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zar's Spy: The Mystery of a Silent Love

沙皇的间谍

无声之爱的奥秘

威廉·勒·奎 骑士 著 《封闭的书》等书作者

1905年。

目录

章

I. 英王陛下之臣

II. 保险柜为何被打开

III. “河对岸”的宅邸

IV. 谜团愈发加深

V. 包含若干机密

VI. 乌云密布

VII. 包含一个惊喜

VIII. 生命的对等索求

IX. 揭露离奇之事

X. 我亮出底牌

XI. 恐怖之城堡

XII. “绞杀者”

XIII. 双重博弈及其后果

XIV. 殿下充满好奇

XV. 就在河岸街旁

XVI. 被标记之人

XVII. 关于“Lola”号的真相

XVIII. 包含埃尔玛的故事

结语

第一章

英王陛下之臣

“昨晚发生了一起神秘事件，先生。”

“噢！”我惊呼道，“有什么是我们感兴趣的吗？”

“有的，先生，”那位高瘦的意大利领事馆职员用浓重的口音回答道，“一艘英国蒸汽游艇在离岸约十英里的梅洛里亚（Meloria）搁浅了，被一艘渔船发现，并将消息带回了港口。海军上将派出了两艘鱼雷艇，在费了很大劲后，终于成功将游艇安全拖回，但港务长怀疑船员们企图毁弃这艘船。”

“你是说想让它沉没？”

忠诚的弗朗西斯科（Francesco）——他的英语大多是从海员那里学来的，词汇量并不怎么讲究——点了点头。他毕竟是地道的托斯卡纳人，将手指按在紧闭的唇上，示意噤声。

“听起来真奇怪，”我评论道，“自从领事休假离开后，事情似乎就一直没消停过——两起持刀伤人案、八名醉酒水手被拘、一艘货轮发生哗变，现在又有一艘游艇遇险——这一连串事件还真是相当可观！可有些足不出户的人还抱怨英国领事拿着薪水只管装饰门面！他们该在利沃诺（Leghorn）待上一周，准会改变看法。”

“是的，他们会的，先生，”那长着瘦削面孔的老头咧嘴一笑，扭动着他那凶悍的灰白胡子回应道。弗朗西斯科·卡杜奇（Francesco Carducci）是利沃诺的名人；既是领事馆的翻译，又是海员之家的看守人，他是个诚实、善良、随和的家伙，二十年来在六位不同的领事手下占据着同样的职位。然而，就在那一刻，外面的办公室传来了一声悠长的呻吟。

“喂，那是什么声音？”我吃惊地问。

“只是‘夹竹桃’号（Oleander）上一名发疯的司炉，先生。船长带他来让您过目。他们想把他送回纽卡斯尔的亲人身边。”

“噢！精神失常的案例！”我惊呼道，“最好让里多尔菲（Ridolfi）医生去看看他。我不是精神疾病方面的专家。”

我的老友弗兰克·哈切森（Frank Hutcheson），英王陛下驻利沃诺港的副领事，正在英国休假，他的职务由年轻的代理领事伯特兰·卡文迪什（Bertram Cavendish）承担。然而后者却在致命的马雷马（Maremma）沼泽地染上了严重的疟疾，而作为利沃诺仅有的另一名英国人，我应佛罗伦萨总领事的要求，代行副领事之职，直到哈切森归来。

那是七月中旬，这座被烈日晒得发白的地中海城镇正处在酷暑之中。如果你了解利沃诺，想必也就了解那座领事馆，门外挂着黑黄相间的盾徽，那是一套宽敞、气派、通风良好的办公室，正对着大教堂，俯瞰着主广场，其规模堪比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而且更加风景如画。门上写着“办公时间：10点至3点”的字样，还有为了抵御烈日而拉下的绿色百叶窗，给人一种这职位很清闲的印象，但事实绝非如此。在卸货港，领事的生活必然非常忙碌，而且职责永无止境。

卡杜奇留我处理了半个小时左右的信件，我承认，在那闷热的天气里，我实在没心情写回复。于是，我坐在领事的大办公桌前，抽着香烟，懒洋洋地摊在朋友的椅子里，打定主意等他下周回来，我就逃往凉爽的英国。意大利一年里有九个月固然很好，但七月中旬的利沃诺绝非英国人的待客之地。我的思绪正飘向英格兰的湖区，想着和苏格兰的叔叔去打几只松鸡，这时忠诚的弗朗西斯科又进来了，说道——

“我已经把船长和他的疯子打发走，让他们下午再来了，先生。不过外面有位英国绅士想见您。”

“他是谁？”

“我不认识他。他不肯报姓名，但坚持要见领事先生。”

“好吧，让他进来，”我懒洋洋地说。片刻后，一位高大、穿着考究、五十岁左右的英国人走了进来，他身着海军蓝哔叽游艇服。他向我鞠了一躬，询问我是不是英国领事。

待他坐下后，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随即便说——

“您的职员说话太破碎，我听不太懂，我也一个意大利词儿都不会。不过，或许我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菲利普·霍恩比（Philip Hornby），”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名字以及“萨默塞特郡伍德克罗夫特公园（Woodcroft Park, Somerset）——布鲁克斯俱乐部（Brook's）”的地址。接着他又补充道：“我正乘着我的游艇‘Lola’号航行，昨晚我们不幸在梅洛里亚搁浅了。我雇了一位新船长，才几个月，他看起来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万幸的是，一艘渔船看到了我们的窘境，并向港口发出了警报。海军上将派出了两艘鱼雷艇和一艘拖船，在大约三个小时后，他们才把我们拖了出来。”

“你们现在已经在港口了？”

“是的。我来找您是想请您帮个忙，用意大利语替我给海军上将和港务长写一封感谢信——写得客气些，我好抄写后寄给他们。您懂那种格式。”

“当然可以，”我回答道，考虑到港口当局似乎心存疑虑，我对他的兴趣更浓了。他显然是一位绅士，与他交谈十分钟后，我便打消了他企图毁弃“Lola”号的念头。

我取过几张纸，草拟了两封信，措辞极其优雅，这在处理意大利官方事务时是惯例。

“幸运的是，我把妻子留在了英国，否则她会被吓坏的，”他随口说道，“昨晚风很大，那个笨蛋船长下的每道命令似乎都在增加我们的危险。”

“那么，只有您一个人？”

“我还有个朋友同行，”他回答。

“船员有多少人？”

“总共十六个。”

“都是英国人吧，我想？”

“不全是。我发现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比英国人更清醒，在港口表现也更好。”

我坐在他对面，仔细观察着他。他那请求向当局致谢的意愿，足以让我确信他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他大约四十五岁，圆脸，面带和善，因南方的阳光而显得红润，有着蓝色的眼睛和短短的金色胡须。他的外貌一看就是那种痴迷户外运动的人，脸上带着真正的游艇爱好者特有的风霜和皱纹。他的谈吐文雅而有修养，在交谈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作为一名狂热的航海爱好者，他曾多次从直布罗陀一直航行到士麦那（Smyrna）。不过，他以前从未停靠过利沃诺。

约定好让他的船长在下午来向我提交事故的正式报告后，我们一起穿过阳光明媚、白晃晃的广场，来到纳西（Nasi）——那家利沃诺著名的甜点店，利沃诺人习惯在那里喝午餐前的苦艾酒。

我越是观察霍恩比，就越喜欢他。他健谈、机智，把这次事故当作一场大笑话。

“我想我们得在这里待上一整周，”我们喝着苦艾酒时，他说，“我们正打算去希腊群岛，我朋友查特（Chater）想去看看。轮机长说有个地方拉伤了，必须修理。不过，对了，”他补充道，“您何不今晚到船上与我们共进晚餐？一定要来。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一些英国食品，换换口味。”

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原因有两个。一是港务长的怀疑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二是我确实对霍恩比颇有好感。

“Lola”号的船长——一个矮壮的邓迪（Dundee）苏格兰人，左脸颊上有一道刚愈合不久的伤疤——在两点钟来到领事馆提交报告。他给出的说法在我看来非常站不住脚。我觉得他根本配不上他的证书，因为事故发生时他显然彻底迷失了方位。当他发现船只不再前进时，船主和他的朋友查特正在卧舱里睡觉。事实上，他们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冲上了那片危险的浅滩。当时风浪很大，尽管他的航海技术拙劣，但他还是有足够的能力立即意识到他们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万幸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长官，”在讲述完故事后，他补充道。我按他的口述记录下来，以备贸易委员会之需。

“你没发出求救信号吗？”我询问。

“没有，长官——根本没想起来。”

“可你当时明明知道自己可能会遇难？”我带着挥之不去的疑虑问道。

那个名叫麦金托什（Mackintosh）的狡猾苏格兰人犹豫了片刻，然后回答道——

“嗯，长官，您看，那艘渔船已经看见我们了，我们也看到它正折回港口求援。”

他的借口很巧妙。或许正是他没发求救信号这一点，才引起了港务长的怀疑。从始至终，我认为这位“Lola”号船长的说辞非常令人不满。

“你在霍恩比先生手下干了多久？”我问。

“六个月，长官，”那人回答，“在他雇我之前，我是在赫尔（Hull）的威尔逊家族工作，航行于波罗的海。”

“担任船长？”

“我已经持有船长证书十五年了，长官。在威尔逊家族之前，我是在比比（Bibby）航运公司，再之前是在总蒸汽航运公司。我在地中海跑了八年，当时我是大副。”

“你以前从没来过利沃诺？”

“从来没有，长官。”

我打发走了这位船长，心中确信他并没有说实话。那道伤疤并没有让他看起来更顺眼。他说证书留在船上了，但如果我需要，他明天会带来给我看。

难道说，真的有人企图毁弃这艘游艇，而这一阴谋被那个发现船只搁浅的平底渔船船主给破坏了？这起事件中确实隐藏着某种秘密，我对这艘游艇及其主人的兴趣每小时都在加深。我想，船长脸上的那道伤口究竟是怎么来的？我曾半开玩笑地想过问问他，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要表现出过分的窥探欲为好。

那天傍晚，当火红的太阳沉入地平线，将如镜的海面染上一层血色，使戈尔戈纳岛（Gorgona）和卡普拉亚岛（Capraja）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显现出深紫色时，我搭了一辆马车，沿着古老的海滨大道驶向港口。在内港，我找到了“Lola”号，那是我见过最壮观的私人船只之一。它的尺寸令我惊叹。船身漆成纯白色，处处闪烁着黄铜的光泽。船尾挂着垂下的英国国旗，桅杆顶端飘扬着皇家游艇中队（Royal Yacht Squadron）的旗帜。黄色的烟囱没有冒烟，当它平静地停泊在夕阳中时，一群码头闲汉和拉皮条的人倚在护栏上讨论着它的优点，猜测着究竟是哪位富有的英国人有钱到能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小邮轮——因为它的体量，即使对于那些习惯了看各式船只进出繁忙港口的意大利码头工人来说，也感到惊讶。

踏上甲板时，霍恩比迎上前来迎接我，他也像我一样穿着一身洁净的白色亚麻西装，这是在炎热气候下最理智的晚餐装束。他带我走向船尾，那里有一张长长的柳条甲板椅放在遮阳篷下，躺着一个大约四十岁、高大、黑眼睛、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也穿着凉爽的白色亚麻衣服。他那敏锐的面孔让人觉得他像是一位大律师。

“我的朋友，希尔顿·查特（Hylton Chater）——这位是戈登·格雷格（Gordon Gregg）先生，”他介绍道。当我们握手时，那位面容洁净的男人愉快地笑着说——

“很高兴认识您，格雷格先生。无论如何，对于霍恩比和我来说，您可不是陌生人。事实上，我们船上还有您的几本书。但我没想到您住在这里。”

“在阿尔登扎（Ardenza），”我说，“沿着海岸三英里处。希望明天你们两位能来和我共进晚餐。”

“那太荣幸了，”霍恩比宣布，“在船上憋久了，能去岸上吃顿饭真是一种享受。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好吗，希尔顿？”

“当然，”另一位回答道。随后，我们开始聊起昨晚的险情，霍恩比告诉我他是如何把那两封意大利语感谢信抄写好并寄出的。

“菲尔抄那些意大利语单词时，咒骂得像个黎凡特（Levant）船长！”查特大笑道，“为了能按照您的底稿把语言写对，他每封信都抄了三遍。”

“为了它们，我整个下午都在忙活——真该死！”“Lola”号的主人笑着说，“当然，我不想在拼写上出错。这些意大利人太讲究了。”

“嗯，感谢海军上将的做法确实是对的，”我说，“他主动派出鱼雷艇去救助遇险船只的情况可不多见。那种事通常归港口拖船管。”

“是的，我觉得他太好心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费劲写信的原因。我不懂意大利语，查特也不懂。”

“但你们船上有意大利人，不是吗？”我提醒道，“刚才划船接我的那两个水手，听口音是热那亚人。”

霍恩比和查特交换了一个眼神——我认为那是极其不安的眼神。

随后，“Lola”号的主人说——

“是的，他们在意大利港口安排事务和购买东西很有用。我们还有一个西班牙人、一个希腊人和一个叙利亚人，他们都在不同地方充当翻译。”

“顺便捞点丰厚的秘密佣金，我想？”我笑着说。

“当然。但在航行中为了舒服，就得舍得花钱，还要客气，”那位金胡子男人宣称，“在希腊和黎凡特，他们比在那不勒斯更贪婪，海关官员总是想方设法要受贿，不然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搜查，试图找茬。”

“你们在这里遇到麻烦了吗？”我询问。

“他们没来搜查我们，”他微笑着说，同时用拇指和食指搓了搓，那是感受纸币触感的动作。

这增加了我的惊讶，因为我刚好知道利沃诺的海关官员根本不是那种会收受贿赂的人。他们的上级盯得太紧了。如果这艘游艇真的逃过了检查，那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而且，霍恩比为了躲避海关检查，动机何在？他们当然会封存他的酒水，但即使那样，也会留出足够他和他朋友享用的量。

不。菲利普·霍恩比为了避免海关检查肯定付出了昂贵的贿赂。如果他真的付了，那笔钱一定相当惊人；对此我深信不疑。

这艘装备精良的船上，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

片刻后，锣声响起，我们下到装潢典雅的沙龙，那里摆放着一张闪烁着切割玻璃光泽、银器辉映的餐桌。桌子中央，某种艺术的手法点缀着新鲜花卉，而尽头的餐具柜上，酒瓶的瓶颈在冰桶中探出头来。地毯和装潢都是淡蓝色的，处处显露出只有极度富有的人才能负担得起这艘宏伟的船只。

霍恩比坐在主位，我们坐在他两侧，一边吃着我所品尝过最精致、烹饪得最好的晚餐之一，一边兴高采烈地闲聊。查特和我喝着只有百万富翁才存得起的品牌葡萄酒，而我们的主人，显然是个极其节制的人，只喝了一杯加冰的琴恰诺（Cinciano）水。

两名干练的管事服务得非常专业，随着晚霞透过舷窗外的淡蓝色丝绸窗帘慢慢消退，我们像男人在享用一顿极其美味的晚餐后那样闲聊着。

从他的言谈中，我发觉与我最初的印象相反，希尔顿·查特是个经验丰富的游艇爱好者。他拥有一艘名为“Alicia”号的船，是科克游艇俱乐部（Cork Yacht Club）的成员。他告诉我他住在伦敦，但对于他的职业只字未提。他可能确实是个律师，正如我所猜测的那样。

“格雷格先生，您见过我们那个蠢货船长了吗？”他随口问道，“您觉得他怎么样？”

“嗯，”我有些迟疑地说，“老实说，我不怎么看好他的航海技术——当他的报告交到贸易委员会时，他们也不会看好。”

“啊！”霍恩比惊呼道，“雇他是我的错。从一开始我就怀疑他，只是我妻子不知怎么的看上了那家伙，而且，如您所知，想要安宁，就必须让女人们高兴。但在这种情况下，她的选择差点让我丢了这艘船，甚至差点搭上我们的命。”

“您以前对他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

“而且是他雇佣的船员？”我问。

“当然。”

“都是新面孔吗？”

“除了厨师和两名管事，全是。”

我沉默了。我不喜欢麦金托什。事实上，我对船长和船员都存有明显的疑虑。

“船长脸颊上似乎有一道严重的割伤，”我评论道，这让我的两个同伴再次交换了快速、不安的眼神。

“他前几天跌倒了，”查特解释道，我觉得他的笑容有些勉强，“他的脸碰到了机舱里铁楼梯的边缘，划出了一道口子。”

我内心冷笑，因为我太清楚船长脸上的那道伤口绝非跌倒在楼梯边缘所致。但我保持沉默，任由他们试图误导我。

甜点用过后，我们起身。在夏日的黄昏，当所有的舷窗都打开时，霍恩比带我参观了这艘船。到处都是奢华——简直是一座浮动的宫殿。船主和客人的每个卧舱都配备了浴室，可以根据需要使用海水或淡水，而女士沙龙、闺房、图书馆和吸烟室的陈设都极尽奢华，品味高雅。当他带我从他自己的卧舱走向闺房时，我们经过了一扇被风吹开的门，他急忙关上，但在此之前，我已经瞥见了里面的景象。令我吃惊的是，那竟然是一个堆满了步枪、左轮手枪和弹药的军火库。

他本不打算让我看到里面的情况，而海关官员为何会受贿的原因现在显而易见了。

我没作声，装作没发现任何异常，随他走进了闺房，查特则回到沙龙去取雪茄了。

那间精致的小室以康乃馨粉色的丝绸装潢，家具是镶嵌红木的，处处留有女性打理过的痕迹，尽管船上并无女性乘客。

我们刚进去，我正赞叹着这奢华的小天地，查特就大声向主人索要雪茄柜的钥匙。霍恩比告了个罪，沿通道转身回去把钥匙交给朋友，从而让我独自待了片刻。

我站在那里四下打量，目光落在了一堆照片上，有装框的，也有没装框的，散落在各处——显然是霍恩比朋友们的肖像。然而，在一张小侧桌上，立着一个厚重的氧化银相框，却是空的；而沙发下的地板上躺着它原本装的照片，显然是被人匆忙取出，先撕成两半，又再撕成两半，随手丢弃了。

好奇心驱使我弯下腰，捡起那四块碎片拼在一起，发现那是一张内阁照，照片上是一位长相甜美、极其漂亮的英国女孩，大约十八九岁，神情明朗而灿烂，穿着一件清爽的白色皮克布晨装。她的头发低低地挽着，系着一个黑缎蝴蝶结，喉间的胸针是一个珍珠镶边的爱心形状。我不知道是因为她甜美的神情，还是她眼中那种奇异的神色吸引了我，将那张脸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或许，是因为她为何会被如此匆忙地从相框中撕下并毁掉的疑团，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看起来，这照片像是被坐在那张沙发上的人偷偷撕毁的，那人当时没有机会将碎片从舷窗扔进海里。

我看着那张撕碎的照片背面，发现它出自新邦德街一家著名而时髦的照相馆。

在那张画像的神情中，有一种我无法描述的东西——眼神中透着一种奇异的神色，既迷人又神秘。在那短暂的瞬间，女孩的面容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然而下一秒，听到霍恩比回来的脚步声，我匆忙将碎片扔回我发现它们的沙发底下。

我纳闷，这张照片为什么被毁了——又是谁毁的？

那个空相框的正面被故意转向了镶板，因此他进来时并没有注意到照片已被毁掉；但在短暂的停顿后，他解释说那间温馨的小室是他妻子的专属角落，接着便领我穿过女士沙龙来到甲板上。我们瘫坐在长椅里，喝着咖啡和切尔托西纳酒——那是一种典型的托斯卡纳利口酒——当月亮升起，港口的灯光开始在钢铁般冰冷的夜色中闪烁时，我们继续抽着烟。

我坐着谈话时，思绪又回到了那张撕碎的照片上。在我看来，仿佛那天早些时候有某位访客坐在沙发上，毁了照片，并把它丢在了我发现它的地方。但为了什么理由？那个面容姣好的女孩是谁，她的照片又为何引发了如此的嫉妒或仇恨？

我故意将话题引向霍恩比的家庭，从他那里得知他没有孩子。

“我想你应该是在奥兰多的船厂修理引擎吧？”我随口问道，提到了利沃诺那家著名造船厂的名字。

“是的。我已经下了订单。合同约定下周四完工，然后我们就出发去扎金索斯和希俄斯。”

我心想，这是为了什么理由呢，回想起船上那个可怕的军火库。我已经看到了足够多的东西，足以让我确信，“Lola”号虽然外表是一艘游艇，但它是钢制的，在最脆弱的部位装有装甲，且能够抵御极其猛烈的炮火。

时间流逝，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们深吸着烟直到深夜，毕竟在托斯卡纳小镇那炽热的阳光过后，夜晚凉爽的海风是十分惬意的。从我们坐的地方，可以将利沃诺和阿尔登扎整个海滨的景色尽收眼底，那里明亮的露天咖啡音乐厅和餐馆正热闹非凡——充满了那个受欢迎的度假胜地特有的活力与欢愉。

片刻后，霍恩比起身去叫管事，留下我与希尔顿·查特单独在一起，后者压低声音对我耳语道——

“格雷格先生，如果您觉得我朋友霍恩比的举止有些怪异，请不必介意。说实话，他是一个突然间变得富有到超乎贪婪者最狂野梦想的人，我担心这对他的大脑产生了影响。他有时会做些非常古怪的事情。”

我惊讶地看着我的同伴。他要么是在说实话，要么就是试图用一种极其聪明的计谋来消除我的怀疑。既然我已经断定菲利普·霍恩比并非怪人，而是一个特别冷静且务实的人，所以我瞬间得出结论：这个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像伦敦大律师的家伙，在他试图引起我对主人精神状况的怀疑时，有着明确而别有用心的目的。

过了午夜，在向这对奇怪的组合告别后，我被那两名划船送我出来的水手送回岸上，随即驱车沿海滨回家，心中困惑不已。

次日清晨，我到达领事馆时，刚进去片刻的老弗朗切斯科脸色惨白地迎上来，喘着气说——

“领事大人，昨晚有贼进来了！领事先生的保险柜被打开了！”

“保险柜！”我大喊道，冲进哈切森的私人办公室，惊恐地发现那个用来存放印章、密码本及其他机密文件的大保险柜正敞开着，里面的东西乱作一团，仿佛有人曾在里面进行过匆忙的搜寻。

难道盗贼是为了海军部和外交部的密码本而来，而某些欧洲大国的驻外机构一直试图获取其副本吗？我暗自苦笑，意识到窃贼们一定会感到多么失望，因为英国领事去英国度假时，总是会随身携带密码本，并将其存放在外交部妥善保管。哈切森当然是按照规定带走了他的那份。

然而奇怪的是，领事馆的门和保险柜是用我朋友托付给我保管的钥匙打开的。事实上，那一小串钥匙还留在保险柜门上。

瞬间，一个回忆闪过我的脑海：在“Lola”号上吃晚餐时，我曾感觉到钥匙在我的口袋里。是我在回家的车上把它弄丢了，还是我的口袋被掏了？

卡杜奇带着意大利人特有的滔滔不绝，开始咒骂那些敢动他主人保险柜的无名狗崽子们。当我们正忙着整理散乱的文件时，门铃响了，店员去开门。

片刻后，他回来报告说——

“那艘英国游艇昨晚突然离开了，长官，港务长派人来询问您是否知道她前往哪个港口。”

“离开了！”我惊诧地喘着气，“什么，我以为她的引擎坏了！”

一刻钟后，我坐在那位精明、头发花白的官员的私人办公室里，正是他派人来找我。

“您知道吗，尊贵的长官，”他说，“那艘船笼罩着某种神秘。她根本不是‘Lola’号，因为昨天我们向伦敦的劳合社发了电报，今天早上我收到回复说，他们的登记册上并没有这艘游艇，而且这个名字也闻所未闻。警方也向你们的英国警方询问了船主霍恩比先生的情况，结果也一样。萨默塞特郡根本没有伍德克罗夫特公园这个地方，布鲁克斯俱乐部也没有叫霍恩比的成员。”

我坐在那里盯着这位官员，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确实，他们可没让时间白白流失。

“不幸的是，伦敦的电报回复直到今天早上才收到，”他继续说道，“因为就在今天凌晨两点之前，我特意下令监视该船的港口警察看到一艘小艇来到码头，上面载着一男一女。两人上岸后便走进了城里，那个女人走起路来似乎相当困难。小艇返回后，一小时内，在两名侦探的极度震惊中，游艇突然升火起航，径直驶向大海。”

“丢下了那一男一女？”

“当然丢下了。他们可能还在城里。警察现在正在搜寻他们的踪迹。”

“但您没能扣留那艘船吗？”我提议道。

“当然，如果我早知道，我一定会阻止她离开。但由于船主曾亲自来到领事馆，且被认为是正派人士，我觉得在没有确凿信息的情况下无法干预——可叹的是，消息来得太晚了。那艘船速度很快，已经比我们领先了七个小时。我已请求海军上将派几艘鱼雷艇去追赶，但不幸的是，这不可能，因为舰队一小时后就要出发前往斯佩齐亚参加海军阅兵。”

我告诉他领事馆的保险柜是如何在夜间被打开的，他瞪大了眼睛听着。

“昨晚您和他们共进晚餐，”他最后说道，“他们可能是偷偷偷走了您的钥匙。”

“很有可能，”我回答，“多半是他们干的。但动机是什么呢？”

港务长耸了耸肩，摊开双手，宣称——

“从头到尾，整件事都是一个彻底且深刻的谜。”

第二章

保险柜为何被打开

那一天，利沃诺警局忙得不可开交。

侦探们赶来检查了保险柜，断言如果窃贼没有钥匙，它本该是防盗的。外交部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为驻外领事馆提供了所有的保险柜，以确保珍贵的密码本不被外国间谍窥视。警察局长认为窃贼寻找的是密码本，听到它们正远在唐宁街妥善保管时，他感到宽慰不少。

他的推测与我如出一辙，即霍恩比拜访我是为了探明领事馆的位置和保险柜的所在——顺便提一下，保险柜就放在领事私人办公室的角落里。麦金托什船长也做好了定位，很可能就在我于“Lola”号上共进晚餐时，我的钥匙被偷了并转交给了那个满脸伤疤的苏格兰人，他随即上岸搜查了那里，而我则与他的主人坐在船上抽烟，毫无戒心。

但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搜寻那些机密文件？

我个人的想法是，他们根本不是在找密码本，要么是想要某种空白表格，要么就是想利用领事印章。然而，后者依然留在保险柜附近的地板上，像是滑出来被忽略了。据弗朗切斯科和我所能核实的，没有任何东西被拿走。因此，我们重新整理了文件，锁好保险柜，并决定不给哈切森发电报以免打扰他，因为他几天后就会从英国回来，到时候再解释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也不迟。

然而，我们确认了一件事。火车站值班的侦探清楚地记得，一名清瘦的中年男子，陪同一位身着深黑色丧服的女士，穿过闸机并登上了下午三点开往科莱萨尔韦蒂的火车，去转乘罗马快车。他们是外国人，因此他并没有像对待意大利人那样多加留意。然而，售票处的询问显示，并没有乘客直接买票去罗马。乘客们买的是去格罗塞托、切奇纳、坎皮利亚以及马雷马地区其他地方的票，但没有一张票是买往任何大城市的。因此显而易见，在那艘游艇起航前上岸的那对神秘男女，不过是买了去虚假目的地的票，然后在通往连接热那亚与罗马的那条长主线的交汇点科莱萨尔韦蒂重新买了票。

警方很困惑。那两名首先发现“Lola”号并发出危险警报的渔民称，当他们靠过去提供协助时，船长威胁说要枪杀第一个上船的人。

“他们是英国人！”这些坚毅、棕色皮肤的海上劳作者轻蔑地笑着说，“英国人喝起干邑来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们回港报告有没有得到奖励？”我问。

“奖励！”其中年长的一位重复道，“连一个索尔多（硬币）都没有！那些英国人只骂我们多管闲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是在试图毁掉那艘船。”

警方将“Lola”号及其船主、客人和麦金托什船长的描述通报给了所有地中海港口，请求扣留该游艇。然而，如果这艘船真的是一艘神秘之船，正如看起来的那样，其船主无疑会前往阿尔及利亚海岸某个偏僻的锚地，避开航线，从容地重新刷漆、改名并伪装船只，使其在马赛、那不勒斯、士麦那或任何私人游艇常停的港口无法被认出来。因此，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霍恩比和他的朋友们为了某种神秘目的巧妙地欺骗了我，事后又机智地躲过了监视者，彻底逃之夭夭。

如果意大利海军上将能派出一两艘鱼雷艇去追击逃犯，他们无疑很快就会被截获，但环境因素阻碍了这一点，因此“Lola”号成功脱逃了。

出于自身目的，警方将此事压下不发，当几天后弗兰克·哈切森从巴黎坐卧铺车出现在比萨车站的站台上时，我向他讲述了这件离奇的事。

“那帮恶棍显然是想要这些，”他回应道，举起他携带的小巧坚固的皮质手提包，里面装着他严加看管的密码本，“天哪！”他大笑道，“他们一定会感到多么失望！”

“或许吧，”我们坐上开往利沃诺的午夜列车时我说，“但我自己的理论是，他们是在搜寻你拥有的某份文件。”

“我的文件与他们何干？”这位开朗、圆脸的领事惊呼道。他以对往来地中海的每一位船长都保持礼貌而闻名，也是英国领事服务体系中最有教养和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你知道，我不在那个保险柜里存钞票。我们这些服务人员并不像国内公众想象的那样挥金如土。”

“不。但你里面可能有对他们有价值的东西。你知道，你经常充当在海外英国人贵重文件的保管人。”

“当然。但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可能是一些英国公民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册，以及有关贸易委员会调查的文件。不，我亲爱的戈登，相信我，那艘游艇搁浅完全是个幌子。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能够自由出入领事馆，拿走密码本，然后快活地扬帆而去。不过，在我看来，他们请你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却什么也没得到。”

“他们很轻易就能把我一起掳走，”我断言。

“也许如果他们真那么做了会更好。至少你还能满足于知道他们真正的把戏是什么！”

“但那一男一女在游艇起航前一小时离开，并溜进乡村的某处！我真想知道他们是谁。霍恩比明确告诉我他和查特是独自一人，然而船上显然有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从闺房和女士沙龙的布置方式来看，我猜船上有个女人，而且肯定没有哪个男人会像那样装饰餐桌。”

“是的。这确实很有趣，”领事沉思着说。“你说他们去了科莱萨尔韦蒂？他们当然是在那里换乘的。快车在那里经停，一列往北，一列往南，就在从利沃诺开出的火车到达后的十五分钟内。他们表现出了极高的机智，否则他们会直接去比萨的。”

“机智！我倒觉得是这样！整件事策划得太巧妙了。霍恩比甚至会欺骗你，我亲爱的老伙计。他表现得像个完美的绅士，而对游艇的一瞥也让我确信他是个为了享乐而旅行的富人。”

“你提到了一个军火库。”

“是的，其中一个船舱里堆满了马克沁机枪。它们引起了我的怀疑。”

“它们可不会引起我的，”我朋友回答，“游艇在很多情况下会携带武器用于保护，尤其是如果他们要沿着不文明的海岸航行，必须上岸获取淡水或补给的时候。”

我告诉他关于那张撕碎的照片的事，这让他陷入了深思。

“我纳闷照片为什么会被撕掉。船上发生过争吵——或者什么矛盾吗？”

“我想是被偷偷毁掉的。”

“可惜你没把碎片装进兜里。我们或许能通过照相馆查出原件的身份。”

“啊！”我遗憾地叹了口气，“我从没想过。但我记得那家商行的名字。”

“我得向伦敦报告整件事，因为英国公民受到了怀疑，”哈切森说，“我们来看看苏格兰场是否了解霍恩比或查特。极有可能他们知道。不久前，伦敦曾发布过一份船上男子的描述，称他们是一对臭名昭著的窃贼，正开着一艘装满赃物的船到处游荡，却不敢脱手。然而，他们并不是我们在‘Lola’号上遇到的那两个，因为那两个被通缉的人大约八个月前在纽奥良被捕了，当时并没有他们的游艇，因为他们承认已经故意将其沉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了。”

“那么这几个家伙可能是另一对伦敦窃贼！”我急切地惊呼道，那个惊人的理论出现在我脑海中。

“有可能是。但当然，在听到苏格兰场怎么说之前，我们无法下定论。如果你能给我详细描述一下这些人，以及那位船长麦金托什的样貌，我明天早上就写一份完整的报告。”

次日清晨，我将领事馆的职责交还给弗兰克，然后协助他清查了保险柜里那些曾被窃贼翻动过的文件。

“这些流氓似乎彻底搜查了所有东西，”当看到文件散乱的状态时，领事惊恐地评论道，“他们似乎在刻意阅读每一份文件。”

“这说明如果他们是在寻找密码本，他们只会单独寻找它们，”我断言，“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对所有这些枯燥、不重要的航运报告之类的东西感兴趣？”

“鬼才知道，”我朋友回答。接着，他叫来卡文迪什——一个高大、金发的年轻人，他现在已经从那阵热病中恢复并回到了领事馆——开始核对那些贴花印花税票的数量，它们比普通的邮票稍大，用于领事服务中登记外交部收取的费用。面值从六便士到一英镑不等，都存放在一个公文夹里。

经过长时间的计算，领事突然抬起脸对我说道——

“少了六张十先令的！”

“为什么？一定有什么动机！”

“它们对任何人都没有用，除了领事，”他解释道。“或许是有人想用它们去贴在什么虚假的证明文件上。你看，”他补充说，打开了公文夹，“这里原本有六枚印花，现在全不见了。”

“但它们必须经过领事印章的销号才行，”卡文迪什评论道。

“啊！当然，”哈切森惊呼道，从保险箱里取出黄铜印章，仔细检查了一番。“天哪！”一秒钟后他大叫起来，“它被用过了！他们用它盖了什么文件。看！他们用了错误的印泥！难道你看不出上面有紫色的痕迹吗？可我们一直用的是黑色印泥！”

我把它拿在手里，果然，我确实看到了上面有紫色印泥的痕迹——那是领事桌上日期戳所用的印泥。

“那么，一定有文件被盖章和密封了！”我倒吸一口凉气。

“是的。毫无疑问，他们还伪造了我的签名。他们捏造了某种证明文件，上面带有领事馆的印章、密封和签名，这样它就会被当作法律文件受理。我真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啊！”我说，“我也想知道！”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心中充满了极度的困惑。

“这些文件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是因为他们在搜寻某种空白表格，并希望能找到它，”我的朋友评论道。“正如你所说，整个事情策划得极其周密且巧妙。”

我们穿过阳光普照的广场，走进了警察局——那座被阳光晒得发白的古老宫殿，有着长长且凉爽的敞廊，哨兵昼夜不停地在那里踱步。我们见到的警察局长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那艘神秘的游艇并没有停靠在任何意大利港口。然而，从他那里我们得知了那位侦探的名字，正是他看见那两个陌生人在清晨乘火车离开了利沃诺。一小时后，那位警察坐在领事馆里回答我们的提问，他个子不高，长着一双黑眼睛，看起来十分精明。

“据我所知，先生，”他说，“那个男人是个英国人，戴着一顶软质黑色毡帽，穿着一身深蓝色哔叽西装。他的头发刚刚开始变灰，留着一撇黑色的小胡子，颧骨略高。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褐色皮革的小包，是那种方形的英式样式。他似乎并不着急，因为他在走向售票处时正从容地抽着烟。”

“那他的同伴呢？”领事问道。

“她穿着黑色的衣服。身材相当高挑纤细。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是金色的，但她戴着黑色的面纱，遮住了容貌。”

“她年轻还是年老？”

“很年轻——从她的身材来看，”警察回答道。“当她从我身边经过时，她的目光与我相遇，我似乎看到她眼里闪过一种奇怪的、凝固的神色——那是一个内心充满了某种难以言表的恐惧的女人才会有的眼神。”

第二天，利沃诺城醒来时发现到处张灯结彩，意大利和英国的国旗并排飘扬，领事馆顶上的领事旗帜在广场上随风招展。就在夜里，从马耳他巡航而来的英国地中海舰队进入了锚地，随着旗舰发出信号，舰队在演习后抛锚，形成了一长串巨大的战列舰、高速巡洋舰、鱼雷驱逐舰、鱼雷艇、通讯艇和其他舰船，沿着海岸延伸了好几英里。

在明亮的晨光下，这景象既壮观又令人印象深刻，因为每一艘船上都飘扬着旗帜，海军上将的巨型战舰不时发出信号，而其他舰船则轮流重复。在那平静的蓝色海面上静静停泊着的，是一股足以让国家动摇的力量，是维护英国在这片争议不断的海洋中权利的压倒性力量。

几千名英国水手获准上岸，他们戴着白色的圆帽，在街上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秩序井然地游览着城市。在领事馆外的广场上，来自旗舰的一队人马正在搭设临时的乐队看台，以便傍晚时分供船上的乐队演奏。而哈切森则穿着制服，满头大汗地陪同海军上将去进行国际礼仪所要求的对各当局的礼节性拜访。

至于我，我乘船去了“壁垒”号——那艘飘扬着上将旗帜的巨型战列舰，坐在甲板上与我的老朋友、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杰克·邓福德船长聊天。每年舰队停靠利沃诺时，我们都形影不离，因为在多年前的朴茨茅斯，我们曾是挚友，而现在他每年都能去我在意大利的家中探望我。

那天上午他正在值勤，因此直到午饭后才能上岸。

“今晚我当然会和你一起用餐，老兄，”他说，“你得把所有的消息都告诉我。我们要在这里待上六天，我本想回家一趟。我们有两个家伙得到了上将的准假，今天凌晨三点动身回伦敦——火车要坐四天，在城里待两天！我想他们是去见恋人了。”

地中海的英国海军军官如果能获得假期并且资金允许，总是热衷于横穿欧洲回家待上一天。通常认为，这样的旅行在伦敦期间每小时大约要花费两英镑。然而，当一个人与未婚妻或妻子分开整整三年时，即使是为了短暂的一天也要赶回去的渴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那些年轻人仅仅是为了任性而行——只要能请到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为上将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固定的看法。

“你的任期快到了，不是吗？”我靠在舒适的甲板椅上，望着白色的港口及其背后的紫色亚平宁山脉，随口说道。

那个穿着笔挺夏季制服、长相英俊的黑发男人俯在船舷上，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说道——

“是的。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利沃诺了。我十一月就要回去了，说实话，我一点也不会难过。离开家三年时间太长了。你说你下周走？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我真希望我也能这样。我告诉你，亲爱的伙计，年复一年地待在这甲板上，真是让人厌倦透顶。”

邓福德是一个在海军事务上著述颇丰的人，被公认为该服役领域多个分支的专家。海军部并不鼓励军官写作，但在邓福德的案例中，人们公认他对海军课题的知识很有用，因此他被允许撰写书籍并为专业杂志撰写评论文章。他研究过各国海军的相对实力，通过保持敏锐的观察力，他曾多次为我们在各使馆的海军武官提供过宝贵的情报。然而，他不止一次因对海军大臣行为的犀利批评而受到总部的责备；尽管如此，由于他作为海军专家的才能被普遍认可，他从未像某些人那样被禁止写作。

“哈切森怎么样了？”片刻后，他转过身面对我问道。

“健康得像个小提琴手。刚从家里休完一个月的假回来。不过他妻子还在苏格兰。她受不了利沃诺的夏天。”

“难怪。当天气热起来时，这里简直就是个熔炉。”

“你们一启航我就走。我留下只是因为我答应帮弗兰克的忙，”我说，“而且，天哪！我在负责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桩真正的一流谜案。”

“谜案——告诉我，”他惊呼道，立刻来了兴趣。

“嗯，一艘游艇——我相信那是一艘海盗游艇——造访了这里。”

“海盗！你是什么意思？”

“嗯，它是英国船。听着，我会把整件事告诉你。这正好可以作为你们军官食堂里的谈资，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些家伙平时没得聊。”

“天哪，确实！收不到邮件时，情况就会变得很冷场。但继续说——我在听，”他补充道，这时一名勤务兵走上来，敬了个礼并递给他一份文件。

“好吧，”我说，“我们到那边去。我不想让哨兵听见。”

“随你——但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当我们一起走到那艘巨型战舰整洁的四分之一甲板的另一侧时，他问道。

“当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明白了。”于是，站在遮阳篷下，我向朋友讲述了整个离奇的经过，正如我在前面几页中所记录的那样。

“该死，真奇怪！”他盯着我的黑眼睛说道。“这确实是一桩谜案！那艘游艇叫什么名字？”

“‘Lola’号。”

“什么！”他惊呼道，脸色突然变得苍白。“‘Lola’号？你确定是‘Lola’号——L-O-L-A吗？”

“绝对确定，”我回答。“但你为什么这么问？你难道知道这艘船的情况吗？”

“我！”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看得出他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真相，但出于某种原因，他想对我隐瞒他所知道的情况。“我！我怎么会知道那样的船？船上显然是一群窃贼——或许正如你所说，是海盗。”

“但‘Lola’这个名字对你很熟悉，杰克！看你的样子，我敢肯定。”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能看出他正在极力避免泄露自己所知的信息。

“那是——嗯——”他犹豫着说道，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那是一个女孩的名字——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女孩。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一些回忆。”

“愉快的，我希望如此。”

“不。是苦涩的——非常苦涩的，”他用生硬的语气说道，在甲板上大步来回走动。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种奇怪的神色，一半是愤怒，一半是深深的悔恨。

他在说真话吗？我纳闷。我知道，在他与我相识之前的岁月里，某种关于女人的悲剧爱情笼罩着他的生活。但他从未向我透露过真实情况。他以前从未提及过去的苦涩，尽管我很清楚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某种难以承受的悲伤。

从外表看，他和其他在那座巨大浮动堡垒上服役的军官一样快乐；在船上，他是一个典型的干练的海军陆战队员，而在岸上，他跳舞、打网球、调情，和别人一样活跃。但他的制服下跳动着一颗沉重的心。

当他回到我站的地方时，我看到他的脸变了：变得憔悴不堪。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遭到了沉重打击的人，整个人被打得摇摇欲坠，所有的生命力和希望都被碾碎了。

“怎么了，杰克？”我问道。“来吧！告诉我——你有什么心事？”

“没什么，我亲爱的老伙计，”他嘶哑地回答。“真的没什么——只是突然有点忧郁，”他补充说，努力想挤出一个微笑。“很快就会过去。”

“我刚才告诉你的关于那艘游艇的事让你心烦意乱了。你无法否认。”

他吃了一惊。我看到他的嘴唇紧闭。他确实知道关于那艘神秘船只的事情，但不愿告诉我。

船的另一端传来一阵军号声，紧接着人们在甲板下奔跑，执行着某种命令，带着“全能手”所特有的那种精确度。

“你为什么沉默？”我慢慢问道，双眼紧盯着身为军官的朋友。“我已经告诉了你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想弄清楚那些人的动机，以及他们打开哈切森保险柜的原因。”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他用一种紧张且不自然的声音问道。

“我相信你了解他们。来吧，告诉我真相。”

“我承认我有一些严重的怀疑，”他终于开口道，双腿叉开站着，双手背在身后，佩剑在洁白的甲板上拖动。“你说那艘游艇叫‘Lola’号——被漆成灰色，带着一个黑色的烟囱。”

“不，是纯白色，带着一个黄色的烟囱。”

“啊！当然，”他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一样评论道。“他们会重新刷漆，改变它的外观。但是餐厅呢？那里是不是有一个长长的雕花橡木餐具柜，上面有一个巨大的、沉重的檐口，中心有三只镀金的海豚——而且椅子靠背上没有镀金的海豚作为纹章装饰吗？”

“是的，”我大叫道。“你对了！我记得它们！你肯定上过那艘船！”

“还有一个女士沙龙，后面有一个粉红色的小闺房，而吸烟室因为天气炎热完全是用大理石建造的？”

“完全正确——毫无疑问是同一艘游艇！但你对它了解多少？”

“那个自称麦金托什的船长，是不是一个身材矮小、显得有点卑劣的美国人？”

“我以为他是苏格兰人。”

“因为他装出了苏格兰口音，”他笑道。“他是个能磕磕绊绊地说十几种语言，并能随心所欲地冒充意大利人、德国人或法国人的家伙。”

“那么那个——那个自称菲利普·霍恩比的人呢？”

邓福德紧闭着嘴，猛地一合。他深吸了一口气，眼神变得凶狠，咬着嘴唇。

“啊！我明白了，他可不是你的朋友，”我意有所指地说。

“你说得对，戈登——他不是我的朋友，”他给出了一个缓慢而意味深长的回应。

“那为什么不直说，把你知道关于他的一切都告诉我呢？弗兰克·哈切森很想弄清这个谜团，因为他们动了领事馆的印章和其他东西。再说，如果他解决了这件事，也会算作他的功绩。”

“嗯，说实话，连我自己也很困惑。我还看不出他们的动机。”

“但无论如何你认识这些人，”我争辩道。“你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是谁。”

他摇了摇头，出于某种隐藏的原因，依然不愿对我吐露真相。

“你在船上没有看到女人吗？”他突然问道，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

“没有。霍恩比告诉我他和查特只有两个人。”

“然而在你离开一小时后，一男一女上了岸并消失了！啊！如果我们能有那个女人的描述，它会向我们揭示很多东西。”

“侦探说她很年轻，留着黑发。她眼里有一种奇怪的凝固神色，吸引了他的注意，但她戴着厚厚的面纱，所以他无法清楚地分辨出她的长相。”

“那她的同伴呢？”

“中年人，头发过早地变灰了，留着一撇黑色的小胡子。”

杰克·邓福德叹了口气，抚摸着下巴。

“啊！正如我所想，”他惊呼道。“他们一周前竟然真的就在这里，在这个港口！这是命运多么残酷的讽刺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说。“你如此神秘，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警察那帮蠢货已经让他们逃脱了，现在他们再也抓不到人了。啊！你并不像我这样了解他们！他们是全欧洲最聪明的一对。而且他们竟然有胆量把他们的船叫作‘Lola’号——在所有名字里偏偏选了‘Lola’！”

“但既然你知道这些家伙是谁，以及他们是什么人，我认为出于对哈切森的公平起见，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我抱怨道。“如果他们是冒险家，就应该被追踪。”

“我能做什么——作为一个被困在船上的囚犯？”他痛苦地争辩道。“我怎么能行动？”

“一切交给我。只要你告诉我关于他们的事，我可以自由地去追寻他们，找出真相，”我急切地说。

“戈登，请允许我坦诚地对待你，我亲爱的老伙计。如果我敢的话，我会告诉你一切——一切。但我不能——你明白吗！”他最后的话语似乎哽住了喉咙。

我张着嘴，惊愕地站在他面前。

“你是真的——我是说，你在害怕他们，对吧？”我低声问。

他缓慢地点了点头，表示肯定，并补充道：“告诉你真相会给我招致迅速而无情的报复，那将淹没并摧毁我。啊！我亲爱的伙计，你不知道——你无法想象——是什么把那些绝望的人带到了这个港口。我能猜到——我猜得太清楚了——但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发现了那个可怕的真相——我恐怕这不太可能——你将破解现代最奇特、最引人注目的谜团之一。”

“这个谜团是关于什么的？”我屏住呼吸急切地问道。

“它关乎一个女人。”

第三章

“水那边”的房子

地中海舰队，那支展示海军力量的壮观景象，是欧洲和平的保障，在利沃诺举行了一周的欢庆活动后，已经启航前往加埃塔，而我，庆幸自己逃离了那灼人的酷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亲爱的老伦敦。

在南方，冬天过日子倒也凑合，但一年过去后，即使是意大利最狂热的爱好者，也会渴望回到自己的人民身边，哪怕只是为了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在任何大陆城市被流放整整一年确实是真正的流放；因此，尽管我选择住在意大利，但我还是像许多其他英国人一样，总是设法在夏天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回到我们气候温和、虽然常遭诋毁的祖国。

伦敦，那座同样亲爱、尘土飞扬的伦敦，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爱和尘土飞扬，这是我的家乡；因此，尽管全世界可能都到乡下或海边去了，我还是会在这里待上几周。

我在巴克斯顿百无聊赖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月，从那里去了北部的湖区。八月中旬一个炎热的夜晚，我再次回到了伦敦，从我用餐的体育俱乐部出发，穿过圣詹姆斯广场，走向帕尔马尔街。夜幕刚刚降临，空气中有一种预示着雷雨的闷热压迫感。俱乐部并不像旺季时那样充满生机与欢愉，因为大家都离开了，许多房间关闭进行重新装饰，大部分家具也都罩上了亚麻布。

我正打算去拜访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一位女士，她是我已故母亲的朋友，刚刚转入帕尔马尔街，这时肘边的一个声音突然用意大利语惊呼道——

“啊，先生！——哎呀，竟然是我的老板！”

我回头一看，看到一个大约三十岁、面容清瘦的男人，穿着整洁但略显寒酸的黑色衣服，我立刻认出他曾经在利沃诺给我当过两年的仆人，后来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离开了。

“哟，奥林托！”我惊讶地停下脚步，惊呼道。“你——在伦敦——啊？嗯，你过得怎么样？”

“非常好，先生，”他用蹩脚的英语回答，微笑着。“但我能再次见到我慷慨的老板真是太高兴了。此时此刻在这里遇见您，真是何等的缘分啊！”

“你在哪里工作？”我问道。

“在牛津街的米兰餐厅——只是个小地方，但我们赚得还算体面，所以我不能抱怨。我住在兰贝斯那边，正准备回家。”

“听说你离开我之后结婚了。是真的吗？”

“是的，先生。我娶了阿米达，我刚进您府上时她就在您的服务团队里。您还记得她吗？啊，唉！”他叹了口气补充道。“可怜的人！遗憾的是，她病得很重。她受不了你们英国的气候。医生说如果她留在这里就会死。但我能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回意大利，只能饿死。”我看到他深陷苦恼，提到生病的妻子在他内心唤起了痛苦的思绪。

奥林托·桑蒂尼走回我的身边，向特拉法加广场方向走去，回答着我的提问。他曾经是个勤奋的好仆人，再次见到他我很高兴。他离开我之后，曾在拿波里和纽约之间的一艘安克尔航运公司的船上做服务员，那是我听到关于他的最后消息，直到我在伦敦再次遇见他，此时他已是一家二流餐厅的服务生。

当我试图往他手里塞些银币时，他拒绝了，带着欢快的笑声说——

“先生，如果我告诉您我一直渴望的一样东西，您会介意吗？”

“完全不会。”

“嗯，先生抽我们托斯卡纳的雪茄。不知道您碰巧还有吗？您知道，我们在伦敦买不到它们。”

我摸了摸口袋，笑着发现我兜里还有几支那种细长的便士雪茄，我在意大利时常抽，那味道深受托斯卡纳人的喜爱。我把雪茄递给他，他欢喜地接了过去，仿佛那是他能从我这儿得到的最好的馈赠。可怜的家伙！作为一个流亡的意大利人，他紧紧抓住每一个能让他想起心爱故国的小物件。

当我们在国家美术馆前驻足，准备分道扬镳时，我又打听了一些关于阿米达的情况，那个有着黑眼睛、相貌出众的女仆，也就是他娶的妻子。

“啊，先生！”他用一种压抑着情感的声音回答，转而说起了意大利语。“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我从清晨忙到深夜，拼命工作，可当我眼睁睁看着我那可怜的妻子日渐憔悴，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医生说她断然挺不过下一个冬天了。唉！要是那位可怜的姑娘能再见主人一面，她该有多高兴啊！”

我为他感到难过。阿米达曾是个好仆人，为我服务了将近三年。老罗西娜，我的管家，曾多次感叹她不得不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而离开。他告诉我，阿米达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后来他便娶了她。伦敦贫穷意大利人的生活里，有着比伦敦所能察觉到的多得多的浪漫与悲剧。我们太容易将意大利人视为嗜血之辈，认定他们好动刀子，而实际上，伦敦的意大利人聚居区总体上是勤劳、节俭且守法的，与那些来自北欧的异族聚居区截然不同——那些人不断将污秽、疾病和不道德带入东区，成为了这座本已人口过剩的城市里毫无用处的累赘。

他那恳切的期望，希望妻子能再见我一面，让我大为动容。既然那天晚上我没什么特别的事要做，又对他所处的困境深表同情，我便决定陪他回家，看看能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他一点微薄的帮助。

当我同意随他去时，他不停地向我道谢。

“啊，主人！”他感激地说道，“她一定会很高兴的。您真是太好了。”

我们叫了一辆出租马车，穿过威斯敏斯特桥，来到了他给的地址——约克路旁一条阴暗的后街，那是那种阳光永远也照不到的狭窄、污秽的通道。啊，那些太阳的子民——贫穷的意大利人，被关在我们阴沉、卑劣的街道里，该是多么经常地忧郁憔悴而死啊！污垢和破败对他们并无妨碍；真正致命的，是那潮湿、寒冷和阳光的匮乏。

一个长相猥琐、面目可憎的家伙为我们开了门，对着奥林托低声咕哝了几句。奥林托划着一根火柴，走在我的前面，登上了磨损且没有铺地毯的楼梯，并为走在我前面而表示歉意，用意大利语说道：

“我们住在顶楼，先生，因为那里便宜，而且空气好些。”

“没错，”我说，“完全正确。继续走吧。”这时我似乎听见了我乘坐的出租马车离去的声音。

那是一个阴沉、压抑、没有灯光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同伴是我信任的仆人，我肯定会犹豫是否要进去。我本能地厌恶那个开门的家伙。他是那种典型的兰贝斯游手好闲之徒。然而，我转念一想，贫穷的异乡人是没法选择住处的。

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在顶楼进入的客厅陈设相当舒适，干净且体面，尽管仍能看出明显的贫困痕迹。桌上点着一盏廉价的油灯，但房间里空无一人。

奥林托有些惊讶，走进隔壁房间，片刻后回来惊呼道：

“阿米达肯定出去买东西了。或者她可能和楼下的那家人在一起，那是个排字工和他的妻子。他们对她很好。我去把她找回来。您先坐下歇歇，先生。”他把那把最好的椅子拉到我面前，用手帕擦了擦灰。

我让他去接她，心里有些惊讶，毕竟根据他之前对病情的描述，她竟然能四处走动。不过，肺结核在晚期之前确实不会让人一直卧床不起。

我站在那里，环顾四周，却无法看清角落里的情形，因为那盏灯罩着一个绿色的纸板罩，只在桌子上投下一圈光亮，将房间其余部分留在了黑暗中。然而，当我的眼睛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后，我发现这地方积满了灰尘，有些凌乱。我看到沙发其实是一张折叠的铁床，上面垫着油腻的旧垫子，地毯也磨损得千疮百孔。当我拉开旧灯芯绒窗帘想往窗外看时，发现百叶窗是关着的，我觉得对于这么高的楼层来说，这很不寻常。

奥林托很快回来了，说他妻子显然去下沼泽区买东西了，因为那里的居民习惯在晚上去街道两旁排满的小贩摊位“赶集”。那些腐烂得快的东西，即市场和商店剩下的积压品，在晚上比白天便宜得多。

“希望您不赶时间，先生？”他抱歉地说道，“不过，那可怜的姑娘还不知道惊喜在等着她呢。她肯定很快就会回来。”

“那我等着，”我说着，向后瘫坐在他拉来的椅子上。

“我没什么能招待您的，主人，”他笑着说，“您知道，我没料到会有客人。”

“没关系，奥林托。我刚吃过晚饭。跟我说说你离开我之后过得怎么样。”

“啊！”他苦笑着。“在伦敦安顿下来之前，我经历了很多起伏。海上的生活不适合我——工作也不行。他们把我塞进移民船舱，结果我什么也没挣到。其他的服务员都是那不勒斯人，所以因为我是托斯卡纳人，他们把我降到了最差的岗位。啊，先生，您不知道为那些移民服务是什么滋味！我跑了两趟船，然后回来娶了阿米达。我去找过您，但蒂托说您在伦敦。起初我在维亚雷焦的一家咖啡馆找到了工作，但季节一过，我就失业了，只好设法从热那亚一路打工到了伦敦。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托特纳姆法院路一家餐馆的洗碗工，后来成了莫尼科啤酒大厅的服务员，攒够了钱把阿米达接来这里。后来我去了米兰餐厅，希望很快能进一家大酒店——或者卡尔顿酒店的烧烤餐厅。我有个朋友在那儿，他们赚得很多——据说每星期光小费就有四五英镑。”

“我会看看能为你做些什么，”我说，“我认识几位酒店经理，他们可能有空缺。”

“啊，先生！”他感激涕零地喊道，“您要是能帮我！只要您一句话，我就能谋得一个好职位。我能干活，您是知道的——而且我确实在努力工作。我会为了她而努力的。”

“我答应你了，”我简短地说道。

“我该怎么报答您才好？”他站在我面前喊道，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异样的狂野，那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你过去服务得很好，奥林托，”我回答说，“当我发现真正纯粹的诚实时，我会尽力去珍惜它。可惜，这个世界上这种东西太少了。”

“是的，”他嗓音沙哑地说道，神情突变，“先生，您今晚向我证明了您是我的朋友，作为回报，我也要向您证明我是您的朋友。”他突然抓住我的双手，把我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同时用一种低沉而急促的声音问道：“在英国，你像在意大利那样随身携带左轮手枪吗？”

“是的，”我对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问题感到惊讶，“怎么了？”

“因为这里有危险，”他用同样低沉而严肃的语调回答，“把你的武器准备好。你可能用得着。”

“我不明白，”我说着，摸了摸后口袋，确认我的柯尔特手枪还在那里。

“忘了我说过的话吧——全部——今晚我对你说的所有话，”他说，“我还没解释全部真相。你处于危险之中——致命的危险！”

“怎么会？”我屏住呼吸惊呼道，对他态度的巨大转变以及他显然担心我会出事的焦躁感到惊讶。

“等着，你就会明白，”他低语道，“但首先，先生，告诉我你会原谅我在这次卑鄙的勾当里扮演的角色。我和你一样，无意中落入了你敌人的圈套。”

“我的敌人！他们是谁？”

“他们身份不明，目前必须保持秘密。但如果你怀疑自己的处境，那就看着——”他从火炉里拿起锈迹斑斑的火钳，小心翼翼地垂直竖立在我刚才坐的那把深旧扶手椅前，然后让火钳倒向椅子的边缘，就在那一瞬间，他飞快地跳开了。

刹那间，一道明亮的蓝色闪光横扫了房间，火钳歪倒在一旁，被烧得变形，完全看不出原本的模样。

我惊呆了，那一刻完全无法意识到自己刚刚是如何死里逃生的。

“看！看后面！”意大利人喊道，示意我注意椅子的后腿。我拿着灯弯下腰，惊讶地发现两根电线连接在那里，沿着地板一直延伸到窗外；而我刚才双脚所放的地毯下，竟然藏着一块薄钢板。

那些如此巧妙地把我诱骗到这个阴森的死亡之屋的人，已经把照明主电线接到了那把看似无害的椅子上，并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接通了足以电死五十个人的高压电流。

我僵立在原地，不敢乱动，生怕碰到哪根隐蔽的电线，只要稍有触碰，我就必死无疑。

“你的敌人为你设下了这个恐怖的陷阱，”这位曾经我所信任的仆人说道，“当我卷入这件事时，我并不知道这会是致命的。他们没对我透露任何卑鄙的意图。但现在没时间解释了，先生，”他急促地压低声音，语气绝望，“请答应我，你不会预先评判我，”他恳求道。

“在听到你的解释之前，我不会预先评判你，”我说，“今晚我这条命确实是你救的。”

“那就快！立刻逃出这栋房子。如果有人拦你，就用你的左轮手枪。别犹豫。他们很快就会赶来。”

“但他们到底是谁，奥林托？你必须告诉我，”我绝望地大喊。

“天哪！走！快走！”他喊道，猛地把我推向门口，“逃吧，不然我们俩都会死——我们两个都会没命的！跑到楼下去。我得装作在后面追你。”

我转过身，看到他那绝望的急切，便仓皇逃离，而他跟在我身后跑着，嘴里用意大利语咒骂着，仿佛我真的从他手里逃脱了一样。

在我奔跑时，黑暗的窄道里有一个人试图绊倒我，我直接对着他开了一枪，随后冲到门口解开锁，片刻后，我就站在了大街上。

这是我一生中离死亡最近的一次——肯定也是最离奇、最惊人的冒险。我想，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在牛津街上上下下找寻“米兰餐厅”，却一无所获。我问了店主、邮递员和警察；我在牛津音乐厅的吧台查阅了伦敦名录，尽了一切可能打听。但全都徒劳无功。没人听说过那个地方。牛津街上的餐馆多如牛毛，从弗拉斯卡蒂到简陋的咖啡馆应有尽有，但没人听说过什么“米兰”。

就连奥林托也骗了我！

我感到十分懊恼，因为我曾视他为诚实、正直、勤恳之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欺骗我，又为什么要将我诱骗到坟墓的边缘。

他曾告诉我，他自己也落入了敌人设下的圈套，可他却始终拒绝告诉我那些敌人是谁！这一切简直不可理喻。

我开车去了兰贝斯，在约克路附近那些凌乱的街道里徘徊，但我实在无法断定我被带进的是哪一栋房子。有十几栋房子看起来都像是那栋我死里逃生的地方。

渐渐地，一个念头在我心中生根：我那前任仆人不知从哪儿得知我到了伦敦，他监视着我离开俱乐部，他关于阿米达的所有可怜故事都是虚构的。他是那些隐秘敌人的走卒，正是他们如此巧妙且无情地策划了我的毁灭。

我知道自己确实有敌人。认为自己没有敌人的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从济贫院的乞丐到开着汽车的国王，这世上没有谁是没有敌人的。但那隐形的敌人总是最危险的；因此，那天我走在那些卑劣的后街——即伦敦人所说的“水那边”，也就是沃特卢路和威斯敏斯特桥路这两条交通主干道之间的地区——时，心中充满了忧虑与反思。

那些隐秘的敌人雇用了奥林托来实施他们卑鄙的谋杀阴谋。动机何在？

当我穿过沃特卢桥走向河岸街时，我在想，奥林托·桑蒂尼是否还会找我并兑现他的解释承诺。我已经承诺过，在他揭露真相前不会预先评判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对他完全信任。

当敌人身份不明时，忧虑感总是会加倍，因为在想象中，危险潜伏在每一个角落，朋友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掩盖着嫌疑敌人的诡计。

那天我在城里办事时，对每一个人都抱着怀疑，不知道自己是否被跟踪，或者那些想要我命的人是否在策划其他同样巧妙的伎俩，好让我无知无觉地走向死亡。在接下来的那些闷热日子里，我竭尽全力寻找奥林托。伦敦的热浪对我来说，比托斯卡纳那古老地界里火辣的阳光更加压抑，凡是能离开城镇的人，都已经去乡下或海边避暑了。

我发现的关于那个意大利人的唯一线索，是他曾在沙夫茨伯里大道的国际酒店服务员协会登记，称自己在加蒂阿德莱德画廊工作。但经过打听，我发现他一年多前就离开了，他以前的同事没人知道他的去向。

如此一来，所有探寻皆告失败，我在伦敦的事情终于办妥，便动身前往邓弗里斯，履行每年探望叔叔乔治·利特尔爵士的义务。由于我从童年起就熟悉邓弗里斯，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年的青春时光，我在附近有很多朋友，因为乔治爵士和婶婶在郡里很受欢迎，出入于上流社交圈。

每次我从国外回来，他们位于伯恩斯故居城外名为“绿草坪”的庄园总是欢迎我的到来，这次也不例外，因为邓弗里斯的乡村宅邸在八月总是因为狩猎季节的临近而热闹非凡。

“有些新搬来的人租下了拉诺克城堡。看起来相当不错，”我刚到的第二天，我们在午餐时婶婶评论道，“他们姓利斯考特，他们请我下午开车带你过去打网球。”

“你知道，我不太会玩，”我说，“在意大利我们不兴运动。但如果是为了礼貌起见，我当然会去。”

“好吧，”她说，“那我就让车夫三点钟备好马车。”

“那儿有几个不错的姑娘，戈登，”叔叔调皮地打趣道，“你会玩得很开心的，别以为你会无聊。”

“那倒不会，”我回答。三点钟，乔治爵士、婶婶和我出发前往那座古老而著名的历史城堡。它高耸于伯格尼山上，俯瞰着邓斯科尔以外的凯恩河水，那是古老混乱岁月里“黑道格拉斯”的堡垒之一，如今则是一个宏伟的古老宅邸，拥有大片的狩猎场，其富有但手头拮据的主人有时会以高价将狩猎权出租。

在我们靠近之前，老远就能看到它那巨大的圆塔在山腰上显得阴森灰暗，傲视着整个山谷。当我们驱车进入庄园时，发现在古老的滚球场上，一群衣着夏装的宾客聚集在一起，那里现在已被改造成了现代化的网球场。

利斯考特夫人和她的丈夫——一位身材高挑、瘦削、灰白头发、衣着考究的男士——都走上前来迎接我们。一番寒暄介绍后，我加入了一场网球赛。他们是一群快乐的人。利斯考特一家接待了大量的宾客，他们的待客之道与他们租下的那座宏伟古宅相得益彰。

仆人们在草坪上供应了茶点。比赛结束后，我感到有些疲惫，便独自漫步，遇见了穆里尔·利斯考特，一个活泼的黑眼睛姑娘，头发梳得很紧，穿着一件棉衬衫和法兰绒网球裙。

我为自己极其糟糕的球技表示歉意，解释说在意大利我没什么练习机会，于是她说：

“我对意大利略知一二。上个季节我和母亲去过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

接着我们开始讨论起意大利的风景画、雕塑和观光点。从她的谈吐中，我看出她游历广泛；事实上，她告诉我，她的父母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为了寻求新鲜感和消遣而在各地奔波。我们进入了城堡巨大的镶板大厅，走过古朴的旧石阶，来到了长长的宴会厅。那里有着橡木镶板的天花板，在现代已变身为一间明亮宜人的客厅，从窗户望去，可以欣赏到奈斯戴尔的绝妙景色，越过此处，还能看到远处覆盖着石楠花的群山。

在外面酷热的阳光下漫步后，能在这阴凉的古老房间里休息真是惬意。当我环顾四周时，注意到这里比我几年前拜访前任主人时要豪华且有品位得多。

“我们很高兴能到这里来，”我这位漂亮的女伴说道，“我们在伦敦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季节。”随后她开始描述宫廷舞会，以及我之前在报纸上读到过的几场最著名的社交活动。

她那活泼的性格、敏捷的思维和强烈的幽默感吸引了我，所以我坐下来听她那愉快的闲谈。作为一名身处异国的流放者，我很少讲英语，除了和领事哈切森在一起时，即便如此，如果有外人在场，我们也多半会说意大利语，好让周围的人听不懂。因此，她的八卦让我感到有趣。当金色的夕阳洒满这间气派的古老房间时，我坐在那儿听她说话，内心暗暗赞叹她那天生的优雅和美丽的容貌。

我全然不知她父亲是谁，也不知他从事何种行当——究竟是像许多热衷于参加昂贵的狩猎活动、大肆挥霍宴请宾客，好从后门挤进上流社会的那种富有的制造商，还是位家境殷实、门第高贵的绅士。从他那绅士般的风度和优雅的举止来看，我更倾向于后者。他身材高大，站姿挺拔，宛如一位退伍军人，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庞透着一股显眼的贵气。

我正向这位漂亮的同伴讲述我自己的生活，说我因酷爱意大利，所以宁愿住在托斯卡纳也不愿待在英国，还说我每年都会回家住上一两个月，探望亲友并与外界保持联络。

她突然说道——

“我有一次在里窝那待过几个小时。当时我们正乘游艇在地中海航行。我热爱大海——如果能遇上好天气，游艇航行真是太有意思了。”

提到游艇，我不禁想起了“Lola”号的到访以及随之而来的神秘后续。

“那么，你父亲有一艘游艇？”我尽量漫不经心地问道。

“是的，叫‘Iris’号。我叔叔正乘它在挪威的峡湾巡游。对我们来说，待在这里算是一种调剂，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漂泊。去年我们乘它横渡到纽约，玩得极其开心——除了遇上一次猛烈的狂风，让我们都有些提心吊胆。但Moyes船长非常出色，所以我从不担心。船员全都是北海的渔民——父亲绝不雇佣其他人。我对此也没意见。”

“看来你一定做过很多次长途航行，见识过世界各地不少奇特的地方，利斯考特小姐？”我说道，对她的兴趣愈发浓厚，因为她看起来极为聪慧且见多识广。

“哦，是的。我们去过墨西哥和巴拿马，还有摩洛哥、埃及以及非洲西海岸。”

“而且你竟然还在里窝那登过岸！”我说道。

“是的，但我们停留的时间不到一小时——我想是去发份电报。父亲说那里没什么可看的。我和他上岸转了转，不得不说，我感到相当失望。”

“你说得很对。那座城市本身确实既丑陋又乏味。但郊区——圣雅各波（San Jacopo）、阿登扎（Ardenza）和安蒂尼亚诺（Antigniano）都非常迷人。真遗憾你们没去看看。你们在那里停靠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吗？”

“没多久。我实在记不清确切日期了，”她回答道，“当时我们正从亚历山大港返航。”

“在你们去过的港口里，有没有见过一艘叫‘Lola’号的游艇？”我急切地问道，因为我想到她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

“‘Lola’号！”她倒吸一口冷气，脸色瞬间大变。一阵红晕漫上双颊，随即便变得如死尸般苍白。“‘Lola’号！”她用一种怪异且嘶哑的声音重复道，同时竭力不表现出任何惊恐。“没有。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船。它是蒸汽游艇吗？船主是谁？”

我惊疑不定地注视着她，因为我看出提到这个名字在她内心引起了某种严重的忧虑。她那双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流露出一种明显的、难以言表的恐惧。

她究竟可能知道关于那艘神秘船只的什么内情？

“我不知道船主的名字，”我说道，依然装作没注意到她的惊惶与不安。“那艘船在里窝那外围的梅洛里亚（Meloria）危险浅滩搁浅了，由于船长的愚蠢，差点就沉没了。”

“是吗？”她急促地低语，身体不由自主地前倾，似乎无法掩饰内心那令人窒息的焦虑。“那么你……你登过那艘船吗？”

“是的。”我只说了这一个字。

两人之间陷入了沉默。当我的目光锁住她时，我发现她那张俊俏而灵动的脸庞上，所有的光彩与生机瞬间消失殆尽。我意识到，她一定私下掌握着解开那个令我困惑不已的奇特谜团的钥匙。

突然，门开了，一个声音欢快地喊道——

“哎呀，我到处在找你，穆里尔。你怎么躲在这里？你不打算过来了吗？”

我们同时转过头，就在她转身的刹那，一声极度惊恐的低呼不由自主地从她口中溢出。

下一秒，我猛地从座位上弹起。她尖叫的原因显而易见，因为在透过长长的落地窗射入的金色夕阳余晖中，站着一位宽肩、留着金黄色胡须、身穿网球法兰绒衫、头戴巴拿马草帽的男人——那个我所熟知的逃犯Philip Hornby！

我面对着他，说不出话来。

第四章

谜团愈发深重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面对这意想不到的邂逅，我们同样感到惊愕，呆若木鸡地互相注视着。

Hornby在看到我的瞬间快速颤抖了一下，脸色苍白得连嘴唇都没有了血色。而穆里尔·利斯考特反应极快，察觉到了他神情的骤变，随即起身，以她所能控制的最平静的声音为我们做了介绍。

“我想你们还不认识，”她微笑着对我说道，“这位是Martin Woodroffe先生——这位是Gordon Gregg先生。”

我向他鞠了一躬，心中突然下定决心保持沉默，假装我还在怀疑眼前这个人是否真的是我在“Lola”号上的主人。我打算表现出我并未确信到足以公开表达怀疑的地步。于是我们鞠躬致意，像陌生人一样寒暄起来。而我仔细观察着，发现他们两人的心情都大为放松。他们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随后，仿佛确信我已经感到困惑且无法确定，那个自称Woodroffe的男人向我的同伴解释道——

“我整天都和弗雷德在牛顿斯图尔特（Newton Stewart），直到一刻钟前才回来。今天不打球了吗？”

“我想不打了，”她回答，“我们整个下午都在外面，我有点累了。不过其他人还在草坪上。你肯定能找个人对打。”

“如果你不打，我也不打。我回来是为了履行今天早上做的承诺，”他站在宽大的壁炉前，将网球拍背在身后，笑着说。

我审视着他的面容，愈发确信他确实就是那个给了我Hornby这个名字和萨默塞特郡虚假地址的男人。两人似乎交情匪浅，我暗自揣测他们是否已经订婚。无论如何，这家伙在这里显得十分自在。

当他与这家千金交谈时，他向我投来了一瞥，那一瞥既迅速又隐蔽，紧接着又向她射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那是一种重拾信心的眼神，仿佛他觉得自己已经成功消除了我可能产生的任何疑虑。

我们谈论起松鸡和鲑鱼的前景。从他的言谈来看，他似乎对运动极其热衷，就像他当初自称热衷于游艇航行一样。

“我的朋友利斯考特真是太幸运了，竟然能租到这么棒的老宅。我到处都听到关于这里鸟类数量的赞美之词。这片地方在过去保护得很好，而且有充足的良好掩体。”

“是的，”我说，“庄园主吉尔雷（Gilrae）是个热衷于狩猎的人。在他手头拮据之前，他曾在这片地产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我相信，这里一直被认为是西南部最好的狩猎场之一。听说下方的峡谷里有鲑鱼——但我从来没去钓过。”

“当然有。我已经见过好几次了。希望哪天能去试一试。峡谷深邃而阴凉——是鱼类的理想栖息地。据我所知，这里唯一的遗憾就是黑松鸡的数量太少了。”

“确实，但在苏格兰这一带，它们一年比一年稀少。如今要打到一只真正漂亮的黑公鸡简直是大事件了，”我说。

在我们交谈期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仔细观察他思维飞速运转的时候，利斯考特本人走了进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刚才一直在打网球，此时进来休息纳凉。

主人与客人的关系显然极其亲密。利斯考特称呼他为“马丁”，并开始讲述他的首席狩猎管理员今天与庄园里一个小农户因为捕杀兔子而发生的争执。在我们交谈时，穆里尔提议我们回网球场走走。尽管我非常舍不得离开这两个男人，但我还是不得不接受了邀请。

她似乎是有意要把我从那个男人身边支开，生怕我待得越久，疑虑就会越发得到证实。她正与我所认识的那个Hornby合谋行事。

还有不少人在观看比赛，因为夕阳时分，这些古老的园林里格外宜人。干涸的护城河如今变成了一个种满杜鹃花和鲜艳映山红的花园，而高耸的古老山毛榉树篱、刻有“汝之光影流转，离死期又近一日”箴言的奇特旧日晷，以及覆满地衣的灰白旧石栏杆，都在默默诉说着那个辉煌的时代——那时，兰诺赫（Rannoch）领主们的剽悍骑手让边境地带闻风丧胆，而许多黑道格拉斯（Black Douglas）的囚犯曾在那座至今仍高耸于北塔之上的阴森石室中苦苦煎熬，直至死去。

在离开前于此漫步和休憩的宾客中，有不少是我认识的人，他们都在附近有狩猎小屋，也是我叔叔的朋友。在苏格兰，体育爱好者之间总有着热情的款待风气，等级制度也比英格兰宽松得多。

我正站在那里与两位即将向女主人告辞的女士聊天时，利斯考特回来了，但他独自一人。Hornby并没有跟着他。是因为他害怕再次见到我吗？

为了查清那个神秘地从里窝那逃走的人的底细，我动用了一点外交手段，设法与一位名叫坦南特（Tennant）的年轻已婚女子坐在草坪上。她是位骑兵队长的妻子，也是家庭聚会的宾客之一。过了一会儿，我成功地将话题引到了其他客人身上，尤其是那个我所认识的Hornby。

“哦！Woodroffe先生真是太有趣了，”这位开朗的小个子女人断言，“他总是搞些恶作剧。晚餐后他通常是我们派对的灵魂人物。”

“是的，”我说，“我对他仅有的这点了解让我觉得他很不错。他是个很好的人。我听说他已经和穆里尔订婚了，”我试探道，“是真的吗？”

“当然。他们订婚快一年了，但他直到最近才从国外回来。他对自己私事守口如瓶，从不谈论他的旅行和冒险经历，尽管利斯考特先生有天曾宣称，如果他能把那些九死一生的经历写下来，一定会是一本极其轰动的书。”

“利斯考特和他显然是极亲密的朋友。”

“哦，简直形影不离！”她笑道，“还有那个总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又矮又胖、满脸通红的老家伙，就是那边和穿浅蓝色衣服那位女士站在一起的，那是Ughtred Gardner爵士。Woodroffe先生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腐臭爵士（Sir Putrid）’。”我们俩都笑了。“当然，别说是我说的，”她低声道，“他们当面可不敢这么叫他，但他不在场时，叫错他的名字实在是太容易了。我们女士都不怎么喜欢他，所以这个绰号倒挺贴切的。”

她继续闲聊着，告诉我许多我渴望了解的关于拉诺赫新住客及其朋友的信息，尤其是那个最初在里窝那领事馆与我搭讪的男人。

半小时后，我叔叔的马车到了，我带着一种强烈的印象离开了：利斯考特一家身上笼罩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谜团。然而，那到底是什么，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也许是因为Philip Leithcourt与那个巧妙欺骗我的男人关系如此亲密，才激起了我对他的好奇；又或许是那种神秘的直觉，那种人有时在灾祸临近前所感受到的奇特预兆。无论原因如何，我心中已充满了严重的忧虑。谜团日渐深重，且令人费解。

接下来的那一周，我试图打听关于城堡新主人的所有消息。

“他们到处都受欢迎，”当我询问婶婶时，她宣称，“当然，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只知道他们两年前在威廉堡（Fort William）附近有狩猎权，而且他们在绿街（Green Street）有一处城市住宅。他们显然是非常时髦的人。你不觉得吗？”

“从他们的宾客名单来看，确实如此，”我回答，“他们是目前卡莱尔（Carlisle）以北所能找到的最热闹的一群人了。”

“没错。其中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婶婶说，“我已经请他们明天下午过来，他们答应了。”

“太好了！”我惊呼道，因为我想要寻找机会再和那个与化名为Hornby的男人订婚的黑眼少女聊聊。我特别想查清当我提到“Lola”号时她为何会恐惧，以及她是否知晓Hylton Chater的事。

机会如期而至。第二天下午，拉诺赫的宾客们分乘两辆大马车赶来。加上附近的其他宾客和一支来自邓弗里斯的乐队，我婶婶的庭院呈现出一派欢快、活跃的景象。除了惯常的网球和槌球，一些男士还在我叔叔——一位高尔夫发烧友——最近修缮的极佳球场上享受着推杆的乐趣。

正如我所料，Woodroffe并没有随行。利斯考特夫人，一个稍微有些大惊小怪的小个子女人，对他的缺席表示歉意，解释说他几天前突然被召回伦敦，但周末就会回到拉诺赫。

“我们可舍不得失去他，”她对我婶婶说，“他太风趣了——他那些滑稽的言语和动作每晚在餐桌上都能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他是个完美的模仿大师。”

我转身离开，陪着穆里尔散步，借口带她参观我叔叔那美丽的园林。这些园林丝毫不比城堡的逊色，而且或许打理得更好。

“我昨天才听说你订婚的事，利斯考特小姐，”当我们独处时，我开口说道，“请允许我献上最诚挚的祝贺。前几天你把Woodroffe先生介绍给我时，我完全没想到他会是你的未婚夫。”

她迅速地瞥了我一眼，我在她黑色的眸子里看到了一丝疑虑。接着她微微泛红，不安地笑了笑，用一种空洞而生硬的声音说道——

“Gregg先生，真感谢你给我送来这么多美好的祝福。”

“那喜事定在什么时候举行呢？”

“日期还没完全定下来——我想是在明年年初，”我感觉她叹了口气。

“那你们可能得花不少时间在游艇上吧？”我建议道，双眼紧盯着她，试图观察我这番话的结果。但她表现得极其克制。

“我热爱大海，”她简短地回答，眼神直视前方。

“你母亲说，Woodroffe先生去伦敦了。”

“是的。他收到一封电报，必须立刻离开。真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我们本来计划昨天去邓德拉南修道院（Dundrennan Abbey）野餐的。”

“但他会回来，对吧？”

“我真的不知道。一切似乎都很不确定。我今天早上收到一封信，说他可能得去汉堡处理公务，而不是回到我们这儿了。”

她的语气中透着失望，但我同时也注意到，她那个未婚夫确实因为我的出现而逃离了苏格兰。

我多么渴望直截了当地问她，关于那个笼罩在重重谜团中的游艇主，她到底知道些什么。然而，若表现出过度的焦虑，肯定会让我破解谜题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因此，我只能满足于提出巧妙伪装的问题，并从她的回答中得出我自己的结论。

当我们走在那些碎石小径上时，一种强烈的感觉油然而生：她的婚事是被父母强迫的。她的举止就像是一个藏有某种奇异而可怕秘密的人，她害怕这个秘密会泄露出来。她那双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仿佛她一直生活在某种恒久的畏惧之中。当然，她没向我透露任何关于她个人情感或心事的内容，但我从她的言语和神态中察觉到了一种古怪的冷漠——一种缺乏真正热烈爱慕的感觉。Woodroffe比她年长许多，又是她父亲的朋友，因此在我看来，利斯考特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向女儿施压促成这桩婚姻，这极有可能。在对地位、权力和财富的疯狂追逐中，男人无情地在婚姻市场上出卖女儿，而野心勃勃的母亲为了自身的荣耀，牺牲女儿的幸福，这类阴谋诡计比大众想象的要多得多。悲剧，唉！确实写在许多新娘的脸上——她们的肖像出现在时尚杂志上，而其装扮在底下的短文中被详细记录。事实上，当今社会，能自由选择丈夫的女性简直是例外，因为想要在社交阶梯上“往上爬”的父母已经发现，漂亮的女儿是可以交易的商品，许多男人都是靠女婿在经济和地位上才“站稳了脚跟”。因此，利益婚姻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与之成正比的，是离婚申请的增加。

我在穆里尔·利斯考特那双幽深的黑眼睛里读到了悲剧。我知道她年轻的心里承载着某种秘密的哀伤或内疚的真相，如果她敢的话，她会向我吐露的。她自己的话告诉我，她感到困惑；她渴望倾诉并向人寻求建议，但由于某种隐藏的、不幸的情况，她的嘴被封住了。

我试着进一步询问她关于Woodroffe的事，比如他从事什么职业以及他的过去。

但她显然对我产生了怀疑，因为我不幸提到了“Lola”号。

她想向我吐露心声，但又什么也不肯说——绝对什么也不说。

Martin Woodroffe没有再回到拉诺赫的宾客中。

尽管我作为叔叔的客人待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得多，甚至待到了整个狩猎季结束，目的就是为了监视利斯考特一家，但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他们是非常有教养且好客的人。

我们交换了许多次拜访和宴请。虽然叔叔曾多次邀请利斯考特及其朋友参加他的狩猎活动，并提供女士们也会参加的户外午餐，但拉诺赫的租客也总是回请我们。

就这样，我得到了许多与穆里尔交谈并密切观察她的机会。我素有“坚定的单身汉”之称，因此她似乎并不排斥我的陪伴。她操作猎场看守枪（rook-rifle）的技术不输给任何女性，而且确实是个非常出色的射手。因此，我们经常发现自己独自走在开阔的荒原上，或者沿着迷人的尼思代尔（Nithsdale）峡谷漫步，那里秋叶绚烂，色彩斑斓，风景优美。

另一方面，她父亲似乎对我抱有极大的怀疑。我很容易看出，邀请我前往拉诺赫仅仅是因为如果不邀请我，就没法邀请我叔叔。

利斯考特或许认为我在追求他的女儿，总是竭力避开我，从不让我和他独处。为什么？我感到纳闷。他怕我吗？Woodroffe是否告诉过他我们在里窝那那次奇怪的邂逅？

他对我的这种明显的反感，促使我更加隐秘地观察他，其程度或许比我本应做的还要密切。他是一个性情忧郁的人，经常抛下宾客独自散步，沉思徘徊。有几次我暗中跟踪他，惊讶地发现尽管他朝不同的方向绕了许多远路，但他总是在同一时间——五点钟——抵达同一个地点。

他驻足之处位于离兰诺赫约三英里的一座小山丘上，那儿有一片昏暗的树林边缘，是捕猎林鸽的好地方，因为它们常到那里栖息。从通往莫尼亚伊夫（Moniaive）的大路算起，穿过丘陵足有两英里远。在他习惯坐下休息并抽烟的那处灰色墙垣的缺口处，可以俯瞰洛赫乌尔（Loch Urr）以及远处长满石楠花的群山，景色壮丽非凡。

利斯考特从不直接前往那个地方，总是算好时间，正好在五点抵达，在那里抽着香烟直到五点半，仿佛在等待某个他预期会来的人。有一两次，客人们提议在日落时分去打鸽子，但他总是找借口反对，因此，那些不知内情的宾客们也就远离了那处偏僻的角落。

年轻时，我曾多次在那昏暗的黄昏中静坐，并射杀过许多鸽子，因此我对那片林子了如指掌，能够从他最难以察觉的地点观察这位兰诺赫的租客。

有一次，当我与穆里尔独处时，我提到了她父亲独自散步的癖好，于是她说道——

“哦，是的，他一直很喜欢散步。我们刚来这里时，他常带我一起去，但他总是走得太远，以至于我后来拒绝再跟他去了。”

她只字未提伍德罗夫（Woodroffe）。我给了她很多机会，拿她即将到来的婚事开玩笑，好让她再次提起他。但他的名字从未从她唇间滑落。我只知道他出国了——仅此而已。

我独自一人时，常会回想起那个遇见奥林托（Olinto）的夜晚所发生的离奇经历，以及我从那些不知名敌人手中侥幸逃脱的经过。我怀疑那次对我实施的狡诈而卑劣的谋杀企图，是否真的与里窝那（Leghorn）的那件怪事有关。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心中充满了愈发深重的疑虑。我被层层谜团包围着。

事实上，仅凭一个奇怪的事实，这种疑虑就增加了百倍。

一天傍晚，当我和兰诺赫的宾客们在外面打了一整天的猎回来时，我坐着珀斯（Perth）运货马车与另外三名男子回到城堡，发现女士们正聚在大厅里准备喝茶。巨大的旧壁炉里燃烧着令人惬意的原木火，因为在十月的苏格兰，天气湿冷，傍晚有团火总是很舒服的。

穆里尔坐在高高的软垫护栏上——就像俱乐部里那种供女士们使用的位置，晚餐后那里总是一个舒适的聚会点。我进去时，她迅速起身，递给我一杯茶，看着我惊呼道——

“哦，格雷格（Gregg）先生！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是的，我在追捕鹬鸟，不小心掉进了泥潭里，”我笑着说，“不过那是今天早上的事了，泥已经干了。”

“跟我来，我给你拿把刷子，”她催促道。我穿过长长的走廊，跟着她上了楼，来到一间她自己的小书房。那是她平时工作和阅读的隐秘之所——一个舒适的小房间，在厚实的墙壁上开着两扇奇特的旧窗，铺着抛光橡木地板，头顶是巨大的黑色横梁。房主住进来时，这个房间一直闲置着，但我发现它现在已被彻底改造，成了一个极具品味的小小奢华避风港，里面摆满了色彩鲜艳的印花棉布、土耳其地毯，古老的石壁炉里还燃着愉快的火光。

当我表达对她这间小密室的赞赏时，她笑了笑，说道——

“我相信在过去这里曾是军械库。但它现在成了个相当舒适的小闺房。当派对上太吵闹时，我可以把自己锁在里面，享受宁静，”她欢快地补充道。

但当我的目光环顾四周时，它突然落在一件让我深感震惊的物体上——一个镶在深红色皮框里的内阁照。

那照片上的年轻女孩——竟然就是我在“Lola”号上发现的那张被撕成两半并丢弃的肖像的副本！

当我站在那里，盯着它陷入纯粹的困惑时，照片中那双欢快的眼睛正对着我发笑。

“多漂亮的姑娘！”我迅速惊叹道，掩饰着内心的惊讶，“她是谁？”

我的同伴沉默了片刻，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带着一种奇怪的探寻目光看向我。

“是啊，”她笑道，“每个人都赞美她。她曾是我的校友——艾尔玛·希思（Elma Heath）。”

“希思！”我重复道，“她在哪里和你一起上学？”

“在奇切斯特（Chichester）。”

“很久以前的事了吗？”

“两年多一点。”

“她真美！”我断言道，拿起那张照片，发现上面印着的正是那家我在地中海“Lola”号的地毯上发现的、位于新邦德街（New Bond Street）的名摄影师的名字。

“是的，她本人比照片上更漂亮。照片还没拍出她的神韵。”

“她现在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这么刨根问底，格雷格先生？”这位美丽的姑娘笑道，“你难道真的因为一张照片就爱上她了吗？”

“我可没那么容易动情，利斯考特小姐，”我装作严肃地回答，“我想即便是我最坏的敌人也无法称我为轻浮的人吧？”

“不，我得给你应有的评价，”她断言道，“你从不轻浮。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谢谢你的坦率，利斯考特小姐，”我说。

“只是，”她补充道，“你看起来被艾尔玛的魅力迷住了。”

“我觉得她非常漂亮，”我说道，手里依然拿着那张照片，“你现在还见到她吗？”

“从不，”她回答，“从我离开学校那天起，我们就没见过面。她比我小几岁，我听说在我离开奇切斯特后的一周，她的家人就把她接走了。她现在在哪里，我毫无头绪。她家人住在达勒姆（Durham）一带。她父亲是位医生。”

她的回答令我失望。然而，我至少获知了照片原型女子的姓名，或许通过摄影师我能找到她的住址，因为在我看来，她似乎与那些神秘的游艇主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对于穆里尔关于她的描述，我丝毫没有怀疑。然而，那张曾给我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照片的副本，竟被珍藏在她自己的小闺房里，作为一位挚友的纪念，这绝对不仅仅是巧合。

“那么，关于她目前的处境或下落——比如她是否结婚了，你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啊！”她顽皮地叫道，“你从自己的话语中露了马脚。我真的相信你爱上她了，格雷格先生。如果她知道，她会非常受宠若惊的——或者至少，她应该受宠若惊。”

对此我只是微笑，我宁愿她采用那种推论，也不愿让她怀疑其他。

她说话很坦率，像一个纯真诚实的女孩。她并不嫉妒，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心怀芥蒂——就像女人通常会介意的那样——我不该爱上一张朋友的照片。

那张被撕裂的照片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谜，对此我深信不疑。那个我在“Lola”号上用餐的难忘夜晚的记忆，生动地浮现在我眼前。为什么那个女孩的肖像会被如此无情地毁掉，而像框又被面朝墙壁放置？一定有某种理由——某种明确且严肃的动机。我暗自思忖，穆里尔告诉我的究竟是真话，还是她仅仅在试图包庇那个被怀疑的男人——她的爱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斯考特一家身上的谜团变得愈发不可捉摸，也愈发令人着迷。我在卡莱尔的车站酒店查阅了伦敦电话簿，发现绿街（Green Street）并没有登记有兰诺赫租客居住的住宅；此外，当我查看城堡的宾客名单时，发现他们大多是社交界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们不过是那种机智、穿着体面却依附于富人的寄生虫，总是假装自己很时髦，是上流社会的一员。兰诺赫维持着庞大的仆人和猎场看守队伍，每晚还有法国大厨烹饪的晚餐，维持这里的开销极其昂贵；然而利斯考特似乎财力雄厚，并对围绕着他的那些寄生虫——那些委任状可疑的军官和伪贵族阶层的年轻子弟们——报以微笑。而他的妻子，眼神敏锐，举止高贵，对礼仪的每一处细节都一丝不苟，同时也为了让这群鱼龙混杂的宾客过得尽兴而不知疲倦。

但看不透他们的人不只有我。我叔叔是第一个让我看清那些住在兰诺赫的人真实面目的人。

“我觉得，戈登（Gordon），利斯考特身边的那些家伙里有一两个是彻头彻尾的局外人，”一天晚上，在我们打了一天猎、睡前打了一局百球台球后，他私下对我说道。“其中一个昨天刚到的人，我太了解了。他三年前因为打牌出老千被从布德尔俱乐部（Boodle's）的名单中除名了——就是那个留着浅黄色胡子、面容消瘦、名叫卡德比（Cadby）的家伙。我想利斯考特一定不知道这一点，否则他绝不会把他带到体面人中间来。”我叔叔嚼着雪茄末，愤怒地哼了一声，似乎很想给他的朋友提个醒，告诉他卡德比这个名字已经不在体面社交圈的范围内了。

“最好别提这件事，”我劝道，“这是利斯考特自己的事，叔叔——不是我们的。”

“是的，但如果一个人要在乡下树立地位，就不该邀请我们去见这种家伙。这太过分了，戈登。我们男人或许能忍受这一伙里的女人，但那些男的——好吧，我坦白告诉你，我以后不会再接受他的打猎邀请了。”

“别这样，叔叔，”我抗议道，“这很可能是因为不知情。过一阵子，你就能给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了。他是个好人，只是在苏格兰还需要一些经验才能适应。”

“是的，但我就是不喜欢，孩子，我不喜欢！这不公平，”这位古板的老绅士愤愤地红了脸，断言道，“我绝不会回请那个老千卡德比到我家来——这一点我跟你说得明明白白。”

第二天，我和克罗斯伯恩（Crossburn）的卡迈克尔（Carmichael）一家一起打猎。大约四点钟，在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后，我在黑峡谷（Black Glen）与他们告别，独自一人踏上回家的路，全程约六英里。天色已经渐暗，我知道在到达叔叔家之前，天一定会完全黑下来。我最直接的路线是沿着河边走两英里，然后径直穿过那片茂密的树林，再翻越一片布满了危险沼泽和陷阱的宽阔荒原。

我背着枪，走了大约四分之三小时，几乎穿过了那片树林。此时天色极暗，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路，突然，我似乎听到了人声。

我停了下来。没错，有人在压低声音交谈，在这静谧的傍晚，他们听起来比实际上离我更近。

我竖起耳朵倾听，试图分辨他们说的词句，却一无所获。他们正缓慢地移动，离我很近，因为他们的脚步声搅动了干枯的落叶，我能听见他们穿过灌木丛时树枝折断的声响。

突然，当我站在原地不敢呼吸，生怕暴露行踪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了我那敏锐的耳中。

下一刻，我意识到我正处于利斯考特每天执着等待的那处地点，只不过我是从林子里面走出来的。

那声音令我警觉，但它既不是枪声，也不是惊恐的求救声。

在黑暗中，我听到了一个词——一个充满苦涩与刻骨痛恨的责难之词。

我不顾危险，毅然向前冲去，决心揭开这个谜团，直到我来到那道粗石墙的缺口处——利斯考特每天日落时分习惯驻足的地方。

就在那坠落的黑暗中，映入眼帘的一幕让我僵在原地，震惊得目瞪口呆。

那一瞬间，我领悟了真相——一个无疑是任何人都未曾揭开过的最离奇的真相。

第五章 包含某些秘密

当我冲向树林界墙的缺口时，脚下差点被躺在窄路上的一个物体绊倒。

树下漆黑一片，起初我无法看清那到底是什么，直到我弯下腰，双手触碰到了女人的衣服。她的帽子掉落了，因为我感觉到了它在我脚下，而她披着的斗篷是厚羊毛做的。

我想，她死了吗？那声尖叫——那句责难之词——还在我耳边回响，显而易见，她在经过一番愤怒的争执后，被无情地击倒了。

我摸了摸口袋找火柴，但倒霉的是盒子里空空如也。就在这时，我紧绷的神经捕捉到了一个声音——有人在落叶中潜行。我抓起枪，大声喝问是谁。

然而，没有任何回应。我一开口，那动静就消失了。

据我判断，躲藏的人就在离我约十码远的林中，被一片茂密的灌木丛隔开。然而，由于我站在空旷处衬着天空，我知道自己的轮廓对于任何持有火器的人来说都是清晰的目标。

显然，一场悲剧已经发生，而我脚下的受害者是一名女子。但她是谁？

突然，当我犹豫不决并因为没有火柴而自责时，我再次听到了动静。有人在快速撤离——从现场逃走。我再次聆听。那声音不是落叶的摩擦声或枯枝的折断声，而是一个男人的脚在松软地面上奔跑的沉重声响。他翻过了那道粗糙的石墙，到了邻近的芜菁地里。

我跃过缺口，瞪大眼睛看向黑暗中，就在这时，我勉强辨认出一个黑影正在树林墙下迅速退去。

我立刻追了上去。但无论那逃跑的人是男是女，其敏捷程度都令人惊叹。我自认为还算个不错的跑者，但在黑暗中背着枪在那些崎岖的芜菁地和沉重、新犁过的土地上奔跑，很快就让我气喘吁吁。然而，我所追赶的那个身影跑得如此之快，翻越那些高大的粗石墙又如此轻盈，以至于从一开始我就被甩在了后面。

我沿着陡峭的山坡追向斯卡沃特（Scarwater），穿过彭蓬特（Penpont）附近的那座旧步行桥，然后沿着一条野径蜿蜒的峡谷向凯恩斯莫尔德尤（Cairnsmore of Deugh）追去。我紧跟在后面跑了两英里多，直到在黑暗树林覆盖的峡谷分岔处，我彻底失去了那个逃跑者的踪迹。无论那人是谁，他们都非常狡猾地躲进了两条峡谷中的某一片灌木丛里——我无法确定是哪一条。

我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汗流浃背，不知该如何行动。

难道我惊动的是利斯考特本人吗？

这个念头不知为何深深印入脑海，我突然决定大胆地直接去兰诺赫一探究竟。于是，以回家途中耽搁为借口，我转身走下峡谷。半小时后，我进入了城堡宽敞明亮的大厅，客人们已经穿戴整齐，正准备共进晚餐。

我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就像往常一样。派对上的男士们看到我满身泥泞，立刻递给我一杯苏格兰猎人常喝的酒。当我往里加苏打水时，利斯考特本人也下了楼，身着礼服外套加入了宾客行列。

“你好，格雷格！”他热情地喊道，伸出手来，“看来你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和卡迈克尔打猎打得很爽吧——嗯？”

“还不错，”我说，“我和他待的时间比预想的长，回家路上耽搁了，所以顺路过来讨杯酒喝。”

“理应如此，”他欢快地大笑，“你知道，你随时都受欢迎。如果你过门而不入，我才会生气呢。”

而穆里尔，穿着一件深色绿松石雪纺露肩礼服，身姿曼妙地站在她父亲身后，悄悄向我微笑。我也回以微笑，但恐怕那是种古怪的笑容，因为心中藏着那个额外谜团——那个躺在树林中不省人事甚至可能已经死去的女人——这让我感到麻木。

我曾因利斯考特频繁在那处地点幽会而怀疑他，但至少我已经证明了我的怀疑完全没有根据。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回家并换好衣服，因为我走的是去城堡最近的路线，而逃跑者势必得绕很大的圈子。

我只停留了几分钟，便又走进了黑暗中，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我最初的冲动是回去救那个女人，因为她也许还没死。

然而，当我回想起那声在黑暗中响起的嘶哑尖叫时，我太清楚她是被致命地击中了。正是这一信念阻止了我折回树林。你或许会责备我，但事实是，我担心如果我去了那里，由于真正的罪犯已经如此巧妙地逃脱，怀疑可能会落到我头上。

如果受害者已经死了，我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我相信凶器是一把刀，因为我在追赶逃跑者起步时，脚曾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唯一怀疑的是那位不幸的女士是否真的死了，如果她还没死，那么我拒绝回到悲剧现场的行为就是罪不可赦的。

无论我当时不回现场的做法是否正确，我留给你去评判，结合后来发生的惊人真相。

我决定径直走回叔叔家。等我洗完澡换好衣服，晚餐已经结束了。我只好独自用餐，戴维斯（Davis），那位庄严的老管家，用他那总是让我感到有趣的威严态度侍奉着我。平时没有外人在场时，我常和他闲聊，但那天晚上我保持沉默，脑子里塞满了那件只有我一人掌握秘密线索的离奇而惊人的事件。

第二天，尸体肯定会被发现；届时整个乡间都会充满惊恐与震惊。利斯考特，那个冷静、衣着考究、气质卓越的男人，是否可能知晓这件可怕的真相？不。他在大厅里与我欢快交谈的样子，绝不是一个怀揣罪恶秘密的人。我坚定地认为，虽然这起悲剧与他密切相关，且发生在那个他每天出于某种神秘目的而造访的地点，但截至目前，他对此一无所知。

但那个女人是谁？她是老是少？

我无数次痛苦地后悔自己身上没带火柴，以致于没能察看她的面容。

坐在餐桌前，一个突然闪过的念头令我放下叉子，在屏息的惊惶中愣住了。受害者会是那个相片被无情地从相框中取出并销毁的甜美少女吗？这一推测显得怪诞，但它会是真相吗？

我渴望黎明的到来，那时兰诺赫（Rannoch）的看守人一定会发现她。到那时，至少我能知晓真相，因为我可以出于好奇去查看尸体，而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我试图和往常一样与叔叔下一局台球，但我的手抖得厉害，这位老绅士开始打趣我。

“我想是因为那把枪，”我随口说道，“我整天都扛着它，累坏了。我是一路从克罗斯伯恩（Crossburn）走回来的。”

“我听说卡迈克尔（Carmichael）一家和利斯考特（Leithcourt）一家走得很近，”叔叔评论道，“奇怪的是他们居然没邀请利斯考特去参加他们的狩猎活动。”

“他们邀请了，但他有别的约会——我想是在肯缪尔城堡（Kenmure Castle）。”

那晚我回到房间，内心充满了焦灼的忧虑。我没有回到山头那处僻静的地点，这样做对吗？我像一个男人理应做的那样，把这悲剧性的秘密藏在心里，这样做对吗？

我推开窗，凝视着黑暗的尼思河谷（Nithsdale），在远处朦胧的阴影里，那道黑色的树林轮廓在暴风雨前的天空下隐约浮现。星光已经消逝，积雨云聚拢而来。我面朝着那处藏着秘密的黑暗模糊地点伫立着，陷入了沉思。

最终，我关上窗上床休息，但睡意全无。我的脑海中塞满了过去几个月里那些令人震惊的事件，以及我所做的那次毛骨悚然的发现。

那个逃亡者真的认出我了吗？可能当我大喊时，我的声音出卖了我。我躺在那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苦思冥想，试图解决这个摆在眼前的复杂难题。穆里尔（Muriel）能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事，对此我深信不疑。然而她不敢开口。某种无法言喻的恐惧让她保持沉默——她已经许配给了那个名叫马丁·伍德罗夫（Martin Woodroffe）的男人。

我再次起身，点亮煤气灯，试图读一本小说。但我无法集中思绪，我的念头总是飘向树林中那桩离奇的谜团。六点时，我刮了胡子，下楼带着狗出去散了一小会儿步；但回来时我没听到什么异常的消息，只能被迫按兵不动，直到临近中午。

我正穿过马厩院子准备为姑妈叫马车，一名英国马夫突然从挽具室钻出来，摸了摸帽檐说道：

“先生，您听说那边发生的恐怖事件了吗？”

“什么事？”我迅速问道。

“噢，先生，昨晚在兰诺赫树林里似乎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那人急切地说。“园丁霍尔登（Holden）刚从村子里回来，说利斯考特先生的助理猎场看守人在今天凌晨五点回家时发现了一具尸体。”

“一具尸体！”我惊呼道，假装极度惊讶。

“是的，先生——一个年轻男人。他的心脏被捅了一刀。”

“一个男人！”

“是的，先生——霍尔登是这么说的。”

“叫霍尔登过来。我想知道他听到的所有细节，”我说。片刻后，当园丁从葡萄园走出时，我向他打听了他搜集到的所有详情。

“我知道的不多，先生，”那人回答道，“我像往常一样在十一点去旅店喝了一杯啤酒，听他们在那儿谈论。昨晚在兰诺赫树林里有个年轻人被谋杀了。猎场看守人起初以为是偷猎者之间打架，但据死者的衣着看，他们说他根本不是偷猎者，而是这个地区的陌生人。”

“那尸体是个男人，没错吧？”我问道，试图掩饰我内心的彻底困惑。

“是的——据说三十岁左右。警察已经把他送到了邓弗里斯（Dumfries）的太平间，听说侦探们现在正在现场勘查。”

一个男人！然而我发现的那具尸体明明是个女人——对此我可以发誓。

午饭后，我驾驶着轻便马车独自前往邓弗里斯。

当我在镇太平间询问当值的警官是否允许我查看那具被谋杀者的尸体时，我感觉他带着相当的怀疑打量着我。我的要求很不寻常。尽管如此，他还是带我走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打开了一道门，我便置身于那间阴冷、昏暗的死亡之室。从上方一扇昏暗的小窗透进的光线，落在了一个覆盖着脏床单、躺在灰色大石板上的物体上。

那景象既恐怖又阴森；尸体躺在那里，等待着对死因的官方调查。除了警察沉重的脚步声外，墓室般的寂静没有被打破。他在死者面前摘下头盔，掀开了床单的一角，向我露出一张惨白、僵硬的脸，双眼紧闭，下颌下垂。

当我的目光落在死者的面容上时，我猛地后退了一步。我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揭露。真相让我震惊不已。

受害者竟是那个曾以朋友身份对待我的意大利侍者，奥林托（Olinto）。

我走上前去，凝视着那些干瘪、冰冷的五官，几乎无法接受这既成事实。但我的眼睛没有欺骗我。尽管死亡扭曲了每个人的面部表情，但我还是毫不费力地认出了他。

“您认得他，先生？”警官问道，“他是谁？我们的人非常急于知道，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没能确认他的身份。”

我咬着嘴唇。我在那人面前暴露自己真是愚蠢透顶。然而事已至此，我意识到任何试图隐瞒我所知信息的企图，必然会引起对我的怀疑。

“我会去见你们的督察，”我尽量镇定地回答，“可怜的家伙伤在哪里？”

“心脏，”警官回应道，说着他把床单往下掀开更多，露出了那个小小的刀伤，那是穿透受害者夹克和背心，直达胸口的伤口。

“这就是凶器，”他补充道，从旁边的架子上取出一把长而细、有着象牙柄的匕首递给我。

刹那间，我认出了那是什么，也知道它有多致命。这是一把古老的佛罗伦萨慈悲短剑（misericordia），有着长而细的三角形刃口，最宽处不过四分之一英寸，末端尖如针尖，柄部由黄色象牙制成，这是中世纪所有匕首和短剑中最致命、最阴险的一种。由于刃口有三个锋利的角，造成的伤口会导致内出血且永不愈合——这便是佛罗伦萨人给它起名“慈悲”的原因。

上面还沾着血迹，但当我把这件致命的东西拿在手中时，我看到它的刀刃上有精美的锦缎花纹，这是中世纪兵器中极其优雅的样本。然而，除了意大利人，恐怕没人会使用这样的武器，也没人会瞄准得如此精准，一击刺入心脏。

可被击倒的人明明是个女人，而不是男人！

慈悲短剑造成的伤口总是致命的，因为刀刃的形状会将皮肉切成小瓣，在拔出刀时，伤口会闭合从而防止血液流出。然而与此同时，任何力量都无法让它再次愈合。被这种武器击中，就像被博尔吉亚（Borgia）或美第奇（Medici）家族的毒匕首一样，必然是死路一条。

我没作评论，把那把短剑还给了那个人。我的决心是尽可能少说，因为我不想在调查中公开露面，从而抵消我自己为揭开利斯考特一家和马丁·伍德罗夫之谜所做的所有努力。

我回到那具躺得如此阴森且毫无生气的躯体旁，最后一次看向那个曾对我服务周到，却又险些将我引向死亡的男人的死脸。在那次事件中隐藏着一个深刻的谜团。他在最后一刻心软了，及时将我从秘密敌人手中救了出来。

难道我的敌人也是他的敌人吗？他是否也倒在了那个试图以如此狡猾手段杀害我的人的手下？

为什么利斯考特要如此频繁地去兰诺赫树林？难道是为了去见那个注定要被诱捕并杀害的人吗？如果奥林托·桑蒂尼（Olinto Santini）不是特意来秘密会见某人，他又怎么会离伦敦那么远出现在这里？

当我低头看着那张写满了谜团的冰冷、无生命的脸庞时，我被悔恨攫住了。他曾是一个忠诚诚实的仆人，尽管他曾诱骗我去了兰贝斯（Lambeth）那所致命的房子，但我记得他的话，他是被迫那样做的。我也记得他曾恳求我在了解全部事实前不要对他先入为主。

我亲手把床单重新盖在那张脸上，心中暗暗发誓要为这卑劣的罪行复仇。

我后悔不得不向警方透露死者的姓名，但我明白，做出某种陈述已不可避免，于是我陪同警官前往了镇上不远处督察的办公室。

我被引见给了一位穿着粗花呢西装、金发高大的男人，他显然正负责指挥针对此事的调查。他急切地把我带进一间后室开始盘问。然而，我保持谨慎，除了确认尸体身份外，没有多说任何话。

“事实是，”我私下里说，“你们必须把我从证人名单中剔除。”

“为什么？”侦探怀疑地问。

“因为如果人们知道是我认出了他，那揭开真相的所有机会就会立刻消失，”我回答，“我来这里是为了绝对保密地告诉你们，这个可怜的家伙究竟是谁。”

“那你了解这件事的内幕？”他带着浓重的苏格兰高地口音问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断言，“除了他的名字。”

“嗯。你说他是个外国人——意大利人——是吗？”

“他在利沃诺（Leghorn）为我服务过几年，离开我后他去了伦敦，找了一份餐馆侍者的工作。他父亲住在利沃诺，是警察局的门卫。”

“但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在苏格兰？”

“我怎么知道？”

“你了解这件事。我是说你怀疑某个人，否则你不会反对在调查中作证。”

“我没有任何怀疑。对我来说，这件事和你看到的一样是个谜，”我急忙解释道，“我唯一的担心是，如果凶手知道是我认出了他，他就会小心行事，不再暴露自己。”

“所以你认为他会暴露自己？”

“我希望如此。”

“鉴于受害者是被一把意大利短剑袭击的，这似乎说明袭击者是他的同胞，”侦探建议道。

“证据确实指向这一点，”我回答。

“你不凑巧认识某个人——我是说某个外国人——他是、或者可能是他的敌人吗？”

我作了否定回答。

“啊，”他继续说，“这些外国人总是喜欢内斗，还动刀子。我在爱丁堡当过十年差，处理过很多因为捅人而进行的逮捕。意大利人和希腊人一样，一旦冲动起来就是一群危险分子。”然后他补充道：“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死者是被从伦敦诱骗到那个地方，然后冷酷地杀害的——动机极有可能是复仇。”

“极有可能，”我说，“或许是一场家族仇杀（vendetta）。我住在意大利，所以很了解意大利人，”我补充道。

我给了他我的名片，并告诉他我住在谁家里。

“昨天你在哪里，先生？”他随后问道。

“我在打猎——在尼思河谷的另一边，”我回答，然后解释了我的行程，但没有提到我去过兰诺赫。

“虽然你和死者如此亲密，但你对这个地区任何认识他的人没有任何怀疑吗？”

“我不认识任何认识他的人。他离开我时，从未去过英国。”

“你说他在伦敦打工？”

“是的，我想是在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一家餐馆。有一天晚上我在帕尔摩街（Pall Mall）偶然遇见了他，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你不知道那家餐馆的名字？”

“他告诉过我，但不幸的是我忘了。”

侦探遗憾地深吸了一口气。

“有人在树林边缘等着他，走出来杀了他——这显而易见，”他说。

“毫无疑问。”

“我相信是意大利人干的。两天前有两个外国人住进了一家普通旅店，然后朝着格拉斯哥（Glasgow）方向流浪。我们已经发了电报追查他们，希望能找到。苏格兰人或英国人从不使用那种样式的刀。”

对于他的后一番话，我完全同意。在我心里，这是支持利斯考特清白的最有力论据。从我自己的观察中我知道，兰诺赫的房客一直在耐心地守着那个秘密约会，但对我来说，他使用一把如此具有意大利特色、且如此致命的武器似乎不太可能。

当我进一步反思，想起我发现的那具尸体明明是个女人而非男人时，我感到一阵眩晕和困惑，这完全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

我向这位魁梧的侦探保证，作为他对我陈述保密的交换，我会尽一切可能协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隐瞒死者的真实姓名，”我坚持道，“它不能出现在报纸上，因为我深信只有假装他身份不明，我们才能触及真相。如果他的名字在调查中泄露，那么凶手肯定会知道是我认出了他。”

“然后呢？”

“嗯，”我有些迟疑地说，“在他们以为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有机会查明真相。”

“所以你确实怀疑某人？”他看着我，依然用那双冰冷的蓝眼睛。

“我不知道该怀疑谁，”我宣称，“为什么一个曾经是我忠诚仆人的男人会被诱骗到那片树林并被刺入心脏，这本身就是一个谜。”

“附近没有人认识他吗？”

“据我所知没有。”

“我们可以通过他在利沃诺的父亲获取他在伦敦的住址，”警官建议道。

“如果你希望，我今天就写信，”我爽快地说，“事实上，我会让我那位英国领事朋友去走一趟，看看那位老人，如果他拿到地址，就让他发电报过来。”

“太棒了！”他断言，“如果你能帮我们这个忙，我们将不胜感激。幸好我们已经确定了受害者的身份——否则我们可能会完全陷入黑暗。被谋杀的外国人总是一个或多或少的谜团。”

于是，就在当场，我取出一张纸，写信给我在利沃诺的老朋友哈奇森（Hutcheson），请他立即询问奥林托的父亲，查明他儿子在伦敦的住址。

我没有向警方提起我在兰贝斯的那次奇遇，也没有提那个死去的男人是如何救了我一命。他曾明确告诉我，他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因此我感到有些担忧，我也并不安全。然而，我总是随身带着左轮手枪——就像我在意大利时一样——而且我对自己射击的准头颇为自豪。

我们坐了很长时间讨论这件奇怪的事。为了不表现出急于离开的样子，我从烟盒里拿出一支雪茄递给这位高大的高地人，我们一起抽了起来。他告诉我，调查将在明天进行，但就公众而言，尸体将保持为“身份不明”。

“你最好不要到我叔叔家去，也不要派任何人去，”我说，“如果你想见我，写张纸条，我会到邓弗里斯这里来见你。这样更安全。”

警官用他那双敏锐的眼睛看着我，说道：

“说真的，格雷格先生，我承认我有点搞不懂你。你似乎对自己的安全感到忧虑。为什么？”

“意大利人是很奇怪的人，”我迅速回应，“他们的家族仇杀有时会波及很广。”

“那么你有理由相信这个可怜的桑蒂尼的敌人，也可能是你的敌人？”

“住在意大利时，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冒犯了谁，”我尽量轻松地笑了笑，试图消除他的怀疑。“他可能只是因为给某人造成了微小且可能是无意的冒犯，就倒在了刺客的刀下。你知道，意大利人的手段可不像英国人。”

“天哪，先生，我真庆幸他们不是！”他说，“我可不觉得在那些我读到过的秘密谋杀社团中，警察的生活会很安全。”

“啊！你读到的那些关于他们的描述往往被夸大了，”我向他保证，“是家族仇杀成了现代意大利人品格上的污点；相信我，兰诺赫树林里的这件事是某种报复的结果——很可能是因为爱情纠葛。”

“但你会协助我们，先生？”他催促道，“你懂意大利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况且，受害者曾是你的仆人。”

“要谨慎，”我说，“作为回报，我将竭尽全力协助你们缉拿凶手。”

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契约。半小时后，我驾驶着轻便马车，穿过瓢泼大雨，沿着山坡离开古老灰暗的邓弗里斯，回到了叔叔家。

当我从马车上下来，把它交给马夫时，老管家戴维斯（Davis）迎上前来，低声说道：

“利斯考特小姐在等您，戈登先生。她在晨室，已经待了一个小时了。她嘱咐我不要告诉其他人她在这儿，先生。”

“那么我姑妈还没见过她？”我惊呼道，从这次意外的造访中嗅到了神秘的气息。

“没有，先生。她只想单独见您，先生。”

我穿过大厅，沿着走廊走向老管家所指的房间。

当我推开门，身穿素黑礼服的穆里尔·利斯考特起身迎接我时，我从她苍白憔悴的面容上清晰地看出，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被迫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秘密地前来找我。

她是要向我揭示真相吗？我心想。

第六章 云层聚集

“格雷格先生，”女孩不安地惊呼着，伸出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我——我想你知道——你已经听说了今天在树林里的那个发现了吧？我没必要再跟你细说那些细节了。”

“是的，利斯考特小姐，我正希望你能告诉我，”我语气凝重地说，请她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我听说了一些关于发现一具男尸的离奇故事，但我几乎一整天都在邓弗里斯。那个男人是谁？”

“啊！我们还不知道，”她回答道，脸色苍白且焦虑。她的姿态仿佛既想向我吐露心声，却又依然在犹豫。

“戴维斯告诉我，你等我很久了。我很遗憾让你久等。如果你留个话想见我，我会立刻赶过去找你的。”

“不。我想私下见你——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家里人一定不能知道我来过这儿，所以我特意嘱咐那人不要向你姑妈通报我的造访。”

“你想私下见我，”我压低声音认真地说，“为什么？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是的。非常大的一个，”她带着急切的渴望回应道。 “我——嗯——事实是，我鼓起勇气来求你帮我。我正深陷巨大的困苦之中——而且我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没有一个我可以推心置腹的人。”

“如果你肯信任我，我将视此为最高荣誉，”我极其诚恳地说道。“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会对你的利益和你本人保持忠诚。”

“啊！我相信你会的，格雷格先生！”她热切地说道，那双大而深邃的眼睛转向了我——那是一位正处于极其痛苦的绝望中的女性的眼睛。她的脸堪称完美，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容颜之一。我越是看着她，她对我产生的吸引力就越大。

我们之间陷入了一阵沉默，她坐在那里，戴着手套的双手闲散地放在膝上。她的双唇紧张地颤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她如此焦躁不安，急于向我倾诉些什么，却又同时不愿向我吐露心声。

“怎么了？”我终于低声问道。“我完全准备好为你效劳，只要你肯吩咐。”

“啊！但我担心我所要求的会让你觉得太不寻常——当我解释清楚我需要你做什么时，你恐怕会犹豫，”她迟疑地说。

“在你提出要求之前，我无法妄下定论，”我微笑着说，但对她的态度感到困惑。

“这与在兰诺赫树林（Rannoch Wood）里发现的可怕真相有关，”她终于用沙哑而紧张的声音说道。“那个不知名的男人被谋杀了——被刺中了心脏。”

“嗯？”

“嗯，”她几乎是在耳语，“我有怀疑的对象。”

“怀疑那个死者的身份吗？”

“不。是怀疑凶手。”

我敏锐地瞥了她一眼，看到了她那双又大又圆的深色眼睛里透出的强烈神情。

“你相信你知道是谁下的毒手？”

“我只是有所怀疑——仅此而已。我只是想请你帮我，如果你愿意的话。”

“当然，”我回应道。“但如果你相信你知道凶手是谁，你可能也对受害者有所了解吧？”

“只知道他看起来像个外国人。”

“那么你见过他？”我惊讶地喊道。

我的话让她瞬间屏住了呼吸。然后，她回答得有些勉强，在我看来：

“当守林人把尸体抬到城堡时，我见过他。”

然而，根据我听到的消息，警方是将死者直接从树林运往了邓弗里斯。因此，她有可能在奥林托（Olinto）遭遇不测前见过他吗？

那一刻，我不敢追问她解释，但无论如何，她承认见过他这一事实让我感到非常蹊跷。

“你判断他是外国人？”我尽可能随意地说道。

“从他的相貌和肤色，我猜他是意大利人，”她迅速回答，我假装对此感到惊讶。“守林人发现他之后，我见过他。”

“况且，”她继续说，“那把细长剑（stiletto）显然是意大利式的，这看起来就像是外国人所为。”

“这是你自己的怀疑吗？”

“不是。”

“为什么？”

她犹豫了片刻，然后用低沉、急切的声音说道：

“因为我之前已经在另一个人手里见过那把三棱刀了。”

“那可是非常有力的证据，”我断言。“那个当事人必须证明他昨晚天黑时不在兰诺赫树林。”

“你怎么知道是天黑时发生的？”她迅速且有些惊讶地问道，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只是推测的，”我回应道，心里为自己不合时宜的发言感到自责。

“啊！”她轻叹一声，“这件事比我们目前发现的还要神秘，格雷格先生。我真奇怪，究竟是什么把那个不幸的年轻人引到了我们的树林里？”

“毫无疑问，是一场约会。但和谁呢？”

她摇了摇头，说道：

“我父亲傍晚时常去那个地方打鸽子。他今天午餐时告诉我们的。幸好他昨晚没去，不然他可能会被怀疑。”

“是的，”我说。“这确实是非常幸运的情况，因为被怀疑是杀人犯可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他昨晚在家，对吧？”我随口补了一句。

“当然。你不记得了吗？你来访时，他还和你聊过天？下午我在书房里为他做打字工作，我们整个下午都在一起——或者至少到快五点时，我们才去大厅喝茶。”

“那么，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理论？”我问道，对她如此果断地为她父亲做不在场证明感到困惑。

“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可怜人是赴约去树林的，然后被杀了。但自发现尸体以来，你去过那个地方吗？”

“没有。你去过吗？”

“去过。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我在守林人手中认出那把旧意大利刀时，我就去那里看了一下。我很高兴我去了，因为我发现了一些似乎被侦探们忽略了的东西。”

“那是什么？”我急切地问。

“嗯，在发现那个不幸外国人血泊的三码外，还有另一个小血泊，周围的草和蕨类植物都被压平了，就好像那里曾发生过一场搏斗。”

“那个地方可能发生过搏斗，那人可能摇晃着走了一段距离才倒下死亡。”

“如果他像他们说的那样被刺中了心脏，就不会那样了。他会直接倒下，不是吗？”她建议道。“不。警方似乎非常迟钝，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还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的理论和你提的一样，但我自己的理论完全不同，格雷格先生。我相信有第二个人也成了受害者，”她用低沉、清晰的语气补充道。

我张着嘴盯着她。我心想，她难道知道真相吗？她是否知道那个倒在那里的女人已经消失了？

“第二个人！”我重复道，假装惊讶。“那么你认为发生了双重谋杀？”

“我是根据这个事实推断的：那个年轻人被刺中心脏后，不可能走出标记点之间那么远的距离。”

“但他可能受了轻伤——手部或脸部——先是在别处，然后才在被发现的地方遭到了致命一击，”我建议道。

她怀疑地摇了摇头，没有回答我的辩驳。她对自己推测的信心清楚地表明，通过某种未知的途径，她知道有第二个受害者的存在。事实上，片刻之后她对我说道：

“格雷格先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私下里来找你。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来找过你，否则他们会怀疑；如果怀疑落到我头上，我会遭遇比死还惨的命运。因此，请记住，我的未来完全掌握在你手中。”

“我不完全明白，”我站起身，站在昏暗的暮色中，雨水拍打着古老的菱形玻璃窗。“但我只能向你保证，无论你对我寄予何种信任，我都绝不会辜负，莱斯考特小姐（Miss Leithcourt）。”

“我知道，我知道！”她迅速说道。“在这件事上，我毫无保留地信任你。我来找你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如果凶手手下确实还有第二名受害者，我知道，那是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是谁？”

“目前我还不能告诉你。我必须先确定真实情况。如果这个女人真的遇害了，那么她的尸体一定被藏在附近某处。我们必须找到她，并将罪行归咎于真正的凶手。”

“但如果我们成功找到了，我们能揪出凶手吗？”我直视着她问道。

“如果我们找到了，罪行自然会说明一切——它将定罪那个我曾在其手中见过那把致命武器的人，”她清晰而大胆地回答道。

“那么你希望我协助你进行这次搜寻，莱斯考特小姐？”我说，心里琢磨着她的怀疑是否指向那个神秘的游艇主，菲利普·霍恩比（Philip Hornby）——那个与她订婚的男人。

“是的，我恳求你尽最大努力秘密搜寻第二名受害者的尸体。那是一个女人——对此我深信不疑。找到她，我们就能将罪行扣在凶手头上。”

“但我的搜寻可能会引火烧身，”我提醒道。“要在不引起他人——比如守林人或警察——好奇的情况下搜遍整个树林是很困难的。”

“我已经考虑过这一点了，”她说。“明天我会假装在树林里弄丢了这只手表手链，”她举起纤细的手腕，给我看那只镶在手链里的小珐琅表。“到时候你和我一起认真寻找，警察永远不会怀疑我们调查的真实动机。明天我会写信告诉你我丢失东西的事，然后你过来兰诺赫，主动提出帮我寻找。”

我沉默了片刻。

“伍德罗夫先生（Mr. Woodroffe）回城堡了吗？我听说他今天应该回来。”

“没有。一周前我收到了他从波尔多（Bordeaux）寄来的信。他还在欧洲大陆。事实上，我相信他去了俄罗斯，他在那里有时会有生意。”

“我问你这个问题，穆里尔小姐（Miss Muriel），是因为我想如果伍德罗夫先生在的话，他可能会反对我们结伴搜寻，”我解释道，微笑着。

她的双颊微微泛红，似乎对我提及她的婚约感到困惑，她调皮地说：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反对。如果你好心帮我找手链，他理应感激你才是。”

我差点就要向这个黑眼睛、漂亮的女孩解释我是在地中海阳光明媚的岸边遇见她未婚夫的，但谨慎阻止了我提及此事。我当即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请，去调查那具与奥林托同命相怜的受害者尸体神秘失踪的案件。

眼前这个精明、漂亮的女孩究竟掌握着什么秘密？我确信她的怀疑方向是正确的，但如果死去的女人是被凶手搬走并藏起来的，那一定是在我发现尸体之后。那家伙竟然真的敢回到现场并把受害者带走。可是，如果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他又让那个意大利人的尸体留在原地等待被发现呢？或许他当时受了惊，被迫仓促逃离了。

“如果那个女人真的被移走了，凶手肯定得到了某种帮助，”我指出。“他不可能在没有帮手的情况下把尸体带走太远。”

她同意我的看法，但表示相信这起双重罪案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你对动机有什么想法吗？”我问她，急于听到她的回答。

“嗯，”她犹豫着回答，“如果那个女人确实遇害了，动机就会明朗；但如果不是，那这件事就只能是一个彻底的谜团。”

“穆里尔小姐，你告诉我你怀疑真相，却又否认对那个被谋杀的男人有任何了解！”我以一种轻微责备的语气惊呼道。

“在我们解开那个女人的谜团之前，我什么都不能说，”她回答道。“我只能告诉你，格雷格先生，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那么这件事将被发现是某个人针对他人生命所策划的最离奇、最惊人、最巧妙的阴谋之一。”

“那么你认为凶手是个男人？”我迅速惊呼道。

“我想是这样。但即使是这一点我也不能完全确定。我们必须先找到那个女人。”

她似乎如此肯定还有一名女性倒在那把致命的慈悲短剑（misericordia）之下，我开始怀疑她是否像我一样发现了尸体，因此才确信发生了第二起罪案。但我没有试探她，以免引起她的怀疑。我自己的策略是保持沉默，静观其变。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本身就是一个谜。

后来，雨停了，我让戴维斯（Davis）把她的轻便马车赶到大路稍远一点的地方，以免我姑妈和姑父看到她离开；帮她披上宽松的驾驶长袍后，我们从仆人通道离开，我看着她坐进那辆高大的狗车（dog-cart），并在泥泞的大路上摘下帽子，目送她驶入黑暗之中。

* * * * *

兰诺赫树林（Rannoch Wood）已是一片秋日的金棕色盛景，当我与穆里尔·利斯考特站在树林边缘，靠近奥林托·桑蒂尼（Olinto Santini）倒下的地方时，清晨的阳光正照耀在无云的晴空。

她信守诺言，通过一名马夫给我捎来便条，请我帮忙寻找她的手链，我立即驾车来到兰诺赫，发现她正独自在那儿等我。狩猎队已经去了庄园的另一处，因此我们得以一起漫步上山，开始我们的调查，不受任何干扰。她穿着得体，短粗花呢裙，高帮狩猎靴，戴着一顶圆帽（tam-o'-shanter），我也穿了一套旧狩猎装，带着一根结实好用的手杖，可以用来戳探可疑的地方。

到达树林后，我问她认为哪个角落最有可能，她回答说：

“我对这个地方知之甚少，格雷格先生。你已经熟悉这里多年了，而这只是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季节。”

“好吧，”我回答。“让我们站在凶手的角度来考虑，他可能了解这片树林，并希望在附近藏匿尸体而不冒远距离运送的风险。在左侧，这片树林已经被疏伐了近半英里，所以没什么掩护；而这边，右侧，地形平缓地通向山谷，树木非常茂密，部分无法通行。因此他只有这一个选择。他会寻找右边合适的地方。我们从这里开始，先绕一个小圈，仔细检查每一丛灌木。尸体可能轻易地被推进灌木丛下，从而避开观察。”

于是我们一起确定了方位，出发了，走进茂密的灌木丛，用手杖拍打着，仔细检查每一丛灌木或堆积的落叶。有些地方，巨大的枝叶遮挡了光线，使我们的调查非常困难；但我们坚持了下来，我的同伴以一种急切的姿态前进，这表明那个女人的尸体在那里绝非仅仅是猜测。

整个上午我们都在行走，手被荆棘划得伤痕累累。即便穆里尔戴着厚手套也没能完全保护好自己，当她脸颊上被划出一道难看的口子时，她停下来笑着惊呼道：

“现在我要编造什么谎言来解释这个呢？”

我自己的外套也被扯破了，不止一次被迫在几乎无法通过的荆棘丛中挣扎；然而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先前闯入者的痕迹，绕了一圈后，不得不承认那起第二宗罪案的恐怖证据并不存在于那个地方。

我不止一次想告诉她我是如何发现那具女尸的，但转念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才是上策。如果我想解开这起最终演变成双重罪案的复杂谜团，就必须保持缄默，保持耐心与警惕。

当哈奇森（Hutcheson）从利沃诺（Leghorn）回信，当我查明奥林托受雇于何处时，我或许可以从那一端追踪线索。我可能找到他的妻子阿米达（Armida），并从她那里了解到重要信息。所以我心怀希望，并因这份希望而保持沉默。

穆里尔的行动不知疲倦。她四处奔走，踩平高大的蕨类植物和杂草丛，用手杖探入每一个洞穴和角落，越走越深，确信尸体就藏在那林中。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太乐观。我们已经搜遍了树林的那一部分似乎是最有可能的地点。把尸体带走很远需要帮手，而我内心认为这起罪行是一个人所为。那个方向的树林里没有路，但很快我们来到了一处深陷的林间沟壑，我之前对此一无所知。那是一个小峡谷，有一条小溪流过，但两岸覆盖着茂密且无法通行的灌木丛，其中长着许多优美的古树，这里似乎几个世纪以来都未被打扰，因为随处可见倒在岸边或滚落到底部岩石床上的巨大腐朽树干。

“这地方很有可能，”我精致的小同伴走近时断言。“任何东西都很容易藏在下面那高高的蕨类植物中。让我们把整个峡谷从头到尾搜一遍，”她兴奋地喊道。

遵照她的建议，我们没顾得上吃午饭，便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下，到达小溪的岩石河床，然后通过在石头之间跳跃——不得不说，有时会滑进水里——我们开始拍打蕨类植物并仔细检查每一丛灌木。进展并不快。有一次，这个敏捷而富有运动天赋的女孩从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滑进了一个水深没过膝盖的坑里。但她只是为这次意外发出了愉快的笑声，拧干湿透的裙子，说道：

“只要能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这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

然后，她毫不退缩地继续前行，在石头间跳跃，并用手杖稳住身体。她宣称，只要能发现那具死去的女人，一切就都清楚了。她会公开揭发凶手。

随着前行，我反复思索着这起惊人事件中的所有诡异细节，想起了老友杰克·邓福德（Jack Durnford）站在“布尔瓦克号”（Bulwark）后甲板上对我说的话，那时我刚向他讲述了那艘神秘游艇的到访。我也有一项努力尚未尝试，我为自己的疏忽感到自责。我没有去问那家邦德街（Bond Street）的摄影师，那张被损坏和毁坏的照片的原版照片名字和地址是什么——那个有着迷人双眼的女孩。

下午过去了，我们依然一无所获。我饿得头晕眼花，口渴难耐，但我的同伴一次都没有抱怨。她的精力令人惊叹——难道她不是在追捕一个罪犯吗？难道她不是下定决心要获得证据，使她能够无所畏惧地说出真相，并确信这将起到让罪有应得之人伏法的作用吗？

我们缓慢地沿着风景如画的小峡谷向上跋涉了近一英里半。它的美景非凡，除了水流过石头发出的悦耳涟漪声，寂静无处不在。隐藏在那大片树林的中心，或许多年来无人造访，连守林人也没有，因为那里没有路，而且由于荆棘和灌木的纠缠，这里根本无法进入。事实上，搜寻这里已经毁了我们的衣服，随着我们不断地绕弯和转折，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我们知道自己身处树林中央，但也仅此而已。

太阳已经落山，远方的余晖将天空染成一片深红，提醒我们该考虑如何撤离了。我们正经过峡谷中一个急转弯，这里的巨石长满了厚厚的苔藓，我们的脚步声被掩盖得无影无踪，这时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便举手示意，我们两人同时停了下来。

“有人在那儿，”我低声迅速说道。“在那块岩石后面。”她点点头表示肯定，因为她也听到了那个声音。

我们屏息聆听，但那个声音没有再出现。我知道肯定有人在岩石的另一侧，因为附近树上有一只画眉鸟正在枝头跳来跳去，发出惊恐的叫声，似乎对被打扰感到不满。

于是我们一起悄悄向前摸去，想看看到底是谁在闯入。然而，要越过那块巨石——它在几个世纪前滚落到溪流中，改变了河道——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它那布满苔藓的表面到达顶端。我们急切而屏息地照做了，全程没有吐露半个字，以免暴露行踪。

为了到达巨石侧面，我们不得不涉水穿过浅滩，但穆里尔毫无惧色，轻盈地跳到我身旁。我们不约而同地攀上陡峭的岩石，双手紧紧抠住湿滑的表面，爬到顶端后紧贴着身子趴下。

随后，我们一起探头看去，恰好赶上看到两个男人的深色身影正消失在峡谷对面的灌木丛中。

“不知道他们是谁？”我问。“你认得他们吗？”

“不，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她回答道。“但他们看上去衣着考究。或许是附近哪个狩猎队的运动爱好者。很可能迷路了。”

“但我认为他们没带枪，”我说。“其中一个人肩膀上扛着什么东西？”

“那不是枪吗？我以为是。”

“不，他扛的方式不像是在扛枪。那东西很短——看起来更像是一把铁锹。”

“铁锹！”她压低声音惊呼道。“铁锹！你确定吗？”

“不，完全不确定。我们刚才只瞥了一眼。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正面看清他们。”

“那个穿棕色西装的个子高的人，背影很宽，肩膀很方——那是某人的背影，我肯定很熟悉，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像谁。”她压低嗓音说道，生怕被发现。

我渴望爬下去追赶那些入侵者，但一想到其中一人带着铁锹，另一人带着铁棍，就觉得十分蹊跷。与此同时，我的目光扫到下方岩石底部的一片土地，那里的土层显然是刚被动过的。

“那人扛着的确实是铁锹！”我兴奋地叫道。“看下面！他们刚才一定埋了什么东西！”

她那敏锐的目光顺着我指的方向望去，回答道：

“我真的觉得他们藏了什么东西！”

待那两人走远到听不见声音后，我们滑到巨石的另一侧，在那里发现了许多迹象，显示土地曾被匆忙挖掘过，且刚刚才回填。

没花多长时间，我们就折断一根树枝，开始清理那些被翻动过的新土，土质依然松软，很容易被挪开。

穆里尔在附近找到一根枯树枝，我们两人干劲十足地开始挖掘，渴望查清到底藏了什么。那里确实藏了东西，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但到底是什么，我们却无从猜测。他们挖的洞似乎不足以容纳一具人体，但上面却被细心地铺上了叶子，如果不是从我们刚才那个高处望下来，根本不会怀疑这片土地曾被人动过。

用木棍挖掘既艰苦又费力，过了很久我们才移开足够的土，挖出一个像样的坑。但穆里尔倾注了全力，我们两人在顽固的沉默中劳作，心中充满了惊奇与期待。若有铁锹我们很快就能查明，但这些土显然在最后覆盖前被夯实过，我们的进度非常缓慢且吃力。

终于，在我们开始后约一刻钟，穆里尔站在坑里，将木桩深深地扎入土中，突然惊叫道：

“看！快看，格雷格先生！天哪——那到底是什么？”

我随着她指的方向俯下身，眼前的景象如此出人意料，令我惊呆了，僵立在原地。

我们所发现的东西，非但没能解开谜团，反而让它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我发出一声极度困惑的惊叹，茫然地看着同伴的脸。

这个惊人的谜题，总算完整了！

第七章

包含一个惊喜

第一个浮出水面的物体，在地表下约两英尺处，是一块深灰色的毛料，当泥土被拨开后，证实那是女裙的一部分。

我极其狂热地跳进我们挖出的坑里，用手拨开泥土，直到触碰到了坚硬的东西。

一具尸体横在那里，蜷缩着挤进那群男人挖出来的深坑里。

我们合力将它拖了出来，令我吃惊的是，当我擦掉那僵硬如蜡般面容上的污泥时，认出这是阿米达（Armida）的尸体，那个曾在我利沃诺（Leghorn）家中做过女仆，后来嫁给奥林托（Olinto）的女人。他们两人都被暗杀了！

当穆里尔凝视着那死去的女人脸庞时，她露出了吃惊的表情。这具尸体显然不是她所预料的那一个。

“不知道她是谁？”我的同伴惊呼道。“从她的穿着和手来看，显然不是什么贵妇。”

“显然不是，”我回答道，因为我觉得最好还是保留自己的意见。我回想起奥林托曾对我讲述过他妻子的故事；关于她的病，以及她想回意大利的渴望。然而这个死去的女人面容生前一定很健康，尽管她的手粗糙坚硬，显示她曾从事过体力劳动。

阿米达曾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室内女佣，一个黑发黑眼的托斯卡纳人，机敏、爱干净，且富有敏锐的幽默感。发现她死在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胸前的衣服沾满了干涸的血迹，经检查我发现，那是由于耳下的一处深而致命的伤口所致，她被那精准的一击切断了动脉。

“那些人——那些埋葬她的男人！真想知道他们是谁？”我的同伴压低声音惊呼道。“我们必须跟着他们查清楚。他们肯定是杀人凶手，秘密返回并掩盖了这第二桩罪行的证据。”

“是的，”我说。“我们去追他们。不能让他们逃了。”

随后，我将那具被发掘出来的尸体留在树下，搂住穆里尔的腰，涉水穿过那道被溪流冲刷出的深沟，接着我们两人攀上陡峭的岸坡，也就是那两人消失在黑暗森林中的地方。

我一千次责怪自己没有跟踪他们，然而直到他们消失后，我的怀疑才被唤醒。她确信那个穿赭色西装的男人的背影她很熟悉。她重复了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但依然记不起在哪里见过类似的背影。

我们穿行在阴郁的森林中，天色已暗，暮色正悄然笼罩。我们不时停下脚步聆听。但四周一片死寂，只有夜鸟尖利的叫声和秋风拂过落叶的低吟。那两个人似乎很熟悉路况，即使这林中并无小径。但他们比我们先行了近二十分钟，这段时间足够他们走到开阔地带了。他们能成功逃脱吗？即便他们逃了，我至少能描述其中一人的衣着，而他的同伴正如我所观察到的，穿着深蓝色、略带水手风格的衣服。他还戴着一顶有檐的平顶帽。

我们继续前行，直奔我们所知的、在那一侧接壤森林的开阔荒原。在光线完全暗淡之前，我们置身于石楠丛中，远方的山丘在天际线上呈现出深暗的轮廓。但我们没有看到那两个秘密掩埋受害者的男人的任何踪迹。

“我送你回城堡，利斯考特小姐，”我说。“然后我会开车去邓弗里斯（Dumfries）找警察。这些人必须被逮捕。”

“好的，麻烦你了，”她催促道。“我会从马厩院子进屋，他们绝不能看到我这副可怕的样子。”

道路崎岖，我邀请她挽着我的手臂，当她靠过来时，我感觉到她在颤抖。

“你身上全湿了，”我说道。“希望你别着凉。”

“噢！我习惯了被淋湿。你知道，我经常开车和骑自行车，经常被雨淋透，”她回答道。顿了顿，她又说道：“我们必须查出那个女人是谁。从她的肤色和头发来看，她似乎和那个男人一样，是个外国人。”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我回答。“我会把我们发现的一切都告诉警察，他们很快就会去那里把尸体取回来的。”

“如果他们能找到那两个男人，我们就能知道真相了，”她断言。“其中一个——穿棕色衣服的那个——肩膀异乎寻常地宽，走路似乎有点驼背。”

“你本以为会发现另一个女人，对吗，利斯考特小姐？”我们在荒原上走着时，我问道。

“是的，”她回答。“我以为会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如果你找到了她，就能证明你认识的人犯下了罪行？”

她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那么我们今晚发现的这一切，并不能让你确认凶手的身份？”

“不，很遗憾，不能。我们暂时必须把这件事交给警方处理。”

“但如果那个死去的女人的身份被证实了呢？”我问道。

“那可能会给我提供线索，”她迅速惊呼道。“是的，设法找出她是谁。”

“你本来以为会找到的那个女人是谁？”

“一个朋友——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

“你不愿告诉我她的名字吗？”我追问道。

“不，那样对她不公平，”她果断地回应道。这个回答对我来说尤其令人抓心挠肝。

我们默默地蹒跚前行，思绪万千，无言以对。那个神秘的游艇主竟然是她的情人，这难道不奇怪吗？更奇怪的是，在认出我之后，他竟然不仅逃离了苏格兰，还逃往了欧洲大陆，这难道不更令人惊异吗？

这本身不就是负罪感与恐惧的证明吗？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我与这位开朗的小同伴告别，她疲惫不堪却毫无怨言，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祝愿我的调查好运。

“明天下午我会等你的。过来把一切都告诉我，好吗？”

我答应了，随后她消失在城堡后面的大马厩院子里，而我继续沿着黑暗的道路走，穿过开阔的田野，回到了叔叔家。

那天晚上九点半，我把狗车停在邓弗里斯警察局总部前，下车后立即寻找那个高大白皙的苏格兰高地人麦肯齐（Mackenzie），我前一天曾和他商议过。

当我们坐在他那嘶嘶作响的煤气灯下的办公室里时，我讲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和调查结果。

“什么？”他跳起来喊道。“你又挖出了一具尸体——一个女人的？”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可以确认她的身份，”我回答。“她叫阿米达（Armida），是那个被谋杀的男人奥林托·桑蒂尼（Olinto Santini）的妻子。”

“那么夫妻俩都被杀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双重悲剧。”

“但那两个掩埋尸体的男人！你能描述一下他们吗？”

我照做了，他根据我的口述记录下来，随后评论道——

“我们必须找到他们。”接着，他召来一名副督察，指令他立即将描述分发到全县的所有警察局，称这两个人因涉嫌蓄意谋杀被通缉。

当那名官员走出去，剩下我们两人时，麦肯齐转向我问道——

“是什么驱使你去搜查树林？你为什么怀疑还有第二起罪案？”

他的问题让我一时语塞。

“嗯，你知道，我已经确认了那个年轻人奥林托的身份，我知道他已婚且深爱妻子，所以我怀疑她也陪他来到了这里。这纯粹是一个模糊的推测。我心想，如果那个可怜的家伙成了敌人的牺牲品，她是否也遭到了毒手。”

他的嘴唇紧闭，显得很不满意。我知道我的解释非常蹩脚，但无论如何，我不能把穆里尔的名字牵扯进这件事中。我已经答应过她，我打算信守承诺。

“那么尸体还在峡谷里，也就是你离开时的地方？”

“是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去那个地方。我可以开车带你和你的助手去那里。”

“当然。走吧，”他一边说着，一边起身按铃。

“拿三个好用的灯笼和一些火柴，放在这位先生外面的马车上，”他对前来应答的警员说。“并告诉吉尔伯特·坎贝尔（Gilbert Campbell），我要他和我一起去兰诺赫树林（Rannoch Wood）。”

“是的，长官，”那人回答，门再次关上了。

“真遗憾——极其遗憾，格雷格先生，你当时没有拦住那两个埋尸的男人。”

“我爬上岩石之前，他们就已经穿过溪流消失在灌木丛中了，”我解释道。“再说，当时我根本没怀疑他们做了什么。我以为他们是迷路的狩猎队散兵。”

“啊，太不幸了！”他说。“我希望他们逃不掉。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不太可能逃得远。但如果他们是英国人或苏格兰人，恐怕我们很难追上他们。昨天在死因审讯庭上，被杀男人的身份被严格保密，审讯被休会两周。”

“当然，我的名字没被提到吧？”我问。

“当然没有，”侦探回答。接着他问道：“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收到你朋友，那个利沃诺领事的电报？我很急切，这样我们才能开始在伦敦进行调查。”

“后天，我希望。如果还能找到死者的父亲，他肯定会立即回复的。”

就在这时，一个瘦高的男人，也就是侦探坎贝尔走了进来，五分钟后，我们三人驱车颠簸在邓弗里斯的鹅卵石路上，向着兰诺赫的黑暗中驶去。

天色多云，不见星光，山谷中笼罩着寒冷的薄雾；但我叔叔的矮种马速度很快，我们很快便开始上坡，经过城堡，然后向左转，沿着一条通往树林南侧的陡峭崎岖小路行驶，随后穿过荒原。到达荒原后我们全都下了车，我牵着马，因为那里沼泽密布，再开车走下去很不安全。于是，在麦肯齐和坎贝尔提着灯笼的带领下，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树林边缘走了近一英里，直到来到我曾与穆里尔攀爬过的那道粗糙石墙边。

我认出了那个地点，拴好马后，我们三人一头扎进树林漆黑的阴影中，朝着峡谷的方向直走，并不时停下来聆听溪流的涟漪声。

最后，经过一番困难，我们发现了它。我们用三盏强光灯沿岸搜寻，不久我便发现了那块长满青苔的巨石，当时我就站在上面，眼睁睁看着那两个逃犯消失。

“看！”我喊道。“就是那个地方！”我们迅速从陡峭的河岸爬下，拽着树枝降落，直到来到水边，我踏入水中，两个同伴紧随其后。

到达对岸后，我爬到巨石基部，放下灯笼想向他们展示那第二桩罪行的恐怖证据，但下一刻我大叫道——

“什么！不见了！”

“不见了！”两人惊呼。

“是的。本来在这里。看！这就是他们掩埋尸体的坑！但他们显然回来了，发现尸体被挖了出来，便又将其带走并运走了！”

两名侦探盯着我指的地方，然后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当我们对尸体的消失感到目瞪口呆时，那位苏格兰高地人的敏锐目光捕捉到了什么，他弯下腰捡起它，借着灯笼的光检查了这个小东西。

我看见他的掌心里躺着一枚细小的金十字架，大约一英寸长，饰有红色珐琅，中心是一个跪着圣徒的圆形微缩画像，这是一个优雅且制作精美的饰品，可能曾装饰过某位女士的手镯。

“这真是个精致的小东西！”侦探评论道。“它或许能引导我们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格雷格先生，”他转向我补充道，“你确定你把尸体留在这里了？”

“确定？”我反问道。“你看，这就是我挖的坑。你不会觉得我有什么兴趣带你们来这里做这种徒劳的蠢事吧？”

“完全没有，”他道歉道。“只是整件事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我的意思是，那些人既然已经摆脱了罪行的证据，怎么可能还会返回现场重新带走它。”

“除非他们当时就在树后盯着我发掘，担心如果尸体落入你们手中后果不堪设想，”我建议道。

“他们当然可能躲在树后盯着你，等你走后，他们就回来把尸体搬到了别处，”他怀疑地说道；“但即使他们做了，也一定还在这个树林里。他们绝不敢冒险把尸体运得太远，这里显然是整个地区最理想的藏匿地点。”

“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天亮后搜查树林，”我建议道。“如果那两个人在我离开期间回来过，他们可能还在附近监视。”

“很可能。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他断言道。随后，我们压低灯笼，对周围进行了检查，但没能再发现任何提供线索的东西。在我离开期间，不幸的阿米达的尸体不见了——这一事实，结合我所知的一切，显得加倍神秘。

那两人无疑监视了我和穆里尔，我们刚一走，他们就回来带走了那具被残忍杀害的可怜女人的恐怖遗骸。

但那两人究竟是谁——穆里尔认出的那个宽肩膀家伙，以及穿着飞行员外套、戴着檐帽的瘦削水手？这个谜团每过一小时就变得越发不可捉摸。

黎明时分，麦肯齐带着他手下的四个人对树林进行了全面搜查，但尽管他们一直搜到黄昏，却一无所获，也没听到任何关于那个神秘水手及其穿棕色粗花呢衣服同伙的消息。

我按约定去拜访了穆里尔，并解释了尸体是如何突然消失的，随后她脸色苍白地盯着我，说道——

“凶手一定一直在监视我们！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我们掌握了他们罪行的底细？”

“当然，”我说。

“啊！”她嘶哑地喊道。“那么我们都身处致命的危险之中——我们的生命正岌岌可危！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毫无疑问，你和我都被他们盯上了。我们都必须格外警惕，以免落入他们为我们设下的圈套。”

她的话语似乎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表明她知晓那些阴谋者的身份，然而她却不愿给我任何关于他们的线索。

我们一同走出屋外，沿着车道向犬舍走去，她的父亲，那位身着射击装、身材高大而威严的男子，正对着看守人们下达指令。

“哈喽，格雷格！”他愉快地喊道，伸出了手。“明天去格伦利亚（Glenlea）参加聚会，你也一起来吧，好吗？佩顿（Paton）和菲利普斯（Phillips）都要去。十点准时在这里集合，女士们也会出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餐。”

“谢谢，”我欣然接受，因为我看出这或许能给我提供一个靠近穆里尔的机会。刺客们知晓我们掌握内情的事实，似乎让她深感忧虑，生怕我们会遭遇不测。随后，当我们转身回屋时，利斯考特（Leithcourt）对我说道——

“你一定听说那天在树林里的发现了吧！真是可怕的事情——一个年轻的外国人被谋杀了。”

“是的，我听说了，”我回应道。

“警察简直比废物还不如，”他厌恶地宣称。“他们甚至还没查出那家伙是谁。嘿，如果这事发生在苏格兰以外的任何地方，他们早就在这之前逮捕凶手了。”

“我听说他是个完全的陌生人，”我评论道。接着又补充说：“你经常在傍晚去树林里打鸽子。真幸运你那天晚上不在那儿，是吧？”

他迅速看了我一眼，眉头微微皱起，仿佛并没有完全听懂我的意思。我瞬间意识到我的话引起了他的警觉。

“是啊，”他带着一种虚弱的微笑回答，想以此向我传达他的完全不在意。“他们可能会怀疑我。”

“发生在自家领地上的确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我说道，依然紧紧盯着他。随后，站在他身边的穆里尔凭借女性的机敏，成功将话题引向了别处。

第二天，我陪同他们一行前往约五英里外的格伦利亚。中午时分，在预先安排好的地点，我们发现女士们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午餐也已在树下铺开。我们刚一走近，穆里尔便快步上前，递给我一份电报，说是我们离开城堡时，我叔叔的一名马夫刚刚送来的。

我急切地拆开电报，阅读了内容。随后，转向同伴们，尽量以平静的语调说道——

“我今晚必须去伦敦。”众人听后都表达了希望我尽快回来的愿望。利斯考特一行人很友好，内心深处我也不愿离开苏格兰。然而这份电报让我不得不动身，因为它是利沃诺（Leghorn）的弗兰克·哈切森（Frank Hutcheson）发来的，写着：

*“已调查清楚。奥林托·桑蒂尼（Olinto Santini）约一年前在伦敦意大利总领事馆与你的仆人阿米达结婚。他们住在坎伯韦尔（Camberwell）的奥尔巴尼路（Albany Road）64B号：他在西伯恩格罗夫（Westbourne Grove）的法拉利餐厅（Ferrari's Restaurant）当侍者。——利沃诺英国领事馆”*

午餐很愉快，正如通常的射击聚餐那样。趁着我们吃午餐的间隙，看守人们把我们早晨的猎物——数量相当可观——装进了等候的珀斯车（Perth-cart）里。随后，当我们得以独自走开时，我向穆里尔解释说，我突然去伦敦是为了继续调查那起神秘事件。

这让她感到困惑，因为我当然没有透露我已经查到了奥林托的身份。但我设法找了些借口，并承诺会回来，我想这平息了她所有的怀疑。那天晚上，在拜访了侦探麦肯齐之后，我乘坐卧铺特快列车前往尤斯顿（Euston）。

我发现哈切森指出的那家餐厅位于西伯恩格罗夫的中段，几乎正对着怀特利百货（Whiteley's）。那是一家小店，橱窗里陈列着糖果和甜点，还有长颈的意大利奇安蒂酒瓶、羊排、小块肉食和番茄。我走进那间长条形的店铺时，时间刚过九点，店里摆着一排排大理石桌面的餐桌和红绒布的油腻沙发。一个面色不健康的少年正用湿木屑打扫着地面，一个身材高大、蓄着黑须、脸庞浮肿的男人正挽着衬衫袖子站在小柜台后面擦拭叉子。

“我想见见法拉利先生，”我对着他说道。

“没有法拉利，他死了，”男人用蹩脚的英语回答。“我叫奥丁佐夫（Odinzoff）。我是从那位太太手里买下这家店的。”

“你是俄罗斯人，我猜？”

“波兰人，先生——来自华沙。”

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看出他根本不是意大利人。他太臃肿了，脸盘也太宽太扁。

“我是来打听你们店里的一个侍者，一个叫桑蒂尼的意大利人。他当过我好几年的仆人，我自然对他很关注。”

“桑蒂尼？”他重复道。“噢！你是说奥林托？他还没来。他十点钟上班。”

这个回答让我感到惊讶。我本以为餐厅老板会对他失踪表示遗憾，但他说话的口气却好像对方昨天还在照常工作似的。

“能给我来杯白兰地利口酒吗？”我见自己不得不点些什么，便问道。“也许你愿意陪我喝一杯？”

“啊，不！但库梅尔（kümmel）——是的，我要喝库梅尔！”他斟满了我们的杯子，一口气喝干，随后咂了咂嘴，因为普通的俄罗斯人非常钟爱这种本国的葛缕子蒸馏酒。

“你觉得奥林托是个好仆人吧？”我没话找话地问。

“极好。意大利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侍者。我是俄罗斯人，但我可不敢雇佣俄罗斯侍者。要是那样，这些英国人就不会来我的店了。”

我环顾四周，发觉这家店的买卖主要靠中午为偶然路过的顾客提供排骨和牛排，以及每天下午为那些围在“世界供应商”长排窗户边嗡嗡乱转的妇女们提供茶和蛋糕。从贴在一面长长的、布满苍蝇污点的镜子上的打印通知“冰淇淋4便士及6便士”来看，我能看出这是一家廉价的生意。

“奥林托在你这儿干多久了？”我打听道。

“大约一年——或许再久一点。我完全信任他，我休假时就由他代管。他和厨师——那个米兰人——处得不太好。这些不同省份的意大利人总爱吵架，”他大笑着补充道。“如果你在意大利住过，想必知道这点。”

我跟着笑了笑，随即看了看表，说：“如果他十点会来，那我就等他。我真的很想再见到他。”

这位俄罗斯人丝毫不感到窘迫，只是淡淡地说——

“他有时会迟到，但不常这样。他住在伦敦的另一头——在坎伯韦尔。”他对侍者会回来的信心让我觉得非常古怪；尽管如此，我还是耐心等待，在餐厅里来回踱步，偶尔站在门口注视着外面格罗夫大街上的车流。

那个叫奥丁佐夫的男人似乎是个机灵且勤奋的家伙，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因为他拿起水桶和刷子开始擦洗大理石桌面，同时还指挥着那个苍白少年的工作。突然，侧门开了，厨师探出头来，用法语与他的老板交谈。他是个典型的意大利人，大约四十岁，留着向上翘起的黑色胡须，举止随和且漫不经心。然而，当他看到我，并以为我是个顾客时，他迅速转身关上了门。就在那一瞬间，我注意到他那宽阔的肩膀，他的背影让我觉得与我们在兰诺赫树林中见到的那个穿着棕色衣服、正在消失的人惊人地相似。

这怀疑让我屏住了呼吸。

那个俄罗斯人声称奥林托几分钟后就会到达，他是在骗我吗？这看起来很奇怪，因为我推断，那个已经死去的人至少已经失踪了四天。难道他缺勤没给老板造成过什么麻烦吗？

“刚才那是你的厨师吧？那个爱吵架的米兰人？”当侧门关上后，我笑着问。

“是的，先生。但埃米利奥（Emilio）是个好工人——而且非常诚实，尽管我不得不经常抱怨他做菜用的油太多。这些英国人不喜欢油腻。”

我又站在门口，看着外面涌向皇家橡树（Royal Oak）方向的繁忙人群。邻近的教堂敲响了十点的钟声，但我仍在等待，虽然心里很清楚，我是在白费力气地等待一个尸体早已被埋葬在遥远的苏格兰小镇外的人。但我等待是为了查明这个蓄着胡须的俄罗斯人引导我相信那个年轻人会回来的动机。

没过多久，奥丁佐夫走到外面，拿出了两块写着“今日八便士午餐！”的黑板，用潦草的字迹写着，并将其固定在店面外。

这是我的好机会。我动作飞快地走到那个面色不健康的少年工作的地方，低声说道：

“只要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就给你半个金镑。现在告诉我，刚才我看到的那个厨师，昨天在这儿吗？”

“在的，先生。”

“那前天呢？”

“不在，先生。他病了，已经四天没来了。”

“那你老板呢？”

“他也走了，先生。”

我没有时间再问更多问题，因为那个俄罗斯人此时正好走了进来，少年便忙着擦拭柜台前沿，假装刚才没跟我说话。事实上，我费了点劲才趁他老板不注意时，把承诺的钱塞进了他手里。

随后，我在餐厅里来回踱步，耐心地等待着，思索着埃米利奥的缺席是否与兰诺赫树林的悲剧有关。

当我站在那儿时，一个身材偏瘦、穿着体面的男人走了进来，坐在最远处的一张毛绒沙发上，脱下圆顶硬礼帽，向老板点了一份排骨和一壶茶。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坐下来阅读，似乎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在意。

然而，当我观察时，发现他正透过报纸的上方，仔细地打量着店里的全貌，他的双眼敏锐地跟踪着那个俄罗斯人的一举一动。后者通过传声筒，用法语向那个埃米利奥喊出了排骨的订单，随后回到客人身边，铺开餐巾，在他面前摆上了一个小调味瓶架、刀、叉和面包。但这位顾客似乎沉浸在报纸中，直到俄罗斯人转身后才抬头。随后，他对这个地方的兴趣如此浓厚，那双黑色的眼睛又是如此敏锐，以至于真相突然在我脑海中闪现。麦肯齐给苏格兰场发了电报，坐在那儿的顾客其实是一个前来调查的侦探。我刚要走向柜台再次和店主搭话，身后的一阵急促脚步声让我转过身来。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身材瘦削、戴着草帽、穿着略显寒酸的黑色夹克的人。

“上帝啊，老板！”他叫道。

我踉跄了一下，仿佛受了一记重击。

奥林托·桑蒂尼，活生生的、面带微笑且健康的奥林托·桑蒂尼，就站在我面前！

第八章 生活的还债

当面对这个我曾亲眼见到躺在邓弗里斯停尸房那块灰色石板上、冰冷且僵硬的男人时，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自己那绝对且彻底的震惊。

我的目光扫到了那位顾客，他见到奥林托后放下了报纸，正惊愕地盯着他看。这位侦探显然收到过死者的照片，现在和我一样，发现他不仅还活着，而且就在这儿。

“老板！”那个相貌令人完全迷惑的男人喊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承认我上次跟你说我在米兰餐厅（Milano）工作是骗你的，”他用意大利语飞快地接道。“但那是被迫的——那天晚上的行动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而是受他人指使。”

“是的，我明白，”我说。“但跟我到街上去。我不想在这些人面前说话。你的老板想必懂意大利语。”

“啊！只懂一点点，”他笑着回答。“别怕他。”

“但埃米利奥，那个厨师呢？”

“那么你已经见过他了！”他急促地惊呼，眼神中带着一丝怪异的忧虑，“他是个不可靠的人，先生。”

“我也这么觉得，”我回答。“但我希望在外面和你谈——不是在这儿。”接着，我微笑着转向那个波兰人，为占用他几分钟侍者的时间表示歉意。“记住，我是他以前的老板，”我补充道。

“当然，先生，”波兰人礼貌地鞠躬回答。“随你怎么说，想谈多久都行。他完全听候您的差遣。”

当我们来到西伯恩格罗夫的街上时，奥林托惊奇地走在我身边，我突然问道：

“告诉我。你去过苏格兰吗——去过邓弗里斯吗？”

“从来没有，先生。怎么了？”

“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我飞快地说道。“你在意大利领事馆和阿米达结婚了。她现在在哪儿——今天早晨她在哪里？”

他脸色苍白，我看到他的神情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啊，先生！”他回应道，“我真希望我能告诉你。”

“说她身体不好是不真实的，”我继续说道，“或者说你们住在兰贝斯（Lambeth）也是假的。你们的地址是在坎伯韦尔的奥尔巴尼路。你无法否认这些事实。”

“我不否认，长官。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意大利当局知道一切，”我回答。“像所有你的同胞一样，你的记录都登记在公社里。”

“无论如何，我的记录是清白的，长官，”他带着一丝激动宣称。“我有携带左轮手枪的许可（permesso），这本身就足以证明我是个品行端正的人。”

“我没有对你进行任何指责，奥林托，”我回答。“我只是打听你妻子的下落，而你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答复。”

我们走到了皇家橡树，站在路边交谈。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能，”他用意大利语说道。“阿米达——我可怜的阿米达——已经离家了。”

“你为什么要跟我编造那些关于她处境艰难的谎言？”

“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长官，当时我不能主宰自己的行动。我受制于人。但我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你的命。总有一天，当情况安全时，我会告诉你一切。”

“让我们把过去的事放在一边吧，”我说。“你妻子现在在哪儿？”

他犹豫了一会儿，直视着我的脸。

“嗯，长官，说实话，她失踪了。”

“失踪了！”我重复道。“你难道没有去警察局报案吗？”

“没有。”

“为什么不？”

“出于我个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警察调查我的私事。”

“我知道。是因为你曾经在卢卡（Lucca）因动刀伤人被定罪过——对吧？我记得那件事——那是段恋情，不是吗？”

“是的，长官。但那时我还年轻——只是个孩子。”

“那么告诉我阿米达失踪的前因后果，”我催促道，因为我看得非常清楚，他与我的突然重逢让他心烦意乱，他正试图隐瞒一些他迫切想倾诉的故事。

“好吧，先生，”他最后低声坦诚道，“上次我们见面时我跟你撒了谎，现在我不愿再用我的私事来麻烦你。”

“继续，”我说。“告诉我实话。”

经历了上次见面那些令人激动的事件后，我半信半疑。

“实话是，长官，我的妻子神秘地失踪了。上周六十一点，她还在和邻居隔着花园墙聊天，当时她已经穿戴好准备出门了。她显然出去了，但从那一刻起，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我几乎脱口而出要告诉他那个可怕的真相，然而考虑到那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连脸上的痣都分毫不差的人正躺在苏格兰的坟墓里，我犹豫了，没敢说出我知道的一切。

“我想，她会说英语吧？”

“她能表达得很清楚，”他叹了口气说，我看到他的眉宇间带着沉重的思虑。我知道，他是真心爱她的。对于任何阶层的意大利人来说，爱情都是一种全情投入的事物——要么是完美的爱，要么是彻骨的恨。托斯卡纳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两个极端。

我抬头看向马路对面，发现那个点了排骨和咖啡的侦探停下来点烟，正注视着我们。

“你知道你妻子在哪儿吗，或者是什么促使她离家出走的？也许你们吵架了！”

“吵架，长官！”他回道。“我们是整个伦敦最幸福的一对。我们之间从来没说过一句刻薄话。她完全没理由不跟我告别就离开。”

“但你为什么没告诉警察？”

“原因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更倾向于自己进行调查。”

“那你调查出什么结果了吗？”

“什么都没有——绝对什么都没有，”他严肃地说。

“你不怀疑有什么阴谋吗？我记得在兰贝斯那天晚上你告诉我，你有敌人？”

“啊！确实有，长官——你也有！”他嘶哑地喊道。“是的，我可怜的阿米达可能被他们诱骗了。”

“如果是被诱骗，那会怎样？”

“那他们杀她就像杀一只苍蝇一样毫无怜悯，”他说。“啊！你不了解那些人的冷酷。我只希望能祈祷她已经逃脱并躲在某个地方，也许会突然回来给我一个惊喜。她最喜欢给我惊喜了，”他笑着补充道。

可怜的家伙，我想，她再也无法给他惊喜了。她确实成了受害者，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

“那么你认为她一定是收到了什么紧急消息才匆忙离家的？”我建议道。

“从她离家时的样子看，她走得很急。抽屉里有五个金镑是我们存着交房租的，她把钱带走了。”

我再次停顿，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那个残酷的真相。我记起尸体已经不见了，那么我凭什么去指控她已经遇害呢？

“告诉我，奥林托，”当我们继续朝着帕丁顿车站（Paddington Station）走去时，我说道，“你认识一个叫利斯考特的人吗？”

他突然一惊，看着我。

“听说过他，”他回答得极其勉强。

“还有他的女儿——穆里尔？”

“也听说过。但我跟他们并不熟——说实话，我也不想跟他们熟。”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我的敌人——死对头。”

他的宣称很奇怪，这为兰诺赫树林里的悲剧投下了一些光亮。

“也是你妻子的敌人吗？”

“我不知道，”他回应道。“我想，我的敌人也是我妻子的敌人。”

“上次我们见面时那次卑劣的谋杀企图，你还没告诉我其中的秘密，”我低声说道。“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我理应知道我的敌人究竟是谁，这样才能防备未来的任何阴谋。”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长官。我不敢现在告诉你。”

“你之前也这么说过，”我不满地喊道。“如果你效忠于我，至少应该告诉我他们为何要背地里杀我。”

“因为他们怕你，”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们为什么要怕我？”

但他耸了耸肩，用手势表示自己一无所知。

“我问你一个问题。回答是或不是。那个利斯考特是我的敌人吗？”

年轻的意大利人停顿了一下，随后回答道：

“他不是你的朋友。这一点我很清楚。”

“那他的女儿呢？我听说她订婚了。”

“我想是的。”

“你最初是在哪儿见到Leithcourt的？”

“我认识他好几年了。我们初识时，他还很穷。”

“突然变得富有——嗯？”

“在乡下买了一栋漂亮的房子；当他和妻子女儿在伦敦时，大多住在Carlton酒店——尽管我相信他们现在在West End某处也有处房产——而且他经常乘坐他的蒸汽游艇进行长途巡航。”

“他是怎么发财的？”

Olinto再次耸了耸肩，没有回答。

如果他能向我吐露他被诱使将我引诱到那所房子的真正原因，我或许就能对Rannoch的房客及其朋友们做出一些推断。

那个曾代表眼前这个男人，却被一只有力的手击毙的人，究竟是谁？Armida是否可能收到了电报去见她的丈夫，而在认出针对她的骗局后，威胁要揭露它，并因此与那个冒名顶替者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这是我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理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动机是个谜，但事实在我看来已经足够清晰了。

由于这名年轻的意大利人拒绝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下定决心，在那个不幸女人的尸体被寻获之前，暂不向他揭露那个可怕的真相。毫无疑问，他隐瞒事实必有原因，要么是他担心我会过度惊慌，要么就是他本人也深陷于这个阴谋之中。对于这两种猜测，我更倾向于后者。

他陪我一直走到Bishop's Road的尽头，试图以意大利人那种精妙的外交辞令从我这里套出关于Leithcourt一家的底细。但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也未曾透露我当天早晨才从苏格兰回来。最终我们分开了，他折回身往Westbourne Grove的小餐馆走去，而我则叫了一辆出租马车，驶向New Bond Street那家著名的摄影馆。在那令人难忘的地中海之夜，我在Lola号上发现了一张被撕碎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白色凸花布衫、头发系着黑色缎带蝴蝶结的少女，而我曾在Rannoch Muriel那间舒适的小屋里见过那张照片的复制品。

我记得她曾告诉我，照片中的原型叫Elma Heath，是她在Chichester时的同学。因此，我询问摄影馆的女店员，是否能为我提供一张底片的冲印件。

她在那堆账簿中搜寻了许久，终于找到了那个名字。然后她说道：

“很抱歉，先生，我们无法为您提供冲印件，因为那位顾客当时把底片买走了。”

“啊，那太遗憾了，”我说，“你们把底片寄往哪个地址了？”

“下单的那位顾客显然是个外国人，”她说，同时将账簿转过来让我看。我看到上面的条目是：“Heath——Elma小姐——3打内阁照及底片。地址：俄罗斯圣彼得堡，Vosnesenski Prospect 48号，Xavier Oberg男爵。”

“这位男爵在给那位年轻小姐拍肖像时也一起来了吗？”我询问道。

“我不知道，先生，”她回答，“我才来这里一年，您看日期——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

“摄影师也许知道？”

“他是位新来的，先生。他才来一个月。事实上，这家店一年前易主了，之前的雇员一个也没留下。”

“啊！那真是不幸，”我感到非常失望；记下了底片和照片所寄往的地址后，我向她道了谢，便离开了。

我心想，这位Oberg男爵是谁？他和Elma Heath又是什么关系？

照片中那个穿白衫女孩的形象，不知为何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吸引力。

你是否体验过照片那种难以解释却又强而有力的魅力——一种你无法摆脱的磁力？也许是有人在Lola号上将它从相框中取出并销毁的事实，最先引起了我的兴趣；亦或是因为它是在Rannoch Muriel的房间里被发现的。无论如何，它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我常在想，那个在我离开游艇时偷偷上岸的神秘女孩，会不会就是Elma Heath本人。

这位Oberg男爵究竟是谁？名字无疑是德语的，但他却住在俄罗斯的首都。从伦敦到彼得堡路途遥远，但我决心若有必要，定要亲自前往调查。

在Carlton House Terrace的德国大使馆，我找到了我的朋友、二等秘书Nieberding上尉，向他询问是否知道Oberg男爵这个名字。但他翻阅了公使图书馆里的几本德文书后回来告诉我，德国贵族名录中并无此人。

“他可能是俄国人——极有可能是波兰人，”那位戴着金丝眼镜、身材高挑且皮肤白皙的上尉补充道，他曾是我在罗马时的大使馆三等秘书。他的意见是这并非德国名字，因为他说在Lodz和Lowicz之间的铁路沿线，有一个叫Oberg的小地方。

午餐后，我去了Albany Road，那是那种阴郁、老式的街道，在早期的维多利亚时代，当Camberwell还是郊区，Walworth Common还是荒地时，这里曾十分宜人。我找到了Olinto居住的房子——那是一栋漆黑破旧、半独立式的建筑，坐落在一小块长满杂草的院子里，二楼窗前有一个木制的阳台。据街角杂货店的女店主说，这栋房子住了两户人家。她口中的“意大利佬”住楼上，而Gibbons一家租了底层。

“噢，是的，先生。那些外国人挺正派的。除了牛奶钱是每周一结，其他开销总是付现钱。”

“我听说他妻子失踪了。你对此有什么耳闻吗？”

“人们都在说，先生，他们前几天吵了一架，那女人一气之下就自己跑了。不过，这种话你也别全信。”

“他们经常吵架吗？”

“据我所知没有，先生。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确实是非常安静且正派的人。”

我走过那名死者的家，重新回到繁忙的Camberwell Road，乘上一辆公共汽车回到我投宿的Strand区Cecil酒店，感到疲惫且失望。

第二天，我坐车去了Chichester，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Cheverton女子学院，那是一栋大型的老式建筑，位于城外Drayton路上半英里处。学校显然是一流的，因为我进去时，注意到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对校长说，那是一位神情有些严厉的老妇人：

“很抱歉，夫人，冒昧打扰了，但我在寻找一些您能提供的信息。关于一位叫Elma Heath的学生，她在您这儿读过书，我想大约两年前离开的。她的父母住在Durham。”

“我完全记得她，”那女人坐在大办公桌后回应道，显然她起初以为我是来送女儿入学的。

“是这样，”我说，“她家里发生了一些小摩擦，我受她另一位亲属——一位希望能查明女孩下落的姑母之托，特来询问。”

“啊，很遗憾，先生，我无法告诉您。她的叔叔，那位男爵，有一天来这里突然把她带走了——我想是去了国外。”

“她没有可能会写信的同学吗？”

“有个叫Leithcourt的女孩——Muriel Leithcourt——是她的朋友，但她也离开了。”

“还有别人吗？”我问，“女孩们在离校后常会通信，直到结婚，之后联系通常才会中断。”

校长沉默着，陷入沉思。

“嗯，”她终于说道，“还有一名学生和Elma关系也不错——一个叫Lydia Moreton的女孩。她或许和她有过联系。如果您真的想知道，先生，我想我能找到她的地址。她是在Elma离开九个月后离校的。”

“如果您能把那位年轻小姐的地址给我，我将不胜感激，”我说。她随即打开写字台的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一本厚厚的皮质封面的书，翻阅了片刻，最后惊呼道：

“是的，在这儿——‘Lydia Moreton，Hamilton Moreton爵士（K.C.M.G.）之女，Whiston Grange，Doncaster’。”她用铅笔把地址写在信封上递给我，说道：

“我担心Elma Heath在家里受到了些冷落。她在这里待了五年，从没像其他女孩那样休过假。她的叔叔那位男爵来看过她几次，但每次他走后，我都会发现她在暗自垂泪。他对她很刻薄。现在想起来，我记得Lydia曾说过收到过她的信，所以她也许能为您提供一些信息。”

随后我向她道谢告辞，返回了伦敦。

Lydia Moreton能提供信息吗？如果是这样，我就能找到那个因为照片引起了神秘陌生人狂怒嫉妒的女孩了。

次日清晨，我从King's Cross搭乘十点钟前往爱丁堡的特快列车抵达Doncaster。在车站租了一辆陈旧的马车，沿着Rotherham路向外行驶了三英里，发现Whiston Grange是一座精美的伊丽莎白时代老宅，坐落在一座大型公园的中心，有高耸扭曲的旧烟囱和精心打理的花园。

我在门口下车并按了门铃，男仆不确定Lydia小姐是否在家。他看向我的眼神有些怀疑，直到我递上名片并意味深长地告诉他，我特意从伦敦赶来，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见他家的小姐。

“告诉她，”我说，“我是为了她的朋友Elma Heath小姐的事想见她。”

“Elma 'Eath小姐，”那人重复道，“好的，先生。请这边走。”

我跟着他穿过铺着大块老橡木地板的宽敞门厅，那里挂满了狩猎战利品和内战时期的武器，进入左侧一间装有嵌板的小室。深凹的窗户嵌着钻石形的玻璃，望出去可以看到旧的草地滚球场和远处的花圃。

不多时，门开了，一位身材高挑、留着黑发的白衣少女走了进来。她脸上带着探询的神情，停下脚步向我鞠了一躬。

“是Lydia Moreton小姐吗？”我开口道。当她给出肯定答复后，我继续说：“首先得为您不请自来致歉，但Chichester学校的校长Sotheby小姐指引我来找您，询问Elma Heath小姐的下落，我相信她是您在校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又加了一句谎言：“我正受她的一位姑母之托，试图寻找她。”

“噢，”女孩回应道，“我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据我所知，她现在掌握在她叔叔手里，他根本不让她写信，可怜的女孩。她很害怕离开我们。”

“为什么？”

“啊！她从来不肯说。她对那位住在圣彼得堡、偶尔才来见她一次的叔叔Oberg男爵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但或许您已经知道整个故事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急切地喊道，“如果您能告诉我您所知的一切，既是对她有益，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知道的很少，”她靠在桌沿上，严肃地看着我，回答道，“可怜的Elma！她家里人对她确实很糟糕。他们不给她寄钱，也不让她放假，可她却是全校脾气最温和、最有耐心的女孩。”

“那么——关于她的故事呢？”

“据推测，她在Durham的家人根本不存在，”她解释道，“Elma显然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国外，因为她法语和意大利语说得比教授还好，所以总是拿奖。班里的同学抗议了，后来她就不再参加竞争。然而她从未告诉我们她小时候住在哪里。她说她来自Durham——仅此而已。”

“男爵把她带走后，你收到过她的信吗？”

“收到过，是从伦敦寄来的。她说她看过几场戏和音乐会，但并不喜欢城里的生活。那里太喧闹了，而且只顾着研究时装。”

“你还收到过她其他的信吗？”

“我想有三四封吧。全是从国外寄来的。一封来自维也纳，一封来自米兰，还有一封来自匈牙利某个名字拗口的地方。最后一封……”

“是的，最后一封？”我急切地屏住呼吸，打断了她。

“嗯，最后一封是我两周前才收到的。如果您等一下，我去把它拿来。这封信太奇怪了，我一直没舍得扔。”她走了出去，我听到她裙摆的悉索声，显然她正在上楼。

五分钟的屏息等待后，她回到了我身边，把信递给我读，说道：

“字迹不是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信纸是外国货，上面印着蓝色的方格线。信是用一种显然是外国人的笔迹写的，拼写错误很多，内容如下：

“亲爱的Lydia：

“也许你永远收不到这封信——这是我能寄给你的最后一封了。事实上，寄出这封信我冒了极大的风险。啊！你不知道我遭遇了怎样可怕的灾难，不知道我所承受的恐惧与折磨。但没有人能帮我，我正盼望着一切结束的那一天。你还记得我们在Chichester花园里那些宁静的日子吗？我总是想起它们，总是想起，并将过去那份甜蜜的安宁与我如今遭受的种种可怕折磨作对比。啊，我多么希望能再见你一面；多么希望感受你的手抚过我的额头，听到你鼓励与希望的话语！但幸福已离我远去，在这身心俱疲的缓慢折磨中，我正一步步走向坟墓。

“这封信在到达邮局前会经过许多人的手。如果它真的能寄出并被你收到，你愿为我做最后一件事吗——为一个无助、没有朋友、且很快将不再给这个世界添麻烦的可怜女孩做最后一件事？那就是：把这封信带到伦敦，去拜访Piccadilly区Cork Street 98号的Martin Woodroffe先生。把这封信给他看，并替我告诉他，历经磨难，我始终信守承诺，秘密依然安全。他会明白的——也会知道我为何无法亲笔写下这些。如果他不在国内，请替我保管直到他回来。

“这是我唯一的请求，Lydia，我知道如果这封信到了你手中，你不会拒绝我。你一直是我唯一的朋友和知己，但我现在要和你告别了，因为未知正在召唤我，而从坟墓里，我将无法再写信。再次告别，永别了。

“爱你的、深情的朋友，

“Elma。”

“很奇怪的信，不是吗？”站在我身旁的女孩评论道，“我读不懂。您看，信上没有地址，但邮戳是俄国的。她显然在俄国。”

“在芬兰，”我说，检查着邮戳，辨认出邮戳上的城市是Abo。“但你还没去伦敦执行这件奇怪的委托吗？”

“没有。我们下周要去。我打算去拜访这位叫Woodroffe的人。”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他人在国外，但我很高兴获得了两条极其重要的线索：首先，那位神秘游艇主Woodroffe（又名Hornby）的地址；其次，确定了我所寻找的那个年轻女孩正身处波罗的海芬兰港口城市Abo附近。

“你看，可怜的Elma在信中提到了某个秘密，Gregg先生，”我的同伴说，“她说她希望这位Woodroffe先生——不管他是谁——知道她信守了诺言，没有泄露秘密。这仅证实了我一直以来的猜想。”

“你有什么猜想？”

“嗯，从她深沉、忧郁的神态，以及她偶尔对我说的某些话判断，我相信Elma掌握着某个巨大而可怕的秘密——一个她的叔叔Oberg男爵渴望得知的秘密。我知道她对他怀有极度的恐惧——她害怕自己会不小心向他吐露真言！”

第九章 离奇的披露

Elma Heath那封奇怪的信，加上Lydia Moreton告诉我的内容，激起了我调查此事的决心。从那个炎热、沉闷的夜晚我从Leghorn登上Lola号的那一刻起，谜团便接踵而至，令人眼花缭乱。

现在已经证明，那个相貌甜美的女孩、那张被撕毁照片的原型，确实掌握着一个秘密；而且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知道死亡已近。那次不可理解的谋杀未遂，Hornby和Chater——顺便一提，他们似乎已经彻底消失了——的怪异行径，那个冒充意大利侍者而遭暗杀的男人的死，以及Olinto妻子的被杀，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解答。

要不是因为这一切谜团——而谜团总会激起人的好奇心——我早就放弃探寻真相了。然而作为一个有闲暇的人，且从Elma Heath的信中得知她正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我加倍努力去查明这一切的原因。

Lola号的谜团在地中海沿岸依旧是个谜。在每一个法国和意大利港口，这艘游艇的伪名和外形特征都被记录在警方的簿册里，而在劳合社（Lloyd's），Lola这个名字被标记为海上神秘船只之一。

Chater失踪了，而Hornby在国外。也许他们正重新起航，给游艇重新漆了颜色，换了个新名字。但为什么呢？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被笼罩在那位不幸女孩身上的彻底谜团所触动，我将查明真相作为自己的任务。此前我一直处于被动，但现在通过那封奇怪的信，我意识到至少有一个女人的生命危在旦夕——Elma Heath掌握着某个秘密。

离开Leghorn时，我曾放弃了追踪那位神秘游艇主的希望，并将此事交给了意大利警方。但不知不觉中，我似乎被卷入了一个由离奇事件组成的巨大网络，这一切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完整、最引人注目的谜题。显然，从没有哪个人像我此刻这样，同时面对如此多的谜团。

幸运的是，我一直小心翼翼没有向任何人暴露底牌，这或许让我拥有了明显的优势。在返回伦敦的途中，当火车穿过Peterborough，驶向Hitchin那片肥沃平坦的土地时，我回想起提到Lola号时Jack Durnford说过的话。我想，他知道些什么？

下个月，即十一月，他在地中海驻地服役三年后就该回伦敦了。到时候，我希望几周后我们能见上一面。当他得知我所知道的一切时，他会告诉我什么吗？他掌握着某些秘密情报。他的秘密会不会和远在阴郁芬兰的那个不幸女孩掌握的秘密是同一个？

我来到Elma指出的Cork Street的那处房产，从那位兼任电梯工和门房的老守门人口中得知，Mr. Woodroffe的办公室已经关闭了。

“他几乎总是出差，先生——我想是在国外。”这是我从那位老兵口中能打听到的全部，像他这种阶层的人，毫无疑问是拿了钱闭嘴的。

我在Westbourne Grove徘徊了两天，监视着Ferrari的餐厅。在这样一条忙碌喧嚣、拥有众多橱窗作为逗留借口的街道上，这项任务执行起来很容易。我观察到，Olinto每天早上十点准时到达，整天辛勤工作，晚上九点离开，在Royal Oak搭乘公共汽车回家。他的外表平静而从容，一点也不像是一个深爱的妻子刚刚失踪的男人。

如果不是因为那位可怜女人的尸体至今下落不明，我早就上前向他解释这恐怖的真相了。

那些九月的日子里我充满了焦虑。我孤身一人，没有任何外援，身陷一片真正的神秘之海，试图解决一个伟大的难题。我想见Muriel Leithcourt，进一步询问关于Elma Heath的事。因此，我再次离开Euston，连夜赶路，于次日清晨在Greenlaw坐到了早餐桌前。

Sir George独自坐着——我姑妈没有早起的习惯——他欢迎了我，接着以他那粗鲁的方式嗅了嗅鼻子，惊呼道：

“Rannoch那边出了不少好戏！你听说了吗？”

“没有。什么事？”我喘着气喊道，盯着他。

“嗯，我一直怀疑那些Leithcourt一家是彻头彻尾的外来户，现在看来差不多是对的。”

“为什么？”

“嗯，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故事，有十几种不同的扭曲版本，”他说，“但据我所知，事实是这样的：前天晚上七点左右，就在Leithcourt和他的客人们准备去吃晚餐时，收到了一份电报。Mrs. Leithcourt打开电报后立刻陷入了歇斯底里，而她的丈夫则惊慌失措地迅速脱掉晚礼服，换上一套旧的蓝色哔叽套装，往包里塞了几样东西，然后冲进Muriel的房间，催促她准备秘密潜逃。”

“潜逃！”我倒吸一口凉气，“什么，他们已经走了？”

“听着，我告诉你。仆人们在村子里描述了整个经过，所以这件事没跑。Leithcourt向Muriel展示了电报并催促她逃跑。起初她拒绝了，但为了她父亲，还是被迫准备随行。当然，客人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马车被要求准备在马厩院子里，而不是绕到正门，而Mrs. Leithcourt的贴身女仆试图让那位女士冷静下来。Leithcourt本人似乎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抓起他妻子和女儿的珠宝盒以及他能拿到手的一切贵重物品，同时母女俩正在换衣服。就在他冲下主楼梯前往书房去取锁在保险柜里的支票簿和一些现金时，他遇到了一个刚刚被放行并带入房间的陌生人。Leithcourt关上门面对他。然而，后来发生了什么却是个谜，因为两个小时后，在他和两个女人逃走、丢下客人们自娱自乐之后，那个陌生人被发现锁在一个大柜子里，不省人事。这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医生Cowan被叫来，宣布那个陌生人被下了药，正遭受麻醉剂的影响。那个放他进来的仆人说，那个人声称他与主人有约，不需要名片。不过，他给出的名字是Chater。”

“Chater！”我跳起来喊道，“你确定是这个名字？”

“我只知道Cowan告诉我的，”我叔叔回答，“但你认识他吗？”

“完全不认识。只是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我说，“我在意大利认识一个同名的人。但那个访客现在在哪里？”

“在Dumfries的医院里。他们把他送到那里，总比让他一个人留在Rannoch要好。”

“一个人？”

“当然。现在主人和女主人不辞而别，所有人都走了。丑闻，不是吗？但孩子，你要记住我一直说我不喜欢那些人。我确信他们身上有些神秘之处。那封电报警告了他们Chater那个人的造访，相信我，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害怕他。如果能知道这两个人在书房里发生了什么，那该多有意思。而且这些人还被所有人接纳——我管他们叫纯粹的冒险家！”老Sir George再次嗅了嗅鼻子，想到这种丑闻发生在附近。“如果Gilrae一定要出租Rannoch，那他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不租给正经人，而非要租给《The Field》广告上的第一个家伙？简直太丢人了！”

“确实，这是一个最离奇的故事，”我断言，“Leithcourt显然想避开他的访客，这就是他给对方下药的原因。”

“你是说他毒害了他。Cowan说那家伙中毒了，但很可能会恢复。我听说他已经清醒了。”

我决定去拜访那位医生，恰好我对他很熟悉，并获取更多细节。因此在十一点钟，我开车去了Dumfries，走进了他的诊室。

他是个清瘦、矮小、皮肤白皙、有点秃头的男人。我被带进去时，他热情地迎接了我，操着一口浓重的Galloway口音说道。

“嗯，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案例，Mr. Gregg，”在我说明来意后，他说，“那位先生还在医院，我必须让他保持安静。他无疑是中毒了，且大难不死。警方听说了这件事，Mackenzie去盘问过他。但他拒绝做出任何陈述，显然对此事轻描淡写。然而，警方对Mr. Leithcourt突然潜逃的原因感到困惑，并渴望查清这件奇怪事件的底细。”

“自然。特别是在Rannoch树林不久前发生那场悲剧之后，”我说。

“正是如此，”医生摘下夹鼻眼镜擦了擦说，“Mackenzie似乎怀疑Leithcourt的突然失踪与那起神秘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很明显，那封电报是警告Leithcourt，Chater那个男人打算造访，而后者是在那个逃亡者正要离开的时候被带进来的。”

“Chater。”我重复道，“你知道他的教名吗？”

“Hylton Chater。他显然是个绅士。奇怪的是，他不愿告诉我们他造访的原因，也不愿说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了解这一切的我并不感到惊讶。Leithcourt无疑是出其不意地制服了他，但这些“行业骑士”从不出卖彼此。

我的下一站是去找Mackenzie。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因为他当时不在镇上的另一个区域。

“啊，Mr. Gregg！”他高兴地喊道，他进来时发现我正耐心地坐在椅子上读报纸，“你正是我想见的人。你听说Rannoch那件奇怪的事了吗？”

“听说了，”我回答，“医院里的那个人做出说明了吗？”

“没有。他断然拒绝，”探长回答，“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件事与树林里的两起悬案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第一起悬案——那个男人的案子——证明是一个双重谜题，”我说。

“怎么说？解释一下。”

“嗯，那个侍者Olinto Santini在伦敦活得好好的。”

“什么！”他惊呼着跳起来，“那么他不是你指认的那个人？”

“不是。但他当时在冒充Santini——我是说，化装成他的样子，甚至连脸上的痣都一样。”

“但你当时指认得很肯定啊？”

“当一个人死了，认错长相太容易了。死亡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容貌。”

“那倒是，”他若有所思地说，“但如果我们埋葬的那个人不是意大利人，那么这个谜团就大大加深了。那个真正男人的妻子为什么会在这里？”

“而她的尸体被藏在哪里了？这才是问题所在。”

“又是一个谜。我们进行了四天的彻底搜查，没有任何发现。私下里，我想知道这个叫Chater的人是否知道些什么。至少可以说，Leithcourt一家在这个男人出现后如此匆忙地逃走，真是太奇怪了。但你真的见过Olinto Santini吗？”

“见过，还和他交谈过。”

“我派人去伦敦要求在Bayswater的那家餐厅进行调查，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报告。”

“我和Olinto聊过。他的妻子神秘失踪了，但他不知道她已经死了。”

“你什么都没告诉他？”

“什么都没说。”

“啊，你做得对。这里面有着广泛的阴谋，相信我，Mr. Gregg。当我们查清这一切的底细时，这将是一个有趣的案子。我真希望这个Chater能告诉我们他造访Leithcourt的原因。”

“他怎么说？”

“只是说他不想起诉，也没什么可陈述的。”

“你不能强迫他说点什么吗？”我问。

“不，我不能。这就是该死的困难所在。如果他不开口，那我们只能继续蒙在鼓里，尽管我确信他知道一些树林里那件怪事的情况。”

虽然我保持沉默，但我认同这位苏格兰探长的看法。

当我爬上通往Greenlaw的山坡时，午后的空气寒冷而潮湿。

我发现，Rannoch租户的突然消失在Dumfries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在火车站酒店的吸烟室里，三个男人正挤眉弄眼、阴阳怪气地讨论着这件事，而柜台后那个爱说话的年轻女招待问我对城堡里发生的这些怪事有什么看法。

当我独自前行，看着山顶上那排阴暗的树林——那两起悲剧的现场——我再次冷静地审视了局势。我渴望去医院见见Hylton Chater，但当我回想起他在Lola号上与Hornby扮演的角色时，我自然犹豫了。他显然与Hornby是一伙的，对抗Leithcourt，尽管后者是Hornby的朋友。

我思忖着，在那座当我顶着雨水艰难前行时，横亘在前方、黑暗而冷峻的灰暗古堡的书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Leithcourt是如何成功地让他的敌人不省人事并把他藏在柜子里的？他以为他已经杀了他吗？

如果我贸然去找Chater，那只能是暴露我自己。不。我决定，那个曾在地中海闷热、窒息的夜晚与我从容聊天的人，绝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存在，或者我知道些什么。因此，我在Greenlaw待了一周，双眼双耳时刻保持警觉，同时也小心翼翼地不让医院里的病人察觉到我的存在。

Mackenzie多次见过他，但他依然坚持那种令人恼火的沉默。关于Rannoch树林中不明身份男子死亡的调查已经恢复，并作出了针对某不明人士的故意杀人裁决，而关于第二起罪行，公众毫不知情，因为尸体没有被发现。

我一次又一次地独自搜寻树林，借口是猎鸽子，但一无所获。当我在叔叔的地产上没有运动时，我会加入附近不同的聚会，不是因为那时的苏格兰吸引我，而是因为我想观察事态的发展。

Chater一康复就离开了医院，去了南方——我查实是伦敦——将警方置于完全黑暗之中，并对Rannoch的逃亡者充满了怀疑。

我渴望知道Muriel的下落，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关于他们那位险些丧命的访客的线索。从仆人们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她显然知道他造访的目的，而这些仆人全都被丢下，既没有钱也没有指令。

一天，我去了城堡，发现正门已经关闭了。房主Gilrae从伦敦赶来，会见了管家，解雇了前租户所有的仆人，只留下了他自己的三个已经在那服务了多年的老员工。Ann Cameron，一名女仆，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在通过仆人通道进入时遇到她的。

在盘问她时，我发现她非常乐意描述当时的情形：她就在年轻女主人房间外的走廊里，看到Mr. Leithcourt手里拿着电报，气喘吁吁地冲过来。她听到他喊道：“看这个！读一下，Muriel。我们必须走。立刻换上衣服，亲爱的。别管行李了。每浪费一分钟都有后果。什么！”片刻后他大喊，“你不走？你要待在这里——待在这里面对他们？天哪！姑娘，你疯了吗？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秘密泄露了——秘密泄露了，你听见了吗！我们必须逃！”

那个女人告诉我，她清楚地听到Miss Muriel在啜泣，而她的父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低声快速地说着话。然后他再次走出来回到了更衣室，而Miss Muriel想必是从晚礼服换成了深色的旅行装。

“她对你说了什么吗？”我询问。

“只是说他们被突然叫走了，先生。但是，”这位仆人补充道，“那位年轻小姐脸色非常苍白，神情焦虑，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Mrs. Leithcourt下令不要告诉客人们任何事，他们独自吃晚餐，以为主人和女主人下村去看望一位垂死的老人了。那就是我们告诉他们的故事，先生。”

“与此同时，Leithcourt一家正坐在前往Carlisle的特快列车上？”

“是的，先生。他们在Dumfries说警方拍电报追踪他们，但他们已经到了Carlisle，显然在那里换乘，从而逃脱了。”

通过慷慨的小费，我获准进入Miss Muriel的房间。这是一个陈设优雅的小卧室，位于这座古老宅邸的前部，开着一扇古色古香的深窗，可以俯瞰广阔的Nithsdale。

房间已经被女仆们整理过了，但保持着她离开时的原样。我走向窗户，那里放着带大摆动镜和银盖瓶子的大梳妆台。当我向外望去时，令我惊讶的是，那是唯一一扇可以看到Rannoch树林中发生双重悲剧角落的窗户。事实上，任何站在那个地点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那一扇遥远的窗户，而又看不见其他窗户。例如，灯光可以在晚上放在那里作为信号；或者在白天，一块毛巾可以挂在窗户上装作晾晒，而在那个距离却能看得一清二楚。

房间里的另一件物品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副长焦望远镜。她是用这些来监视那个地方吗？

我拿起望远镜对准树林的边界，发现我能分辨得一清二楚。

“那就是他们发现那个被谋杀者的地方，”站在门口的仆人解释道。

“我知道，”我回答，“我只是在试用望远镜。”然后我放下它，转过身时看到壁炉架上有一个明亮的红色蜡烛罩，我拿在手中。我发现它是为了套在电台灯上而设计的。

“Miss Muriel很喜欢红光，”那位年轻女子解释道；当我拿着它时，我想知道那盏灯是否曾被放在梳妆台上并拉起窗帘——它是否曾被用作危险的警告？

当我表示想看看那位年轻小姐的闺房时，女仆Cameron带我去了那个奢华的小房间，我进去的瞬间，有一个事实让我感到奇怪。Elma Heath的照片不再在那里了。照片已经从相框里取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宽额头、大胡子、身穿外国军服的男人的肖像——那张照片污浊褪色，显然是被塞进去填补那个空框的。

在Leithcourt一家逃跑之前，是谁的手拿走了那张肖像？事实上，为什么我第二次发现这个不幸女孩的照片不见了？

“那位在Mr. Leithcourt失踪那天晚上造访的先生，从医院出来后又回来过吗？”我问，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

“是的，先生。他在出院那天坐出租车来过这里，应他的要求，我带他参观了城堡。他去了书房，花了半小时在里面踱步、测量，并检查了发现他不省人事的那个大柜子。真是件奇怪的事，先生，”那位年轻女子补充道，“不是吗？”

“非常奇怪，”我回答。

“如果我没有走进书房，发现一堆我总是放在柜子里以保持整洁的画报被扔在地上，那位先生现在可能还锁在里面呢。我去放回去时发现门被锁上了。钥匙后来我在炉栅里找到了，显然是Mr. Leithcourt扔在那里的。打开门时，想象一下我发现那位访客缩成一团躺在那儿时有多震惊。我当时当然以为他死了。”

“当他康复后回到这里时，他盘问过你吗？”

“哦，是的。他打听了Leithcourt一家，特别是Miss Muriel。从他说话的方式看，我相信他对她有点意思。而且确实，没有比她更善良的女士了。我们都为她感到难过。”

“但她和那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没有。但她也蒙受了丑闻和耻辱。你应该看看当客人们得知Leithcourt一家已经离开时，那消息带来的反应。简直是一片混乱。他们从酒窖里搬出最好的香槟喝，男人们清空了所有的雪茄盒，女人们在衣柜里搜寻，看起来像一群饿狼。每个人走的时候行李箱都装满了Leithcourt家的东西。他们拿走了任何能拿到手的东西，我们这些仆人根本拦不住。我确实劝阻过一位女士，她正往行李箱里塞Miss Muriel最好的两件晚礼服，但她叫我管好自己的事，离开房间。我看到一个男人带走了Mr. Leithcourt的四把枪，台球室里还为了某人在更衣室里发现的一套珍珠翡翠袖扣发生过争执。Crane，那个男仆，说他们在那儿掷硬币分配。”

“无耻！”我愤怒地叫道，“所以，一旦主人和女主人走了，他们就直接洗劫了房间？”

“是的，先生。他们带走了所有最值钱的东西。他们本来想拿银器的，只是Mason把它扔进了盘子箱里，连脏的一起锁了起来并藏起了钥匙。那是Mr. Gilrae的银器，你知道的，先生，Mason对此负责。”

“他做得对，”我惊讶于这个仆人的讲述，“天哪，那些客人就像一群强盗。”

“他们就是，先生。他们像放出来的恶魔一样冲进整栋房子，甚至偷了我们的一些东西。我丢了一条银链子。”

“那个陌生人当你告诉他这些时说了什么？”

“他笑了。这似乎一点也没让他感到惊讶，毕竟他的造访是聚会突然散伙的原因，不是吗？”

“那你带他参观了整栋房子吗？”我问道。

“是的，先生，”仆人回答，“奇怪的是，他随身带着一张看起来像是城堡的大比例平面图，我们每进一个房间，他就会拿着图进行比对。他在那儿待了好几个小时，告诉我说他想对这地方进行彻底的检查，不想被人打扰。他还说，如果他喜欢这里的话，很可能会租下这房子过下一个季度。不过，我想他这么说是为了让我在他测量和勘察时能更有耐心些。他从十二点一直待到快六点，走遍了每一个房间，甚至连角楼都去了。”

“我想，他一定进过这个房间吧？”

“是的，先生，”她回答，我感到她有一丝迟疑，“这是他待得最久的一个房间。在那边的相框里曾有一张照片，”她指着那个曾放着Elma Heath照片的相框补充道，“是一位年轻女士的肖像，他恳求我把它给他。”

“你就给了他？”我急忙问道。

“嗯——是的，先生。他恳求得太厉害了，说那是他一位朋友的肖像。”

“他给了你一笔不菲的报酬，对吧？”

那个年轻女人，我深知她无法拒绝半个金币，脸微微一红，笑了笑。

“那又是谁把这张照片放回原位的呢？”我问。

“是我，先生。我在楼上找到的。”

“我想他没告诉你这位年轻女士是谁吧？”

“没有，先生。他只是说那是世上仅存的一张照片，而且她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我倒吸一口凉气，盯着她。

“是的，先生。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渴望得到这张照片。”

Elma Heath去世了！这会是真的吗？那张照片上甜美的面孔像从未在我记忆中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其他面孔一样，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不知为何，这似乎驱使着我去努力揭开谜团，可Hylton Chater却声称她已经死了！我回想起那封来自Abo的非同寻常的信，以及她自己说的大限将至的声明。她说，那封信是她写给朋友的最后一封信。Hylton Chater真的掌握了那个女孩死亡的消息吗？他一直都知道她的下落吗？这个年轻女人告诉我的话彻底打乱了我的所有计划。如果Elma Heath真的死了，那么她就已无法寻回，真相也将永远被掩盖。

“在把照片放进兜里后，那位绅士对这个房间进行了极其细致的搜查，”那女佣继续说道，“他查阅了他的平面图，做了几次测量，然后沿着这面墙敲敲打打，好像在寻找什么隐秘的橱柜或藏身处。我看了那张图，上面有一个红墨水做的记号。他试图找出那个位置，没能成功，这让他非常失望。他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把四周都仔细搜了一遍。”

“他给出了什么解释吗？”

“他只是说：‘Ann，如果我找到了想要的东西，我就送你一张十英镑的钞票。’这自然让我感到不安。”

“关于那位年轻女士的死，他没再说别的吗？”我焦虑地问。

“没有。只是他叹了口气，长时间地凝视着那张照片。我看见他的嘴唇在动，但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我想你对于他为什么要拜访Mr. Leithcourt的原因一点头绪也没有？”

“根据他的话，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她回答道。

“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嗯，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这所房子里，或者曾经在这里，他非常急于得到它。他来找Mr. Leithcourt索要，但书房里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他相信Mr. Leithcourt并没有把它带走，不管那是什么，它依然藏在这里。”

第十章

我亮出底牌

第二天回到伦敦后，我在海军部打听了一下，得知战列舰Bulwark号正停泊在巴勒莫，因此我给Jack Durnford发了电报，当天傍晚，我在Cecil酒店收到了他的回信：——

“二十号到伦敦。那天晚上在俱乐部与我共进晚餐——Jack。”

二十号！那意味着还要虚度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前往Abo进行调查，或许能弄清楚Elma Heath是否真如Chater所言已经去世。

有两个事实让我觉得不同寻常：Baron Oberg据说是波兰人，而Westbourne Grove那家餐馆的深色胡须老板也是同一国籍。接着我回想起Mackenzie在Rannoch树林里发现的那枚漂亮的小珐琅十字勋章，突然想到它或许是欧洲某骑士团勋章的微缩版。午夜时分，我在俱乐部图书馆里找到了Cappelletti所著的《骑士勋章史》，那是该领域的标准著作，在翻阅插图时，我终于发现了它的图片。那是一种俄罗斯勋章——令人垂涎的圣安娜勋章，只有为国家和君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会被沙皇授予此勋章。现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那枚小十字勋章——那枚精美勋章的小复制品——的拥有者一定是一位位高权重的官员。

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在四处打听，试图找出Leithcourt所住的那所房子。由于它不在《名录》或《蓝皮书》上，我断定他租的可能是带家具的房子。在经过多次询问和不少困难之后，我发现事实确实如此。他前一个季度租用了Lady Heathcote的房子，那房子离Grosvenor广场只有几步之遥，不过他住在那里的时间很少。

逃亡者们躲在哪里，我毫无头绪。我渴望再次见到Muriel，告诉她我所发现的一切，但显而易见，这三个人都在躲避Hylton Chater，而我猜测他此时已经回到了伦敦。

秋天的日子阴沉多雨，街道泥泞不堪，正如每年的这个时节一样。被迫无所事事，我只能在俱乐部里消磨时间，那张照片上的面孔总是浮现在我眼前——那个希望将最后的信息传达给Philip Hornby的不幸女孩的面孔。我思忖着，她的秘密是什么？她的命运究竟如何？

这后一个问题困扰着我，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我觉得我有责任去芬兰，设法了解一些关于那位Baron Oberg和他侄女的情况。Frank Hutcheson写信给我，说利沃诺的天气好极了，还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去。我是他唯一的英国朋友，我知道他一个人有多无聊。即使是国王陛下的领事有时也会感到思乡，渴望伦敦阴沟的气味和一杯家乡的苦啤酒。

但你，我的读者，如果你曾在国外住过一段时间，就会明白那种生活——无论多么光鲜——是多么令人厌倦，而我们亲爱、灰暗的古老英格兰，那绿色的田野、泥泞的小路，以及那些灰暗、肮脏城市中熙熙攘攘的街道，又是多么令人魂牵梦绕。你只有一个“家”，尽管你可能成为最偏执的世界主义者，甚至一整年都没有机会说一句母语，但英格兰依然是你的家。

责任——一个得知了离奇事实，并深知一位手无寸铁的女性是受害者的男人的责任——召唤着我前往芬兰。因此，在办妥了护照签证并整理好所有文件后，我一天晚上从赫尔搭乘威尔逊公司的每周航班前往斯德哥尔摩。北海和波罗的海四天恶劣的天气将我带到了瑞典首都，第二天我换乘了那艘往返于奥兰群岛的小汽船，穿越波的尼亚湾前往Korpo，又穿过错综复杂的航道和那些地势低洼的岛屿，最终抵达了那座灰暗、慵懒的Abo城。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我太了解官僚主义带来的烦恼了。然而，芬兰或许是沙皇领地中统治最严酷的地方，在登上那半荒废的码头的那一刻，我就初尝了其严厉、无情的官僚作风。

在木质的护照办公室里，那位穿着制服的官员在检查我的护照时，发现俄罗斯总领事馆竟然忘记给那个用橡皮图章盖上的签证标注日期。上面有总领事的签名，但日期缺失，于是那人摇了摇头，粗鲁地把文件递还给我，用我虽然听得懂但说得不好的俄语说道——

“这不合规矩。必须退回伦敦补上日期，你才能继续前行。”

“但这又不是我的错，”我抗议道，“这是总领事馆职员的疏忽。”

“你离开前就该检查一下。你必须把它送回伦敦，然后乘今晚的船返回斯德哥尔摩。”

“但这简直是荒谬！”我大喊道，因为他已经拿起了我身后乘客的文件，漫不经心地看着。

“够了！”他瞪着我吼道，“今晚就回去，否则如果你选择留下，就会因无护照入境而被捕。”

“我不会回去的！”我挑衅地宣布，“你们的总领事给我的护照签了证，根据国际法，我有权要求继续前行，不受阻碍。”

“轮船六点开，”他头也不抬地说，“如果那时你还待在Abo，后果自负。”

“请记住，我是英国人，”我说。

“你是谁或者是什么人，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你的护照没有日期，就是废纸一张。”

“我会向彼得堡的大使投诉的。”

“你的大使一点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他在芬兰不是大使。这里没有沙皇。”

“哦！请问，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谁？”

“总督阁下，一位既不爱英国，也不爱英国猪猡的官员。所以记住这一点。”

“是的，”我意味深长地说，“我会记住的。”我转身走出了那间木头小屋，把护照放回了钱包里。

我已经打听到了酒店的地址，便步行前往，但在路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警察监视了，因为在那间护照办公室外闲逛的两名便衣男子一路尾随着我，显然是为了观察我的一举一动。芬兰果然处于专制统治的铁蹄之下。

入住房间后，我在那座平淡无奇的城镇里散步，盘算着该如何开始我的搜寻。如果我有一张照片给人们看，那会大有裨益，但我什么都没有。事实上，我从未亲眼见过那个不幸的女孩。

六点钟到了。我听到了那艘开往瑞典的轮船发出的汽笛声，但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留下来。于是我回到酒店，七点钟时，与一位在斯德哥尔摩就和我同船的德国人一起舒舒服服地吃了顿晚餐。

然而八点钟，就在我们悠闲地吃着甜点时，两名身穿灰色外套的警官走了进来，以无护照入境的严重罪名逮捕了我。

我跟着他们去了警察局，被带到了那位让Abo城陷入恐惧的巨大、满脸胡茬的俄罗斯人——警察局长面前。俄罗斯派往芬兰的官员都是因其严酷的纪律和死板的官僚作风而被选中的，而这个身穿制服的人形机器也不例外。即便他就是内政大臣本人，恐怕也不会比这更自以为是了。

“怎么样？”他抬头看向被带到他面前的我，厉声问道，“你叫Gordon Gregg，英国人，从斯德哥尔摩来。没有护照，且在得到警告后拒绝离开——对吧？”

“我有护照，”我坚定地说，并把它拿了出来。

他看了一眼，用手指点着说：“它没有日期，因此是废纸一张。”

“错不在我，而在于俄罗斯的官员。如果你想要日期，可以把它送回你们伦敦的总领事馆。”

“我才不干，”他愤怒地瞪着我吼道，“鉴于你对法律的蔑视，我将判你入狱一个月。也许到那时你会学学什么叫俄式礼节。”

“哦！所以你要在不经过审判的情况下，把一个英国人关进监狱一个月——是吗？真有意思！也许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彼得堡那边会有所评价的。”

“你在挑战我！”

“一点也不。我出示了护照，要求获得基本的礼遇。”

“我说了，你的护照是废纸一张！”他大喊道，“看，它对我来说值多少钱！”说着他抓起护照，将它撕成两半，把那蓝色的纸片扔在了我的脸上。

这种羞辱让我怒火中烧，但我咬紧牙关，保持着冷静。

“也许你愿意好心地告诉我你是谁？”我尽量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乐意之至。我是Abo-Biornebourg省的警察局长，Michael Boranski。”

“啊！好吧，Michael Boranski，我要麻烦你把我的护照捡起来，粘好，并向我道歉。”

“道歉！我道歉！”这家伙大声笑了起来，我身边的两名警官也咧着嘴笑个不停。

“你拒绝？”

“拒绝？我当然拒绝！”

“那好吧，”我说着，重新打开钱包，拿出一封拆开的信，“也许你愿意好心地看一下这个。它是俄文的，你应该能读懂。”

他带着不满，但又充满好奇地从我手中抢过信。接着，当他读到那几行字时，脸色变了，变得苍白。他抬起头，张大嘴巴，惊愕地盯着我。

“我向阁下道歉！”他气喘吁吁，脸色惨白，“我万分卑微地道歉。我——我不知道。你什么都没说！”

“也许你愿意好心地把我的护照修补好，并盖上正式的签证章。”

他瞬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从地上捡起撕碎的纸，开始拼凑粘合。他在背面背书说明这是意外撕毁的，然后盖上了正式的签证章，并贴上了印花。

“我相信，阁下，”他一边深深鞠躬，一边把护照递给我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再打扰到您了。我向您保证，我绝无意冒犯您。”

“不，你有！”我说，“你羞辱我仅仅是因为我是英国人。但以后请记住，羞辱英国人的人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可不打算就这么算了。在芬兰，还有比总督更高的权力。”

“但是，阁下，”十分钟前还是那副盛气凌人的欺凌者模样的家伙哀求道，“我会丢了工作的。我有妻子和六个孩子——我妻子身体不好，我的薪水也不高。您会原谅我的，对吗，阁下？我已经道歉了——我万分卑微地道歉。”

他拿起我给他的那封信，用颤抖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捏着。他理应如此，因为那份文件的抬头写着：

“帝国宫廷事务大臣，彼得霍夫宫。

“持信人为Gordon Francis Gregg，英国公民，我方意志与命令，在他经由我国境期间，作为我国的贵宾。并在此命令各省总督及下级官员，务必为他提供一切所需的便利，以及作为我国贵宾应有的特权与豁免。”

上述法令是用工整的俄文铜板印刷体写就的，下方是一亿三千万人民统治者的龙飞凤舞的签名，那个从波的尼亚湾到太平洋都拥有无上权力的签名——“尼古拉斯”。

这份文件是我一年前得到的，当时应俄罗斯政府的邀请，我曾作为考察团的一员去调查监狱情况，代表英国公众看看情况是否真如某些作家所描述的那样黑暗。我本打算走访西伯利亚北部的偏远流放地，但在参观了欧洲俄罗斯的二十所监狱后，我的健康状况恶化，被迫回到意大利疗养。因此，那份文件一直在我手中，因为我打算在第二年夏天继续我的行程。正是为了让我能随心所欲地去任何地方，看任何想看的东西而不受官方阻碍，沙皇陛下才在内政部的促成下给了我那份极其珍贵的文件。

看到它，那位警察局长从一个粗鲁的恶霸变成了一个哀求的懦夫，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撕毁的是沙皇座上宾的护照，如果我投诉，后果将极其严重。他恳求我的宽恕，找遍了各种借口，不仅在我面前，也在他那两个下属面前自贬身价，而那两个下属此刻正敬畏地注视着我。

“我愿以您的卓越阁下希望的任何方式来弥补我的冒犯，”那位官员宣称，“我愿以您的阁下所命令的任何方式为您服务。”

他的话让我脑海中闪过一个绝妙的主意。这个人掌握在我的手中，他怕我。

“好吧，”我犹豫了一下说，“有一件小事，你或许能帮上忙。如果你肯帮忙，我就重新考虑关于向彼得堡投诉的决定。”

“那是什么，阁下？”他急切地追问。

“我想知道一位叫Elma Heath的英国年轻女士的下落，”我说，并在纸条上写下了这个名字。“年龄二十岁左右，曾在英国奇切斯特上学。她是Baron Oberg的侄女。”

“Baron Oberg！”他重复道，我看他的眼神有些古怪。

“是的，因为她是外国人，你们的登记簿里应该有记录。她在你们省的某个地方，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告诉我她在哪里，我就不再提护照的事了，”我补充道。

“那么您的卓越阁下是想见那位年轻女士？”他拿着那张纸，沉思着说道。

“是的。”

“既然沙皇陛下下令让我为您服务，我会立即展开调查，”他回答，“当我发现她的下落时，我会有幸亲自到您的酒店拜访。”

我离开了那个家伙，对自己成功利用了他的官僚作风和对英国人的仇恨感到十分满意。

在那阴沉、荒凉的北方海岸，漫长的冬天正在迅速降临。受压迫的可怜芬兰受尽了严酷气候的折磨，八月的霜冻，北方的八个月严冬，以及南方的五个月冰封。在懒散的Abo城闲逛时，看着这里寒酸、简陋的公共建筑，以及大部分用木头建造的房屋，我随处可见试图将国家“俄罗斯化”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压迫者的魔掌——那个从彼得堡派来摧毁和征服的官员——正扼住芬兰诚实民族的咽喉。俄罗斯官僚机构正试图摧毁其较弱但更成功的邻国，为此，他们动用了所能引进的最严酷、最毫无底线的官员。

我和那位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同行结伴而行，他是汉堡一家造纸厂的代理人，每年都要去阿博（Abo）和赫尔辛福斯（Helsingfors）巡视。在我等待那位卑躬屈膝的警察局长传回消息时，他便充当了我的向导，带我在这座城镇里转悠。我的这位德国朋友向我指出，自从俄罗斯将魔爪伸向芬兰后，这里的进步便停滞不前，而确实，触目惊心的证据随处可见。到处都弥漫着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许多报纸最近被查封，其余的也处于严酷的审查之下；农业已经衰退，许多棉纺厂和锯木厂一片寂静，人去楼空。那些巨大的森林曾经每年有数百万根原木被顺流而下运往大海，如今这种采伐已经停止，大地主们纷纷逃离这个国家，到处是一片沉寂与萧条。芬兰在经济上被强行与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切断，被捆绑到了贫困潦倒、人为孤立且深受压迫的俄罗斯身上。双头鹰的标记随处可见，人们坐在它那阴沉的黑色阴影下，沉默而忧虑。

“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发生暴动，”当我们某天坐在酒店的木制阳台上喝茶时，德国人私下对我说道。此时，秋日黄昏的淡黄色余晖洒在我们面前，海面和低洼的岛屿一览无余。“人民会反抗，就像他们在波兰做的那样。芬兰政府只能通过总督向沙皇请愿，而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他们的建议永远也传达不到皇帝耳中。这里的人都说，官员越是严酷腐败，他在彼得堡得到的赏赐就越丰厚。但这正给俄罗斯酿下苦果，”他补充道，“一场非常严重的苦果——等着瞧吧。”

我望着那灰蒙蒙、阴沉沉的景象：空荡荡的港口、寂静的码头、城镇远处那道幽暗阴森的松树林轮廓，以及破碎的海岸和在北国落日下闪烁的广阔水域。是的，那份沉寂本身似乎就预示着邪恶与神秘。确实，我在芬兰所见的一切，给我的震撼甚至超过了我在遥远的俄罗斯欧洲部分省份所见的情景。

然而，我的目的并非调查芬兰的内部状况，或她对那位强大的征服者有何怨恨。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找到那个曾给老同学写过奇怪信件、且因某种隐秘原因导致肖像被毁的不幸女孩。

抵达阿博后的第三天早上，我正坐在酒店阳台上阅读一份旧的《巴黎日报》（Paris Journal），报纸上许多地方被审查员用黑墨抹去了。这时，那位身穿深绿色制服的警察局长走了进来，在我面前敬礼。

“阁下，能允许我与您私下谈谈吗？”

“当然可以，”我回答道，起身将他领进我的卧室，关上房门，请他坐下，自己则坐在床沿上。

“我已经做了多方打听，”他说，“我想我已经找到了阁下要找的那位女士。不过，我的情报必须对您绝对保密，”他补充道，“因为我有理由对您隐瞒她的下落。”

“你是什么意思？”我追问，“什么理由？”

“这个嘛——那位女士现在正隐居在芬兰。”

“那么她还活着！”我急切地惊呼道，“我还以为她已经死了。”

“对于世人来说，她已经死了，”迈克尔·博兰斯基（Michael Boranski）抚摸着他那红色的胡子回答道，“正因如此，我提供给您的情报必须视为机密。”

“她为什么要藏起来？她没有犯什么罪吧——是吗？”

那人耸了耸肩，没有回答。

“还有那位奥伯格男爵（Baron Oberg）？你对我只字未提，”我不满地说道。

“我怎么能提呢，阁下，我对此一无所知，”他回应道。

我确信这家伙没说实话，因为我注意到当我第一次提到那位神秘贵族的名字时，他流露出了吃惊的神情。

“正如我之前所说，阁下，我渴望为我的冒犯赎罪，并将尽我所能为您服务。正因如此，我才去搜寻那位年轻的英国女士——希思小姐（Mademoiselle Heath）的消息。”

“但你们的登记册里记着所有外国人的名字，”我说，“搜寻工作肯定不难。我对你们俄罗斯的警察手段太了解了，”我嘲笑道。

“不，那位女士没被登记，”他说，“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阁下。她在躲藏。”

“在哪儿？”

“很抱歉，尽管我很想帮忙，但我不敢显得与您的搜寻有任何关联。但我会为您指路。事实上，我会给您写张条子，让另一个人带您去找她。”

“她在阿博吗？”

“不在。在乡下。如果阁下明天中午能到码头尽头，那里会有一辆马车等着，车夫会有详细的指示，告诉他如何带您去见她，以及该怎么做。请务必听从他的安排，因为他是我可以信任的人。”

“明天！”我焦虑地喊道，“为什么不是今天？我随时准备出发。”

警察局长沉思片刻，然后说道——

“好吧，如果我能找到那个人，您或许今天就能走。不过路途遥远，您明天之前回不来。”

“路况安全吗，我想？我不介意连夜赶路。”

这位官员看了看表，起身惊呼道——

“很好，我会派人去传唤他。如果我们找到他，两小时后，马车就会停在码头东端的同一个地方。”

“中午。很好。我会准时赴约。”

“见了她之后，您当然会遵守关于我们那点小误会的保密约定吧？”他焦虑地问道。

“我已经承诺过了，”我回答道。那人鞠了一躬便离开了，我想这让酒店老板及其员工大吃一惊。对于像警察局长这样级别的高官来说，亲自登门拜访客人是极不寻常的。如果他想问话，通常是召人去办公室，或者由他那身穿灰色外套的探员押送过去。

那天气很冷，冰冷的北风刺骨，匆忙吃过午餐后，我穿上大衣，沿着荒凉的码头漫步，在尽头徘徊。我看着一大排松木浮筒缓缓靠近，显然它们是从某条河里漂流出来的，现在正由四个人驾驶着驶向港口。那些人看起来随时都有被海浪卷入海中的危险，因为大浪不断拍打着浮排，将他们淋得湿透。但我看到，他们已经把自己捆在浮排上，正缓慢地引导着这座巨大的漂浮平台靠向码头。

我想我大约等了半个小时，随后，车轮碾过石头的咯噔声引起了我的注意。转头一看，一辆旧式封闭马车正由三匹马并排拉着，马具上系着铃铛，飞速向我驶来。马车停下后，车夫是一个粗壮、金发的芬兰人，裹着厚重的羊皮大衣，他向我示意上车，并用蹩脚的俄语催促道——

“快！阁下！快！您不能被人看见！”

我刚坐进去，车门还没来得及关上，马儿便奋力向前，我们全速奔跑，冲出了城镇。

大约走了五英里，我们沿着一条平坦、修筑精良的公路绕过海边，穿过一片荒凉、饱受风霜的土地，那里的微薄收成早已被收割殆尽。这里没有村庄。四周是一片空旷的土地，起伏着棕色和绿色的原野，被零星的森林和忧郁的暗色松树丛分割开来。道路不时直达冰冷的绿色波浪拍打着岩石海岸的地方。几周后，这片海岸就会被冰雪覆盖，到那时，这片被上帝遗弃的土地将陷入彻底的沉寂。

走了约五英里后，车夫停下车，下来调整马具，我随之走下车，用我所能掌握的最好的俄语问道：

“我们要去哪儿？”

“去尼斯塔德（Nystad）。”

“有多远？”

“六十八，”他回答。

我理解他指的是公里，因为作为芬兰人，他不会用俄里的单位。

“警察局长给你指示了吗？”我问。

“尊贵的阁下已经确切地告诉了我该怎么做，”那人回答，同时掏出他那支巨大的木制烟斗，往里填着烟丝。“您想见那位年轻女士？”

“是的，”我回答，“先见到她，至于是否有必要向她表明身份，我还不确定。她在哪里？”

“在尼斯塔德那边，”他模糊地回答道，挥动着那只又大又胖的手，指向前方那片深色的松树林。“日落后大约一小时我们就能到。”

我重新钻进那辆闷热的旧马车，马车在不平坦的林间道路上颠簸摇晃，我坐在里面，猜想着自己究竟被带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艾尔玛·希思（Elma Heath）在躲藏。为什么？我回想起她那封奇怪的信，记得里面的每一个字。她希望霍恩比（Hornby）知道她从未泄露过她的秘密。我不禁思索，什么秘密？

我点燃了一根糟糕透顶的雪茄，试图抽上一口，但我心中充满了焦虑，为自己如今陷入的重重谜团感到困惑。两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小镇外的空地上停在一间长条原木搭成的邮局旅店前，我下了车，看着那几匹热气腾腾的马被换成了一组新的。我被告知这里是达登达尔（Dadendal）。当我进入旅店一口气喝下一小杯干邑白兰地时，店主向我指出了远处一排早已损毁的古老花岗岩建筑，说那是座古老的修道院。

接着，我们继续赶路，短暂的白昼迅速终结，太阳在前方绵延数英里的高耸松林上空沉落，呈现出惨淡的黄色。这是一片浓密、无边无际的森林，冬天里会有狼群出没，常使道路变得危机四伏。

气温骤降，又开始结霜了。通过前方的窗户，我可以看到那个强壮的芬兰车夫像伦敦的出租车马车夫一样，不断交叉双臂拍打肩膀以促进血液循环。

夜幕降临时，我们在森林边缘一座湖畔肮脏的小邮局旅店再次换了马，然后继续向前，尽管早已过了他所说的到达时间。

黑暗中时间过得极慢，因为我们没有照明，马儿似乎凭本能寻找路径。颠簸了六个小时后，那辆笨重的旧马车让我昏昏欲睡，我记得自己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萝拉号”（Lola）上的那幕怪事。

实际上，我想我是睡着了，因为一阵照在我脸上的灯光和车夫摇晃我肩膀的动作把我惊醒了。当我清醒过来，自然地询问原因时，他神秘地将手指放在唇边，说道：

“嘘，高贵的阁下，嘘！跟我来。但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如果我们被发现，我们就死定了——死定了。来，把手给我。慢慢地。脚步轻一点。看，船就在这儿。我先上去。我们在水面上不会被听见的。就是这样。”

在那半梦半醒的状态下，那家伙带我来到一条宽阔、昏暗的河岸边，我只能勉强辨认出轮廓——他带我前往一个未知的终点。

第十一章

恐怖城堡

我发现，那个强壮的芬兰人拴好了马，然后划着那艘沉重的旧船，带我顺着湍急的河流前进。河水在一个急转弯处显得汹涌澎湃，随后似乎变得异常开阔。在星光下，我能辨认出河面灰暗平坦地向远处延伸，对岸是一排松树。

“我们要去哪儿？”我低声问向导。但他只是耳语道：

“嘘！阁下！保持耐心，您就能见到那位英国年轻女士了。”

于是，我坐在船里，由他控制着沉重的船桨让船随波逐流。河流突然再次变窄，两岸矗立着高耸的松树，这是一段寂静、荒凉的航道，或许确实是全欧洲最冷清的地方之一。有一次，凄厉的狼嚎在我们经过的地方附近响起，但我的向导什么也没说。

行驶了近一英里后，河面再次开阔成一片广袤的湖泊。在远处，我看到一座长方形的三层建筑从水中拔地而起，巍峨高耸，其中一个角落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圆塔——看起来像是一座中世纪的古堡。当我们进入视野时，塔楼的一扇小窗户里透出一道光亮投射在水面上，向导看见后，满意地咕哝了一声。那无疑是作为信号放置在那里的。

他极度谨慎地靠近那里，始终保持在岸边的深影中，直到我们正好停在那座侧翼塔楼对面。在灯火通明的窗户里，我清晰地看到一个黑影闪过，随后我的向导划着火柴，用手指捏着，直到它完全燃尽。

光亮几乎瞬间熄灭。等待了大约五分钟后，他直接横穿湖面，划向那座高耸、漆黑、沉入水中的塔楼。那地方是我见过最阴森、最寂静的建筑，是一座攻城炮发明前就已存在的坚不可摧的堡垒，曾属于某位封建王子或伯爵，他可能曾将周围地区尽数置于其暴政之下。

我将手按在黑色、湿滑的墙壁上以防船体撞击，随后辨认出就在我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小木台，还有半打通往低处拱门的台阶。拱门无声地打开了，一个女人的黑影站在那里向外窥视。

向导用芬兰语低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慢慢将船推向木台，说道：

“高贵的阁下可以下船了。目前没有危险。”

我起身，紧紧抓住一条巨大的锈迹斑斑的锁链稳住身体，爬进了厚重墙壁中那狭窄的门口，在黑暗中来到那个似乎一直在等待我们到来并观察我们信号的女人身边。

她一言不发地领我穿过一条短廊，随即划亮火柴，点亮了一盏老式大灯笼。当光线照在她脸上时，我看到她的面容消瘦而坚硬，双眼深陷，满是皱纹的额头上露出几缕银发。她头上缠着一种与衣服同材质的兜帽，那是黑色的粗羊毛布，脖子上戴着宽大的亚麻领子。我瞬间认出她是某个宗教团体的一员，或许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教团，我们在意大利并不熟悉这种装束。

这张消瘦的苦行者面孔属于一个性格刚毅的女人，那件像是丧服般的长袍穿在她那矮小、萎缩的身躯上显得太大了。

“修女会说法语吗？”我用法语试探着问，因为我知道在欧洲各地的大多数修道院中，法语是通用的。

“Oui, m'sieur（是的，先生），”她回答道，“还会一点英语——一点点而已，”她微笑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说道，欣慰于在这个荒凉的国度至少有一个人能说我的母语。

“是的，我已经听说了，”她回答道，语气带着浓重的口音。我们站在那间狭小、空荡的石屋里，这是一个塔楼内的半圆形房间，或许曾经是间牢房。“但您不害怕冒这个险吗？”她问道。

“为什么？”

“这个嘛——因为这里不允许陌生人进入，您知道的。如果您的行踪被发现，您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所以我警告您。”

“我已经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了，”我笑着说；同时，我的手本能地探向腰后的口袋，确认武器是否还在。“我要见艾尔玛·希思小姐。”

老修女点点头，摆弄着手中的灯笼。我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凌晨两点。

“如果在这里被发现，您会免除我的一切责任吗？”她抬起头，用锐利的灰色眼睛盯着我的脸问道，“放您进来，我是在背弃我的职责，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绝不会这么做。”

“迫不得已！怎么说？”

“警察局长的命令。即使是在这里，我们也开罪不起他。”

看来博兰斯基那家伙确实信守了诺言，在修道院关闭的大门前，正是因为他的命令才得以打开。

“当然，”我回答道，“如今在芬兰，俄罗斯的官僚统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那位女士在哪儿？”

“您真的还准备拿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去冒险吗？”她用嘶哑的声音问道，语气充满阴沉的意味。

“是的，”我说，“带我去见她。”

“见到她之后，您承诺绝不试图与她交谈吗？答应我。”

“啊，修女！”我喊道，“您要求我做的牺牲太大了。我从英国，不，从意大利千里迢迢赶来寻她，是为了就一个离奇的谜团质询她，并弄清真相。难道我连与她交谈的权利都没有吗？”

“您想探求真相，先生！”那个女人评价道，“我以为您是她的情人——以为您只是想再见她一面。”

“不，我不是她的情人，”我回答道，“事实上，我们至今还从未谋面。但我希望能亲耳从她那里听到真相。”

“那您永远也听不到了，”她用一种生硬、变调的声音说道。

“因为有人在合谋掩盖这个秘密！”我喊道，“但我决心解开这个谜团，正因如此，我才从英国远道而来。”

提着灯笼的女人悲伤地笑了笑，仿佛被我的冲动逗乐了。

“阁下，您现在是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而不是在英国，”她用那蹩脚的英语指出，“如果您的目的为人所知，您绝不可能活着回到自己的国家。啊！”她叹了口气，“您根本不了解芬兰的神秘与恐怖。我是法国公民，生于图尔（Tours），十五岁时被带到赫尔辛福斯。我在芬兰已经待了四十五年了。曾经，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幸福，但自从沙皇任命奥伯格男爵为总督之后……”她耸了耸肩，没把话说完。

“奥伯格男爵——芬兰总督！”我惊呼道。

“当然。您不知道吗？”她改用法语说道，“他执掌最高权力、残害并俄罗斯化这些可怜芬兰人的行径已经持续四年了。啊，先生！这个曾经如此繁荣的国家，现在已成为欧洲版图上的一块污点。他采用的是俄罗斯所能使用的最恶劣、最卑鄙的手段。在来这里之前，他就是彼得堡最招人恨的人，据说这也正是皇帝派他来我们的原因。”

“而他，就是这位年轻女士，艾尔玛·希思的叔叔？”

“叔叔？啊！我不知道，先生。我从未听说过。他的侄女——可怜的年轻女士！会是这样吗？绝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我问。

但那个女人没有给出理由；她只是摊开手掌，叹了口气。她似乎对我寻找的那个女孩抱有同情心；她的心肠实际上比我最初认为的要柔软得多。

“这位男爵住在哪里？”我问道，惊讶于他在俄罗斯官僚体系中竟占据着如此高的地位——作为沙皇的代表，拥有与皇帝本人同等的权力。

“住在赫尔辛福斯的总督府。”

“而艾尔玛·希思却在这里——在这座阴森的堡垒里！为什么？”

“啊，先生，我怎么会知道呢？或许是因为家族秘密吧。这些秘密往往能解释很多事情，您知道的。”

“这正是我的看法，”我说，“她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带到这里的。”

“很有可能。正如您所见，这并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五个月的冰雪封冻，有四个月几乎与文明社会隔绝，见不到任何新面孔。”

“可怕！”我倒吸一口凉气，环顾四周，那些阴暗的石墙仿佛散发着悲剧与神秘的气息。我想，这座古老的城堡一定被改建成了修道院，就像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许多建筑一样。在封建时代，它无疑曾是一座宏伟的古堡。“你在这里待很久了吗？”我问道。

“仅有七年。但我正准备离开。即便是我，即便习惯了孤独的生活，也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我感到那冰冷的寂静与凄凉快要让我发疯了。冬天的时候，这地方就像一口冰窖。”

男爵竟然是芬兰的统治者，这一事实令我大为震惊，因为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狡黠的冒险家。然而，当往事如闪电般掠过脑海，我记起在拉诺赫林地（Rannoch Wood）曾发现过一枚俄国圣安娜勋章（Russian Order of Saint Anne）的缩影，这种荣誉极有可能便是颁发给他的。如果真是这样，至少可以说，这巧合简直不同寻常。我继续就这位男爵向同伴追问。

“啊，先生，”她断言道，“他们称他为‘芬兰人的绞刑手’。正是他下令鞭笞卡斯科（Kasko）的农民，直到四人惨死——沙皇因此赐予他白鹰勋章——也是他查封了一半的报纸，并将十八位编辑投入监狱，只因为他们刊登了一篇关于赫尔辛福斯（Helsingfors）瑞典人会议的报道；是他鼓励官员腐败受贿，以推进俄罗斯的利益；是他下令将俄语定为官方语言，限制公众教育，横征暴敛，将人民榨干，以至于如今火药桶已被点燃，芬兰已准备好爆发公开的起义。监狱里关满了无辜者；妇女遭受鞭笞；穷人在挨饿，而那位‘绞刑手’——他们这样称呼他——却向沙皇报告说芬兰人温顺且已被俄罗斯化了！”

我曾从英国报纸上断断续续地听说过这种令人发指的状况，但从未留意过那个压迫者的名字。原来，艾尔玛·希思（Elma Heath）的叔叔就是“芬兰的绞刑手”，就是那个在四年内将一个繁荣国家搞到破产与反叛边缘的男人！

“我能见她吗？”我问道，心中觉得我们在那里待得太久了。如果我的出现令此地危机四伏，那么我逃离得越快越好。

“好的，跟我来，”她说，“但要安静！走路轻一点，”她举起那盏老式牛角灯为我照明，又领我走回那条低矮的石廊，带着我穿过数条错综复杂的通道。这些通道既空旷又阴郁，地上的石头已被岁月的脚步磨得凹陷下去。我们悄无声息地滑过数扇低矮的拱门，门上嵌着几代人以前那种大铁钉，随后突然向右转了个直角，我发现我们进入了一条死胡同，她在尽头的一扇门前停下，并将手指放在唇边。接着，她示意我留在此处，随后推门而入，反手关上了门，将我留在漆黑一片中。

我屏息凝听，却只能听到里面有人走动的声音。没有任何言语传出，如果有，那也低如耳语，以至于根本传不到我这里。我在那扇紧闭的门外焦急地等待了近五分钟，门把手再次转动，那位领路人沉默地向我招手。

我步入一间方形的小室，地板上铺着地毯，上方悬挂着一盏灯，为这间陈设简陋的屋子投下一抹微弱的光亮。这似乎是一间起居室，放着一张粗制的松木桌和两把椅子，但没有火炉，环境显得冷清而毫无慰藉。隔壁是另一间更小的屋子，那位老修女在那儿消失了片刻；随后她领着一个奇异而憔悴的小身影走了出来，那身影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袍，面容是我见过最完美、最可爱的。她那栗色的秀发杂乱地披在肩上，双手交叠在身前，当被领到我面前时，她睁大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满是惊愕。

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脸色苍白如死人。当她走到灯下时，我看出她的衣服虽粗糙，却很整洁；她那美丽端庄的五官——曾在照片上令我如此着迷——竟比我所想的还要甜美、还要无可挑剔。我站在她面前，惊叹得哑口无言。

她优雅地欠身行礼，随后惊异地看着我，似乎在纳闷我这个完全的陌生人到底找她有什么事。

“是艾尔玛·希思小姐吧？”我终于开口道，“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戈登·格雷格（Gordon Gregg），生于英国，骨子里却是个世界公民。我来这里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关于你自己的问题。莉迪亚·莫雷顿（Lydia Moreton）派我来找你。”

我注意到她那双褐色的大眼睛一直盯着我的嘴唇，而不是我的脸。

她的嘴唇动了动，但她看着我的眼神中充满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哀伤。没有任何声音从她口中发出。

我像石化了一般僵在原地，因为就在那一瞬间，甚至可以说在那一闪念间，我领悟了那个可怕的真相。

她是个又聋又哑的人！

她无声地向我举起交叠的双手，泪水在她那双灿烂的眼睛里打转。

我看到她的手腕上扣着一副闪亮的钢制枷锁。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当我从那个可怜女孩身患可怕残疾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我质问那个身穿宗教长袍的女人，“我究竟在哪儿？”

“这是卡亚纳城堡（Castle of Kajana）——芬兰的罪犯精神病院，”她回答道，“如你所见，这位囚犯既失去了语言能力，也失去了听力。”

“又聋又哑！”我大喊道，看着“萝拉号”上那张已被毁掉的照片，那是她美丽的真容。“但她肯定不是一直这样的！”我惊呼道。

“不，我想不是一直这样，”修女平静地回答，“但你说过你要质问她，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想知道真相是不可能的吗？”

“但她可以写下答案来回答我的问题吧？”我反驳道。

“唉！不行，”老妇人低声回答，“她的神智受损了。不幸的是，她是个无可救药的疯子。”

我直视着她那双悲伤、睁大却又坚毅的褐色眼睛，彻底困惑了。

那被钢铐锁住的白皙手腕、那苍白的脸庞和惨白的双唇、那迟钝的动作，都在诉说着她们自己的悲剧故事。然而，我读过的那封信——很可能是因为她双手不自由而秘密口述的——绝非疯子的呓语。她确实提到了死亡，但难道不能推测她正在被一步步逼向自杀吗？她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并且希望霍恩比——那个即将迎娶穆里尔·莱思考特（Muriel Leithcourt）的男人——能知道真相。

我们所处的房间显然是专门为她准备的，因为隔壁就是那间狭小的卧室；但那扇高处的小窗被严密地封锁着，这种冰冷荒凉的囚室，确实足以让任何被囚禁于此的人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受困。

我又一次缓慢而和善地对她说话，但没有任何回应。她确实完全失语，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但她肯定不是一直如此！我寻找她是因为她肖像上的美貌令我着迷，如今我发现她比照片上还要迷人，却不幸患上了这种将她的人生变成一场悲剧的残疾。意识到这个残酷的事实让我心神不宁。我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脸庞，那么美丽、轮廓分明、高雅脱俗，一看便知是名门之后，可却又如此无可名状地忧伤，充满了绝望的虚无。

她将交叠的双手放在嘴边，摇着头打手势，表示她既听不懂也无法回应。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在一张纸上写下大字：“我从莉迪亚·莫雷顿那里来。我叫戈登·格雷格。”

当她急切的目光落在那一行字上时，她瞬间变得激动起来，飞快地点了点头。随后，她向我伸出那戴着钢铐的手腕，目光哀切地看着我，仿佛在恳求我将她从这座死寂墓穴的恐怖束缚中解救出来。

尽管那位带我进来的女人试图阻止，我还是递给她铅笔，将纸放在桌上让她写。

修女试图一把抓走纸，但我轻轻却坚定地按住她的手臂，用法文说道：

“不。我想看看她是否真的疯了。你至少得满足我这个要求。”

在我们争执时，艾尔玛握着铅笔试图写字，但由于双手被束缚得太紧，没能写成。最终，在尝试了几次之后，她成功地用歪歪扭扭的印刷体写下了回应：

“我认识你。你在那艘游艇上。我以为他们杀了你。”

那个瘦脸的老妇人看到了她的回复——一个绝对理智的回复——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露出不满的神色。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写道，不让修女看清我的问题。

她痛苦而费力地写道：

“我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入狱。带我离开这儿，否则我就自杀。”

“啊！”老妇人惊叫道，“你看，可怜的姑娘，她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她们全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她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愤怒地追问。

“我不知道，先生。打听她们的罪行历史并非我的职责。她们生病了我就照顾她们，仅此而已。”

“这座堡垒的指挥官是谁？”

“斯米尔诺夫上校（Colonel Smirnoff）。如果让他知道我放你进来，你绝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这是芬兰的什利谢利堡（Schusselburg）——是专门囚禁那些密谋对抗国家者的监狱。”

“政治阴谋家的监狱，是吧？”

“唉，先生，是的！在这里，有些可怜人为了被逼供出信息，受到了如同宗教裁判所黑暗时期那般残酷的折磨。墙壁很厚，她们在湖下地牢里的惨叫声根本传不出去。”

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什利谢利堡的恐怖。事实上，任何去过俄罗斯的人，谁没听说过呢？只要提到这座拉多加湖上的现代巴士底狱——据说没有任何囚犯能活着走出来——就足以让任何俄国人面如土色。而我，竟然就在芬兰的什利谢利堡里！

我翻过纸张，写下问题——

“是奥伯格男爵把你送到这里来的吗？”

她印下了字句——

“我想是。我在赫尔辛福斯被捕。告诉莉迪亚我在哪里。”

“你认识穆里尔·莱思考特吗？”我用同样的方式询问，她随即回复说她们曾是同学。

“你在‘萝拉号’上看到过我吗？”我写道。

“看到了。但我没法警告你，尽管我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计划。你走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岸上，送去了锡耶纳（Siena）。三天后，我就变得又聋又哑了——我是被他们害的。”

她的指控让我大吃一惊。她是被人蓄意致残的！

“是谁干的？”

“我想是个医生。他们给我用了氯仿。”

“谁？”

“那些自称是我朋友的人。”

我转向那位身穿宗教长袍的女人，大喊道：

“你看她写了什么吗？她被一些假朋友残害了，他们想掩盖她掌握的秘密。他们不敢杀她，所以花钱买通医生给她做了手术，让她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听见。现在，他们正在逼她自杀！”

“先生，我惊呆了！”修女宣称，“我一直以为她精神失常，但她看起来确实和我一样清醒，只是被某个伪装成朋友的人蓄意致残了，那人下定决心让她永不能开口。”

“这姑娘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她遭受了无耻的残害！”我愤怒地喊道，“我一定要找出罪魁祸首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啊，先生。求您不要轻举妄动，”那女人神情严肃地说，手按在我的手臂上，“记住，你是在芬兰——奥伯格男爵权势滔天的地方。”

“我不怕奥伯格男爵，”我喊道，“如果有必要，我会直接向沙皇请愿。这位小姐被关在这里是因为她掌握了某种秘密。她必须被释放——后果由我承担。”

“但你绝不能尝试从这里带走她。那意味着你们俩都会送命。卡亚纳城堡绝不泄露死在墙内的人，或是被扔进湖里被人遗忘的人的秘密。”

我再次转向艾尔玛，她正对我们的谈话内容感到忧心忡忡，突然她拉住老修女的手，亲昵地吻了一下，或许是为了向我表明她信任她。

随后，我在纸上写道——

“奥伯格男爵是你的叔叔吗？”

她摇了摇头表示否定，说明这位令人畏惧的芬兰总督对她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一场她被迫参与的表演。

“菲利普·霍恩比（Philip Hornby）是谁？”我飞快地写道。

“我的朋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朋友！而我一直以来都以为他是个冒险家和敌人！

“他为什么去利沃诺（Leghorn）？”我问道。

“为了一个秘密目标。他们曾密谋杀掉你，只是被我设法阻止了，”她费力地写下这些字。

“那么我的命是你救的，”我写道，“作为回报，如果他不怕落入我手中，我会尽全力将你从这里救出去。”

对此她回复道——

“我会感激不尽，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可怕的地方了。我想他们一定会在这里折磨那些女人。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折磨我。尽你所能带我离开这儿，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但是，”她写道，“我怕你永远无法把我救出去。我被判了终身监禁。”

“但你是英国人，如果你没有经过审判，我可以向我们的大使投诉。”

“不，我是俄国臣民。我出生在俄罗斯，小时候去了英国。”

情况完全变了。作为沙皇在自己领土上的臣民，她受制于文明世界那道可耻的伤疤——允许官员随心所欲地将人关进监狱，无需审判，也无从申诉。我立刻意识到了困难所在。

然而，她承诺如果我能救她出去，她就告诉我真相！

关于这惊天谜团的回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一千个问题在我心中升起，我渴望向她询问，但在那肮脏的牢房里，这根本不可能。当我站在那里时，一声女性凄厉的惨叫穿过那厚重的巨石墙传了过来。也许，某个不幸的囚犯正在遭受折磨，正被逼供。我不禁对这座阴森堡垒里难以言喻的恐怖感到颤栗。

我怎能让这个文雅、无助的女孩继续待在这座巴士底狱里呢？我在俄罗斯时曾听人压低声音提起过这里的恐怖。他们蓄意毁了她，剥夺了她的听力和语言能力，现在他们又打算用那终将导致精神崩溃的死寂与孤独来逼她发疯。

“我决定了，”我突然说道，转头看向那个领我来此的女人。她刚才用秘密携带的钥匙解开了囚犯的钢铐，正双手交叠，以修女那安静的姿态站立着。

“你不会轻举妄动吧？”她焦虑地恳求道，“记住，你的命悬一线，我自己的也一样。”

“她的敌人也想让我死！”我回答，直视着那双深邃而神秘的褐色眼睛，仿佛着了魔一般，“他们之所以将她控制在手中，是因为她毫无还手之力。但现在，我要担任她的朋友和保护人。”

“怎么做？”

“那个人正在外面的船上等我。我打算带她一起走。”

“但是，先生，这不可能！”老妇人用沙哑的声音喊道，“如果你被那些日夜巡逻湖面的卫兵发现，他们会把你们俩都枪毙的。”

“我冒这个险，”我说，没再多说一句，径直冲进那间窄小的卧室，从那张狭窄的简易床上扯下一条旧褐色毯子。

接着，我挽起那位面容美丽、俨然已成为我生命之光的女性的手臂，打了个手势，邀请她随我一同离开。

修女拦住门口，催促我重新考虑决定。

“让她一个人留在暗处，按你的计划行事吧，向男爵、向沙皇上诉，但先生，千万别试图从这儿救走囚犯，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把你从阿博（Abo）带过来的人，绝不敢承担这种责任。”

“走吧，”我对艾尔玛说，尽管唉！她听不见我的声音，“至少让我们为自由放手一搏。”

她瞬间明白了我的意图，任由我领着她走下那条漫长而错综复杂的走廊，脚步轻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我抓起那盏老式牛角灯，当修女退缩不敢跟随我们时，我们独自溜了过去，沿着石廊折返，直到我认出初次进入的那扇房门。一切寂静无声，当我们踮着脚尖潜行时，我感受到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臂，那力度告诉我，她已将我视为她的救星而寄予厚望。

我承认这是一种鲁莽冲动的行为，因为即便逃离了湖面，我们又怎能指望在远离任何藏身之处的、无边无际且荒凉的森林中生存下去？然而，我觉得尝试营救是我的职责。更何况，她的绝代风华难道没有让我深陷其中吗？难道从我们相遇的第一刻起，我没有凭某种无法解释的直觉感到我们的生命已在未来紧紧相连吗？在我们沿着那条黑暗低矮的走廊前进时，她紧紧依偎着我，仿佛害怕被发现。我知道塔楼里那扇坚固的门通向湖面。一旦上了船，我们就能划回马匹等待的地方，然后远走高飞。毕竟，那个女人没有阻止我们的进程，也没有拉响警报。我曾怀疑过她，但现在我看出，她的内心确实对身旁这个可怜的女孩充满了怜悯。

我们悄无声息地向前摸索，直到离那扇通往下方接应船只的未锁之门只有几码远时，突然，那盏牛角灯模糊的光线照在某个闪光的东西上，一个浑厚的男声在黑暗中用俄语大喝道——

“站住！否则我开枪了！”

我们大惊失色，发现自己正对着一支上膛卡宾枪的枪口。

一名高大的哨兵背对着秘密出口站着，他那顶尖顶帽下闪烁着黑暗的双眼，将武器抵在肩头，距离我们不过六英尺。

这个满脸胡须的大家伙凶狠地询问我是谁。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太鲁莽了，竟落入了埃克塞伦茨（Excellency）——那位不择手段的总督扎维耶·奥伯格（Xavier Oberg）男爵的手中——落入了一个似乎为我精心准备的陷阱里。

我成了这座可怕堡垒中的囚徒，除了卫兵，从未听说有任何人能从这里走出来——那是“芬兰绞刑手”的巴士底狱！

我知道我完了。

哨兵卡宾枪的枪口距离我的胸口不到两英尺。

“说话！”那家伙大喊道，“你是谁？”

我一眼便看清了局势的危急，未有半分犹豫，猛地向那人扑去，直冲他的枪口之下。他压低了枪身，但为时已晚，我已紧紧箍住他的腰，使他的枪无法动弹。这一切发生得极快，因为我深知与他贴身缠斗是我唯一的生机。

然而，若那扇紧闭的门外并无小船接应又当如何？若我的芬兰车夫未能在那儿等候，我便死定了。那位我正设法营救的不幸姑娘，起初因惊恐缩在墙角片刻，随后见我已与那大块头扭打在一起，便猛地冲上前去，双手抓住枪身试图从他手中夺过。那人的手指已离开了扳机，正试图重新扣动以鸣枪示警。我见状，使出一招在阿平厄姆（Uppingham）学过的老把戏，绊了他一下，让他身形踉跄，险些摔倒。

他咒骂一声，就在那一瞬，艾尔玛成功地从他强健的手中扭转过枪支，而我则凭借着对即将来临的危局的恐惧，生出一股力气死死钳住他。我的未来，乃至她的未来，皆系于这场孤注一掷的搏斗能否获胜。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气力远超于我，但我曾被视作阿平厄姆优秀的摔跤手，如今这种最古老的格斗技巧派上了用场。

那人呼喊求救，低沉嘶哑的嗓音在石廊内回荡。若被他的同伙听见，警报定会立刻拉响。

我们拼死搏斗，身形左右摇晃，他试图将我摔倒，而我则在每一个回合中对他施展年轻时学过的招数。然而这似乎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他凭着蛮力站稳了脚跟，肌肉硬如钢铁，纹丝不动。

然而，就在我们打得如此激烈、绝望之际，那位英国姑娘突然手持卡宾枪从我们身边滑过，以一个敏捷的动作拉开了那扇通往湖面的厚重大门。

就在那一刻，我不幸动作失误，他的手像铁箍一般扣住了我的喉咙。我拼命挣扎，调动全身肌肉试图挣脱，然而唉！他占据了上风。我听到“扑通”一声，看见艾尔玛已不再手握哨兵的武器，她将它扔进了水里。

紧接着，我听到外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鼓起勇气，阁下！勇气！我来助您。”

是那位忠诚的芬兰人，他一直潜伏在深影中等候，划了几下桨，便将船靠向门外那狭窄破旧的栈桥。

“带走那位女士！”我用俄语拼命挤出这句话，“别管我。”我欣慰地看到他引导艾尔玛跨上了船，小船在那一刻掠过了小小的平台。

我英勇反抗，但在这样一个拥有蛮力的人面前，我无能为力。他死死扼住我的喉咙，剧痛袭来，我感到获胜的机会正一点点流逝。我的力气在衰竭。刚才我还能将他的双臂压在身侧，不费多大力气便能制住他，但现在，随着他的手指挤压我的气管，我已无法呼吸。

我正慢慢窒息。

落败意味着囚禁于此，甚至意味着死亡。获胜则意味着艾尔玛的生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因此，我是在为生存而战。一个念头突然闪过脑海，我继续挣扎，同时逐渐将敌人逼向门边。他呼救，却无人应答。他咒骂着、咆哮着，直到我突然使出超乎寻常的气力，绊了他一下，让他头部猛烈撞击在门框的石沿上，那声响想必在远处都能听见。他瞬间昏厥，在那短暂的一瞬，我摆脱了他扼在喉咙上的手，将他猛地掷向门外。

随着一声木头碎裂的巨响，腐朽的栈桥塌陷了，伴随着巨大的落水声，紧接着，那深邃的湖水没过了那个大胡子家伙，是他曾想从我手中抢走艾尔玛·希思（Elma Heath），并将我囚禁在这座恐怖的堡垒中。他像石头一样沉了下去，因为尽管我站在那里等着他浮出水面，却只能看见木料随波漂走。

然而，就在我因自己的防卫行为而感到惊恐时，这地方突然响起了警报声，我头顶上方的塔楼里，那口巨大的锈蚀古钟开始摇晃，发出刺耳的铜鸣，回荡在广阔的水面上空。

那位金发胡子的芬兰人再次将船划向我站立的地方，呼喊道——

“跳啊，阁下！为了您的命，跳！卫兵要追上来了！”

我身后的通道里闪过亮光，那是武器的光泽。一声枪响划破空气，子弹从我身旁呼啸而过，但我并未受伤。我跳上船，差点弄翻了它，随即拿起一支桨拼命划动。当我们远离那阴森漆黑的城墙时，三支步枪同时喷射出火舌。

“划快点！”我尖叫着，回头查看我的金发同伴是否中弹。

“冷静点，阁下，”芬兰人催促道，“看，就在阴影那边。我们或许能骗过他们，巡逻艇肯定在河口等着截断我们的去路。”

卫兵再次向我们开火，但在黑暗中他们的准头很差。城堡高处的窗户亮起了灯光，我们看得出囚犯的逃脱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塔楼门边的卫兵正对着根本不见踪影的巡逻艇大喊，让他们划船追击并俘虏我们，但我们奋力划桨，径直横穿湖面，直到钻进对岸的深影中，随后沿着我们来的方向悄悄潜行。

“如果我们遇到了船，阁下，我们必须上岸钻进林子里，”芬兰人解释道，“那是我们唯一的生机。”

他的话音刚落，我们便在湖中央隐约看见一条长船，三个桨手正飞快地向我们急欲进入的河口划去。

“瞧！”我们的向导惊呼一声，倒划船桨，让船停了下来，“他们在搜索我们！如果我们被发现，他们就会开火。这是他们的命令。这片湖面上不允许有任何船只。”

艾尔玛坐着看着我们的追兵，依旧沉静无声。她似乎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我。

卫兵正快速划船，船桨击打桨扣的声音清晰可闻，显然他们认定我们逃向了河流。但这位芬兰人似乎早有预料，正因如此，我们正潜伏在悬垂树木的深影中，安全地避开了他们的视线。

灰蒙蒙的雾气正从水面缓缓升起，芬兰人注意到这一点，希望它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在深秋的芬兰，雾气往往像我们伦敦那典型的浓雾一样厚重，只是更白、更密、更冷。

“如果我们上岸，就不得不绕道在森林里走足足四天，才能避开沼泽，”他低声耳语道，“但如果我们能进河，就能随时上岸，步行到某个能让这位女士躲藏的地方。”

“你有什么建议？我们全听你的。警察局长告诉我他能信任你。”

“我认为最好冒个险，”短暂沉默后，他用俄语说道，“我们把船拴好，我顺着岸边去看看卫兵在做什么。您留在这里，我不会被发现的。远处的水草和灌木更茂密。但如果我不在时有危险，就下船一直向西走，直到找到沼泽，然后沿岸向正南走。”说着，这位精明、骨骼粗大的家伙将船靠岸，消失在黑暗的灌木丛中。

天还没亮。事实上，星星已被遮蔽，我们坐在沉默中，广阔的水面正变得愈发模糊。我竖起耳朵捕捉划桨声或人声，但除了船下拍打的水声，再无其他动静。我握住身边那位面容姣好的姑娘的手，紧了紧。她也回握了我一下。

这是我们交流心声的唯一方式。那个我苦苦寻觅了数月的女孩就坐在我身边，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我双手紧紧握着她的手，向她表明我决意做她的守护者，而她信任地转向我，仿佛对此感到欣慰。我好奇，她的身世究竟如何？围绕她的谜团又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秘密招致敌人的如此残忍伤害与毁损，随后又将她送进那座至今仍在我们面前阴郁矗立的恐怖堡垒？她的秘密定然严重影响了某个人，否则绝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来封住她的口。

突然，我听到一阵鬼祟的脚步声靠近，下一刻，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我认出那是我们的朋友，芬兰人。

“有危险，阁下——极大的危险！”他低声耳语道，“三条船正在搜索我们。”

他的话音刚落，薄雾中便闪过一道步枪火光，随之传来一声巨响，一颗子弹再次在我头侧呼啸而过。瞬间，真相大白，我看见一艘被飞快划动的小船正从暗影中冲出，直奔我们而来。刚才那声枪响就是发现我们并进行追击的信号。伴随着卫兵们追逐而至时狂野而得意的呼喊，枪声接连响起，我知道，尽管我们曾逃出生天，但现在已然陷入绝境。他们距离太近，已无法躲避。我们所惧怕的危险终究还是降临了。芬兰人在岸上的行踪显然被停靠在岸边的另一条船发现了，他被跟踪到了我们自以为安全的藏身处。除了面对现实，别无他法。红色的枪火愤怒地在我们脸前闪烁了三次，所幸我们都没中弹。但我们深知，追兵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

“快，阁下！逃！趁现在还有时间！”芬兰人喘着粗气，抓住我的手，半拖着我离开小船，而我则反手将艾尔玛托上岸。

“这边！这边！快！”我们的向导大喊。我们三人不顾后果，冲进了漆黑的深处，就在那一刻，我们凶猛的追兵赶到了我们刚才坐的地方。他们跳上岸追赶我们时狂声大叫，但我们的向导生于斯长于斯，深谙如何在森林中绕圈和隐匿行踪。这是一场为了自由——不，是为了生存的竞赛。

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不得不伸出手探路，以免撞上大树干，同时还得不断解开缠绕在身上的枯藤和寄生植物，它们形成了浓密的灌木丛。我们从四面八方听到追兵的喊叫和咒骂，而在众人的喧嚣之上，我听到一个权威的声音，显然是卫兵中士在喊——

“开枪打那个男人，留住那个女人！上校要她活的。别让她跑了！我们会得到重赏的。继续，同志们！_Mene edemmäski!_”

但我身边颤抖的女孩什么也没听见，或许听不见反倒是件好事。我唯一的恐惧是，那些看起来有十几人的追兵已经散开，试图包围我们。他们无疑熟悉这片巨型森林的每一寸土地，包括那些数不清的泥潭和沼泽，若是找不到我们，他们定会把我们驱赶进沼泽地，在那里逃生将成为泡影。

反观我们英勇的向导，他似乎完全不顾危险，不断向前，时不时伸出手搀扶那位从活坟墓中救出的不幸女孩。我们径直向前狂奔，直到突然感觉到脚下踩进松软的泥土，芬兰人随即向左转了个直角，我们将自己带进了一片更密的灌木丛中，黑暗中我们的手脸被划得伤痕累累。

又一声枪响作为信号在林中回荡，但声音来自我们前进方向的反面；因此我们希望已甩开了那些为了赏金而急于捕获我们的人。然而，突然间，正前方传来第二声枪响作为回应，真相揭晓了。我们实际上就在两拨人的中间，他们正在收网！他们已经把我们赶到了沼泽边缘。芬兰人同我一样迅速察觉到了危险，停了下来。

“我们直接转回去，”他喘着气催促道，“或许还能甩掉他们。”

于是，我们再次转过直角，尽可能快地向湖岸折返。这是一场黑暗中惊心动魄的追逐，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走，也不知道会坠入什么陷阱、深谷或阴险的沼泽。有一次，我们透过树影看到远处追兵提着的灯笼光，而我身边那位面容甜美的女孩似乎已经疲惫不堪，精疲力竭。但我们依然马不停蹄，力求不发出声响，可脚下枯枝碎裂的声音在我们听来简直如同雷鸣。

最后，我们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倾听。我们已经能看见那灰色的薄雾，那里有藏着无数秘密的寂静湖泊。没有任何声响。追兵直冲过去了，以为已经把我们驱赶进了那片致命的沼泽，若是误入其中，我们定会被缓慢吸入、吞没。他们无疑正在包围沼泽，对猎物志在必得。

我们沿着水边潜行，直到在灰蒙蒙的晨光中辨认出两艘空船——一艘是卫兵的，一艘是我们的。我们回到了下船的地方。

“我们划到湖头去，”芬兰人建议，“也许能上岸逃开他们。”片刻之后，我们三人坐进了卫兵的船，拼尽全力在岸边的深影中向北划去，与尼斯塔德（Nystad）镇的方向背道而驰。

我们警惕地观察是否还有其他船只，但什么也没看见。岸上的信号将所有的卫兵都吸引到那一点去参加搜捕，而此时，我们折返并再次登船，正每时每刻拉大与追兵的距离。我想我们至少划了几英里，因为在我们再次登上一片低平荒凉的岸边时，东方的天际已露出了第一抹灰白。

艾尔玛注意到了，她那双棕色的大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天际。那是属于她的黎明——新生的黎明。我们的目光交汇；她对我微笑，随后又望向东方，眼神中充满了无声的深意。

登岸后，我们将船拖上岸并藏在灌木丛中，以免追兵搜索时发现我们的去向，随后便径直向北穿过低地，走向那在晨曦中显现出阴影的森林。雾气此时已散去一些，但空气清冽而寒冷。

我们发现这片林子尽是高大的松树，行走并不困难，这是一片广阔的林海。我们几个小时又几个小时地穿越其中，徒劳地寻找向导所说的那条从阿拉沃（Alavo）通往坦佩雷（Tammerfors）——该国制造业中心——长达百里的崎岖小路。但在四十英里宽的森林里寻找一条小路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我们徘徊了数小时，唉！却始终一无所获。

尽管饥肠辘辘，我们仍保持着勇气。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一处小泉眼，三人急切地用手捧着水喝下。但除了芬兰人口袋里剩下的一小块干黑麦面包——他晚餐剩下的残渣——之外，我们没有任何食物；我们把这块面包给了艾尔玛，她饿极了，狼吞虎咽地吃下。我们深知在这片无人区森林里饿死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我们坚定地继续前行，黄色的秋日暖阳透过昏暗的松林照进，投射在笔直的灰树干上，在死寂、完整无缺的林中折射出金色的光芒。

我们蹒跚了多少英里，我无从得知。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身后已无追兵，但前方等待我们的命运却不得而知。如果我们能找到那条林间路，或许能偶遇伐木工的小屋，讨要些粗粮，但我们的向导虽熟悉芬兰中部的森林，此时也彻底迷失了方向，他那敏锐、经验丰富的双眼并未捕捉到任何文明的踪迹。头顶的光线逐渐暗淡，艾尔玛绊在一块尖石上，划破了鞋子。

我看了看表，已是下午五点。一个小时后天就会黑，漫长的北国之夜即将降临。艾尔玛疲惫不堪，脚部受伤，用手势请求躺下休息。于是我们为她铺了一床干叶子，她躺下后，我们在旁守护，没多久她就睡着了。那芬兰人自称不怕冷，脱下外套轻柔地披在她肩上。

在天色尚有余光时，我注视着她熟睡中那白皙精致的面容，心底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俯身在那柔软诱人的脸颊上印下一吻。但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没有权利去占这种便宜。

漫长寒冷的夜晚在疲惫中过去，狼嚎声令我紧紧握住左轮手枪，但天一亮，我们便起身恢复了精神，尽管饥饿感如利刃般绞痛着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仍准备好继续为自由进行绝地奔袭。

虽然我有纸，却没有笔可以写字，因此我只能与卡亚纳（Kajana）那神秘的囚犯——那位拥有深邃双眸、以美貌令我彻底沉沦的佳人——进行手势交流。我所能尽的一切绵薄之力，她都以一种安静、从容的尊严接受了，而在她那深邃明亮的眼睛里，我读出了不可言说的奥秘。

雾气尚未散去，黎明过后不久，我们再次上路，饥寒交迫却依然心怀希望。在泉边喝过水后，我们以沉默的队形继续前行，寻找伐木工的崎岖小路。

埃尔玛的鞋子破了，这让她感到相当吃力。见她一瘸一拐，我便劝她坐下，好让我脱下鞋子设法修补。然而，当鞋带解开后，我发现她的袜子上有一大块凝固的血迹，她的脚也受了伤。我设法用一块石头把鞋上的钉子砸平，以免鞋底掉落，她重新穿上鞋，让我为她系好鞋带，其间还一直带着微笑。

我们继续前行，一直向前，穿过那片巨大的森林。无数树干在各处呈现出同样的凄凉景象，这片森林除了那些野蛮的、半开化的伐木工外，鲜有人迹。在那灰暗的一天里，我们一直走着，虽然因饥饿而虚弱，却没感到太多的疼痛，因为最初的剧痛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头晕。我唯一的担忧是，我们不得不再次在露宿中度过一夜，这对于我正温柔地牵着手的那位娇生惯养的姑娘会有什么影响。我的处境确实离奇，她那可怕的苦难似乎让她完全依赖于我。

突然，就在头顶那黄色的阳光开始褪去时，那位脸部平坦的芬兰人——他告诉过我他叫费利克斯·埃斯特兰德——欢喜地喊道：

“Polushaite！看，阁下！啊！终于看到路了！”

我们向前方望去，果然，他那敏锐而训练有素的眼睛，已经在远处的暮色中发现了一条穿过灰绿色树干之间的小径。于是，我们加快脚步，踏上了那条路，并向右转去——那是一条崎岖不平、满是深辙的路，那是为了将伐倒的树干拖运到最近的河流而留下的痕迹。

埃尔玛露出了重燃希望的姿态，我们三个人都加快了步伐，期待着随时能碰到一间木屋，屋主定会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一夜的食宿。然而，夜幕降临得很快，我们依然奋力前行。可怜的埃尔玛一瘸一拐，我深知她受伤的脚一定很疼，尽管她什么也无法告诉我。

终于，在穿过那几乎无法穿行的森林阴影步行了近四个小时，且一直担心我们会错过小径后，我们眼前出现的一盏窗前亮光让我们心跳加速。五分钟后，费利克斯敲响了门，并用芬兰语恳请屋主收留一位在森林中迷路的女士。

屋内传来一阵低沉的咆哮，好似含糊不清的诅咒。当门打开时，门槛上站着一位身材高大、蓄着胡须、肌肉发达的老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红衬衫，手中握着一把闪着寒光的左轮手枪。他扫了我们一眼，确认我们并非盗贼，便邀请我们进去。费利克斯解释说我们是从湖里上岸的，船漂走了，我们不得不进入林子。那人听了芬兰人那生动的故事，随后对我说了些什么，由费利克斯翻译成俄语。

“阁下，您所能得到的粗茶淡饭，尽请享用。他愿将那边的房间让给女士，好让她休息。他为能接待阁下感到荣幸。”

就在他解释的时候，那位身穿红衬衫、如赫拉克勒斯般的伐木工搅动着火红的余烬，上面炖着一大锅菜，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五分钟后，我们三人便坐下享用炖松鸡，配上冒着泡沫的淡啤酒，真是再合适不过的饮料了。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吃完了那道菜，以至于我们的主人又为我们煮了几个蛋，我担心这把他的储藏室都掏空了。

这地方很简陋，由两个低矮的房间组成，用粗糙的圆木建造，装有供冬天使用的双层窗户和一个高高的砖砌炉灶。这里谈不上干净，但我们依然度过了非常舒适的一小时，并受到了这位孤独老人的热情接待。他一生都生活在远离欧洲文明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他的房子常常被大雪封住，一连三四个月与世隔绝。

饭后，我向这位结实的老人要一支铅笔，但他拥有的最近似的东西只有一根粗木炭，用它来与我们美丽的同伴沟通实在困难。于是，她站起身，把手交给我，微笑着行了个礼，随后走进内室并关上了门。

老伐木工给了我们一些粗烟草，我们在抽烟聊天一小时后，疲惫地倒在木凳上，沉沉睡去。

然而，黎明时分，一阵猛烈的敲门声、马蹄声和用俄语发出的威严叫喊声将我们惊醒。老伐木工跳了起来，透过厚重百叶窗的缝隙看了一眼，脸色苍白地转过身，屏住呼吸低语道：

“警察！他们找我有什么事？”

“开门！”外面的骑马人喊道，“以陛下的名义开门！”

费利克斯和我跳起来，面面相觑。

“我们被困住了！”

刹那间，我们的向导费利克斯冲向埃尔玛休息的内室门，但下一秒他又跑了回来，用俄语喘着粗气说道：

“阁下！门是开着的！那位女士不见了！”

“不见了！”我惊恐地喊道，冲进那间小屋，发现折叠床上空空如也，通往外面的门大开着。她竟然真的消失了！

警察再次猛撞另一扇门，高声威胁说如果不立即打开就要破门而入，老伐木工随即将门闩拉开，让他们进来。两名身材高大、穿着厚重骑装、带着配剑的家伙大步走进，另外两人留在外面看守马匹。

“你们叫什么名字？”其中一人盯着站在一起等待的我们问道。

我们的主人报出了他的名字，并询问他们为何闯入。

“我们在寻找一名从卡亚纳（Kajana）逃走的女人，”对方回答，“你们在这里见过什么女人吗？”

“没有，”伐木工回答，“我们在这些林子里从没见过任何女人。”

警察头目大步走进内室，环顾四周以确保无人藏匿，然后转过身问我：“你是谁？”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回答。

埃尔玛在我们熟睡时消失的谜团让我感到烦恼。她似乎是背着我悄悄逃走的。然而，她是否收到了警察在找她的警报？她是聋子，所以敲门声不可能惊动她。

“你的身份是我的事，”那个长着浅色硬胡须的人宣称，他是一个典型的粗鲁警官。

“你的上司是谁？”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问道。

“赫尔辛福斯（Helsingfors）的梅尔尼科夫（Melnikoff）。”

“那么这里不在阿博（Abo）区？”

“不在。但那有什么区别？你是谁？”

“戈登·格雷格（Gordon Gregg），英国公民，”我回答。

“而你是那个阿博的马车夫，”那家伙转头对费利克斯说，“正如我所料。你们就是那两个贿赂了卡亚纳修女，成功释放了英国女人的家伙。以沙皇的名义，我逮捕你们！”

老伐木工脸色惨白如纸。我们确实陷入了严重的危险，因为我预见到落入芬兰扼杀者——奥伯格男爵（Baron Oberg）手中的危险。然而，无论谜底是什么，知道埃尔玛已经逃脱还是让我感到一丝慰藉。

“请问，你凭什么罪名逮捕我？”我尽可能冷静地问道。

“协助囚犯潜逃。”

“那么，首先，我要说你无权逮捕我；其次，如果你想要我给你一个交代，只要你先陪我回到阿博，我非常乐意这样做。”

“这超出了我的管辖范围，”那家伙咆哮着，但我看出他的犹豫是因为他不确定我究竟是什么人。

“我要求你带我去见警察局长博兰斯基（Boranski），他会做出一切必要的解释。在我们见到他之前，我拒绝提供关于我自己的任何信息，”我说。

“但你有护照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护照，说道：

“我想，这证明了我的名字正如我所说。”

那家伙跨开双腿站着，读完后把护照还给了我。

“那个女人在哪里？”他追问，“告诉我。”

“我不知道，”我回答。

“也许你会告诉我的，”他转向老伐木工，脸上带着阴险的表情，“记住，这些逃犯是在你家里被发现的，你有被逮捕的风险。”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老人在警察的威胁下颤抖着抗议。像他这一类人，害怕警察并对他们心存敬畏。

“啊，我想你是不记得了！”他微笑着说，“好吧，或许在监狱里待上一两个月，你的记忆力会恢复。你也被捕了。”

“但是，阁下，我……”

“够了！”长着硬胡须的警官大声喝道，“你包庇了阴谋分子。在芬兰，你应该知道这有什么惩罚，对吧？”

“但这些先生绝对不是阴谋分子！”可怜的老人抗议道，“这位阁下是英国人，英国人是不搞阴谋的。”

“我们之后会见分晓的，”他大笑着说。接着，他转向身边的一名警察，命令他仔细搜查木屋，外面的一名手下也加入进来。他们翻箱倒柜，无处不查。

“你们可能会发现文件或信件，”警官说，“搜仔细点。”他们在每一个角落翻找，甚至撬开了埃尔玛住过的内室里的几块木板。但他们一无所获。

老伐木工被审问了十几次，但他顽固地拒绝承认见过埃尔玛，而我则坚持要求回到阿博去见博兰斯基。我当然从狱卒的口中听到了，总督极度渴望重新抓回那个女孩，我坦白承认，我已经彻底爱上了她。看起来，他们为了寻找我们不遗余力。事实上，阿博和赫尔辛福斯省的所有警察似乎都在积极进行逐户搜查。

但埃尔玛失踪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她是自愿逃走的，还是再次落入了某种巧妙而卑鄙的阴谋陷阱中？我记得，如果她胆敢靠近任何城镇，她那件灰色的裙子可能会暴露她，而她的残疾本身就是明显的身份特征。我只希望她已经去了附近森林的某个地方躲藏起来，等待追捕的危险过去。

我与那名打算将我逮捕送往赫尔辛福斯的警官争辩了近半小时。一旦到了那里，我太清楚自己的自由恐怕会永久消失。无论男爵把那个可怜的女孩囚禁起来的动机是什么，这也是他想要让我闭嘴的动机。我知道得太多了，这不合他的心意。

“我拒绝去赫尔辛福斯，”我挑衅地说，“我是英国公民，要求被带回我护照签证的港口。”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理由，直到最终成功让他相信，我确实有权被带回阿博，并在必要时寻求英国副领事的协助。

我尽可能久地拖延了我们的出发时间，但最终，就在黄色的太阳开始挣扎着穿过灰云时，我们三人被迫踏上了悲伤的征程。

我们纳闷，埃尔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显而易见，她并没有落入警察之手；然而，内室的门开着这一事实，使他们对伐木工的陈述怀有明显的怀疑和不信。

我们的俘虏者似乎非常清楚我们从卡亚纳逃走的全部经过，因此对埃尔玛——他们最想抓回的人——从指缝中溜走感到十分懊恼。警察骑着马，我们被迫在他们面前步行。在森林里跋涉了十英里左右后，我们遇到了另一小队警察，他们显然是在寻找我们，因为看到我们被捕时，他们流露出了喜悦。

“那个女人呢？”一名警官问另一名。

“仍在逃，”看守我们的那人回答，“我想她可能躲在二十俄里外的地方。”

“啊，我们很快就会找到她的，”他自信地说，“十二小时内我们会搜遍整个森林。她逃不掉的。”

抓捕我们的人解释了我们的身份，随后我们又被推着向前走，绕过了一个叫纳斯加尔维（Nasjarvi）的巨大湖泊。沿着那片树木丛生的湖岸，我们整整走了一天，直到日落时分，来到一个面对湖水、名叫菲尔普拉（Filppula）的风景如画的小木镇。在这里，我们草草吃了顿饭，随后乘火车前往阿博。经过一段非常不舒服、毫无睡意的旅程后，我们于第二天早晨抵达。

九点钟，我站在迈克尔·博兰斯基那间空荡荡的大办公室里，几天前我们还在这里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警察局长一进来，就认出了被捕的我，挥挥手遣散了我的守卫——除了带我来的那名警官。芬兰车夫和老伐木工在另一个房间，因此我独自面对赫尔辛福斯的警察和阿博的警察局长。后者一言不发地听完了警官关于逮捕我的陈述。

“阁下，囚犯要求在被带往赫尔辛福斯之前先带到您这里。他说您会了解事实真相。”

“我确实了解，”博兰斯基微笑着说，“没有阴谋。你必须立即释放这位先生和另外两名囚犯。”

“但是，阁下，总督已经下令逮捕囚犯并将其遣送至赫尔辛福斯。”

“那可能是真的。但我是阿博的警察局长，我释放他。”

警官瞪着我，一脸茫然，我不由得笑了出来。

“我非常清楚这位英国人到北方来的原因，”博兰斯基补充道，“不必多说了。那位女士被捕了吗？”

“没有，阁下。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寻找她。斯米尔诺夫（Smirnoff）上校已经被解除了卡亚纳总督的职务，许多卫兵也因参与纵容女人逃走的阴谋而被捕。”

“啊，是的。我从快报上看到有人悬赏抓捕她。”

“总督决心不让她逃走，”另一个人说。

“她很可能藏在森林里的什么地方。”

“当然。他们正在每一俄里土地上进行彻底搜查。如果她在那里，肯定会被找到的。”

“毫无疑问，”博兰斯基靠在软垫椅子上，隔着杂乱的办公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现在我想和这位英国人私下谈谈，请你们离开。另外通知另外两名囚犯，他们自由了。”

“但阁下，您这是在承担个人责任，”他忧心忡忡地说，“请记住，我是以被捕状态把他们带给您的。”

“而我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释放他们，”他说，“作为本省的警察局长，我有权行使我的管辖权，而我在这件事上行使了该权利。如果你愿意，可以去赫尔辛福斯报告，但我建议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什么都别说——你明白吗？”

博兰斯基说话的方式显然决定了我抓捕者的态度，因为在犹豫了片刻后，他敬了个礼说道：

“如果这真是您的意愿，那我服从。”说完他离开了。

“阁下！”警察局长喊道，门一关上，我们单独相处时，他迅速起身向我走来，“你死里逃生了——真的。我尽力在帮你了。我成功贿赂了卡亚纳的水上守卫，好让你能带那位女士逃走。但似乎就在你们即将逃离的那一刻，其中一名守卫成了告密者，惊动了城堡总督，结果你们三个人差点送命。整件事已正式报告给我，”他苦笑着补充道，“我的人现在到处都在搜捕你们。”

“但奥伯格男爵为什么如此急切地要抓回希思（Heath）小姐？”我诚恳地问。

“我不知道，”他回答，“赫尔辛福斯给我发的秘密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逮捕她——死活不论。”

“这意味着如果她死了，男爵也不会感到遗憾，”我说道。对此，他点头表示赞同。

我告诉了他芬兰人费利克斯的忠诚服务，他只是简单地说：

“我告诉过你，你可以绝对信任他。”

“但既然你已经证明了你是我的朋友，”我说，“你就得协助希思小姐逃离这个人，他想把她囚禁在那个可怕的地方。他们正把她逼疯。”

“我会尽力的，”他回答，但怀疑地摇了摇头，“但你必须记住，奥伯格男爵是芬兰总督，拥有沙皇本人的一切权力。”

“如果埃尔玛·希思再次落入他那阴险的手中，她会死的，”我宣称。

“啊！”他叹了口气，直视着我的脸，“恐怕你说得太对了。她显然掌握着某种他害怕她会泄露的秘密。他想重新逮捕她以便——嗯——”他压低声音说，“以便让她闭嘴。在卡亚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被秘密解决掉了。你知道，那座堡垒里经常发生许多‘致命事故’。”

第十二章

“扼杀者”

埃尔玛在哪里？我们熟睡时，她那无法解释地消失在阴郁森林中的原因是什么？

我回到了抵达时住的酒店，那是一家叫“凤凰”的舒适旅馆，独自在那里吃了午餐。芬兰人费利克斯和我的主人——那位伐木工——都已经拿了赏钱离开了，但我叮嘱后者立即回家，并通过电报报告任何关于我走丢之人的消息。

当我坐在那挤满了阿博商人的喧闹餐厅里时，无数矛盾的念头涌上心头。我意识到，我现在要面对的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而我对那个甜美的英国女孩为何被他囚禁一无所知，这使我处于明显的劣势。她被蓄意致残的那种卑劣行径，让我的血液沸腾。我从未相信在这个文明的二十世纪，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迈克尔·博兰斯基已承诺会帮我，但他非常坦率地向我表达了他的恐惧。男爵一心想要再次让埃尔玛落入他的掌握。我想知道，那位甜美的女孩被剥夺言语和听觉，是否是按他的命令进行的？她是否成了他卑劣阴谋的无辜受害者？

周围的人正吃着奇怪的菜肴，说着芬兰语，其他人则在抽烟喝伏特加；但我毫无观察的心情。我脑子里想的只有那个现在离我而去的人。

我无法想象她为何毫无预警地消失，但我只能推测，她的出逃是迫不得已。有些女性拥有一种神秘的直觉，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奇特天赋，能感知到邪恶何时威胁着她们，这为我们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奇异而令人费解的课题。它难以解释，然而许多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具备这种能力。因此，是否有可能是埃尔玛醒来后察觉到了危险，便在没有惊动我们的情况下逃走了？这种猜测虽有可能，但我担心可能性并不大。

这件事中另一个非常离奇的特征是，迈克尔·博兰斯基（Michael Boranski）竟然如此突然地动用了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来为我提供那种帮助。他实际上贿赂了卡亚纳（Kajana）的守卫；他指使了忠诚的费利克斯（Felix），他为我们准备了船只，并命令那名修女为我打开水闸。为什么？

我深信，在他那突如其来且显著的友好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动机。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就清楚地看出他实际上非常厌恶英国人，而我之所以能强迫他为我效力，只是因为出示了那份由沙皇亲自签署的命令，那份命令使我成为了他在俄属领地内的座上宾。即便那份文件也不足以解释他竟为了确保那个我暗自深爱的女人获释而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我越是思考，就越感到焦虑。我看不出他友好的动机，说实话，我向来不信任那些表现得过于友好的人。我该采取怎样明确而果断的行动呢？我仔细梳理了在英国发生的所有奇怪事件，尽管急于找到解决这个惊人问题的办法，但我无法说服自己离开芬兰，让埃尔玛落入那位一直执意要置她于死地的政府高官手中。不，我要去见他，与他当面对质。我很想看看这个所谓的“芬兰扼杀者”（The Strangler of Finland）究竟是何许人也。因此，当天傍晚我离开了阿博（Abo），乘火车前往托伊亚拉（Toijala）枢纽，在那里等待了六个小时后，换乘慢车继续前往赫尔辛福斯（Helsingfors）。我住进了坎普（Kamp's），这是一家位于港口上方长林荫大道旁的优雅酒店，我发现这座城市拥有漂亮的街道和宽阔的广场，比我预想中要精美得多。当我向酒店的法国籍经理询问总督阁下的住处时，他带着几分惊讶看着我，说道：

“男爵住在宫殿里，先生——就是萨卢通（Salutong）对面那座宏伟的建筑。您的马车夫会为您指出来的。”

“阁下此刻在赫尔辛福斯吗？”我问道。

“男爵从不离开宫殿，先生，”那人回答。“您知道，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他补充道，嘴角带着一丝冷笑，“据说阁下时刻都在担心遭到暗杀。”

“也许并非没有理由，”我低声说道，他耸了耸肩，微微一笑。

中午时分，我在一幢漫长、灰暗且厚重的建筑物前从马车上下来，大门上方有一个硕大的纹章，上面镶嵌着金色的俄国国徽。进入门廊时，两侧各站着一名哨兵，一位身穿亮蓝色镶金制服的高大门房迎上前来，用俄语问道：

“您想见谁？”

“总督阁下。”

“您有预约吗？”

“没有。”

“阁下不见任何没有预约的人，”那人有些粗鲁地对我说。

“我并非因公而来，而是为了私事，”我解释道，“也许我能见见阁下的秘书？”

“如果您愿意，但我重复一遍，阁下不见任何没有事先预约的人。”

我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那位担心被暗杀的“芬兰扼杀者”，就像沙皇本人一样难以接近。然而，按照门房的指引，我穿过了一个巨大的空旷庭院，沿着宽阔的石阶向上走，一名仆人拦住了我。在听了我的询问后，他带我进入一间候见室，拿着我的名片去见卢甘斯基上校（Colonel Luganski），他告知我那位上校是男爵的私人秘书。

大约十分钟后，那人回来对我说：

“如果您愿意，请这边走，上校愿意见您。”我随他走进宫殿陈设豪华的私人寓所，穿过一个挂满名画的大厅，又沿着一条地毯厚实的漫长走廊来到一间优雅的小房间，一位身材高大、秃顶、身着军服的男人正站在那里等着我。

“您叫格雷格先生（M'sieur Gregg），”他用一口纯正的法语惊呼道，“据我所知，您想觐见总督阁下。然而，我很遗憾地告诉您，他从不见外客。”

“我希望见到阁下的事纯属私人性质，且高度机密，”我说道。因为习惯了外国官场的行事风格，我表现得和他一样坚定且礼貌。

“非常抱歉，先生，但恐怕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致信给阁下，并在信封上标注‘亲启’。这样信件才会直接送到总督阁下手中。”

“我要说的话不能写在纸上，”我回答道，“我必须就一件涉及奥伯格男爵（Baron Oberg）个人的、刻不容缓的事情见他本人。”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随即压低声音问道：

“这是否与某种——嗯，某种阴谋有关？”

他的问题瞬间让我产生了一个计策，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您可以毫无顾虑地将事实告知我，”他一边说一边走到门口，将门闩插上，“在我耳边所说的一切，就如同是在直接对阁下本人诉说。”

“我很遗憾，上校先生，我必须亲自见到男爵。”

“那场阴谋的目标是暗杀——还是暴动？”他尖锐地问。

“这一点我只能向男爵本人解释。”

“但我告诉过你，他不会见你的。我们这里有太多人带着关于芬兰反抗我们俄国统治的阴谋的秘密情报。说真的，如果阁下见了所有想见他的人，他恐怕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用来接见访客了。”

我一眼就看出，这位看似极度自负、讲究衣着整洁和制服一尘不染的优雅上校，并不打算让我如愿以偿地见到那位沙皇麾下最令人憎恨的官员。后者畏惧匕首、手枪或炸弹，因此将自己封闭在像上校这类人——礼貌、圆滑但绝对不通情理的人——的保护之中。在又争辩了几句之后，我终于以坚定的口吻说道：

“我想请您意识到我所传达信息的重要性，我只能重复一遍，这是一件涉及阁下私人的事情。那么，您能否帮我个忙，把我的名字转达给他？”

“阁下拒绝被陌生人的名字所困扰，”他冷冰冰地回答，手里翻弄着我的名片。

“但如果我在名片上写明业务的性质，并装入信封，您能带给他吗？”我建议道。

他犹豫了片刻，扭动着胡子，随后极不情愿地回答：

“好吧，如果你如此坚持，那你可以把业务写在卡片上。”

于是我掏出一张名片，在背面用法语写下了那句我确信能够让我获得觐见机会的话：

“提供关于埃尔玛·希思小姐（Miss Elma Heath）的信息。”

我将名片装入他递给我的信封，他按响了铃，将信封交给出现的仆人，命令他交给阁下并等待回复。几分钟后回复便到了。

“阁下将接见这位英国先生。”

随后我起身，随仆人穿过几条宽阔的、种满棕榈树和鲜花的走廊（那里形成了一种温室），直到穿过一间铺着红地毯的候见室，那里站着两名如雕塑般的哨兵。带路的人敲响了前方那扇锃亮的红木大门。

里面传出一个声音，门开了，我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高大、装饰精美的房间里。长窗上挂着饰有沉重镀金流苏的淡蓝色丝绸窗帘，铺着淡蓝色地毯，对面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深紫色丝绒华盖，上面绣着金色的双头鹰。这间寓所装饰得富丽堂皇，在拼花地板中央，背对着光线站着一个瘦削、干瘪的老人，穿着一身丧服般的礼服大衣，翻领上露出了圣安妮勋章（Order of Saint Anne）的红黄缎带。他双手背在身后，刻意站在那个位置，以至于我进入时，在背后那强烈的灰色光线下，无法立刻看清他的脸。

但当仆人鞠躬退下，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微微转过身。我这才看清他那张颧骨高耸、长着稀疏灰白鬓角、嘴唇坚硬、黑色的眼睛靠得很近的骨感脸庞，那是一张刻着邪恶印记的脸——那种可以毫无愧疚、毫无悔意地行事的敏锐而阴险之人的面孔。确实，人们不会对这样一个拥有如此面孔的人——一个压迫者的面孔——做出任何残忍卑劣的行为感到惊讶。

“怎么？”他用法语尖声问道。“你想见我是为了那个发疯的英国女孩？关于她，你打算编造什么离奇的谎言来告诉我？”

“关于她，我绝无编造谎言的打算，”我面对着他，毫不退缩地迅速回应，“她已经告诉了我足够多的……”

“她告诉了你一些事！啊！我就猜到会是这样。我早就料到了！”我看到他那瘦削而狡诈的脸变得苍白，眼神中流露出邪恶的光芒。他以为她已经向我泄露了秘密。他的手放在椅背上，那里藏着一个电钮。下一秒，一个身材矮胖、身穿破旧黑衣的男人仿佛变魔术一般，通过观众厅护壁板内隐藏的一扇暗门出现了——他就是那个专门防范暗杀阴谋的贴身卫士。

阁下开了口，他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惊呆了。

“抓住那个人！”他指着我喊道，“他带着武器！他刚才威胁要杀我！他就是我们最近被警告要防备的那个人——那个英国人！”

“啊！”我站在沙皇那位瘦脸官员的面前大喊。正是这个卑劣的家伙将芬兰踩在俄国的铁蹄之下，而现在，他正用那虚假的指控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我明白你的目的了，奥伯格男爵！你打算以阴谋分子的罪名逮捕我！”

“搜他的身。他后裤袋里有把左轮手枪，”总督宣称。瞬间，那个长着雪貂眼睛的小个子男人在我身上摸索，搜出了我的武器。

我把它掏出来递给他，说道：

“如果你担心我是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来的，这把枪你可以拿去。”

“他是靠诡计混进来的，”男爵向警察特工解释道，“然后他还威胁我。”

“那不是真的，”我愤怒地抗议，“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见你，谈谈那位年轻的英国女士，埃尔玛·希思——那位不幸被你发配到卡亚纳堡垒的女士。”

“你是说那个疯女人！”他大笑道。

“她没疯，”我大声喊道，“她和你一样清醒。是你蓄意让堡垒里的恐怖折磨逼疯她，好让你的秘密永远保守下去！”

“你想暗示什么？”他质问道，向我走了几步。

“我的意思是，泽维尔·奥伯格（Xavier Oberg），如果不是怕被发现，你早就杀掉埃尔玛·希思了，”我面对着他，毫不畏惧地直言道。

“你看到了吧？”他转头对身边那个胖子大笑，“这人疯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我亲爱的马尔科夫（Malkoff），我真是逃过一劫！他是存心想来枪杀我的。”

“我没这么想，”我抗议道，“我是来替希思小姐讨个公道。”

“哦！——好吧，如果那位女士愿意亲自来这里，我会给她想要的公道，”他狡猾地回答。

“那位女士已经逃脱了你的控制，所以她不太可能自愿回到赫尔辛福斯，”我说。

“是你把守卫扔进水里，才成功把她从堡垒里劫走的，”他评价道。接着，他带着邪恶的微笑冷嘲热讽道，“我想，你的英勇行为是出于爱慕吧——嗯？”

“这是我个人的事。”

“一个又聋又哑的女人，肯定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伴侣！”

“是谁造成了她那样的残疾？”我愤怒地喊道，“她在奇切斯特（Chichester）时，像其他女孩一样能说能听。事实上，几个月前她在利沃诺（Leghorn）港的‘洛拉号’（Lola）游艇上时，她并没有残疾。也许你还记得那艘游艇在梅洛里亚（Meloria）沙洲上的那次死里逃生？”

他的目光与我交汇，我从他那紧绷的脸庞和微蹙的眉头看出，我的话让他感到了极大的惊恐。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以为我知道的比实际更多——事实上，就是要让他感到畏惧。

“也许那个被某些人称为霍恩比（Hornby）或伍德罗夫（Woodroffe）的人，能讲出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继续说道，“当他见到埃尔玛·希思，并发现她所遭受的那种可怕的残疾时，他无疑会吐露实情的。”

他那瘦削、骨感的脸庞血色尽失，嘴唇抽搐，灰白的眉头迅速收紧。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亲爱的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说的一切对我来说完全是谜。这个发疯的英国女人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让这个人出去，”我指着那个从观众厅护壁板后走出来的侦探马尔科夫说，“让他出去，我会告诉你的。”

但是，这位沙皇的代表，和他的帝国主子一样时刻担心遭到暗杀，他拒绝了。我看出我所说的话已经让他乱了阵脚，他不确定我到底掌握了多少事实真相。

圣安妮勋章的小型十字架与他扣眼上的红黄缎带之间的联系在那一刻强烈地冲击着我，于是我说道：

“我不想在第三者面前发表任何声明。我来这里是为了私下见你，我也只会在私下里谈话。我有某些情报，我敢肯定，你会非常感兴趣——关于另一个女人，阿米达·桑蒂尼（Armida Santini）。”

他的嘴唇紧闭，我注意到当我提到那个我在兰诺赫森林（Rannoch Wood）发现已死、且尸体神秘消失的女人名字时，他浑身一震。

“那个女人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极力保持冷静，试图用法语问道。

“只因为你认识她，”我简短地回答。然后，目光依然盯着他，我问道：“你现在不打算请这位先生退下吗？”

他犹豫了一会儿，随后挥了挥手，遣散了那个他召唤来帮忙的男人。片刻之后，“扼杀者”的贴身保镖便从他进入的那扇嵌在护壁板里的暗门消失了。

“好吧？”男爵转过身再次迅速问道，他那双阴暗、邪恶的眼睛试图洞察我的意图。

“好吧？”我问，“那么，请问，你通过诬陷我为刺客能得到什么好处？记住，男爵，你的秘密就是我的秘密，”我语气清晰，充满深意。

“你的意图是敲诈——嗯？”他尖声说道，在窗前走来走去，“你想要多少钱？”

“我的意图绝非如此。我的目的是为埃尔玛·希思所遭受的暴行报仇。”

“当然。如果你爱上了她，这是很自然的，先生，”他说，“但考虑到她作为一名犯罪疯子的身份，你的意图是否有些不明智？”

“她两者都不是，”我迅速反驳。

“好吧。你知道的比我多，”他笑道，“她被判处堡垒监禁的罪名是企图暗杀乌莱堡（Uleaborg）军事分区指挥官夫人瓦库洛夫（Vakuroff）夫人。”

“暗杀！”我大叫，“你竟然以谋杀犯的罪名把她关进监狱？”

“我没有。是阿博刑事法庭判的，”他干巴巴地说，“此后，该罪行已被证实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结果，彼得堡的内政部长上周签署了将囚犯流放到萨哈林岛（Saghalien）的命令。”

“啊！”我咬牙切齿地说道，“因为你担心她会写下你的秘密。”

“你太无礼了！你显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愤恨地惊呼。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你要求将她转移到萨哈林岛，是为了让真相永远不被揭开。但是，奥伯格男爵，”我带着嘲讽的礼貌补充道，“你可以随心所欲，你可以送埃尔玛·希思去死，如果你敢的话，你也可以把我关起来，但你的罪行依然有见证人会站出来指控你。”

他瞬间变得脸色惨白，我知道我那盲目的一击正中靶心。眼前的男人犯下了某种罪行，但究竟是什么，只有埃尔玛本人才知道。他以企图政治暗杀为名逮捕她，正显示出这位被摧毁的国家那冷酷的统治者是如何巧妙且狡诈地布下他的计划。他畏惧埃尔玛，因此密谋将她送往那个远在太平洋的阴森流放岛屿。

“你不怕被逮捕吗，先生？”他问，语气中带着几分惊讶。

“一点也不——至少，不怕被你逮捕。你可能是皇帝在芬兰的代表，但即便是这里，无辜者也享有公正。”

在那位名字在整个沙皇帝国范围内都令人憎恨，且与压迫、不公和无情暴政画等号的男人那薄而灰白的嘴唇上，泛起了一抹邪恶的微笑。

“我只能重复一遍，”他说，“如果你把那个年轻的英国女人带到这里，我很乐意听取她的申诉。”他发出了一阵刺耳的笑声。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说，他再次对着我的脸大笑起来——这笑声让我怀疑埃尔玛是否已经落入了他的手中。她命运的不确定性让我陷入了极度的悬疑之中。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一个事实，即我对那个所谓的人毫无兴趣，”他冷冷地说，“你似乎对这个企图毒害瓦库洛夫夫人的年轻女人产生了某种浪漫的情愫，并成功地将她从卡亚纳救了出来。你随后忽略了自己也面临长期监禁的事实，竟然还厚颜无耻地要求觐见我，并暗示我为了自己的目的关押了那个女人！”

“我不仅要重申这一点，奥伯格男爵，”我迅速说道，“我还要指控正是由于你的怂恿，在那不幸的女孩身上进行了一场剥夺她言语和听觉能力的手术。”

“由我怂恿？”

“是的，由你！”

他又笑了，但这次显得不安，是一种强作镇定的笑，他靠在窗边那张大写字台的边缘上。

“好吧，接下来呢？”他问道，假装对我的指控很感兴趣，“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要求你给予希思小姐完全的自由，”我说。

“就这些？”

“就这些——目前为止。”

“但她的未来不在我手中。彼得堡的部长已经下令将她作为对国家危险的人员驱逐至萨哈林岛。”

“这意味着她会被虐待——甚至可能被鞭刑至死。”

“我们现在的俄国监狱里不使用鞭刑，”他简短地说道，“陛下已经下令废除了。”

“但你却在卡亚纳和施吕塞尔堡（Schusselburg）使用酷刑。”

“我的时间太有限了，没法和你讨论我们的刑罚制度，先生，”他焦躁地惊呼道。我看得出，他急于在我对他提出更多指控之前脱身。我已经向他表明埃尔玛开了口，而他担心她说了实话。虽然这会让他迁怒于她，并不惜一切代价试图让她闭嘴，但对他而言，我所能揭露的任何秘密才是让他恐惧的根源，这当然符合我的利益。

“你在英国伪装成埃尔玛·希思的叔叔，可你现在却把她囚禁在这里。理由是什么？”我质问道。

“她是被国家囚禁的——因为她密谋反对俄国的统治——而不是被我个人囚禁。”

“是谁把她引诱到这里的？是你，你自己。是谁密谋把刺杀将军夫人的罪名嫁祸给她的？是你——你这个被称为‘芬兰扼杀者’的人！但我会为她所遭受的残酷而可憎的折磨向你复仇。她的秘密——你的秘密，奥伯格男爵——将会公之于众。你是她的敌人——因此也是我的敌人！”

“很好，”他咬牙切齿地咆哮道，愤怒地攥紧双拳朝我逼近，“记住，先生，你侮辱了我。记住，我是芬兰总督。”

“即使你是沙皇本人，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揭露你是一个残害无辜、手无寸铁女性的暴君。”

“那么请问，你要把这出浪漫的故事讲给谁听呢？”他嘶哑地大笑着，“讲给你在卡亚纳湖底的监狱墙壁听吗？没错，格雷格先生，你会去那里的，一旦进了那座堡垒，你就再也见不到天日了。你威胁我——芬兰总督！”他发出一阵奇怪的尖锐笑声，随即把自己扔进椅子里，在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并在末尾签下了他那潦草的小字。

“我不是在威胁，”我公然反抗道，“我将付诸行动。”

“我也会，”他那骨感的脸上露出邪恶的狞笑，一边吹干写好的字迹一边拿起纸，补充道：“在你那活人墓穴的黑暗与寂静中，你可以随意编造任何关于我的离奇故事。你要去的地方，那里的人早就习惯了疯子，”他严酷地补充道。

“哦！那么我要去哪儿呢？”

“回卡亚纳。这份命令将你作为危险的政治阴谋分子关押在那里，因为你威胁了我——它将把你关进湖底的监牢——终身监禁！”

我放声大笑，手伸向钱包，里面装着那份万能的文件——沙皇的谕令，作为皇家宾客，我拥有免受逮捕的豁免权。我要把它作为我的杀手锏亮出来。

然而下一秒，我屏住了呼吸，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变苍白了。我的口袋是空的！我的钱包被偷了！我彻底且无助地落入了沙皇暴君的手中。

从他个人利益出发，他定会将我投入那座恐怖至极、令人发指的卡亚纳堡垒的活人墓中。作为一名记者，我在视察俄国监狱时见识得够多了，我深知在那被扼杀的芬兰，我绝不会像在彼得堡或华沙那样受到优待或人道对待。总督以“政治犯”的身份将我押往卡亚纳，这等同于死刑判决——在那水牢之下阴暗潮湿的土牢里，其恐怖程度丝毫不亚于巴黎的巴士底狱。

我们对峙着，我直视着他那灰白而骨感的脸，以挑衅的口吻回答道：

“你是总督，这不假，但我认为，在将我这个英国人未经审判就投入监狱之前，你会三思的。我很清楚俄国人厌恶英国人，但我向你保证，在伦敦，我们对你们的国家及其手段也没有任何好感。”

“是的，”他大笑道，“你说得很对。俄国不需要英国这样衰落的盟友。”

“无论衰落还是强大，当外交需要时，我的国家依然能够提出最后通牒，”我说，“因此我毫无畏惧。把我送进监狱吧，我告诉你，责任全在你个人。”我双臂交叉，目光紧紧锁住他的双眼，以免他看出我的动摇。

“至于责任，我当然不担心，先生，”他说。

“但随之而来的曝光——你准备好面对了吗？”我问道，“也许你没意识到，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确实还有另一位外交官——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如果我没能回去，彼得堡的外交部将会被追问原因。”

“他们不会给的。”

“如果他们不给，那么真相就会大白，”我冷笑着说，因为我看出他已铁了心要囚禁我。“来吧，叫上你的打手把我送去卡亚纳。那将是你自我毁灭的第一步。”

“走着瞧，”他咆哮道。

“啊！你肯定不认为我在英国外交部门工作十年之后，敢于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芬兰——敢于面对俄国在这一国度布下的腐朽官僚机构——而没有事先采取任何充分的预防措施吧？不，男爵。因此我蔑视你，我今晚就要离开赫尔辛福斯。”

“你走不了。你被捕了。”

我放声大笑，打了个响指，说道：

“在你把我交给警察之前，先给你的财政大臣德·维特先生（Monsieur de Witte）拍封电报，问问他我是谁，是什么身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只需要把我的名字和特征发给大臣，索要回复即可，”我说，“他会给你指示——或者，如果你愿意，直接去问陛下本人。”

“那么请问，陛下为何要关心你？”他问道，顿时困惑起来。

“等你把我关进卡亚纳，而你的秘密在彼得堡曝光之后，你自然会知道。”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我已经采取了所有必要措施来防备你。我被你下令监禁的那一天，就是真相大白之时。受苦的不会是我——而是你。”

我那故弄玄虚的话语误导了他。他看出了我论点背后的深意，由于不清楚我到底掌握了多少内情，他依然对我心存忌惮。我唯一无法确定的是可怜的埃尔玛的真实下场。我的钱包被偷了——毫无疑问是有预谋的——因为那个小偷剥夺了我最重要的一份文件，那把通往所有封闭之门的万能钥匙：沙皇的谕令。

“你竟敢蔑视我！”他嘶哑地说道，手里拿着那份将我以政治犯身份监禁的命令，转回窗边。“但我们走着瞧。”

“你统治着芬兰，”我语气生硬地说，“但你对戈登·格雷格（Gordon Gregg）没有权力。”

“我有权力，并打算行使它。”

“那只会导致你的毁灭，”我带着自信的微笑评论道，“你可以命令你的行刑者杀了我——命令在堡垒中制造一起致命事故——但我坦率地告诉你，我的死既抹不去也掩盖不了你自己的罪行。在英国还有其他人知晓这一切，为了替我复仇，他们会说出真相。记住，虽然埃尔玛·希思既听不见也说不出，但她依然可以写下黑白分明的真相。沙皇或许是你的靠山，你是他的宠臣，但陛下绝不容忍像你这样犯下如此罪行的官员。你还谈论逮捕我！”我微笑着补充道，“你应该跪下来乞求我的沉默。”

他因我那尖酸的讽刺而气得脸色惨白。他简直怒不可遏，因为他看出我十分冷静，并不惧怕他，也不惧怕他打算将我施加的那种可怕惩罚。此外，他心中充满了疑惑，不知道埃尔玛到底向我透露了多少信息。

“有些人，”我继续说，“对了解蒸汽游艇‘洛拉号’（Lola）为何停靠利沃诺（Leghorn）的真实原因会深感兴趣；为什么我会在船上受到款待；为什么英国领事馆的保险柜会被撬开；为什么那个被囚禁在船上的不幸女孩会在游艇仓促起航前被带上岸。还有其他一些英国警方正试图解决的谜团，即阿米达·桑蒂尼（Armida Santini）和一个伪装成她丈夫的男人为何在苏格兰死于刺客之手。但我敢说不必多言了。这些证据足以让你确信，如果真相大白，那些揭露出来的事实将是极为尴尬的。”

“对谁尴尬？”他睁大眼睛问道。

“对你。来吧，男爵，”我说，“我们难道还不能坦诚相待吗？”

但他沉默了片刻，这本身就证明了我的论点已促使他重新考虑将我押送回那座恐怖城堡的打算。

如果我去那儿是为了见到我的爱人，我倒不会介意。正是对她下落和命运的无知，才让我陷入了如此深沉、令人窒息的焦虑中。每一个流逝的小时都增加了我对她那份温柔而深情的爱恋。然而，这是何等讽刺的境遇！就在我们即将获得自由的那一刻，她却被残忍地从我身边夺走了。

我想，我对这个将芬兰踩在脚下的男人采取这种蔑视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不习惯这样。没人敢违抗他的意志，也没人敢对他冷嘲热讽或出言威胁。他是至高无上的，拥有皇帝般的权力——实际上，是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他习惯了不被阻挠或批评，我看得出我的话在他心中激起了滔天的愤恨与怒火。我没有告诉他钱包丢失的事，也没提里面包含的那份珍贵文件。我的反抗完全是基于原则。

“想逮捕我就逮捕我吧。用你嘴里冒出来的任何谎言来指控我吧，但请记住，真相在俄国帝国的疆界之外已广为人知，正因如此，人们会寻找我的踪迹并要求充分的解释。我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泽维尔·奥伯格（Xavier Oberg），”我补充道，“所以，尽你所能吧。我再说一遍，我蔑视你！”

他在大房间里踱步，那双细长如爪的手依然紧握，黄牙紧咬，深陷的暗淡双眼直视前方。如果他敢的话，他早就把我击倒在脚下了。但他不敢。我看得太清楚了，即便钱包丢了，我依然掌握着杀手锏——他怕我。

然而，我提到的财政大臣似乎让他陷入了相当大的迟疑。那位高级官员深得皇帝宠信，如果我真是他的朋友，可能会招致调查。当我靠在一张布尔式小桌旁站在他面前时，我观察着他大脑中所有复杂的运作，试图解读那个促使他将可怜的埃尔玛送往卡亚纳的神秘动机。

他是一个傲慢的暴君，既无怜悯也无悔意，是俄国高级官员的典型样本，一个思想僵化的官僚，一个礼节的奴隶，外表涂着一层文明的漆。但透过这一切，我看出他是一个极度惧怕暗杀的懦夫——一个担心秘密被揭穿的懦夫。护壁板上那扇隐藏的暗门，以及守在后面的武装警卫，足以证明他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无畏。这位“芬兰扼杀者”将那个英勇的国家压迫到屈服，摧毁了他们的商业，通过强征芬兰青年进入俄国军队来掏空这个国家，禁止使用芬兰语，并向人民课以重税，直到工厂被迫关闭，农民们挨饿。而现在，在起义的边缘，出现了一群不满于毁灭的爱国者，他们已经写信警告陛下，如果奥伯格男爵不被撤职，他就会死。

在我们激烈的争论后的沉默中，这些念头以及其他想法在我脑海中闪过，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他实际上在怕我。我让他相信我什么都知道，他的未来掌握在我手中，而他，一方面渴望将我囚禁，另一方面却又不敢付诸行动。

我的钱包很可能是被某个潜伏的特务偷走的，因为俄国密探在芬兰无处不在，他们报告并不存在的阴谋，并将无辜者指控为“政治犯”。

男爵停下脚步，透过其中一扇大窗向下俯瞰，楼下庭院里有哨兵在来回巡逻。这座宫殿对他来说是一座镀金的监狱，因为他不敢出门去公园兜风，也不敢乘船去霍格霍尔门（Hogholmen）或达格罗（Dagero）透透气，不得不在这里一连待上好几个月而不敢公开露面。阿博（Abo）的人告诉我，每当他去赫尔辛福斯的街头时，那一定是在夜里，而且他通常会伪装成一名禁卫军的普通士兵，以此躲过那些因不公而陷入绝望、想要他命的人的认出。

我们之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现在我决定利用他的犹豫。于是，我用法语坚定地说道——

“我想，男爵，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不是吗？因此，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他突然转过身，深邃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邪恶的火花，嘴里咒骂出一句俄语。他的手里依然拿着那份将我关进堡垒的命令。

“但在我离开之前，你会销毁那份文件。你知道，它可能会落入他人之手，”我带着决绝的果敢向他走去。

“我才不会那么做！”他厉声说道。

没再多费唇舌，我从他那细长苍白的手指中夺过纸张，当着他的面将其撕得粉碎。他的脸色变得铁青。我想我从未见过一个人的脸露出如此狰狞的报复表情。那一刻，仿佛地狱已在他心中爆发。

但我转过身大步离去，经过前厅的哨兵，穿过布满鲜花的走廊，跨过庭院来到正门，那里的门房向我行了礼，我随后步入了广场。

我靠着自己的外交手腕和坚定态度逃脱了。沙皇的代表——那个统治着这个国家的人——怕我，正因如此他才没能囚禁我。然而，当我回想起离开时他脸上那种邪恶的报复神情，我不禁感到一阵阵严峻的忧虑。

回到旅馆，我在房间里抽着雪茄，沉思着。埃尔玛在哪里？这是我脑海中冒出的首要问题。留在赫尔辛福斯，既然我已经结识了那个压迫者，也就再无进展可言；而如果回到阿博，或许我能找到关于我爱人下落的线索。我称她为我的爱人，因为我既怜悯又深爱着那个无助、无辜且身处困境的可怜女孩。

于是，我搭乘午夜的火车回到了阿博，次日清晨抵达旅馆。休息了一小时后，我焦急地出发去寻找马车夫菲利克斯（Felix）。我在卢德诺（Ludno）区他那木质的房子里找到了他，当他邀请我进去时，我从他的脸色看出，他有消息要告诉我。

“怎么样？”我问道，“那位女士呢？找到了吗？”

“啊！阁下。可惜您昨天不在这里，”他叹息道。

“为什么？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阁下，我一直在协助警方做间谍，这是我常做的事，我看见她了。”

“看见她了！在哪儿？”我焦急地喊道。

“就在这儿，阿博。她昨天早上从坦佩雷（Tammerfors）过来，陪着一位英国先生。她换了衣服，穿了一身黑。他们在码头对面的北方餐厅（Restaurant du Nord）一起用了午餐，一小时后就乘汽船离开了，去往彼得堡。”

“一位英国先生！”我大喊，“你没通知警察局长博兰斯基（Boranski）吗？”

“通知了，阁下。但他回复说，他们的护照没问题，最好让他们离开。耽搁她可能会导致她在芬兰被再次逮捕，”他补充道。

“那么他们的护照是在登船时盖的章吗？”我惊呼，“那个英国人的护照上写的名字是什么？”

“我这儿写下来了，阁下。我念不出你们那些难读的英文名。”他拿出一张脏兮兮的纸条，上面用俄文写着一个名字——

“马丁·伍德罗夫（Martin Woodroffe）。”

第十三章

双重博弈及其后果

我去了火车站，从时刻表上得出结论：如果我中午乘火车离开阿博，我能在次日中午前一小时抵达彼得堡，即在那沉默的女孩及其同伴所乘的汽船抵达前约四小时。我决定这么做，但在离开前，我拜访了我的朋友博兰斯基。令我惊讶和欣喜的是，他把我的钱包连同里面的沙皇信函完好无损地还给了我，说是在前一天晚上港口被捕的一名德国小偷身上搜到的。那家伙毫无疑问是从我口袋里偷的，以为我在夹层里放了现金。

“那位英国女士的事真是太离奇了，”警察局长坐在大桌子旁，一边摆弄着钢笔一边评论道，“她似乎是在坦佩雷或更北的地方遇到了这位英国人，但奇怪的是，尽管她如此仓促地从卡亚纳逃走，她的护照却没问题。关于她从伐木工小屋失踪这件事，我承认我无法揣摩其中的奥秘。”

“我也一样，”我说，“我认识那个陪着她的人，不得不担心他正是她最凶狠的敌人——他正与男爵串通一气。”

“那么他为什么要带她去首都——离开总督的管辖范围呢？”

“我正要去彼得堡查个水落石出，”我说，“我来这儿只是为了感谢你的善意。说实话，你能为我的事上心，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注视着这位身着制服的官员补充道。

“我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她，”他回答得有些隐晦，“我对这事了解一些，但作为一个人，我有义务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从那个可怕的地方逃走。我知道，她被诬告企图刺杀将军夫人——当然，这是有目的的。这种事在芬兰并不罕见。”

“可恶！”我大喊，“奥伯格简直是个魔鬼。”

但那人只是耸了耸肩，说道——

“总督阁下的命令必须执行，无论是什么内容。我们经常感到遗憾，但却不敢拒绝执行。”

“俄国的统治是现代文明的耻辱，”我气愤地宣称，“我完全同情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

“啊，你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他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四下张望，“如果可能的话，陛下早就下令改革并改善臣民的状况了。但他和他的官员一样，都无能为力。在这里，我们谈论起义时都噤若寒蝉，但我们遗憾地知道，这一天终将来临——很快——而芬兰将是第一个试图挣脱枷锁的，而奥伯格男爵将是第一个倒下的。”

我与他坐了近一个小时，惊讶地发现，尽管他的外表如此粗犷冷酷，但对于那些被迫持续压迫的贫苦饥民，他的内心实则在滴血。

“我毁了阿博（Abo）这座城市，”他坦率地宣告，“据我所知，已有五百名无辜者入狱，另有两百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然而，我所做的一切仅仅是直接奉赫尔辛福斯（Helsingfors）之命——那些命令严苛、冷酷且不公。人们被强行带离家园送往矿井，妇女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并被运往萨哈林（Saghalien），甚至连年幼的孩子也因与长辈共谋政治阴谋的指控而被投入监狱——这一切只为了将该省俄罗斯化！”接着，他又焦虑地补充道：“只是，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泄露我所说的这些。你问我为什么要协助那位英国小姐从卡亚纳（Kajana）逃走，原因我已如实相告。”

我们在Sampalinna共进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这是一家仿瑞士木屋风格建造的餐厅。正午时分，我登上了火车，开始了这趟缓慢而枯燥的旅程，穿越芬兰南部静谧的森林，沿着湖畔，经由塔瓦斯泰胡斯（Tavestehus）和维堡（Viborg），前往彼得堡。

车厢里只有我一人，我闷闷不乐地望着窗外掠过的林木与河流，火车缓慢地蜿蜒爬上崎岖的坡地，又降下陡峭的坡道。我甚至没有一份报纸来打发时间，满脑子想的都是我那孤苦无依的爱人究竟被带往何处，心中充满忧虑。

世间恐怕再没有比我此刻正努力解决的问题更复杂的难题了。我爱埃尔玛·希思（Elma Heath）。越是反思，她那甜美的容颜和温柔的举止就越深刻地烙印在我的心头。我爱她，所以我必须竭力追上她。

据我所知，那艘轮船会在汉科（Hango）和赫尔辛福斯停靠。我在想，他们会在其中任何一处下船吗？我所熟知的那个名叫Hornby的人——“洛拉号”（Lola）的主人——是否正带着她，要把她重新交还到泽维尔·奥伯格（Xavier Oberg）那魔鬼般的手中？仅仅是这个念头就令我屏住了呼吸。

曙光终于到来，在那片荒凉而绵延不断的沼泽地上显得冷冽而灰暗，那里似乎有着丰富的猎物，尤其是鹬。在名为大卫斯塔特（Davidstadt）的湖头小站，我喝了早茶。随后我们继续向维堡进发，在那里，一位个子不高、体格魁梧、略显时髦的俄国商人走进了我的车厢，我们随即搭乘快车前往彼得堡。

经过一个小站加利齐纳（Galitsina）时，附近有许多彼得堡家庭夏季居住的别墅。我们正穿行在茂密阴郁的松林中，同行的旅伴在征得我同意吸烟后，开始亲切地攀谈起来。他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告诉我他是做羊毛生意的，刚在伊马特拉（Imatra）瀑布上游的沃克西河（Vuoski）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垂钓鳟鱼，那里的急流间水潭中鱼类丰富。

他告诉我，由于岸边水草丛生且水质清澈，站在岸上垂钓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不得不习惯于坐在一种只能容纳划船人和垂钓者的小船上进行拖钓。

接着，他突然说道——

“我想，你是英国人吧——可能是从赫尔辛福斯来的？”

“不，”我回答，“从阿博来的。我从斯德哥尔摩横渡过来，正要去彼得堡。”

“我也是，我住在彼得堡，”他补充道，“我们或许有缘再见。你熟悉这座首都吗？”

我解释说以前去过一次，已经走马观花地看过了。他的态度干练直接，颇有生意人的风范，但当我们在分隔芬兰与俄国本土的小河对岸的贝雷-奥斯特洛夫（Bele-Ostrof）停车时，负责检查行李的海关官员与他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同伴以为我没察觉，但此刻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我，对任何细微的眼神和动作都异常敏感。我当即决定不再向此人透露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事。他无疑是“扼杀者”（The Strangler）派来的密探，从阿博一路尾随我而来，只为了在旅途最后一段进入我的车厢。

这个发现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即便我能在到达彼得堡后甩掉他，他无疑也能迅速从必须提交护照的警察那里获悉我的行踪。我假装打瞌睡，斜靠在座位上，半闭着眼观察他。当他发现我不再愿意交谈时，便拿起买来的报纸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而我则努力构思一个计划，以误导并逃脱他的监视。

此人居心叵测——这点我心知肚明。如果埃尔玛是在秘密潜逃，而他又监视着我，那他定会知道埃尔玛也在彼得堡。为了我的爱人，也为了我自己，无论如何我必须摆脱他。奥伯格的密探之灵巧在整个芬兰都是有名的，因此他可能并不孤单；即便不是，到达彼得堡后他也定会寻求帮手来监视我。我知道男爵想要我的命，所以我绝不能对陷阱掉以轻心。那张在兰贝斯（Lambeth）精心布置的致命椅子，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我们经过兰斯卡亚（Lanskaya），穿过彼得堡外围郊区时，同伴开始打听我要去哪里，但我反应冷淡，只顾收拾行李，直到我们驶入那座巨大的回响着回声的终点站。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涅瓦河（Neva）在苍白的阳光下闪烁，以及远处的城市。那家伙并没有试图跟踪我——作为一个秘密特工，他太聪明了。他只是礼貌地向我说了声“sdravstvuite”（你好），客气地摘下帽子，便消失了。

行李搬运工把我的包带出车站，我乘车穿过大桥，来到我曾住过的那家大型酒店——位于涅瓦大街（Nevski Prospect）与迈克尔街（Michael Street）交汇处的欧洲酒店（Europe）。在那里，我订了一间朝向宽阔涅瓦大街的房间，洗漱一番后，便站在窗边守候那个密探的出现。从阿博出发的轮船还有足足四个小时才到，我打算确认一下自己是否真的被跟踪了。

二十分钟内，那家伙便如我预料的那样，出现在马路对面悠闲地晃悠。他换了衣服，模样大变，以至于第一眼我竟没认出他。他知道我乘车来到这里，如果我出门，他定会跟上。我的处境极其艰难，因为如果我前往码头，他肯定会尾随而至。

观察了他的动向约十分钟后，我下楼走进巨大的餐厅吃午餐，期间还与那名法国侍者闲聊。我特意坐在一处凹室里，避开其他用餐者，以便能与侍者交谈而不被旁人窃听。

就在我吃完饭，侍者递上账单时，我向他凑近问道——

“你想赚二十卢布吗？”

“呃，先生，”他惊讶地看着我回答道，“这笔钱很诱人。我已婚，有家室。”

“是这样，我想离开这儿，不被任何人发现。关于一位女士，有些棘手的事，我担心外面在涅瓦大街上有个男人在等我，会发生冲突。”接着，看到他面露犹豫，我向他保证我没有犯法，且当晚会回来取行李。

“您可以穿过厨房，从仆人的出口走，”他思索片刻后说，“如果先生愿意，我可以带您出去。出口在后巷，通往凯瑟琳运河（Catherine Canal）。”

“太好了！”我说，“走吧。当然，你什么都不会说，对吧？”

“一个字也不会说，先生。”他收下了我支付账单时附带的二十卢布纸币。我拿上帽子，跟着他穿过餐厅，绕过一堵高大的木屏风，穿过巨大的厨房，进入一条长长的石廊，走廊尽头坐着一名脾气粗暴的老门房。我的向导对他说了句话，门打开了，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狭窄的后巷，前方就是运河。

我先去了一家服装店，买了一件新的浅色外衣换上，又去了一家帽店买了一顶形状不同的帽子。我带着新帽子走到一条僻静的小巷，迅速将头上的旧帽子换下，扔在角落里。接着，我走进一家咖啡馆，打发时间等待芬兰的轮船到来。

四点钟，我站在码头上，向海面极目远眺，搜寻烟雾的迹象，却一无所获。太阳正在下沉，西侧广阔的水面跳动着如液态黄金般的光芒。光线慢慢消散，傍晚冷冽的灰暗笼罩了大地。一阵寒风袭来，横扫码头，令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问一名码头工人轮船是否经常晚点，他告诉我，根据赫尔辛福斯的延误情况，晚点五六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暮色渐深，夜幕降临，雨下得很大，但我仍耐心地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踱步，双眼紧盯着海面，搜寻着那艘我希望载着我爱人的船只的灯光。我想，我的出现引起了一些闲逛者的猜忌；然而，我依然怀着深深的焦虑等待着，担心埃尔玛和Hornby是否已经在赫尔辛福斯下船了。

十点多，远处闪过一点亮光，码头上警察和搬运工的动静告诉我，那是轮船到了。又过了令人焦急的一刻钟，在一片叫嚷声和相互咒骂声中，船只缓缓靠向码头。乘客们终于开始在滂沱大雨中陆续下船。

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下跳板，排队进入护照办公室和海关，各色人等——瑞典人、德国人、芬兰人和俄国人——直到我突然瞥见两个身影——一个穿着宽大粗花呢旅行大衣、戴着高尔夫球帽的男人，以及一个穿着深色长斗篷、戴着羊毛无檐帽的瘦削女子。电灯的光芒照在他们身上，当他们一同走上湿滑的跳板时，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位沉默女子的甜美面庞，她已令我爱得如此深沉而绝望。她身后的男人正是曾在“洛拉号”上招待过我的那个人——那个据说是逃亡者穆里尔·莱斯考特（Muriel Leithcourt）的情人。

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我看着他们穿过护照办公室和海关。随后，在无意中听到了马丁·伍德罗夫（Martin Woodroffe）告诉车夫的地址后，我站在一旁，浑身湿透，看着他们乘车离去。

次日上午十一点，我已在巴黎酒店（Hotel de Paris）安顿下来，这是一家位于小莫尔斯卡亚（Little Morskaya）的舒适旅馆。我成功避开了那个从阿博一路巧妙跟踪我的密探，并将手提箱从欧洲酒店转移了过来。

我与埃尔玛住在同一屋檐下，尽管她并不知道我的存在。急于在伍德罗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她取得联系，我正在等待机会。看来，他为她在二楼租了一间带起居室的舒适前房，而他自己则住在三楼。他为她订的套房是酒店里最贵的，据我从那位我机智地给了小费的法国侍者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他似乎对她关怀备至。

“啊，可怜的小姐！”当我站在房间里询问他时，他惊呼道，“多么不幸！她所有的要求都写在纸上——因为她无法说出一个字。”

“那个英国人有访客吗？”我问。

“只有一个男人——我想是警察官员。”

“如果他接待了其他人，请通知我，”我说，“而且，我希望你秘密地把这封信交给那位小姐。”

“遵命，先生。”

我转向小书桌，匆匆给我的爱人写了几行字，告知我的到来，并请求她在伍德罗夫不在时与我秘密会面。我还警告她，男爵正派人搜寻她，并催促她回信。

便条递到了她手中，但尽管我怀着悬念等待了几乎一整天，她却没有任何回复。伍德罗夫在酒店时，我不敢露面，以免被他认出，因此不得不假装身体不适，独自在房内用餐。

她结识马丁·伍德罗夫的经过以及动机同样是一个谜。从她写给学校同学的那封信来看，很明显她掌握着他的一些秘密，不然她怎么会想要发信息向他保证自己并未泄露什么呢？这似乎说明他们曾是密友；但另一方面，某种直觉告诉我，他行为不端，实际上是男爵的盟友。

他为什么要带她来彼得堡？如果他想救她，本会带她去相反的方向——去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她是自由的——但他却带她，一个逃犯，进入了最危险的中心。虽然她的护照没有问题，但我记得曾有一道命令要将她流放到萨哈林，现在她一旦被捕，就将永远与我隔绝。这个念头让我陷入了剧烈的焦虑。她就在彼得堡，在这个密探横行、每个新来者都会被记录并调查底细的城市。没有人试图掩盖她的身份，所以不久之后，警察无疑会来以卡亚纳逃犯的罪名将她逮捕。

我坐在窗前，看着楼下大街上的生活与动向，心中充满了惊异与黑暗的预感。马丁·伍德罗夫是在欺骗她吗？

六点半刚过，侍者走了进来，用托盘递给我一张便条，说道：

“我想，那位小姐直到刚才才找到机会写这封信。”

我拆开信封，读到：

亲爱的朋友：我太惊讶了。我以为你还在阿博。伍德罗夫八点钟在城市另一边有个约会，所以请在8点15分来找我。我必须见你，立刻。我处于危险之中。——埃尔玛·希思

我的爱人身处险境！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感谢上苍，让我被派来帮助她，将她从“芬兰扼杀者”预设的恐怖命运中解救出来。

在她约定的时间，侍者通知我英国人已经离开后，我来到她的起居室，没敲门就进去了，因为如果我敲门，唉，她是听不见的。

房间宽敞舒适，铺着厚厚的地毯，摆放着沉重的镀金家具。长窗前拉着深绿色的长毛绒窗帘，一侧是高大的白色瓷砖壁炉，上面镶着闪亮的黄铜带。从那张低矮的躺椅上，一个瘦削憔悴的身影迅速跃起，向我走来，伸出双手微笑着迎接我。

我握住她的手，紧紧地沉默了片刻，热切地凝视着她那双灿烂夺目的眼睛。她羞涩地转过头，轻笑起来，双颊泛起一丝红晕。随后，她带我走向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

我们之间是一场无声的会面，但她的姿态和眼神无疑比言语更具感染力。我深知这次重逢带给她多大的快乐——正如它带给我的快乐一样。

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未真正爱过。我曾欣赏过女性，也曾与她们调情。哪个男人没做过这些呢？事实上，我曾欣赏过穆里尔·莱斯考特。但直到现在，我心中才真正燃起了真挚爱恋的火焰。她神情的甜美，那一双纤细修长的手带来的温柔触感，那对华丽双眸中深邃神秘的目光，以及她一举手一投足间无与伦比的优雅，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她成为我所见过的最完美的女性——唉，除了言语和听力这两点，她被卑劣地剥夺了这些，除此之外，她的一切都堪称完美。

她用食指尖触了触红唇，摊开双手，带着一丝哀伤遗憾的神情耸了耸肩。接着，她迅速转过身，拿起身边小桌上的纸，用一支金笔写下了一些话并递给我。上面写着：

“一定是上天把你派到这里的！伍德罗夫一定是从英国一路跟踪你而来的。他是我的敌人。你必须带我离开这里并把我藏起来。他们打算把我流放到国外。你以前去过彼得堡吗？你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吗？”

读完后，她把笔递给我，我在下面写道：

“我会尽力，亲爱的朋友。我以前去过一次彼得堡。但我们现在逃离俄国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目前不可能，”她写道，“我们在边境就会被逮捕。最好能在彼得堡躲藏起来。我曾以为伍德罗夫是我的朋友，但我今天才发现他是我的敌人。他知道我在卡亚纳，当我逃走时他就在阿博。他带着另外两个人搜寻我们，那天晚上我们在伐木工小屋寻求庇护时，他发现了我们。在没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他一直守在外面，直到你们睡着，然后他走过来，朝我的窗户里窥视。起初我感到惊慌，但我很快看出他是朋友。他告诉我警察就在附近，打算突袭小屋，所以我随他逃走，先是南下到坦佩雷，接着到阿博，然后来到这里。当时我没看出他为了把我从男爵手中夺走并榨取我的秘密，而布下了如此卑劣的陷阱。如果我坦白，他打算把我交给警察，他们会把我送到矿井里。”

“你的秘密与他有关吗？”我在纸上问道。

“是的，”她回应道，“如果我被送往萨哈林，身份被抹除，对他和奥伯格男爵而言同样有利。我是一名俄国臣民，正如我之前告诉你的，因此，在针对我的部长级命令下，我正处于最致命的危险之中。”

“信任我，”我匆匆写道，“我会按照你的任何建议行事。你有可以信任的女性朋友能把你藏起来，直到危险过去吗？”

“有一位朋友——一位真正的朋友。你能把一封信带给她吗？”她写道，我立刻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她起身拿来墨水和钢笔，写了一封信，在密封前并没有让我看内容。我坐着看着她美丽的头颅在昏暗的灯光下低垂，捕捉着她的侧影，注意到她是何等出众，在青春的女性风采中显得如此绝美且无瑕。

我看着她在信封上写下地址：“Madame Olga Stassulevitch, modiste, Scredni Prospect, 231, Vasili Ostroff.” 我知道这个区位于城市另一侧，紧靠小涅瓦河。

“立刻叫一辆出租马车，见到她，等候回复。同时，我会准备好等你回来。”她写道，“如果Olga不在家，要求见‘红衣祭司’——在俄语中是‘Krasny-pastor’。快去快回，我担心Woodroffe可能会回来。如果是那样，我就完了。”

我向她保证绝不会浪费片刻，五分钟后，我便坐着出租马车沿着运河飞驰在莫尔斯卡亚大街上，穿过尼古拉大桥，赶往信封上的地址。

我发现那栋房子比邻居家的要小一些，但并不像其他房子那样分租给多户人家。门上有一块大铜牌，写着“Olga Stassulevitch: modes”。我按了门铃，一位身材高大、面部刮得干干净净的俄国仆人开了门。

“太太不在家。”他对我的询问做了简短的回答。

“那我要见红衣祭司，”我压低声音说，“我从Elma Heath那里来。”于是，那人一言不发地把我领进狭长阴暗的门厅，并抱歉地说灯没点着，随即将门关上。他划了根火柴，引我走上宽阔的楼梯，进入二楼一间小而舒适、陈设精美的房间。从周围散落的书籍和评论文章来看，这里显然是某个好学之人的书房。

我在那儿等了几分钟，门重新打开了，走进来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有着一头浓密的雪白长发和近乎族长般的胡须。他那被岁月弄得有些昏花的深色眼睛，带着好奇审视的神情向我扫来，举手投足间显出一种不安的样子。

“我是受Elma Heath小姐之托，把这封信交给Stassulevitch太太；如果她不在，就亲手交给红衣祭司。”我用我最流利的俄语解释道。

“很好，先生。”老人用相当地道的英语回答，“我就是你要找的人。”他接过信，拆开读完。

我从他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出，信的内容让他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他原本苍白的脸色刷得变得惨白，双眼中闪过一丝焦虑的火花。那只拿着信的、纤细得近乎透明的手在明显地颤抖。

“你认识那位小姐——是吗？”他转过身，声音嘶哑而紧绷地问道，“你会帮她逃走吗？”

“我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只为拯救她。”我宣称。

“你对她的忠诚是出于什么？”他怀疑地问道。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坦白了真相。

“我的爱慕。”

“啊！”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可怜的年轻女士！她四面楚歌，实在太需要一个朋友了。但是我们能信任你吗——你难道不害怕吗？”

“怕什么？”

“怕卷入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记住，我是红衣祭司。你从未听说过我吗？我的名字叫Otto Kampf。”

Otto Kampf！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他面前。在俄国，谁没听说过这个神秘人物？他策划了百余起针对帝国专制君主的阴谋，而警方始终无法查出他的真实身份。人们认为Kampf曾是莫斯科大学的化学教授，他发明了革命者所使用的那种极其恐怖且具有毁灭性的炸药。这种强力化合物的成分及其引爆方式是虚无党人的最高机密，而这位神秘的领袖Otto Kampf——连阴谋者们自己都不知道他的真实长相——指导着那些令沙皇及其政府每时每刻都陷入恐怖之中的持续袭击。

内政部曾悬赏无数，想要出卖并逮捕这个看不见的人。他在俄国的影响力渗透到各个阶层，甚至比沙皇本人还要强大——只需他一声令下，人民终有一天会团结起来，推翻他们的压迫者。

沙皇、大臣、警察和官僚们都知道这一点，却无能为力——他们知道，那位十五年前从莫斯科失踪后便销声匿迹的神秘教授，只是在等待时机，给予帝国致命的一击，使其从头到脚感到震颤与崩溃——然而，对于他的行踪，他们却一无所知。

“你很惊讶，”老人注意到我的惊愕，笑了，“好吧，你不是我们的一员，但我无需提醒你，为了那位小姐的缘故，绝对必须保守我存在的秘密。正因为你不是‘人民意志’的成员，所以你从未听说过‘红衣祭司’——之所以叫红衣，是因为我曾用彼得保罗要塞中受鞭刑的一名受害者的鲜血写下了给沙皇的最后通牒；之所以叫祭司，是因为我传授自由与正义的福音。”

“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凝视着眼前这个奇特而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个指导了即将变革俄国的伟大动乱的未知之人，“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拯救Heath小姐。”

“你准备好以牺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来做这件事了吗？啊！你说你爱她。这难道不是对你感情的考验吗？”

“只要她能逃脱敌人设下的陷阱，我准备接受任何考验。我成功将她从Kajana救了出来，现在我也打算救她。”

“是你亲自潜入Kajana并把她从那座坟墓中救出来的吗！”他惊呼道，充满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补充道——“我无需再怀疑你了。”他转向桌子，在一张纸条上写下地址，说道：“带那位小姐去那儿。她会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处。但要快，因为每一刻都让你们俩陷入更致命的危险之中。你也藏在那里吧。”

我感谢了他并立刻离开。但当我走出房子重新坐上出租马车时，我看到附近阴影处潜伏着那个从阿博一路跟随我而来的“芬兰扼杀者”的密探。

我们的目光交汇，尽管我穿着浅色外衣，戴着新帽子，他还是认出了我。

那一刻，心脏沉了下去，可怕的真相闪过脑海。一切都白费了。Elma注定要离我而去了。

第十四章

殿下很好奇

危险瞬间显现，我没有开车回酒店，而是叫车夫把我送到莫斯科火车站，以引开那个密探。我知道他会跟来，但由于他是步行，附近又没有马车，我应该能在他在场之前到达车站，并在那里甩掉他。

我们在石子路上颠簸着，将那个潜伏的特工留在了深深的阴影里，但回头看时，我发现他正冲过马路跑向一条侧街，那里很可能停着等候他的交通工具。

穿过涅瓦河后，我撤回了之前的命令，对车夫说——

“别直接去车站。向左拐进利泰尼大街（Liteinoi Prospect），把我放在那里。开快点，我付双倍车费。”

他扬起马鞭，我们拐进了伏兹内森斯基（Vosnesenski）和涅瓦大街（Nevski）之间那片阴暗、照明不良的狭窄街道迷宫。马车兜兜转转，最终又回到了主干道上，最后拐进了我指定的街道——一条宽阔的大道，两侧建筑宏伟，我知道在那里一定能立刻换乘另一辆马车。我把钱扔给车夫，下车后不到两分钟，便又坐车朝亚历山大桥方向驶去，绕了一个圈回到了酒店。我一次又一次向后张望，却不见男爵密探的踪影，他显然全速赶往了车站，以为我要离开首都。

我回到酒店，发现Elma已经穿戴整齐，披着一件长旅行斗篷，手里拿着一个小梳妆箱。直到我向她展示了Otto Kampf给我的写有地址的纸条，她那苍白的脸上才浮现出一丝宽慰，随后我们一同匆匆赶往目的地。

我们发现那栋房子规模很大，正对着丰坦卡运河（Fontanka Canal），是城里最好的地段之一。下车后，我向那名穿着制服的门房（dvornick）询问Zurloff太太——那是“红衣祭司”写下的名字。

“你是说Zurloff公主吧。”那人隔着红胡子说道，“请问是谁要见她？”

“把这个给她。”我说着，递给他那张纸条，上面除了地址，还画着一个奇特的符号，像三个相连的三角形。

他关上门，把我们留在铺着地毯的宽敞门厅里。从那里的雕塑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陈设极其奢华的地方。几分钟后他回来，把我们带到楼上一间装饰华丽的镀金沙龙。一位年长的银发女士身穿黑衣，正庄重地等着迎接我们。

“公主，请允许我为您介绍Elma Heath小姐。”我用法语说着，鞠了一躬，随后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女主人以优雅的辞令欢迎了我心爱的姑娘，但我抢先说道——

“小姐不幸患有一种严重的疾病。她又聋又哑。”

“啊，真是太、太可怜了！”她同情地惊呼，“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她温柔地将手放在Elma肩上，凝视着她的眼睛。接着，她转向我说：“原来红衣祭司把你们俩都送到我这儿来了！我想，你们是面临被捕的危险——希望我能把你们藏在这里？”

“我只是想请公主为这位小姐提供避难所，”我回答，“至于我自己，我毫不畏惧。我是英国人，所以不是‘党’的一员。”

“这位小姐害怕被捕吗？”

“已经签发了将她流放到萨哈林的命令，”我说，“她曾被关押在芬兰遥远的卡亚纳要塞，但我成功解救了她。”

“她竟然去过卡亚纳！”公主倒吸一口凉气，“啊！我们都听说过那个地方的恐怖传闻。而你救了她！要知道，她是唯一一个从Oberg送去受苦的活人墓中逃脱的人。”

“我想是的，公主。”

“那么，先生，我是否可以认为，你冒生命危险救她是因为你爱她？请原谅我这样推测。”

“您猜对了。”我回答。然后，想到Elma听不见，我补充道：“我爱她，但我们并不是恋人。我还没对她表露过心迹。她的经历漫长而离奇，或许她以后会写信告诉您一些片段。”

“好吧，”银发女士微笑着，引领我心爱的姑娘穿过这间弥漫着花香的奢华房间，并亲手为她脱下斗篷，“在这里你是安全的，我可怜的孩子。如果没有密探跟踪你们，只要你们愿意，就一直做我的客人吧。”

“我相信您真是太好了，公主。”我感激地说，“Heath小姐是一场卑劣而懦弱的阴谋的受害者。当我说她是被敌人弄成这副模样的——当她在意大利昏迷不醒时，他们对她进行了一场手术——您就会明白她处于何等致命的危险之中。”

“什么！”她惊叫道，“她的敌人竟然真的做过这种事？太可怕了！”

“她以后或许会告诉您围绕在她身边的奇特浪漫史——一个我至今无法参透的谜团。她是俄国臣民，虽然在英国受的教育。我相信，Oberg男爵本人就是她最坏、最刻骨的敌人。”

“啊！那个‘扼杀者’！”她黑色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但他末日将至。运动在赫尔辛福斯已经活跃起来。随时随地，我们都可能发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打击。”

我看得出来，她是一位狂热的革命者，但由于她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显赫地位，并未引起警方的怀疑。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她为Kampf提供了大量资金以延续革命宣传，实际上，她将自己在萨马拉（Samara）和喀山（Kazan）巨额产业的大部分收入都秘密捐献给了虚无党事业。她的丈夫本人也是一位自由派狂热分子，尽管出身高等贵族，却在六年前因坠马而死。自那时起，她便远离社交界，安静地住在这里，将革命运动作为她唯一的职业。当局以为她的隐居是由于痛失爱人，丝毫没有怀疑正是她的金钱让那位神秘的“红衣祭司”能够缓慢而坚定地完成总起义的阴谋。

她强留我脱下大衣，随后由一名鞑靼仆人端上了茶点。她解释说，这个仆人的家族三代都是Zurloff家的农奴。接着，Elma通过纸笔与她交流起来。

“她所说的那个Martin Woodroffe是谁？”公主过了一会儿转向我问道。

“我见过他两次——仅仅两次，”我回答，“而且是在很离奇的情况下。”接着，我向她讲述了一些关于游艇“Lola号”的经历。

“他可能爱上了她，想要强迫她结婚，”她推测道，对我讲述的奇闻表示惊讶。

“我想不是，原因有几点。一是据我所知，她掌握着关于他的一些秘密；另一个原因是他已经和一位名叫Muriel Leithcourt的英国姑娘订了婚。”

“Leithcourt？Leithcourt？”公主重复着，困惑地皱起眉头，“你碰巧知道她父亲的名字吗？”

“Philip Leithcourt。”

“他真的曾住在苏格兰吗？”

“是的，”我焦虑地回答，“他在邓弗里斯（Dumfries）附近租了一个叫Rannoch的狩猎场。他的庄园里发生了一起离奇事件——一起双重谋杀，或者说是谋杀加自杀，具体尚不明确——但不久之后，一个名叫Chater的人，也就是Hylton Chater，在一天傍晚出现在屋子里，接着全家人就立刻逃走并销声匿迹了。”

Zurloff公主紧闭双唇，直视着她面前沉默的女孩。Elma已经脱掉了帽子和斗篷，正坐在一张黄丝绒的深软椅上，灯光照在她栗色的头发上，看起来平静安详，仿佛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我想起Woodroffe发现受害者失踪时的懊恼，不由得暗自发笑。

“殿下显然认识Leithcourt一家。”沉默片刻后，我试探道。

“我听说过他们。”她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复，“我有时去英国。王子在世时，我们经常在季节期间住在Claridge酒店。你知道，王子曾在de Staal大使手下担任了五年的驻外武官。我所知的Leithcourt一家并非什么好人。但你告诉我，在他们逃跑前发生过一起离奇事件，请解释给我听。”

就在这时，那扇华丽沙龙的白色长门被那位忠诚的鞑靼仆人推开了，走进来一个头发垂在沉重的大衣领子上的男人。但我瞬间认出，他就是Otto Kampf。

Elma和我立刻站了起来。他走到公主面前，弯下腰，优雅地吻了吻她伸出的手。然后他与Elma握手，向我点头致意，脱下大衣扔在椅子上，神态自若，俨然是个常客。

“公主，我来是为了向您解释，”他说，“这位小姐害怕再次被捕，而彼得堡唯一不被警察怀疑的房子就是这里。因此我把她送到您这儿，我知道以您的慷慨，定会助她脱离困境。”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殿下回应道，“她会留在这里，可怜的孩子，直到她能安全离开俄国。”接着，在一番进一步的交谈后，在我心爱的姑娘对那位在整个俄罗斯帝国被称为“红衣祭司”的男人表示了发自内心的感激后，公主转向我说：

“我非常想知道Leithcourt一家离开苏格兰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Leithcourt一家！”Kampf大吃一惊，“你认识Leithcourt一家——还有那位英国军官Durnford？”

我极度震惊地看着他的眼睛。海军陆战队的Jack Durnford和冒险家Philip Leithcourt之间会有什么联系？然而，我回想起当我描述“Lola号”访问利沃诺（Leghorn）时Jack说的话，而且我还记得他很快就会结束地中海服役回到伦敦。

“嗯，”我停顿了一下说，“我恰好认识Durnford队长，但我根本不知道他竟然和Leithcourt是朋友。”

红衣祭司微笑着，抚摸着他的白胡子。

“向殿下解释她想知道的，我随后会告诉你。”

我的目光与Elma交汇，我看到她是多么渴望且感兴趣，她盯着我嘴唇的动作，试图辨认我说的每一个词。

“好吧，”我说，“在Leithcourt租下的房子附近一片树林的边缘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悲剧——这起悲剧至今让警方感到困惑。一个名叫Santini的意大利人和他的妻子被发现遭到了谋杀。”

“Santini！”Kampf跳了起来，惊呼道，“但他没死，对吧？”

“是的。这就是这起事件最离奇的地方。被杀的是一个伪装成那个意大利人的男人，而那名妇女确实是侍者的妻子本人。我碰巧很了解Santini这个人，因为他和他的妻子曾在我手下工作多年。”

公主和这位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迅速交换了眼神。看起来，殿下似乎在恳求Kampf向我吐露真相，而他本人却有所保留。

“嫌疑人是谁？”殿下问道。

“据我了解，警方没有任何头绪，只有一个。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微型勋章——俄国骑士勋章之一——圣安娜勋章（Cross of Saint Anne）。”

“Leithcourt没有嫌疑吗？”她带着某种我看来不必要的焦虑问道。

“没有。”

“他在狩猎小屋招待过客人吗？”

“招待过不少。”

“其中没有外国人吗？”

“我从未见过。他们似乎都是从伦敦来的——大部分是一群时髦的人。”

“那为什么Leithcourt一家逃走得那么突然？”

“因为那个叫Chater的男人的出现，”我回答，“很明显他们害怕他，因为他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防被跟踪。事实上，他们抛下了一大群在屋里的朋友直接逃跑了。现在住在Hotel de Paris的那个叫Woodroffe的男人，既是Leithcourt的朋友，也是Chater的朋友。”

“当这个冒充Santini的人被暗杀时，他不是Leithcourt的客人吧？”Kampf问道，再次抚摸着胡须。

“不是。Woodroffe一认出我，他就离开了——去了汉堡。”

“他因为利沃诺英国领事馆保险柜失窃的事而不敢面对你，”公主说道。同时，她温柔地握住Elma的手，看着她。接着，她转向我说：“Gregg先生，你今晚告诉我们的事情，为某些此前困扰我们的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切的谜团既巨大又深不可测——而这个可怜不幸的女孩的谜团，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但我们两人都会努力帮你揭开它；我们会帮助可怜的Elma摧毁她的敌人——这些曾经伤害过她的懦弱恶棍。”

“啊，公主！”我喊道，“如果您能帮助并保护她，您就是在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行善。我爱她——我承认这一点。我已竭尽全力：我一直在努力解开这个黑暗的谜团，但直到今天，我依然一无所获，甚至连我自己，也一直是个受命运摆布的受害者。”

“让她留在我这儿吧，”那位善良的女士回答道，慈爱地对着我的爱人微笑着。“她在这里会很安全，在此期间，我们将努力去发现真正的真相。”

我随即握住公主的手，热切地按了按。尽管那位令人印象深刻的白发男子和那位显得相当严谨、拘礼的黑衣女子，正是俄国那场在文明世界被称为“恐怖活动”的伟大而全能运动的领袖，但他们终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已誓言要帮助我们挫败敌人。

我在纸上匆匆写下几句话，递给了Elma。她读后满足地笑了，用一种信任、忠诚而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着我的双眼。

第十五章

就在斯特兰德街附近

一周过去了。诺德快车（Nord Express）载着我从彼得堡风驰电掣般横跨欧洲抵达加来，我又回到了伦敦。我把Elma留在了Zurloff公主的照料下，我知道公主会把她藏起来，避开那些目前正在四处搜寻她的警察密探。

谜团变得愈发深重，直到现在已经完全令人困惑不解。我越是试图探究，就越觉得它不可思议。当我坐在横穿俄罗斯首都与柏林之间那片广袤无垠的平原，以及莱茵地区与大海之间那片绿色峡谷的卧车里时，我的脑海中一片混乱。谜团的迷宫让我完全无法抓住一个确凿具体的事实，因为我目前正通过偶然的机会在其中扮演主角的这场离奇人生剧，其每一个细节都纠缠得如此紧密。我只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全心全意地爱着Elma，尽管我不知道她究竟是谁——也不知道她那离奇的人生故事。她那甜美的面容，那双温柔而热烈、深情款款的棕色眼睛，无论我是在睡梦中还是清醒时，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快车向南疾驰，每一刻都在增加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我此时不是正怀着明确而清晰的目的赶回英国吗？我带着绝望的渴望，抓住了每一个线索，哪怕再微小，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抓住一根稻草。

阿博（Abo）的间谍在我离开彼得堡时曾在火车站台上见过我。他偷听到了我购买去伦敦的车票，而在踏上火车之前，我曾带着胜利的喜悦对他微笑。我的旅程太长，他无法追踪，我知道我终于智胜了他。毫无疑问，他曾期待看到Elma与我同行，他的失望表现得很明显。但关于Woodroffe，我既未见到，也未听到任何消息。

* * * * *

那是一个寒冷而干燥的十一月夜晚，我正与Jack Durnford在初级联合军种俱乐部（Junior United Service Club）那间宽敞且灯火通明的餐厅里共进晚餐。我的朋友像往常一样随和而快乐，他兴致勃勃，在海上航行了三年，从直布罗陀到士麦拿（Smyrna），始终在操练，却从未有过战斗的机会，如今能回到城里，他感到无比高兴。他剃得干干净净的脸上留下了南方阳光的印记，手背被热浪和海风晒成了古铜色。他确实是初级俱乐部里最干练的军官之一，因为海军陆战队以整洁著称，他在“壁垒号”（Bulwark）战舰上的部下曾多次获得海军上将的嘉奖。

“很高兴能回来！”他一边给自己倒上一杯酒，一边感叹道，“老兄，我确实这么认为。你知道那里的生活变得多么令人厌倦。巴勒莫、马耳他、蒙特卡洛或阿尔及尔那边热闹非凡，我们却永远没机会参与。我们总是能望见那些繁华之地，却从不靠岸。我不怪那些年轻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从利沃诺溜到这里来。三年时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漫长。不过，话说回来，前几天我见到Hutcheson了。我们停靠斯佩齐亚（Spezia）时，他出来见海军上将——我想是给他送公文。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开朗。他在军官食堂吃了午饭，还说很遗憾你离开了利沃诺。”

“我并没有完全离开，”我说，“但我确实不像他那样喜欢那里。”

“没错。地中海的蓝天，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一两年的时间就足够受用终生了。如果有的选，我绝不会住在利沃诺。我更愿意住在比萨（Pisa）以外的山区，或者佛罗伦萨郊外，那样冬天还能过得舒服些。”

随后，我们之间陷入了沉默，我一直吃到餐毕，盘算着如何开口问出我极其渴望询问的问题。

“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回国做招募工作，”他过了一会儿说，“格拉斯哥有个职位空缺，我想争取一下。无论如何，总比去中国或太平洋那边要好。”

我正要将话题转到那个神秘的Lola出现在利沃诺的事上，他认识的两个人走进了餐厅，认出他后，便走过来向他致欢迎词。来者中一个是Bartlett少校，我立刻认出他曾是Leithcourt在Rannoch做客时的座上宾，另一位则是年轻人，Durnford将他介绍给我，称其为Hanbury上尉。

“噢，少校！”我起身握住他的手，喊道，“自苏格兰及你们那场家庭聚会以离奇收场以来，我们就再没见过了。”

“是啊，”他大笑道，“那真是一场不可思议的事，不是吗？Leithcourt一家离开后，那里就像乱成了一锅粥；客人们把能拿走的东西全都顺走了！真奇怪，这件丢脸的事竟然没上报纸。”

“那Leithcourt现在在哪儿？”我焦虑地问。

“鬼才知道，”少校双手插兜，叉开腿站着回答，“我们团里的年轻Paget前几天告诉我，说他看到Muriel在伊斯特本（Eastbourne）的终点站路上开车，但她没注意到他。那家Leithcourt人真是古怪，”他补充道。

“喂！Charley，你在说关于Leithcourt一家的什么事？”Durnford转过身，迅速从Hanbury身边过来，惊呼道，“我认识几个姓Leithcourt的人——Philip Leithcourt，他有个女儿叫Muriel。”

“嗯，听起来差不多。但如果那是你的朋友，我亲爱的老兄，我可真不羡慕你有这样的朋友，”少校大笑着声明。

“为什么不呢？”

“嗯，Gregg会告诉你的，”他说，“他知道的可能比我多。不过，”他又补充道，“当然，他们可能不是同一群人。”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阿尔及尔游艇上，”Jack说，“后来又在马耳他见过，他们在那儿似乎有不少朋友。他们有一艘蒸汽游艇，叫Iris号，经常在地中海上航行。”

“那肯定就是同一批人了，”少校断言，“Leithcourt曾一两次提到过他的游艇，但我们都觉得那是一艘根本不存在的船，因为他总是吹嘘自己的冒险经历。”

“那你最初是怎么认识他的？”我急切地问少校。

“噢，记不清了。有人把他带到食堂，我们就隔着餐桌认识了。他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当他邀请我去打猎时，我就答应了。然而，抵达Rannoch后，有一件事让我觉得极其奇怪，那就是我被邀请见的客人们中，有一个是城里最糟糕的无赖。在那里他自称Martin Woodroffe——尽管我在老科林斯俱乐部（Corinthian Club）时就知道他叫Dick Archer。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是国际窃贼团伙中的一员。”

“我第一次见他时，他用的名字是Hornby，”我说，“那是在利沃诺，他当时在一艘叫Lola号的游艇上，自称是船主。”

“他离开Rannoch时非常突然，”Bartlett评论道，“我们当时以为他与Muriel订了婚。如果是真的，那真是替她感到惋惜，可怜的姑娘。”

“什么！”Durnford跳起来喊道，“那个人要娶Muriel Leithcourt？”

“是的，”我说，“怎么了？”

但他脸色变得苍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这些Leithcourt确实是你的朋友，Durnford老兄，我很抱歉说了他们的坏话，”少校带着歉意说道，“只是我那次做客的结尾太突然、太离奇了，而且宾客又那么鱼龙混杂，以至于——说实话，那些人整体上非常神秘。”

“也许我们要找的Leithcourt和Jack认识的不是同一家人，”我为了摆脱这尴尬的局面说道；Durnford随即似乎急于掩盖他的惊讶，苦笑着说，“噢！可能不是。”然后重新坐回桌边。接着，少校迅速转换了话题，随后他和朋友走向他们的餐桌坐下用餐。

我禁不住注意到Jack Durnford被他所听到的消息搅得心神不宁，但我当时犹豫着没有问他。我决定以后再找机会谈起，以便给他时间，如果他愿意的话，让他主动问我。

抽了一个小时烟后，我们前往帝国剧院（Empire），在贵宾席度过了余下的夜晚，遇见了许多熟人，与老朋友们相处得相当愉快。如果一个习惯了伦敦俱乐部生活的人从国外回来，他总能在晚上十点左右在帝国剧院的圈子里碰到熟人。然而，Jack已经不再是晚饭前那个他了。他的眉头深锁，心事重重，似乎沉浸在某种复杂的难题中，因为当有机会思考时，他的目光总是空洞地凝视着某处，而且他似乎宁愿回避朋友也不愿去寒暄。

散场后，我劝他去塞西尔酒店（Cecil），我们在酒店入口前巨大的门廊里，坐在藤椅上抽着最后的雪茄。这是我在伦敦时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在午后，当弦乐队演奏，美国人和其他世界主义者喝茶时，这里总是人来人往，这是一幅微缩的人生图景，对像我这样的人类观察者来说极其有趣。而在夜晚，坐在阴影里看人们从剧院或舞会回来，揣测他们的身份和来历，同样引人入胜。就在斯特兰德街附近伦敦的那个小角落里，你看到的男男女女的种类，或许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丰富。各色人等从你面前走过，从对专利药品感兴趣、咄咄逼人的美国商人，到带着随从、缠着头巾的傲慢印度王公；从综艺女演员到贵族小姐，或是游历欧洲的百万富翁猪肉商的妻子。

“你今晚有点垂头丧气，Jack，”我们看了一阵子出租车把从萨伏伊（Savoy）或卡尔顿（Carlton）饭店回来的狂欢者们送回来后，我开口说道。

“是的，”他叹了口气，“在听了Bartlett的话之后，我确实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沮丧。”

“怎么！他告诉我们的那些事实给你带来了什么坏消息吗？”我明知故问道。

“是的，”他在短暂的停顿后嘶哑地说道。接着他补充道：“Bartlett说你能告诉我苏格兰发生了什么事，Leithcourt在那里举办了狩猎活动。把一切都告诉我吧，”他带着一种万念俱灰的神情补充道。

“好吧，”我开始说，“Leithcourt一家租下了Rannoch城堡，就在我叔叔家附近，靠近邓弗里斯。我当然认识他们，也经常参加他的狩猎队。然而有一天，我很惊讶地发现房间里有一张女士的照片，那正好是我记得在利沃诺时告诉过你的那张我在Lola号上发现的被撕碎的照片。你还记得我描述的那段离奇的经历吗？”

“每一个字我都记得，”他回答，“继续说。你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做。我保持了沉默。但当我发现那个自称Woodroffe的家伙——那个自称是Lola号主人，且无疑参与了领事馆保险柜失窃案的人——竟然与Muriel订了婚，我就充满了怀疑。”

“那么？”

“Woodroffe见到我之后就消失了——据说去汉堡做生意了。接着发生了别的事。在城堡外大约一英里半的树林里发现了一男一女的尸体。那个男人被化妆成我的仆人Olinto的样子——我想你在利沃诺见过他？”

“什么！他们杀了Olinto？”他惊跳起来，从椅子上站起。

“没有。那个人被化装得很像他。但他的妻子Armida被杀了。”

“他们杀了那个女人，并且以为也杀了她的丈夫，是吗？”他咬牙切齿地苦笑着说，我看见他强壮的手紧紧抓住了椅子的扶手。“而Martin Woodroffe竟然和Muriel Leithcourt订了婚。你确定吗？”

“是的；非常确定。”

“那么关于Santini夫人和这个冒充她丈夫的神秘男人的凶手，没有任何怀疑吗？”

“完全没有。”

Jack Durnford沉默地抽了好一阵子烟，在微弱的光线下，我只能勉强辨认出他苍白而坚硬的面孔，因为时间已经很晚，大电灯被关掉了，我们处于半昏暗中。

“那个人决不能娶Muriel，”他用一种凶狠、嘶哑的声音宣布，“你刚才告诉我的话揭示了真相。你见过Chater吗？”

“他突然出现在Rannoch，Leithcourt一家惊慌失措地逃走了，自那以后就再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

“啊，难怪！”他干笑着说，“难怪！但是听着，Gordon，我绝不会坐视不管，任由那个恶棍Woodroffe娶Muriel。”

“也许你爱她？”我试探道。

“是的，我爱她，”他承认，“而且，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喊道，“我要说出真相，摧毁他们整个精巧的阴谋。你见过Elma Heath吗？”他问。

“见过，”我带着一丝急迫说。

“那么听着，”他压低声音，语气诚恳地说道，“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些事。”

“关于那艘Lola号游艇的谜团，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亲爱的老兄，”Jack Durnford直视着我的脸，断言道。 “那天在利沃诺外面的后甲板上，当你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本想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只有一个事实阻止了我——我不愿透露自己的秘密。我爱Muriel Leithcourt，但身在海上，我见不到她——我无法从她口中得到我想要的解释。但我不想先入为主地评判她——不，现在也不会！”他带着坚决的决心补充道。

“我爱她，”他继续说，“她也爱我。我们两年前在马耳他私下订了婚，而你却告诉我她已许配给那个Woodroffe——那个在伦敦被称为Dick Archer的家伙。我不信——老兄，我真的不信。她绝不可能像她写信给我那样，催促我在她回来之前保持耐心和秘密。”

“除非，她是想争取时间，”我建议道。

但我的朋友沉默了；他双眉紧锁。

“Woodroffe目前在彼得堡，”我说，“我刚从那里回来。”

“在圣彼得堡！”他惊呼道，“那么他和芬兰总督、那个邪恶的官员Oberg男爵在一起。”

“不；Oberg住在他赫尔辛福斯的宫殿里不敢出来，怕被暗杀，”我回答。

“那Elma呢？她怎么样了？”

“她躲在彼得堡，等着我能安全地把她从俄国带出来，”随后，我继续解释了她是如何被致残、变成了又聋又哑的状态。

“什么！”他愤怒地喊道，“他们真的对那个可怜的姑娘做了这种事？那是因为他们害怕她会揭露阴谋的真相，因为她见过，也听过。”

“见过、听过什么？”

“耐心点；我们会揭开这个谜团，以及对她进行这种可怕惩罚的动机。Muriel写信告诉我，她可怜的朋友Elma失踪了，她担心她也遭遇了不幸。于是Oberg把她送进了他的要塞——他私人的巴士底狱——那是他把妨碍他的人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名，关进活人墓的地方。”

“我见过他，我也反抗过他，”我说。

“你反抗过！我的天哪！小心点。他可不是个会被小事困住的人，”Jack警告道。

“我不怕，”我回答，“Elma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

“那么我假设，老兄，尽管她身有残疾，你确实爱上她了？”

“我打算救她，并娶她，”我坦率地回答。

“但首先我们必须撕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弄清关于她的一切事实，”他说，“目前我只知道一两个非常模糊的细节。男爵肯定不是她的叔叔，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但可以确定她是英俄混血儿的女儿，出生在俄国，幼年时被带到了英国。”

“但你认为我能从谁那里获得关于她的真相，以及男爵想要让她保持沉默的原因？”

“啊！”他若有所思地捻着胡须，“这正是关键所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摸清Leithcourt一家的动机，以及他们为何在Chater面前惊恐逃离的原因。我深信，无论他们的阴谋是什么，Muriel都没有参与。她可能是那个无赖Woodroffe的受害者，正如Bartlett告诉你的，他是伦敦最老练的骗子之一，已经服过两次刑了。”

“但如果不是为了窃取外交部或海军部的密码，他们撬开领事馆保险柜的动机是什么？也许他们想偷走它们并卖给外国政府？”

“不；那不是他们的目的。自从你告诉我这件事后，我思考过很多次，我深信Woodroffe太精明了，不可能不知道没有领事会在休假时把密码留下来。当领事离开岗位时，他总是把那些珍贵的书交给外交部、总领事或另一个港口的领事。我敢打赌，他们在行动前肯定查清了这一切。那件事风险很大，而Dick Archer是以谨慎著称的人。”

“但他与Elma关系非常友好。正是他设法在芬兰找到了她，并将她带离了Oberg的影响范围，送到了彼得堡。”

“那肯定只是一种伪装的友谊，背后有着某种邪恶的动机。”

“她曾从她的孤岛监狱写信给一位叫Lydia Moreton的旧同学，请求她去Cork街的住处找Woodroffe，告诉他无论自己遭受了怎样的痛苦，她都遵守了对他的诺言，秘密依然安全。”

“正是。而现在那家伙担心，既然你正在如此积极地探寻真相，她可能会向你屈服并说出一切。因此，他打算让她永远闭嘴。”

“什么！你是说他要杀了她？”我带着急迫的恐惧惊呼道。

“嗯，他可能会这样做，为了自保，你明白吗，”Jack回答道，补充说：“如果他认为事后不会查到自己头上，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只是他无疑怕你，因为你找到了她，而且爱上了她。”

我承认他的论点有力，但回想起我那亲爱的人正安全地躲藏着，且公主是我们的一方，即便我作为一个英国人，对炸弹和刀子的教条毫无同情。

我试图从他那里探听关于Elma的一切，但他似乎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不愿吐露。我所能收集到的信息仅有：Leithcourt与Chater及Woodroffe是一伙的，而Muriel只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代理人。至于这阴谋究竟是什么，动机何在，我仍无从察觉。对于解决这一难题，我依然毫无头绪。

“我们必须先找到Muriel，”当我催促他告知所知的一切时，他断言道，“你告诉我的事实推翻了我自己的理论，只有从她那里，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真相。”

“但你肯定知道她在哪里？她写信给你，”我说。

“我十天前在Gib（直布罗陀）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从蒂罗尔博岑（Botzen）的布里斯托酒店（Hotel Bristol）寄来的，但Bartlett却说有人在伊斯特本（Eastbourne）见过她。”

“不过我想，你一定有一个经常给她写信的地址吧？”

“是的，一个秘密地址。我写信并约了见面，但她没来。当然，她是身不由己。她可能和父母在一起，无法来到伦敦。”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逃离并躲藏起来了吗？”

“当然不知道。我今晚听到的消息对我来说是新闻——令人震惊的新闻。”

“难道这没有让你明白真相吗？”

“是的——关于Elma Heath的恐怖真相，”他低声回答，仿佛在自言自语。

“告诉我。是什么？Jack，我迫切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那个叫Oberg的家伙是谁？”

“她的敌人。她纯属偶然得知了他和Woodroffe的秘密，从此他们俩都对她心怀极度恐惧。”

“所以她才被带到锡耶纳，那里某个卑劣的意大利医生被收买，把她弄成了聋哑人。”

他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那Chater呢？”

“关于他，我知道的很少。他可能与他们同谋，也可能无辜。如果Leithcourt一家真的是因他而逃，那他似乎与他们的计划处于对立面。”

“可他当时在Lola号上。事实上，他或许还参与了领事馆的入室行窃，”我说。

“很有可能，”他回答。“但我们首要的目标必须是重新找到Muriel。Paget说她在伊斯特本。如果她在那里，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她。他们会在报纸上发布访客名单，不是吗，就像在黑斯廷斯（Hastings）那样？”接着他又补充道：“当你本该在官方职守岗位上时，却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访客名单里，这真是最令人恼火的事。我曾有一次被伯恩茅斯（Bournemouth）的报纸害惨了，当时我本应在皇后镇（Queenstown）执勤。我差点就因为那次疏漏受到严厉的申斥。”

“我们去伊斯特本吗？”我急切地建议，“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或者，发一份紧急电报到我常写信的那个地址不是更好吗？毫无疑问，她会回复到这里。如果她在伊斯特本，可能有原因使她无法上京。如果她的家人在躲藏，她当然不会来。但毫无疑问，她会和我约好时间。”

“好吧。发电报，”我说。“务必标明紧急。这样它会被转寄。但关于Olinto呢？你想见他吗？他可能比我了解得更多。”

“不；绝对不行。他一定不能知道我回到了伦敦，”我的朋友迅速声明。“你最好也别见他——你明白的。”

“那么他的利益——嗯，和我们不完全一致？”

“是的。”

“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更多关于Elma的事？”我催促道，因为我渴望了解他所知的一切。“来吧，告诉我！”我恳求道。

“我实际上已经告诉你一切了，我亲爱的老兄，”他回应道，“揭露此事的真相只能由Muriel来完成。我告诉你，我们必须找到她。”

“是的，无论如何都必须找到，”我说。“我们去查林十字（Charing Cross）对面的电报局吧。那里永远开着。”于是我们起身，走在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斯特兰德大街（Strand）上，向富勒姆（Fulham）赫灵汉姆路（Hurlingham Road）的一个地址发出了致Muriel的紧急电文。

随后，我们站在路缘上继续交谈，我舍不得与他分别。这时，阴影中走过两个穿着深色大衣的人，他们在我们身后穿过马路，来到查林十字车站前，然后继续朝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走去。

当路灯的光照在他们脸上时，我以为认出了其中一人的面孔，仿佛曾在哪里见过，但我不敢确定。而我没能想起那路人像谁，这使得我对Jack说的话仅限于：

“我想刚才有个我认识的人走过去了。”

“我们今晚似乎在遇见成群的朋友，”他笑道。“无论如何，老兄，回到我们亲爱而肮脏的老城确实是件好事。我们在此时咒骂它，谈论巴黎、维也纳和布鲁塞尔的生活，但当我们离开时，这世上没有比它更令我们心爱的地方了，因为它就是‘家’。得了吧！”他大笑起来，“我居然变得浪漫了。啊！要是能找到Muriel就好了！但我们明天必须找到她。再见！我要去俱乐部睡觉，因为我还没定下住处。明天十点过来，我们来商定计划。有一点很明显：Elma必须立刻离开俄国。她在那里正处于生命危险中。”

“是的，”我说。“你会帮我吗？”

“全心全意，老兄，”我的朋友热情地握住我的手，随后我们分开了。他漫步向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走去，回他的“Junior”俱乐部，而我独自回到了塞西尔酒店。

第十六章

被标记的人

“Durnford上尉在吗？”第二天早上，我向俱乐部的门房询问。

“不在这里，先生。”

“但他昨晚睡在这里，”我说道，“我和他有约。”

那人查阅了面前的大账簿，回答道：

“Durnford上尉昨晚9点27分出去了，先生，但没有回来。”

很奇怪，我想。虽然我在俱乐部等了近一个小时，但他并未露面。我中午又去了一次，他还是没回来；两点时我又去了一次，依然没有他的踪影。这时我开始焦虑了。我回到酒店，决定再等几个小时。他可能改变了主意，去伊斯特本寻找Muriel了；然而，如果他真的去了，他肯定会给我发电报。

大约四点时，当我走过酒店大厅，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意大利语的问候。我惊讶地转过身，发现穿着一身最好的黑色西装、手里拿着帽子的Olinto正站在那里。

瞬间，我想起了Jack告诉我的话，便带着几分怀疑看着他。

“Commendatore（指挥官）先生，”他低声说道，仿佛担心被人听见，“能允许我私下跟您说几句话吗？”

“当然，”我说，带着他乘电梯到了我的房间。

“我是来警告您的，先生，”当我让他坐下后，他说道。“您的敌人对您心怀恶意。”

“请问他们是谁？”我咬着嘴唇问，“我想，就是那些在兰贝斯（Lambeth）设下巧妙陷阱的人吗？”

“我来不是为了向您揭露他们是谁，先生，只是警告您要小心自己，”这是那意大利人的回答。

“听着，Olinto！”我坚定地喊道，“我已经受够了这该死的谜团。告诉我关于你可怜的妻子在苏格兰被暗杀的真相。”

“啊，先生！”他用一种改变了语调的悲伤声音回答，“我不知道。那是个阴谋。有人冒充我——但他也被杀了。他们以为已经杀了我，”他带着苦笑补充道。“可怜的Armida的尸体被发现藏在树林对面的一块岩石后面。我看见了——啊！”他惊恐地喊道。

“那么你不知道你妻子刺客的身份？”

“完全不知道。”

“告诉我一件事，”我说。“Armida是否拥有某种珐琅小十字架饰品——就像迷你骑士十字勋章那样？”

“是的；我送给她的。我在市长官邸（Mansion House）的地板上捡到的，当时我在那里兼职做宴会服务员。我知道我不该把它交给市长随从，但那东西太漂亮了，我忍不住留下了。它很可能是从当时在那儿用餐的一位外交官外套上掉下来的。”

我沉默了。Oberg曾在那个地方的微弱怀疑现在完全消除了。我唯一的线索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您为什么问这个，Commendatore先生？”他补充道。

“因为那个十字架是在现场发现的，被认为是刺客掉落的，”我说。

看来，警方最终还是成功查到了那个不幸的女人，并发现她是他的妻子。

“你认识一个叫Leithcourt的人吗？”片刻后我问道，“现在，说实话。这件事上，Olinto，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不是吗？”

他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

“你也认识一个叫Archer的人——有时被称为Hornby或Woodroffe——以及他的一个叫Chater的朋友。”

“是的，先生，”他说。“我都见过他们——真遗憾。”

“你见过一个俄国人吗——某个Oberg男爵，还有他的侄女，Elma Heath？”

“他的侄女？她不是他的侄女。”

“那她是谁？”我追问。

“我怎么知道？我见过她一两次。但她已经死了，不是吗？她知道那些人的秘密，他们打算杀了她。我曾试图阻止他们把她带上游艇，我本想报警——但我不敢。”

“为什么？”

“嗯，因为我自己的手也不怎么干净，”他停顿片刻后回答，眼睛紧盯着我。“我知道他们打算让她闭嘴，但我无力拯救那位可怜的小姐。他们把她带上了Leithcourt的游艇Iris号，我相信他们驶向了地中海。”

“后来游艇的名字和外观在航行中被改了，变成了Lola号，对吧？”我问。

“毫无疑问，”他笑了。“Iris号是一艘拥有许多名字的轮船，我相信它曾被漆成过彩虹般的各种颜色。这是一艘神秘的船，但它已不复存在了。我听说他们在波罗的海某个地方把它凿沉了。”

“这个Oberg究竟是谁？”我询问，催促他向我透露关于他的一切所知。

“我相信他非常害怕那位可怜的小姐，正是他怂恿Leithcourt和他的朋友们带她去参加那次致命的游艇巡游。”

“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

“嗯，我是Leithcourt的仆人，”他回答。“我在Iris号上做了整整一年管家，直到我想他们觉得我开始看到太多东西了，然后我就被安置在岸上的一个职位上。”

“你看到了什么？”

“比我愿意透露的要多，先生。如果他们被捕，我也就完了，您明白吗。”

“但我打算解开这个谜团，Olinto，”我愤怒地说道，因为我心情烦躁。“就算赔上性命，我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先生亲自查清，那就不能指控我透露真相了，”这是他外交辞令式的回答。“但我担心他们太谨慎了。”

“Armida丢了性命。这难道不足以成为你将他们绳之以法的动力吗？”

“当然。但如果法律降临到他们头上，也会降临到我头上。”

我解释了我的爱人所遭受的那些冷酷无情的禽兽的残酷折磨，他听后兴奋地喊道：

“那么她还没死！她能告诉我们一切！”

“但你不能告诉我们吗？”

“不能；不是全部。她所知道的秘密从未泄露过。他们担心她会不小心，所以Oberg提出了那个卑劣的游艇旅行建议。她本该——当然是意外地——溺水身亡。”

“她现在在圣彼得堡。我一周前刚离开她。”

“在俄国！啊，先生，看在她的份上，别让那位小姐留在那里。男爵权势滔天。他在俄国为所欲为，他对待统治下的人民越冷酷，从沙皇那里得到的奖赏就越多。我从没去过俄国，但那一定是个奇怪的国家，先生！”

“好吧，”我坐在床边看着他，“如果你能把Heath小姐带到这里，带到英国，你准备好去举报他们了吗？”

“可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有什么用呢？”他回避道。我清楚地看出，他害怕自己卷入某种非同寻常的阴谋，而他如此坚定地拒绝向我透露其确切本质。

我们交谈了足足半小时，从他的对话中我得知他非常了解Elma。

“啊，先生，她是一位多么和蔼可亲、心地善良的小姐啊。我一直为她感到难过。她极其害怕他们。”

“因为他们是窃贼？”我推测道。

“啊，比那更糟！”

“但他们为什么要诱使你把我引诱到兰贝斯的那个房子里？为什么他们如此明显地希望我被杀？”

“那是意外，”他纠正我，打断道。“总是意外，”他冷笑着说。

“你肯定知道他们秘密的动机吧？”我评论道。

“当时我不知道，”他声称。“我按他们的指示行事，因为被迫，他们掌控着我的未来。所以我不能违抗。你知道得太多了，所以你被标记为死——就像你现在一样。”

“那么现在是谁在谋求我的性命？”我严肃地询问。“我昨天才从俄国回来。”

“您的一举一动都被掌握，”这年轻的意大利人回答。“您怎么小心都不为过。Woodroffe曾和您一起在俄国，不是吗？”

我肯定地回答，于是他说道：

“我猜到了，但不太确定。”

“那Chater呢？”我问，“他在哪儿？”

“在伦敦。”

“Leithcourt一家呢？”

他耸了耸肩表示不知道，并补充道：“Muriel小姐今天早上从伊斯特本回伦敦了。”

“我在哪里能找到她？”我急切地问，“见到她至关重要。”

“她和一位亲戚住在一起，我想是表亲，在诺丁山的巴塞特路（Bassett Road）。那房子叫‘Holmwood’。”

“你见过她？”

“没。我听说她回来了。”

“她的父亲还在躲避Chater吗？”

“他确实还在躲避，但Chater是他最好的朋友。”

“真奇怪，”我评论道，回想起从Rannoch匆忙离开的情景。“我想他们和好了？”

“据我所知，他们从没吵过架。”

“那为什么Chater一到，Leithcourt就如此匆忙地离开苏格兰？你肯定知道这件事的底细吧？”

他点了点头，冷笑着说：“是的；我知道。那里的派对一定非常有趣。如果警察当时突袭那个地方，他们会从宾客中发现某些长期‘通缉’的人。但Chater的到来和Leithcourt的逃跑另有图谋。Chater从来都不是Leithcourt的敌人。”

“但我无法理解，”我说。“为什么Leithcourt要攻击Chater，让他失去知觉，并把他关进书房的橱柜里？”

“是Leithcourt干的吗？”他怀疑地问。“我想不是。是另一个客人，那是Chater最死对头的人。但Philip Leithcourt利用那次骚乱，制造出他因为Chater到来而逃跑的假象。啊！”他补充道，“您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诡计有多惊人！”

“看来如此，”我说，尽管我只信了一半这个意大利人在说真话。如果真如他所说，Chater的到来和逃跑只是个“幌子”，那么这个谜团就更深了。

“那攻击Chater的人是谁？”我问。

“只有Chater自己知道。显然是其中一位客人。”

“你说那次逃跑是预先策划好的？”我说道。

“是的，有着明确的动机，”他说；然后，沉默片刻后，他用一种奇怪、真诚的目光看着我，“如果我冒昧提个建议，您能原谅我吗，Commendatore先生？”

“当然。你建议什么？”

“您应该留在这里，在这家酒店里，别冒险出去。”

“怕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吗？”我大笑起来。“Olinto，我真的不怕，”我补充道。“你知道我有这个，”我从后口袋掏出左轮手枪。

“我知道，先生，”他焦虑地说。“但您可能没有机会使用它。他们设陷阱时，诱饵总是很足的。”

“我知道。很明显，他们是伦敦最巧妙的一群恶棍。但我一点也不怕他们，”我声称。“我必须救出Heath小姐。”

“可先生，请一定要小心自己，”那意大利人喊道，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您是个被标记的人。啊！难道我不知道吗，”他气喘吁吁地惊叫道，“如果您出去，可能会直接撞上——嗯，那种致命的意外。”

“别担心，Olinto，”我安慰道，“我会时刻睁大眼睛。在这里，伦敦，一个人的生活或许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安全——至少比您祖国某些地方安全，对吧？”他听了咧嘴一笑。

片刻后，他又严肃起来，说道：

“我只是警告先生，如果您出去，那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

“那就这样吧，”我大笑着，自信没有人能把我引诱进任何陷阱。我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乡下来的亲戚。我太了解伦敦了。他沉默着摇了摇头；然后，在告诉我他依然在西伯恩树林（Westbourne Grove）的那家餐馆后，他起身告辞，再次警告我不要外出。

半小时后，我没理会他的话，大步走进斯特兰德大街，再次向“Junior”走去。短暂的冬日已经结束，煤气灯亮起，黑夜逐渐笼罩。

Jack没去俱乐部，我开始彻底不安起来。他在斯特兰德街拐角处和我分手，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却似乎消失了。我第一个冲动是开车去诺丁山询问Muriel是否有他的消息，但不知为何，那意大利人的警告让我怀疑他是否遭遇了不测。

我突然想起交谈时那两个经过的人，其中一人的特征似乎异常熟悉。于是，我坐出租车去了白厅（Whitehall）的警察局，向大办公室里挂着铁丝网球状煤气灯下的执勤警官询问。他听完我的陈述，翻开面前的“案发记录”本，扫视了那些带格的条目。

“我想这位就是那位先生，先生，”他说。接着他读了那条记录：

462A号警员报告称，凌晨2点07分，他在国家美术馆外执勤时，听到一声左轮手枪的枪响，随后是一个男人的叫喊声。他跑向萨福克街（Suffolk Street）拐角处，发现一位绅士倒在人行道上，胸部受了严重的枪伤，已完全失去知觉。他请求了218A号和343A号警员的协助，随后这位身份未明的绅士被送往查令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住院医师表示怀疑他能否活下来。两位警员都表示不记得在附近见过任何形迹可疑的人。 “约翰·珀西瓦尔，督察。”

我没有再等，立即乘出租车赶往医院。五分钟后，我被带进病房，在那儿认出了躺在床上、面色苍白且毫无知觉的可怜的杰克。

“医生十五分钟前刚来过，”护士低声说，“他担心他快不行了。”

“他没说一句话吗？”我焦急地问，“没做任何陈述？”

“没有。他一直没有恢复意识，先生，恐怕他永远也不会了。这起蓄意谋杀案，警察今天早上早些时候告诉过我。”

我紧握双拳，发誓要为这卑鄙的行径进行激烈的报复。当我站在那张狭窄的床边时，我意识到奥林托（Olinto）关于我自身危险的言论是千真万确的。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被盯上的目标。难道我就永远无法解开那个深不可测且愈演愈烈的谜团了吗？

第十七章

关于“LOLA”号的真相

在漫长的夜晚，我多次致电医院，但回复总是如出一辙。杰克没有恢复意识，医生认为他的情况已无望。

次日清晨，我急忙驱车前往诺丁山的巴塞特路，在奥林托给我的地址找到了穆里尔（Muriel）。当她走进我所等待的那间带有折叠门的房间时，我看到她脸色苍白，忧心忡忡。自从她逃走后我们便未曾见面，毫无疑问，她正苦于如何解释。但我没有强迫她说明。我只是告诉她，意大利人桑蒂尼（Santini）给了我她的地址，而我此行是来传递不幸的消息的。

“怎么了？”她急促地喘息着。

“是关于达恩福德（Durnford）上尉的，”我回答道，“他在街上受了伤，现在在查令十字医院。”

“啊！”她惊叫道，“我明白了。你没有解释实情。从你的脸上我就能看出还有别的事。他死了！告诉我最坏的情况吧。”

“不，莱斯考特（Leithcourt）小姐，”我严肃地说，“还没死，但医生担心他可能挺不过来了。他的伤势很危险。他被某个不知名的人开枪击中了。”

“枪击！”她附和着，泪流满面。“那么，他们终究还是跟踪了他！他们欺骗了我，现在，既然他们打算把他从我身边夺走，我就要亲自保护他。格雷格（Gregg）先生，我知道你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杰克的敌人也是你的敌人，他们必须受到惩罚。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恐怕不行，但我们可以去医院问问。”在交换了一些进一步的说明后，我们乘了一辆汉萨马车回到查令十字医院。

起初，护士拒绝让穆里尔探视病人，但她苦苦哀求，最终护士同意了。于是，那个穿着黑色外套和帽子、心碎的女孩踮着脚尖走向床边。

“他清醒了大约一刻钟左右，”坐在那里的护士低声说，“他打听了一位叫穆里尔的女士。”

我身边的女孩爆发出一阵低声的啜泣。

“告诉他，”她说，“穆里尔就在这里——她已经看过他了，正等着他康复。”

我们没被允许在那里逗留。离开医院后，我把她送回了诺丁山，并承诺会让她随时了解杰克的状况。他已经恢复了意识，因此现在有了康复的一线希望。

日子一天天过去，虽然我没被允许探望我的朋友，但有人告诉我他正在非常缓慢地好转。我在塞西尔酒店（Hotel Cecil）无所事事，每天都渴望着埃尔玛（Elma）的消息。只收到过她的一封信，那是简短而文笔优美的一张便条，从中看来她过得很好也很幸福，尽管她渴望能出去走走。她说公主对她非常好，并补充道，公主正在秘密安排她穿过俄国边境逃往德国。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为了确保她能逃脱那个暴君德·普勒韦（de Plehve）的流放令，他们动用了某些与革命者暗中勾结的俄国官员。我以公主为掩护写信给她，但还没来得及收到回复。

我见过穆里尔很多次，但她从未提起过兰诺赫（Rannoch）或他们突然的离开。她唯一的念头就是她所爱的那个人。

“我一直以为你和伍德罗夫（Woodroffe）先生订婚了，”有一天，当我去告诉她杰克的最新消息时，我说道。

“他确实向我求过婚，”她回答，“但有些原因让我没有答应。”

“是因为他过去的那些原因吗，嗯？”

她笑了笑，然后说：

“啊，格雷格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奇怪且极其悲惨的故事。我必须见到杰克。你认为他们什么时候会允许我去见他？”

我解释说医生担心给病人带来过度的刺激，但在两三天内，她或许有望被允许探望。警察曾多次向我询问，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在黑暗中经过的那个人，我以前在哪里见过他的脸。

在杰克遇袭十天后的一个下午，我被允许坐在他的床边审问他。

“啊，戈登（Gordon），老伙计！”他虚弱地说，“我死里逃生——天哪！离开你之后，我快步走向俱乐部，突然，两个无赖从萨福克街冲出来，其中一人对着我开了一枪。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两个人是谁？你认出他们了吗？”

“没有，完全没有。这才是最糟糕的。”

“但穆里尔知道他们是谁！”我说道。

“啊，是的！带她来这儿，好吗？”可怜的家伙恳求道，“我做梦都想再见她一次。”

于是我告诉他，在她昏迷时她是如何注视他的，以及我是如何每天把病情通报带给她的。我和他谈了一个小时，催促他尽快康复，这样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深入调查这个谜团，并将那些对这一卑鄙行径负责的人绳之以法。

“穆里尔知道，如果她爱你，她无疑会帮助我们，”我说。

“噢，她爱我，戈登，我知道这一点，”瘫在床上的男人满足地微笑着说。我离开时承诺明天带她过来。

我照做了，但在把她领到病房尽头的床边后，我谨慎地退了出来。至于她对他说了什么，我自然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一小时后我回来时，发现他们是世上最幸福的一对，我也清楚地看出杰克对她的信任并非错付。

但埃尔玛呢？我没有收到她进一步的消息，开始变得不安。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写了两封信，但都没有回音。最终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悬念，开始考虑返回俄国。

杰克从医院出院后，来到塞西尔酒店和我住在一起，而不是回“初级”俱乐部（Junior）。起初他非常虚弱，由我来照顾他。穆里尔每天都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用她精明而欢快的谈吐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她知道我爱着埃尔玛，也了解俄国发生那些令人兴奋的事件，因为杰克在带她出门兜风时已经告诉了她。

有一天，我收到了彼得堡公主的一封简短便条，催促我保持耐心，并说埃尔玛非常安全且一切安好。她补充说，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无法写信。我心想，那会是什么原因呢？但我只能等待，直到收到动身回俄国接她回家的消息。公主承诺会安排好一切。

十二月到了，我们仍然留在酒店。奥林托曾写信给我重复他的警告，但我没有理会。我不知为何不信任那个家伙。

杰克现在已完全康复，几乎每天都要去巴塞特路，还经常带穆里尔到塞西尔酒店喝茶或吃午餐。我经常打听她父亲和希尔顿·查特（Hylton Chater）的下落，但她声称自己完全不知道，并认为他们在国外。

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当我们正在酒店的美国酒吧里闲逛时，我的朋友告诉我，穆里尔邀请我们那天下午去她表亲家喝茶，于是我们便一同去了。

我们将要被领进的那间客厅，就是我曾告诉穆里尔关于她爱人遇刺消息的那间屋子。

当我们坐在一起时，身着淡蓝色礼服、显得干练的穆里尔为我们倒茶，谈笑风生，我想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乐。她看起来反应敏捷、神情紧张，却又充满了幸福，确实也理应如此，因为杰克·达恩福德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而他能恢复健康简直是个奇迹。

“戈登，”茶喝完，我们放下杯子后，他突然严肃地对我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一件我一直渴望告诉你，而现在我终于得到了亲爱的穆里尔同意的事。我想告诉你关于她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的事情。”

“还有关于埃尔玛的事，对吗？”我急切地问，“是的，把一切都告诉我。”

“不，不是一切，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我会尽可能简短地解释，剩下的留给你自己去下结论。这，”他继续说道，“是一个奇怪而令人震惊的故事。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谜团时，我正在海军上将约翰·费舍尔爵士（Admiral Sir John Fisher）指挥的旗舰‘声望号’（Renown）上。当我们在马耳他停泊时，菲利普·莱斯考特（Philip Leithcourt）先生拥有的英国游艇‘爱丽丝号’（Iris）抵达了。船上是为了消遣而巡游的乘客，包括马丁·伍德罗夫（Martin Woodroffe）先生、希尔顿·查特先生，以及船主的妻子和女儿穆里尔。

“穆里尔和我是第一次在网球派对上见面，之后又频繁地在马耳他的各处住宅相遇，因为任何去那里且热情好客的人很快也会受到款待。穆里尔和我之间产生了相互的爱慕，”他说着，温柔地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微笑着，“我们经常秘密见面，散步很久，直到突然有一天，莱斯考特说必须航行去士麦那（Smyrna）接一些在巴勒斯坦旅行的朋友。他们启航的那天晚上，岛上因为一个新闻而陷入了巨大的恐慌：海军上将监督官办公室的保险柜被专业的保险柜窃贼打开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机密文件被盗。”

“然后呢？”我非常感兴趣地问。

“同样，两个月后，当位于巴勒莫（Palmero）的蒙特瓦基亲王（Prince of Montevachi）别墅被闯入，公主所有的著名珠宝都被盗时，一个奇怪的事实是，‘爱丽丝号’当时就在那个港口。直到第三次，当游艇在滨海自由城（Villefranche），而我们的舰队在土伦（Toulon），我请了四天假去里维埃拉（Riviera）时，我的怀疑才被激发。因为就在我与穆里尔和她的一位校友埃尔玛·希斯（Elma Heath）——她当时正与奥伯格男爵（Baron Oberg）的表亲住在一起——在尼斯（Nice）的伦敦之家共进晚餐时，西米耶（Cimiez）的一家大酒店发生了一起重大抢劫案，一位美国百万富翁的妻子损失了价值三万英镑的珠宝。那时，与游艇到访同时发生的抢劫案引发了我强烈的怀疑。我注意到从马耳他失窃的那些文件的性质，意识到它们只能对外国政府有用。接着就是你告诉我的利沃诺（Leghorn）事件。游艇的名字被改成了‘萝拉号’（Lola），并且重新漆过。我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那天傍晚她被故意搁浅以求在领事馆建立友谊时，附近停着一艘俄国炮舰。领事馆的保险柜被洗劫一空，其计划无疑是将从中获得的东西转移到那艘俄国炮舰上。”

“但保险柜里有什么？”我问。

“幸运的是，什么也没有。但你看，他们知道我们的舰队即将在利沃诺靠港，并且知道一些极其重要的电报正在送往海军上将的路上——基于英国政府关于俄国船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一棘手问题的决定而下达的秘密指令——他们预计这些指令会像往常一样在舰队抵达前存放在保险柜里。然而，他们非常失望，因为电报还没有送达。”

“然后呢？”

“嗯，唯一看起来与他们有联系的俄国人是芬兰总督奥伯格男爵，他习惯在地中海度过部分冬天。从那天晚上在尼斯晚餐时埃尔玛·希斯的谈话中，我推断出她和她的叔叔曾多次作为‘爱丽丝号’的客人，尽管我必须说穆里尔对所有涉及游艇的事情都极度缄默。”

“当然，”她急促地说，“现在我告诉你真相了，杰克，你不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吗？”

“当然，亲爱的，”他回答，依然握着她的手。“在你能完全信任我之前，你不可能把这些秘密告诉我，尤其是考虑到你父亲卷入了马耳他文件的失窃案。真相是，”他转过头对我说，“菲利普·莱斯考特一直以来都是奥伯格男爵的傀儡。几年前他是伦敦城里一位知名的放债人，并以那种身份结识了男爵，男爵当时身处困境，需要贷款。他还习惯与那伙以迪克·阿彻（Dick Archer）和希尔顿·查特为首的、胆大包天的欧洲窃贼团伙进行某些肮脏的交易。为此，他购买了一艘游艇供他们使用，这样他们不仅可以利用它储存赃物，还可以伪装成寻求消遣的富有英国人四处航行。事实上，在那艘船上储存了成千上万英镑的珠宝和贵重物品，它们是英、法、比三国许多重大抢劫案的收益。有时他们旅行是为了在内陆城镇变卖珠宝，因为这些宝石在被重新切割后无法被认出，而另一些时候，查特和阿彻在船长麦金托什（Mackintosh）和管家奥伯格·桑蒂尼的协助下，航行到一个港口，登陆，进行抢劫，然后再次航行离开，完全没被怀疑，就像富有的英国人一样。”

“那船员呢？”我停顿了一下问。

“他们当然薪水很高，而且对所谓的船主和他的朋友在岸上做的事情一无所知。”

“但奥伯格与此的联系？”我被这些揭露震惊了，问道。

“啊！”穆里尔惊呼，“那个狡猾恶棍的机敏是恶魔般的。在他得到沙皇宠信之前，他欠我父亲一大笔钱，并试图逃避偿还。通过他的间谍，他发现了‘爱丽丝号’航行的真实目的——因为我经常带着一名女仆上船，以平息任何可能因只有男人在船上航行而引起的怀疑。之后，他不仅强迫我父亲取消了债务，还将这艘船及其所有者和航行人员并入了俄国的秘密情报机构。我们曾十几次试图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船坞获取机密文件，但只有在马耳他和土伦这两次成功了。啊！格雷格先生，”她补充道，“你不知道我承受了多少焦虑，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被背叛或被捕的危险中，还有我们经历过的一百次惊险逃脱，海关官员们搜查游艇寻找走私品。你无疑还记得沙姆堡-利珀（Schaumbourg-Lippe）的威廉明妮（Wilhelmine）公主的珠宝在戛纳和莱萨尔（Les Arcs）之间的快车上从侍女手中被窃所引起的轰动，马赛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被洗劫，以及巴黎百万富翁巴顿（Bardon）靠近阿尔卡雄（Arcachon）的城堡里丢失的大批餐具。”

“是的，”我说，因为这些都是我在两年前报纸上读到过的抢劫案。

“好吧，”她说，“它们都是阿彻或伍德罗夫和他的团伙干的——当然，有岸上的同伙配合——而且看起来我们从未受到过任何怀疑。当警察疯狂地四处搜寻时，我们经常起锚，带着赃物从容地航行离去。我们船上有一位老荷兰宝石工匠，其中一间舱室被改装成工作室，他在那里改变宝石的外观，为销售做好准备，而黄金则在坩埚中熔化后送上岸，运往汉堡的代理人那里。”

“但利沃诺的那个晚上呢？”我说，“可怜的埃尔玛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穆里尔回答，“那天晚上我们都在船上，站在门缝处看着你坐在那里用餐。埃尔玛告诉我她相信有人在密谋害你的性命，但为什么她不肯告诉我。她显然知道领事馆计划洗劫保险柜的事。奥伯格本人也在船上，被锁在他自己的舱室里。埃尔玛一定是在男爵和另外几个人之间偷听到了什么谈话，因为她一直非常害怕他们会伤害你。然而，事实看起来好像他们的想法和往常一样，是为了钻进你的信任圈。然而，你一上岸，查特、伍德罗夫——你称呼他为霍恩比（Hornby）——以及船长麦金托什——顺便说一下，他是个老刑满释放犯——就上了岸，当然，闯入了领事馆。接着，他们一回来，埃尔玛就来到我的舱室，叫醒我，说男爵正带着她上岸，他们要走陆路回伦敦。她当时已经穿戴好准备出发了，所以我吻了她，并承诺很快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分手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后来她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她自己能告诉我们。”

“但她不是男爵的侄女？”我说。

“不。这里面有一些谜团，”穆里尔断言，“她掌握着一些他担心的秘密，怕她泄露出去。但具体是什么性质，我一无所知。”

“那么你是说你的父亲从未参与过抢劫？”我评论道。

“没有。他起初靠放债发家，积攒了相当大的财富。后来贪婪抓住了他，就像抓住了许多人一样，当他与阿彻和他的朋友们接触后，他发现利用游艇这个想法既安全又有利可图。因此，他购买了那艘船，供窃贼们使用，后来正如我向你描述的那样，在强迫下被用于俄国的秘密情报工作。利润是巨大的。有一年，我父亲的分红是八万英镑。”

“那你父亲现在在哪里？”我问。

“啊！”她悲伤地惊呼，脸庞苍白而憔悴。

“我听说那艘船在波罗的海某个地方被凿沉了。”

“正是如此。奥伯格的目的达到之后，他要求分走船上的一半财产，否则就要通知俄国海军当局，揭发这艘海盗游艇的存在。他试图勒索我父亲，就像他过去多次做过的那样，但他的图谋落空了。我父亲因为他不忍见到可怜的埃尔玛受虐待，公然违抗了他。当时奥伯格正身处赫尔辛基，似乎致电了波罗的海俄国舰队的舰队司令。‘爱丽丝号’的船员随即在里加被遣散上岸，只有麦金托什和我父亲再次出海。啊！我父亲绝望了，因为他深知那个他受其摆布已久的男人的冷酷无情。当他们眼见一艘俄国巡洋舰向他们逼近时，就在它靠近的那一刻，他们乘坐小艇逃离，并炸毁了游艇。三分钟后，游艇连同船上那些通过非法手段得来的财富一起沉入了海底。”

“那你父亲呢？”

她沉默了，我看见泪水在她眼中打转。

“发生了一场悲剧，”杰克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解释道，“不幸的是，他和船长在炸毁游艇时没能撤到足够远的地方，结果与它一同沉没了。”

我默默地看着穆里尔，她垂着头，双手掩着苍白的脸庞。

几乎在同一时刻，门上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女仆通报道：

“桑蒂尼先生，小姐。”

“啊！”奥林托走进房间时，杰克惊呼道，“那么你收到我的信了！我们请你来，是为了向我们揭露这个似乎是针对我和格雷格先生所策划的卑鄙阴谋。如你所知，我刚死里逃生。”

“我知道，先生。而且这位先生也受到了威胁。”

“是谁威胁的？”

“是那些杀了我的可怜妻子，并且也想让我闭嘴的人，”他回答道。

“就是那些强迫你带我到那间布置了致命椅子的屋子的人，对吧？”

“是阿彻，他担心你来伦敦是为了寻找他们，才设计了那个魔鬼般的机关，”他用那蹩脚的英语说道。随后，他语气凶狠地继续道：“既然我已经查明了为何我可怜的阿米达（Armida）会被杀，我将说出真相，绝不放过他们。先生，自从你离开苏格兰，我就一直待在邓弗里斯（Dumfries），并发现了一些事实，证明莱斯考特因为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在兰诺赫期间曾分别写信给我和阿米达，约定我们在同一时间去树林边上的那个地点见面，因为他有秘密任务要委托给我们。写给我的那封信显然落入了他人之手——很可能是奥伯格男爵的秘密特工之一，他们一直监视着莱斯考特的一举一动。那个人急于打听出幕后意图，便乔装成我的样子，代替我赴了约。阿米达在我不晓得的情况下收到了信，也去了苏格兰，并在约定的时间出现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推测，但看来莱斯考特习惯于傍晚时分去那个地方徘徊，以便与查特秘密会面，因为查特当时正躲在邓弗里斯的一家小旅馆里。因此，策划阴谋的人一定是想把罪名嫁祸给莱斯考特。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既然我和阿米达都认识这伙人，除掉我们对他们有利，因为警察最终已经产生了怀疑。所以，可怜的阿米达被蓄意诱骗到那里惨遭杀害，而那个被刺客误以为是我的好奇男子也一同被杀。”

“是被谁杀的？”

“不是查特，因为那天晚上他在伦敦。”

“那是伍德罗夫？”邓弗里斯问道。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构思得极其巧妙。只有除掉我们才能让我们闭嘴，因为在兰贝斯那把致命的椅子上，哈顿花园（Hatton Garden）的犹太金银经纪人老雅各布·莫泽（Jacob Moser）丧了命——那是一桩极其卑劣的罪行，他的任何朋友都与此无关，而我们是唯一知情的人。所以他假冒莱斯考特写信给我们，把我们叫到兰诺赫，以便在黑暗中下毒手，”他用他那特有的意大利语调补充道，“况且，他担心我们会向你说明真相。”

“你没有告诉警察吗？”

“我不敢，先生。当然，警察对这件事知道得越少越好，否则穆里尔·莱斯考特小姐就得为她父亲的贪婪和恶行受苦了。”

“是的，”杰克焦虑地喊道，“没错，奥林托。警察什么都不能知道。复仇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完成。但是，在萨福克街开枪打我的人是谁？”

“同一个人，马丁·伍德罗夫。”

“那么这个刺客从俄国回来了？”

“他紧随这位先生之后。奥伯格男爵手下一名精明的秘密特工马尔科夫（Markoff）也跟他一起来了。”

这时我才第一次想起，我在河岸街（Strand）认出的那个人，是我曾在芬兰总督府的接见室里见到过的一个闲逛的家伙。这对搭档担心我会泄露我知道的事情，无疑是来到伦敦企图暗中取我性命。既然莱斯考特已经死了，伍德罗夫便与奥伯格联手，打算让我闭嘴，因为他们担心埃尔玛不仅逃脱了他们的控制，还泄露了她的秘密。

“我相信莱斯考特小姐已经说明了关于游艇及其船员的故事，”奥林托评论道，“也向你说明了我为何卷入其中。因此，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何一直不敢向你作出任何解释了。”

“是的，”我说，“莱斯考特小姐告诉了我很多，但并非全部。我还不明白她和她父亲为什么要从兰诺赫逃走。”

“那么我来告诉你，”穆里尔急切地说，“我父亲怀疑伍德罗夫就是兰诺赫树林里的凶手，因为他知道伍德罗夫已经背离了最初的契约，现在投靠了奥伯格。但父亲的目的也是装作惧怕他们，因为他一直在等待机会，策划营救困在芬兰的可怜的埃尔玛。所以一天晚上伍德罗夫来访，父亲在林荫道上遇到了他，用自己的门匙从城堡的一扇侧门让他进了屋，随后带他去了书房。他知道伍德罗夫是来替奥伯格谈条件的，因此他明白自己必须立即逃往纽卡斯尔（Newcastle），那里停着‘爱丽丝号’，他要登船远走高飞。”

“他找了个借口把伍德罗夫留在书房，然后警告我和母亲准备离开。但在我们收拾行李时，似乎是跟在后面的查特被管家领进了书房，或者确切地说，他自己进去了，因为他很熟悉这座房子。于是，这两个如今已成死敌的人相遇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必然随之发生，查特被毒杀并被藏了起来，伍德罗夫当然以为是他自己杀了查特。父亲再次进入书房，只看到伍德罗夫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两人可能发生了口角，父亲便转身离去。随后我们逃往卡莱尔（Carlisle），接着去纽卡斯尔，第二天早上就登上了停在北海的游艇，之后在鹿特丹（Rotterdam）登陆。那些，”她补充道，“就是我可怜的父亲向我讲述的事实概要。”

“那可怜的埃尔玛呢——还有她的秘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我绝望地喊道。

“你现在就能见到她了，先生，”奥林托回答，“祖洛夫公主（Princess Zurloff）的一名仆人今天下午把她带到了伦敦，我刚从车站把她接过来。她就在隔壁房间，不过她还不知道你在这里。”

我没再说一个字，满心欢喜地跑过去，猛地推开了隔着我和我那沉默的爱人的折叠门。

沉默，是的！但尽管如此，她依然能讲出她的故事——这无疑是任何女性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离奇的故事。

第十八章

包含埃尔玛的故事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爱人，她身形苗条，显得有些忧郁和憔悴，穿着一件厚重的深色旅行外套，戴着一顶毛毡小帽。当我如此突然地闯入时，她那双甜美的嘴唇微微张开，脸上带着惊讶的神情。

我默默地握住她戴着黑色手套的小手，然后同样在沉默中，将它深情地贴向我渴望的双唇。她那双柔软的深色眼睛——那双即便她失语也能诉说一切的眼睛——凝视着我，里面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采——那种眼神清楚地告诉我，我那狂热的激情得到了回应。

她望向门外那个大家聚集的房间，然后询问地看着我。于是，我领她来到他们身边，穆里尔扑向她，泪流满面地吻着她。

“我为你准备了这个惊喜，格雷格先生，”穆里尔含着喜悦的泪水笑着说。“奥林托得知她正在来伦敦的路上，我就派他去接她了。公主安排得太棒了，不是吗？”

“是的。感谢上帝，她自由了！”我惊叹道。“但我们必须说服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们。”

穆里尔已经开始帮我的爱人脱下那件厚重的俄国外套，那是一件镶着黑貂毛皮的贵重衣物。当她在和杰克、奥林托打过招呼并舒适地坐下后，我从窗边的小书桌上取下一张信纸，用铅笔写道：

“我不必写我有多么高兴你能平安归来——上帝听到了我为你做的祈祷。杰克和穆里尔已经把关于莱斯考特和他那些无赖同伙的事都告诉了我。我也知道，亲爱的——我能这样称呼你吧？——在这段日子里，你不得不忍受多少沉默的折磨。莱斯考特死了。他把游艇连同船上所有窃取的财物一起凿沉，但他自己也不幸被吞没了。”

她俯下身，专注地看着我写字，当看到那些词句时，她因惊恐和惊讶而后退。接着我加写道：“我们四个人下定决心，绝不让罪魁祸首逍遥法外，你所遭受的痛苦必须得到应有的报复。你是我的爱人——我斗胆这样称呼你。某种强大却神秘的亲缘关系促使我寻找你，你照片上的面容似乎在呼唤我来到你身边，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你身陷险境。是某种无形的力量派我来将你从敌人的手中解救出来。所以，请告诉我们一切——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吧，不要害怕，因为既然我们已经重逢，任何伤害都无法触及我们。”

她拿过铅笔，用白皙的手指握着，坐在那里，先是盯着我们看，接着又犹豫地看着眼前那张白纸。身处百般交织的情绪之中，她的处境极其为难。看起来，即便是现在，她依然不愿向我们透露绝对的真相。

穆里尔站在她的椅子后面，温柔地将她白皙额前那如丝绸般的栗色长发向后梳理。她的肤色完美无瑕，尽管脸庞显得苍白疲惫，且因从冰封的北方长途跋涉而来，双眼显得有些无神。

随后，在杰克和奥林托都示意劝说她书写时，她突然俯下身，铅笔开始在纸上飞快地移动。

我们所有人都站在那里，沉默地交换着眼神，谁也没有凑过去看，但每个人都下定决心耐心地等待到底。一旦开始，她便再也没有停下。她写满了一页又一页。长时间的沉默中，只有铅笔在粗糙纸面上摩擦的沙沙声。既然看到我们是动了真格，她似乎突然下定决心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我看着她那专注低垂的甜美面容，在炉火的映照下，我觉得她是如此无可比拟。是的，她虽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但这确是事实，但她无疑是极其温柔、充满女人味的，无与伦比。

她终于长叹一声停下了笔，头依然低垂着，似乎带着一种羞愧的神情，将她写的东西交给了我。

我屏住呼吸，急切地读道：

“亲爱的——我以此回应你的称呼——难道真的是某种指引万物的神秘力量促使你来到我身边的吗？你是为了寻找我而来的，且在卡亚纳（Kajana）为了救我冒了生命危险，因此你有权知道真相。作为我的守护者，加上公主这位朋友，你们成功地促成了我的自由。如果不是你们，我现在恐怕已经在前往萨哈林岛（Saghalien）的路上了，那是奥伯格苦心积虑要把我送往的坟墓。啊！你不知道——你永远无法知道——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以来，我所承受的一切。”

陈述在这里中断，随后重新开始：

“为了让你明白真相，我最好从头说起。我父亲是彼得堡的一位英国商人，我母亲维拉·贝萨诺夫（Vera Bessanoff）在与父亲结婚前，曾因美貌在宫廷中闻名，是沙皇后的侍女之一。她是哈尔科夫前总督保罗·贝萨诺夫（Paul Bessanoff）伯爵的独生女，在嫁给父亲之前，她和母亲一直是社交界知名的人物。婚后不久，外祖父便去世了，留给她一笔丰厚的遗产，再加上父亲的财富，使他们在彼得堡成为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父亲最亲密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泽维尔·奥伯格（Xavier Oberg）男爵——那时他在内务部担任非常低微的职位——从我记事起，我就记得他经常来我们家，并被邀请参加母亲举办的华丽宴会。然而，在我十三岁那年，父亲在基辅的庄园里猎野猪时因受凉去世了。几个月后，又一场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一天晚上，当我独自坐在那里给母亲读报时，两名陌生人通报进来，他们以共谋反对沙皇的革命阴谋为由逮捕了我亲爱的母亲，据称那是在彼得霍夫（Peterhof）发现的。我挺身反抗，义愤填膺，因为我母亲绝不是虚无主义者，但他们说炸弹是侍女安娜·希普洛夫（Anna Shiproff）伯爵夫人带进宫殿的，她是母亲的密友，常去家里串门。他们声称阴谋是在我们家策划的，而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是，一年前一位与父亲有商业往来的著名俄国人，被证明是导致沙皇列车在利瓦迪亚（Lividia）附近被炸的阴谋策划者。他们硬生生把母亲从我身边拖走，塞进那辆灰色的囚车，在彼得堡街头看到那辆车会令每个俄国人心惊胆战，因为正如你所知，一旦进了那辆隆隆作响的车，这个人就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我从窗户看着她被关进那辆致命的囚车，之后我想我一定是昏厥了，因为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直到在灰蒙蒙的黎明中醒来，倒在地板上，所有可怕的真相涌上心头。母亲永远离开我了！

“绝望中，我去了内务部，请求接见男爵。当我告诉他这场灾难时，他表现得非常关心，并立即去警察局调查。然而第二天，他带给我的消息是，希普洛夫夫人的供词证明了针对母亲的指控，她已经踏上了通往西伯利亚的漫长旅途——她被流放到雅库茨克（Yakutsk）以外那些令人恐惧的北极定居点之一，那里几乎是永恒的严冬，生活条件之恶劣，以至于一半的囚犯都发疯了。然而男爵声称，作为父亲的朋友，他有责任做我的监护人，鉴于父亲是英国人，我应该被送往英国的学校。于是，他以自封的叔叔身份，带我去了奇切斯特（Chichester）。我在那里待了多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赶来把我接走，带到了赫尔辛基——因为沙皇此时已任命他为芬兰总督。在那里，他第一次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迈克尔（Michael）——一个满脸青春痘的骑兵中尉，并以一种极其强硬的口吻说我必须嫁给他。我自然拒绝嫁给一个我几乎不了解的男人，于是，他发现我顽固不化，便迅速改变了策略，变得极其和蔼，说既然我还年轻，可以给我一年时间考虑。”

“一周后，在住在赫尔辛基的总督府期间，我偶然听到总督和他儿子之间的一段谈话，那段谈话向我揭示了一个我从未怀疑过的惊人真相。原来正是奥伯格本人向内务部告发了我母亲，并编造了那些残酷无理的指控！我随即洞察了原因。她被流放后，她的财产，以及我父亲的财产，都归了我。他们策划让迈克尔娶我，是为了控制我的钱财。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在那对卑劣的父子手中是多么无助，我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位被誉为‘芬兰扼杀者’的男爵，在他那冷静、体面、身穿黑色礼服的外表下，究竟是何等货色。在蓄意将我可怜的母亲送往西伯利亚后，他便扮演起我监护人的角色，好等我成年后接管我的遗产。毫无疑问，他的主意是让我嫁给迈克尔，然后通过必要的法律程序，再给我扣上一顶阴谋的帽子，让我落得和我母亲一样的下场。”

“这个该死的人渣！”当我读到这里时，不由得咒骂道，而站在我肩后一直看着的杰克，也发出了愤怒而坚决的复仇誓言。

“男爵去彼得堡处理公务时带我同行，我们在那里待了近一个月，”叙述继续道，“在那里，我收到了‘红衣教主’的秘密信息，那是虚无主义中一股多年来一直令警方束手无策、隐秘而未知的力量。我去见了此人，他向我揭露了奥伯格是如何策划以伪造罪名将我母亲流放的。他提醒我警惕这个伪装成父亲朋友的男人，还告诉我他曾与我父亲深交，如果我再遇到什么困难，可以与他联系，他会帮助我。几个月后，奥伯格把我带回了赫尔辛基，夏天时我们去了英国。他是一位极其精明的外交家。他的手段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我在学校时，他对我粗鲁粗暴，正如他对其他人一样；但现在，他似乎试图通过和颜悦色、亲切友好的态度来博取我的信任。”

“在伦敦，在克拉里奇酒店，我们遇见了我以前的校友穆里尔和她的父亲——奥伯格的一位朋友——并应他们的邀请，乘他们的游艇‘爱丽丝号’从南安普敦出发去巡游。我们这一行人非常愉快，其中包括伍德罗夫和查特，而我们穿越比斯开湾并沿着葡萄牙海岸的航行也十分惬意。一天晚上，当我们在里斯本外海停泊时，伍德罗夫和查特，还有奥林托，一起上了岸。当他们在清晨时分回来时，他们走过我头顶上方的甲板，把我惊醒了。随后，我听见舱门外有人在摆弄什么，好像在用螺丝刀从木制品上拧下一颗螺丝。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第二天我仔细检查了镶板，在其中一个地方，我发现了两颗显然是刚被拆下的小铜螺丝。于是，我从木匠间设法弄到了一把螺丝刀。第二天晚上，大家都睡着后，我溜了出来，拧开了镶板。令我惊讶的是，我看到后面的暗格里装满了精美的珠宝，钻石项圈、头饰、项链、上好的珍珠、祖母绿和绿松石，全都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

我把镶板装回原处，并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在马赛停靠时，又有更多的珠宝和一大袋餐具被带上船，藏在另一块镶板后面。那时我就知道，这些人是窃贼。

“但是，当然，”我那沉默的爱人所写的这段离奇故事继续道，“我无需赘述那次重要航行中发生的一切，只需告诉你一件极其古怪的事情。我曾私下里与穆里尔谈起我对这些同船客人的怀疑。当我秘密地向她展示了游艇上藏匿贵重物品的几处地方后，她也确信这些人是行家里手，而她的父亲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为他们提供了协助和庇护。她告诉我，自从离开学校以来，她参加过许多次巡游，而且总是这一伙人陪伴着她的父亲。然而，直到我向她指出之前，她从未怀疑过真相。好吧，在一个炎热的夏夜，我们停泊在拿坡里附近，由于岸上正在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剧院里还有一场盛大的演出，莱斯考特订了一个包厢，我们一行人全都划船上了岸。船员们那天晚上也获准上岸休假，但由于酷热让我感到不适，我拒绝随剧院一行人前往，留在了船上，由一名叫威尔逊的水手负责守夜。我们锚泊在离岸约半英里处。那天傍晚早些时候，男爵曾上岸去发往俄国的电报，还没有回来。

大约十点钟，我下到船舱试图睡觉，但我有一点发烧，无法入眠。因此，我重新穿好衣服，在灯熄灭的状态下坐着，凝视着星光灿烂的海湾。不久，我从舷窗看到一艘岸上的小船靠近，认出船上有男爵和一位穿着考究的陌生人。他们两人都上了船，船夫在拿到钱后，又划回了岸边。接着，男爵和他的朋友——一位肤色黝黑、中年、蓄着络腮胡，显然是一位举止高雅的人——下到沙龙里。过了片刻，他们叫来了守夜的威尔逊，给了他一杯威士忌兑水，他拿着那杯酒回到甲板上悠闲地喝了起来。

我船上这些同伴的异常特质让我时刻保持着警惕，因此好奇心驱使我悄悄走过去，透过虚掩的门缝向里窥视。仔细一看，我发现那个陌生人竟是一位高级俄国官员，我曾在他赫尔辛基的政府宫殿里被介绍给他认识，他就是枢密顾问官兼参议员保罗·波洛夫斯托夫。他们在一起抽烟，并用俄语讨论波洛夫斯托夫安排获取直布罗陀一些英国新设防工事图纸的手段。从他的话中听来，似乎有一位俄国妇女，嫁给了一位英国人，即驻军的一名上尉，被迫违心地加入秘密情报工作，但她为了自保，已承诺获取所需的照片和图纸。我听到了那个英国人的名字，我决心采取一些行动，私下告知他关于俄国特工的意图。

不多时，那两人换了雪茄，走上甲板，躺在船中部的长藤椅上。我依然充满好奇，想听到更多关于针对我本国那项巧妙间谍活动的细节，于是脱掉鞋子，悄悄爬到一处可以隐蔽蹲守、偷听他们谈话的地方，因为那个意大利之夜是如此平静安宁。他们主要谈论芬兰的事务，对于奥伯格的一些观点，波洛夫斯托夫表示不敢苟同。这激起了男爵的怒火，从他话语中冰冷的讽刺和那种异常生硬的声调中，我知道他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恼火。他站起身，背对着船舷面对着他的朋友，后者仍靠在甲板椅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显得十分镇定，一点也没有被男爵眼中那邪恶的目光所干扰。也许他不像我那样了解他。他不知道那种目光意味着什么。突然，当枢密顾问官靠在椅子上沉思地抽着雪茄时，一道明亮、血红色的闪光，一声沉闷的爆裂声，紧接着是一个男人短暂的痛苦尖叫。我大吃一惊，探身绕过甲板室的拐角，顿时，我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之中，因为在电光照射下，我看到沙皇的枢密顾问官歪倒在椅子上，半张脸被炸没了。那一瞬间，丑陋的真相大白了。奥伯格在沙龙里塞给他的那支雪茄爆炸了，藏在这个魔鬼装置里的小型弹丸射入了他的大脑。有一瞬间，我完全惊呆了，但当我看着时，我看到男爵陷入了暴怒之中，他向死者的脸上挥舞着拳头，带着可怕的诅咒喊道：‘你这条狗！你竟密谋取代我在沙皇面前的恩宠。你打算成为芬兰总督！你知道一些事实，并打算呈报给陛下，你知道这些揭露会导致我的耻辱和垮台。但是，你这下流的杂种，你不知道那些试图阻挠泽维尔·奥伯格的人，要么死于意外，要么就在卡亚纳或矿井里度过余生！’他用脚踢开了尸体，为自己在这场卑鄙的犯罪中幸灾乐祸而暗自发笑。

我注视着他的暴行，无法吐露哪怕一个字。我看到他在搜查了死者的口袋后，抬起那具僵硬的尸体，那具脸部面目全非的尸体，拖向船舷。随后，我冲上前去面对他。

他瞬间朝我扑来，我尖叫起来。但没有救援。那天晚上，威尔逊在船头睡得很沉，因为他给他的威士忌里加了料，”叙事继续道，“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凶残杀意。‘你！’他尖叫着，当他意识到我目睹了他怯懦的罪行时，他那双黑色的眼睛瞪得几乎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你竟敢监视我，你这个丫头！’他嘶吼道，‘你也要死！’我跪在地上恳求他饶我一命，但他只是嘲笑我的哀求。‘看！’他叫道，‘就像你看他如何享受雪茄一样，你也不妨看看这个！’他费力地抬起那具死尸，在船舷边平衡了一下，然后伴随着嘶哑的胜利笑声，将它抛入了海中。一声水花溅起，随后只剩下我们两人。‘还有你！’他用凶狠的声音喊道——‘你这个监视我的家伙——你也会跟着去！那里的水会堵住你那多嘴的喉咙！’我尖叫、哀求、恳求，但他的颤抖的双手掐住了我的喉咙。他先是把我拖起来，然后把我扔在膝盖上，最后，带着他那典型的阴郁残暴，命令我从前舱拿来拖把和水桶，把椅子和甲板上的暗红色血迹清理干净。他竟然强迫我这样做，当我为他抹去他怯懦犯罪的痕迹时，他竟对我的惊恐感到幸灾乐祸。然后，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丫头！记住，今晚的事要守口如瓶。否则，你会死得比那条狗更痛苦——你会体验到地狱般的一切折磨。记住，一个字都不能露——否则就是死！现在，滚回你的舱房去，以后别再窥探我的私事了。’

我遵命回到舱房，惊恐万状，一言不发。那个本应是我的监护人的男人的魔鬼行径让我恐惧。然而，我完全无能为力。我能做什么呢？在神圣的俄国，有谁会听我的话？奥伯格是帝国的一股势力；沙皇本人也信任他。如果我说了，谁会相信我？谁会听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的话？他会立刻宣称我患有癔症。于是，我在黑暗中独自等待，注视着港口的灯光在平静的水面上闪烁，直到将近一点钟，那群狂欢的人群才回来，男爵愉快地迎接他们，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但我内心因目睹那桩可怕罪行的记忆而冰冷彻骨。”

* * * * *

“啊！我现在想起来了！”穆里尔惊叹道，“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当你来到我的舱房要求睡在我的备用铺位时，你的脸色有多么惨白。你什么也没说，只说你病了。我们谁也没想到竟然发生了如此惨烈的悲剧。但当然，这一切都是男爵安排的，因为我记得，是他怂恿给船员放假的。麦金托什曾建议只让一半船员离船，但他声称如果只留下威尔逊一个人就足够了。”

“我也记得那件事，”杰克拉着胡子说，对于我爱人的离奇故事感到万分震惊。这是一份冷峻、惊人的事实陈述，她现在站着紧紧抓着我，急切地看着我的双眼，读出我脑海中闪过的每一个念头。“尸体被发现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舰队在‘爱丽丝号’离开后大约一周停泊在拿坡里，我们在那里时，尸体被冲到了索伦托附近。起初人们没怎么注意，但根据死者亚麻布上的标记，发现他就是波洛夫斯托夫，俄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据说是多次受到虚无主义者警告的人。因此，人们断定他的死是由于虚无主义者的报复。”

埃尔玛指着纸，示意我往下读。我照做了，陈述内容如下：

“男爵之所以饶我一命，真实的理由是，如果我死了，我的财产将转给住在达勒姆的一位远房表亲。然而，他对我现在的态度却变得极其礼貌和客气——这种转变让我觉得并非好事。他打算通过把我嫁给他的儿子迈克尔来获取我的钱财，迈克尔在彼得堡以赌徒的恶名著称。秋天，我们回到了芬兰，冬天他带我到尼斯去住他姐姐家。然而，他几乎每天都提到拿坡里的那场悲剧，并威胁我说，如果我吐露哪怕一个字，或者承认见过那个曾经是他的对手和受害者的人，就杀了我。”

“去年六月，”另一段写道，“我们在赫尔辛基，一天男爵突然叫我，让我准备行程。我们准备横渡到斯德哥尔摩，然后去赫尔，‘爱丽丝号’在那里等我们，因为莱斯考特先生和穆里尔邀请我们去希腊群岛进行夏季巡游。我极不情愿地上了游艇，但我无能为力，不敢说出我已经掌握的关于我们同船客人的事实。看来，我和穆里尔被带上船仅仅是为了迷惑岸上的卫兵和海关官员，隐瞒这艘船的真实性质。当它安全驶出海峡后，被重新粉刷并更名为‘萝拉号’，直到外观与‘爱丽丝号’大相径庭。”

“利沃诺港是我们第一个停靠点，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故意搁浅在沙洲上，后来被意大利鱼雷艇拖了出来。第二天晚上你上船吃饭，穆里尔和我接到严格命令不得露面。然而我们一直在观察你，我看到你捡起了我那天撕碎的照片。在你离开后不久，伍德罗夫、查特和麦金托什上了岸，在午夜时分离开了两个小时。就在他们回来之前，男爵敲响了我舱房的门，说他必须上岸，并告诉我换好衣服陪他去。他从不让我享受有女仆侍奉的待遇，我想是因为他担心女仆会知道得太多。我顺从地起床穿好衣服，当我走出去时，他告诉我带上旅行披风和梳妆包，并补充说他被迫去北方，因为继续巡游会占用太多时间。他说他必须赶回处理公务。我刚收拾好行李，那三个人就回到了船上，他们一个个脸色阴沉，显得很失望。伍德罗夫对男爵低语了几句，随后我去了穆里尔的舱房向她告别。我们上了岸，先乘火车去科莱萨尔维蒂，然后到比萨，接着去了那座我一直向往的古老而美丽的城市锡耶纳。我的一颗牙齿痛得厉害，男爵在锡耶纳酒店住了两天后，带我去找了一个看起来很古怪的老意大利人——一位据说享有极高声誉的牙医。我很快注意到这两个人以前见过面，当我坐在椅子上吸入气体时，我看到他们交换了意味深长的眼色。片刻之后，我失去了知觉，但一小时后当我醒来时，我惊恐地感到耳朵里有一种奇怪的酸痛感。我的舌头似乎也麻痹了，片刻之后，可怕的真相在我脑海中浮现。我被弄成了聋哑人！”

“男爵假装对我非常关心，”文中继续写道，“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已成为一个卑鄙恶毒阴谋的受害者，而这是他构思的，因为他担心我会说出关于枢密顾问官波洛夫斯托夫的真相，因为他时刻生活在被揭穿的恐惧之中。除掉我违背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会失去我的财产，所以他让我失声，以免我揭露关于他和他的同伙的可怕真相。他并不富有，我有理由相信，他时不时地提供拥有贵重珠宝的人员信息，从而分享游艇上那些人劫掠来的财物。”

“从意大利我们前往柏林，然后到彼得堡，又回到凄凉的赫尔辛基，旅程尽可能地快，但他从不允许我与陌生人在一起。我的耳朵和舌头都很痛，但我什么也没说。他绝对是一个披着黑外套的魔鬼，我现在的唯一念头就是如何逃离他。从那个所谓的牙医毁了我的听力并剥夺了我的说话能力的那一刻起，他就让我远离所有人。担心我揭露一切的恐惧显然已经让他终日惶惶，他构思了那种残忍的方式让我闭嘴。但直到回到芬兰，他那卑劣行径的真正深度才显现出来。”

“我们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叫来了从彼得堡随行的儿子，并再次书面要求我嫁给他。我写下回复——坚决拒绝。他愤怒地挥拳砸在桌子上，写道要么嫁给他儿子，要么就死。然后第二天，当我在赫尔辛基城外独自散步时，就像我常做的那样，我以企图谋害瓦库洛夫夫人的伪造罪名被捕，未经审判就被流放到可怕的卡亚纳要塞，那里的恐怖你本人也经历过。起诉我是为了把我关进去，但一旦进入内部，总督的计划就是通过威胁和地方上的持续恐怖来迫使我同意这门婚事。他甚至不惜动用部长令将我流放到萨哈林岛，并带着它来到卡亚纳，声称如果一个月内我不同意，他就让我被流放。他在卡亚纳时知道他的秘密是安全的，因此他竭尽全力迫使我同意这桩可憎的婚姻。”

“其余的一切你都知道了——上天是如何指引你作为我的解救者来到我身边的，以及伍德罗夫是如何暗中尾随你，并假装是我的朋友把我带到彼得堡的。他从男爵那里得知了我的财产，并打算亲自娶我。但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我觉得这一切就像一场噩梦。我从没想过世界上竟存在如此多的罪恶，人们竟能用如此虚伪和残酷的手段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啊！我在卡亚纳忍受的折磨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但愿奥伯格和伍德罗夫能得到他们应得的下场——如果不是在这个世界，那就在来世。我们不是被圣经教导要宽恕我们的敌人吗？因此，让我们宽恕吧。”

* * * * *

我那沉默的爱人的奇特故事到此结束。一个枯燥、直白的叙述，让我们所有人在片刻间完全说不出话来——这是有史以来披露出的最奇异、最令人震惊的故事之一。

她注视着我脸上的每一个表情，然后，当我读完并将手臂温柔地环在她苗条的腰间时，她将美丽的脸庞抬向我，接受我印在她那柔软、饱满的嘴唇上的热吻。

“这当然让一切都清楚了，”杰克惊呼道，“波洛夫斯托夫是一位思想非常开明、正直的官员，深受沙皇宠信，是奥伯格的一个严重威胁，奥伯格在芬兰采取的激进且冷酷的手段并不完全得到皇帝的认可。男爵对此非常清楚，通过巧妙地诱骗他登上‘爱丽丝号’，他成功地通过递给他那支藏有小炸弹的雪茄——一种可能被他在芬兰的警察没收的虚无主义装置——除掉了这位注定要占据他职位的竞争对手。”

“是的，”我叹了口气说，“谜团确实解开了，但可怜的埃尔玛仍然是受害者。”我又在爱人的唇上热烈地吻了一次又一次。

结语

近两年过去了。

在神圣的俄国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战争及其灾难，发生了许多重大而惊人的变化。俄国不再是曾经被认为的那个强国了。自从我第一次将我沉默的爱人拥入怀中那天起，已经发生了许多令世界震惊的事件。其中一件是你们都知道的。

毫无疑问，你在报纸上读到过，那位芬兰的迫害者、教育的敌人、手无寸铁者的无情仇敌——那位下令将卡亚纳的妇女鞭笞至死、被芬兰人称为“扼杀者”的铁石心肠的官员，男爵 Xavier Oberg，在乘马车前往赫尔辛基火车站准备觐见沙皇途中，被人从马车下投掷的炸弹炸成了碎片。

秘密的真相是，“红衣神父”下令处死 Oberg，阴谋迅速付诸实施。尽管警方逮捕了五百人，但至今仍不知道策划者是谁，也不知道是谁投掷了那枚致命的导弹。革命者们被警察的猎犬从一处追捕到另一处，然而“红衣神父”依然安静地生活在彼得堡，而 Zurloff 公主在未受怀疑的情况下，将她巨额收入的大部分都贡献给了自由事业。

关于 Jack 和 Muriel，我只需说，他们在 Elma 从俄国回来大约三个月后结婚了。目前，他们住在格拉斯哥郊外，Jack 在那里谋得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岸上职位。

通过某种途径——具体如何尚不完全清楚——警方发现 Dick Archer（又名 Woodroffe，又名 Hornby）参与了那起巧妙的抢劫案，从尤斯顿站的一名男仆手中偷走了一个装有 Lancashire 太夫人珠宝的化妆包。经过长期搜查，他们在利物浦的一家旅馆里找到了他。然而，当他们去逮捕他时，他对着侦探们的脸大笑，迅速将某种东西放进嘴里并咽了下去，赶在他们阻止之前——十分钟后，他倒地身亡。他知道，如果我们出庭指控他，将会有多么可怕的真相大白，因此他宁愿自杀，也不愿接受法律的审判。

Chater 虽然是欧洲最专业的珠宝窃贼之一，但从未犯过更严重的罪行。当我们听说他人在旧金山，开了一家小酒吧并试图诚实生活时，我们决定让他留在那里。事实上，大约九个月前，Jack 还写信警告他，如果再敢踏上英国国土，定会遭到逮捕。

Olinto Santini 最近在布莱顿的 Western Road 开了一家小餐馆，据我所知，生意做得很好。

至于我们！好吧，我能告诉你什么呢？言语无法描述我们幸福的圆满。这是田园诗般的——我只能说这些。

在 Elma 写下她那令人震惊且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后没几天，我便向她求了婚。一年前，在赫特福德郡的一个乡村小教堂里，我们结为夫妻。参加婚礼的还有我妻子的母亲 Heath 夫人，通过我在彼得堡官方渠道的努力，沙皇对她施以仁慈，她从那座曾被残酷且不公地关押的遥远北极监狱中获释。

两位伦敦顶尖的专家一直在为我亲爱的妻子进行治疗，在他们的照料下，她的言语能力已经恢复——事实上，她现在已经可以用低沉、柔和的声音耳语了。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很乐观，不久她的声音会变得更强，语言能力也将几乎完全恢复。此外，她也已经开始有了听觉。

历经了过去所有的风暴与险境，我们的生活如今确实充满了平静与甜蜜的安宁。在多佛尔之外的圣玛格丽特湾，我们的舒适小屋里，有着爬满玫瑰和忍冬的藤架门廊，面对着蔚蓝的海峡，我们过着彼此信任、爱意无尽的生活。我们感到无比满足——我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

每当我们坐在傍晚时分，凝视着那些在神秘余晖中暗影憧憧地驶向远方的大船，我们便会默契地紧握双手，那种沉默比言语更为动人。当我们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神圣的谕令便浮现在心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