯特·奥德利推开门，走进方正的门廊，那里有一道狭窄的石阶盘旋而上，通往风琴阁和钟楼。奥德利先生摘下帽子，推开了门廊与教堂正厅之间的门。他轻手轻脚地走进这座圣堂，工作日里这里总有一种潮湿霉烂的味道。他沿着狭窄的过道走到祭坛栏杆前，从那个位置环顾教堂。那个小小的唱诗班席正好在他对面，但挡在管风琴前的绿色薄帘拉得严严实实，他无法瞥见演奏者的真容。

音乐依然在流淌。管风琴师转而弹起了一段门德尔松的旋律，那乐章中梦幻般的忧伤直抵罗伯特的内心。他在教堂的各个角落徘徊，审视着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的逝者的残破纪念碑，沉浸在音乐之中。

“如果我那可怜的朋友乔治·塔尔博伊斯是死在我的怀里，如果我能把他葬在这座安静的教堂里，葬在我今天脚下这些拱顶的某个角落，那我该少受多少内心的煎熬、动摇与折磨啊，”罗伯特·奥德利看着大理石板上褪色的碑文，心想，“我本该知道他的下场——我本该知道他的下场！啊，那将意味着多少慰藉。正是这种悲惨的不确定性，这种可怕的猜忌，毒害了我的人生。”

他看了看手表。

“一点半了，”他嘟囔道，“在我那位夫人结束晨间的拜访——那些漂亮的礼节性或友谊性的造访——回到家之前，我还要虚度四五个沉闷的小时。老天啊！这个女人真是个天才的演员。真是个狡诈的骗子，一个无所不能的伪装者。但她不能再在我叔叔的屋檐下演她的那出喜剧了。我外交辞令用得够久了。她拒绝接受间接的警告。今晚，我要把话说开。”

管风琴的音乐停止了，罗伯特听到了乐器被合上的声音。

“我得去瞧瞧这位新来的管风琴师，”他心想，“竟然有心思在奥德利埋没才华，拿着每年十六英镑的薪水演奏门德尔松最好的赋格曲。”他在门廊里徘徊，等着管风琴师走下那道蹩脚的小楼梯。心中满是疲惫的烦恼，又不得不设法打发这五个小时，奥德利先生乐于尝试任何能让思绪转移的方式，哪怕再无谓也好。因此，他毫不掩饰地满足了对这位新任管风琴师的好奇心。

首先出现在陡峭石阶上的是个穿着灯芯绒长裤和深色亚麻罩衫的男孩，他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那双钉了铁掌的鞋子发出不必要的嘈杂声，他的脸因为刚才吹动老管风琴的风箱而憋得通红。紧跟在男孩身后的是一位年轻女士，她穿着朴素的黑色丝绸长裙，披着一条宽大的灰色披肩，见到奥德利先生时，她吃了一惊，脸色变得苍白。

这位年轻女士是克拉拉·塔尔博伊斯。

在全世界所有人中，她是罗伯特最不希望、也最没料到会见到的人。她曾告诉过他，她要去探访住在埃塞克斯郡的一些朋友；但这郡范围很广，而奥德利村又是其境内最偏僻、人迹罕至的地方之一。他失踪朋友的妹妹竟然会在这里——在这里她可以注视他的一举一动，并从这些举动中推断他内心的隐秘活动，追根究底地发现他的疑虑——这让他本就困难的境地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这让他又回到了那种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意识之中，正如他曾感叹过的那样：

“一只比我更有力的手，正在这通往我失踪朋友未知坟墓的黑暗道路上，招手让我前行。”

克拉拉·塔尔博伊斯率先开了口。

“见到我在这里，您很惊讶，奥德利先生，”她说。

“非常惊讶。”

“我告诉过您我要去埃塞克斯。我是前天离开家的。就在我收到您的电报时，我正要出发。和我待在一起的朋友是马丁夫人，她是圣斯坦宁新任教区牧师的妻子。我今天早上来这儿看看村庄和教堂，由于马丁夫人得和副牧师夫妇去学校视察，我就留在这里，试着弹了弹这架老管风琴自娱自乐。在来这儿之前，我并不知道有个村子叫奥德利。我想，这地方是以您的家族命名的吧？”

“我想是吧，”罗伯特回答道，对这位女士与他窘迫截然不同的冷静感到惊叹。“我隐约记得听过一个故事，说是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有一位祖先被称为奥德利的奥德利。祭坛栏杆内那座墓属于奥德利的一位骑士，但我从未费心去记过他的功绩。您是要在这里等您的朋友吗，塔尔博伊斯小姐？”

“是的；他们办完事后会回来接我。”

“然后您今天下午就和他们回圣斯坦宁？”

“是的。”

罗伯特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心不在焉地望着墓碑和墓地低矮的围墙。克拉拉·塔尔博伊斯注视着他那张苍白的脸，那张脸上带着久久挥之不去的阴影，显得憔悴不堪。

“自从上次见面后，您病了吗，奥德利先生？”她低声问道，那声音像她触碰下的老管风琴一样，带着同样的悠扬悲凉。

“不，我没病；我只是被成百上千的疑虑和困惑折磨得筋疲力尽。”

他在与她交谈时心想：

“她猜到了多少？她怀疑了多少？”

他曾讲过乔治失踪的故事和他自己的怀疑，只隐去了所有相关人员的名字；但如果这个女孩看穿了这层薄薄的伪装，自己发现了那些他刻意隐瞒的事实呢？

她那双庄重的眼睛盯着他的脸，他知道她正在试图读懂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我在她手中算什么？”他想，“在这个有着我失踪朋友的面容、举止却如帕拉斯·雅典娜般的女人手中，我算什么？她读懂了我卑微、动摇的灵魂，用她那双庄重棕眸中的魔力，将我的想法从心中剥离出来。我们之间的较量该有多么不对等，我怎敢指望凭自己的美貌与智慧，去战胜她的强大？”

奥德利先生清了清嗓子，准备向这位美丽的同伴道别，逃离她那令人窒息的监视，躲进墓地外的荒凉草地，这时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开口提到了他最想回避的话题，从而拦住了他。

“您答应过写信给我，奥德利先生，”她说，“如果您发现了任何能让您更接近我兄弟失踪真相的线索。您没有写信给我，所以我猜，您什么都没发现。”

罗伯特·奥德利沉默了片刻。他该如何回答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

“将您兄弟命运的谜团与我怀疑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间接证据链，”他停顿了一下说，“是由非常脆弱的环节构成的。我想自打我在多塞特郡见到您以来，我已经给那条链子又增加了一个环节。”

“您拒绝告诉我您发现了什么吗？”

“除非我发现得更多一些。”

“从您的口信中，我以为您是要去威尔登西。”

“我已经去过了。”

“真的吗！那您是在那里有了什么发现，对吗？”

“是的，”罗伯特回答。“您必须明白，塔尔博伊斯小姐，我的怀疑仅仅建立在两个表面上毫无联系的人的同一性上——一个被认为已经去世的人与一个活人可能是同一人的假设上。我认为您兄弟受害者身份的共谋就取决于此。如果他的妻子海伦·塔尔博伊斯在文件记录她死亡时确实死了——如果躺在文特诺教堂墓地里的女人真的是墓碑上所刻名字的主人——那我就无案可查，也无从解开您兄弟命运之谜。我正准备验证这一点。我相信我现在有能力下这一盘险棋，我也相信我很快就会触及真相。”

他压低声音说着，那庄重的语气暴露了他内心强烈的感情。塔尔博伊斯小姐伸出没戴手套的手，放在了他的手中。那只纤细小手冰冷的触感让他全身一阵战栗。

“您不会让我的兄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失踪下去的，奥德利先生，”她平静地说，“我知道您会履行对朋友的职责。”

当克拉拉·塔尔博伊斯说这话时，牧师的妻子和她的两名同伴走进了墓地。罗伯特·奥德利紧握着那只停留在手中的手，将其抬到唇边。

“我是个懒散、一无是处的家伙，塔尔博伊斯小姐，”他说，“但如果我能让您的兄弟乔治重获生命与幸福，我一点也不在乎牺牲自己的任何感受，恐怕我能做的极限，也不过是查明他命运的真相，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牺牲那些对我而言比生命更重要的人。”

他戴上帽子，在马丁夫人走近门廊时，匆忙穿过通往田野的闸门。

“刚才和你谈笑风生的那个英俊小伙子是谁，克拉拉？”她笑着问。

“他是奥德利先生，我那可怜兄弟的朋友。”

“真的吗！我想他是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什么亲戚吧？”

“迈克尔·奥德利爵士！”

“是的，亲爱的；他是奥德利教区最显赫的人物。不过过几天我们要去庄园拜访，到时候你会见到那位准男爵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

“他年轻的妻子！”克拉拉·塔尔博伊斯认真地看着朋友回答道，“那么迈克尔·奥德利爵士是最近才结婚的吗？”

“是的。他做了十六年的鳏夫，大约一年半前娶了一位身无分文的年轻女教师。这个故事相当浪漫，奥德利夫人被公认为是全郡最美的女人。好了，我亲爱的克拉拉，那匹小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晚饭前我们还要赶很长一段路呢。”

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坐进了等在墓地正门的那辆篮式小马车里，那个刚才负责吹风箱的男孩正在照看马匹。马丁夫人抖动缰绳，那匹结实的栗色矮种马朝着圣斯坦宁的方向小跑而去。

“范妮，你能再多跟我讲讲这位奥德利夫人吗？”在长久的沉默后，塔尔博伊斯小姐说道，“我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你听过她的娘家姓吗？”

“听过；她姓格雷厄姆。”

“她真的很漂亮吗？”

“是的，非常，非常漂亮。不过是一种孩子气的美，有着又大又清澈的蓝色眼睛，还有淡金色的卷发，像羽毛般的阵雨一样垂在她的颈间和肩头。”

克拉拉·塔尔博伊斯沉默了。她没有再问关于那位夫人的问题。

她正在回想乔治在蜜月期间写给她的那封信里的一段话——那段话里写道：“我孩子气的小妻子正看着我写信——啊！我真希望你能见到她，克拉拉！她的眼睛就像夏日晴空一样蔚蓝清澈，她的头发散落在脸庞周围，就像你在意大利画作中看到的圣母像头上那淡金色的光环一样。”

第二十九章。

石灰树林中。

当载着我的夫人和艾丽西亚的马车穿过拱门，在低矮的角楼门前停下时，罗伯特·奥德利正徘徊在庄园前宽阔的草坪上。奥德利先生及时赶到，扶着女士们下了马车。

我的夫人戴着一顶淡蓝色的小帽，身上披着侄子从圣彼得堡买来的黑貂皮大衣，看起来十分娇美。她见到罗伯特似乎很高兴，露出了极其迷人的微笑，伸出她那戴着精致手套的小手。

“所以你这个逃学的人终于回来了？”她笑着说，“既然你回来了，我们就得把你关起来。我们不会再让他跑掉的，对吧，艾丽西亚？”

奥德利小姐高傲地甩了甩头，晃动着骑士帽下沉重的卷发。

“我才不管这种反复无常的人的行踪，”她说，“自从罗伯特·奥德利脑子里进了水，把自己弄得像德国小说里那种被鬼魂缠身的英雄一样，我就放弃理解他了。”

奥德利先生看着表妹，露出了一种似笑非笑的困惑表情。“她是个好女孩，”他想，“但她真让人心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她似乎比以前更让人心烦了。”

他一边若有所思地拉着胡子，一边琢磨着这个问题。他的思绪从生活中重大的烦恼中跳脱出来，片刻间停留在这个次要的困惑上。

“她是个亲爱的女孩，”他想，“一个心地善良、活泼、高贵的英国姑娘；可是——”他陷入了怀疑与困难的泥沼中。他的脑子里似乎有什么卡住了，是他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是他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除了因为担心乔治·塔尔博伊斯而产生的变化之外，还有某种让他感到迷惑和不解的东西。

“请问这两天您去哪儿云游了，奥德利先生？”我的夫人站在角楼门口，一边和继女逗留，一边等着罗伯特让开路好让她们进去，随口问道。听到这个问题，年轻人吃了一惊，突然抬头看着她。她那明亮而年轻的美貌中透出的某种东西，她那孩子般天真无邪的表情中的某种东西，似乎击中了他的心脏，他看着她时，脸色变得惨白。

“我去了——约克郡，”他说，“去了我可怜的朋友乔治·塔尔博伊斯结婚时居住的那个小海滨度假地。”

我的夫人脸上那瞬间的苍白，是她听见这些话后的唯一反应。她微微一笑，笑容虚弱而勉强，试着从丈夫的侄子身边走过去。

“我得换衣服准备晚餐了，”她说，“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奥德利先生；请让我进去。”

“我得请您抽空留给我半小时，奥德利夫人，”罗伯特低声回答，“我来埃塞克斯就是专门为了找您谈谈。”

“谈什么？”我的夫人问。

她已经从片刻前可能遭受的惊吓中恢复了过来，问这个问题时，她的语气一如往常。她的脸上表现出的更多是一种困惑小孩的迷茫与好奇，而非一个女人应有的那种严肃的惊诧。

“您有什么事想跟我谈呢，奥德利先生？”她重复道。

“等我们独处时我会告诉您的，”罗伯特说着，瞥了一眼跟在夫人身后不远处的表妹，她正注视着这场简短的私密对话。

“他爱上了我继母那种蜡人偶般的美貌，”艾丽西亚心想，“他成了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完全是为了她。他就是那种会爱上自己婶婶的人。”

奥德利小姐走开了，走向草坪，背对着罗伯特和我的夫人。

“那个荒唐的家伙看到她时脸白得像张纸，”她心想，“看来他还是会爱上人的。他那颗所谓迟钝而麻木的心，我想每隔二十五年还是能跳动一次的；但看来，只有那种蓝色眼睛的蜡人偶才能让他心动。如果早知道他眼中的美只能在玩具店里找到，我早就放弃他了。”

可怜的艾丽西亚穿过草坪，在四合院的另一侧消失了，那里有一座通往马厩的哥特式大门。我很遗憾地说，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女儿是去向她的爱犬凯撒和栗色母马阿塔兰塔寻求安慰了，这位年轻小姐每天都会去拜访它们的独立马厩。

“你愿意去石灰树林走走吗，奥德利夫人？”罗伯特在表妹离开花园时说道，“我想和你谈谈，不必担心被打扰或被窥视。我想这里再合适不过了。你愿意陪我过去吗？”

“如果你一定要的话，”我的夫人回答。奥德利先生看得出她在颤抖，且眼神游移不定，仿佛在寻找能从他面前逃脱的出口。

“你在发抖，奥德利夫人，”他说。

“是的，我感到非常冷。我宁愿改天再和你谈，好吗？如果可以的话，就定在明天吧。我得去换衣服准备晚餐，而且我还想见见迈克尔；从今天早上十点以后我就没见过他了。请务必改到明天吧。”

她的语气中有一种痛苦的凄楚。天知道这对罗伯特的心来说是多么煎熬。天知道当他垂眼看着那张秀美年轻的脸，想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任务时，他脑海中浮现出何等恐怖的画面。

“我必须和你谈，奥德利夫人，”他说，“如果说我残忍，那也是你逼我的。你本可以避开这场考验。你本可以躲着我。我给过你明确的警告。但你选择了蔑视我，如果我不再宽恕你，那也是你自作自受。跟我走。我再说一遍，我必须和你谈谈。”

他语气中那冰冷的决绝让我的夫人哑口无言。她顺从地跟在他身后，走向那扇通往屋后长花园的小铁门——在那花园里，一座小小的乡村木桥横跨在宁静的鱼塘之上，通向石灰树林。

早冬的暮色正在合拢，光秃秃的枝桠交错成繁复的纹样，在孤寂的小径上方纵横，映衬着冬日傍晚冷灰色的天空，显得一片漆黑。在这种阴郁的光线下，石灰树林宛如一座修道院。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种可怕的地方，好把我那点可怜的胆子都吓跑？”我的夫人没好气地嚷道，“你应该知道我神经有多脆弱。”

“你神经脆弱吗，夫人？”

“是啊，非常脆弱。我简直是道森医生眼里的摇钱树。他总是给我开樟脑、芳香氨水、红薰衣草，还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药剂，可他根本治不好我。”

“你记得麦克白对他的医生说了什么吗，夫人？”罗伯特严肃地问道，“道森医生或许比那位苏格兰医生高明得多，但我怀疑即使是他，也无法医治一颗受了创伤的心。”

“谁说我的心受了创伤？”奥德利夫人惊呼道。

“我这么说，夫人，”罗伯特回答，“你告诉我你神经脆弱，而你医生开的所有药方都不过是些丢给狗吃也罢的废料。让我做那个能直击你病根的医生吧，奥德利夫人。天知道我是多么希望能仁慈待人——只要在不妨碍公正的前提下，我尽我所能想要宽恕你——但正义终究必须伸张。要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在宅子里神经脆弱吗，夫人？”

“如果你能说出来的话，”她轻笑着回答。

“因为在这宅子里，你觉得闹鬼。”

“闹鬼？”

“是的，被乔治·塔尔博伊斯的幽灵缠住了。”

罗伯特·奥德利听见我的夫人呼吸变得急促，他甚至觉得当她走在他身边时，能听到她那剧烈的心跳声，她不时瑟瑟发抖，将貂皮大衣紧紧裹在身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片刻沉默后，她突然大声说道，“你为什么总是拿这个乔治·塔尔博伊斯来折磨我？他只不过是自己想开了，打算躲着你几个月罢了。你是不是疯了，奥德利先生，非要选我做你偏执狂的牺牲品？乔治·塔尔博伊斯对我而言算什么，值得你为了他这样来烦我？”

“他是个陌生人，对吧，夫人？”

“当然！”奥德利夫人回答，“除了陌生人他还能是什么？”

“要我给你讲讲我所理解的这位朋友失踪的故事吗，夫人？”罗伯特问。

“不，”奥德利夫人叫道，“我不想知道任何关于你朋友的事。如果他死了，我为他感到遗憾。如果他还活着，我既不想见到他也不想听到他的消息。如果你不想让我在这个阴森的地方待到冻死，就请让我进去见我的丈夫吧，奥德利先生。”

“我必须让你听我说完话，奥德利夫人，”罗伯特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多耽误你一分钟，等你听完，你大可以采取你自己的行动。”

“那好吧；那就请别浪费时间，尽管说吧，”我的夫人漫不经心地回答，“我答应你会耐心地听。”

“当我朋友乔治·塔尔博伊斯回到英国时，”罗伯特严肃地开场，“他心头萦绕的唯一念头就是他的妻子。”

“就是那个被他抛弃的妻子，”我的夫人迅速插嘴道，“至少，”她又从容地补充道，“我记得你第一次给我们讲你朋友的故事时，就是这么说的。”

罗伯特·奥德利没有理会这句话。

“他心头萦绕的唯一念头就是他的妻子，”他重复道，“他未来最美好的愿望，就是让她幸福，并将他在澳大利亚金矿用强壮的手臂赢来的那点积蓄挥霍在她身上。在他抵达英国后的几小时内我就见到了他，我亲眼见证了那种他憧憬着与妻子重逢时的快乐与自豪。我也亲眼见证了那个让他心碎的打击——那个打击将他从从前的他，变成了一个与过去判若两人的生物。那个造成残酷转变的打击，就是《泰晤士报》上刊登的他妻子的死讯。我现在相信，那则讣告是一个漆黑而苦涩的谎言。”

“是吗！”我的夫人说，“如果塔尔博伊斯夫人还活着，那某人有什么理由要宣布她的死讯呢？”

“那位女士本人可能就有理由，”罗伯特平静地回答。

“什么理由？”

“如果她利用乔治不在的机会去赢取一位更富有丈夫呢？如果她已经改嫁，并想通过这则虚假的讣告让我那位可怜的朋友打消疑虑呢？”

奥德利夫人耸了耸肩。

“你的臆测真是荒唐可笑，奥德利先生，”她说，“希望你能拿出点合理的证据来。”

“我查阅了切姆斯福德和科尔切斯特出版的每一份报纸的存档，”罗伯特没有回答夫人的质问，继续说道，“我在一份日期为1857年7月2日的科尔切斯特报纸的零星资讯里发现了一则简短消息，那是从其他报纸转载的，内容称一位英国绅士乔治·塔尔博伊斯先生已带着价值两万英镑的金块和金粉从金矿抵达悉尼，并已变卖资产，搭乘快船‘阿尔戈斯号’驶往利物浦。当然，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事实，奥德利夫人，但这足以证明任何在1857年7月居住在埃塞克斯的人，都有可能获知乔治·塔尔博伊斯从澳大利亚归来的消息。你跟上我的思路了吗？”

“不太清楚，”我的夫人说，“埃塞克斯的报纸和塔尔博伊斯夫人的死有什么关系？”

“我们一会儿就会谈到，奥德利夫人。我说过，我相信《泰晤士报》上的那则讣告是虚假的，是海伦·塔尔博伊斯和马尔登中尉针对我可怜的朋友所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

“阴谋！”

“是的，一个由狡诈的女人策划的阴谋，她押注于丈夫死亡的概率，并冒着犯罪的风险夺取了显赫的地位；一个大胆的女人，夫人，她以为可以毫无被揭穿之虞地把这出戏演到终场；一个邪恶的女人，她不在乎自己会对那个被她背叛的男人的诚实心灵造成多大的痛苦；但同时也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她把人生当作一场博弈，以为胜算最高的人就能握住赢牌，却忘了在那些卑劣的投机者之上还有天理昭昭，邪恶的秘密绝不可能被长久掩盖。如果我所说的这个女人除了发表那则谎言外，从未犯下过更深重的罪孽，我依然会将她视为同类中最可憎、最卑劣的一个——最冷酷、最工于心计的人。那残忍的谎言是在黑暗中射出的一记卑劣而怯懦的冷箭；那是卑鄙的刺客背后捅来的一刀。”

“但你怎么知道那则讣告是假的呢？”我的夫人问，“你告诉过我们，你曾陪塔尔博伊斯先生去文特诺看过他妻子的坟墓。如果死在文特诺的不是塔尔博伊斯夫人，那又是谁？”

“啊，奥德利夫人，”罗伯特说，“那是一个只有两三个人能回答的问题，而这些人中的某一位迟早会给我答案。我告诉你，夫人，我决心解开乔治·塔尔博伊斯死亡的谜团。你以为我会因为女性的搪塞——因为女人家的诡计——就知难而退吗？不！我已经将证据链环环相扣，只差寥寥几环就能达到它那可怕的力量了。你以为我会让自己受挫吗？你以为我会找不到那些缺失的环节吗？不，奥德利夫人，我不会失败的，因为我知道去哪里寻找它们！南安普顿有一位金发女子——一个叫普劳森的女人，她了解我朋友妻子的父亲的一些秘密。我有一种预感，她能帮我查出埋在文特诺教堂墓地里的那个女人的身世，我绝不会放过任何查清真相的机会，除非——”

“除非什么？”我的夫人急切地问。

“除非那个我想要从堕落和惩罚中拯救出来的女人，能接受我的慈悲，并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听从我的警告。”

我的夫人耸了耸她优美的肩膀，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明亮而反抗的光芒。

“她要是受了这种荒唐说法的左右，那可真是个蠢女人，”她说，“你这是忧郁症发作了，奥德利先生，你应该吃点樟脑、红薰衣草或者芳香氨水。还有什么比你脑子里这些想法更可笑的吗？你丢了你的朋友乔治·塔尔博伊斯，这件事带着点神秘色彩——也就是说，那位先生选择了不辞而别，离开英国。那又怎样？你自己也承认，他在妻子死后就变了个人。他变得古怪、厌世；他表现出一种对生死置之度外的冷漠。那么，他厌倦了文明生活的单调，跑去那些野蛮的金矿寻找慰藉，这难道不更合理吗？这确实是个浪漫的故事，但绝非罕见。可你不满足于这种关于朋友失踪的简单解读，反而编造出某种阴谋论，而这种阴谋论除了在你那过热的大脑中外，根本不存在。海伦·塔尔博伊斯已经死了。《泰晤士报》宣告她死了。她的父亲亲口告诉你她死了。文特诺教堂墓地里的墓碑也记录了她的死亡。你凭什么，”我的夫人喊道，声音尖锐刺耳，这是她受到极大刺激时特有的音调——“你凭什么，奥德利先生，跑来烦我，拿乔治·塔尔博伊斯来折磨我——你凭什么敢说他的妻子还活着？”

“凭间接证据的权利，奥德利夫人，”罗伯特回答——“凭那种间接证据的权利，它有时会将谋杀的罪名定在那个最初听起来最不可能有罪的人身上。”

“什么间接证据？”

“时间和地点的证据。笔迹的证据。当海伦·塔尔博伊斯离开威尔登西她父亲家时，她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声称她厌倦了过去的生活，想要寻找新的家园和新的财富。那封信现在就在我手里。”

“是吗。”

“要我告诉你，谁的笔迹和海伦·塔尔博伊斯的如此相像，以至于最老练的专家都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吗？”

“两个女人的笔迹相似在当今并非什么稀罕事，”我的夫人漫不经心地回答，“我能给你找出半打女人的笔迹，敢打赌你根本看不出什么大差别。”

“但如果这笔迹非常罕见，且呈现出极其显著的特征，以至于在百人中都能一眼认出呢？”

“那么，这巧合确实有点意思，”我的夫人回答，“但也仅限于巧合而已。你不能因为海伦·塔尔博伊斯的笔迹和某个在世的人相似，就否认她已经死亡的事实。”

“但如果是一连串这样的巧合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呢？”罗伯特说，“海伦·塔尔博伊斯离开她父亲家时，根据她自己笔迹的声明，是因为她厌倦了过去的生活，想重新开始。你知道我从中推断出了什么吗？”

我的夫人耸了耸肩。

“我一点概念也没有，”她说，“而且既然你已经把我在这个阴森的地方关了快半小时了，我恳请你放我走，让我去换衣服准备晚餐。”

“不，奥德利夫人，”罗伯特回答，那冷峻的严厉对他而言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冷酷的正义化身，一个残忍的惩戒工具——“不，奥德利夫人，”他重复道，“我告诉过你，女性的搪塞帮不了你；我现在告诉你，反抗也救不了你。我待你不薄，给过你明确的警告。两个月前，我就委婉地提醒过你面临的危险。”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夫人突然问道。

“你选择了不听那番警告，奥德利夫人，”罗伯特追问道，“现在时候到了，我必须把话说明白。你以为你用来博取命运的那些筹码，就能让你免受惩罚吗？不，夫人，你的年轻与美貌，你的优雅与教养，只会让你那恐怖的生活秘密显得更加恐怖。我告诉你，针对你的证据链只差最后关键一环，就能成为将你定罪的铁证，而那一环很快就会补上。海伦·塔尔博伊斯从未回到她父亲家中。当她抛弃那个可怜的老父亲时，她怀着洗手不干、彻底告别过去生活的明确意图离开了那卑微的庇护所。人们在想要开启新生活时通常会做什么——在第二次人生的赛跑中，为了摆脱束缚了第一次旅程的枷锁——他们会改名换姓，奥德利夫人。海伦·塔尔博伊斯抛弃了她年幼的儿子——她带着预谋隐藏身份的决心离开了威尔登西。她作为海伦·塔尔博伊斯在1854年8月16日消失，而在次日，她又作为露西·格雷厄姆重新出现，那个无依无靠的女孩，以提供无偿劳役为交换，换取了一个没人会问她出身背景的家。”

“你疯了，奥德利先生！”我的夫人喊道，“你疯了，我的丈夫会保护我不受你的侮辱。就算这个海伦·塔尔博伊斯在某天逃离了家，而我在第二天进入了雇主的家，那又能证明什么？”

“单独来看，确实没多少证据，”罗伯特·奥德利回答，“但如果配合其他证据——”

“什么证据？”

“两张标签的证据，一张贴在另一张上面，就在你留给文森特夫人保管的箱子上，上面那张标签写着格雷厄姆小姐的名字，下面那张则是乔治·塔尔博伊斯夫人。”

我的夫人沉默了。罗伯特·奥德利在暮色中看不清她的脸，但他能看见她那两只小手正痉挛般地紧紧按在胸口，他知道这一击正中靶心。

“上帝救救她吧，这个可怜的、凄惨的生灵，”他心想，“她现在知道自己完了。不知道这世上的法官在戴上黑帽、对那些瑟瑟发抖的可怜虫宣判死刑时，是否也像我此刻一样。他们感受到的是那种英雄式的正义愤慨，还是忍受着我此刻与这个无助的女人交谈时，那般啃噬心肺的沉重痛苦？”

他沉默地走在我的夫人身旁。他们已经在昏暗的林荫道上徘徊了许久，现在正接近石灰树林尽头那片光秃秃的灌木丛——那片灌木丛里，一口废弃的枯井在杂乱的荆棘丛中遮掩着它那被遗忘的朽败。

一条蜿蜒的小径，由于疏于打理而长满了杂草，通向这口枯井。罗伯特离开了石灰树林，踏上了这条小径。灌木丛里的光线比林荫道要亮一些，奥德利先生想看清我的夫人的脸。

直到他们走到枯井旁那块杂草丛生的草地上，他都没有说话。那厚重的砖砌井沿此处那里已然塌陷，散落的砖石碎片掩埋在杂草和荆棘之中。当初支撑木辘轳的粗重圆木依然立在那里，但铁轴已经从插孔中被拖出，丢在离井口几步之遥的地方，锈迹斑斑，斑驳褪色，无人问津。

罗伯特·奥德利靠在其中一根长满青苔的圆木上，垂眼看着我的夫人的脸，在那阴冷的冬日黄昏中，那张脸显得苍白无比。月亮刚刚升起，在灰暗的天空中呈现出一弯微弱的银钩，一丝淡淡的、幽灵般的光芒与消逝的一日中弥漫的雾气阴影交织在一起。我的夫人的脸看起来，就像罗伯特·奥德利在梦中见到的那张从绿色海浪的白色泡沫中探出、诱骗他叔叔走向毁灭的脸庞。

“那两张标签现在都在我手里，奥德利夫人，”他继续说道，“是从你留在那新月别墅的箱子上取下来的。是在文森特夫人和汤克斯小姐面前取下的。针对这些证据，你有什么反驳的凭据吗？你对我说，‘我是露西·格雷厄姆，我和海伦·塔尔博伊斯毫无关系。’如果是这样，你应该能提供证人来证明你的过去。在你出现在新月别墅之前，你住在哪里？你一定有朋友、亲戚、熟人，能站出来为你证明这一切吧？即便你是这世上最孤苦伶仃的人，也总该能指出有谁能认出你的过去。”

“是的，”我的夫人高声说道，“如果我被关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我无疑能请出证人来驳斥你那荒唐的指控。但我现在并非身处被告席，奥德利先生，我除了对你这可笑的愚行付之一笑，什么都不想做。我告诉你，你疯了！如果你乐意说海伦·塔尔博伊斯没有死，而我就是海伦·塔尔博伊斯，那随你便。如果你愿意去我曾住过的地方，以及这位塔尔博伊斯夫人曾住过的地方四处游荡，那你自便，但我得警告你，像你这样看起来挺正常的人，有时也会因为这般狂想而落得终身被关进私人精神病院的下场。”

罗伯特·奥德利吃了一惊，在杂草和灌木丛中向后退了几步，我的夫人说出这番话时，他如是反应。

“她为了掩盖旧罪，完全有能力犯下任何新的罪行，”他心想，“她有能力利用她在叔叔面前的影响力，把我关进疯人院。”

我不敢说罗伯特·奥德利是个懦夫，但我承认，当他想起自从夏娃被造出来成为亚当在伊甸园里的伴侣和帮手以来，女人们所犯下的种种可怕行径时，一股近乎恐惧的战栗让他心底发凉。“万一这个女人那地狱般的伪装力量比真相更强大，并把我碾碎了呢？当乔治·塔尔博伊斯挡在她面前并用确凿的危险威胁她时，她尚且没有放过他；她会放过这个威胁她面临更大危险的人吗？女人的仁慈、爱心或善良，难道是与她们的美貌和优雅成正比的吗？难道没有一位叫马泽尔·德·拉蒂德的先生吗，他因为冒犯了那位无所不能的蓬巴杜夫人而倒了霉，以至于用终身监禁来为他年轻时的轻率付出代价；他曾两次从狱中逃脱，却两次被投回牢笼；他因为轻信了那位美丽的敌人的迟来的慷慨，反而将自己出卖给了一个铁石心肠的魔鬼？”罗伯特·奥德利看着站在他身旁的女人的苍白面孔；那张明艳美丽、被星辰般湛蓝的双眸点亮的脸，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奇特且无疑是危险的光芒；他想起了无数关于女性背信弃义的故事，不禁 shuddered（战栗），想到他和叔叔的妻子之间的这场较量可能会是多么的不对等。

“我把牌亮给她看了，”他心想，“但她却把自己的牌藏得严严实实。她戴着的面具是摘不下来的。我叔叔宁愿认为我疯了，也不愿相信她有罪。”

克拉拉·塔尔博伊斯那苍白的脸庞——那张庄重而真诚的脸，与我夫人的柔弱之美截然不同——浮现在他面前。

“我真是个懦夫，竟只顾着想我自己或是我的安危，”他心想，“我越看这个女人，就越有理由畏惧她对他人的影响；越有理由希望她离这所房子远远的。”

他在昏暗的模糊中四下张望。这座孤寂的花园像是一座与世隔绝的荒凉墓地，被围墙封死在活人的世界之外。

“她就是在花园里的某处见到了乔治·塔尔博伊斯，就在他失踪的那天，”他心想，“我真想知道他们是在哪里见的面；我真想知道是在哪里，他看着她那冷酷的脸，当面指责她的谎言？”

我的夫人将她的小手轻轻搭在罗伯特倚靠的柱子的另一侧，用她那双漂亮的小脚在长草中拨弄着，却暗中偷窥着她敌人的面容。

“那么，这就是一场死斗了，夫人，”罗伯特·奥德利严肃地说道，“你拒绝接受我的警告。你拒绝逃离去那些异国他乡忏悔你的罪孽，远离那些被你的虚假魔力所欺骗和戏弄的慷慨绅士。你选择留在这里向我挑衅。”

“没错，”奥德利夫人回答，她抬起头，直视着这位年轻的大律师。“如果我丈夫的侄子疯了，并选我作为他妄想症的受害者，那可不是我的错。”

“那就这样吧，夫人，”罗伯特回答。“我的朋友乔治·塔尔博伊斯最后一次露面，是那天晚上我们进入花园时所走的那道铁小门。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他来找你。人们看见他进了花园，却从未见他出来。我相信他是在这片土地的边界内遇害的；他的尸体就藏在某处静水之下，或是在这地方某个被遗忘的角落。我宁愿把这座房子夷为平地，把花园里的每一棵树都连根拔起，也绝不放弃寻找我那位被谋杀的朋友的坟墓。”

露西·奥德利发出一声悠长、低沉、凄厉的哀号，双手狂乱地高举过头顶，绝望地挥舞着，但她对指控者那恐怖的控诉毫无回答。她的手臂慢慢垂下，站在那里盯着罗伯特·奥德利，惨白的脸在暮色中闪烁，蓝色的眼睛亮得惊人且瞳孔放大。

“你绝不会活到做成这件事的那一天，”她说，“我会先杀了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我到底对你做过什么，让你变成我的迫害者，跟踪我的脚步，监视我的神情，对我暗中窥探？你想逼我发疯吗？你知道与一个疯女人搏斗是什么滋味吗？不，”我的夫人笑着喊道，“你不知道，否则你绝不会——”

她戛然而止，突然将身体挺得笔直。那是罗伯特在那个半醉的老中尉身上见过的动作；它同样有一种尊严——那是一种极端痛苦所带来的庄严感。

“走吧，奥德利先生，”她说，“你疯了，我告诉你，你疯了。”

“我这就走，夫人，”罗伯特平静地回答。“我本想出于对你悲惨境遇的怜悯而宽恕你的罪行。是你拒绝接受我的仁慈。我曾想怜悯活着的人。从此以后，我只会铭记我对死者的责任。”

他走开了，离开了那片石灰树下孤寂的古井。我的夫人缓缓跟在他身后，穿过那条阴郁的长林荫道，穿过那座乡村小桥，来到铁门前。当他穿过大门时，艾丽西亚从房子一角一间橡木镶板早餐室的玻璃小门里出来，在大门口迎上了她的表哥。

“我到处都在找你，罗伯特，”她说，“爸爸已经下楼到了书房，他很高兴见到你。”

听到表妹那清脆年轻的声音，年轻人吃了一惊。“天哪！”他心想，“这两个女人真的是同一种泥土捏出来的吗？这个坦率、心地善良，无法隐藏任何天真本性的女孩，怎么会和那个影子落在身旁小径上的可怜生物是同一个血肉之躯呢！”

他目光从表妹身上转向站在门边、等着他让路以便通过的奥德利夫人。

“我不知道你表哥怎么了，亲爱的艾丽西亚，”我的夫人说道，“他如此心不在焉、古怪离奇，简直让我无法理解。”

“确实，”奥德利小姐惊叹道，“可根据你们密谈的时间来看，我还以为你曾努力试着去理解他呢。”

“哦，是的，”罗伯特平静地说，“我和夫人确实非常了解彼此；但天色已晚，我就祝二位晚安了。今晚我会住在芒特斯坦宁，因为我在那里有些事要处理，明天我会回来拜访我叔叔。”

“什么，罗伯特，”艾丽西亚喊道，“你难道不打算见见爸爸就走吗？”

“是的，亲爱的，”年轻人回答。“我被一些令我不快的事务所困扰，我非常关心这些事，所以还是不见我叔叔为好。晚安，艾丽西亚。我明天会来或写信给你的。”

他握了握表妹的手，向奥德利夫人鞠了一躬，便顺着拱门投下的黑色阴影走开了，步入了庄园外那条宁静的大道。

我的夫人和艾丽西亚站在那里，目送他直到看不见踪影。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表哥罗伯特怎么了？”艾丽西亚小姐不耐烦地大声说，待大律师消失后，“他这些荒唐的举动是什么意思？什么令他不快的事务，真够了！我猜准是哪个倒霉的律师强塞给他一份诉状，让他因为对自己无能的模糊意识而陷入了痴呆状态。”

“艾丽西亚，你研究过你表哥的性格吗？”片刻后，我的夫人非常严肃地问道。

“研究过他的性格！没有，奥德利夫人。我为什么要研究他的性格？”艾丽西亚说，“根本无需研究就能让人确信，他是个懒惰、自私的颓废派，除了自己的舒适与安逸，对世上的一切都不在乎。”

“但你从没觉得他古怪吗？”

“古怪！”艾丽西亚重复道，嘟起红唇，耸了耸肩。“好吧，是啊——我想这是人们对这类人惯用的借口。我想鲍勃确实古怪。”

“我从没听你谈起过他的父母，”我的夫人若有所思地说。“你记得他们吗？”

“我没见过他母亲。她姓达尔林普尔，是个风风火火的姑娘，和我叔叔私奔了，结果失去了一大笔丰厚的财产。可怜的鲍勃五岁时，她在尼斯去世了。”

“你听过关于她的什么特别的事吗？”

“你指的‘特别’是什么意思？”艾丽西亚问道。

“你有没有听说她很古怪——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离奇’？”

“哦，没有，”艾丽西亚笑着说。“我相信我姑妈是个非常理智的女人，虽然她确实是为了爱情结的婚。但你得记住，她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所以我对她没感到太大的好奇。”

“但你记得你叔叔，我想。”

“我叔叔罗伯特？”艾丽西亚说。“哦，是的，我确实记得他。”

“他古怪吗——我是说，他像你表哥一样，在习惯上有些怪癖吗？”

“是的，我想罗伯特继承了他父亲所有的荒唐之处。我叔叔对我表哥那种对同类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一样的，但因为他是个好丈夫、慈爱的父亲和仁慈的主人，所以没人质疑过他的观点。”

“但他很古怪？”

“是的；我想大家通常都觉得他有点古怪。”

“啊，”我的夫人严肃地说，“我想也是。你知道吗，艾丽西亚，疯狂比从母亲传给儿子，更容易从父亲传给女儿，以及从母亲传给女儿。你表哥罗伯特·奥德利是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而且我相信，也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但必须盯着他，艾丽西亚，因为他疯了！”

“疯了！”艾丽西亚小姐愤愤不平地叫道；“你在做梦，夫人，或者——或者——你想吓唬我，”这位年轻小姐补充道，带着相当大的恐慌。

“我只是想让你提高警惕，艾丽西亚，”我的夫人回答。“奥德利先生或许像你说的那样，仅仅是古怪；但他今晚跟我谈话的方式让我感到绝对的恐惧，我相信他正走向疯狂。我今晚就会非常严肃地和迈克尔谈谈。”

“和爸爸谈，”艾丽西亚惊叫道；“你难道真要因为暗示这种可能性而让爸爸心烦意乱吗！”

“我只是想让他提高警惕，亲爱的艾丽西亚。”

“但他绝不会相信你的，”艾丽西亚小姐说；“他会觉得这种想法可笑。”

“不，艾丽西亚；他会相信我告诉他的一切，”我的夫人带着一抹平静的微笑回答。

第三十章。

铺垫。

奥德利夫人从花园来到书房，那是一个舒适、铺着橡木镶板、充满家庭气息的房间，迈克尔爵士喜欢坐在那儿阅读、写作，或是与他的管家打理庄园事务——那管家是个魁梧的乡下人，半是农夫半是律师，在离庄园几英里外租着一个小农场。

准男爵正坐在火炉旁一把宽大的安乐椅里。明亮的火光忽明忽暗，有时照在黑橡木书柜那抛光的雕刻上，有时映在书籍的金色和深红色装订上；有时闪烁在玛瑙帕拉斯女神的雅典头盔上，有时照亮了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前额。

阅读桌上的台灯还没点亮，迈克尔爵士坐在火光中，等待着他年轻妻子的到来。

我无法诉说他那纯洁的爱，无法描述那种温情——那种爱如同年轻母亲对头生子的慈爱一般温柔，像贝亚德对领主夫人那种英雄式骑士般的激情一般勇敢。

当他正深情地想着这位妻子并抬头望去时，门开了，准男爵看见了那道纤细的身影正站在门口。

“哎呀，我的宝贝！”当夫人随手关上门向他的椅子走来时，他惊呼道，“我刚才正想着你，足足等了你一个小时。你去哪儿了，在忙什么呢？”

我的夫人站在阴影而非光亮处，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迟疑了片刻。

“我去切姆斯福德了，”她说，“购物；而且——”

她犹豫了——用纤细的白手指绕着帽带，带着一种娇羞的尴尬。

“还有什么，亲爱的？”准男爵问道——“从切姆斯福德回来后你都在做什么？一小时前我听到有马车停在门口。是你的，对吧？”

“是的，我一小时前就到家了，”我的夫人用同样尴尬的语气回答。

“那你回家后都在做什么？”

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带着一丝责备的口吻问了这个问题。他年轻妻子的在场是他生命中的阳光；尽管他不忍心把她锁在身边，但想到她会心甘情愿地没必要地远离他，把时间浪费在某些幼稚的谈话或琐碎的勾当上，他感到很难过。

“你回家后一直在做什么，亲爱的？”他重复道。“是什么让你离开我这么久？”

“我一直在——和——罗伯特·奥德利先生——谈话。”

她依旧用手指一圈又一圈地绕着帽带。

她依旧用同样的尴尬语气说话。

“罗伯特！”准男爵惊呼；“罗伯特在这儿？”

“他刚才还在。”

“我想他现在应该还在吧？”

“不，他走了。”

“走了！”迈克尔爵士喊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宝贝？”

“我的意思是，你侄子今天下午来了庄园。艾丽西亚和我发现他在花园里闲逛。他一直待到大约一刻钟前跟我谈话，然后连个解释都没说就匆匆忙忙走了；当然，除了提到什么去芒特斯坦宁处理事务的荒唐借口。”

“去芒特斯坦宁处理事务！哎，在那偏僻的地方他能有什么事？我想，他打算住在芒特斯坦宁了？”

“是的；我想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说实话，”准男爵惊呼，“我觉得那孩子半疯了。”

我的夫人的脸大部分藏在阴影里，迈克尔·奥德利并没有注意到当他说出这番陈词滥调时，她那病态的苍白面孔上发生了怎样明亮的改变。胜利的微笑点亮了露西·奥德利的脸庞，那笑容仿佛在说：“要来了——要来了；我可以随意摆布他。我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放在他面前，只要我说那是白的，他就会相信。”

但迈克尔·奥德利在宣布他侄子脑子不正常时，仅仅是说了句众所周知的空话。确实，准男爵对罗伯特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评价并不高。他习惯于把侄子看作一个好脾气的无名氏——一个被慷慨的女神慷慨地赋予了所有美好事物，却在分配智慧时被疏忽了的人。迈克尔·奥德利犯了那些安于现状、衣食无忧且从不深入探究的观察者常犯的错误。他把懒惰误认为无能。他认为因为侄子懒散，所以他必然愚蠢。他断定，如果罗伯特没能出人头地，那是因为他没本事。

他忘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未成名的弥尔顿们，他们因为缺乏那种固执的坚持，缺乏那种诗人在找到出版商前必须具备的盲目勇气，而死得寂寂无名；他忘记了那些克伦威尔们，他们看着国家这艘高贵的舰船在混乱的海洋中挣扎，在喧嚣的惊惶中沉没，却无力掌舵；甚至被禁止给沉船派出一艘救生艇。确实，以一个人做过的事来评判他能做什么，是一种错误。

世界上的英灵殿是一个封闭的圈子，也许最伟大的人正是那些在远离神圣入口的地方默默死去的人。也许最纯洁、最明亮的精神，正是那些畏惧赛场纷扰——畏惧斗争的喧嚣与混乱的人。人生的博弈有点像纸牌戏，也许最好的牌有时会被留在牌堆里。

我的夫人摘下帽子，坐在迈克尔脚下的天鹅绒脚凳上。这个少女般的动作并无造作或矫饰。对露西·奥德利来说，孩子气是如此自然，没人会希望看到她有别的样子。正如没人会希望百灵鸟清晰的高音中掺杂浑厚的低音，对这位琥珀色头发的海妖怀有端庄矜持或女性沉稳的期待，显得同样愚蠢。

她坐着，苍白的脸背对着火光，双手交扣在丈夫安乐椅的扶手上。这两只纤细的白手非常不安。我的夫人一边和丈夫说话，一边将珠宝装饰的手指不停地绞在一起。

“你知道的，亲爱的，我想来找你，”她说——“我一到家就想来找你，但奥德利先生坚持要我停下来和他谈话。”

“那谈了什么，我的爱人？”准男爵问。“罗伯特能有什么要对你说？”

我的夫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秀丽的头垂在丈夫的膝上，涟漪般的金色卷发落在脸上。

迈克尔用强壮的双手托起那颗美丽的头，抬起我的夫人的脸。火光照在那苍白的脸上，映出那对大而柔软的蓝眼睛，眼里蓄满了泪水。

“露西，露西！”准男爵喊道，“这是怎么了？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如此痛苦？”

奥德利夫人试图开口，但话语在颤抖的唇间变得含糊不清。喉咙里的一阵哽咽仿佛扼住了她那些虚假而动听的话语——那是她抵御敌人的唯一护身符。她无法言语。她在阴暗石灰林里默默忍受的痛苦变得过于沉重，她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啜泣。那并不是伪装的哀恸，它撼动了她纤细的身躯，像某种贪婪的野兽一样撕扯着她，要用那可怕的力量将她撕成碎片。那是一场真实的、由痛苦、恐惧、悔恨和不幸构成的风暴。这是唯一一次狂野的爆发，在这其中，这女人的软弱本性战胜了海妖的诡计。

她原本并非打算以这种方式同罗伯特·奥德利进行那场可怕的决斗。这些也并非她本想使用的武器；但或许，她所能筹谋的任何诡计，都不如这阵出自本能的真情流露来得有效。这震撼了她丈夫的灵魂深处。这让他感到困惑与恐惧。它让这个男人的强大智力陷入了无助的混乱与不安。它击中了善良之人天性中唯一的弱点。它直接触动了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对妻子的爱恋。

啊，天佑那些因爱而对爱人产生温柔弱点的坚强男子！天怜那些当负罪之人欺骗了他，却带着泪水与哀诉，以一种自我放逐和悔恨的姿态投向他怀抱时，令他心碎的人；让他目睹她的痛苦而备受煎熬；让她的啜泣撕裂他的心肠，让她的呻吟如利刃般割开他的胸膛——将她的苦难化作一份巨大的折磨让他承受！将这些痛苦放大了二十倍；按一个勇敢之人的忍耐极限成倍地增加。苍天宽恕他吧，若他因那残酷的折磨而一时心志动摇，准备原谅一切；准备将这个可怜人揽入胸膛作为庇护，原谅那些男子汉荣誉的严厉声音所坚称不可原谅之事。怜悯他吧，怜悯他！当妻子站在她永不可再进的家门外时，她最深重的悔恨也比不上丈夫将那张熟悉且哀求的面孔拒之门外时的痛苦。那不得不对幼子说出“我可怜的孩子们，你们从此没有母亲了”的父亲，其所受的煎熬，远胜于那再也见不到自己孩子的母亲。

迈克尔·奥德利爵士从椅子上站起身，愤怒得浑身颤抖，随时准备与那个导致他妻子悲痛的人决一死战。

“露西，”他说，“露西，我坚持要你告诉我，是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如此难过。我坚持要知道。无论谁让你受了委屈，都必须向我交代。来，我的爱人，立刻告诉我。”

他坐下身，俯向脚边那委顿的身影，为了安抚妻子的痛苦，他强压下自己的情绪。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亲爱，”他温柔地耳语道。

那阵剧烈的抽搐已经过去，我的夫人抬起头。泪光中闪烁着某种亮光，在她那娇美红润的嘴唇周围，那些罗伯特·奥德利在拉斐尔前派风格肖像画中观察到的生硬而残酷的纹路，在火光下清晰可见。

“我真是太傻了，”她说，“但他确实把我弄得歇斯底里了。”

“谁——是谁让你歇斯底里的？”

“你的侄子——罗伯特·奥德利先生。”

“罗伯特，”准男爵惊呼，“露西，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过你，奥德利先生坚持要我去石灰林，亲爱的，”我的夫人说，“他说他想和我谈谈，我就去了，然后他说了一些极其可怕的话，以至于——”

“什么可怕的话，露西？”

奥德利夫人战栗起来，用痉挛的手指紧紧抓住那只正抚慰般搁在她肩上的有力手掌。

“他说了什么，露西？”

“噢，我亲爱的，我怎么能告诉你呢？”我的夫人哭诉道，“我知道我会让你难过的——或者你会嘲笑我，然后——”

“嘲笑你？不，露西。”

奥德利夫人沉默了片刻。她直视着前方的炉火，手指依然紧扣着丈夫的手。

“亲爱，”她缓慢地说道，话语间断断续续，仿佛她对开口谈论这些事感到畏缩，“你有没有——我太害怕惹你不快了——你有没有觉得奥德利先生有点——有点——”

“有点什么，我的宝贝？”

“有点神志不清？”奥德利夫人吞吞吐吐地说。

“神志不清！”迈克尔爵士叫道，“我亲爱的女孩，你在想些什么？”

“你刚才还说，亲爱的，你觉得他半疯了。”

“我说了吗，我的爱人？”准男爵笑着说，“我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那不过是一句随口说的客套话，什么意义都没有。罗伯特也许是有点古怪——也许有点笨——他或许没那么聪明，但我认为他的脑子还没到发疯的地步。我相信通常只有那些绝顶聪明的人才会精神失常。”

“但疯病有时是遗传的，”我的夫人说，“奥德利先生也许继承了——”

“他没有从他父亲那一边继承到任何疯狂，”迈克尔爵士打断道，“奥德利家族从未住进过私人精神病院，也从未养过精神病医生。”

“那从他母亲那边呢？”

“据我所知没有。”

“人们通常会把这些事当成秘密，”我的夫人严肃地说，“你那嫂子的家族里或许有过疯癫。”

“我不这么认为，亲爱的，”迈克尔爵士回答，“但露西，告诉我，到底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种想法。”

“我一直在试图解释你侄子的行为。我找不到别的理由。如果你听了他今晚对我说的那些话，迈克尔爵士，你也会觉得他疯了。”

“但他到底说了什么，露西？”

“我几乎无法告诉你。你可以看出他把我吓得有多么呆滞和困惑。我想他独自在那清静的圣殿区公寓里待得太久了。或许他书读得太多，或者烟抽得太多。你知道，有些医生声称疯狂仅仅是大脑的一种疾病——一种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的疾病，它可能由特定的原因引发，并能通过特定的手段治愈。”

奥德利夫人的眼睛始终盯着宽大炉架中燃烧的煤炭。她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在讨论一个她以前经常听到的话题。她说话的样子，仿佛思绪已经从她丈夫的侄子身上游离出去，转向了关于疯狂这一抽象概念的更广阔的讨论。

“他为什么不能是疯的呢？”我的夫人继续说，“人们可能疯了许多年却一直没被发现。他们知道自己疯了，但他们知道如何保守秘密；或许，他们有时会把秘密带进坟墓。有时，一阵狂乱会攫住他们，在某个邪恶的时刻，他们会暴露自己。他们或许会犯下罪行。机会那可怕的诱惑袭击了他们；刀就在手中，而毫无防备的受害者就在身旁。他们或许能战胜那躁动的恶魔，从此离去，在未做出任何暴力行径的情况下死去；但他们也可能屈服于那可怕的诱惑——那对暴力和恐怖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充满激情的、饥渴的渴望。他们有时会屈服，从此堕落。”

奥德利夫人的声音随着她对这个可怕问题的辩论而升高。她刚刚才从中恢复过来的歇斯底里的兴奋感依然留有余波，但她控制住了自己，随着继续说下去，她的语调变得平静了：

“罗伯特·奥德利疯了，”她断然说道，“什么是疯狂最奇怪的诊断之一——什么是精神错乱的第一种可怕迹象？思想变得停滞；大脑变得腐朽；思维的平稳轨迹被打断；大脑的思考能力简化为单调的重复。正如一潭死水因为停滞而腐臭，思想也会因为缺乏运作而变得浑浊与堕落；而对某个单一主题的持续思考，最终会演变成偏执。罗伯特·奥德利是一个偏执狂。他朋友乔治·塔博伊斯的失踪使他感到悲伤和困惑。他沉溺于这个单一念头，以至于失去了思考其他任何事物的能力。这个单一的念头被持续审视，在这一过程中，在他的心理视野中发生了扭曲。把英语中最普通的词重复二十遍，在第二十遍重复之前，你就会开始怀疑你所重复的词是否真的是你想表达的那个意思。罗伯特·奥德利一直在思考他朋友的失踪，直到这个念头造成了它那致命而病态的影响。他以一种病态的眼光去看待一件平常的事件，并将其扭曲成由他自己的偏执所产生的一种阴郁的恐怖。如果你不想让我变得和他一样疯，就绝不能让我再见到他。他今晚声称乔治·塔博伊斯在这个地方被谋杀了，并说他要挖开花园里的每一棵树，拆掉房子里的每一块砖，只为了寻找——”

我的夫人停住了。话语在她唇边消散。她因自己刚才说话时那种奇异的能量而耗尽了精力。她已经从一个轻浮、幼稚的美人，变成了一个能够为自己的事业辩护并为自己的防卫进行申辩的女人。

“拆掉这座房子？”准男爵惊呼，“乔治·塔博伊斯在奥德利庄园被谋杀！罗伯特真是这么说的吗，露西？”

“他说了类似的话——一些让我非常害怕的话。”

“那他一定是疯了，”迈克尔爵士严肃地说，“你告诉我的一切让我感到困惑。他真的这么说了吗，露西，还是你误解了他？”

“我——我——我想我没有误解，”我的夫人结结巴巴地说，“你刚才也看到了，我刚进来时有多么害怕。如果他没说些可怕的话，我也不会那么激动。”

奥德利夫人利用了她能用来支持自己立场的最强有力的论据。

“当然，我的宝贝，当然，”准男爵回答，“到底是什么把这种可怕的幻想塞进了这个不幸孩子的脑子里。这个塔博伊斯先生——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在奥德利庄园被谋杀！我今晚就去芒特斯坦宁，看看罗伯特。从他还是个婴儿时我就认识他，我绝不会看走眼。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对劲，他绝不可能瞒过我。”

我的夫人耸了耸肩。

“这倒是个开放性的问题，”她说，“通常是陌生人最先观察到某种心理上的特质。”

这些大词从我夫人的红唇中吐出，显得十分奇特；但她新近习得的智慧带有一种古雅的俏丽，这让她的丈夫感到又着迷又困惑。

“但你绝不能去芒特斯坦宁，我亲爱的宝贝，”她温柔地说，“记住，你可是有严格医嘱的，必须待在室内，直到天气转暖，直到阳光照耀在这片残酷的冰封大地上。”

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带着无奈的叹息靠回了他那宽大的椅子上。

“那是真的，露西，”他说，“我们必须听道森先生的话。我想罗伯特明天会来看我的。”

“是的，亲爱。我想他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只能等到明天了，我的宝贝。我无法相信那个可怜的孩子真的有什么不对劲——我无法相信，露西。”

“那你怎么解释关于这位塔博伊斯先生的这种离奇的妄想呢？”我的夫人问道。

迈克尔爵士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露西——我不知道，”他回答，“人们总是很难相信，任何不断降临在同胞身上的灾难，有朝一日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无法相信我侄子的心智受损了——我无法相信。我——我会让他留在这里，露西，我会严密地观察他。我告诉你，我的爱人，如果有什么不对劲，我一定能发现。对于一个一直像我亲生儿子一样的人，我是绝不会看错的。但是，我亲爱的，你为什么会被罗伯特的疯话吓成那样？那本不该影响到你。”

我的夫人可怜兮兮地叹了口气。

“你一定觉得我意志非常坚定，迈克尔爵士，”她带着一种受了委屈的神情说道，“如果你认为我能漠不关心地听到这些事情。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再见到奥德利先生了。”

“你不会见他的，我亲爱的——你绝不会见他。”

“你刚才说你会让他到这里来，”奥德利夫人喃喃道。

“但如果他的出现让你烦心，我就不会这么做，我亲爱的女孩。看在上帝的份上！露西，你难道有一瞬间觉得，我除了想要促进你的幸福之外，还有什么更高的愿望吗？我会就罗伯特的问题咨询一位伦敦的医生，让他去查清我那可怜兄弟唯一的儿子是否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你不会再被烦扰了，露西。”

“你一定觉得我非常刻薄，亲爱，”我的夫人说，“我知道我不该被那个可怜的家伙烦扰；但他似乎真的对我有了一些荒唐的想法。”

“关于你，露西！”迈克尔爵士惊叫道。

“是的，亲爱。他似乎以一种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模糊方式——将我与这位塔博伊斯先生的失踪联系了起来。”

“不可能，露西！你一定误解他了。”

“我不这么认为。”

“那他一定是疯了，”准男爵说——“他一定是疯了。我会等他回到城里，然后派人去他的公寓找他谈谈。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到底是什么神秘的事情。”

“我恐怕让你感到心烦了，亲爱，”奥德利夫人喃喃道。

“是的，我亲爱的，你告诉我的事情让我非常苦恼；但你坦率地和我谈论这件可怕的事是非常正确的。我必须仔细考虑一下，最亲爱的，并尝试决定该怎么做才最好。”

我的夫人从她一直坐着的那张低矮脚凳上站了起来。炉火已经燃尽，房里只剩下一抹淡淡的红光。露西·奥德利俯身在丈夫的椅子上方，用嘴唇触碰了他宽阔的前额。

“你对我一直都那么好，亲爱，”她轻柔地耳语道，“你绝不会让任何人说服你来反对我，对吗，亲爱？”

“说服我反对你？”准男爵重复道，“不会的，我的爱人。”

“因为你知道，亲爱，”我的夫人继续说，“这世上有邪恶的人，也有疯狂的人，也许会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想要伤害我。”

“那他们最好别试，”迈克尔爵士回答，“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会发现自己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

奥德利夫人放声大笑，那欢快、胜利、如银铃般清脆的笑声震动了寂静的房间。

“我亲爱的宝贝，”她说，“我知道你爱我。现在我必须走开了，亲爱，因为已经过了七点。我原本答应去蒙特福德太太家赴宴，但我必须派个仆人带去道歉的消息，因为奥德利先生让我变得完全无法应对社交了。我将留在这里陪你，亲爱。你会很早就休息，对吗，并且好好照顾你自己？”

“会的，亲爱。”

我的夫人轻快地走出房间，去安排关于送信的消息，那是她原本要去赴宴的人家。她在关上图书馆门时停顿了片刻——她停下来，将手放在胸口，以平复心脏剧烈的跳动。

“我曾经畏惧过你，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她想道；“但或许终有一天，你会因为我而感到畏惧。”

第三十一章。

菲比的请求。

在奥德利庄园度过愉快的圣诞假期后的两个月里，奥德利夫人与继女之间的裂痕并没有变窄。两位女性之间虽无公开的战争；但只有一种武装中立，不时被简短的女性小规模冲突和暂时的口舌风暴所打破。我很遗憾地说，艾丽西亚宁愿进行一场痛快的正面交锋，也不愿维持这种沉默且无法表现出来的不和；但要和我的夫人吵架并不容易。她总有温和的回答来化解愤怒。她能对着继女的公开愠怒露出迷人的微笑，也能对着这位年轻小姐的坏脾气发出欢快的笑声。或许，如果她不那么和善，如果她的性格更像艾丽西亚，这两位女士可能已经在一次巨大的争吵中发泄了敌意，此后便能变得亲密友爱。但露西·奥德利从不主动开战。她将自己的不满累积起来，并以稳定的利率进行投资，直到她与继女之间的鸿沟每天扩大一点，最终变成了一道巨大的深渊，两岸的衔橄榄枝的鸽子都无法飞越。没有公开战争，便没有和解。必须有一场战争，一场勇敢、喧闹的战争，旗帜飘扬、大炮轰鸣，才能缔结和平条约并热情握手。或许法国与英国之间的联合，其最大的力量源于对克雷西、滑铁卢、纳瓦里诺和特拉法加的回忆。我们曾经彼此憎恨、彼此痛击，把一切都发泄出来，用俗话说就是“打个痛快”；于是我们现在能够投入彼此的怀抱，誓言永恒的友谊和永恒的兄弟情谊。让我们希望，当北方扬基人被蹂躏且蹂躏过别人之后，喧闹的乔纳森能扑向他南方兄弟的怀抱，宽恕与被宽恕。

艾丽西亚·奥德利和她父亲那漂亮的妻子在这座古老的大宅里，有足够的空间来舒适地沉溺于她们的厌恶之中。正如我们所知，我的夫人有她自己的公寓——那是奢华的房间，为了居住者的舒适，汇集了所有能想到的优雅陈设。艾丽西亚在这座大房子的另一边有她自己的房间。她有她最爱的母马、纽芬兰犬和绘画工具，她让自己过得还算快乐。她并不太快乐，这个坦率、心胸宽广的女孩，因为在那压抑的庄园气氛中，她几乎不可能完全自在。她的父亲变了；那个她曾经以宠儿的无限权力统治的亲爱的父亲，已经接受了另一位统治者，并屈服于一个新的王朝。一点一点地，我的夫人那细小的权力在这个狭小的家庭中显现出来；艾丽西亚眼看着父亲逐渐被诱引跨越了那道将奥德利夫人与继女隔开的深渊，直到他最终完全站在了深渊的另一边，隔着那不断扩大的鸿沟，冷淡地注视着他唯一的孩子。

艾丽西亚感觉到她失去了他。我的夫人那灿烂的笑容、动人的话语、光芒四射的眼神和迷人的风采已经完成了她们的魔法，迈克尔爵士已开始将他的女儿视为一个有些任性、反复无常的年轻人，她对自己所爱的妻子表现出了坚定的不善。

可怜的艾丽西亚看到了这一切，并尽可能地承受着她的重负。身为一个拥有猎犬、骏马和仆人供其驱使的、有着灰色眼睛的美丽女继承人，却在这世上如此孤独，以至于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哀愁的友好耳朵，这似乎显得太艰难了。

“如果鲍勃还有点用处，我本可以告诉他我有多么不快乐，”奥德利小姐想道；“但找表哥罗伯特寻求安慰，还不如跟凯撒诉说我的烦恼。”

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听从了他那漂亮护士的话，在这个阴冷的三月夜晚九点多就上床休息了。或许准男爵的卧室是病人在这样寒冷而凄凉的天气里所能选择的最令人愉悦的隐居之所。深绿色的天鹅绒窗帘拉在窗前和沉重的床铺周围。木火在宽阔的壁炉里发出红色的光芒。迈克尔爵士枕头旁那张精致的小桌上点亮了阅读灯，我的夫人亲手为病人安排了一堆杂志和报纸，以供消遣。

奥德利夫人坐在床边大约十分钟，与丈夫交谈，谈论得非常严肃，关于这个奇怪而可怕的问题——罗伯特·奥德利的精神失常；但在那之后，她站起身，祝丈夫晚安。

她调低了阅读灯前的绿色丝绸灯罩，仔细地为准男爵的眼睛休息做了调节。

“我要离开你了，亲爱，”她说，“如果你能入睡，那就更好。如果你想阅读，书和报纸就在你身边。我会把房间之间的门敞开，如果你叫我，我能听见你的声音。”

奥德利夫人穿过她的更衣室，来到起居室，那是她从晚餐后就一直和丈夫待在一起的地方。

在这间优雅的房室内，处处可见女性精致生活的痕迹。夫人的钢琴敞开着，上面散落着乐谱，以及几部装帧精美的歌剧选段和幻想曲集，即便是大师也无需对这些曲目嗤之以鼻。夫人的画架立在窗边，上面那幅描绘庭院与花园的水彩素描，正是她艺术天赋的明证。蕾丝与细布织就的如仙子般的绣品，彩虹色的丝绸和色泽柔和的羊毛织物，散落在奢华的室内；而那些经由高明装潢师精心布置于各个角落与对角的穿衣镜，将夫人的身影反复折射，而那镜中映出的影像，便是这魔幻房室中最美丽的风景。

在这满屋的灯火、镀金、色彩、财富与美景之中，露西·奥德利坐在火边的一张低矮座椅上陷入了沉思。

若是霍尔曼·亨特（Mr. Holman Hunt）先生能窥见这间漂亮的闺房，我想这幅画面定会印刻在他的脑海中，不日便会被临摹到主教的半身像上，以供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瞻仰。夫人以那种半倚的姿态坐着，手肘支在一侧膝盖上，完美的下巴靠在手上，华丽的褶皱长裙勾勒出她优美的身形，呈现出起伏的线条；明亮而玫瑰色的炉火将她笼罩在柔和的薄雾中，唯有那金光闪闪的秀发打破了这层静谧——她本人已然绝美，而环绕着她那美貌圣坛的绚烂陈设，更赋予了她令人目眩神迷的姿色。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亲手雕琢的金象牙饮杯；刻有奥地利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纹章的布尔工艺与瓷器柜，其间饰以玫瑰花蕾、真爱结、鸟儿与蝴蝶、小爱神与牧羊女、女神、廷臣、村夫与挤奶女工的图案；帕里安大理石与素瓷塑像；镀金篮子里装着温室花卉；奇巧的印度花丝首饰盒；脆弱的绿松石色瓷茶杯，饰以路易大帝、路易挚爱者、拉瓦利埃公爵夫人（Louise de la Valliere）、蒙特斯潘侯爵夫人（Athenais de Montespan）以及沃邦尼耶的玛丽·让娜·戈马尔（Marie Jeanne Gomard de Vaubernier）的微型肖像挂坠；书柜陈列画与镀金镜面，闪烁的缎面与轻盈的蕾丝；凡是金钱能买到或艺术能构思出的一切，都汇聚在这间静谧的房室里，夫人正坐在其中，倾听着三月尖锐的风声，听着常春藤叶拍打窗棂的声响，凝视着燃烧的煤块中那赤红的裂隙。

如果我借此机会大肆抨击艺术与美，只因为夫人在这间优雅的公寓里比那些缩在阴冷阁楼里半饥半饱的女裁缝更加痛苦，那我无疑是在宣讲陈词滥调，敲响那套老掉牙的警钟。她的痛苦源于一处伤口，深到任何财富与奢华的药膏都无法慰藉；但她的痛苦是反常的，我看不出有何理由非要以她的悲惨为例，去论证贫穷与困苦竟优于富足与安逸。本韦努托·切利尼的雕刻和塞夫勒瓷器无法给予她幸福，因为她已走出了这些事物的范畴。她不再纯洁；而我们从艺术与美景中所获得的那种纯粹的乐趣，也已超越了她所能触及的范围。六七年前，她或许会因拥有这座阿里巴巴的小宫殿而幸福；但她已经走出了那些无忧无虑、追逐享乐的生物圈，迷失在一条充满了罪恶与背叛、恐惧与犯罪的凄凉迷宫中，而所有为她搜罗来的宝藏，除了能让她有一种乐趣——即把它们堆成一堆，踩在脚下，在绝望的残忍中将它们摧毁——之外，再无法给她带来任何欢愉。

有些东西本该激起她一种可怕的狂喜，一种令人战栗的庆幸。如果罗伯特·奥德利，她那冷酷的敌人，她那毫不留情的追猎者，正横尸于隔壁房中，她定会对着他的灵柩欢呼雀跃。

当跨过了纯洁与罪恶之间那道可怕的界限，这些迷途的灵魂站在了孤独的彼岸，卢克雷齐娅·博尔吉亚（Lucretia Borgia）和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arine de Medici）还能剩下什么乐趣呢？这些可怜的女人只剩下了恐怖的、复仇的快感和诡谲的欢愉。她们定是以何等蔑视的苦涩，注视着那些寻常罪人琐碎的虚荣、小小的欺瞒和卑微的罪孽。或许她们从自己罪行的深重中感到了一种恐怖的自豪；这种“地狱般的神性”，使她们在罪人中称雄。

夫人独自在房中火边沉思，那双又大又清澈的蓝眼睛凝视着煤火中那如血色般翻涌的深渊，也许正想着许多与她所陷入的恐怖而沉寂的斗争毫不相关的事情。她也许想到了多年前孩提时代的纯真，孩提时代的愚行与自私，想到了那些对她良心并无太大负担的、轻浮的女性罪孽。或许在那种回溯性的冥想中，她记起了那段最初在镜中发现自己美丽的青葱岁月；那段致命的早期时光，她开始将自己的美貌视为一种神圣的权利，一种无限的资产，足以抵消所有少女时代的缺点，平衡每一个青春期的罪过。她是否记得那一天，这种美貌的仙家禀赋第一次教会了她自私与残忍，对旁人的欢愉与痛苦漠不关心，变得冷酷且反复无常，贪婪于赞美，用那种最糟糕的专制——女人的小算盘——去苛求和暴虐地对待他人？她是否曾将自己生命中的每一项罪恶追溯到真正的源头？她是否发现那个中毒的泉眼，竟在于她对自己那副漂亮脸蛋价值的过分高估？如果她的思绪当真沿着生命的逆流回溯至此，她定会为那一天而感到苦涩与绝望的忏悔，因为从那天起，她生命中的主导激情便统治了她，虚荣、自私与野心这三个恶魔联起手来宣布：“这个女人是我们的奴隶，且让我们看看在我们的引导下她将变成什么样。”

当夫人在孤独的壁炉旁漫长的冥想中回顾往昔时，那些青春期的错误显得多么渺小！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虚荣，一些卑微的残忍！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与朋友的恋人调调情；宣扬那赋予她蓝眼睛和闪亮金发的某种神圣权利。但这狭窄的路径是如何可怕地拓宽成了罪恶的康庄大道，而在这条如今已如此熟悉的道路上，她的脚步又是何等迅速！

夫人用手指绞着那松散的琥珀色卷发，仿佛要把它们从头上扯下来。但即便是在那无声绝望的瞬间，美貌那不可动摇的统治力也显现了出来，她松开了那团凌乱缠结的闪亮发丝，任由它们在昏暗的火光中如光环般环绕在头顶。

“我年轻时并不邪恶，”她盯着火堆阴郁地想道，“我只是缺乏思虑。我从未做过任何伤害人的事——至少，并非故意。我真的曾经邪恶过吗，我想？”她思索着，“我最严重的罪行都是狂乱冲动的产物，而非精心策划的阴谋。我不像我读到过的那些女人，她们曾在恐怖的黑暗与静谧中彻夜不眠，策划背信弃义的勾当，并安排犯罪的每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她们是否遭受过痛苦——那些女人——她们是否曾像我一样遭受过……”

她的思绪游离进了一片疲惫而混乱的迷障中。突然，她以一种骄傲而挑衅的姿态挺直了身子，眼中闪烁着一种并非完全映自炉火的光芒。

“你疯了，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她说，“你疯了，你的幻想是一个疯子的幻想。我知道什么是疯狂。我知道它的征兆与标志，我说你疯了。”

她把手按在头上，仿佛想到了某些让她感到困惑和迷乱的事情，那些事情她发现难以平静地去思索。

“我敢反抗他吗？”她喃喃自语，“我敢吗？我敢吗？他既然已经走得这么远，他会停下吗？他会因为畏惧我而停下吗？当想到他叔叔会承受怎样的痛苦都不能阻止他时，他会因为畏惧我而停下吗？有什么能阻止他——除了死亡？”

她说出最后几个词时，语气是一个恐怖的低语；她低着头，双眼圆睁，嘴唇仍保持着说出“死亡”那一刻的微张状态，呆滞地盯着炉火。

“我没法策划那些恐怖的事情，”她片刻后嘟囔道，“我的大脑不够强大，或者我还没有那么邪恶，又或是没有那么勇敢。如果我在那座荒凉的花园里遇见罗伯特·奥德利，就像我……”

她思维的洪流被门外谨慎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猛地站起身，被房间静谧中的任何响动惊吓到了。她站起身，将自己投进火边的一张低矮椅子里。她将美丽的头向后仰靠在柔软的靠垫上，从身边的桌子上拿起了一本书。这个动作虽不起眼，却说明了一切。它极其清晰地说明了那反复出现的恐惧——说明了掩盖真相的致命需求——说明了一个在静默的痛苦中，时刻保持着对维持外在表现之重要性高度警觉的心智。它比任何言语都更清晰地表明，生活的可怕需求将夫人塑造成了一位多么完美的演员。

门上那谦恭的敲击声再次响起。

“进来，”奥德利夫人以最活泼的口吻喊道。

房门带着那种训练有素的仆人所特有的恭敬与无声被推开了，一个衣着朴素的年轻女子，身上带着三月冷风的气息，跨过了房间的门槛，徘徊在门口，等待着进入夫人隐居之所内室的准许。

那是菲比·马克斯（Phoebe Marks），芒特斯坦宁客栈老板的妻子，脸色苍白。

“请原谅，夫人，我不请自来，”她说，“但我以为我可以直接上来，不必等待准许。”

“是的，是的，菲比，当然。把你那顶帽子摘了，你这可怜的、看起来冻坏了的生物，过来坐下。”

奥德利夫人指着那张几分钟前她自己曾坐过的低矮脚凳。在过去的日子里，当她还是夫人最亲近的随从和知己时，这位贴身女仆经常坐在那上面倾听女主人的闲聊。

“坐下，菲比，”奥德利夫人重复道，“坐下跟我谈谈；我很高兴你今晚能来。我在这阴沉的地方感到极其孤独。”

夫人打了个寒颤，环顾四周那些明亮古董的收藏，仿佛那些塞夫勒瓷器与青铜器、布尔工艺与鎏金饰品，都变成了某座废墟城堡中正在腐朽的装饰。她思想中那阴郁的悲惨情绪已传导至身边的每一样事物，所有外在的东西都染上了那在胸中缓慢进行着隐秘苦楚的疲惫内心生活的色彩。她说很高兴女仆来访，这完全是真心话。她那轻浮的天性在恐惧与痛苦时刻依附着这个微弱的避风港。她与这个女孩之间存在着共鸣，她与她一样，无论内在还是外在——与她一样，自私、冷漠、残忍，渴望提升自己的地位，贪婪于富足与优雅；对强加给自己的命运感到愤怒，对沉闷的依附生活感到厌倦。夫人憎恨艾丽西亚那坦率、热烈、慷慨、大胆的天性；她憎恨这个继女，却依附着这个脸色苍白、头发灰白的女孩，她认为她并不比自己更好，也不比自己更坏。

菲比·马克斯顺从了前女主人的命令，摘下帽子，坐在奥德利夫人脚下的脚凳上。她那平整的浅色发带没被三月的风吹乱；那件剪裁合身的土黄色裙装和亚麻领子，整理得一如她刚才梳妆完毕时那般整洁。

“迈克尔爵士好些了吧，夫人，”她问道。

“是的，菲比，好多了。他睡着了。你可以把那扇门关上，”奥德利夫人说着，头向两间房之间那扇敞开的连接门示意了一下。

马克斯太太顺从地执行了指令，随后回到座位上。

“我非常、非常不快乐，菲比，”夫人烦躁地说道；“悲惨得不可救药。”

“是因为那个……秘密吗？”马克斯太太压低声音问道。

夫人没有理会这个问题。她又用那种抱怨的口吻继续说道。她很高兴能有个人抱怨，即便只是个女仆。她沉溺于恐惧中，在暗中承受了太久的苦痛，以至于能大声诉说自己的命运，对她而言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解脱。

“我正受到残酷的迫害与骚扰，菲比·马克斯，”她说，“我正被一个我从未伤害过、也从未想过要伤害的人追逐与折磨。我从不被这个无情的折磨者允许片刻安宁，而且……”

她停住了，再次盯着炉火，就像她独自一人时那样。再次迷失在那些在恐怖的惊慌失措中四处游走的黑暗而复杂的思绪中，她无法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

菲比·马克斯注视着夫人的脸，用那双苍白而焦虑的眼睛向上望着她的前主人，只有当奥德利夫人的目光与她相遇时，那双眼睛才会收敛起戒备。

“我想我知道您指的是谁，夫人，”客栈老板的妻子沉默片刻后说，“我想我知道是谁对您如此残忍。”

“噢，当然，”夫人苦涩地回答，“我的秘密就是大家的秘密。毫无疑问，你什么都知道。”

“那个人是一位绅士——对吗，夫人？”

“是的。”

“就是两个月前来到城堡客栈的那位绅士，当时我警告过您……”

“是的，是的，”夫人不耐烦地回答。

“我猜到了。今晚那位绅士就在我们那里，夫人。”

奥德利夫人从椅子上猛地弹了起来——仿佛要在绝望的愤怒中做出什么孤注一掷的举动；但她随即又带着一声疲惫而抱怨的叹息瘫坐了回去。这样一个软弱的生物，怎能与自己的命运抗争？除了像被猎犬追逐的野兔一样兜圈子，直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场残酷狩猎的起点，并在那里被追捕者踩在脚下之外，她还能做什么？

“在城堡客栈？”她惊呼道，“我早该料到。他去那里是为了从你丈夫口中逼出我的秘密。蠢货！”她突然转过身，对菲比·马克斯怒斥道，“你是想毁了我吗，竟然把那两个人留在一起？”

马克斯太太可怜地绞着双手。

“我不是自愿离开的，夫人，”她说；“今晚没人比我更不想离开那家客栈。我是被派来的。”

“是谁派你来的？”

“卢克（Luke），夫人。您不知道如果我违背他，他对我会有多狠。”

“他为什么派你来？”

客栈老板的妻子在奥德利夫人愤怒的目光下垂下眼帘，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困惑地犹豫着。

“真的，夫人，”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想来。我告诉卢克，我们不能总是给您添麻烦，一会儿求这个恩惠，一会儿求那个，一个月下来从来没让您清静过；但是……但是……他用那大嗓门咆哮着压制我，逼我过来。”

“是的，是的，”夫人不耐烦地喊道，“我知道这些。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来。”

“唉，您知道的，夫人，”菲比有些勉强地回答，“卢克挥霍无度；不管我怎么说，他就是改不了这种大手大脚、游手好闲的毛病。他嗜酒成性；当他跟一群粗鲁的乡下人一起喝酒，喝得甚至比他们还多的时候，他的脑子就不可能清醒得去记账。如果不是我，我们早就破产了；尽管我努力了，还是没能挡住破产。您还记得给我钱付酿酒商的账单吗，夫人？”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奥德利夫人苦笑着说，“因为我也正需要那笔钱来付我自己的账单。”

“我知道，夫人，在从您那里得到之前的那些资助后，还要再来求您，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太难了。但那还不是最糟的：当卢克派我来求这个忙的时候，他没告诉我还欠着圣诞节的房租；但确实欠着，夫人，现在还欠着，而且……而且今晚房东已经派了收租官上门，明天我们就要被强制拍卖了，除非……”

“除非我付你的房租，我猜，”露西·奥德利喊道。“我早该想到会是这样。”

“真的，真的，夫人，我本不愿开口的，”菲比·马克斯啜泣道，“但他逼我来。”

“是的，”夫人苦涩地回答，“他逼你来；只要他高兴，只要他想为自己卑劣的恶习弄钱，他就会一直逼你来；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钱给，你和他就是我的养老金领取者；因为我想，等我的钱包空了，我的信用破产了，你和你丈夫就会转过身来出卖我，把我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你知道吗，菲比·马克斯，为了满足你们的要求，我的首饰盒已经空了一半？你知道吗，我的零花钱——在我结婚契约签订时，当我还是道森先生家里一名贫穷的女家庭教师时，我曾以为那是笔优厚的供养，上帝救救我！——我的零花钱已经预支了半年，就为了满足你们的需求？我还能做什么来安抚你们？我是该卖掉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瓷柜，还是我的蓬帕杜瓷器、勒罗伊（Leroy）和本森（Benson）的鎏金时钟，抑或是我的戈布兰（Gobelin）挂毯椅和脚凳？下一次我该怎么满足你们？”

“噢，夫人，夫人，”菲比可怜地哀求道，“别对我这么残忍；您知道，您知道并不是我想要勒索您。”

“我什么都不知道，”夫人惊叫道，“只知道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让我想想，”她用一个专横的手势打断了菲比宽慰的低语。“闭嘴，女孩，让我想想这件事，如果我还能想的话。”

她把双手按在额头上，纤细的手指紧紧扣住前额，仿佛要用这种痉挛性的压力来控制大脑的运作。

“罗伯特·奥德利正和你丈夫在一起，”她缓缓说道，与其说是对同伴说，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这两个人在一起，家里还有收租官，而你那残暴的丈夫毫无疑问现在已经喝得酩酊大醉，醉酒后肯定更加粗暴顽固、凶相毕露。如果我拒绝付这笔钱，他的凶残会增加百倍。讨论这事没什么用。这钱必须付。”

“但如果您付了，”菲比恳切地说，“我希望您能告诉卢克，只要他还在那家店里，这就是他从您那儿得到的最后一笔钱了。”

“为什么？”夫人问道，双手垂落在膝盖上，探询地看着马克斯太太。

“因为我想让卢克离开那家城堡客栈。”

“但你为什么想让他离开？”

“噢，原因太多了，夫人，”菲比回答，“他不适合做一家酒馆的店主。我嫁给他的时候不知道这一点，否则我一定会反对这门生意，试着劝他去务农。不过我想他也不会听我的；因为您知道，夫人，他固执得很。他根本不适合现在的行当。天黑以后他几乎就没清醒过；醉了以后他就变得近乎疯狂，似乎连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已经有好几次差点被他害死。”

“差点被害死！”夫人重复道，“你是什么意思？”

“唉，因为他的粗心大意，我们已经冒过好几次在睡梦中被烧死的风险了。”

“因为他的粗心大意，你们差点在睡梦中被烧死！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夫人漫不经心地问道。她太自私了，又沉浸在自己的烦恼中太深，对她曾经的女仆所遭受的任何危险都提不起多大兴趣。

“您知道那座城堡是个多么古怪的老地方，夫人；到处是摇摇欲坠的木结构、腐朽的椽子之类的东西。切姆斯福德保险公司不愿为它承保；因为他们说，如果这地方在刮风的夜晚着火，它会像引火物一样烧个精光，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救得了它。卢克知道这一点；房东也常常警告他，因为他就住在我们隔壁，他一直紧盯着我丈夫的一举一动；但当卢克喝醉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在一周前，他在一间外屋里留了一支燃烧的蜡烛，火焰烧着了倾斜屋顶的一根椽子，要不是我临睡前巡视屋子时发现了，我们恐怕全都得被烧死。这已经是我们住在那儿的六个月里第三次发生这种事了，您不能怪我感到害怕，对吧，夫人？”

我夫人没有感到惊讶，她根本没去想这件事。她几乎没有听这些琐碎的细节；她为什么要关心这个出身卑微的女仆的危险和麻烦呢？她难道没有自己的恐惧，没有那种占据了她全部心神的困惑来侵占她大脑所能容纳的每一个念头吗？

她对可怜的菲比刚告诉她的事没有任何评论；直到女孩说完话后的好一会儿，她才几乎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当有些话在被听到却未被留意之后，其含义才会在随后显现出来。

“在睡梦中被烧死，”这位年轻的夫人终于开口道，“要是那个宝贝东西，你丈夫，在今晚之前就在睡梦中被烧死，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说话间，一幅生动的画面在她脑海中闪过。那座摇摇欲坠的木结构建筑，城堡客栈，变成了一堆没有屋顶的板条和灰泥的废墟，从黑洞洞的口中喷吐着火焰，将燃烧的火星向上喷向寒冷的夜空。

她疲惫地叹了口气，把这个形象从她那不安的脑海中驱逐出去。即使这个敌人永远被封了口，她的处境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她还有另一个更危险得多的敌人——一个即便她富可敌国也无法贿赂或收买的敌人。

“我会给你钱，把这个收租官打发走，”我夫人沉默片刻后说道，“我得把钱包里的最后一个金币给你，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不敢拒绝你。”

奥德利夫人站起身，从书桌上拿起了点燃的台灯。“钱在我的更衣室里，”她说，“我去拿。”

“噢，夫人，”菲比突然惊呼道，“我忘了件事；我为这件事心烦意乱，竟把它给忘了。”

“忘了什么？”

“就在我离开家之前，有人给我一封信要带给您，夫人。”

“什么信？”

“奥德利先生写的一封信。他听说我丈夫提到我要到这儿来，就让我带上这封信。”

奥德利夫人把灯放在离她最近的桌子上，伸出手接过那封信。菲比·马克斯几乎不可能没注意到那只戴着珠宝的小手抖得像片叶子一样。

“给我——给我，”她喊道，“让我看看他还有什么要说的。”

奥德利夫人几乎是从菲比手中抢过信的。她狂乱地撕开信封，随手将其扔掉；在急切的兴奋中，她几乎无法展开那张信纸。

信很简短。只写了这些话：

“如果乔治·塔尔博伊斯夫人（Mrs. George Talboys）真的在那份报刊记录以及文特诺（Ventnor）教堂墓碑上所记载的死亡日期之后幸存下来，并且她确实以本人所怀疑和指控的那位女士的身份存在，那么要找到一个有能力且愿意指认她的人绝非难事。威尔德恩西（Wildernsea）诺斯小屋（North Cottages）的房东巴卡姆太太（Mrs. Barkamb）无疑会同意对此事提供一些线索；要么消除一场幻觉，要么证实一个猜疑。

“罗伯特·奥德利（ROBERT AUDLEY）。

“1859年3月3日。

“芒特斯坦宁（Mount Stanning），城堡客栈。”

第三十二章。

天空中的红光。

我夫人凶狠地将信揉成一团，扔进了火堆里。

“如果他现在站在我面前，而我能杀了他，”她以一种古怪的、内敛的低语嘀咕道，“我一定会做的——我一定会做的！”她抓起台灯，冲进了隔壁的房间。她随手关上了门。她无法忍受任何目击她可怕绝望的人——她什么都忍受不了，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周围的环境。

我夫人的更衣室与迈克尔爵士居住的卧室之间的门一直开着。这位男爵睡得很安详，那张高贵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清晰可见。他的呼吸平稳而均匀，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一种他注视美丽的妻子时常露出的温柔幸福的微笑，那是一位慈父仰望着心爱孩子时所流露出的那种极度宽容的笑容。

当奥德利夫人的目光落在那个高贵、安详的身影上时，某种女性的情感，某种怜悯之心软化了她的眼神。那一刻，她自身痛苦的可怕自私感向着对他人的怜悯温柔让步了。毕竟，这或许仅仅是一种半自私的温柔，其中对自己的怜悯和对丈夫的怜悯一样强烈；但这一次，她的思绪跳出了自身恐惧与麻烦的狭窄圈子，带着一种预言性的悲伤，停留在他人即将到来的苦难之上。

“如果他们让他相信了，他该有多痛苦啊，”她想道。但与那个念头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那是她美丽的脸庞、她迷人的举止、她俏皮的微笑、她那如在朦胧夏夜里荡漾在开阔平原和涟漪河面上的一串银铃般低沉悦耳的笑声。她带着一种短暂的胜利感回想着所有这一切，这种感觉甚至比她的恐惧还要强烈。

如果迈克尔·奥德利爵士能活到一百岁，无论他将来会学到什么关于她的真相，无论他会怎样逐渐鄙视她，他是否真能将她与这些特质剥离开来呢？不；一千个不。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记忆仍会将她展现出来，赋予她最初赢得他热烈钦佩和深情厚爱的美丽。她最坏的敌人也无法从她身上夺走那种在她的轻浮心性中产生了致命影响的仙家禀赋。

她在银色的灯光下在更衣室里踱来踱去，思忖着她从罗伯特·奥德利那里收到的这封奇怪的信。她在那种单调的游荡中来回走了好一会儿，才能够稳定思绪——才能够将她那狭隘智力中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去面对律师信中所包含的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他会这么做的，”她紧咬牙关说道，“他会这么做的，除非我先把他送进疯人院；或者除非——”

她没有把这个念头诉诸语言。她甚至没有完整地想出那个句子；但她心中某种新的、非自然的冲动似乎在胸膛里敲击着每一个音节。

那个念头是：“他会这么做的，除非某种奇怪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让他永远闭嘴。”鲜红的血液如火焰般闪烁着涌上我夫人的脸庞，又瞬间消退，留下的脸色比冬雪还要苍白。她那双先前一直紧紧绞在一起的手松开了，沉重地垂在身侧。她停止了那急速的来回踱步——就像罗得的妻子在回首那座毁灭的城市后停住脚步那样——每一根脉搏都变慢了，每一滴血液都在血管里凝固，在那场将她从一个女人变成一座雕像的可怕过程中。

奥德利夫人保持着那种奇异的雕塑姿态站了大约五分钟，头高昂着，双眼直视前方——目光越过狭窄的房墙边界，投向了充满危险与恐怖的黑暗远方。

但随后，她从那僵硬的姿态中猛地回过神来，动作几乎和她陷入时一样突然。她从那种半麻木的状态中振作起来。她快步走向梳妆台，坐下，推开了一堆带有金色瓶塞的瓶子和精致的瓷质香精盒，看着镜子中那巨大的椭圆形玻璃里的倒影。她非常苍白；但在她那少女般的脸上看不到其他任何激动的痕迹。她那精致轮廓的嘴唇线条是如此美丽，以至于只有非常仔细的观察者才能察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僵硬。她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并试图用微笑来驱散那种如同雕像般的麻木；但今晚，那红润的嘴唇拒绝听从她的意志；它们紧紧闭合，不再是她意志与快感的奴隶。她性格中所有潜伏的力量都集中在了这一个特征上。她可以控制眼睛，却无法支配嘴部的肌肉。她从梳妆台前站起身，从衣橱的深处拿出一件深色丝绒斗篷和帽子，穿戴好准备出门。壁炉架上的小铜镀金钟敲响了十一点一刻，奥德利夫人正在进行这些动作；五分钟后，她回到了她留下菲比·马克斯的房间。

这位客栈老板的妻子正坐在低矮的护栏前，姿势与她的前任女主人早些时候在那孤独的炉火旁沉思时的样子别无二致。菲比重新添了火，并重新戴上了她的帽子和披肩。她急着回家去见那个残暴的丈夫，那个男人在她不在的时候太容易惹出什么乱子了。看到奥德利夫人走进房间，她抬起头，看到前女主人穿着外出的装束，发出了一声惊奇的惊呼。

“夫人，”她喊道，“您今晚不是要出门吧？”

“是的，菲比，我是要出门，”奥德利夫人非常平静地回答，“我要和你一起去芒特斯坦宁见那个收租官，我要亲自去支付这笔债务并打发他走。”

“可是，夫人，您忘了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您不能在这么晚的时候出门。”

奥德利夫人没有回答。她手指轻轻搭在门铃把手上，静静地思索着。

“马厩总是锁着的，男仆们十点就上床睡觉了，”她喃喃道，“我们在家的时候。准备马车会闹出巨大的动静；但我想，仆人中的一个或许能悄悄地为我办妥这件事。”

“可是您为什么非得今晚去呢，夫人？”菲比·马克斯喊道，“明天再去完全可以。一周后再去也一样。只要您承诺还清债务，房东就会把那个人撤走的。”

奥德利夫人没有理会这番打断。她匆匆走进更衣室，脱下帽子和斗篷，然后穿着那身简单的晚餐裙装回到起居室，卷发漫不经心地从脸上拂开。

“现在，菲比·马克斯，听我说，”她抓住知己的手腕，压低声音说道，语气诚恳，却带着某种不容置疑、必须服从的专横气势。“听我说，菲比，”她重复道。“我今晚要去城堡客栈；不管是早是晚，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大不了；我心意已决，我就要去。你问我为什么，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亲自去是为了支付这笔债务；是为了亲眼确认我给出的钱确实用在了我给它的目的上。我这样做并没有超出生活的常规。我是在做其他处在我这个位置的女性经常会做的事。我去帮助一位心爱的仆人。”

“可是现在都快十二点了，夫人，”菲比辩解道。

奥德利夫人因这番打断而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

“如果我到你家去付钱的事被人知道了，”她继续说道，依旧抓着菲比的手腕，“我自会承担后果；但我宁愿这件事能悄无声息地进行。我想，如果你照我说的做，我能不被任何活人看见就离开这座房子。”

“只要您希望，我什么都愿意做，夫人，”菲比顺从地回答。

“那你等会儿见到我的女仆进来时，就向我道晚安，让她送你出府。你要穿过庭院，在拱门另一侧的林荫道上等我。我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去和你汇合，因为在仆人们都睡觉之前我不能离开房间，但你可以耐心地等我，因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汇合。”

奥德利夫人的脸色不再苍白。一种非自然的光泽在她那双巨大的蓝眼睛里闪烁。她说话的速度快得不正常。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已经向某种压倒性的兴奋情绪投降的人。菲比·马克斯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她的前女主人。她开始害怕这位夫人要疯了。

奥德利夫人按响的铃声被那个戴着玫瑰色丝带、穿着黑色丝绸长裙的伶俐女仆应答了，那些装饰在古老的好日子里——当仆人们还穿着粗呢织物时——是那些身份卑微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我不知道时间这么晚了，马丁（Martin），”夫人用那种总是能为她赢得下属心甘情愿服务的温柔语调说道。“我一直在和马克斯太太说话，让时间溜走了。我今晚不需要什么了，你可以随时去睡。”

“谢谢您，夫人，”女孩回答道，她看起来很困倦，即使在女主人面前也难以抑制住一个哈欠，因为奥德利家的人通常很早就休息了。“我最好送马克斯太太出去，夫人，对吗？”女仆问道，“在我睡觉之前？”

“噢，是的，当然；你可以送菲比出去。我想其他仆人都已经睡下了，对吗？”

“是的，夫人。”

奥德利夫人看了一眼时钟，笑了笑。

“我们在这儿真是太放纵了，菲比，”她说。“晚安。你可以告诉你丈夫，他的房租会付清的。”

“太谢谢您了，夫人，晚安，”菲比喃喃道，随后退出了房间，女仆跟在后面。

奥德利夫人守在门边，等着她们沉闷的脚步声在八角厅和铺着地毯的楼梯上消失。

“马丁住在房子的顶层，”她说，“离这儿有半英里远。十分钟后，我就能安全地溜走了。”

她回到更衣室，第二次穿上了斗篷和帽子。那种非自然的颜色依然像火焰一样在她脸颊上燃烧；那种非自然的光芒依然在她眼中闪烁。她所承受的兴奋感将她牢牢地笼罩在咒语之中，以至于她的身心似乎都没有任何疲劳的自觉。无论我在描述她的感受时多么啰嗦，也永远无法描述出她内心想法或痛苦的十分之一。在那一个恐怖的夜晚，她承受了足以填满厚厚卷册的痛苦。她经历了几大卷的焦虑、怀疑和困惑；有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折磨的同一章节；有时又在没有片刻喘息的情况下，匆匆浏览了她那数千页的苦难。她站在起居室的矮护栏旁，注视着时钟的分针，等待着离开房子去迎接安全的时刻。

“我等十分钟，”她说，“绝不多等一刻，我就要踏入新的危险。”

她听着三月狂风的咆哮，那风似乎随着夜晚的寂静与黑暗愈演愈烈。

时针缓缓地指向了表示十分钟已过的数字。正当十一点四十五分时，我夫人手里拿着灯，悄悄地走出了房间。她的脚步轻盈得像某种优雅的野生动物，在铺着地毯的石廊和楼梯上，根本不用担心那轻盈的脚步会引起任何回声。直到到达底层的前厅时，她都没有停下。几扇门通向这个前厅，它和夫人的套间一样是八角形的。其中一扇门通向图书馆，奥德利夫人轻柔而谨慎地打开了这扇门。

如果尝试通过任何主要出口秘密离开房子，那简直是发疯，因为管家本人亲自监督着前后大门的加固工作。确保这些大门安全，并为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餐具室（门上衬有铁皮）提供保护的门栓、横木、链条和铃铛的秘密，只有负责这些工作的仆人才知道。但是，尽管对这些通往堡垒的主要入口采取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一个木制百叶窗和一根细小的铁横木——轻得连小孩子都能提起——却被认为是早餐室通向庭院砾石路和草坪的那扇半玻璃门的最充分保障。

奥德利夫人正是打算通过这个出口逃离。她可以轻易地拆下横木，解开百叶窗，而且她离开时完全可以放心地把窗户虚掩着。迈克尔爵士在前半夜睡得很沉，而且自生病以来比平时睡得更重，所以不用太担心他会醒来。

奥德利夫人穿过图书馆，打开了与之相连的早餐室的门。这后一间房是后来扩建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简洁、欢快的房间，贴着明亮的墙纸，摆着漂亮的枫木家具，比任何人都更常被艾丽西亚使用。那位年轻小姐最爱的事物的零碎玩意儿散落在房间各处——绘画材料、没做完的手工残片、缠在一起的丝线，以及所有其他属于粗心少女在此逗留的痕迹；而奥德利小姐的画像——一张红润面孔的假小子穿着骑装和帽子的漂亮蜡笔素描——挂在壁炉架上韦奇伍德（Wedgwood）古怪的装饰物上方。我夫人带着那双蓝眼睛里燃烧着的蔑视与仇恨，注视着这些熟悉的物品。

“如果我遭了难，她该有多高兴，”她心想；“如果我被赶出这座房子，她该有多欢欣！”

奥德利夫人把灯放在靠近壁炉的桌子上，走向窗户。她取下了铁横木和轻巧的木制百叶窗，然后打开了玻璃门。三月的夜晚黑漆漆的，没有月亮，她打开门时，一阵狂风吹向她，带着寒冷的气息灌满了房间，吹灭了桌上的台灯。

“没关系，”我夫人嘀咕道，“我也不能留着它继续燃着。我回来时自有办法在屋子里摸索。我已经把所有的门都虚掩着了。”

她轻快地踏上平整的砾石路，关上了身后的玻璃门。她担心那股阴险的风会把通往图书馆的门吹开，从而暴露自己的行踪。

她现在置身于四合院内，那股寒风向她猛扑过来，吹得她丝绸衣衫猎猎作响，发出一阵尖锐的沙沙声，就像一阵劲风吹过游艇的风帆。她穿过四合院，回头看了一眼——回头看了那么一瞬，看着她闺房那玫瑰色窗帘间透出的火光，以及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熟睡的房间里，灯光穿过直棂窗投下的昏暗光影。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逃跑，”她心想，“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在这深夜里悄悄逃离，要去隐姓埋名，好被世人遗忘。也许逃跑才是我最明智的选择，听从这个人的警告，永远逃离他的控制。如果我逃走并消失，就像——就像乔治·塔尔博伊斯消失那样。但我能去哪儿？我又会怎样呢？我没有钱；我那些珠宝，除去我之前卖掉的大部分，剩下的连两百英镑都不值。我能做什么？我只能回到过去的生活，那段陈旧、艰辛、残酷、凄惨的生活——充满贫困、屈辱、烦恼和不满的生活。我将不得不回到那无尽的挣扎中去消耗自己，然后死去——也许就像我母亲那样！”

这位夫人站在四合院和拱门之间平整的草坪上，驻足片刻，头垂在胸前，双手紧紧交握，以一种非自然活跃的思绪权衡着这个问题。她的姿态反映了她当下的心境——那是一种犹豫与困惑。但很快，她神情骤变；她抬起头——带着一种挑衅与决绝的姿态抬起头来。

“不！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她低声说道，声音低沉而清晰，“我不会回去的——我绝不会回去。如果我们要在这场斗争中进行生死决斗，你休想看到我放下武器。”

她迈着坚定而急促的步伐穿过拱门。当她走过那座厚重的拱门时，仿佛融入了某个早已张开大口等待着她的黑色深渊。那座愚钝的钟敲响了十二点，整个拱门似乎都在沉重的钟声下震动。奥德利夫人出现在拱门的另一侧，与菲比·马克斯会合，后者正守在靠近庄园大门的地方等候着她曾经的主人。

“好了，菲比，”她说道，“从这儿到芒特斯坦宁有三英里，对吧？”

“是的，夫人。”

“那我们一个半小时就能走完这段路。”

奥德利夫人没有停下脚步去说这些话；她正同她卑微的同伴一起，快速地沿着林荫道走着。尽管她外表看起来脆弱纤细，但她其实很擅长走路。在往昔那段依附于人的日子里，她常随道森先生的孩子们在乡村长途跋涉，所以她根本没把这三英里的距离放在心上。

“我想，你那位漂亮的丈夫会等着你吧，菲比？”当她们穿过一片田野时，她问道。这片田野是通往大路的一条捷径。

“噢，是的，夫人；他肯定会等的。我敢说，他一定正和那个人在那儿喝酒呢。”

“那个人！什么人？”

“就是那个负责查封的人，夫人。”

“啊，当然，”奥德利夫人漠然说道。

奇怪的是，当菲比正采取如此特殊的手段去解决城堡客栈的麻烦时，她那些家庭琐事似乎离她此刻的思绪非常遥远。

两个女人穿过田野，转上了大路。通往芒特斯坦宁的路全是上坡，漫长的道路在黑夜中显得漆黑而阴郁；但这位夫人怀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勇气继续前行，这种勇气并非她那种自私、感官至上的天性中常见的成分，而是一种源于极度绝望的异样潜能。直到她们快要接近山顶那闪烁的灯光时，她才再次开口对同伴说话。其中一盏村灯，透过深红色的窗帘透出刺眼的红光，标志着卢克·马克斯极可能就坐在那扇窗后，对着酒杯昏昏欲睡，等待着妻子的归来。

“他还没睡，菲比，”奥德利夫人急切地说，“但这客栈里没有点别的灯。我想奥德利先生应该已经上床睡觉了。”

“是的，夫人，我想是这样。”

“你确定他今晚会住在城堡客栈吗？”

“噢，是的，夫人。我在离开前帮那女孩整理好了他的房间。”

这股狂风在别处已是喧嚣不已，在这座矗立着摇摇欲坠的城堡客栈的荒凉山顶附近，更是显得尖厉而冷酷。残暴的疾风在这座脆弱的建筑周围疯狂地咆哮。它们戏弄着破碎的鸽舍、断裂的风向标、松动的瓦片和畸形的烟囱；它们拍打着窗玻璃，在裂缝中尖叫；它们嘲弄着这座从地基到屋顶都摇摇欲坠的建筑，在猛烈的嬉闹中不断撞击、敲打、折磨着它，直到整座屋子都在这粗野的游戏中战栗摇晃。

卢克·马克斯先生在与那个负责临时查封他家财的人坐着豪饮之前，根本没费心去锁好家门。城堡客栈的老板是个懒惰、好色的畜生，除了自私地关心自己的享乐之外，没有丝毫高尚的思想，且对任何阻碍他满足欲望的人都怀有恶毒的仇恨。

菲比推开门，带着奥德利夫人走进屋内。吧台里的煤气灯喷着火苗，熏黑了低矮的抹灰天花板。吧台隔间的小门虚掩着，奥德利夫人跨进客栈门槛时，听到了马克斯先生那粗野的笑声。

“我去告诉他您来了，夫人，”菲比对前任女主人低声说道，“我知道他肯定醉了。您——您要是听到他说了什么粗鲁的话，可千万别生气？您知道的，我并不希望您过来。”

“是，是，”奥德利夫人不耐烦地回答，“我知道。他那点粗鲁算什么！随他说去。”

菲比·马克斯推开隔间门，让奥德利夫人留在身后的吧台边。

卢克两腿笨拙地伸向壁炉，手里拿着一杯杜松子酒兑水，另一只手握着火钳。他刚才把火钳插进一堆黑煤里，正拨弄着煤块想要弄出点火光，这时他的妻子出现在门口。

他从炉栅间抽回火钳，看到她时，做了一个半醉半威胁的动作。

“噢，你终于肯赏脸回家了，夫人，”他说，“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他的声音含糊不清，醉态十足，几乎让人听不明白。他已烂醉如泥。他的眼神昏暗浑浊；双手颤抖不定；说话的声音被酒精堵得含混沉闷。他清醒时已是个畜生；即便在他表现最好的时候也是个畜生，而当他在醉酒后的懒散与鲁莽中抛弃了平日里对他那无知的粗野仅存的那点约束时，他比平时更像个畜生了。

“我——我耽搁得久了些，卢克，”菲比用她最温和顺从的语气回答；“但我见到了奥德利夫人，她非常慷慨，而且——而且她会帮我们处理这笔生意。”

“她很慷慨，是吗？”马克斯先生咕哝着，发出一阵醉醺醺的笑声；“她给的钱我可不敢当。我知道她那慷慨的价值。我敢说，如果不是不得已，她才不会那么慷慨呢。”

那个查封人，仅仅喝了马克斯先生所饮酒量三分之一，就已陷入了感伤且半昏迷的醉酒状态，只是虚弱而困惑地盯着他的主人和女主人。他坐在桌旁。事实上，他为了防止滑到桌子底下去，用手肘勾住了桌缘，正笨拙地试图用身边那支摇曳的蜡烛点燃他的烟斗。

“奥德利夫人答应帮我们处理这事了，卢克，”菲比没有理会卢克的话，重复道。她这时已非常了解她丈夫那种固执的本性，知道试图阻止他说出或做出他那倔脾气所驱使的事情是徒劳的。她说：“奥德利夫人会解决的，而且她今晚亲自过来处理这事了。”

火钳从客栈老板的手中滑落，在炉灰中摔得叮当乱响。

“奥德利夫人今晚到这儿来了！”他说。

“是的，卢克。”

菲比话音刚落，奥德利夫人便出现在门口。

“是的，卢克·马克斯，”她说，“我来付这笔钱，好让他赶紧离开。”

奥德利夫人用一种奇特的、半机械化的方式说出这些话；就好像她早已死记硬背了这些句子，此刻正机械地复述着，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马克斯先生不满地咆哮了一声，不耐烦地将空杯子往桌上一放。

“既然你自己要过来，直接把钱给菲比不就完了，”他说，“我们这儿不需要什么贵妇人，到处探头探脑地往人家里窥探。”

“卢克，卢克！”菲比劝阻道，“夫人对咱们这么好！”

“噢，去她的慷慨吧！”马克斯先生大喊，“我们要的不是她的什么慷慨，是她的钱。我可不会给她什么低声下气的感激。她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她不得不做；如果不是不得已，她才不会干呢——”

天知道卢克·马克斯还会说出什么话来，如果不是奥德利夫人突然转向他，用她那超凡脱俗的美貌所散发出的光芒震慑得他哑口无言的话。她的头发被风吹乱，那细软发质的头发变成了一团纠结的乱发，像一团黄色的火焰般环绕着她的前额。她的眼中闪烁着另一团火焰——那是种泛着绿色的光，就像愤怒的美人鱼那变幻莫测的眼眸中射出的光芒。

“住嘴，”她喊道，“我大半夜跑来这里不是为了听你的无礼言辞。这笔债到底是多少？”

“九英镑。”

奥德利夫人拿出了她的钱包——一个象牙、银饰与绿松石镶嵌的精巧玩意儿——她从中取出了一张纸币和四枚金币。她把钱放在桌上。

“让那个人在走之前给我写张收据，”她说。

过了好一会儿，那个查封人才被叫醒，勉强有了点意识来完成这个简单的任务。直到菲比·马克斯将笔蘸好墨水塞进他那笨拙的指间，他才终于明白，他需要在由菲比·马克斯拟好的收据底部签上大名。奥德利夫人等墨水一干，便拿上那份文件转身准备离开客栈。菲比紧随其后。

“您不能独自回家，夫人，”她说，“让我陪您一起走吧？”

“好的，好的；你和我一起回去。”

当奥德利夫人说这话时，两个女人正站在客栈门边。菲比惊讶地看着她的恩主。她本以为奥德利夫人处理完这件心血来潮揽下的差事后会急着赶回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奥德利夫人靠在客栈门上，双眼茫然地望着虚空。马克斯夫人再次开始担心，是生活的不幸让她这位前主子发了疯。

当奥德利夫人以那种犹豫不决、心不在焉的状态逗留时，吧台里的小荷兰钟敲响了两点。她被这声音吓了一跳，身体开始剧烈颤抖。

“我想我要晕倒了，菲比，”她说；“哪儿能弄到冷水？”

“洗衣间有水泵，夫人；我去给您接杯冷水。”

“不，不，不，”奥德利夫人一把抓住菲比的手臂，阻止了她去跑腿；“我自己去。如果我不想晕过去，就得把头浸在水盆里。奥德利先生睡在哪个房间？”

这个问题显得如此突兀，以至于菲比·马克斯在回答前惊愕地瞪着她的女主人。

“我准备的是三号房，夫人——前面的房间——就在我们房间隔壁，”惊愕之后，她回答道。

“给我一支蜡烛，”奥德利夫人说。“我要去你房间，用点水洗洗头；你就在这儿待着，看好你那畜生丈夫，别让他跟着我！”

她从菲比手中抢过点燃的蜡烛，跑上了那段通往楼上狭窄走廊的摇摇欲坠的旋转楼梯。这条低矮、气味沉闷的走廊两侧开着五间卧室；这些房间的编号用漆在门板上的黑色矮粗数字标示着。奥德利夫人当年买下这生意送给女仆的丈夫时，曾开车来到芒特斯坦宁视察过，所以她对这破旧的老房子轻车熟路；她知道菲比的卧室在哪里，但她却在另一间为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准备的房间门前停下了。

她停下来，看了看门上的号码。钥匙插在锁眼里，她的手仿佛不受控制地落在了上面。但没过多久，她突然又像几分钟前听到钟声时那样剧烈地颤抖起来。她就这样手扶着钥匙，颤抖着站了片刻；接着，她脸上浮现出一种恐怖的表情，她转动了钥匙。她转了两下，将门反锁了。

屋内没有任何声响；房间的住客毫无反应，仿佛根本没听到那锈迹斑斑的钥匙在锈蚀的锁孔里发出的不祥声响。

奥德利夫人匆忙走进隔壁房间。她把蜡烛放在梳妆台上，扯下帽子随意地挂在手臂上；接着她走向洗脸台，往盆里接满水。她把金色的头发浸进水里，然后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面色惨白而专注，那急切的目光仿佛要将这简陋房间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收入眼底。菲比的卧室确实装修得十分寒酸；她被迫把所有体面的家具都留给了那些为偶尔路过城堡客栈的旅客准备的客房；但菲比·马克斯竭尽全力用大量的装饰物来弥补她房间里家具的匮乏。廉价印花棉布做的挺括窗帘从四柱床上垂下来；同样的布料装饰着狭窄的窗户，遮挡了天光，为成群的苍蝇和掠食性的蜘蛛部落提供了舒适的港湾。就连那面化妆镜——一个会扭曲任何敢于照镜子的人脸的粗糙廉价品——也立在铺着浆硬细布和粉色上光棉布的“祭坛”上，并装饰着蕾丝花边和针织物。

奥德利夫人看着四周那些繁复的装饰，露出了微笑。也许她有理由微笑，回想起自己公寓里那些昂贵的优雅；但这抹嘲讽的微笑中似乎藏着比单纯蔑视菲比的装饰品位更深层的含义。她走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理了理湿漉漉的头发，然后戴上帽子。她不得不把那支燃烧的牛脂蜡烛放得离镜子周围的蕾丝花边非常近；近到那浆硬的细布似乎被其脆弱纤维中某种吸引力所牵引，正向火苗靠拢。

菲比在客栈门口焦急地等着奥德利夫人出来。她盯着荷兰小钟的分针，纳闷它为什么走得如此缓慢。直到两点十分，奥德利夫人才戴着帽子、头发尚湿地下了楼，手里却没拿蜡烛。

菲比立刻为那支不见的蜡烛感到担忧。

“灯呢，夫人，”她说，“您把它落在楼上了！”

“我离开你房间时风把它吹灭了，”奥德利夫人平静地回答，“我把它留在那儿了。”

“在我的房间里，夫人？”

“是的。”

“确定完全熄灭了吗？”

“是的，我说了；你干嘛总纠结于你的蜡烛？已经两点多了。走吧。”

她挽住女孩的手臂，半推半拽地带着她离开了房子。她瘦削的手指紧紧扣住女孩，力道犹如铁钳般坚实。凶猛的三月狂风将房门重重撞上，留下了站在屋外的两个女人。漫长而漆黑的道路在她们面前显得荒凉孤寂，在两侧光秃秃的树篱间隐约可见。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两点到四点之间，在一条偏僻的乡村道路上步行三英里，对于一个娇生惯养、倾向于安逸与奢华的女人来说，绝非什么乐事。但奥德利夫人沿着坚硬干燥的大路匆匆前行，拖着她的同伴，仿佛受到某种不知疲倦的恐怖恶魔之力的驱使。黑夜笼罩在她们头顶——狂风在她们四周呼啸，掠过广袤隐秘的乡村，仿佛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将这两个流浪者置于这狂暴的中心——两个女人穿过黑暗，走下芒特斯坦宁所在的山丘，走过一英里半的平坦道路，又爬上另一座山丘。在那座山的西侧，奥德利庄园坐落在一个僻静的山谷中，那山谷似乎将这座古宅与日常世界的所有喧嚣与纷扰隔绝开来。

奥德利夫人在这座山丘的顶端停下脚步，大口喘着气，双手紧紧按在心口，徒劳地希望以此平复那狂乱的心跳。她们距离庄园还有四分之三英里，自离开城堡客栈后，她们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了。

奥德利夫人停下休息，脸仍朝着目的地的方向。菲比·马克斯也停了下来，非常庆幸能在这匆忙的旅程中有片刻喘息。她回头望向远处的黑暗，那里正是那座让她感到如此不安的阴郁避难所。就在她回头时，她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疯狂地抓住了同伴的斗篷。

夜空不再是一片漆黑。浓重的黑色中出现了一块刺眼的红光。

“夫人，夫人！”菲比指着那块红光大喊，“您看！”

“是的，孩子，我看见了，”奥德利夫人回答，试图从那双紧抓着她衣衫的手中挣脱出来。“怎么了？”

“着火了——着火了，夫人！”

“是的，恐怕是着火了。多半是在布伦特伍德（Brentwood）。让我走吧，菲比；这跟我们没关系。”

“是的，是的，夫人；但这比布伦特伍德更近——近得多；就在芒特斯坦宁。”

奥德利夫人没有回答。她又开始颤抖了，也许是因为寒冷，因为狂风已经从她肩上扯下了厚重的斗篷，使她纤细的身躯暴露在风中。

“那是芒特斯坦宁，夫人！”菲比·马克斯尖叫道，“是城堡失火了——我知道是，我知道是！我今晚就想到火灾的事，一直心神不宁，因为我预感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如果只是那破地方烧了也就算了，可那是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啊！”女孩语无伦次地啜泣着。“卢克醉得连自己都顾不上，没人帮忙他肯定完了；还有奥德利先生，他正在睡觉——”

菲比·马克斯提到罗伯特的名字时突然止住，她跪倒在地，双手紧握向上，狂乱地哀求着奥德利夫人。

“噢，上帝啊！”她喊道，“说这不是真的，夫人，说这不是真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什么太可怕了？”

“我脑子里想的念头；我脑子里那可怕的念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姑娘？”夫人严厉地喝问。

“噢，如果我错了，愿上帝宽恕我！”跪着的女人断断续续地喘息道，“愿上帝保佑我真是错了。您为什么要去城堡，夫人？您为什么一定要违背我的话执意要去——您对奥德利先生和卢克怀有那么深的怨恨，而且您明明知道他们俩都在那屋檐下？噢，告诉我，夫人，是我错怪了您；告诉我——告诉我！因为苍天在上，我以为您今晚去那儿就是为了纵火。告诉我我错了，夫人；告诉我我是在造孽，冤枉了您。”

“除了说你是个疯子，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奥德利夫人用冷酷而生硬的声音回答。“起来，蠢货，傻瓜，懦夫！你的丈夫难道是什么宝贝，值得你跪在那儿为他哀号痛哭？罗伯特·奥德利又算你什么人，竟让你因为觉得他有危险而表现得像个疯子？你怎么知道起火的地方就是芒特斯坦宁？你看见天边有一抹红光，就立刻大喊大叫说你那破窝着火了，仿佛这世上除了那儿就没别的地方会烧起来一样。火可能是在布伦特伍德，或者是更远的地方——在罗姆福德，甚至更远，在伦敦东区，或许吧。起来，疯女人，回去看好你的家当、你的丈夫还有你的房客。起来，走吧：我不需要你。”

“噢！夫人，夫人，原谅我，”菲比啜泣道；“哪怕仅仅是在心里那样想您，无论您怎么严厉地责骂我，都是我罪有应得。我不在乎您的冷言冷语——只要是我错了，我什么都不在乎。”

“回去自己看吧，”奥德利夫人严厉地回答，“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你。”

她转身没入黑暗中，留下菲比·马克斯依然跪在那坚硬的马路上，那是她方才在极度哀求的痛苦中所跌落的地方。迈克尔爵士的夫人走向丈夫安睡的宅邸，她身后的天际燃着红色的火焰，而面前只有浓得化不开的黑夜。

第三十三章。

噩耗的报信者。

次日清晨，奥德利夫人很晚才从更衣室出来，她身着一件精致的晨装，缀满细腻的蕾丝与刺绣，但脸色苍白，眼底带着半圆形的紫青阴影。她将这苍白的脸色和深陷的眼窝归咎于前一天晚上读书太晚。

迈克尔爵士和年轻的妻子在书房里吃早餐，圆桌舒适地摆在火炉旁；艾丽西亚不得不和继母共进这顿餐，尽管她在早餐和晚餐之间那漫长的间隔里总是避着这位夫人。

三月的清晨阴沉凄冷，细雨连绵不断，遮蔽了景色，模糊了远方。早邮送来的信件很少；日报要到正午才到；少了这些谈资，早餐桌上显得十分冷清。

艾丽西亚望着窗外飘洒在宽大窗玻璃上的细雨。

“今天没法骑马了，”她说，“也没机会有客人来热闹一下，除非那个可笑的鲍勃从芒特斯坦宁踩着泥浆爬过来。”

你是否曾听人提起过一个你已知死讯的人，而对方却用一种轻快、随意的语气谈论他——仿佛他还在做这做那，正在进行某种琐碎的日常事务——而你却清楚他已从这世上消失，在死亡那肃穆的威严中与所有生者及其平凡的追求永远隔绝？这种偶然的随口一提，哪怕再微不足道，也往往会让人心中产生一种奇异的剧痛。那种无知的言论粗暴地刺痛了敏感的大脑；恐怖之王仿佛因为那无心的不敬而受到了亵渎。天知道夫人为何会在奥德利先生的名字被突然提起时产生那种反感，但当艾丽西亚·奥德利谈到她表兄时，夫人那苍白的脸变得病态地惨白。

“是的，也许他会淋着雨跑过来，”这位年轻小姐继续说道，“帽子油光水滑的，就像刚用新鲜黄油擦过一样，衣服上蒸腾着白气，让他看起来像个刚从瓶子里钻出来的笨拙神灯精灵。他会跑过来，在地毯上印满泥泞的靴印；他会穿着湿大衣坐在您的戈布兰挂毯上，夫人；如果您劝阻他，他还会抱怨，会问为什么人要准备不能坐的椅子，为什么您不住在菲格里法院，还有——”

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带着深思的神情注视着女儿谈论她的表兄。她常提起他，以并不委婉的言辞嘲讽他、抨击他。但这位准男爵或许想到了那位对一位叫本尼迪克的绅士态度极其残酷的贝特丽丝小姐，但说不定，她同时也在深深地爱着他。

“艾丽西亚，你昨天见梅尔维尔少校时，他跟你说了什么吗？”迈克尔爵士随后问道。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艾丽西亚颇为不屑地回答，“也许他告诉你，我们不久就会再打一场仗，天哪，先生；或者他告诉你，我们会有个新内阁，天哪，先生，因为那些家伙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先生；又或者说那些人正在改革这个、削减那个，在军队里瞎折腾，直到最后，天哪，先生，我们连军队都不会剩下，到时候只剩下一群孩子，先生，脑子里塞满了老师们那堆无用的垃圾，穿着短战衣，戴着棉布头盔。是的，先生，他们现在在欧德（Oudh）就是戴着棉布头盔打仗的，先生。”

“你这无礼的丫头，”准男爵回答。“梅尔维尔少校什么都没跟我说；但他告诉我，你的一位忠实崇拜者，某位哈里·塔弗斯爵士，已经离开了他在赫特福德郡的庄园和猎马厩，去欧洲进行为期一年的旅行了。”

提起这位旧日崇拜者时，艾丽西亚小姐脸色突然一红，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他去欧洲了，是吗？”她冷淡地说，“他跟我说过他有这个打算——如果——如果他不能事事如意的话。可怜的家伙！他是个亲切、好心、笨拙的造物，比那个移动的专利冰箱——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强二十倍。”

“艾丽西亚，我真希望你别老是嘲笑鲍勃，”迈克尔爵士严肃地说。“鲍勃是个好小伙，我一直把他当亲儿子看；而且——而且——我最近对他很担心。他这几天变了很多，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荒唐的想法，夫人也因为他而感到不安。她认为——”

奥德利夫人沉重地摇了摇头，打断了她丈夫的话。

“现在还是别多说为好，”她说，“艾丽西亚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是的，”奥德利小姐回答，“夫人认为鲍勃快疯了，但我知道才没那回事。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会疯的人。像他那样沉闷如泥潭的智力，怎么可能激起风暴？他余生可能会在一种半痴呆的平静状态中晃悠，搞不清自己是谁、要去哪里、在做什么——但他永远不会发疯。”

迈克尔爵士没有回应。前一天晚上与夫人的谈话让他非常不安，从那时起，他就在心中反复咀嚼这个痛苦的问题。

他的妻子——他最爱也最信任的女人——怀着明显的遗憾和焦虑，告诉他她确信自己的侄子精神失常了。他徒劳地试图得出那个最渴望的结论；他徒劳地想要认为夫人是被自己的想象误导了，她的说法毫无根据。但紧接着，他突然想到，如果这样想，只会得出更糟糕的结论：那会将这可怕的怀疑从侄子转移到妻子身上。她似乎确信罗伯特精神失常。若认为她错了，就等于认为她心智软弱。他思考得越久，就越感到困扰和困惑。这个年轻人一直以来有些古怪是肯定的。他很理智，相当聪明，待人诚恳，有绅士风度，尽管在处理某些次要的社交义务时或许有些漫不经心；但确实存在一些难以定义的小差异，使他与同龄同地位的其他人有所不同。同样真实的是，乔治·塔尔博伊斯失踪后的那段时间，他确实变了很多。他变得郁郁寡欢，沉思忧郁，总是心不在焉。他远离社交，可以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又会在其他时候突然喋喋不休；并且在讨论那些显然远超他生活和兴趣范围的话题时表现得异常激动。还有一点似乎也加重了夫人对这个不幸年轻人的指控。他是在他表妹艾丽西亚的陪伴下长大的——那个漂亮、开朗的表妹——从利益角度，甚至可以说是情感角度来看，她理应是他最合适的妻子人选。不仅如此，这个女孩还以一种透明本性中天真的坦率向他展示，至少在她这一方，并非没有感情；然而尽管如此，他一直保持疏远，甚至眼看着别人向她求婚并被她拒绝，也依然无动于衷。

爱是一种如此微妙的精髓，一种如此难以定义的形而上学的奇迹，以至于它的应有力度，虽然在受难者本人看来极其残酷，却从不被那些旁观者清楚理解，他们只会纳闷他为何对这种寻常的发热反应如此剧烈。迈克尔爵士认为，因为艾丽西亚是个漂亮且可爱的女孩，所以罗伯特·奥德利没有爱上她才是不正常、不自然的。这位准男爵在快满六十岁时才第一次遇到了那个世界上唯一能让他心跳加速的女人，于是他纳闷罗伯特为何不能在接触到传染源的第一时间就染上这种热病。他忘记了，有些人可以在成群结队的美丽慷慨女性中安然无恙地走过，却最终拜倒在某个尖酸刻薄、精通那唯一能令他沉醉着魔之药水的悍妇裙下。他忘记了，这世上有些杰克（Jack）终其一生都遇不到尼米西斯为他们安排的吉尔（Jill），或许只能孤独终老，而可怜的吉尔则在隔墙外憔悴成了老姑娘。他忘记了，爱，这种疯狂、灾难、发热、错觉和陷阱，同时也是一种谜，除了那些在折磨中挣扎的当事人，谁也无法真正参透。琼斯，那个疯狂爱慕着布朗小姐、整夜失眠直到厌恶舒适枕头、在痛苦中把床单扭成麻花仿佛囚犯想编绳子逃跑的人；这个琼斯认为罗素广场是个神奇的地方，因为他的女神住在那里，他认为广场里的树和上方的天空比其他地方的更绿更蓝，并且在从吉尔福德街走出来，从伊斯灵顿高地降临到那片神圣领地时，感到一种混合了希望、喜悦、期待和恐惧的刺痛——哪怕是这一样的琼斯，对爱慕着罗宾逊小姐的史密斯的痛苦也感到冷漠而无情，无法想象那个沉迷的家伙到底从那女孩身上看到了什么。迈克尔·奥德利爵士亦是如此。他将侄子视为一大类年轻人的样本，将女儿视为同样广泛的一类女性样本，看不出为什么这两个样本不能成就一桩体面的姻缘。他忽略了那些微小的天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得一个人的良药成了另一个人的毒药。有时，人们竟会难以相信有人会不喜欢某种特定的名菜。如果在宴会上，一位相貌温顺的客人拒绝了早期的鲑鱼黄瓜，或是二月的青豆，我们就会把他当作那种因为直觉警告他远离昂贵菜肴的穷亲戚。如果一位市长宣称他不喜欢肥腻的汤，他会被视为社交界的殉道者，餐桌上的马库斯·库尔提乌斯，为了同类的利益而自我牺牲。他的同僚们宁愿相信任何事，也不会相信他竟对市长汤这种珍馐有异端般的厌恶。但的确有人不喜欢鲑鱼、银鱼、春季雏鸭以及所有那些老派名菜，也确实有人偏爱那些通常被贬为恶心的怪异菜肴。

唉，我美丽的艾丽西亚，你表兄并不爱你！他欣赏你那红润的英式面孔，对你怀有一种温柔的感情，这种感情本可以在日后扩展成某种足以维持婚姻的温暖——那种无需太多激情投入、日复一日平稳运行的结合——但他在多塞特郡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阻碍。是的，罗伯特·奥德利对表妹日益增长的感情，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生长极其缓慢的植物，却在二月那个寒冷的午后，当他站在松树下与克拉拉·塔尔博伊斯交谈时，突然变得萎缩而迟滞。从那天起，一想到可怜的艾丽西亚，年轻人就产生了一种不适感。他觉得她以某种模糊的方式成了他思想自由的桎梏；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觉得自己在某种默契中已许身于她；觉得她对他有一种某种权利，禁止他再去想别的女人。我相信，正是这种光景下的艾丽西亚小姐的形象，驱使这位年轻的律师在某些时候对他所厌恶的女性群体爆发出一阵阵愤懑。他非常正直，正直得宁愿在真理与艾丽西亚的祭坛上自我牺牲，也不愿给她带来哪怕最微小的伤害，尽管那样做本可以保障他自己的舒适与幸福。

“如果这可怜的小姑娘爱我，”他想，“如果她以为我爱她，并且是因为我的言行而被引导如此认为，那么我有义务让她继续认为下去，直到永远，并履行我可能无意识中许下的任何默契。我曾一度——我曾一度打算——等乔治·塔尔博伊斯的恐怖谜团解开，一切平静下来后——向她求婚……但现在——”

他的思绪通常会在此时偏离，带他去往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带他回到多塞特郡的松树下，让他再次与那位失踪朋友的妹妹面对面，而他往往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回到那条偏离的思绪上。对他来说，想要从那贫瘠的草地和松树林中抽身实在是太难了。

“可怜的小姑娘！”他在回到艾丽西亚的思绪时会想，“她爱我是多么好，她的温柔值得我多么感激。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样一颗慷慨、充满爱的心是尘世所能给予的最高奖赏。那边的哈里·塔弗斯爵士因为被拒绝而陷入绝望。如果能拥有我此刻的位置——那个我正急于从我那不知感恩的双脚上甩掉的位置——他愿意把一半的家产、全部的家产、哪怕两倍的家产都给我。为什么我不爱她？为什么即使我知道她漂亮、纯洁、善良、真诚，我却不爱她？除了责备，她的形象从不萦绕我心头。我从未在梦中见过她。我从未在深夜突然惊醒时，感觉到她的目光照亮我，感觉到她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脸颊，或者感觉到她柔软的手指紧紧扣住我的手。不，我不爱她，我无法爱上她。”

他为自己的冷酷而狂怒与反抗。他试图说服自己对表妹产生激情，但惨败告终，他越是试图去想艾丽西亚，就越是想到克拉拉·塔尔博伊斯。我所说的是他在从多塞特郡返回到造访格兰治希斯这段时间里的感情。

这个阴雨连绵的早晨，早餐后，迈克尔爵士坐在书房炉火边写信、读报。艾丽西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小说的第三卷。奥德利夫人锁上了八角前厅的门，整个疲惫的上午都在那套从卧室通往闺房的房间里徘徊。

她锁上门是为了防止有人突然闯入，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观察她——在她还没来得及做好应对窥探的心理准备之前。随着上午的推移，她苍白的脸色似乎愈发苍白。梳妆台上放着一个小药箱，里面散落着红薰衣草、氨水、氯仿、氯酊和乙醚的小玻璃瓶。有一次，夫人在这药箱前停下，半心半意地拿出剩下的瓶子，直到她拿出一瓶装满深色浓稠液体、标签上写着“鸦片——毒药”的药瓶。

她把玩这瓶子许久；对着光端详，甚至拔掉瓶塞闻了闻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但她随即颤抖着将它推开。“如果我能！”她喃喃自语，“如果我真的能这么做！可现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她在说出最后几个字时紧握起瘦小的双手，走到更衣室的窗边。那扇窗户正对着那座常春藤覆盖的拱门，任何人从芒特斯坦宁来庄园都必须经过那里。

花园里虽然有通往庄园后方草甸的小门，但除正门外，别无其他路径可从芒特斯坦宁或布伦特伍德抵达此处。

拱门上那座孤零零的钟，指针正指在一点与两点之间，夫人看了它一眼。

“时间过得真慢，”她厌倦地说道，“怎么这么慢，这么慢！我在想，我余生是否也会在这样的光阴中变老，每一分钟都仿佛有一个小时那么漫长？”

她站在窗前盯着拱门看了几分钟，但当她注视时，没有一个人从下面经过。她不耐烦地离开窗户，又开始在房间里疲惫地徘徊。

无论那场火灾是什么情形，又是如何在那漆黑的夜空中映出炽热的光亮，关于它的消息还未传到奥德利法院。这天阴雨绵绵，风声呼啸，完全是那种即便最顽固的懒汉和长舌妇也不愿出门的天气。这又不是集市日，所以布伦特伍德和切尔姆斯福德之间的路上行人寥寥，因此，那场发生在寒夜寂静时刻的火灾，尚未传到奥德利村，也没有从村子里传到法院来。

那个戴着玫瑰色丝带的女孩来到前厅门口，叫她的女主人去吃午餐，但奥德利夫人只是将门开了一条缝，示意她不打算吃午餐。

“我头痛得厉害，马丁，”她说，“我要去躺一会儿，直到晚餐时间。你五点钟再来为我梳妆。”

奥德利夫人说这话时，早已打算在四点钟就自己梳妆，从而省去侍女的伺候。在所有享有特权的间谍中，贴身侍女的特权最高；正是她，在夫人与上校吵架后为特蕾莎夫人的双眼敷上古龙水；正是她，在贝德瑟特伯爵——那位蓝军团的军官——抛弃范妮小姐时，为她送上挥发性嗅盐。她有一百种方法去探查女主人的秘密。从受害者在发刷下猛然甩头的方式，或是在梳头时最轻柔的梳理下表现出的烦躁，她就能知道什么隐秘的折磨正撕扯着她的胸膛——什么隐秘的困惑正扰乱着她的头脑。那位教养良好的侍女懂得如何解读女主人所患的一切心理疾病最晦涩的诊断；她知道那象牙般的肤色是花钱买来的，知道那一排珍珠般的牙齿是牙医加工的异物，知道那富有光泽的发辫是死者的遗物而非生者的资产；她还知道其他更神圣的秘密；她知道那甜美的微笑何时比列维森夫人的珐琅漆更虚假，且远不持久；她知道那些从借来的珍珠门户间吐出的言辞，比修饰它们的嘴唇还要伪装和造作；当舞会上那可爱的仙女在彻夜狂欢后回到更衣室，扔下宽大的长袍和枯萎的花束，卸下她的面具，就像另一个灰姑娘丢掉了那双令她熠熠生辉的水晶鞋，又跌回了破布与尘垢之中时，贴身侍女就在一旁看着这场变身。那位受雇于科拉津先知的仆人，一定曾见过他主人卸下伪装的样子，也一定曾为那些崇拜怪物的傻瓜们的愚行而暗自发笑。

奥德利夫人并没有向这位新来的侍女吐露心声，而在这一天，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独处。

她确实躺下了；她疲惫地倒在更衣室奢华的沙发上，将脸埋在羽绒枕头里，试图入睡。入睡！——她几乎忘记了那是什么，那个疲惫天性的温柔修复者，因为她已经太久没有真正睡过了。或许仅仅才过去了四十八小时，但却显得漫长得令人难以忍受。昨夜的疲惫加上极度的兴奋，终于将她耗尽。她确实睡着了；她陷入了一场沉重的睡眠，几乎如昏迷一般。在躺下之前，她曾往水杯里滴了几滴鸦片瓶里的药水。

壁炉架上的钟敲响了四点前的一刻，她突然醒来，惊跳起身，冰冷的汗珠从她额头上渗出。她梦见家里的每个人都在门口吵嚷，急于告诉她昨夜发生的一场可怕的火灾。

除了常春藤叶拍打玻璃的声音、偶尔掉落的煤渣声，以及钟表有节奏的滴答声，四周一片寂静。

“或许我会永远做这类梦，”夫人心想，“直到梦中的恐惧将我杀死！”

雨已经停了，冰冷的春日阳光在窗户上闪烁。奥德利夫人迅速而细致地打扮起来。我并不是说即便在她痛苦的顶峰，她依然保持着对自己美貌的自豪。并非如此；她将那美貌视为武器，而她感到自己现在加倍需要全副武装。她穿上最华丽的丝绸长裙，那是一件宽大且闪烁着银蓝色光泽的长袍，让她看起来仿佛被月光所笼罩。她将秀发抖落成羽毛般飞舞的闪亮金雨，披上一件白羊绒斗篷，走下楼梯来到前厅。

她推开图书馆的门往里看。迈克尔·奥德利爵士正坐在安乐椅上熟睡。当夫人轻轻关上门时，艾丽西亚正从自己的房间走下楼梯。塔楼的门敞开着，阳光照在方庭湿漉漉的草坪上。坚实的碎石路已经快干了，因为雨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

“你愿意陪我在方庭走走吗？”当继女走近时，奥德利夫人问道。这两个女人之间那武装的中立状态，容许任何此类偶然的客套。

“好的，夫人，如果您愿意的话，”艾丽西亚语气相当冷淡地回答。“我整个上午都在那本愚蠢的小说里打哈欠，很乐意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上帝保佑那位写了艾丽西亚小姐正在读的小说的作家，如果他没有比这位小姐更好的评论家的话。她读了一页又一页，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她已经把书扔开好几次，跑到窗前去张望那位她满怀期待的访客。

奥德利夫人沿着低矮的门道走上马车进出的碎石车道。她脸色依然苍白，但礼服的亮色和羽毛般的金色卷发，转移了观察者看向她惨白面庞的视线。在我们的思维中，一切精神痛苦都有其合理性地与凌乱的衣衫、披散的头发以及与夫人截然不同的外表联系在一起。她为什么要在这个三月午后的清凉阳光下，与她所憎恨的继女在那单调的路径上踱步？她之所以出来，是因为她受着一种恐怖的焦躁感的支配，这种感觉让她无法待在屋里等待那注定会传来的消息。起初，她曾希望将这些消息拒之门外；起初，她曾希望自然的剧变能阻止它们的到来；希望那反常的冬日闪电能劈死报信的人；希望大地在她匆忙的脚下颤抖裂开，用无法逾越的深渊将报信的源头与终点隔绝。她希望地球停转，瘫痪的自然元素停止运作，希望时光流逝停止，希望审判日来临，好让她能在超自然的法庭前受审，从而逃避世俗审判那随之而来的羞辱与苦难。在她大脑的狂乱混沌中，每一个念头都占据过一席之地；在更衣室沙发上的短暂小憩中，她梦见了所有这些，还有一百件其他事情，全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她梦见一条小溪，最初是一条细流，流过芒特斯坦宁和奥德利之间的公路，逐渐膨胀成河流，又从河流变成了海洋，直到山上的村庄退到了视野之外，原本的地方只剩下一片浩瀚的水域。她梦见自己看到了报信者，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另一个人，但从不是什么可能的人，被一百种障碍阻挡，有时惊心动魄，有时荒诞琐碎，但从不是自然或合理的；当她带着这些强烈的记忆走进那宁静的屋子时，她被那尚未传来消息的寂静弄糊涂了。

而现在，她的心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她不再希望延迟那可怕的消息。她希望那种痛苦，无论是怎样的痛苦，都能尽早结束，承受完折磨，获得解脱。这漫长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天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仿佛她那疯狂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而时间的推移真的停止了。

“这一天过得可真漫长！”艾丽西亚感叹道，仿佛接过了夫人心头的负担，“除了毛毛雨、雾气和风，什么都没有！现在没法出门了，天气偏偏又好了，”这位年轻小姐补充道，明显带着一种受委屈的感觉。

奥德利夫人没有回答。她盯着那只愚蠢的独针钟，等待着迟早会传来、且一定很快就会传来的消息。

“他们不敢来告诉他，”她想，“他们不敢向迈克尔爵士透露消息。到底谁会来报信呢？也许是芒特斯坦宁的教区牧师，或者是医生；至少是个重要人物。”

如果她能走进那枯萎的林荫道，或者走到林荫道外的大路上；如果她能走到那座她不久前与菲比分手的山上，她会很乐意那么做。她宁愿承受任何事情，也不愿在这缓慢的悬念、那腐蚀性的焦虑、那心智仿佛在不堪忍受的折磨下腐烂的形而上学枯萎中煎熬。她试图交谈，通过痛苦的努力，偶尔挤出几句陈词滥调。在任何正常情况下，她的同伴都会注意到她的窘迫，但艾丽西亚小姐正沉浸在自己的烦恼中，和夫人一样乐于保持沉默。沿着碎石路单调地来回踱步很合艾丽西亚的胃口。我想，她甚至有一种恶作剧般的快感，想到自己很可能会着凉，而表兄罗伯特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她能通过暴露在三月冰冷的空气中而引发肺炎或肺出血，我想她会从自己的苦难中感到一种阴暗的满足。

“如果我得了肺炎，也许罗伯特会关心我，”她想，“那时他就不能再侮辱我，叫我‘弹力球’了。得肺炎的人可不会是弹力球。”

我相信她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自己处于肺结核晚期的样子：靠在大安乐椅的枕头上，在午后的阳光下望着窗外，桌边放着药瓶、一串葡萄和一本圣经，罗伯特满怀忏悔与温柔地被唤来，接受她的临终祝福。在那临终嘱托中，她对他宣讲了整整一章的话，谈论的时间比她虚弱的状态所应有的长得多，并非常享受这阴郁的空中楼阁。沉浸在这种多愁善感中，艾丽西亚小姐几乎没注意到继母，而那只笨拙的钟指针已经滑到了六点，此时罗伯特已被“祝福”并“打发”走了。

“天哪！”她突然喊道，“六点钟了，我还没梳妆。”

艾丽西亚说话时，屋顶圆顶上的半点钟响了起来。

“我得进去了，夫人，”她说，“您不一起吗？”

“待会儿吧，”奥德利夫人回答。“你看，我已经梳妆过了。”

艾丽西亚跑开了，但迈克尔爵士的妻子依然徘徊在方庭里，依然等待着那姗姗来迟的消息。

天色近乎全黑。傍晚的蓝色雾气从地面缓慢升起。平坦的草地充满了灰色的蒸汽，陌生人或许会以为奥德利法院是海边的一座城堡。拱门之下，黑夜的阴影浓重地潜伏着，像等待机会潜入方庭的叛徒。穿过拱门，一小片冰冷的蓝天隐约闪现，划过一道暗红色的条纹，被一颗冬日星辰昏暗的光芒点亮。方庭里除了那位来回踱步、等待着那脚步声——一旦到来便会令她灵魂战栗——的焦躁女人之外，别无生灵。她终于听到了！拱门另一侧的林荫道上传来了脚步声。但那是那个脚步声吗？她因兴奋而变得异常敏锐的听觉告诉她，那是一个男人的脚步声——甚至更多，那是绅士的步伐，不是那种穿着钉子靴的笨重步行者的挪动，而是一个行走坚定有力的人。

每一个声音都像冰块一样落在夫人的心上。她无法等待，无法克制自己，她失去了所有的自我控制、忍耐力和自制力，向拱门冲去。

她在拱门的阴影下停住，因为那陌生人已近在咫尺。她看见了他，哦，上帝！在傍晚那昏暗的光线下她看见了他。她大脑眩晕，心脏停止了跳动。她没有发出惊恐的尖叫或惊叹，而是踉跄着向后退去，抓住拱门上长满常春藤的扶壁以求支撑。她那纤细的身影蜷缩在扶壁与墙壁构成的角落里，双眼死死盯着来人。

当他走得更近时，她双膝发软，瘫倒在地上，并没有昏厥，也没有任何失去知觉的迹象，而是陷入一种蜷缩的姿态，身体依然紧贴着墙角，仿佛想在那砖墙遮蔽的阴影中为自己掘出一座坟墓。

“夫人！”

说话的人是罗伯特·奥德利。十七个小时前，在城堡旅馆，她曾将卧室门双重反锁在他面前的那个人。

“你怎么了？”他以一种陌生而生硬的口吻说道，“起来，让我带你回屋。”

他扶她起身，她非常顺从地听从了他的要求。他用强有力的手抓住她的手臂，领着她穿过方庭，走进灯火通明的大厅。她颤抖得比他以往见过的任何女人都更为剧烈，但她没有试图反抗他的意志。

第三十四章。

夫人说出了真相。

“有没有什么房间可以让我和你单独谈谈？”罗伯特·奥德利疑惑地环顾大厅问道。

夫人只是低头示意。她推开虚掩的图书馆门。迈克尔爵士已经回更衣室准备晚餐，他享受了一天懒散的时光，这对于病人来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炉火的 blaze 照亮着，正如前一天晚上那样。

奥德利夫人走进房间，罗伯特跟在她身后，关上了房门。那个可怜的、颤抖着的女人走到壁炉前跪在火光下，仿佛任何自然的温暖都有力量抑制那非自然的寒冷。年轻人跟随着她，站在炉边，手臂靠在壁炉架上。

“奥德利夫人，”他说道，声音中冰冷的严厉没有留下一丝温柔或怜悯的余地，“我昨晚跟你说得很直白，但你拒绝听从。今晚，我必须跟你说得更直白，你不能再拒绝听从我了。”

夫人蜷缩在火前，双手掩面，发出一阵低沉的抽泣声，仿佛一声呻吟，但没有给出其他回答。

“昨晚芒特斯坦宁发生了一场火灾，奥德利夫人，”那冷酷的声音继续说道；“我投宿的城堡旅馆被烧成了平地。你知道我是如何在那场毁灭中幸免于难的吗？”

“不知道。”

“我得救于一个极其凑巧的契机，看起来非常简单。我没有睡在那间为我准备的房间里。那地方看起来湿冷得让人难受，尝试生火时烟囱冒出的烟简直令人窒息，我于是劝说仆人为我安排了睡在楼下那间小客厅的沙发上，我傍晚时一直待在那里。”

他停顿片刻，注视着那个蜷缩的身影。夫人姿态中唯一的改变就是她的头又低垂了一些。

“需要我告诉你，是谁策划了城堡旅馆的毁灭吗，夫人？”

没有回答。

“需要我告诉你吗？”

依然是同样倔强的沉默。

“奥德利夫人，”罗伯特突然喊道，“你就是那个纵火犯。是你那双杀人的手点燃了那些火焰。是你认为可以通过那极度恐怖的勾当来除掉我这个敌人和揭发者。别人的性命牺牲与否，对你来说算什么？如果通过第二次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能除掉我，你也会牺牲掉一群受害者。那温柔与怜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你，我已不再有任何怜悯或愧疚。只要通过掩盖你的羞耻能保护那些将因你的羞耻而受苦的人，我会保持仁慈，但仅此而已。如果有一个秘密法庭能让你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我不会有任何顾虑去当你的控告者，但我会保护那位慷慨高贵的绅士，因为你的恶名会映射在他高贵的名字上。”

他提到这一点时声音软化下来，有一瞬间他崩溃了，但他努力恢复过来，继续说道：

昨夜的火灾中无一生命损失。我睡得很浅，夫人，因为我的心头一直郁结，正如许久以来一直纠缠着我的那样——那是盘旋在这座宅邸之上的苦难阴霾。正是我及时发现了火情的爆发，从而发出警报，救下了那个女仆和那个可怜的醉鬼；尽管尽力抢救，他还是受了重伤，现在正躺在他母亲的小屋里，情况十分危急。正是从他和他的妻子口中，我得知了深夜造访城堡旅馆的人是谁。那女人见到我时几乎心神俱碎，从她那儿，我获悉了昨晚的种种细节。天知道她还掌握着您多少其他的秘密，夫人；如果我需要她的帮助，那些秘密又是何等容易从她口中撬出来，但我并不打算这么做。我的前路笔直。我已发誓要将乔治·塔尔博伊斯的谋杀者绳之以法，我定会信守誓言。我断言，正是通过您的手段，我的朋友才丢了性命。如果我有时心生怀疑——正如我理应怀疑的那样——怀疑自己是否正遭受着某种可怕的幻觉，怀疑这种可能性是否比一个年轻美貌的女性竟然能犯下如此恶毒而背信弃义的谋杀案更为合理，那么，所有的怀疑如今都已烟消云散。在昨晚那场恐怖的行径之后，无论您犯下怎样的罪行，即便再巨大、再违背天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了。从今往后，您在我眼中不再是一位女性，不再是一位心怀愧疚、虽行径卑劣却尚存一丝悲悯与感知潜能的女性；从今往后，我将您视为某种邪恶原则的魔鬼化身。但您不可再用您的存在玷污此地。除非您愿意在您欺瞒了如此之久的男人面前承认您是谁、您是什么，并接受他与我所愿施予您的宽恕，否则，我将召集所有的证人，让他们誓死指证您的真实身份；哪怕要令我自己以及我所爱之人蒙羞，我也要让您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正义而严酷的惩罚。

那个女人突然站了起来，挺直身躯，神情决绝，长发从脸庞拂开，双眼闪烁着光芒。

“把迈克尔爵士叫来！”她喊道，“把他带到这儿来，我会忏悔任何事——每一件事。我还在乎什么？上帝知道，我为了对抗你已经挣扎得够久了，这场仗也打得够忍耐了；但你赢了，罗伯特·奥德利先生。这真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不是吗——一场了不起的凯旋？你用你那冷静、算计、冰冷、明察秋毫的理智达到了一个高尚的目的。你征服了——一个疯女人！”

“一个疯女人！”奥德利先生惊呼道。

“是的，一个疯女人。当你说我杀了乔治·塔尔博伊斯时，你说的是实话。当你说我背信弃义、恶毒地谋杀了他是谎言。我杀了他是因为我疯了！因为我的理智在理智与疯狂那道狭窄的边界线上偏离了轨道；因为当乔治·塔尔博伊斯像你一样逼迫我、责骂我、威胁我时，我那从未真正平衡过的心智彻底崩溃了，我疯了！去把迈克尔爵士带过来；快点带他来。如果要告诉他一件事，那就告诉他一切；让他听听我人生的秘密！”

罗伯特·奥德利离开房间去寻找他的叔叔。他带着天知道有多沉重的痛苦去寻找那位受人尊敬的亲属，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粉碎叔叔一生的白日梦；他也知道，即便我们误以为那是现实，一旦失去，那些梦境依然是同样的恐怖。但即便在为迈克尔爵士悲伤的同时，他也不禁对夫人刚才提到的“我人生的秘密”感到困惑。他想起了海伦·塔尔博伊斯在逃离怀尔登西的前夜写下的那封信中的几行字，那些话曾让他如此困惑。他记起了那些恳求的语句——“你应该原谅我，因为你知道我为何会如此。你知道我人生的秘密。”

他在大厅里遇见了迈克尔爵士。他没做任何准备，没想过要为准男爵即将听到的可怕揭露铺路。他只是将他引进了炉火映照下的图书馆，在那里第一次平静地对他说道：“奥德利夫人有一份忏悔要向您陈述，爵士——这份忏悔我知道将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惊吓，一种最痛苦的悲伤。但为了您目前的尊严，以及您未来的安宁，您必须听听。我很遗憾地说，她一直卑劣地欺瞒着您；但您有权从她本人的口中听到她为自己的恶行所做的任何辩解。愿上帝为您减轻这份打击！”年轻人突然崩溃，啜泣道，“我做不到！”

迈克尔爵士举起手，仿佛要命令侄子保持安静，但那只威严的手在他身侧无力地垂下。他僵硬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火光摇曳的房间中央。

“露西！”他喊道，声音中的痛苦如同重击，敲打着听者那紧绷的神经，正如受伤野兽的哀鸣让闻者心酸——“露西，告诉我这个男人是个疯子！告诉我，亲爱的，不然我就杀了他！”

当他转身面对罗伯特时，声音中带着一股突如其来的狂怒，仿佛他真的可以用那只高举的手臂将妻子的控告者击倒在地。

但夫人跪倒在他的脚下，挡在了准男爵和她的侄子之间，而罗伯特则倚在扶手椅背上，用手遮住了脸。

“他告诉你的都是实话，”夫人说道，“他没有疯！是我让他去叫你的，这样我就能向你忏悔一切。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为你感到难过，因为你对我真的、真的很好，比我应得的要好得多；但我不能，我不能——除了我自己的苦难，我什么也感受不到。我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你我是自私的；我现在依然自私——在我的痛苦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私。快乐而富有的人或许能为他人着想。我嘲笑别人的苦难；与我自己的相比，它们显得如此渺小。”

当夫人最初跪下时，迈克尔爵士曾试图扶起她，并劝阻她；但随着她的讲述，他瘫坐在离她跪处不远的一把椅子上，双手紧握，低着头捕捉着那些恐怖言辞的每一个音节，他听着，仿佛他整个生命都浓缩成了那唯一的听觉感官。

“我必须告诉你我人生的故事，才能说明我为何变成了今天这个除了乞求允许我逃离、躲进地球上某个荒凉角落外别无他求的可怜虫。我必须告诉你我人生的故事，”夫人重复道，“但你不必担心我会在这上面花费太久。它并不令人愉悦，以至于我想要记住它。在我还是个幼童时，我记得曾问过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上帝救救我吧！我问我的母亲在哪里。我依稀记得一张脸，长得就像我现在的模样，在我不记事的时候注视着我；但我突然失去了那张脸，此后再也没见过。他们告诉我母亲出远门了。我不快乐，因为照顾我的那个女人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我们住的地方也很冷清，那是一个汉普郡海岸的村庄，离朴茨茅斯大约七英里。我父亲在海军服役，只是偶尔来看看我；我几乎完全被留在这个女人的照管之下，她的报酬给得并不规律，而每当父亲拖欠钱款时，她就会把火气发泄在我身上。所以你看，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贫穷是什么滋味。

“也许与其说是出于什么惊人的爱意，不如说更多是因为对那凄凉生活的不满，我经常问关于母亲的同一个问题。我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她出远门了。当我问去哪儿时，我被告知那是个秘密。当我长大到能理解死亡的含义时，我问母亲是否死了，我被告知——‘不，她没有死；她病了，出远门了。’我问她病了多久，我被告知已经好几年了，从我还是个婴儿开始。

“终于，秘密泄露了。有一天，当给付的款项又严重拖欠，她的脾气也比往常更加急躁时，我不厌其烦地又问了这个问题。她勃然大怒，告诉我母亲是个疯女人，被关在四十英里外的一家疯人院里。她刚说完就后悔了，告诉我那不是真的，让我别相信，也别说她告诉过我这些事。我后来发现，父亲曾让她极其郑重地发誓，永远不要告诉我母亲命运的秘密。

“我疯狂地沉思着母亲疯狂的念头。它日日夜夜困扰着我。我总是想象那个疯女人在某个囚室里来回踱步，穿着一件束缚她受折磨肢体的可怕衣服。我对自己处境的恐怖有着夸大的想法。我不了解疯狂的不同程度，而困扰我的形象是一个心神丧失、暴力的生物，只要我进入她的触碰范围，她就会扑向我杀了我。这个念头在我心中滋长，以至于我常在深夜惊醒，从梦中尖叫着醒来，惊恐万状，梦里我感到母亲冰冷的手扼住我的喉咙，听见她在耳边嘶吼。

“我十岁那年，父亲来结清了欠我监护人的款项，并带我去上学。因为无力支付这笔钱，他把我留在汉普郡的时间比原计划更长；所以在那件事上，我又体会到了贫穷的苦涩，并冒着在粗俗的乡村孩子中长成一个无知之徒的风险，仅仅因为我父亲很穷。”

夫人停顿了一会儿，仅仅是为了喘口气，因为她讲述得很快，仿佛急于说出这个令人憎恶的故事并了结它。她依然跪着，但迈克尔爵士并没有试图扶她起来。

他坐着，沉默而一动不动。他听到的这究竟是什么故事？这是谁的故事，又将引向何方？这不可能是他妻子的；他听过她对自己年轻时代的简单描述，并像相信福音一样相信了它。她曾对他讲过一个关于早年失去双亲的简短故事，以及在英格兰寄宿学校那种传统而与世隔绝的环境下度过的漫长、平静、苍白的青春。

“父亲终于来了，我告诉了他我的发现。当我提起母亲时，他非常动容。他并不是世人通常所说的好人，但我后来才知道他曾极其深爱他的妻子，如果不是为了通过职业报酬来赚取那个疯女人和她孩子的日常面包，他本愿为她牺牲生命并亲自担任她的监护人。所以在这里，我又看到了贫穷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我母亲本可以由一位忠诚的丈夫照料，却被交给了雇来的护士手中。

“在我父亲送我去托基上学之前，他带我去见了母亲。这次探视至少起到了消除那个困扰我多时念头的作用。我没看到什么披头散发、被束缚衣裹住、由狂热狱卒看守的疯子，而是一个金发碧眼、像少女般的生物，她看起来像蝴蝶一样轻浮，蹦蹦跳跳地向我们走来，黄色的卷发上装饰着自然的花朵，向我们致以灿烂的微笑，语调欢快、喋喋不休。

“但她不认识我们。她会对任何走进她那囚禁之所花园大门的陌生人说同样的话。她的疯狂是一种遗传疾病，从她那死于疯狂的母亲那里传给了她。她，我的母亲，直到我出生前一直表现正常，但从那一刻起，她的心智就开始衰退，变成了我所见的样子。

“我带着这个认知离开了，也带着另一个事实——我将继承的唯一遗产就是——疯狂！

“我带着这个认知，以及更多东西——一个必须保守的秘密——离开了。我当时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但我感受到了那份负担的所有重量。我必须保守母亲疯狂的秘密；因为这是一个可能会在未来对我产生不利影响的秘密。我必须记住这一点。

“我确实记住了；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变得自私而冷酷，因为我想我确实是冷酷的。随着年龄增长，有人说我漂亮——美丽——迷人——蛊惑人心。起初我对此无动于衷，但渐渐地，我贪婪地听着这些赞美，开始认为尽管有我人生的秘密，我或许能在世界这场大赌局中比我的同伴们取得更大的成功。我学会了每个女学生迟早都会通过某种方式学会的事情——我明白了，我最终的命运取决于我的婚姻，我断定，如果我确实比我的校友更漂亮，我就应该比她们任何人都嫁得更好。

“我十七岁那年离开了学校，带着这个念头，搬到了英格兰的另一端，与父亲住在一起。他已经靠半薪退休，并在怀尔登西安顿下来，认为那个地方既便宜又体面。

“那个地方确实很体面。我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发现，即便是最漂亮的女孩，也可能要等上很久才能等到一个有钱的丈夫。我希望能快速跳过这段人生。敢说，我当时非常卑鄙。你和你的侄子，迈克尔爵士，你们一生富有，完全可以鄙视我；但我知道贫穷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生命，我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恐惧，预见到那种被贫穷影响的生活。终于，那个富有的求婚者，那位流浪王子出现了。”

她停顿片刻，全身一阵痉挛。不可能从她的神情中看出任何变化，因为她始终固执地低着头。在整个冗长的忏悔中，她从未抬头；在整个冗长的忏悔中，她的声音从未因泪水而哽咽。她所要讲述的一切，都以一种冰冷、僵硬的语调诉说，就像某个顽固、阴郁直至最后的罪犯向监狱牧师忏悔一样。

“流浪王子出现了，”她重复道；“他叫乔治·塔尔博伊斯。”

自从妻子的忏悔开始以来，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第一次震颤了一下。他现在开始明白这一切了。一群曾经被忽视的言语和被遗忘的往事，那些看起来太微不足道而不值得评论或回忆的琐事，如闪电般回闪到他脑海中，就像它们是他过去生命中的主要事件一样清晰。

“乔治·塔尔博伊斯先生是一位龙骑兵团的少尉。他是一位富有的乡绅的独子。他爱上了我，并在我十七岁生日后的三个月与我结婚。我想我曾像爱任何人一样爱他；但不会比爱你更多，迈克尔爵士——甚至不及，因为当你娶我时，你将我提升到了他永远无法给予我的地位。”

梦碎了。迈克尔·奥德利爵士记起了近两年前那个夏天的夜晚，他第一次向道森先生的家庭教师表白心迹；他记起了当时涌上心头的那种病态的、几乎不寒而栗的遗憾与失望感，他感觉那在某种程度上隐约预示了今晚的痛苦。

但我并不相信，即便在痛苦中，他感受到了那种完全且毫无缓和的惊奇，那种当一个好女人偏离了自我，变成了丈夫因荣誉而被迫唾弃的迷途生物时所感到的那种彻底的情感反转。我不相信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真的相信过他的妻子。他爱她，欣赏她；他被她的美貌所蛊惑，被她的魅力所迷惑；但那种缺失感，那种他在订婚的夏夜感受到的一丝失落和失望，此后一直或多或少地伴随着他。我不相信一个诚实的人，无论其心灵是多么纯洁单一，无论其天性是多么单纯信任，真的会被谎言所欺骗。在自愿的信任之下，存在着一种无法通过意志努力去克服的非自愿的不信任。

“我们结婚了，”夫人继续说道，“我曾非常爱他，足以在他钱财耗尽前、在我们游历欧洲、以最优越的方式旅行并住在最好的酒店时，与他快乐生活。但当我们回到怀尔登西，与爸爸住在一起，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乔治变得阴郁而悲惨，总是想着他的麻烦，看起来还疏忽了我，我非常不快乐，这桩好婚事似乎终究只给了我一年的快活和挥霍。我乞求乔治去求助他的父亲，但他拒绝了。我劝他试着找份工作，但他失败了。我的孩子出生了，我母亲经历过的那场致命危机也降临到了我身上。我逃过了那一劫，但康复后我或许变得更加暴躁，更不愿去打赢这场生活的硬仗，更倾向于抱怨贫困和被忽视。有一天，我真的抱怨了，声音大而苦涩；我指责乔治·塔尔博伊斯的残忍，指责他把一个无助的女孩拉进了贫穷和苦难，他对我大发雷霆，跑出了房子。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封信，告诉我他要去地球的另一端寻找财富，除非他成了富人，否则永不再见我。”

我将此视为一种抛弃，并对此怀恨在心——我通过憎恨那个男人来发泄这种怨愤，是他将我留在了这儿，除了一个虚弱、酗酒的父亲，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再无任何依靠。我不得不为生计辛苦劳作，而在每一小时的劳作中——还有什么劳作比女家庭教师这种枯燥的奴役更令人厌倦呢？——我都感到这是乔治·塔尔博伊斯对我犯下的又一桩罪行。他的父亲富有，他的姐妹过着奢华而体面的生活，而我，他的妻子，他儿子的母亲，却是一个与贫困和卑微为伍的奴隶。人们怜悯我，我却因他们的怜悯而憎恨他们。我不爱这个孩子，因为他被当作一个负担留在了我手中。我血液中那遗传的污点直到此时从未显露过任何迹象或征兆；但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变得暴力而绝望。我想，就在那时，我的心智第一次失去了平衡，也是第一次跨过了那道区分理智与疯狂的无形界限。我曾见过父亲盯着我，眼中充满了恐惧和惊惶。我曾经历过他安抚我，那是只有对待疯子和孩子才会有的安抚方式，我对他那些琐碎的计谋感到焦躁，甚至对他那份纵容也感到愤怒。

终于，这些绝望的发作演变成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念头。我决定从这个由我的奴役所维持的悲惨家庭中逃走。我决定抛弃这个对我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恐惧的父亲。我决定去伦敦，在那伟大的人类混沌中将自己埋没。

我在怀尔登西时曾在《泰晤士报》上看到过一则广告，我便用一个假名向登广告的文森特夫人应聘。她录用了我，并没有询问任何关于我过去背景的问题。剩下的你都知道了。我来到这里，你向我求婚，接受这份求婚将立刻把我提升到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领域，那是自打我第一次听说自己长得漂亮时就渴望的地位。

三年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我丈夫还活着的证明；因为我推断，如果他回到了英格兰，无论我用了什么名字，身处何地，他都一定能找到我。我对他那坚韧的性格再了解不过，足以肯定这一点。

我说：“我有权认为他已经死了，或者他希望我以为他死了，他的阴影绝不能挡在我与繁荣之间。”我这样说着，便成了你的妻子，迈克尔爵士，并且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做一个好妻子。那些侵袭并摧毁了某些女性的常见诱惑，对我而言毫无威胁。即便有成群结队的诱惑者环绕，我也愿做你忠贞纯洁的妻子，直到时间的尽头。世人所谓的爱情那种疯狂的痴迷，从未在我疯狂的内心占据过任何位置，而在这里，极端反而殊途同归，无情的恶行竟成了恒心的美德。

在这一新地位最初的荣耀与辉煌中，我感到非常幸福，也非常感激那位将我提升到此高度的人。在自我幸福的阳光下，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他人的苦难。我曾穷困潦倒，而今富足，足以去怜悯并救济邻里的贫穷。我从善行和仁慈中获得了乐趣。我打听到了父亲的住址，匿名寄给他大笔金钱，因为我不希望他发现我的去向。我充分利用了你的慷慨所赋予我的特权。我向四周播撒幸福。我发现自己既被爱慕也受敬仰，我想，如果命运允许的话，我本可以在余生做一个好女人。

我相信，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智恢复了正常的平衡。自从离开怀尔登西以来，我一直严密地审视自己；我一直克制着自己。坐在外科医生那安静的家庭圈子里时，我常揣测道森先生是否曾对那无形的、遗传的污点产生过任何怀疑。

命运却不许我向善。我的宿命强迫我沦为一个恶人。婚后不到一个月，我在一份埃塞克斯的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消息：某位塔尔博伊斯先生，一位幸运的淘金者，已从澳大利亚归来。我读到那段文字时，船已经起航了。该怎么办？

我刚才说过，我了解乔治那坚韧的性格。我知道那个远赴重洋、为妻子赢得财富的男人，为了找到她，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丝线索。想要在他面前藏身，简直是痴心妄想。

除非能让他相信我已经死了，否则他绝不会停止对我的搜寻。

想到我所处的危境，我的大脑一片眩晕。平衡再次动摇，那条无形的界限再次被跨越，我又疯了。

我前往南安普敦找到了我的父亲，他当时正和我的孩子住在那里。你记得文森特夫人的名字是如何被当作借口来掩盖这趟匆忙的旅程的，也记得我是如何安排得让自己除了菲比·马克斯之外不带任何随从，我把她留在旅馆，自己去了父亲家。

我向父亲吐露了我身处危境的全部秘密。他对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感到太震惊，因为贫困或许已经磨灭了他对荣誉和原则的感知。他虽然不甚震惊，却感到恐惧，他答应尽其所能协助我度过这可怕的危机。

他收到过一封乔治寄往怀尔登西的信，是从那里转寄给他的。这封信是在“阿尔戈号”启航前几天写的，信中预告了该船抵达利物浦的大致日期。因此，这封信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依据。

我们立即决定了第一步。即在“阿尔戈号”可能抵达的日期或几天后，在《泰晤士报》上刊登我的死亡启事。

但就在决定之后，我们几乎立刻意识到，要执行这样一个简单的计划存在着可怕的困难。死亡的日期、死亡的地点，以及死亡事实本身，都必须公告出来。无论那地方有多遥远、有多难进入，乔治都会立刻赶往那里，而那浅薄的谎言必将随之拆穿。

我太了解他那乐观的气质、他的勇气和决心，以及他那种在绝望中仍不愿放弃希望的劲头，我知道除非亲眼见到埋葬我的坟墓和死亡登记记录，否则他绝不会相信我已与他阴阳两隔。

我父亲完全惊呆了，束手无策。他只能发出孩子般绝望而恐惧的呜咽。在这场危机中，他对我毫无助益。

我感到摆脱困境的前景渺茫。我开始想，我必须听天由命，祈祷在这地球上众多默默无闻的角落里，我的丈夫从未听说过奥德利庄园。

我坐在父亲那简陋的屋子里陪他喝茶，逗弄着那个孩子，他为我的衣着和珠宝感到高兴，却完全没意识到我对他而言只是个陌生人。我抱着孩子时，照看他的那个女人走过来想把他带走，说是要让他看起来更体面，好去见那位女士。

我急于想知道孩子受到了怎样的照料，便把这个女人留下聊天，而父亲则在茶桌旁打着瞌睡。

她是个脸色苍白、头发沙色的女人，大约四十五岁，似乎很高兴能有机会跟我多聊一会儿。然而，她很快就不再谈论孩子，转而向我诉说起她自己的烦恼。她说她正陷入极大的麻烦。她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不得不辞去工作；事实上，医生说那女孩患了肺痨；而对于一个曾过过好日子的贫穷寡妇来说，既要供养一个生病的女儿，又要抚养一群年幼的孩子，实在是一件苦差事。

我任由这个女人喋喋不休地说了很久，向我诉说女儿的病痛、年龄、医生开的药、她的虔诚、她的受苦，等等，不一而足。但我既没有听进去，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听着，但只是像听远方的声音一样，就像听着街上的车流声，或街尾小溪的潺潺水声。这个女人的烦恼与我何干？我有我自己的苦难，而且是比她那粗俗的本性所能忍受的还要沉重的苦难。这类人总是会有生病的丈夫或孩子，并期待着从富人那里得到救助。这并不稀奇。我正想着这些，正打算给这女人一个金币打发她去给女儿买药，一个念头突然闪过，带着一种痛苦的突兀感，让血液涌向我的大脑，让我的心怦怦直跳，那只有在我发疯时才会有的心跳。

我问了女人的名字。她说她叫普劳森夫人，开了一家小杂货铺，只是偶尔跑过来看看乔治，确保那个小女佣把他照料好。她女儿的名字叫玛蒂尔达。我问了她几个关于这个叫玛蒂尔达的女孩的问题，确认了她二十四岁，一直患有肺病，而且正如医生所说，现在正处于肺痨的急剧恶化期。他断言她活不过半个月了。

而乔治·塔尔博伊斯所乘的那艘船，预计在三周后停泊在默西河口。

我不必赘述这件事的经过。我拜访了那个生病的女孩。她长得肤色白皙，身形瘦削。如果描述得漫不经心，她的外貌与我倒有几分相似，尽管除了这两点，她与我毫无关联。那个女孩把我当作一位想帮她一把的富家太太。我收买了那个贫穷贪婪的母亲，她为了得到一笔钱——比她以往任何时候收到的都多——同意服从我所期望的一切。在我认识这位普劳森夫人后的第二天，我父亲前往文特诺，为他那生病的女儿和她的小男孩租了房。第二天一早，他把那弥留之际的女孩和乔治带了过去，乔治已经被收买，管她叫“妈妈”。她以塔尔博伊斯夫人的名义住进了那栋房子；她以塔尔博伊斯夫人的名义接受了文特诺一位医生的诊治；她死了，她的死亡和埋葬也以这个名字进行了登记。

死亡启事刊登在《泰晤士报》上，启事刊登后的第二天，乔治·塔尔博伊斯造访了文特诺，并订购了那块墓碑，直到今天，它依然记录着他妻子海伦·塔尔博伊斯的死亡。

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缓慢地站起身，动作僵硬而拘谨，仿佛所有的生理感官都被那单一的痛苦感所麻痹。

“我听不下去了，”他用嘶哑的耳语说道，“如果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也听不进去了。罗伯特，我明白，是你促成了这个发现。我不想再知道更多了。你愿意承担起照顾这位被我曾以为是妻子的女士的安危与舒适吗？我无需请你记住，无论你做什么，我曾真诚而深切地爱过她。我无法向她道别。除非我能不再带着苦涩想起她——除非我能怜悯她，正如我现在祈求上帝在今晚怜悯她一样，否则我不会说出口。”

迈克尔爵士慢慢走出了房间。他不敢让自己去看那个蜷缩着的身影。他不愿再看那个他曾珍爱过的生灵。他径直走进自己的更衣室，唤来男仆，吩咐他收拾行囊，并做出一切必要安排，陪同主人搭乘最晚的一班北上列车。

第三十五章

风暴过后的沉寂

在迈克尔爵士说出那几句平淡的话，敲响了他希望与爱情的丧钟后，罗伯特·奥德利跟着叔叔走进了门厅。天知道这个年轻人有多么恐惧这一天的到来。它终究还是来了；虽然没有发生歇斯底里的绝望爆发，没有暴风雨般的悲伤，没有痛苦与泪水的狂怒，但罗伯特并未从这反常的寂静中感到一丝慰藉。他深知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离开时，心中正忍受着那支由他亲手射入靶心的倒钩之箭所带来的剧痛；他知道这种诡异而冰冷的平静，只是一个因突如其来的悲伤而导致心智暂时麻木的伤者，在极度震惊中的恍惚表现；他知道，当这种沉闷的宁静过去，当受难者心中那悲伤的每一个可怕特征，一点一滴、一件接一件地变得模糊可见，进而变得触目惊心时，风暴必将以致命的狂暴爆发，那种眼泪的狂潮与残酷的苦难雷鸣，必将撕裂那颗宽厚的心。

罗伯特曾听说过，有些像他叔叔这个年纪的人，在承受了巨大的悲痛时，也会像迈克尔爵士这样表现出一种奇异的宁静；他们会离开那些本想安慰他们的人，而那些因这种病态的平静而放松警惕的亲友，却眼睁睁看着他们倒地，死于那起初仅仅使他们昏厥的打击之下。他记得有些案例中，像他叔叔这样强壮的人，在遭受可怕灾难的第一小时内便患上了中风或瘫痪；他徘徊在灯火通明的门厅里，纳闷自己是否有责任陪伴在迈克尔爵士身边——近距离照看，以防万一，并随他去往任何地方。

然而，在这个残酷的时刻，去强行打扰那位白发苍苍的受难者，是否明智呢？在这一个小时里，他从一生无瑕的梦幻中被惊醒，发现自己竟是一个虚伪面孔的受害者，一个被某种过于冷酷功利、过于残忍无情，以致于根本无法察觉自身卑劣本性的人所愚弄的傻瓜。

“不，”罗伯特·奥德利想，“我不会打扰这颗受伤心灵的痛苦。这份苦涩的悲伤中还夹杂着屈辱。最好让他独自去面对这场战役。我做了我认为是庄严职责所在的事，然而，如果我发现自己已让他永远憎恨，我也毫不奇怪。最好让他独自战斗。我无法做任何事来减轻这场斗争的惨烈。让他独自面对吧。”

当这个年轻人手按在图书馆门把手上，仍半犹豫着是否该跟随叔叔，或是重新进入那个房间去面对那个他职责所在必须揭露的更可怜的生灵时，艾丽西亚·奥德利打开了餐厅的门，向他展现出那间老式的橡木镶板房间，长桌上铺着华丽的锦缎，玻璃和银器闪烁着欢快的光芒。

“爸爸要来吃饭吗？”奥德利小姐问，“我饿极了；可怜的汤姆林斯已经派人来问了三次，说鱼都要凉了。我想，这会儿它肯定已经变成某种鱼胶汤了，”这位年轻女士补充道，手里拿着《泰晤士报》走出门厅。

她刚才一直坐在火炉旁读报纸，等着长辈们出来用餐。

“噢，是你，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她漫不经心地说，“你当然要和我们一起吃饭。请去把爸爸找来。都已经快八点了，我们本来是打算六点吃饭的。”

奥德利先生回答堂妹的语气相当严厉。她那轻浮的态度令他感到刺耳，他竟在非理性的不悦中忘记了，奥德利小姐对于这场在她的眼皮底下上演了这么久的悲剧一无所知。

“你的父亲刚刚承受了一份极大的悲伤，艾丽西亚，”年轻人严肃地说道。

女孩那顽皮、欢笑的面孔瞬间转为一种温柔而诚挚的忧虑与悲伤。艾丽西亚·奥德利非常爱她的父亲。

“悲伤？”她惊叫道，“爸爸悲伤？噢！罗伯特，发生了什么事？”

“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任何事，艾丽西亚，”罗伯特低声回答。

他抓着堂妹的手腕，一边说着一边将她拉进了餐厅。他在关好门之后，才继续说道：

“艾丽西亚，我能信任你吗？”他诚恳地问。

“信任我去做什么？”

“在沉重的打击下，做一个安慰你可怜父亲的朋友。”

“能！”艾丽西亚激动地喊道，“你怎么能问我这样的问题？你以为有什么事是我不愿做的吗？只要能减轻爸爸的任何忧愁，你以为有什么痛苦是我不能承受的吗？”

当她说出这番话时，艾丽西亚·奥德利明亮的灰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噢，罗伯特！罗伯特！你怎么能那样看我，认为我不会试图在父亲悲伤时给予他慰藉呢？”她责备道。

“不，不，亲爱的，”年轻人平静地回答，“我从不怀疑你的感情，我只是担心你的审慎。我能指望这一点吗？”

“你可以，罗伯特，”艾丽西亚坚定地说。

“很好，那么，我亲爱的女孩，我信任你。你的父亲要离开庄园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他刚刚承受的悲伤——记住，这是一份突如其来且始料未及的苦难——毫无疑问已经让这个地方令他感到厌恶。他要走；但他不能独自离开，不是吗，艾丽西亚？”

“独自？不！不！但我以为夫人……”

“奥德利夫人不会随他而去，”罗伯特严肃地说；“他正准备与她分道扬镳。”

“暂时吗？”

“不，永远。”

“与她永远分道扬镳！”艾丽西亚惊呼道，“那么这份悲伤……”

“与奥德利夫人有关。奥德利夫人是你父亲悲伤的根源。”

艾丽西亚那原本苍白的脸涨得通红。悲伤，而奥德利夫人竟然是起因——一份将迈克尔爵士与妻子永远拆散的悲伤！他们之间并没有争吵——奥德利夫人与她那慷慨的丈夫之间一直只有和谐与阳光。这份悲伤一定源于某种突然的发现；毫无疑问，这是一份与耻辱有关的悲伤。罗伯特·奥德利领会了那抹深红色的含义。

“你会主动提出陪同你父亲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艾丽西亚，”他说，“在这种时候，你是他天然的慰藉者，但你通过避免干涉他的悲伤，便是对他最好的支持。你对这份悲伤的具体细节一无所知，这本身就是你保持审慎的保证。不要对你父亲说任何你在两年前，在他娶第二任妻子之前不会说的话。试着去对他做你曾在那个房间里的女人介入你们父女之爱前所做的那样。”

“我会的，”艾丽西亚喃喃道，“我会的。”

“你自然会避而不提Lady Audley的名字。如果你的父亲时常沉默，你要有耐心；如果有时你觉得这巨大的悲伤的阴影永远不会从他的生活中消散，你依然要有耐心；记住，要治愈他的悲伤，没有什么比这份希望更好的了，那就是女儿的赤诚能够引导他记起，在这世上还有一位女性，将至真至纯地爱他直到最后。”

“是的——是的，罗伯特，亲爱的堂兄，我会记住的。”

Mr. Audley自从少年时代以来，第一次将堂妹揽入怀中，吻了吻她宽阔的前额。

“我亲爱的Alicia，”他说，“做到这一点，你就会让我感到幸福。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导致你父亲遭受这份悲伤的始作俑者。让我希望这悲伤不会长久。试着让我的叔叔恢复幸福，Alicia，我会比任何兄弟爱护一颗高尚的心灵更加珍视你；而且，亲爱的，毕竟兄弟之情或许也是值得拥有的，尽管它与可怜的Sir Harry那狂热的崇拜大不相同。”

当Mr. Audley说话时，Alicia低下了头，脸躲在堂兄的视线之外；但当他讲完时，她抬起头来，满面笑容地直视着他，那笑容因她眼中盈满的泪水而显得愈发灿烂。

“你真是个好人，Bob，”她说；“我之前一直因为某些原因对你感到生气，真是太愚蠢、太坏了——”

这位年轻女士突然停住了。

“因为什么，我亲爱的？”Mr. Audley问。

“因为我傻，罗伯特堂兄，”Alicia很快地说；“别管那个了，Bob，我会做你希望的一切，如果我亲爱的父亲不能早日忘记他的烦恼，那绝不是我的错。我愿意陪他去天涯海角，可怜的宝贝，如果我认为旅途中能为他找到一丝慰藉的话。我马上就去准备。你认为爸爸今晚会走吗？”

“是的，我亲爱的；我不认为Sir Michael还能在这屋檐下安然度过哪怕一个夜晚。”

“邮车在九点二十分开，”Alicia说；“如果我们要搭乘那班车，一小时内就得离开。我们走之前我还能再见到你吗，罗伯特？”

“是的，亲爱的。”

Miss Audley跑回房间去召唤她的女仆，为这趟突如其来的旅程做一切必要的准备，至于终点究竟在何处，她至今还一无所知。

她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执行罗伯特所嘱托的责任中。她帮忙打包皮箱，却把丝绸裙子塞进帽子盒，把缎面鞋塞进梳妆箱，搞得女仆困惑不已。她在房间里四处奔走，搜罗绘图工具、音乐书、针线活、发刷、珠宝和香水瓶，那劲头简直像是要远航去某个缺乏文明资源的蛮荒之地。她整个时间都在思考父亲那未知的悲伤，或许也稍微想到了那张严肃的面孔和诚恳的语调，正是这些在今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向她展现了罗伯特堂兄。

Mr. Audley在堂妹之后上了楼，找到了Sir Michael的更衣室。他敲了敲门，上帝知道他有多么焦虑地在等待那预期的回应。有一瞬间的停顿，年轻人的心跳得又响又快，随后门被男爵本人打开了。罗伯特看到他叔叔的男仆已经在为主人匆忙的旅程忙碌了。

Sir Michael走到走廊上。

“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罗伯特？”他平静地问。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能否协助你处理些安排。你是搭乘邮车去伦敦吗？”

“是的。”

“你考虑好住哪里了吗？”

“是的，我会住克拉里奇酒店（Clarendon）；我在那里有熟人。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了吗？”

“是的；除了Alicia会陪你同行？”

“Alicia！”

“你知道，她现在实在不方便留在这里。最好还是让她离开庄园，直到——”

“是的，是的，我明白，”男爵打断道；“但她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吗——必须跟我在一起？”

“她现在去别处也不会更方便，而且在别处她也不会快乐。”

“那就让她来吧，”Sir Michael说，“让她来吧。”

他用一种奇怪、低沉的声音说着，显出一种竭力的克制，仿佛开口说话对他而言是一种痛苦；仿佛这生活中所有寻常的事务对他来说都是一场残酷的折磨，与他的悲伤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比那悲伤本身更难以忍受。

“很好，我亲爱的叔叔，那么一切都安排好了；Alicia九点钟会准备好出发。”

“很好，很好，”男爵嘟囔道；“随她高兴吧，可怜的孩子，随她来吧。”

他在用那种半是怜悯的语气谈到女儿时沉重地叹了口气。他心中所想的是，为了那个此刻被关在楼下火光摇曳的房间里的女人，他对待这个唯一的孩子竟是何等冷漠。

“在你走之前我还会见到你，先生，”罗伯特说；“我就先告辞了。”

“等等！”Sir Michael突然说道；“你告诉Alicia了吗？”

“我什么都没告诉她，只说你要离开庄园一段时间。”

“你真是个好孩子，你真是个好孩子，”男爵用颤抖的声音喃喃道。

他伸出手。他的侄子用双手握住那只手，按在唇边。

“噢，先生！我该如何原谅我自己？”他说；“我怎能停止憎恨自己，因为我竟给你带来了这份悲伤？”

“不，不，罗伯特，你做得对；我真希望上帝能大发慈悲，在今晚之前就带走我这卑微的性命；但你做得对。”

Sir Michael重新走进了更衣室，罗伯特缓慢地回到门厅。他停在那个房间的门槛上，那是他把Lucy留下的地方——Lady Audley，也就是Helen Talboys，他那位失踪的朋友的妻子。

她躺在地板上，就在她曾蜷缩在丈夫脚下诉说那罪恶往事的地方。她是晕厥了，还是躺在那里任凭那极致的痛苦将其淹没，罗伯特几乎不想去探究。他走到门厅，派了一名仆人去找她的女仆，那个打扮时髦、系着缎带的姑娘，在看到主母的情状时发出了惊恐的惊叹。

“Lady Audley病得很重，”他说；“送她回房，并确保她今晚不要出来。请你务必守在她身边，但不要与她交谈，也不要让她因说话而激动。”

My lady并没有昏厥；她允许那个姑娘搀扶她，从她匍匐的地板上站了起来。她金色的头发凌乱地散落在象牙般的喉咙和肩头，她的脸和嘴唇毫无血色，双眼在那非自然的亮光下显得格外恐怖。

“带我走，”她说，“让我睡觉！让我睡觉，因为我的大脑正在燃烧！”

当她与女仆离开房间时，她转过身看了看罗伯特。“Sir Michael走了吗？”她问。

“他半小时后离开。”

“Mount Stanning的那场火灾中没有人丧生吧？”

“没有。”

“我很高兴。”

“那房子的房东Marks烧伤得非常严重，正躺在他母亲的小屋里，情况很不稳定；但他或许能恢复。”

“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没有人丧生。晚安，Mr. Audley。”

“明天我会找时间去见你，进行半小时的谈话，夫人。”

“随你什么时候。晚安。”

“晚安。”

她平静地靠在女仆的肩上走开了，留给罗伯特一种让他感到痛苦的奇怪恍惚感。

他坐在宽大的壁炉旁，那里的红烬正在消退，惊叹于这座老宅的变迁——直到他朋友失踪的那天之前，这里对于所有栖息在这友善屋檐下的人来说，曾是多么令人愉悦的家园。他坐在荒凉的炉火边沉思，试图决定在这突如其来的危机中该做些什么。他感到无助，无法决定任何行动方针，沉浸在一种沉闷的沉思中，直到被那驶向小塔楼入口的马车轮声所惊醒。

当罗伯特打开图书馆的门时，门厅里的钟敲响了九点。Alicia带着她的女仆——一个圆脸的乡村姑娘——刚刚走下楼梯。

“再见，罗伯特，”Miss Audley向堂兄伸出手说；“再见，愿上帝保佑你！你可以相信我会照顾好爸爸。”

“我确信可以。愿上帝保佑你，我亲爱的。”

这是罗伯特·奥德利今晚第二次将嘴唇印在堂妹坦诚的额头上，而这第二次拥抱依然是兄弟般或父辈般的性质，而非那种若是Sir Harry Towers作为获准的表演者所会表现出的狂喜之举。

九点零五分时，Sir Michael下了楼，身后跟着他的男仆，和他一样严肃而头发花白。男爵脸色苍白，但镇定自若。他递给侄子的那只手冷如冰霜，但他以平稳的声音向年轻人道了别。

“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了，罗伯特，”他转过身准备离开这片他居住了如此之久的庄园时说，“我或许还没听到结局，但我听到的已经够多了。天知道我无需再听更多。我把一切都托付给你，但你不会残忍的——你会记住我曾多么深爱——”

他的声音在句子没说完前就哽咽了。

“我会记住关于你的一切，先生，”年轻人回答，“我会尽我所能做到最好。”

一层背叛般的泪雾遮蔽了他的双眼，挡住了叔叔的面孔，一分钟后，马车便驶离了，罗伯特·奥德利独自坐在黑暗的图书馆里，那里只有灰白的灰烬中还闪烁着一点点红光。他独自坐着，试图思考他应该做什么，身上背负着一个罪恶女人命运的沉重责任。

“仁慈的上帝！”他想，“这一定是对我直到去年9月7日之前那毫无目的、摇摆不定的一生的审判。这份可怕的责任一定是被强加给我的，好让我能在冒犯的神明面前谦卑下来，承认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他不能说：‘我会轻快地度过一生，远离那些在伟大的战斗中如此热诚地挣扎的、不幸的、糊涂的生灵。’他不能说：‘当战争打响时，我会留在帐篷里，嘲笑那些在无意义的斗争中被践踏的傻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谦卑而恐惧地去做那创造他的造物主所指派他做的事。如果他有一场战斗要打，那就忠实地去打；但如果他在伟大的点名簿上被点到名时却畏缩不前，那对他来说真是祸事，如果当战火的警报声召唤他去战场时，他却躲在帐篷里，那对他来说真是祸事！”

一名仆人带了蜡烛进图书馆，并重新生起了火，但罗伯特·奥德利并没有从壁炉旁的座位上起身。他像曾经在Figtree Court的办公室里那样坐着，胳膊肘抵着椅子的扶手，下巴托在手上。

但当仆人准备离开房间时，他抬起了头。

“我能从这里发送消息到伦敦吗？”他问。

“可以从Brentwood发送，先生——这里不行。”

Mr. Audley沉思着看了看手表。

“如果您希望发送任何消息，我们可以派人骑马去Brentwood，先生。”

“我确实想发送一个消息；你能帮我处理吗，Richards？”

“当然，先生。”

“那么请稍等，等我写好消息。”

“好的，先生。”

仆人从边桌取来纸笔，放在Mr. Audley面前。

罗伯特将笔蘸了蘸墨水，在开始写之前，若有所思地盯着其中一支蜡烛看了片刻。

消息的内容如下：

“发信人：埃塞克斯郡Audley Court的Robert Audley，致伦敦Temple区Paper-buildings的Francis Wilmington。

“亲爱的Wilmington——如果你认识任何在躁狂症病例方面经验丰富、且值得托付秘密的医生，请务必通过电报将他的地址发给我。”

Mr. Audley将这份文件封在一个厚实的信封里，连同一枚金币一起递给仆人。

“你要确保这交给一个可靠的人，Richards，”他说，“并让那人在车站等候回信。他应该在一个半小时内收到。”

曾经看着罗伯特·奥德利穿着夹克、翻领上衣长大的Mr. Richards，出发去执行他的使命了。上帝保佑，我们不必跟随他走进庄园舒适的仆人大厅，那里的一家人正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对今天发生的事件感到彻底的困惑。

没有什么比这些好心人的猜测更离谱的了。他们哪有什么线索去解开那个火光映照的房间里的谜团，那个有罪的女人曾在那间屋里跪在主人脚下诉说她罪恶的一生？他们只知道Sir Michael的男仆告诉他们的关于这次匆忙旅程的事。他主人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说话的声音很奇怪，听着不像他自己的，还有，如果你想用一根羽毛就能把这位Parsons先生（即男仆）打倒的话，你确实可以轻松做到。

仆人大厅里的聪明人们断定，Sir Michael是通过Mr. Robert得到了突然的消息——他们确实聪明到将这位年轻人与灾难联系在一起——要么是某位至亲好友的离世——资深仆人们在竭力寻找一位靠谱的亲戚时，几乎把Audley家族的人全都排除了一遍——要么是基金的惊人暴跌，或是这位男爵将大部分财产投入的某种投机生意或银行的倒闭。大伙儿的倾向是银行倒闭，每个人似乎都对这个想法怀着一种阴郁、乌鸦般的快感，尽管这种假设意味着他们自己也会在那宽厚家庭的全面毁灭中破产。

罗伯特坐在那凄凉的壁炉旁，即使现在巨大的木柴在宽阔的烟囱里烧得噼啪作响，这里依然显得凄凉。他听着三月的风在屋子周围哀鸣，掀动着避风墙上颤抖的常春藤。他疲惫不堪，因为请记住，他今天凌晨两点钟是被燃烧木材的热气和木质结构燃烧的尖锐爆裂声从睡梦中唤醒的。若非他当机立断、保持冷静，Luke Marks先生恐怕早已死于非命。他身上还带着那晚危险的痕迹，额头一侧的黑发被烧焦了，左手因拖拽Castle Inn旅店老板时接触了灼热的空气而红肿发炎。他因疲劳和激动而彻底精疲力竭，在明亮的火光前于扶手椅中陷入了沉睡，直到被Richards先生带回来的回信唤醒。

这回信非常简短。

“亲爱的AUDLEY——乐意效劳。Alwyn Mosgrave，医学博士，Saville街12号。安全。”

除了姓名和地址，这就是信里的全部内容了。

“明天早上我还需要派人把另一条消息送到Brentwood，Richards，”Mr. Audley叠好电报说道，“如果那人能在早餐前骑马送过去，我会很高兴。我会给他半枚金币作为报酬。”

Mr. Richards鞠了一躬。

“谢谢您，先生——不必了，先生；但当然，随您的高兴，”他喃喃道。“您希望他几点出发？”

Mr. Audley希望那人能越早出发越好，于是决定六点出发。

“我的房间准备好了吧，Richards？”Robert问。

“是的，先生——您原来的房间。”

“很好。我马上就去睡。给我送一杯白兰地兑水，越烫越好，然后等候那封电报。”

这第二条消息只是极诚恳地请求Mosgrave医生尽快访问Audley Court，商谈一件严重的事。

写完这条消息，Mr. Audley感到他已做了所有能做的事。他喝下了白兰地兑水。他确实需要这稀释的酒精，因为他在火灾中的经历让他冷到了骨子里。他慢慢抿着那淡金色的液体，想着Clara Talboys，想着那位诚挚的姑娘，她兄弟的记忆如今已得到洗雪，她兄弟的毁灭者已在尘埃中蒙受了屈辱。她听说Castle Inn的火灾了吗？在Mount Stanning那种地方，她怎么可能听不到？但她听说他当时身处险境，并且因为营救了一个醉汉而表现英勇了吗？我恐怕，即使坐在那荒凉的炉火边，在那位贵族正流亡在外的屋檐下，罗伯特·奥德利还是软弱得去想这些事情——软弱得任由他的思绪飘向寒冷三月天空下凄凉的冷杉树，飘向那双与他失踪的朋友极为相似的深棕色眼睛。

第三十六章 Mosgrave医生的建议

My lady睡着了。在那个漫长的冬夜里，她睡得很沉。罪犯们往往就这样度过了他们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睡眠；而在清晨灰蒙蒙的光亮中，被前来唤醒他们的狱卒发现正安详地酣睡。

这局棋已经下完并输掉了。我不认为My lady丢掉过一张牌，或错失过任何她有可能拿下的胜算；但对手的牌面太强，他赢了。

她把自己看作某种国家囚犯，需要被好好看管。第二个铁面人，必须被安置在某个舒适的禁闭场所。她陷入了一种迟钝的冷漠中。她在过去几天的生命里活了一百辈子，她消耗掉了自己受苦的能力——至少是暂时消耗尽了。

她吃了早餐，洗了晨浴，然后带着芬芳的秀发，穿着最精致随意的晨装，从她那奢华的更衣室里走了出来。她在离开房间前看了看穿衣镜里的自己。长夜的休息带回了她肤色中细腻的红润，也带回了她蓝眼睛里自然的光泽。昨天那种恐惧地燃烧着的不自然光亮已经消失了，My lady在注视自己美丽的倒影时，露出了胜利的微笑。那些敌人能用灼红的烙铁在她身上烙下印记，烧毁那带来如此灾难的美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们会对她做什么，她想，他们必须留下她的美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无力从她身上夺走那一点。

三月的日子明亮而晴朗，当然，那阳光是毫无生气的。我的女主人裹着一条印度披肩；那是一条曾让Sir Michael花费了一百基尼的披肩。我想她心里有个念头，觉得穿上这件昂贵的衣物会是明智之举；这样一旦她被突然带走，至少还能随身带走一件属于自己的财产。请记住，为了这座华丽的宅邸、考究的家具、马车、骏马、珠宝和蕾丝，她曾冒了多大的风险；所以，当她在绝望的时刻对这些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表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时，也不必感到惊奇。如果她是犹大，她也会在羞耻的一生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刻，依然紧紧攥着那三十枚银币。

Mr. Robert Audley在图书馆里用了早餐。他对着那杯孤零零的茶坐了很久，抽着他的海泡石烟斗，阴郁地沉思着摆在面前的任务。

“我得去请教这位Dr. Mosgrave的经验，”他心想；“医生和律师是这平庸的十九世纪的忏悔神父。毫无疑问，他一定能帮到我。”

从伦敦开出的首班快车于十点半抵达Audley，而在十一点差五分时，稳重的仆人Richards通报了Dr. Alwyn Mosgrave的到来。

这位来自Saville Row的医生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高个子男人。他身材瘦削，面色蜡黄，两颊凹陷，那双灰白而无神的眼睛，看起来似乎曾是蓝色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已褪成了如今这种中性的色彩。无论Dr. Alwyn Mosgrave所掌握的医学科学多么强大，它显然还不足以让他的骨架丰盈起来，或是为他的面容增添几分神采。他有一张极其缺乏表情却又极其专注的脸。那是一张属于这样一种人的脸：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他人的诉说，并在职业生涯之初便已抛弃了自己的个性和情感。

他向Robert Audley鞠了一躬，在对方指引下坐到了对面，将他那专注的面孔转向了这位年轻的大律师。Robert注意到，医生的目光有那么一瞬间失去了那种沉静的专注，变得热切而审视起来。

“他是在琢磨我是否就是那个病人，”Mr. Audley心想，“正在我的脸上寻找疯狂的诊断迹象。”

Dr. Mosgrave开口了，仿佛是在回答这个念头。

“难道不是为了您自己的——健康——您才想咨询我吗？”他带着询问的口吻说道。

“哦，不！”

Dr. Mosgrave看了看他的怀表，那是一块价值五十基尼的Benson牌精密计时器，他把它随意地揣在背心的口袋里，就像揣着一个土豆一样漫不经心。

“我无需提醒您我的时间很宝贵，”他说；“您的电报告知我，我的服务是用于一桩——危险的——案例，我是如此理解的，否则我今天早上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Robert Audley一直阴郁地盯着壁炉，思索着该如何开启话题，他确实需要这番关于医生在场的提醒。

“您太客气了，Dr. Mosgrave，”他努力振作精神说道，“非常感谢您能回应我的召唤。我即将就一件我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痛苦之事向您寻求帮助。我即将恳请您针对一个极度棘手的案例提供建议，我几乎是盲目地信任您的经验，以期将我和其他我深爱的人，从一种残酷而复杂的境地中解救出来。”

Dr. Mosgrave脸上那种职业性的专注在听了Robert Audley的话后，转变成了一种探究的兴致。

“我相信，病人向医生所做的披露，应如忏悔者向神父所做的告解一般神圣？”Robert严肃地问道。

“同样神圣。”

“一份庄严的信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背？”

“当然如此。”

Robert Audley再次看向壁炉。他该告诉对方多少，或者隐瞒多少关于他叔叔第二任妻子的那段黑暗历史呢？

“我曾获悉，Dr. Mosgrave，您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精神错乱的治疗上。”

“是的，我的诊疗几乎仅限于精神疾病的范畴。”

“既是如此，我想我可以断定，您有时会收到奇异甚至可怕的揭露。”

Dr. Mosgrave微微颔首。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能够将国家机密稳妥地锁在自己那毫无情感的胸膛里，且不会因负担之重而感到丝毫困扰的人。

“我要告诉您的故事并非我自己的故事，”Robert停顿了一下说道；“因此，如果我再次提醒您，我只能在确保无论任何情况下、也无论任何表面上的正当理由下都绝不背弃这份信任的前提下进行披露，还请您见谅。”

Dr. Mosgrave再次颔首。这一次，带了几分严厉。

“我洗耳恭听，Mr. Audley，”他冷冷地说道。

Robert Audley将椅子向医生拉近了一些，用低沉的声音讲起了昨晚我的女主人在那间屋子里跪着向他坦白的故事。Dr. Mosgrave那始终转向讲述者的专注面容，对那番奇特的揭露并未流露出任何惊讶。当Mr. Audley讲到关于Ventnor的那场阴谋时，他微微一笑，那是一个庄重而静谧的微笑；但他并不感到惊讶。Robert Audley在Sir Michael Audley打断我女主人忏悔的那一刻结束了他的讲述。他只字未提George Talboys的失踪，也未提由此滋生出的可怕猜疑。他只字未提Castle Inn的那场火灾。

当Mr. Audley讲完故事时，Dr. Mosgrave庄重地摇了摇头。

“您没有更多的事情要告诉我了吗？”他问。

“没有了。我想没有什么是必须再讲述的了，”Robert回答道，语气有些回避。

“您是想证明这位女士疯了，从而使她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Mr. Audley？”医生问。

Robert Audley惊住了，对这位精神科医生感到诧异。他是通过怎样的过程如此迅速地看透了年轻人内心深处的秘密诉求？

“是的，如果可能，我宁愿认为她疯了；如果能找到这个借口，我会感到宽慰。”

“我想，也是为了避免引发大法官法庭诉讼的丑闻吧，Mr. Audley，”Dr. Mosgrave说。

Robert在点头默认这一评论时感到一阵颤栗。他所恐惧的，远比大法官法庭的诉讼更可怕，那是长期萦绕在他梦魇中的谋杀审判。他曾多少次从一个拥挤法庭的幻象中惊醒，在羞耻的痛苦中醒来，梦见叔叔的妻子身处刑事被告席，四面八方被如潮水般贪婪的面孔所包围。

“恐怕我无法为您提供任何帮助，”医生平静地说道；“如果您愿意，我可以见见这位女士，但我并不认为她疯了。”

“为什么不呢？”

“因为在她的任何行为中，都没有精神错乱的证据。她逃离了家，是因为那里的生活并不愉快，她离开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那不是疯狂。她犯下重婚罪，是因为通过这种罪行，她获得了财富和地位。那也不是疯狂。当她发现自己处于绝望的境地时，她并没有变得不顾一切。她采取了理智的手段，并执行了一个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冷静与审慎的阴谋。那也不是疯狂。”

“但是，遗传性精神病的特质——”

“可能会传给第三代，如果她有孩子的话，可能会出现在她的孩子身上。疯狂并非必然从母亲传给女儿。Mr. Audley，如果可以，我很乐意帮助您，但我认为您告诉我的故事中没有任何疯狂的证据。我认为英国没有任何一个陪审团会接受在此类案件中以精神错乱为由的辩护。您能为这位女士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她送回她的第一任丈夫身边；如果他还肯要她的话。”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关于他朋友的提及，Robert浑身一震。

“她的第一任丈夫已经死了，”他回答道，“至少，他已经失踪了一段时间——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死了。”

Dr. Mosgrave捕捉到了那个惊惶的动作，也听出了Robert Audley在提及George Talboys时语气中的窘迫。

“这位女士的第一任丈夫失踪了，”他带着一种奇怪的强调说道——“您认为他死了？”

他沉默了片刻，看着壁炉，就像Robert之前做的那样。

“Mr. Audley，”他随即说道，“我们之间绝不能有半遮半掩的信任。您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

Robert猛地抬头，脸上清楚地流露出对这番话的惊讶。

“如果我连信任的终点和保留的起点都无法感知，”Dr. Mosgrave说，“那我恐怕就难以应对我职业生涯中的各种突发状况了。Mr. Audley，您只告诉了我这位女士故事的一半。在向您提供任何建议之前，您必须告诉我更多。她的第一任丈夫究竟去了哪里？”

他以一种果断的口吻提出了这个问题，仿佛他知道这是拱顶的基石。

“Dr. Mosgrave，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不知道。”

“是的，”医生回答，“但您的脸告诉了我您所隐瞒的一切；它告诉我，您在怀疑。”

Robert Audley沉默不语。

“如果我要为您提供帮助，您就必须信任我，Mr. Audley，”医生说道。“她的第一任丈夫失踪了——方式如何？时间如何？我要了解他失踪的前因后果。”

Robert在回答这番话前沉思了良久；但随后，他抬起那原本因陷入沉思而低垂的头，对着医生说道。

“我会信任您的，Dr. Mosgrave，”他说。“我会完全信赖您的荣誉与善意。我不要求您做出违背社会正义的事；但我恳请您，如果能问心无愧，请务必拯救我们清白的名誉，使其免于堕落与羞耻。”

他讲述了George失踪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心中的疑虑与恐惧，天知道他是多么不情愿地开口。

Dr. Mosgrave听得一如既往地安静。Robert最后向医生的良知发出了恳切的呼吁。他恳求他放过那位慷慨的老人，因为对一个邪恶女人的致命信任，已给他的晚年带来了太多的苦难。

从Dr. Mosgrave那专注的脸上，根本无法得出任何结论，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当Robert说完时，他站起身，又看了一眼怀表。

“我只能再给您二十分钟，”他说。“如果您愿意，我想见见这位女士。您说她的母亲死在疯人院里？”

“是的。您要单独见Lady Audley吗？”

“是的，如果可以，请让我单独见她。”

Robert拉铃叫来了女主人的女仆，在那位精明的年轻姑娘的引导下，医生找到了前往八角形前厅的路，以及与那间前厅相连的梦幻闺房。

十分钟后，他回到了Robert等候他的图书馆。

“我已经和那位女士谈过了，”他平静地说，“我们相处得很好。存在隐性精神错乱！那种可能永远不会显现，或者一生只会出现一两次的精神错乱。那或许会演变成最糟糕阶段的痴呆；急性躁狂；但持续时间会非常短暂，且只会出现在极端的精神压力下。这位女士并没有疯；但她的血液里确实有遗传性的污点。她有着疯狂的狡黠，同时也具备理智者的审慎。我告诉您她是什么样的人，Mr. Audley。她很危险！”

Dr. Mosgrave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了两次，才再次开口。

“Mr. Audley，我不会讨论令您困扰的怀疑是否属实，”他随后说道，“但我会告诉您这一点，我不建议任何丑闻。这位George Talboys失踪了，但您没有任何他已死亡的证据。即使您能拿出他死亡的证据，除了她拥有强烈的动机摆脱他这一事实外，您也拿不出针对这位女士的任何证据。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内没有任何陪审团会仅凭这样的证据就给她定罪。”

Robert Audley匆忙打断了Dr. Mosgrave的话。

“我向您保证，我亲爱的先生，”他说，“我最大的恐惧就是必须进行任何曝光——任何耻辱。”

“当然，Mr. Audley，”医生冷冷地回答，“但您不能指望我协助您掩盖这种对社会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如果我看到了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女人犯下了谋杀罪，即使能拯救一百个贵族家庭的名誉，我也绝不会协助您将她偷偷转移出正义的掌控范围。但我没有看到您怀疑的充分理由；我会尽我所能帮助您。”

Robert Audley用双手紧紧握住了医生的手。

“等我好些了，我会再向您致谢，”他动情地说；“我将以我叔叔的名义，也以我自己的名义感谢您。”

“我只有最后五分钟了，而且我还要写封信，”Dr. Mosgrave看着年轻人的冲劲微笑道。

他在窗边的书桌前坐下，将笔蘸入墨水，迅速书写了大约七分钟。写满了一张信纸的三面后，他放下笔，折好了信。

他将这封信装进信封，没封口，直接递给了Robert Audley。

信封上的地址写着：

“Monsieur Val,

Villebrumeuse,

比利时。”

Mr. Audley带着几分疑虑看了看这个地址，又看了看医生。后者正在从容地戴上手套，仿佛他一生中从未有过比妥善整理手套更庄严的目的。

“那封信，”他回答Robert Audley探寻的目光道，“是写给我朋友Monsieur Val的，他是Villebrumeuse镇一家非常出色的疗养院的负责人兼医学主管。我们相识多年，毫无疑问，他会欣然接收Lady Audley入住他的机构，并承担起她未来生活的全部责任；那将不会是什么跌宕起伏的生活！”

Robert Audley本想说些什么，他本想再次表达对所获帮助的感激，但Dr. Mosgrave用一个权威的手势制止了他。

“从Lady Audley踏入那间屋子的那一刻起，”他说，“她的生活，就那种由行动和多样性构成的生活而言，便已终结。无论她有什么秘密，都将成为永恒的秘密！无论她犯下过什么罪行，她都再也无法继续作恶。如果您在最近的教堂墓地为她挖个坟墓将她活埋，您也无法比这更稳妥地将她与世界及一切世俗关联隔绝开来。但作为一名生理学家和一名诚实的人，我相信除了这样做，您无法为社会做出更好的贡献；因为如果我十分钟前见到的那个女人是个可以自由在外行走的信任对象，那生理学就是个谎言。如果刚才我坐在那儿和她谈话时，她能扑向我的喉咙用她那双小手掐死我，她一定会那么做的。”

“那么她怀疑您的目的了！”

“她很清楚。‘你认为我像我母亲一样疯了，所以你来审问我，’她说。‘你在留意我血液里那种可怕污点的迹象。’再见，Mr. Audley，”医生匆忙补充道，“我的时间十分钟前就到了；我能赶上火车就算是万幸了。”

第三十七章

活埋

Robert Audley独自坐在图书馆里，桌上放着医生的信，思考着还有待完成的工作。

这位年轻的大律师已经把自己定为这个可怜女人的告发者。他曾是她的审判官；现在，他是她的狱卒。直到他将那封放在面前的信递交给正确的收件人，直到他将她交付给那个外国疯人院医生的妥善看管，直到那时，他身上那可怕的重担才会卸下，他的职责才算完成。

他写了几行字给我的女主人，告诉她他正打算把她从Audley Court带走，去一个她很可能无法再回来的地方，并请求她抓紧时间为行程做准备。他告诉她，如果可能，他想在今晚就出发。

Miss Susan Martin，那位女主人的女仆，觉得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打包女主人的行李是一件非常苦差事，但我的女主人协助了这项工作。她果断地指挥并协助着女仆，而那位女仆从这打包与匆忙撤离中嗅到了破产与毁灭的味道，因此在履行职责时显得有些懒散与冷漠；傍晚六点，她派女仆去告诉Mr. Audley，她已准备好随时出发。

Robert查阅了Bradshaw铁路时刻表，发现Villebrumeuse不在任何铁路干线上，只能从布鲁塞尔乘驿站马车抵达。开往多佛的邮政列车在九点钟从伦敦桥出发，他和他的看管对象很容易就能赶上，因为从Audley开出的七点钟上行火车在八点一刻就会抵达Shoreditch。经由多佛与加莱路线，他们将在次日下午或傍晚抵达Villebrumeuse。

第二天傍晚时分，驿站马车在Villebrumeuse主街道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着、嘎吱作响地行进。

Robert Audley和我的女主人在整个旅程中独占了驿站马车的轿厢，因为布鲁塞尔和Villebrumeuse之间的旅客并不多，而这种公共交通工具与其说是靠获利，不如说是靠传统惯性在支撑。

我的女主人在旅途中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婉拒了Robert在路途休息站提供的一些茶点。当他们离开布鲁塞尔时，她的心沉了下去，因为她曾希望那个城市能成为她旅程的终点，她带着一种病态与绝望，转过头去看向那片沉闷的比利时原野。

当车辆颠簸着驶入一个巨大的石头四合院时，她终于抬起头来。那里曾是一座修道院的入口，如今却成了一家凄凉旅馆的院子，哪怕在上层的房间里正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旅馆地窖里的鼠群却依然在四处乱窜，吱吱作响。

Lady Audley在下车踏入那个阴森的院子时，不禁打了个冷战。Robert被一群喋喋不休的搬运工包围，他们吵嚷着要搬运他的“行李”，并为他该住哪家旅馆而争论不休。其中一个人按Mr. Audley的吩咐跑去叫马车，不久后又出现了，驱赶着一对马匹——那马匹身材小得让人怀疑它们是由一匹普通大小的牲畜切割而成的——一边发出狂乱的尖叫与呼哨，在黑暗中听起来有种恶魔般的声响。

Mr. Audley left my lady in a dreary coffee-room in the care of a drowsy attendant while he drove away to some distant part of the quiet city. There was official business to be gone through before Sir Michael's wife could be quietly put away in the place suggested by Dr. Mosgrave. Robert had to see all manner of important personages; and to take numerous oaths; and to exhibit the English physician's letter; and to go through much ceremony of signing and countersigning before he could take his lost friend's cruel wife to the home which was to be her last upon earth. Upward of two hours elapsed before all this was arranged, and the young man was free to return to the hotel, where he found his charge staring absently at a pair of wax-candles, with a cup of untasted coffee standing cold and stagnant before her.

Robert handed my lady into the hired vehicle, and took his seat opposite to her once more.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she asked, at last. “I am tired of being treated like some naughty child, who is put into a dark cellar as a punishment for its offenses. Where are you taking me?”

“To a place in which you will have ample leisure to repent the past, Mrs. Talboys,” Robert answered, gravely.

They had left the paved streets behind them, and had emerged out of a great gaunt square, in which there appeared to be about half a dozen cathedrals, into a small boulevard, a broad lamp-lit road, on which the shadows of the leafless branches went and came tremblingly, like the shadows of a paralytic skeleton. There were houses here and there upon this boulevard; stately houses, entre cour et jardin, and with plaster vases of geraniums on the stone pillars of the ponderous gateways. The rumbling hackney-carriage drove upward of three-quarters of a mile along this smooth roadway before it drew up against a gateway, older and more ponderous than any of those they had passed.

My lady gave a little scream as she looked out of the coach-window. The gaunt gateway was lighted by an enormous lamp; a great structure of iron and glass, in which one poor little shivering flame struggled with the March wind.

The coachman rang the bell, and a little wooden door at the side of the gate was opened by a gray-haired man, who looked out at the carriage, and then retired. He reappeared three minutes afterward behind the folding iron gates, which he unlocked and threw back to their full extent, revealing a dreary desert of stone-paved courtyard.

The coachman led his wretched horses into the courtyard, and piloted the vehicle to the principal doorway of the house, a great mansion of gray stone, with several long ranges of windows, many of which were dimly lighted, and looked out like the pale eyes of weary watchers upon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My lady, watchful and quiet as the cold stars in the wintry sky, looked up at these casements with an earnest and scrutinizing gaze. One of the windows was shrouded by a scanty curtain of faded red; and upon this curtain there went and came a dark shadow, the shadow of a woman with a fantastic head dress, the shadow of a restless creature, who paced perpetually backward and forward before the window.

Sir Michael Audley's wicked wife laid her hand suddenly upon Robert's arm, and pointed with the other hand to this curtained window.

“I know where you have brought me,” she said. “This is a MAD-HOUSE.”

Mr. Audley did not answer her. He had been standing at the door of the coach when she addressed him, and he quietly assisted her to alight, and led her up a couple of shallow stone steps, and into the entrance-hall of the mansion. He handed Dr. Mosgrave's letter to a neatly-dressed, cheerful-looking, middle-aged woman, who came tripping out of a little chamber which opened out of the hall, and was very much like the bureau of an hotel. This person smilingly welcome Robert and his charge: and after dispatching a servant with the letter, invited them into her pleasant little apartment, which was gayly furnished with bright amber curtains and heated by a tiny stove.

“Madam finds herself very much fatigued?” the Frenchwoman said, interrogatively, with a look of intense sympathy, as she placed an arm-chair for my lady.

“Madam” shrugged her shoulders wearily, and looked round the little chamber with a sharp glance of scrutiny that betokened no very great favor.

“WHAT is this place, Robert Audley?” she cried fiercely. “Do you think I am a baby, that you may juggle with and deceive me—what is it? It is what I said just now, is it not?”

“It is a maison de santé, my lady,” the young man answered, gravely. “I have no wish to juggle with or to deceive you.”

My lady paused for a few moments, looking reflectively at Robert.

“A maison de santé,” she repeated. “Yes, they manage these things better in France. In England we should call it a madhouse. This a house for mad people, this, is it not, madam?” she said in French, turning upon the woman, and tapping the polished floor with her foot.

“Ah, but no, madam,” the woman answered with a shrill scream of protest. “It is an establishment of the most agreeable, where one amuses one's self—”

She was interrupted by the entrance of the principal of this agreeable establishment, who came beaming into the room with a radiant smile illuminating his countenance, and with Dr. Mosgrave's letter open in his hand.

It was impossible to say how enchanted he was to make the acquaintance of M'sieu. There was nothing upon earth which he was not ready to do for M'sieu in his own person, and nothing under heaven which he would not strive to accomplish for him, as the friend of his acquaintance, so very much distinguished, the English doctor. Dr. Mosgrave's letter had given him a brief synopsis of the case, he informed Robert, in an undertone, and he was quite prepared to undertake the care of the charming and very interesting “Madam—Madam—”

He rubbed his hands politely, and looked at Robert. Mr. Audley remember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e had been recommended to introduce his wretched charge under a feigned name.

He affected not to hear the proprietor's question. It might seem a very easy matter to have hit upon a heap of names, any one of which would have answered his purpose; but Mr. Audley appeared suddenly to have forgotten that he had ever heard any mortal appellation except that of himself and of his lost friend.

Perhaps the proprietor perceived and understood his embarrassment. He at any rate relieved it by turning to the woman who had received them, and muttering something about No. 14, Bis. The woman took a key from a long range of others, that hung over the mantel-piece, and a wax candle from a bracket in a corner of the room, and having lighted the candle, led the way across the stone-paved hall, and up a broad, slippery staircase of polished wood.

The English physician had informed his Belgian colleague that money would be of minor consequence in any arrangements made for the comfort of the English lady who was to be committed to his care. Acting upon this hint, Monsieur Val opened the outer door of a stately suite of apartments, which included a lobby, paved with alternate diamonds of black and white marble, but of a dismal and cellar-like darkness; a saloon furnished with gloomy velvet draperies, and with a certain funereal splendor which is not peculiarly conducive to the elevation of the spirits; and a bed-chamber, containing a bed so wondrously made, as to appear to have no opening whatever in its coverings, unless the counterpane had been split asunder with a pen-knife.

My lady stared dismally round at the range of rooms, which looked dreary enough in the wan light of a single wax-candle. This solitary flame, pale and ghost-like in itself, was multiplied by paler phantoms of its ghostliness, which glimmered everywhere about the rooms; in the shadowy depths of the polished floors and wainscot, or the window-panes, in the looking-glasses, or in those great expanses of glimmering something which adorned the rooms, and which my lady mistook for costly mirrors, but which were in reality wretched mockeries of burnished tin.

Amid all the faded splendor of shabby velvet, and tarnished gilding, and polished wood, the woman dropped into an arm-chair, and covered her face with her hands. The whiteness of them, and the starry light of diamonds trembling about them, glittered in the dimly-lighted chamber. She sat silent, motionless, despairing, sullen, and angry, while Robert and the French doctor retired to an outer chamber, and talked together in undertones. Mr. Audley had very little to say that had not been already said for him, with a far better grace than he himself could have expressed it, by the English physician. He had, after great trouble of mind, hit upon the name of Taylor, as a safe and simple substitute for that other name, to which alone my lady had a right. He told the Frenchman that this Mrs. Taylor was distantly related to him—that she had inherited the seeds of madness from her mother, as indeed Dr. Mosgrave had informed Monsieur Val; and that she had shown some fearful tokens of the lurking taint that was latent in her mind; but that she was not to be called “mad.” He begged that she might be treated with all 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 that she might receive all reasonable indulgences; but he impressed upon Monsieur Val,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as she to be permitted to leave the house and grounds without the protection of some reliable person, who should be answerable for her safe-keeping. He had only one other point to urge, and that was, that Monsieur Val, who, as he had understood, was himself a Protestant—the doctor bowed—would make arrangements with some kind and benevolent Protestant clergyman, through whom spiritual advice and consolation might be secured for the invalid lady; who had especial need, Robert added, gravely, of such advantages.

This—with all necessary arrangements as to pecuniary matters, which were to be settled from time to time between Mr. Audley and the doctor, unassisted by any agents whatever—was the extent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two men, and occupied about a quarter of an hour.

My lady sat in the same attitude when they re-entered the bedchamber in which they had left her, with her ringed hands still clasped over her face.

Robert bent over to whisper in her ear.

“Your name is Madam Taylor here,” he said. “I do not think you would wish to be known by your real name.”

She only shook her head in answer to him, and did not even remove her hands from over her face.

“Madam will have an attendant entirely devoted to her service.” said Monsieur Val. “Madam will have all her wishes obeyed; her reasonable wishes, but that goes without saying,” monsieur adds, with a quaint shrug. “Every effort will be made to render madam's sojourn at Villebrumeuse agreeable. The inmates dine together when it is wished. I dine with the inmates sometimes; my subordinate, a clever and a worthy man always. I reside with my wife and children in a little pavilion in the grounds; my subordinate resides in the establishment. Madam may rely upon our utmost efforts being exerted to insure her comfort.”

Monsieur is saying a great deal more to the same effect, rubbing his hands and beaming radiantly upon Robert and his charge, when madam rises suddenly, erect and furious, and dropping her jeweled fingers from before her face, tells him to hold his tongue.

“Leave me alone with the man who has brought me here.” she cried, between her set teeth. “Leave me!”

She points to the door with a sharp, imperious gesture; so rapid that the silken drapery about her arm makes a swooping sound as she lifts her hand. The sibilant French syllables hiss through her teeth as she utters them, and seem better fitted to her mood and to herself than the familiar English she has spoken hitherto.

The French doctor shrugs his shoulders as he goes out into the lobby, and mutters something about a “beautiful devil,” and a gesture worthy of “the Mars.” My lady walked with a rapid footstep to the door between the bed-chamber and the saloon; closed it, and with the handle of the door still in her hand, turned and looked at Robert Audley.

“You have brought me to my grave, Mr. Audley,” she cried; “you have used your power basely and cruelly, and have brought me to a living grave.”

“I have done that which I thought just to others and merciful to you,” Robert answered, quietly. “I should have been a traitor to society had I suffered you to remain at liberty after—the disappearance of George Talboys and the fire at Castle Inn. I have brought you to a place in which you will be kindly treated by people who have no knowledge of your story—no power to taunt or to reproach you. You will lead a quiet and peaceful life, my lady; such a life as many a good and holy woman in this Catholic country freely takes upon herself, and happily endures until the end. The solitude of your existence in this place will be no greater than that of a king's daughter, who, flying from the evil of the time, was glad to take shelter in a house as tranquil as this. Surely, it is a small atonement which I ask you to render for your sins, a light penance which I call upon you to perform. Live here and repent; nobody will assail you, nobody will torment you. I only say to you, repent!”

“I cannot!” cried my lady, pushing her hair fiercely from her white forehead, and fixing her dilated eyes upon Robert Audley, “I cannot! Has my beauty brought me to this? Have I plotted and schemed to shield myself and laid awake in the long deadly nights, trembling to think of my dangers, for this? I had better have given up at once, since this was to be the end. I had better have yielded to the curse that was upon me, and given up when George Talboys first came back to England.”

She plucked at the feathery golden curls as if she would have torn them from her head. It had served her so little after all, that gloriously glittering hair, that beautiful nimbus of yellow light that had contrasted so exquisitely with the melting azure of her eyes. She hated herself and her beauty.

“I would laugh at you and defy you, if I dared,” she cried; “I would kill myself and defy you, if I dared. But I am a poor, pitiful coward, and have been so from the first. Afraid of my mother's horrible inheritance; afraid of poverty; afraid of George Talboys; afraid of you.”

She was silent for a little while, but she held her place by the door, as if determined to detain Robert as long as it was her pleasure to do so.

“Do you know what I am thinking of?” she said, presently. “Do you know what I am thinking of, as I look at you in the dim light of this room? I am thinking of the day upon which George Talboys disappeared.”

Robert started as she mentioned the name of his lost friend; his face turned pale in the dusky light, and his breathing grew quicker and louder.

“He was standing opposite me, as you are standing now,” continued my lady.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raze the old house to the ground; that you would root up every tree in the gardens to find your dead friend. You would have had no need to do so much: the body of George Talboys lies at the bottom of the old well, in the shrubbery beyond the lime-walk.”

Robert Audley flung his hands and clasped them above his head, with one loud cry of horror.

“Oh, my God!” he said, after a dreadful pause; “have all the ghastly things that I have thought prepared me so little for the ghastly truth, that it should come upon me like this at last?”

“He came to me in the lime-walk,” resumed my lady, in the same hard, dogged tone as that in which she had confessed the wicked story of her life. “I knew that he would come, and I had prepared myself, as well as I could, to meet him. I was determined to bribe him, to cajole him, to defy him; to do anything sooner than abandon the wealth and the position I had won, and go back to my old life. He came, and he reproached me for the conspiracy at Ventnor. He declared that so long as he lived he would never forgive me for the lie that had broken his heart. He told me that I had plucked his heart out of his breast and trampled upon it; and that he had now no heart in which to feel one sentiment of mercy for me. That he would have forgiven me any wrong upon earth, but that one deliberate and passionless wrong that I had done him. He said this and a great deal more, and he told me that no power on earth should turn him from his purpose, which was to take me to the man I had deceived, and make me tell my wicked story. He did not know the hidden taint that I had sucked in with my mother's milk. He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drive me mad. He goaded me as you have goaded me; he was as merciless as you have been merciless. We were in the shrubbery at the end of the lime-walk. I was seated upon the broken masonry at the mouth of the well. George Talboys was leaning upon the disused windlass, in which the rusty iron spindle rattled loosely whenever he shifted his position. I rose at last, and turned upon him to defy him, as I had determined to defy him at the worst. I told him that if he denounced me to Sir Michael, I would declare him to be a madman or a liar, and I defied him to convince the man who loved me—blindly, as I told him—that he had any claim to me. I was going to leave him after having told him this, when he caught me by the wrist and detained me by force. You saw the bruises that his fingers made upon my wrist, and noticed them, and did not believe the account I gave of them. I could see that, Mr. Robert Audley, and I saw that you were a person I should have to fear.”

She paused, as if she had expected Robert to speak; but he stood silent and motionless, waiting for the end.

“George Talboys treated me as you treated me,” she said, petulantly. “He swore that if there was but one witness of my identity, and that witness was removed from Audley Court by the width of the whole earth, he would bring him there to swear to my identity, and to denounce me. It was then that I was mad, it was then that I drew the loose iron spindle from the shrunken wood, and saw my first husband sink with one horrible cry into the black mouth of the well. There is a legend of its enormous depth. I do not know how deep it is. It is dry, I suppose, for I heard no splash, only a dull thud. I looked down and I saw nothing but black emptiness. I knelt down and listened, but the cry was not repeated, though I waited for nearly a quarter of an hour—God knows how long it seemed to me!—by the mouth of the well.”

Robert Audley uttered a word of horror when the story was finished. He moved a little nearer toward the door against which Helen Talboys stood. Had there been any other means of exit from the room, he would gladly have availed himself of it. He shrank from even a momentary contact with this creature.

“Let me pass you, if you please,” he said, in an icy voice.

“你看，我并不怕向你忏悔，” 海伦·塔尔博伊斯说道；“原因有二。其一，你不敢以此告发我，因为你知道，若见我身陷罪犯席，会要了你叔叔的命；其二，法律也判不了比这更重的刑罚——那便是终身监禁于疯人院中。你看，奥德利先生，我并不感谢你的仁慈，因为我很清楚它的价值。”

她从门边移开，罗伯特从她身边走过，没说一句话，没看一眼。

半小时后，他已身处维勒布吕默兹一家主要旅馆，坐在整洁的晚餐桌前，却无力进食；即便片刻，也无法将思绪从那位可怜的朋友身上移开——那位被背信弃义地谋杀在奥德利庄园灌木丛中的朋友。

第三十八章。

鬼魂萦绕。

从未有在怪梦中旅行的狂热梦游者，像罗伯特·奥德利那样，对着一个似乎虚幻的世界投去如此惊奇的目光。他出神地盯着维勒布吕默兹与布鲁塞尔之间平坦的沼泽和阴郁的杨树。难道他竟要独自回到叔叔的家，而那位曾在此作为王后与女主人统治了近两年的女人却不在身边？他感觉自己仿佛劫持了我的夫人，并在黑暗中悄悄地将她处理掉了，如今必须向迈克尔爵士交代那位准男爵深爱过的女人的下落。

“我该告诉他什么？”他心想。“我该说出真相吗——那可怕、阴森的真相？不，那太残忍了。他宽厚的精神会在这可怕的揭露下崩溃。然而，若他不知晓这可怜女人的邪恶程度，或许会认为我待她过于苛刻了。”

怀着这样的沉思，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在邮政马车破旧的车厢座位上，出神地望着那凄凉的风景，想到乔治·塔尔博伊斯的黑暗故事既已终结，他生命中竟被撕去了如此沉重的一页。

接下来他该做什么？当他想起从海伦·塔尔博伊斯惨白的嘴唇中听到的故事时，一连串可怕的念头涌入脑海。他的朋友——他那被谋杀的朋友——正藏在奥德利庄园那口古井腐朽的废墟之中。他已在那里躺了整整六个月，未受安葬，无人知晓；被隐藏在古修道院水井的黑暗里。该怎么办？

若要搜寻死者的遗骸，便不可避免地会引发验尸官的调查。一旦举行这种调查，我的夫人的罪行几乎必然会大白于天下。证明乔治·塔尔博伊斯死于奥德利庄园，几乎等同于证明我的夫人就是那桩神秘死亡的始作俑者；因为众所周知，在那位年轻人失踪的那天，他曾尾随她进入了酸橙林道。

“天哪！”当他处境的全部恐怖显露出来时，罗伯特惊呼道；“难道我的朋友竟要长眠于这块不洁的埋骨之地，仅仅因为我宽恕了谋杀他的女人的罪行？”

他感到这个问题已无路可走。有时他想，对于死去的挚友而言，他究竟是长眠在足以令世人惊叹的宏伟大理石墓碑下，还是埋藏在奥德利庄园灌木丛中那阴暗的藏身处，已无关紧要了。另一些时候，他又会因这位死者所遭受的冤屈而陷入突如其来的恐惧，急切地想要赶路，甚至恨不得比往返于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快车更快到达旅途的终点，好去纠正这桩残酷的冤情。

离开奥德利庄园后的第二天黄昏，他抵达了伦敦，并径直驱车前往克拉伦登酒店，探听他叔叔的消息。他并无意去见迈克尔爵士，因为他尚未决定该告诉他多少，但他非常焦急地想要确认这位老人是如何承受住最近那残酷打击的。

“我去见艾丽西亚，”他想，“她会把她父亲的一切情况告诉我。他离开奥德利才两天。我很难指望听到什么好转的消息。”

但奥德利先生注定当晚见不到他的堂妹了，因为克拉伦登酒店的仆人告诉他，迈克尔爵士和他的女儿已于早晨搭乘邮车前往巴黎，正准备转道前往维也纳。

罗伯特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满意；这给了他一个受欢迎的喘息机会，因为最好等到迈克尔爵士回到英国、身体康复且心情平复之后，再将他那有罪的妻子之事告诉他，希望如此。

奥德利先生驱车前往坦普尔。自乔治·塔尔博伊斯失踪以来，这些房间对他而言一直显得阴沉，今晚更是变本加厉。因为那些仅仅是黑暗的怀疑，如今已变成了可怕的确定。再也没有留下一丝一毫、转瞬即逝的希望之光。他最坏的恐惧已然成真。

乔治·塔尔博伊斯被他曾经深爱并为之哀悼的妻子残酷而奸诈地谋杀了。

奥德利先生的办公室里有三封信在等着他。一封来自迈克尔爵士，另一封来自艾丽西亚。第三封信上的笔迹，这位年轻律师虽然只见过一次，却记忆犹新。看到那信封上的字迹时，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小心翼翼、温存地将信握在手中，仿佛那是一个有生命的、能感知他触碰的东西。他在手中翻来覆去地查看，审视着信封上的纹章、邮戳、纸张的颜色，然后带着一丝古怪的微笑，将信放进了背心的怀中。

“我真是个可悲又不可救药的蠢货！”他心想。“我一生都在嘲笑软弱之辈的愚蠢，难道到头来，竟要比他们中最软弱的人还要愚蠢吗？那有着褐色眼睛的美丽生灵！我为何要遇见她？我那无情的复仇女神为何偏偏指引我走进了多塞特郡那座阴沉的宅邸？”

他拆开了前两封信。他愚蠢地将最后一封留作珍馐——这就像是在平淡乏味的晚餐后，享用的一道仙境般的甜点。

艾丽西亚的信告诉他，迈克尔爵士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平静承受着痛苦，以至于她最终比起任何歇斯底里的绝望表现，反而更担心他这种耐心的冷静。面对这种困境，她私下里请来了奥德利家处理严重病情时惯用的那位医生，要求这位先生对迈克尔爵士进行一次“偶然”的访问。医生照做了，在陪同准男爵半小时后，他告诉艾丽西亚，这场巨大的悲伤目前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必须尽一切努力去唤醒迈克尔爵士，强迫他行动起来，哪怕他极不情愿。

艾丽西亚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恢复了她作为娇纵女儿的旧日权威，提醒父亲他曾答应带她游历德国。她费了很大劲才诱使他同意兑现这个旧诺，一旦达成目的，她便设法让他们尽快离开了英国。她在信的末尾告诉罗伯特，在教会父亲忘记与之相关的悲伤之前，她是不会带他回老宅的。

准男爵的信非常简短。里面附着半打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在伦敦银行的空白支票。

“你需要钱，我亲爱的罗伯特，”他写道，“为了你认为妥当的、为你所托付的那个人安排未来的舒适生活。我无需多言，这些安排越慷慨越好。但也许我最好现在就告诉你，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起，我恳切地希望永远不要再听到那个人的名字。我不愿被告知你为她所做的安排。我相信你会凭良心行事，宽宏待人。我不想再知道更多了。无论你何时需要钱，都可以随时支取所需的金额；但你无需告诉我这些钱是为了谁而支取。”

罗伯特·奥德利在叠起这封信时，如释重负地长叹了一声。这使他免于履行一项让他倍感痛苦的职责，并永远决定了他对那位被谋杀者的处理方式。

乔治·塔尔博伊斯必须在他那无人知晓的坟墓中安息，而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绝不能知道他曾深爱的女人灵魂上烙着谋杀的血印。

罗伯特只剩下第三封信没有拆开——那封他在读其他信时一直揣在怀里的信；他撕开信封，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温存地摆弄着它。

这封信和迈克尔爵士的一样简短。只有寥寥几行字：

“亲爱的奥德利先生——本教区的牧师已经两次去看望马克思了，就是你在城堡旅馆火灾中救下的那个人。他现在情况危急，住在奥德利庄园附近的母亲家中，预计活不过几天了。他的妻子正在照料他，他和她都表达了最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在临终前见到你。请务必速来。

“你最诚挚的，

“克拉拉·塔尔博伊斯。

“芒特斯坦宁教区，3月6日。”

罗伯特·奥德利怀着崇敬的心情叠好这封信，把它放进了背心靠近心脏位置的怀里。做完这些，他在心爱的扶手椅上坐下，装上烟斗，点燃，抽了起来，盯着火光陷入了沉思，直到烟草燃尽。“那个叫马克思的人找我有什么事？”律师心想。“也许他是怕死，想在临终前忏悔。他想告诉我我已经知道的事——关于我那夫人的罪行。我知道他知晓秘密。即使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夜晚，我就很确定了。他知道秘密，并以此作为筹码。”

罗伯特·奥德利对于重返埃塞克斯感到一种莫名的排斥。如今他已知道了她哥哥命运的秘密，该如何面对克拉拉·塔尔博伊斯？为了向她隐瞒真相，他得撒多少谎，或者还得用多少推诿之词？然而，告知那个可怕的故事真的算仁慈吗？那份真相只会摧毁她年轻的生命，抹去她内心深处哪怕是秘密珍藏的每一个希望。他亲身体验过，在绝望中依然心存希望甚至是不知不觉地怀抱希望是多么可能；他不忍心让她像自己那样，因得知真相而心碎。“还是让她到最后一刻都怀抱虚妄的希望更好，”他想；“比起让我把线索交到她手中，对她说‘我们最坏的恐惧成真了。你所爱的那位哥哥，在青春的希望尚未绽放时就被残忍地谋杀了’，让她终其一生去寻找哥哥命运的蛛丝马迹，或许更为仁慈。”

但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写信求他立即返回埃塞克斯。无论完成这件事有多痛苦，他能拒绝她的请求吗？况且，那个人或许正在垂死挣扎，急切地想要见他。如果拒绝前往——如果毫无必要地拖延哪怕一小时，岂不是太残忍了吗？他看了一眼手表。还有五分钟就九点了。除了八点半离开伦敦的伊普斯威奇邮车外，已没有前往奥德利的火车；但十一点有一班从肖尔迪奇出发的火车，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会在布伦特伍德停靠。罗伯特决定搭乘这班车，然后步行走完从布伦特伍德到奥德利的六英里多路程。

在这个深夜，弗利特街寂静而冷清，罗伯特·奥德利正处于一种容易看见鬼魂的心境中，如果此时他看见约翰逊博士那一伙人醉醺醺地在灯光下向西走去，或是瞎子约翰·弥尔顿在圣布莱德教堂前的台阶上摸索着前行，他恐怕都不会感到惊讶。

奥德利先生在法灵顿街拐角处拦住了一辆出租马车，马车飞快地载着他穿过空无一人的史密斯菲尔德市场，驶入一条阴暗的街道迷宫，最终将他带到了芬斯伯里路宽阔而宏伟的地方。

马车沿着通往肖尔迪奇车站陡峭且布满石头的路面飞驰，将罗伯特送到那个简陋的车站门口。搭乘这班午夜列车的人寥寥无几，罗伯特沿着长长的木制站台走来走去，阅读着那些巨大的广告牌，暗淡的灯光下，那些生硬的字母看起来苍白而阴森。

他独自一人坐在车厢里。我说是独自一人吗？他不是刚刚才招来了那群阴魂不散的旅伴，而那正是最难摆脱的陪伴吗？乔治·塔尔博伊斯的影子即使在这舒适的一等车厢里也紧随着他，当他向窗外望去时，那影子就在他身后；而当列车飞驰时，影子又远在前方，在那片列车正疾驰而去的灌木丛中，守候在那具被遗弃、无人问津的死者的藏身之地旁。

“我必须给失去的朋友一个体面的葬礼，”当寒风掠过平坦的田野，带着仿佛来自死者唇间的冰冷气息吹向他时，罗伯特心想。“我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会被今晚袭击我的那种恐慌折磨至死。我必须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冒什么风险。哪怕代价是揭露真相，让那个疯女人从安全的藏身处走出来，站在罪犯席上。”列车在十二点过后几分停在布伦特伍德时，他感到了一丝宽慰。

当这个深夜的漫游者进入奥德利村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这时他才想起，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忘了给他任何寻找卢克·马克思所住小屋的指引。

“是道森医生建议把那个可怜人送到他母亲小屋里的，”罗伯特过了一会儿想道，“想必火灾后一直是由道森在照料他。他一定能告诉我去小屋的路。”

想到这里，奥德利先生在海伦·塔尔博伊斯再婚前居住的屋子前停了下来。那间小诊所的门半开着，里面亮着灯。罗伯特推门而入，探头看了一眼。医生正站在红木柜台边，在一个玻璃量杯里配药，帽子就放在旁边。虽然天色已晚，但显然他才刚回来。助手和谐的鼾声从诊所里间传出。

“很抱歉打扰您，道森先生，”罗伯特带着歉意说道，医生抬头认出了他，“但我特意赶来探望马克思，听说他的情况很不乐观，我想请您告诉我他母亲小屋怎么走。”

“我带您去吧，奥德利先生，”医生回答道，“我正要往那边去。”

“那人的情况很糟糕吗？”

“糟糕到不能再糟糕了。他唯一可能发生的变化，就是那种让他脱离尘世一切苦难的变化。”

“奇怪！”罗伯特惊呼，“他看起来没受多重的烧伤。”

“他确实没受多重的烧伤。如果受了重伤，我就绝不会建议把他从芒特斯坦宁移走。是惊吓导致了这一切。过去两天他一直高烧不振；但今晚他平静多了，恐怕在明晚之前，我们就得送他最后一程了。”

“我听说他要求见我，”奥德利先生说。

“是的，”医生漫不经心地回答，“毫无疑问，那是病人的胡思乱想。是你把他从火海里拖出来的，尽了全力救了他的命。我敢说，尽管这可怜的家伙粗俗笨拙，他对此还是心怀感激的。”

他们离开了诊所，道森先生在身后锁上了门。抽屉里或许放着钱，因为这位乡村药剂师显然不担心会有哪个胆大包天的窃贼，会为了那些泻药和药丸而冒险触犯法律。

医生沿着寂静的街道带路，随后拐进了一条小巷，罗伯特·奥德利在巷子尽头看到了一抹苍白的微光；那光透着守候垂死之人的气息；那是种苍白、忧郁的光，在午夜与黎明之间那段寂静的时刻望去，总显得格外凄凉。光是从卢克·马克思居住的小屋窗户里透出来的，他的妻子和母亲正在那里守候。

道森先生抬起门闩，走进了这间小屋的公用房，罗伯特·奥德利紧随其后。屋里空无一人，但桌上一支蜡烛正发出噗噗的声响，烛芯弯曲，结着长长的花菜状灯花。病人住在楼上的房间里。

“要我告诉他你来了吗？”道森先生问。

“是的，请告诉他。但如果觉得消息可能会让他激动，就谨慎些说。我不着急。我可以等。你觉得我可以安全上楼时再叫我。”

医生点了点头，轻手轻脚地沿着通往楼上卧室的狭窄木梯走了上去。

罗伯特·奥德利在冰冷的炉边坐进一把温莎椅，郁郁寡欢地环顾四周。但最终，医生从楼梯顶端探出头来，用低沉的声音告诉他，卢克·马克思醒了，很想见他。

罗伯特立即遵从了召唤。他轻手轻脚地走上楼梯，在弯腰钻进那个简陋农舍卧室的矮门前，摘下了帽子。他在这个普通农夫面前摘下了帽子，因为他知道，房间里正弥漫着另一种更加庄严、更加令人敬畏的气氛，渴望着他进去。

菲比·马克思坐在床尾，双眼紧盯着丈夫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并没有流露出多少温柔，而是一种尖锐、恐惧的焦虑，显露出她所畏惧的，与其说是失去丈夫，不如说是死亡本身的降临。老妇人在炉边忙碌着，晾晒着亚麻布，准备着某种肉汤，但病人恐怕永远也吃不到了。病人靠着枕头躺着，粗糙的脸惨白如纸，大手在被褥上不安地游移。菲比刚才一直在为他读经，一张展开的《新约》和药瓶混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屋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整洁有序，证明了菲比一贯以来那种细腻严谨的性格。

当罗伯特·奥德利跨进门槛时，这位年轻女人站起身，匆忙向他走来。

“在和卢克谈话之前，先生，请让我先和您说几句话，”她用急切的耳语说道。“求您让我先说。”

“那个丫头在那儿嘀咕什么呢？”病人以一种低沉的咆哮问道，那声音在他唇边嘶哑地消散了。即便在虚弱之中，他依然显得既软弱又狂暴。死亡那灰暗的凝脂正在他双眼中汇聚，但它们仍以一种尖锐而不满的目光注视着菲比。“她在搞什么名堂？”他说道，“我可不容许背着我搞什么阴谋诡计。我要亲自跟奥德利先生谈；无论我做了什么，我都会承担责任。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我要设法补救。她在说什么？”

“她什么也没说，亲爱的，”老妇人走到了儿子的床边回答道，尽管她的儿子即便因病而比平时显得更有“故事”些，但他似乎并不怎么配得上这个亲昵的称呼。

“她只是在告诉那位先生你病得有多重，我的好孩子。”

“记住，我要说的话只会对他一个人说，”马克思先生咆哮道；“要不是因为前几天他救了我的命，我才懒得跟他说呢。”

“当然不会，亲爱的，”老妇人宽慰地回答道。

菲比·马克思把奥德利先生带出了房间，来到小楼梯顶端的狭窄平台上。这个平台大约三英尺见方，两人若不互相挤碰着白墙，或是向后退下楼梯，便很难同时站稳。

“哦，先生，我太想和您谈谈了，”菲比急切地回答，“您还记得那天火灾后，当您平安无事时，我跟您说过的话吗？”

“记得，记得。”

“我告诉过您我的怀疑；我现在依然这么想。”

“是的，我记得。”

“但我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半个字，除了您。我想卢克已经把那天晚上的事全忘了；我觉得火灾前发生的事已经完全从他脑子里抹去了。您知道，当我主——当她来到城堡时，他喝醉了；而且我觉得他被那场大火吓傻了，以至于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总之，他并不怀疑我所怀疑的事情，否则他早就闹得满城风雨了；但他对夫人恨之入骨，因为他说，如果夫人当初肯在布伦特伍德或切姆斯福德给他安排个差事，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所以，先生，我想恳求您的是，千万别在卢克面前走漏半点风声。”

“是的，是的，我明白；我会小心的。”

“听说夫人已经离开奥德利庄园了，先生？”

“是的。”

“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吗，先生？”

“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但她不会被送到受虐待、受折磨的地方吧？”

“不会：她会得到妥善的照顾。”

“那我就放心了，先生；冒昧问您这个问题还请见谅，先生，毕竟夫人曾是一位待我不薄的主子。”

谈话正进行到此处，屋内传来了卢克沙哑而虚弱的声音，愤怒地质问“那个丫头什么时候才嚼完舌根”；于是菲比把手指放在唇边，领着奥德利先生回到了病房。

“我不要你，”当妻子重新走进房间时，马克思先生果断地说道，“我不要你；你没必要听我要说的话——我只想见奥德利先生，我要单独和他说话，不许你在门口偷听，听见了吗？所以你可以下楼去，待在那儿直到我叫你；你可以把母亲带走——不，母亲可以留下，我一会儿还要用她。”

病人的枯手指向门口，他的妻子极其顺从地离开了。

“我没兴趣听任何话，卢克，”她说道，“但我希望你不要说那些善待过你的人的坏话。”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马克思先生凶狠地回答，“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据我所知，你既不是牧师，也不是律师。”

这位城堡旅馆的老板并没有因为临终前的苦难而发生任何道德上的转变，尽管那苦难是如此剧烈而迅速。或许，有一丝远离他生活已久的光亮，此刻正艰难地穿透那层笼罩在他灵魂上的无知黑幕。又或许，某种既愤怒又阴郁的忏悔，促使他做出某种粗糙的努力，以弥补他那自私、酗酒且堕落的一生。无论如何，他擦了擦苍白的嘴唇，将那双憔悴的眼睛恳切地转向罗伯特·奥德利，指了指床边的一把椅子。

“您以前总是拿我寻开心，奥德利先生，”他过了一会儿说道，“您总是套我的话，像玩弄绅士那样把我翻来覆去，直到我在您手里变得一文不值；您看穿了我的一切，把我里里外外翻了个遍，直到您觉得您知道的和我的一样多。在那天晚上城堡起火之前，我可没什么理由对您心存感激。但为了那件事，我是感激的。我平时对人没啥感激之情，也许是因为那些绅士给我的东西，往往正是我不想要的。他们给了我汤、传单、法兰绒和煤炭；但老天，他们弄出的动静实在太大，让我恨不得把这些统统扔回去。可当一位绅士为了救我这个醉鬼而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即便是最烂醉如泥的畜生也会对那位绅士心存感激，并想在临终前——因为他从医生的脸上看出自己时日无多——说上一句：‘谢谢您，先生，我欠您一份情。’”

卢克·马克思伸出左手——他的右手在火灾中受伤，缠着亚麻布——费力地摸索着罗伯特·奥德利先生的手。

年轻人用双手握住了那只粗糙却萎缩的手，亲切地紧了紧。

“无需感谢，卢克·马克思，”他说道，“能帮到你，我感到很高兴。”

马克思先生没有立刻说话。他侧身静静地躺着，若有所思地盯着罗伯特·奥德利。

“您以前对庄园里那位失踪的绅士交情不浅，不是吗，先生？”他最终问道。

提到那位死去的友人，罗伯特吃了一惊。

“我听说您对那位塔尔博伊斯先生交情不浅，先生，”卢克重复道。

“是的，是的，”罗伯特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他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

“我听庄园里的仆人说，找不到他时您有多难过。我听太阳旅馆的老板说，当您第一次发现他不见时，您有多受打击。‘如果这两位先生是亲兄弟，’旅馆老板说，‘我们的那位先生，’指的就是您，先生，‘在失去另一位时，也不会比这更伤心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罗伯特说；“求您别再提这个话题了。我无法形容这让我有多痛苦。”

难道他要永远被他那未下葬的朋友的鬼魂所纠缠吗？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慰藉病人，可即使在这里，他也被这无情的阴影追赶；即使在这里，他也无法逃离那段曾让他生活陷入黑暗的秘密罪行。

“听着，马克思，”他恳切地说道；“请相信我，我很感激你的谢意，也很高兴能帮到你。但在你再说别的之前，让我提一个最庄重的请求。如果你叫我来是为了告诉我关于我那位失踪朋友的命运，我恳求你，放过你自己，也放过我，别讲那个可怕的故事。你告诉我的任何事，我早已知晓。关于那个曾经受你摆布的女人，你能告诉我的最坏的情况，她早已亲口向我揭露了。所以，请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我再说一遍，你告诉我的任何事，我都已经知道了。”

卢克·马克思沉思地看着访客那张诚恳的脸，某种模糊的表情，几乎像是一抹微笑，在他憔悴的面容上一闪而过。

“我告诉不了您任何您不知道的事？”他问道。

“什么也没有。”

“那我想尝试也没用了，”病人若有所思地说。“她告诉您了吗？”片刻之后，他问道。

“马克思，我必须请你终止这个话题，”罗伯特几乎严厉地回答。“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希望再听到关于它的谈论。无论你发现了什么，你都已从中获利。无论你掌握了什么罪恶秘密，你都已因保持沉默而拿到了报酬。你最好保持沉默直到最后。”

“是吗？”卢克·马克思以一种急切的耳语喊道，“我真的最好一直闭嘴到最后吗？”

“我想是的，非常确定。你靠你的秘密做交易，并且收了钱来守口如瓶。坚持你的契约，继续守住它，会更诚实些。”

“是吗？”马克思先生露出了一个惨淡的笑容；“但如果夫人有一个秘密，而我有另一个呢？那又如何？”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一直都能说出点什么；而且，如果我当初被好生对待的话，也许早就说出来了；如果给我的东西能大方一点，而不是像扔给狗一样甩给我，仅仅是为了让我闭嘴，不至于乱咬人。如果我能说出点什么，并且因为那个原因没说呢？那又如何？”

那惨淡的、胜利的笑容在他憔悴的脸上亮起，那种怪诞感无法用言语形容。

“他在胡言乱语，”罗伯特心想；“我得对他保持耐心，可怜的家伙。如果我对一个临死的人都不能保持耐心，那才奇怪呢。”

卢克·马克思躺在那里，脸上挂着那种胜利的笑容，凝视着奥德利先生。老妇人因看护垂死的儿子而疲惫不堪，已经进入了梦乡，她低着头，尖尖的下巴在微弱的火光上一点一点，火炉上那锅永远也不会被喝掉的肉汤仍在冒着泡。

奥德利先生耐心地等待着病人开口。在这死寂的深夜，每一个细微的声音都变得异常清晰。壁炉里的灰烬坠落声、煤块燃烧时发出的不祥劈啪声、楼下那座闷声闷气的大钟缓慢而沉重的滴答声、三月风低沉的呜咽声（那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英国报丧女妖，正对着守灵人发出凄惨的警报）、病人粗重的呼吸声——每一种声音都从其他声音中剥离出来，在房屋那庄严的寂静中，仿佛变成了某种预示着阴郁的独立声音。

罗伯特双手遮脸坐着，思考着既然他朋友命运的秘密已被揭开，既然乔治·塔尔博伊斯与那个邪恶妻子的黑暗故事已在比利时的疯人院画上句号，他今后该何去何从。他该怎么办？

他对克拉拉·塔尔博伊斯没有任何要求；因为他已经决定保守那个告诉他的可怕秘密。既然如此，他又怎敢隐瞒着真相去见她？他又怎能注视着她那双真诚的眼睛，却对她隐瞒真相？他感到，在那种平静的棕色眼睛的审视下，他根本无法隐瞒任何东西。如果他真的要守住这个秘密，他就必须永远不见她。揭露它只会让她的余生痛苦不堪。难道他能为了自私的动机，把这个可怕的故事告诉她吗？——或者，他能认为如果告诉了她，她会任由她被谋杀的哥哥在非法的坟墓中躺着，而不去复仇吗？

被似乎无法逾越的重重困难所困；原本轻松的性格因长期承受的黑暗负担而变得苦涩，罗伯特·奥德利绝望地望向未来的生活，心想如果当初自己在城堡旅馆燃烧的废墟中丧生，对他来说或许会更好。

“谁会为我伤心呢？除了我那可怜的小艾丽西亚，”他心想，“而她的悲伤也只会是如四月般短暂。克拉拉·塔尔博伊斯会为我伤心吗？不！她只会因为少了一条她哥哥死因的线索而感到遗憾。她只会……”

第三十九章。

临终之人的遗言。

上帝才知道奥德利先生的思绪会飘向何方，如果不是因为病人突然的动作让他惊醒，那人挣扎着坐起身，喊他的母亲。

老妇人猛地惊醒，昏昏沉沉地转过身看向儿子。

“怎么了，卢克，亲爱的？”她宽慰地问。“现在还不到吃药的时间。道森医生说他走后两小时才能吃，他才走不到一个小时呢。”

“谁说我要吃药了？”马克思先生不耐烦地喊道。“妈，我要问你件事。你记得去年九月七号吗？”

罗伯特大吃一惊，急切地看向病人。他为什么要反复提起这个禁忌话题？他为什么要执意回忆乔治被谋杀的日期？老妇人摇着头，神情中带着虚弱的困惑。

“天哪，卢克，”她说，“你干嘛问我这种问题？我的记性这八九年来一直不行；而且我从来就不是个能记住日期或这类事的人。一个穷苦的劳动妇女怎么会记得住这种事呢。”

卢克·马克思不耐烦地耸了耸肩。

“妈，你可是个听话的人，”他没好气地说道。“我没告诉你记着那一天吗？我没跟你说过，总有一天你会需要为此作证，要在圣经面前发誓吗？我没跟你说过吗，妈？”

老妇人绝望地摇着头。

“如果你这么说，那肯定是你告诉过我，卢克，”她带着讨好的笑容说道；“但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亲爱的。我的记性这九年来一直很差，先生，”她转向罗伯特·奥德利补充道，“我不过是个可怜的老太婆。”

奥德利先生把手放在病人的胳膊上。

“马克思，”他说道，“我再说一遍，你没必要为这件事操心。我不会问你任何问题，我也不想听任何事。”

“但是，如果我想说点什么呢？”卢克带着狂热的劲头喊道，“如果我觉得不把心里的秘密说出来就无法瞑目，所以特意要求见你，就是为了告诉你呢？假设是这样，那你假设出来的就是真相。如果是我，在告诉她之前，我宁愿被活活烧死。”他说这话时牙关紧咬，说出这些话时面色狰狞。“我宁愿先被活活烧死。我让她为她那些漂亮傲慢的举止付出了代价；我让她为她那副架子付出了代价；我永远也不会告诉她——永远，永远！我手里握着她的把柄，我守住了；我有我的秘密，我也因此拿到了钱；她施加在我或我家身上的一切轻蔑，我都十倍、二十倍地报复了回去！”

“马克思，马克思，看在上帝的份上，冷静点，”罗伯特恳切地说道。“你在说什么？你到底能告诉什么？”

“我正要告诉你，”卢克擦着嘴唇回答。“给我也喝点，妈。”

老妇人往杯子里倒了些清凉的饮料，端给儿子。

他急切地喝了下去，仿佛感到自己生命中短暂的残余必须与那个无情的行人——“时间”进行一场赛跑。

“你就待在那儿，”他对母亲说道，指了指床脚的一把椅子。

老妇人顺从地坐在了奥德利先生对面。

“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卢克说，“我想如果你答不上来那才奇怪呢。你记得我在阿特金森农场干活的时候吗？就在我结婚前，那时候我还没搬走，就住在你这儿。”

“记得，记得，”马克思太太得意地直点头，“我记得，亲爱的。那是去年秋天，就在篱笆那边的果园采苹果的时候，也是你穿那件带新花纹的马甲的时候。我记得，卢克，我记得。”

奥德利先生纳闷这到底要引向何处，他还要在这位病人的床边坐多久，听这些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对话。

“既然你记得那么多，也许你还记得更多，妈，”卢克说。“你还记得有天晚上，就在阿特金森家堆最后一批谷物的时候，我带了个人回家吗？”

奥德利先生再次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这一次，他急切地抬头看向说话人的脸，并以一种他自己都难以理解的、奇特的、屏息以待的兴趣，听着卢克·马克思的话。

“我记得你带菲比回来过，”老妇人非常兴奋地回答。“我记得你带菲比回来喝茶，或是吃点宵夜，那可有好几次呢。”

“别提菲比了，”马克思先生喊道，“谁在说菲比？菲比算什么，值得别人为她操心吗？你记得九月的一个晚上，十点以后我带回家一位绅士吗？一位全身湿透，浑身沾满泥浆、黑泥和绿苔，从头到脚没一块好地方，胳膊断了，肩膀肿得可怕，让人根本认不出的绅士；一位不得不让人把衣服剪开，坐在厨房炉火边，盯着煤火看，就像疯了或者呆滞了，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的绅士；一位不得不像婴儿一样照顾，洗澡、擦干、穿衣，还要用汤匙把白兰地强行灌进紧闭的牙关里，才能让他缓过一口气来的绅士？你记得那个吗，妈？”

老妇人点了点头，嘟囔着说，经过卢克这么一提起，她确实对这些细节记忆犹新。

罗伯特·奥德利发出一声狂乱的惊呼，跪倒在病人床边。

“我的上帝！”他祈祷道，“感谢祢那奇妙的仁慈。乔治·塔尔博伊斯还活着！”

“等会儿，”马克思先生说，“别太心急。妈，把那个放在五斗橱上架子里的锡盒拿下来，好吗？”

老妇人顺从地照做了，在破旧的茶杯、奶壶、没盖的棉线盒以及杂七杂八的碎布和陶器中摸索了一阵，拿出一个带有滑盖的锡制鼻烟盒；一个破旧、看起来脏兮兮的盒子。

罗伯特·奥德利依然跪在床边，双手掩面。卢克·马克思打开了锡盒。

“里面没钱，真是可惜，”他说道，“或者说即使有，也留不到现在。但里面有样东西，也许你会觉得它和钱一样珍贵，这就是我打算给你的东西，作为一个醉鬼能对善待他的人心存感激的证明。”

他取出了两张折叠好的纸，递到了罗伯特·奥德利手中。

那是从记事本上撕下的两页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字，笔迹对奥德利先生来说非常陌生——那是一种拘谨、生硬却又潦草的字体，就像某个农夫写出来的那样。

“我认不出这笔迹，”罗伯特说着，急切地展开了两张纸中的第一张。“这和我朋友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

“你还是先读一遍吧，”马克思先生说，“看完再问我也不迟。”

罗伯特·奥德利展开的第一张纸上写着以下几行字，字体既拘谨又潦草，令他感到十分陌生：

“我亲爱的朋友——我写这封信时，内心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度混乱之中。我无法告诉你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有些事情已经发生，它将迫使我离开英国，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去寻找地球上的某个角落，在那里独自生活并默默无闻地死去。我只能请求你忘了我。如果友谊能给我带来任何慰藉，我定会向它求助。如果你的建议能帮到我，我定会向你倾诉。但无论是友谊还是建议都已于事无补；我所能对你说的只有这些：愿上帝保佑你走过往昔，并指引你在未来将我遗忘。G.T.”

第二张纸是写给另一个人的，内容比第一张更为简短。

“海伦——愿上帝怜悯并宽恕你今日所为，正如我宽恕你一样。愿你平安。你将再也不会听到关于我的任何消息；对于你和这个世界而言，从今往后，我将成为你今日所希望我成为的那个人。你无需担心我会再来打扰。我已离开英国，永不再返。

“G.T.”

罗伯特·奥德利呆坐在那里，绝望而困惑地盯着这些字迹。这不是他朋友那熟悉的笔迹，然而这封信却声称是他所写，且落款也确实是他的首字母。

他审视着卢克·马克思的脸，怀疑这是否是一场针对他的骗局。

“这不是乔治·塔尔博伊斯写的，”他说。

“是的，”卢克·马克思回答，“这就是塔尔博伊斯先生写的，每一行都是。他亲手写的；但用的是左手，因为他的右臂断了，没法用。”

罗伯特·奥德利猛地抬头，脸上的怀疑之色一扫而空。

“我明白了，”他说，“我明白了。告诉我一切；告诉我，我那可怜的朋友究竟是如何获救的。”

“去年九月，我在阿特金森农场干活，”卢克·马克思说，“帮着堆放最后一批谷物。因为从农场回我母亲小屋最近的路是穿过庄园后方的草地，所以我总是走那条路。菲比有时会站在石灰道尽头的花园墙边和我聊几句，她知道我回来的时间。

“我不记得九月七号那天晚上菲比在做什么——我记得日期是因为阿特金森农场主那天一次性付清了我的工资，我还得给这笔钱签个收据——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但她没在石灰道旁的栅栏那儿，所以我绕到了花园的另一边，跳过了干涸的沟渠，因为那天晚上我特别想见她，第二天我就要动身去切姆斯福德那边的农场干活了。我穿过阿特金森农场和庄园之间的草地时，奥德利教堂的钟敲了九点，我到菜园的时候大约是九点一刻。

“我穿过花园，走进石灰道；去仆人休息室最近的路要穿过灌木丛，经过那口枯井。那是个黑漆漆的夜晚，但我很熟悉这老宅的路，仆人休息室窗户里透出的红光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温暖。我刚走到枯井口，就听见一声令我毛骨悚然的声音。那是一声呻吟——一个受了伤的男人的呻吟，正躲在灌木丛里的某个地方。我向来不怕鬼，也没什么好怕的，但那声呻吟却让我感到阵阵寒意，一时间我整个人都僵住了，不知该怎么办。但我又听到了那声呻吟，于是开始在灌木丛里搜寻。我发现一个男人躲在丛丛月桂树下，起初我以为他没安好心，正打算抓住他送到屋子里去，他却没从地上爬起来，而是抓住了我的手腕，在黑暗中转过脸看着我，那眼神十分恳切。他问我是谁，是干什么的，和庄园里的人有什么关系。

“他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他是个绅士，虽然我不认识他，也看不清他的脸；我礼貌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我想离开这个地方，’他说，‘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我从今天下午四点就一直躺在这里，已经半死不活了，但我必须在不被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离开，记住这点。’

“我告诉他这很容易，但我开始怀疑我最初的想法是对的，他要是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又怎么会想要如此鬼鬼祟祟地溜走呢。

“‘你能带我去个地方，让我换身干衣服吗？’他说，‘别让一大堆人知道。’

“这时他已经坐了起来，我看到他的右臂无力地垂在身侧，显然正忍受着剧痛。

“我指着他的胳膊问他怎么了；但他只是平静地回答：‘断了，孩子，断了。不过这也没什么，’他换了一种语气，与其说是在对我说话，倒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心碎和断臂一样，都没那么容易治好。’

“我告诉他可以带他去我母亲的小屋，在那里他可以把衣服烘干，欢迎他去。

“‘你母亲能保守秘密吗？’他问。

“‘唔，如果她能记住的话，那保守秘密倒没问题，’我告诉他，‘可就算你今晚把共济会、森林护林人、水牛兄弟会和独立互助会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她，明天早上她也全忘光了。’

“他似乎很满意，抓着我站了起来，因为他的四肢好像僵住了，几乎失去了知觉。当他靠向我时，我感觉到他的衣服又湿又脏。

“‘先生，您该不会是掉进鱼塘了吧？’我问。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他甚至好像根本没听见。当他站稳时，我看出他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比我高出一个头还多。

“‘带我去你母亲的小屋，’他说，‘尽可能给我弄套干衣服；我会好好报酬你的辛苦。’

“我知道花园墙上的木门钥匙通常就放在那儿，于是带着他往那边走。起初他几乎走不动，只能重重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才勉强前行。我带他穿过大门，离开时没把门锁上，心想只要负责钥匙的园丁——那是个粗心的家伙——没注意到就行。我带着他穿过草地，来到这里，一路避开了村子，走的都是没人看得到的田地；就这样把他带进了楼下的房间，我母亲正坐在火炉边帮我准备宵夜。

“我把那个陌生人安置在火炉旁的椅子上，这时我才仔细看了他一眼。我从没见过哪个人像他那样狼狈。他浑身都是绿色的苔藓和泥浆，双手被划得伤痕累累。我费尽力气帮他脱掉衣服，因为他像个孩子一样任我摆布，两眼无神地盯着火炉，偶尔发出一声沉重且漫长的叹息，仿佛心都要碎了。最后他昏昏沉沉地打起盹来，头一点一点的，于是我拿了条毯子把他裹住，让他躺在楼下那张折叠床上。我打发母亲去睡觉，自己守在火炉旁看护着他，直到天快亮时他才突然惊醒，说他必须立刻离开。

“我恳求他别想这种事，告诉他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动弹不得；但他坚持要走，并且站了起来。虽然他摇摇晃晃，起初连两分钟都站不稳，但他执拗得很，硬要我帮他穿上那些我趁他睡觉时尽量烘干清理过的衣服。我最终还是帮他穿上了，但衣服已经毁得不成样子，他那张苍白的脸和额头上那道大口子让他看起来极其可怕，那伤口还是我帮他洗净用手绢包扎好的。他只能把外套扣在脖子上，因为他的断臂根本套不进袖子里。但他还是咬牙坚持着，尽管时不时会痛苦地呻吟；手上的抓痕和瘀青、额头的伤口、僵硬的四肢和骨折的胳膊，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呻吟；到了天大亮时，他已经穿戴整齐准备离开了。

“‘通往伦敦的路上，离这儿最近的城镇是哪儿？’他问我。

“我告诉他是布伦特伍德（Brentwood）。

“‘很好，’他说，‘如果你陪我去布伦特伍德，带我去见个医生帮我把胳膊接好，我就给你一张五英镑的钞票，作为报酬和你的辛苦费。’

“我告诉他我愿意做任何他要求的事；并问他要不要我去邻居家借辆马车送他过去，毕竟那可是整整六英里的路程。

“他摇了摇头。不，不，不，他说，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关于他的事；他宁愿走着去。

“他确实走着去了；而且走得相当快；尽管我知道那六英里的每一步他都在忍受剧痛；但他像之前一样坚持着；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能忍的人。他有时不得不停下来，靠在路边的门柱上喘口气；但他依然坚持着，直到我们终于到达布伦特伍德，然后他说：‘带我去最近的医生那儿。’我等着他把胳膊接上并打好夹板，那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医生想让他留在布伦特伍德养伤，但他坚决不同意，说他必须一刻不停地赶往伦敦；于是医生在尽力帮他处理好后，用吊带把他的胳膊挂了起来。”

罗伯特·奥德利吃了一惊。一件关于他去利物浦之行的往事突然涌回脑海。他记得那个把他叫回去的职员，说有个年轻人赶在维多利亚女王号（Victoria Regia）启航前不到一小时订了铺位；那个年轻人胳膊挂着吊带，用了个罗伯特早已忘记的普通名字。

“当他的胳膊处理好后，”卢克继续说道，“他对医生说：‘在我离开之前，能给我一支铅笔写点东西吗？’医生微笑着摇摇头：‘你那只手今天恐怕是没法写字了，’医生指着刚包扎好的胳膊说。‘也许吧，’那个年轻人平静地回答，‘但我可以用另一只手写。’‘要我帮你写吗？’医生说。‘不，谢谢，’那人回答，‘我要写的内容是私人的。如果你能给我两个信封，我将不胜感激。’”

“于是医生去取信封，那个年轻人用左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封面又湿又脏，但里面还算干净，他撕下两页纸开始写，就像你看到的那样；他用左手写字非常吃力，而且很慢，但他还是设法完成了你看到的那些内容。然后，他把那两张纸放进医生拿来的信封里，密封好，在一个信封上画了个铅笔十字，另一个什么也没写；接着他付了医生的报酬，医生问他还有什么能帮忙的，能不能劝他留在布伦特伍德直到胳膊好转；但他还是说不行，绝不可能；然后他对我说：‘跟我去火车站，我会给你我承诺过你的报酬。’”

“于是我陪他去了车站。我们赶上了八点半那班在布伦特伍德停靠的火车，还剩五分钟时间。他在月台角落对我说：‘我要你帮我把这些信送出去，’我答应了。‘很好，’他说，‘听着，你知道奥德利庄园吗？’‘知道，’我说，‘当然知道，我未婚妻在那儿当女仆。’‘谁的女仆？’他问。我回答，‘夫人的，那位从道森先生家来的新夫人。’‘很好，’他说，‘这封信封上画着十字的信是给奥德利夫人的，但你一定要亲自交到她手中；记住，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你交给她。’我答应了，他把第一封信递给我。接着他说，‘你认识迈克尔爵士的侄子奥德利先生吗？’我说，‘认识，我听说过他，听说他是个阔绰的绅士，但待人随和、说话直率’（因为我听人提起过您），”卢克顺便补充了一句。“‘听着，’那个年轻人说，‘你要把这封信交给住在村里太阳旅馆的罗伯特·奥德利先生；’我告诉他没问题，我打小就认识那家旅馆。于是他又给了我第二封信，信封上什么也没写，还给了我一张五英镑的钞票，按承诺支付了报酬；然后他说：‘再见，谢谢你的辛苦。’接着他登上了一节二等车厢；我最后见到的是他那张像信纸一样惨白的脸，额头上贴着大块交叉的膏药。”

“可怜的乔治！可怜的乔治！”

“我回到奥德利，径直去了太阳旅馆找您，发誓一定要忠实地把两封信都送到！但房东告诉我，您那天早上就动身去伦敦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您在伦敦住在哪里，只说好像是在某个法庭附近，比如威斯敏斯特大厅或者是医生法庭什么的。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地址，没法邮寄，又没法亲手交给您，而且我被特别叮嘱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我只能等着看您会不会回来，静候时机交给您。”

“我想晚上去庄园见菲比，从她那儿打听一下什么时候能见到她夫人，我知道如果她愿意，肯定能办到。那天我没去干活，尽管我本该去的，我到处闲逛，直到天快黑才去庄园后面的草地，果然在那儿找到了菲比，她正守在墙上的小木门边等我。”

“我还没跟她聊多久，就看出她不对劲，于是直说了。”

“‘嗯，’她说，‘我今晚心神不宁的，因为昨天出了点乱子，我还没缓过劲来。’”

“‘乱子，’我说，‘你跟女主人吵架了吧。’”

“她没直接回答，只是露出了我所见过最古怪的笑容，过了一会儿她说：”

“‘不，卢克，不是那种事；而且，没人能比夫人对我更友好了。我觉得她几乎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无论是农具家具之类的，还是酒馆的经营权，只要我开口，她都不会拒绝。’”

“我搞不懂这回事，因为就在几天前，她还跟我抱怨说她女主人自私又挥霍，我们要想从她那儿得到什么，怕是得等上很久。”

“于是我对她说，‘菲比，这转变也太快了吧；’她说，‘是啊，是很突然；’她又露出了之前那种笑容。我顿时厉声对她说：”

“‘告诉你吧，姑娘，你有事瞒着我；你肯定听到了什么或者发现了什么；如果你想跟我玩这一套，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得警告你。’”

“但她只是笑着掩饰过去，说，‘哎呀卢克，你怎么会有这种古怪念头呢？’”

“‘或许别人也能保守秘密，’我说，‘或许别人也能交到朋友。昨天有个绅士来找你女主人，不是吗——一个留着棕色胡须的高个子年轻绅士？’”

“我的表妹菲比不仅没像个正常人那样回答我，反而突然大哭起来，双手绞在一起，样子极其恐怖，搞得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但没过多久，我还是从她嘴里套出了实话，因为我可不吃她那一套；她告诉我，她当时正坐在楼顶小房间的窗边干活，那儿正好对着石灰道、灌木丛和那口井，她看到夫人和一个陌生绅士在一起，他们一起走了很久，直到后来他们……”

“住口！”罗伯特大喊，“后面的事我都知道了。”

“嗯，菲比把她所见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她说，就在那天稍晚些时候，她遇见了她那位夫人，她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虽然不多，但足以让女主人明白，那个被她瞧不起的仆人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足以让她在余生中都受制于那个仆人的秘密。

“‘而且她现在受制于我了，卢克，’菲比说，‘只要我们保守秘密，她会为我们做任何事。’

“所以你看，奥德利夫人和她的女仆都以为我亲眼看着坐伦敦列车平安离开的那位绅士，已经死在井底了。如果我把信交给您，她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如果我把信给了您，菲比和我就会失去从女主人那里谋得人生起步机会的可能。

“于是我留下了信，保守了我的秘密，而我那位夫人也保守了她的秘密。但我想，如果她对我大方一点，随心所欲地给我想要的钱，我就把一切都告诉她，让她宽心。

“但她没有。她给我的每一分钱，都像是打发叫花子一样扔给我。每当她对我说话时，就像在对着一条狗吼；而且那是一条她甚至看都不愿看一眼的狗。她嘴里没有一句好话；她那高傲轻蔑的姿态，让我血气上涌，所以我保守了我的秘密，也让她继续保守她的。我拆开了那两封信，读了它们，但没弄明白其中的深意，于是我把它们藏了起来；直到今晚，除了我之外，再没第二个人见过它们。”

卢克·马克思讲完了他的故事，虚弱地躺在那里，因为说话太久而筋疲力尽。他观察着罗伯特·奥德利的脸色，完全预料到会遭到一番责备或严肃的训诫；因为他隐约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

但罗伯特并没有训诫他；他并不喜欢去做一份他认为自己并不胜任的工作。

罗伯特·奥德利在病人身边一直坐到天亮之后，病人在讲完故事后不久就陷入了沉睡。老妇人在她儿子的忏悔过程中一直睡得很香。菲比在楼下的折叠床上熟睡；所以这位年轻的律师成了唯一的守夜人。

他无法入睡；他只能思考他所听到的故事。他只能感谢上帝保佑了他的朋友，并祈祷自己能去见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对她说：“你哥哥还活着，而且已经找到了。”

菲比在八点钟上楼，准备接替他照看病人，罗伯特·奥德利便离开了，去太阳旅馆找了个房间住下。当他从一场漫长而无梦的睡眠中醒来，并在那个他和乔治几个月前曾一起坐过的小客厅里用完餐后，天色已近黄昏。

房东在他用餐时来伺候，告诉他卢克·马克思已于当天下午五点去世了。“他走得很突然，”那人说，“但走得很安详。”

罗伯特·奥德利那天晚上写了一封长信，寄往 Villebrumeuse，由 Monsieur Val 转交 Madame Taylor；在信中，他将那位曾拥有过许多名字，且注定要在余生中使用假名的不幸女人的故事，以及那位垂死之人告诉他的真相，统统写了下来。

“如果她那自私的灵魂还能对他人抱有哪怕一丝怜悯或悲哀，听到她丈夫并未因她那邪恶的手段而早逝，或许能给她带来些许慰藉，”他心想。

第四十章。

重逢。

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回到多塞特郡，告诉她的父亲，他唯一的儿子已于九月九日乘船前往澳大利亚，而且很有可能他还活着，终有一天会回来请求那位他并未真正伤害过的父亲的原谅——除了那桩对他早年生活造成致命影响的、可怕的婚姻错误之外。

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彻底被难住了。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从未陷入过这样的境地，眼看无法通过模仿他最钟爱的模范来摆脱这种困境，塔尔博伊斯先生生平第一次表现得像个常人，承认自从与罗伯特·奥德利交谈后，他为自己唯一的儿子饱受不安与精神折磨，并表示如果他那可怜的孩子能回到英国，他会衷心地张开双臂欢迎他。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又该如何与他取得联系？这才是问题所在。罗伯特·奥德利想起了他曾委托刊登在墨尔本和悉尼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如果乔治活着进入了其中任何一座城市，为什么从未对那则启事做出回应呢？难道他的朋友会对他这边的忧虑无动于衷吗？但转念一想，乔治·塔尔博伊斯很可能恰好没看到那则广告；而且，既然他是以假名旅行的，无论是他的同船旅客还是船长，都不可能将他与启事中寻找的人联系起来。该怎么办呢？是耐心等待乔治厌倦了流亡，回到爱他的亲人身边吗？还是有什么办法能加速他的回归？罗伯特·奥德利束手无策！或许，在发现朋友获救而获得的那种难以言表的解脱感中，他已经无法顾及那份神圣庇佑之下的其他事实了。

带着这种心态，他前往多塞特郡拜访塔尔博伊斯先生，后者此时正沉浸在慷慨的冲动之中，甚至邀请了他儿子的朋友来分享那座方方正正的红砖宅邸中严谨的待客之道。

塔尔博伊斯先生对乔治的故事只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得知儿子获救后的自然解脱与喜悦，另一种则是真诚地希望那位夫人当时是他的妻子，这样他就能以她为例，将其作为反面教材予以惩戒。

“奥德利先生，我并不是在指责你，”他说，“你把这个有罪的女人从法律的触角下偷偷弄走，这简直是在戏弄你们国家的法律。我只想说，如果这女人落在我的手里，她会受到完全不同的对待。”

四月中旬，罗伯特·奥德利发现自己又一次站在了那些黑色的冷杉树下，自他初遇克拉拉·塔尔博伊斯以来，他的思绪已无数次停留在此。如今篱笆间已开满了报春花和早紫罗兰，而他初访时如哈考特·塔尔博伊斯那颗心般冰冷封冻的溪流，如今也像那位绅士一样解冻了，在四月变幻莫测的阳光下，欢快地流淌在黑刺丛间。

罗伯特在方宅里被分配了一间严谨的卧室和一间不容置疑的更衣室，他每天清晨都会在金属弹簧床垫上醒来，那床垫总让他觉得自己是睡在某种乐器上。阳光透过方形的白色百叶窗照射进来，照亮了蓝色铁床架脚部装饰的那两只漆制骨灰瓮，让它们闪闪发光，宛如罗马时期两盏小小的铜灯。他效仿哈考特·塔尔博伊斯先生使用淋浴和冷水，当门厅里的时钟敲响七点时，他便像那位绅士一样蓝着脸、打扮得一丝不苟地走出来，加入宅邸主人的行列，在挺拔的冷杉林下进行早餐前的晨练。

但通常还有一个第三者参与这种晨练，那就是克拉拉·塔尔博伊斯。她走在父亲身旁，比清晨更美丽——因为早晨有时显得阴沉多云，而她总是清新明亮——戴着一顶宽边的草帽，飘动着蓝色的丝带。奥德利先生认为，哪怕能得到这丝带的四分之一英寸，都是比任何受宠之人扣眼上的装饰更令人骄傲的勋章。

起初他们彼此非常客套，只在关于乔治历险的话题上才显得熟悉亲近；但渐渐地，一种愉快的亲密感在他们之间产生了。在罗伯特逗留的头三周过去之前，塔尔博伊斯小姐让他感到幸福，因为她严肃地开始引导他，责备他长期以来过着毫无目的的生活，责备他浪费了上帝赐予他的天赋与机遇。

被心爱的女人训诫，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啊！在她的面前自谦、自贬，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啊！能有如此绝佳的机会去暗示，如果他的生活能被某个目标所神圣化，他或许真的会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在那条没有特定终点的平坦小路上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闲逛者；如果能得到那些会赋予他生命每一小时以严肃意义的羁绊，他或许真的会勇敢且坚定地去战斗，这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他通常会以一种阴郁的暗示作为结束，大意是说，某个下午，当河水在低垂的阳光下变得明亮平静、孩子们都回家喝茶后，他很可能会悄无声息地从圣殿花园的边缘掉下去。

“塔尔博伊斯小姐，你觉得我能一直读着法文小说、抽着温和的土耳其烟，直到七十岁吗？”他问。“你觉得不会有那么一天，我的海泡石烟斗会变得污浊，法文小说会变得格外乏味，生活变得彻底单调沉闷，以至于我必须想方设法摆脱它吗？”

很遗憾，当这位虚伪的年轻律师发表这番颓废言论时，他在精神上已经卖掉了他单身汉的家当，包括米歇尔·莱维出版的所有作品和半打纯银镶边的海泡石烟斗；辞退了马洛尼太太，并拿出两三千英镑买了几英亩郁郁葱葱的灌木丛和倾斜的草坪，在那之中应该坐落着一座精致的童话小屋，它那乡村风格的窗户应在桃金娘和铁线莲的凉亭中闪烁，并在湖泊那紫色的胸膛上投下倒影。

当然，克拉拉·塔尔博伊斯远未发现这些忧郁感叹背后的意图。她建议奥德利先生努力读书，严肃对待他的职业，真正开始认真生活。她所建议的或许是一种艰苦、枯燥的生活；一种需要严肃工作与投入的生活，在其中他应当努力造福他人，为自己赢得声誉。

“我会做这一切，”他心想，“而且会认真去做，如果我能确定我的劳动会有回报的话。如果在我赢得声誉后，她能接受，并在奋斗中以她那亲爱的陪伴支持我。但如果她打发我去战斗，而我在转身离去时她却嫁给某个笨重的乡下地主，那该怎么办？”

由于天生性格优柔寡断且做事拖沓，很难说奥德利先生还会把他的秘密藏多久——他害怕开口会打破那份充满不确定性的魔力，虽然那不总是有希望，但也绝非彻底绝望——如果不是因为一时冲动，导致他全盘托出了真相。

他在格兰治荒野（Grange Heath）待了五周，觉得自己再待下去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个愉快的五月早晨，他收拾好行李，宣布了自己的离开。

塔尔博伊斯先生并不是那种会因失去客人而发出热烈哀叹的人，但他表达了一种冷静的热情，这对他来说便是友谊的最高表现。

“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奥德利先生，”他说，“你似乎在我们有秩序的家庭生活惯例中表现得相当快乐；不仅如此，你还以一种我不得不说我将其视为对我个人特别奉承的方式，遵守了我们的小小家庭规则。”

罗伯特鞠了一躬。他多么庆幸自己的好运，从未让他睡过头错过那响亮的铃声，也没让他错过了塔尔博伊斯先生午餐时间的钟点。

“既然我们相处得如此融洽，”塔尔博伊斯先生继续说，“若你愿意，我希望你能荣幸地再次造访多塞特郡。我的农场里有很多运动项目，如果你愿意带上你的枪，你会得到我的佃户们最礼貌周到的款待。”

罗伯特对这些友好的提议做出了最热烈的回应。他宣称，这世上再没有比猎鹧鸪更让他感到愉悦的消遣了，他非常乐意利用这份亲切提供的特权。他说这话时，不由得看向了克拉拉。她那完美的眼睑在棕色的眼眸上微微低垂，一丝极淡的红晕点亮了她美丽的脸庞。

但这已是这位年轻律师在伊甸园的最后一天了，距离九月一日还有一段漫长而沉闷的日子、夜晚、周与月，这段时间足以让那些面色红润的年轻地主或四十八岁的肥胖鳏夫对他不利。因此，难怪他带着阴郁的绝望审视着这份暗淡的前景，那天早晨对塔尔博伊斯小姐而言，他实在是个糟糕的伴侣。

但到了傍晚用餐后，夕阳低垂，哈考特·塔尔博伊斯被关在书房里与他的律师和一位佃农处理司法事务，奥德利先生变得讨人喜欢了些。他站在起居室一扇长窗旁克拉拉的身边，注视着天空中的阴影加深，随着太阳的陨落，红色的光芒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加红润。他不由自主地享受着那次安静的二人世界，尽管第二天早上的特快列车即将带他前往伦敦，那阴影沉重地笼罩着他欢乐的道路。在她的面前，他无法不感到快乐；忘却了过去，不计未来。

他们谈论着唯一一个始终是他们之间纽带的话题。他们谈到了她失踪的哥哥乔治。今天晚上，她谈起他时语气非常忧郁。她怎能不悲伤呢，只要想到如果他还活着——她甚至连这一点都不确定——他也是一个远离所有爱他的人的孤独流浪者，无论走到哪里都背负着那段被毁掉的人生记忆。

“我真想不通爸爸怎么能对哥哥的离去表现得如此顺从，”她说，“因为他是爱他的，奥德利先生；甚至连你最近一定也看出来了，他是爱他的。但我真想不通他怎么能如此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会去澳大利亚，找到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他还能在活人中被找到的话，”她声音低沉地补充道。

她转过脸背对着罗伯特，望向暗下来的天空。他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尽管他努力克制，但他的手在颤抖，他说话时的声音也在颤抖。

“我去找你的哥哥好吗？”他说。

“你！”她转过头，泪眼婆娑地热切地看着他。“你，奥德利先生！你觉得我能要求你为我，或为我所爱的人做出这样的牺牲吗？”

“那你觉得，克拉拉，如果这是为你而做，我会认为任何牺牲是太大的吗？你觉得有什么航行是我会拒绝进行的吗，如果我知道当我回家时你会欢迎我，并感谢我为你忠诚地服务？如果你愿意，克拉拉，我会走遍澳大利亚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去寻找你的哥哥；如果带不回他，我绝不会活着回来，我愿意赌一把，看你愿意给我什么样的回报。”

她低下了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他。

“你真是太善良、太慷慨了，奥德利先生，”她终于说道，“我太感动了，以至于无法感谢你的这份提议。但你所说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我有什么权利接受这样的牺牲呢？”

“以那让我永远永远做你忠实奴隶的权利，无论你是否愿意。以我怀揣着对你的爱之名，克拉拉，”奥德利先生大喊着，跪倒在地——必须承认，跪得有些笨拙——并用热情的吻覆盖住了他发现半藏在丝绸裙褶中的那只柔软的小手。

“我爱你，克拉拉，”他说，“我爱你。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叫你父亲进来，把我赶出这所房子；但我依然会继续爱你；无论你是否愿意，我都会永远永远地爱你。”

那只小手从他手中抽走，但并没有表现出突然或愤怒的姿态，它在这一瞬间轻柔而颤抖地停留在他黑色的头发上。

“克拉拉，克拉拉！”他用一种低沉、恳求的声音喃喃自语，“我该去澳大利亚寻找你的哥哥吗？”

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比沉默更美妙的了。每一刻的犹豫都是默认；每一次停顿都是温柔的告白。

“我们一起去好吗，亲爱的？我们以夫妻的身份去好吗？我们一起去，我亲爱的爱人，把我们的哥哥一起带回来好吗？”

一刻钟后，哈考特·塔尔博伊斯走进灯火通明的房间，发现罗伯特·奥德利独自一人，不得不听取了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像所有自以为是的人一样，他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一切相当迟钝，他曾完全相信，是他自己的陪伴和家庭那斯巴达式的规律性，才是吸引这位客人认为多塞特郡令人愉悦的原因。

因此，他感到有些失望；但他表现得还不错，并对他所发生的这种转变，表达了一种平静且近乎斯多葛派的满足。

于是罗伯特·奥德利回到伦敦，交还了他在 Figtree Court 的房间，并就六月份从利物浦开往悉尼的船只进行了所有必要的咨询。

他在格兰治荒野一直磨蹭到午餐后，直到暮色苍茫时，他才走进阴凉的圣殿法庭，找到了回自己房间的路。他发现马洛尼太太正像周六傍晚惯常做的那样在刷洗楼梯，他不得不穿过弥漫着肥皂蒸汽的空气，那蒸汽让扶手在他触碰时显得油腻腻的。

“有很多信件，先生，”洗衣妇从膝盖上站起来，紧贴着墙壁让罗伯特过去时说道，“还有一些包裹，还有一位先生已经来过好多次了，今晚还在等着，因为我告诉他您写信让我把房间通风。”

他打开客厅的门，走了进去。金丝雀正在歌唱，向落日告别，微弱的黄昏余晖在天竺葵的叶片上闪烁。访客，无论他是谁，都背对着窗户坐着，头深深地埋在胸前。但当Robert Audley走进房间时，他猛地站了起来，这位年轻人发出一声惊喜交加的惊呼，张开双臂迎接他那失踪的朋友George Talboys。

我们知道Robert有太多的话要说。他轻柔而小心地触及了那个他深知会让朋友感到极度痛苦的话题；他极少提及那个正于比利时被遗忘的城市郊区，在寂静中消磨着邪恶残生的可怜女人。

George Talboys简短地讲述了那阳光明媚的九月七日，在那一天，他将朋友留在鳟鱼溪旁睡觉，自己则前往去指控他那虚伪的妻子，揭发那桩几乎让他心碎的阴谋。

“上帝知道，从我坠入那黑暗深渊的瞬间起，当我意识到是那只背叛我的手将我推向了死亡，我心中最强烈的念头，依然是那个背叛我的女人的安危。我落下时双脚着地，踩在一堆烂泥污秽之中，但我的肩膀被撞伤了，手臂也在井壁上摔断了。我昏迷了片刻，头晕目眩，但我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因为我感到呼吸的空气中充满了死气。在澳大利亚的经历在危难中帮了我一把；我能像猫一样攀爬。水井的石壁粗糙且不规则，我将脚踏在石缝中，脊背不时抵住井壁另一侧，尽力支撑着向上攀爬，尽管有一只手臂已经废了。那真是项苦差事，Bob，一个长期宣称厌世的人，竟然为了保命而费尽周折，这听起来确实有些奇怪。我想我大约向上爬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达井口；我知道那段时光简直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煎熬。在那之后，除非天黑，否则我无法离开那个地方而不被发现，所以我躲进了一丛月桂树后，筋疲力尽地躺在草地上等待夜幕降临。那个发现我的人，把剩下的事都告诉你了，Robert。”

“是的，我可怜的老朋友——是的，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George终究还是没能回到澳大利亚。他登上了Victoria Regia号，但后来换到了另一家船公司名下的船只，去了纽约。他在那里待了许久，直到无法忍受那种与所有故友隔绝的孤独生活。

“Jonathan对我很好，Bob，”他说，“我手头的钱足够让我过上那种宁静的小日子，我本打算等钱花完后就动身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场去赚更多的钱。如果我愿意，本可以结交许多朋友，但我心中藏着那颗旧子弹；而对于那些完全不懂我痛苦的人，我又能产生什么共鸣呢？我渴望你那有力的握手，Bob；渴望那只曾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指引过我的、充满友谊的手。”

第四十一章。

平静。

距离Robert找到老朋友的那个五月黄昏已经过去了两年；Audley先生关于童话小屋的梦想已在Teddington水闸和Hampton桥之间实现，那里绿树成荫，有一座由乡村木材建成的奇特居所，其格栅窗正对着河面。在这里，在坡岸的百合与灯心草丛中，一个八岁勇敢的男孩正与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玩耍，那婴儿在护士的怀中，正好奇地盯着平静水面那紫色深处中的另一个“婴儿”。

Audley先生此时已是巡回法庭中崭露头角的律师，在著名的Hobbs诉Nobbs毁约案中声名鹊起，他那对不忠的Nobbs先生情书的滑稽解读，让整个法庭笑得前仰后合。那个有着深色眼睛的英俊男孩正是George Talboys少爷，他在伊顿公学里背诵着拉丁文，并在学院那爬满常春藤的墙外，在清澈的水中捕捞蝌蚪。但他经常来到这座童话小屋探望他的父亲，父亲正与他的姑姑及其丈夫住在这里；他与Robert叔叔、Clara姨妈，以及那个刚刚开始在通往水边的平滑草坪上蹒跚学步的可人婴儿在一起感到非常快乐。在草坪上，还有一座小小的瑞士船屋和码头，Robert和George将他们纤细的小艇系泊在那里。

其他人也会来到Teddington的小屋。一位开朗活泼的女孩，还有一位留着灰白胡须的绅士，他已经从人生的困境中挺了过来，并如基督徒应有的那样与生活搏斗过。

距离Robert Audley收到那封寄自国外、带有黑色边框的信件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信中宣告了某位Taylor夫人的死讯，她已在Villebrumeuse平静地离世，在经历了一场Monsieur Val描述为“忧郁症”（maladie de langueur）的长病后辞世。

在这个1861年的明媚夏天，还有另一位访客来到小屋——一位坦率、慷慨的年轻人，他会把婴儿抛向空中，和Georgey玩耍，尤其擅长操纵船只，只要Sir Harry Towers在Teddington，那些船就从没闲着。

在瑞士船屋上方有一间漂亮的乡村式吸烟室，绅士们在夏日的傍晚坐在那里抽烟，随后被Clara和Alicia叫去草坪上喝茶，享用草莓和奶油。

Audley Court已经关闭，一位严厉的老管家掌管着这座曾经因夫人的银铃笑声而充满音乐的宅邸。一幅拉斐尔前派风格的肖像画前挂着帘子；艺术家们所畏惧的蓝色霉斑，正爬满Wouvermans、Poussins、Cuyp和Tintoretto的作品。这座房子经常向好奇的游客开放，尽管准男爵对此一无所知，人们赞叹着夫人的房间，并提出许多关于那位死在国外的金发女人的问题。

Sir Michael无意回到那个熟悉的居所，他在那里曾做过一个短暂的、关于不可能实现的幸福的梦。他留在伦敦，直到Alicia成为Towers夫人，届时他将搬往他最近在Hertfordshire购买的一座房子，那里靠近他女婿的庄园。George Talboys与他的姐姐和老朋友在一起非常幸福。记住，他依然年轻，将来某一天，他或许会找到某个人来慰藉他那逝去的岁月，这并非完全不可能。那段黑暗的往事正一天天褪去，终有一天，夫人那邪恶行径投在他生命中的阴影将彻底消失。

那支海泡石烟斗和那些法文小说已经被送给了一位年轻的律师，Robert Audley在单身汉时代曾与他交好；Maloney太太也领到了一份季度养老金，以酬谢她对金丝雀和天竺葵的照料。

我希望没有人会因为我的故事结局让好人们都幸福且平静地生活在一起而心存芥蒂。如果我的人生阅历尚不算太长，那么至少也足够丰富；我可以确信地赞同那位伟大的君王与哲学家所言，他说，无论是在他年轻时还是年老时的阅历中，他从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全书完。

古腾堡计划《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作者：Mary Elizabeth Brad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