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ecret Agent: A Simple Tale

《间谍》 一个简单的故事

作者 约瑟夫·康拉德

第二版

梅休因出版公司 伦敦埃塞克斯街36号

初版……1907年9月 第二版……1907年10月

献给 H. G. 威尔斯

刘易舍姆先生爱情的记录者 基普斯的传记作者 未来时代的史学家

谨以此十九世纪的简单故事 聊表敬意

第一章

维洛克先生早上出门时，名义上把他的店铺交给了内弟照看。这事儿办得到，因为生意向来冷清，尤其在傍晚之前几乎毫无生意可言。维洛克先生对他那冠冕堂皇的生意并不怎么上心。况且，他的妻子还在照看着内弟呢。

店铺很小，房子也小。这房子是伦敦进入重建时代前随处可见的那种污浊的砖房。店面像个方盒子，正面镶着几块小玻璃窗。白天，店门总是关着；傍晚，门会谨慎而又可疑地半掩着。

橱窗里陈列着一些穿着暴露程度不一的舞女照片；像专利药一样包裹着的杂色包裹；封口严实的黄色纸信封，质地很薄，上面用粗大的黑体字标着“二先令六便士”；几期挂在绳子上晾着的古旧法国漫画刊物；一只灰扑扑的蓝色瓷碗，一个黑木匣子，几瓶记号墨水和橡胶图章；几本标题暗示着下流内容的旧书；还有几份看起来年代久远的冷门报纸，印刷粗糙，标题诸如《火炬》、《锣》——这些标题倒是挺能煽动人心。玻璃窗内那两盏煤气灯总是调得很暗，或许是为了省钱，或许是为了顾客着想。

这些顾客，要么是些年轻人，在橱窗前徘徊一阵后冷不丁地溜进去；要么是些年纪稍长、但看起来总是一副囊中羞涩模样的男人。其中一些人把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遮住胡须，裤脚上沾着泥点，看上去磨损严重且价值不高。裤管里的那双腿，通常看起来也没什么分量。他们把手深深插进大衣侧兜，侧着身子溜进去，一边肩膀先探进去，仿佛生怕惊动了门铃。

那门铃靠一条弯曲的钢片挂在门上，很难避开。它坏得彻底，但每到傍晚，只要有一点动静，它就会在顾客身后发出厚颜无耻的刺耳声响。

铃声一响，维洛克先生就会匆忙穿过漆皮柜台后那扇积满灰尘的玻璃门，从后厅走出来。他的双眼天生沉重，整个人看起来就像穿着全套衣服在没铺好的床上躺了一整天。换作旁人，这种形象定会成为明显的劣势。在零售生意中，卖家的亲和力与仪表至关重要。但维洛克先生深谙此道，并未因任何关于形象的美学顾虑而感到不安。他带着一种坚定、目光沉稳的无赖气派，仿佛能拒阻任何可怕的威胁，开始在柜台上售卖一些显然极其不值钱、甚至荒唐可笑的商品：比如一个小纸盒，里面看起来什么也没有；或者那些密封严实的黄色薄纸信封；再或者一本封面上印着诱人标题的破旧纸面书。偶尔，那张褪色的黄色舞女照也会被当作真人似的卖给一个业余爱好者。

有时，听到那破铃声，维洛克太太也会现身。温妮·维洛克是一位年轻女子，胸部丰满，穿着紧身胸衣，臀部宽大。她的头发梳理得非常整洁。和丈夫一样，她目光沉稳，在柜台的屏障后保持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冷漠。这时，那些年纪尚轻的顾客在面对一位女性时会突然感到局促不安，心中带着怒气，索性随口要一瓶零售价六便士（在维洛克店里卖一先令六便士）的记号墨水，出门后便悄悄扔进了阴沟里。

晚间的访客——那些竖起衣领、压低软帽的男人们——会向维洛克太太点头示意，嘀咕着打个招呼，然后掀开柜台末端的活动板进入后厅，那里通往一条走廊和一段陡峭的楼梯。店门是进入这座房子的唯一入口，维洛克先生在这里经营着他那见不得光的生意，履行着他作为社会保护者的职责，并培养着他的家庭美德。后者的表现尤为突出。他是个彻底的居家男人。无论是精神、思想还是身体上的需求，都不至于让他多往外跑。他在家里找到了身体的安适和良心的平静，还有维洛克太太的贤惠照料以及维洛克太太母亲的恭敬关怀。

温妮的母亲是个肥胖、喘着粗气、长着一张大棕脸的女人。她在那顶白帽子下戴着一顶黑假发。她那肿胀的双腿使她行动不便。她自称有法国血统，这或许是真的；在与一位普通酒馆老板度过多年婚姻生活后，她靠在沃克斯豪尔桥路附近的一处广场出租绅士公寓来养老，那里曾经辉煌一时，至今仍划归贝尔格莱维亚区。这个地理位置对她的房屋广告颇有助益；但这值得尊敬的寡妇所接待的顾客，并不算是真正时髦的那种。温妮也会帮着照看这些租客。寡妇引以为傲的法国血统在温妮身上也有所体现。那体现于她那一头光亮深色秀发的极度整洁与艺术感。温妮还有其他魅力：她的青春；她那丰满圆润的身材；她那白皙的肤色；还有她那深不可测的缄默所带来的诱惑力——这种缄默从未妨碍过交谈，租客们总是谈兴正浓，而她则报以平稳的温和。想必维洛克先生正是为这些魅力所倾倒。维洛克先生是个断断续续的常客。他来去匆匆，没有明显的缘由。他通常（像流感一样）从欧洲大陆抵达伦敦，只是他的到来从不被媒体报道；他的造访往往来势汹汹。他每天都在床上吃早餐，像在烂泥里打滚一样，带着一种安静的享受在床上待到中午——有时甚至更晚。但当他出门后，似乎很难找到回那个位于贝尔格莱维亚广场的临时住所的路。他出门晚，回来得早——早到凌晨三四点；而当他在十点醒来时，他会带着戏谑而疲惫的客气，用那种因为连续几个小时不停说话而嘶哑、走调的嗓音，对端着早餐托盘进来的温妮说话。他那双突出、眼睑沉重的眼睛充满爱意又懒散地斜转着，被子拉到下巴，深色而平顺的小胡子遮住了他那厚实的嘴唇，那嘴唇足以说出许多甜言蜜语。

在温妮的母亲看来，维洛克先生是个非常好的绅士。从她在各种“商业场所”积累的生活经验中，这位好心的老妇人退休后依然保留着一种绅士理想，就像酒吧私人雅座里的常客们所表现出的那样。维洛克先生接近了这个理想；事实上，他达成了它。

“当然，妈妈，我们会接手你的家具的，”温妮曾说。

那间寄宿公寓不打算经营了。看来继续开下去也没什么好结果。这对维洛克先生来说太麻烦了。而且对他那其他的生意也不方便。他并未言明自己的生意到底是什么；但在与温妮订婚后，他特意赶在中午前起床，下到地下室的早餐室，在那儿他那动弹不得的岳母所在的地方，表现得非常讨人喜欢。他摸摸猫，拨弄拨弄火，在那儿享用午餐。他离开那带有轻微霉味却舒适的房间时流露出明显的留恋，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在外面待到深夜。他从未提出带温妮去剧院，作为一位如此优秀的绅士本该如此。他的夜晚被占满了。他有一次告诉温妮，他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性的。他警告她，她必须对他那些政治朋友非常客气。

她用那直率、深不可测的目光回答说，她当然会这样做的。

关于他的职业，他究竟还告诉过她多少，温妮的母亲是不可能打听出来的。这对夫妇连同家具一起接管了她。店铺的寒酸令她感到惊讶。从贝尔格莱维亚广场搬到苏活区那条狭窄的街道，对她的腿影响很大。它们变得肿胀得惊人。另一方面，她从物质琐事中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女婿那沉重的随和感给了她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她女儿的未来显然有了保障，甚至对于儿子史蒂维，她也不必再有任何焦虑。她一直无法掩盖自己内心的想法：那个可怜的史蒂维是一个可怕的累赘。但考虑到温妮对她这位孱弱兄弟的喜爱，以及维洛克先生善良慷慨的品性，她觉得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这残酷的世界里应该还算安全。而在她的内心深处，或许对于维洛克夫妇没有孩子这件事，她并不感到遗憾。既然这种情况对维洛克先生来说似乎完全无关紧要，而温妮又在兄弟身上找到了某种近乎母爱的寄托，这对于可怜的史蒂维来说，或许反倒是一件好事。

因为那个孩子确实难以安置。他身体虚弱，在某种纤细的意义上也算长相俊秀，除了下唇那呆滞的垂落感。在我们那优越的义务教育体系下，尽管下唇长得不讨喜，他还是学会了读写。但作为信差，他并未取得多大成功。他总是忘记交代的事；他很容易被路边的流浪猫狗吸引，跟着它们跑进狭窄的小巷和肮脏的院子；被街头的喜剧表演吸引，他张着嘴看得入神，以至于耽误了雇主的正事；或者被那些跌倒马匹的惨状所吸引，那种悲凉与暴力有时会让他大声尖叫，惹得周围那些喜欢安静享受这一国民奇观的群众感到厌烦。当被一位严肃且具有保护意识的警察领走时，人们往往会发现可怜的史蒂维忘记了自己的住址——至少暂时是这样。一个唐突的问题会让他口吃得近乎窒息。当被任何令人困惑的事情惊吓到时，他会恐怖地斜着眼。不过，他从未发作过癫痫（这令人欣慰）；在童年时期，每当面对父亲那自然的焦躁时，他总能躲到姐姐温妮的短裙后寻求庇护。另一方面，人们或许会怀疑他隐藏着一股鲁莽的淘气劲。在他十四岁那年，他已故父亲的一位朋友、一家外国奶制品公司的代理商给了他一个办公室勤杂员的职位，结果在一个大雾弥漫的下午，趁主管不在，他被发现正忙着在楼梯上放烟花。他接二连三地引爆了一连串狂暴的火箭、愤怒的卡特琳娜风车和噼啪作响的鞭炮——事情本可能演变得非常严重。整栋大楼陷入了一阵可怕的恐慌。惊慌失措、被烟雾呛到的职员们在走廊里四散奔逃，大礼帽和老派商人们狼狈不堪地滚下楼梯。史蒂维似乎并没有从他的所作所为中获得任何个人的快感。他做出这种别出心裁之举的动机很难捉摸。直到很久以后，温妮才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供述。似乎是楼里的另外两个办公室勤杂员用那些关于不公与压迫的故事煽动了他的情绪，以至于他的同情心爆发到了那样的狂热程度。当然，父亲的朋友立即解雇了他，认为他会毁了自己的生意。在那场利他主义的壮举之后，史蒂维被派去地下室厨房洗碗，并为那些光顾贝尔格莱维亚公馆的绅士们擦皮鞋。显然，这种工作没什么前途。绅士们偶尔会给他一先令小费。维洛克先生表现得是所有租客中最慷慨的一位。但总的来说，无论是收入还是前景，这些都不算什么；因此，当温妮宣布与维洛克先生订婚时，她的母亲看着洗碗槽，叹息着忍不住想，可怜的史蒂芬现在该怎么办。

看来维洛克先生愿意接纳他，连同他妻子母亲以及那些算作全家唯一显性财产的家具一起。维洛克先生将所有这一切都揽入了他那宽广而随和的怀抱。家具被安放在屋子里最合适的地方，但维洛克太太的母亲被限制在二楼的两间后房里。倒霉的史蒂维就睡在其中一间。此时，他那原本清晰的下颚线已长出了一层稀疏的绒毛，像一层金色的迷雾，使其变得模糊。他以盲目的爱与顺从协助姐姐处理家务。维洛克先生觉得让他做点事应该不错。他把空闲时间都用来在纸上用圆规和铅笔画圆。他极其勤奋地投入到这项消遣中，胳膊撑开，弓着身子伏在厨房桌上。通过店后那间客厅敞开的门，他的姐姐温妮不时以母亲般的警惕注视着他。

第二章

这就是维洛克先生在上午十点半出门向西时，留在身后的房子、家庭和生意。这对他来说太早了，他整个人散发着近乎露水般的清新魅力；他那件蓝色呢子大衣敞着怀；皮靴锃亮；刚刮过的脸颊泛着光泽；就连他那双经过一夜安稳睡眠而重获精神的沉重眼睑，也透出几分警觉。透过公园的栅栏，这些目光注视着在骑马道上骑行的人们：成双成对和谐地小跑而过，其他人稳重地慢行，三三两两闲逛的人群，看起来不合群的独行骑手，以及被身后远处一位头戴帽徽、紧身大衣外系着皮带的马夫跟随的独行女性。马车滚滚而过，大多是双马轿车，偶尔可见一辆维多利亚马车，里面铺着某种野兽的皮毛，女人的脸和帽子从折叠的车篷上显露出来。一种典型的伦敦阳光——除了看起来有些充血外无可指摘——以它的凝视美化了这一切。它悬在海德公园拐角上方适度的高度，带着一种准时而慈祥的警觉。在那种弥漫的光线下，连维洛克先生脚下的路面都呈现出一种老金色的色泽，在那光线下，墙壁、树木、野兽和人都投不下影子。维洛克先生正走在向西的路上，穿过一座没有影子的城镇，置身于一种粉状老金色的氛围中。房顶上、墙角上、车厢板上、马匹的毛色上，以及维洛克先生大衣那宽阔的后背上，都闪烁着红铜色的微光，在背上形成了一种暗淡的锈迹感。但维洛克先生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已经生锈了。他透过公园栅栏，以赞许的目光审视着这座城镇的富足与奢华。所有这些人都是需要保护的。保护是富足与奢华的首要需求。他们必须受到保护；他们的马匹、马车、房屋、仆人也必须受到保护；他们财富的来源必须在城市的心脏和国家的中心得到保护；整个有利于他们健康懒散的社会秩序，必须受到保护，以防受那不健康劳作的浅薄嫉妒所侵害。必须如此——如果不是因为维洛克先生天生厌恶任何多余的活动，他或许会满意地搓搓手。他的懒惰并不健康，但非常适合他。他以一种惰性狂热，或者说是一种狂热的惰性，以某种方式沉迷于其中。他生于勤劳的家庭，本该过着劳碌的一生，却出于一种既深刻又难以言说、如同一个人在千万人中偏爱某位特定女性般不可抗拒的冲动，选择了懒惰。他懒得去当一个单纯的煽动家，懒得去做一个工匠演说家，懒得去当一个劳工领袖。那太麻烦了。他需要一种更完美的安逸；又或许，他是一个对任何人类努力的有效性抱有哲学怀疑论的受害者。这种懒惰形式需要并隐含着一定程度的智力。维洛克先生并非没有智力——若不是因为那标志性的怀疑态度需要耗费精力，面对受到威胁的社会秩序时，他或许会对自己眨眨眼。他那双大而突出的眼睛并不适合眨眼。它们更像是那种在睡梦中庄严闭合，产生出一种宏大效果的类型。

维洛克先生，像一头肥猪般沉默而臃肿，既没有满意地搓手，也没有怀疑地眨眼，继续前行。他穿着锃亮的皮靴，沉重地走在人行道上，整个人看起来像个自营生意的富裕工匠。他可能是任何职业，从装裱匠到锁匠；一个雇佣少量工人的老板。但他的身上还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气质，这是任何工匠无论以多么不诚实的方式从事手艺也无法获得的：那种靠人类的恶习、愚行或卑劣恐惧为生的人共有的气质；那种在赌窟和妓院经营者、私人侦探和调查员、酒商，以及我敢说，那些兜售强身健体电腰带的人和专利药发明者身上常见的道德虚无主义的气质。但关于最后一种我不敢确定，因为我还没把调查深入到那个地步。据我所知，这些人的表情或许是纯粹邪恶的。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我想强调的是，维洛克先生的表情绝非邪恶。

在到达骑士桥之前，维洛克先生从繁忙的大马路上向左拐去。大马路上熙熙攘攘，摇晃的公共马车和疾驰的货车吵得人头昏脑胀，而这里却只有轻快、急促、几乎悄无声息的汉斯马车流。在他那顶略微向后倾斜的帽子下，头发被精心梳理得服服帖帖，显得十分恭敬；因为他要打交道的是大使馆。维洛克先生像块岩石一样稳重——一种质地柔软的岩石——沿着一条完全可以称之为私人街道的道路走去。街道宽阔、空旷，一眼望不到头，带有某种无机自然界的威严，那是永恒不朽的物质所具有的特质。唯一能提醒人们这里还有生命迹象的，是一辆医生的四轮马车，它停在靠近路缘石的地方，处于一种庄严的孤独中。抛光的门环闪闪发光，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洁净的窗户泛着深沉、不透明的光泽。一切都是静止的。但在远处的透视点，一辆送奶车哐啷哐啷地嘈杂驶过；一个肉铺学徒，驾车有着奥林匹克运动会战车手那种高贵的鲁莽，高坐在红轮马车上，拐过街角飞驰而去。一只看起来心虚的猫从路基下钻出来，在维洛克先生面前跑了一会儿，然后一头扎进了另一个地下室；而一名身材魁梧的警察，表情冷漠，仿佛对任何情感都一无所知，也如同这无机自然界的一部分，似乎是从电线杆里冒出来的，对维洛克先生连看都没看一眼。向左一转，维洛克先生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继续前行，街道的一侧是一堵黄色的墙，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墙上用黑字写着“切舍姆广场1号”。切舍姆广场至少在六十码开外，而维洛克先生，作为一名足够国际化、不会被伦敦的地形迷宫所蒙蔽的人，稳步前行，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讶或愤慨。最终，他带着办事的执着，到达了广场，径直走向10号。这属于两栋房子之间一堵高大、干净的墙上的一个气派的车马大门，其中一栋合理地标着9号，另一栋则标着37号；但后者属于波特希尔街——这在附近是一条很有名的街道——这一事实，被刻在底层窗户上方的一块铭牌所揭示，铭牌是由负责管理伦敦这些“走失”房屋的高效当局所安置的。为什么不请求议会赋予权力（一项简短的法案就足够了）来强制这些建筑物回到它们所属的位置，这是市政管理中的奥秘之一。维洛克先生并不为此伤脑筋，他的人生使命是维护社会机制，而不是使其完美化，甚至也不是对其进行批评。

时间还太早，大使馆的门房急匆匆地从传达室里出来，还在费劲地套着制服外套的左袖。他的马甲是红色的，穿着马裤，但神情十分慌乱。维洛克先生察觉到对方从侧翼冲来，只是简单地伸出一只盖有大使馆徽章的信封，便将其打发了，继续前行。当他来到门口时，又向那位开门并退后让他进入大厅的仆人亮出了同样的“护身符”。

高大的壁炉里燃着明亮的火，一位穿着晚礼服、脖子上挂着链子的老绅士背对着壁炉站着，他正低头看着双手摊开的一张报纸，脸上神情冷静而严峻。他没有动；但另一名穿着棕色裤子、镶着细黄色边线的燕尾服的男仆走近维洛克先生，听到了他低声报出的名字，便转过身，一言不发地开始走，头也不回。维洛克先生就这样被领进大楼底层的一条通道，绕过那座铺着地毯的宏大楼梯左侧，随即被示意进入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陈设着一张厚重的写字台和几把椅子。仆人关上门，维洛克先生独自留在了里面。他没有坐下。他一手拿着帽子和手杖，四下打量，另一只胖乎乎的手摸了摸自己那光秃秃、梳得油光发亮的头。

另一扇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维洛克先生将目光锁定在那边，起初只看到一片黑色的衣服、一个秃顶的头顶，以及在这一双布满皱纹的手两侧垂下的深灰色鬓角。来人双眼正盯着一叠文件，迈着细碎的步子走到桌前，同时翻动着手中的纸张。枢密顾问伍尔姆特，即大使馆的秘书长，有些近视。这位勤勉的官员将文件放在桌上，露出一张面色苍白、透着忧郁丑态的脸，周围环绕着一头细长、灰白的头发，眉毛浓密而粗犷。他把一副黑框夹鼻眼镜架在扁平且毫无形状的鼻梁上，似乎被维洛克先生的外貌惊到了。在那对巨大的浓眉下，他那双无力的眼睛在镜片后可怜地眨动着。

他没有打招呼；维洛克先生也没有，他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份；但维洛克先生肩背轮廓的一丝微妙变化，暗示着他在那件宽大的外套下脊梁微微弯曲。那是一种不引人注目的谦恭姿态。

“我这儿有你的一些报告，”那位官僚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柔和且疲惫的声音说道，同时用食指尖用力压在文件上。他停顿了一下；而维洛克先生，一眼认出了那是自己的笔迹，在近乎屏息的沉默中等待着。“我们对这里警方表现出的态度不太满意，”对方继续说道，语气中透出明显的精神疲惫。

维洛克先生的肩膀没有真正移动，却带出一种耸肩的效果。这是他那天早上离开家后，第一次开口说话。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警察，”他哲学性地说道。但当那位大使馆官员继续定定地眨眼看着他时，他感到不得不补充道：“请允许我指出，我对这里的警方没有任何行动上的影响力。”

“我们所期望的，”那位文件官说道，“是发生一件确切的事情，以刺激他们的警觉性。这属于你的职权范围——难道不是吗？”

维洛克先生除了叹了口气外，没有做任何回答。这叹息是他不由自主发出的，因为他立刻试图让自己的脸部表情变得愉悦起来。那位官员疑惑地眨了眨眼，仿佛受到了房间里昏暗光线的影响。他含糊地重复道：

“警方的警觉性——以及地方法官的严厉程度。这里司法程序普遍的宽容，以及完全缺乏任何压制性措施，简直是欧洲的丑闻。现在所希望的是加剧这种不安——加剧那种毫无疑问确实存在的动荡局面——”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维洛克先生用一种深沉、恭敬的男低音打断道，那语气中带有某种演说家的特质，与他之前说话的腔调截然不同，以至于他的谈话对象感到大为惊讶。“这种动荡确实达到了危险的程度。我过去十二个月的报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过去十二个月的报告，”伍尔姆特参赞用他那种温和而冷静的语调开头，“我已经读过了。我没能发现你写这些报告到底有什么意义。”

房间里陷入了一阵悲凉的沉默。维洛克先生似乎把舌头吞进去了，对方则死死盯着桌上的文件。最后，他将文件轻轻推了一下。

“你所揭露的这些现状，被假定为是你受雇的前提条件。现在所需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揭露一个明确、重大的事实——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恐的事实。”

“不用说，我所有的努力都将指向这一目标，”维洛克先生用那沙哑的谈话口吻，带着令人信服的语调说道。但桌子另一端那双闪烁着盲目光芒的眼镜后投来的警觉目光，让他感到窘迫。他戛然而止，做出了一个绝对忠诚的姿态。这位大使馆里有用、勤奋但默默无闻的成员，看起来像是被某种新产生的念头所打动。

“你太肥胖了，”他说。

这一观察本质上属于心理学范畴，且带着那种更熟悉墨水和纸张、而非现实生活需求的办公室职员所特有的谦卑犹豫，像一句粗鲁的人身攻击一样刺痛了维洛克先生。他向后退了一步。

“嗯？您刚才说什么？”他沙哑地抗议道。

这位负责主持此次谈话的大使馆秘书长似乎感到难以招架。

“我想，”他说，“你最好去见见弗拉基米尔先生。是的，毫无疑问，我认为你应该去见见弗拉基米尔先生。请在这里等候，”他补充道，随后迈着细碎的步子走了出去。

维洛克先生立刻用手捋了捋头发。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他像一个吹着勺子里热汤的人一样，从噘起的嘴唇中吐出气来。但当那位穿棕色制服的仆人再次无声地出现在门口时，维洛克先生依然没有挪动半步。他一直纹丝不动，仿佛感到自己被陷阱包围。

他走过一条由一盏孤零零的煤气灯照亮的通道，爬上一段蜿蜒的楼梯，穿过一楼一条明亮、玻璃镶嵌的走廊。男仆推开一扇门，侧身站立。维洛克先生的脚下感觉到厚厚的地毯。房间很大，有三扇窗户；一位下巴刮得干干净净、脸庞硕大的年轻人，正坐在红木大写字台前宽敞的扶手椅里，对着手里拿着文件正要走出去的秘书长用法语说道：

“你说得太对了，亲爱的。他很胖——这只动物。”

弗拉基米尔先生，第一秘书，在社交界有着令人愉悦、风趣横生的名声。他是社交圈里的宠儿。他的机智在于发现不协调事物之间滑稽的联系；在谈论这种话题时，他会身体前倾，左手抬起，仿佛在用拇指和食指展示他那些有趣的论证，而他那圆润、光洁的脸上则带着一种欢快的困惑神情。

但在他注视维洛克先生时，却丝毫没有欢快或困惑的踪影。他深深地陷在宽大的扶手椅里，手肘平展，一条腿搭在另一条粗壮的膝盖上，那张光滑而红润的面孔有着一种极其早熟、绝不会容忍任何人胡闹的婴儿气质。

“我想你应该听得懂法语吧？”他说道。

维洛克先生沙哑地表示他听得懂。他那庞大的身躯微微前倾。他站在房间中间的地毯上，一只手紧紧抓着帽子和手杖；另一只手无力地垂在身侧。他喉咙深处含糊不清地嘟囔着自己曾在法国炮兵部队服过兵役。弗拉基米尔先生立刻以一种轻蔑而乖戾的态度切换了语言，开始用一口地道的英语说话，完全没有外国口音。

“啊！是啊。当然。让我看看。你通过窃取他们新型后膛炮的炮闩设计图拿到了多少报酬？”

“在要塞中接受了五年严密监禁，”维洛克先生出人意料地回答道，但没有流露出任何情感。

“你逃脱得倒容易，”这是弗拉基米尔先生的评论。“不管怎样，让你自己被抓到也是你活该。是什么促使你去干那种勾当的——嗯？”

维洛克先生沙哑的嗓音开始谈起青春，谈起对一个不值得的人那种致命的迷恋——

“啊哈！Cherchez la femme（去找那个女人），”弗拉基米尔先生不屑地打断道，身体稍微舒展了一些，但没有表现出友善；相反，他的屈尊降贵中带有一丝冷酷。“你在这里受雇于大使馆有多久了？”他问。

“自从已故的斯托特-瓦滕海姆男爵时代起，”维洛克先生用低沉的音调回答，并悲伤地撅起嘴唇，以表示对这位已故外交官的哀悼。第一秘书一动不动地观察着他脸部表情的变化。

“啊！从那时候起。好吧！那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他严厉地问。

维洛克先生有些惊讶地回答说，他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说。他是收到信被传唤来的——他忙乱地将手伸进外套侧兜，但在弗拉基米尔先生那种嘲弄、冷峻的监视下，决定把手留在那儿。

“呸！”后者说道。“这种身体状况是怎么回事？你甚至连职业所需的体格都没有。你——一个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的一员——绝不可能！你——一个绝望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到底是哪一个？”

“无政府主义者，”维洛克先生声音沉闷地陈述道。

“胡扯！”弗拉基米尔先生继续说道，声音并没有提高。“你把老伍尔姆特都吓了一跳。你骗不了傻子的。顺便说一句，他们全都是傻子，但你给我的感觉简直是不可能。所以，你通过窃取法国炮的设计图开始了与我们的合作。结果你被抓住了。那一定让我们的政府非常不快。你看起来并不怎么精明。”

维洛克先生沙哑地试图为自己开脱。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是因为对一个不值得的人那种致命的迷恋——”

弗拉基米尔先生抬起一只又大、又白、又丰满的手。“啊，是的。不幸的恋情——你年轻时的那段。她拿走了钱，然后把你出卖给了警察——是吧？”

维洛克先生面部表情那凄凉的变化，以及整个人瞬间的垮塌，承认了那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事实。弗拉基米尔先生的手握住了搁在膝盖上的脚踝。袜子是深蓝色的丝绸制品。

“你看，那可不怎么聪明。也许你太容易动情了。”

维洛克先生用一种喉音，含糊地表示他已经不再年轻了。

“哦！那是年龄治愈不了的缺陷，”弗拉基米尔先生带着一种邪恶的熟悉感评论道。“但不对！你太胖了，不可能是那样。如果你真的容易动情，就不会长成现在这副样子。我告诉你我认为问题出在哪里：你是个懒汉。你从这个大使馆领取报酬有多久了？”

“十一年，”片刻的阴郁迟疑后，他回答道。“当斯托特-瓦滕海姆男爵阁下还在巴黎担任大使时，我曾受命前往伦敦执行过几次任务。后来在阁下的授意下，我在伦敦定居下来。我是英国人。”

“你是！你是吗？嗯？”

“我是天生的英国臣民，”维洛克先生木然地说道。“但我父亲是法国人，所以——”

“没必要解释，”对方打断道。“我敢说你本来可以在法律上成为法国元帅，同时又是英国国会议员——那样的话，你对我们大使馆确实还有点用处。”

这种奇思妙想在维洛克先生的脸上引发了一种类似淡淡微笑的神情。弗拉基米尔先生则保持着不可动摇的严肃。

“但就像我说的，你是个懒汉；你没有利用好你的机会。在斯托特-瓦滕海姆男爵时代，我们大使馆里有一群糊涂虫。他们让你们这类人对秘密行动基金的性质产生了错误的认知。我的工作就是纠正这种误解，告诉你秘密行动到底不是什么。它不是慈善机构。我特意把你叫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一点。”

弗拉基米尔先生观察着维洛克先生脸上那强作出来的困惑表情，讽刺地笑了笑。

“我看得出你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我敢说你足够聪明，可以胜任你的工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行动。”

在重复最后一个词时，弗拉基米尔先生将一根修长的白食指按在桌缘上。维洛克先生声音里的沙哑消失了。他那粗壮脖子的后颈在外套的天鹅绒领口上方变得通红。他的嘴唇在张大之前剧烈颤抖着。

“如果您能查查我的记录，”他用那种宏大、清晰的演说家男低音轰然说道，“您会发现就在三个月前，在罗穆亚尔德大公访问巴黎期间，我还发出了警告，那是从这里发往法国警方的电报，并且——”

“嘘，嘘！”弗拉基米尔先生皱着眉头，做了一个不满的鬼脸，打断道。“法国警方对你的警告毫无兴趣。别在这里大吼大叫。你到底想干什么？”

维洛克先生带着一种骄傲而谦卑的调子为自己的失态道歉。他说，他那多年来在露天集会和大型工人大厅里闻名的嗓音，曾为他赢得了良好且值得信赖的同志的名声。因此，这也是他价值的一部分。它激发了人们对他原则的信任。“每次关键时刻，领导们总是推我上去发言，”维洛克先生显然很满足地宣布道。他补充说，没有任何噪音是他无法覆盖的；突然间，他做了一个演示。

“请看，”他说。他低下头，看也不看，迅速而沉重地跨过房间，来到一扇法式窗户前。仿佛屈服于某种无法控制的冲动，他把窗户打开了一点。弗拉基米尔先生从扶手椅深处惊愕地跳起来，越过肩膀向外看去；在下面，大使馆的院子里，大门外，可以看到一名警察宽阔的背影，正懒洋洋地盯着一辆华丽的婴儿车，车里坐着一个富家婴孩，在广场上排场十足地被推行而过。

“警官！”维洛克先生喊道，没费多大力气，仿佛只是在耳语；当弗拉基米尔先生看到那警察仿佛被尖锐的东西刺中一般猛地转过身时，爆发出一阵大笑。维洛克先生平静地关上窗户，走回到房间中间。

“有了这样的嗓音，”他切换回那沙哑的谈话调门说，“我自然受到了信任。而且，我也知道该说什么。”

弗拉基米尔先生整理着领带，在壁炉架上方的镜子里观察着他。

“我敢说你已经把那些社会革命的行话背得滚瓜烂熟了，”他轻蔑地说。“Vox et... 你从来没学过拉丁语，对吧？”

“没有，”维洛克先生低吼道。“您并没有指望我懂它。我属于大众。谁懂拉丁语？只有几百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白痴。”

弗拉基米尔先生对着镜子又研究了身后那人肥硕的侧脸和臃肿的身躯约三十秒。与此同时，他还有幸看到了自己那张光洁圆润的脸庞，脸颊红润，薄薄的、敏感的嘴唇恰好能吐出那些精致的俏皮话，使他成为最高层社交圈里的宠儿。接着，他转过身，以一种极其坚决的姿态走进房间，以至于他那条古怪的复古蝴蝶领结的末端似乎都因无法言说的威胁而竖了起来。动作是如此迅速而凶狠，以至于维洛克先生瞥了一眼，心中畏缩了。

“啊哈！你竟敢无礼，”弗拉基米尔先生开口道，用一种令人惊奇的喉音，那不仅完全不符合英语，甚至完全不符合欧洲风格，连维洛克先生这种见多识广的国际大都市贫民窟老油条都感到心惊。“你竟敢！好吧，我要用平白的英语跟你说话。嗓门没用。我们不需要你的嗓门。我们不需要什么嗓门。我们要的是事实——惊人的事实——去你的，”他以一种凶猛而审慎的口吻，对着维洛克先生的脸补充道。

“别想用你那极北之地的做派来压我，”维洛克先生沙哑地为自己辩护，盯着地毯。此时，他的谈话对象在那竖起的领结上方露出了嘲弄的微笑，将对话切换成了法语。

“你自称是‘煽动特工’。‘煽动特工’的正当职责就是去煽动。根据这里留存的记录，据我判断，过去三年里你什么都没做，根本不配领这份薪水。”

“什么都没做！”维洛克先生惊呼道，身体一动没动，也没有抬起眼睛，但语气中带着真诚情感的调子。“我曾多次阻止了可能发生的——”

“这个国家有句谚语，说防患于未然，”弗拉基米尔先生打断道，把自己扔进扶手椅里。“这话说得通常很蠢。预防是没完没了的。但这是典型的（英国）作风。他们讨厌这个国家存在终结性。别太‘英国化’了。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别荒谬。邪恶已经在此处了。我们不需要预防——我们需要治愈。”

他停顿了一下，转身面向写字台，翻动着上面的一些文件，用一种转变为办事风格的语调说道，没有再看维洛克先生一眼。

“你当然知道，在米兰召开的国际会议吧？”

维洛克先生沙哑地表示，他有阅读日报的习惯。对于接下来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当然，他读得懂自己读到的内容。对此，弗拉基米尔先生一边对着他正逐一审视的文件轻微冷笑，一边喃喃道：“我想，只要不是用拉丁文写的就行。”

“或者中文。”维洛克先生木然地补充道。

“嗯。你们那些革命朋友写出来的东西，字迹潦草得简直和中文一样让人看不懂——”弗拉基米尔先生不屑地扔下一张灰色的印刷纸页。“这些印着F. P.字样，并配有交叉的锤子、笔和火炬图标的传单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这个F. P.是什么意思？”维洛克先生走近那张气派的写字台。

“无产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Proletariat）。这是一个组织，”他解释道，沉重地站在扶手椅旁，“原则上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向所有革命观点的持有人开放。”

“你是其中的成员吗？”

“我是副主席之一，”维洛克先生沉重地呼出一口气；大使馆第一秘书抬起头看着他。

“那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他尖刻地说，“难道你们组织除了把这些预言式的蠢话用粗体字印在这些肮脏的纸上之外，就没别的能耐了吗？嗯？你们为什么不干点实事？听着。这件事现在由我经手，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你得挣你的钱。斯托特-瓦滕海姆男爵时代那种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干活，就没钱拿。”

维洛克先生感到双腿一阵异样的发软。他向后退了一步，大声擤了擤鼻子。

说真的，他感到既吃惊又恐惧。伦敦的雾气散去后，锈迹斑斑的阳光照进第一秘书的私人办公室，带来一丝微温的明亮；在寂静中，维洛克先生听见窗玻璃上有一只苍蝇在轻微地嗡嗡作响——这是他今年见到的第一只苍蝇——它比任何数量的燕子都更早地预示了春天的到来。这种微小而充满活力的生物无用的忙碌，让这位安逸生活受到威胁的大块头感到非常不适。

在沉默中，弗拉基米尔先生在脑海里构思了一连串关于维洛克先生相貌与身材的贬损之词。这家伙出人意料地粗俗、笨重，且厚颜无耻地愚钝。他看起来活像个来呈送账单的管水工。这位大使馆第一秘书，从他偶尔涉猎美国幽默文学的经验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观念：将这类技工视为欺诈性懒惰和无能的化身。

这就是那位著名而忠诚的秘密特工吗？此人秘密到在已故斯托特-瓦滕海姆男爵的所有官方、半官方和机密信件中，从不用名字称呼，而只用代号[delta]；就是那位著名的特工[delta]，他的警告曾经有能力改变那些皇室、帝国及大公国旅程的计划和日期，有时甚至让这些行程彻底取消！就是这个家伙！弗拉基米尔先生在心里进行了一场巨大而嘲讽的狂欢，一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惊讶——他认为这种惊讶很幼稚——但更多的是为了嘲弄那位令人普遍怀念的斯托特-瓦滕海姆男爵。他那位已故的阁下，曾受其帝国主上的圣宠，被强加于几位不情愿的外交大臣之上担任大使，生前以猫头鹰般的悲观易骗而闻名。他阁下满脑子都是社会革命。他想象自己是一位受特殊使命委派的 дипломат（外交官），专门监视外交的终结，甚至监视一场恐怖的民主动荡中世界的终结。他那些预言式且哀伤的公文，多年来一直是外交界的笑柄。据说他在临终时（帝国友人兼主上曾探望过他）曾惊呼：“不幸的欧洲！你将因你子孙的道德疯狂而灭亡！”弗拉基米尔先生模糊地对着维洛克先生笑了笑，心想：他注定要成为第一个碰上的江湖骗子的受害者。

“你应当缅怀斯托特-瓦滕海姆男爵的功绩，”他突然说道。

维洛克先生低垂的脸庞流露出一丝阴郁而疲惫的厌烦。

“请允许我指出，”他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接到了传唤信。在过去的十一年里，我此前只来过两次，而且绝不是在上午十一点。这样召见我并不明智。被人看到的几率很大。那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开玩笑的事。”

弗拉基米尔先生耸了耸肩。

“那会毁掉我的可用价值，”对方激动地继续道。

“那是你的事，”弗拉基米尔先生带着一种柔和的残忍喃喃道，“当你不再有用时，你就不再会被雇用了。是的。立刻。切断。你将被——”弗拉基米尔先生皱起眉头，苦于找不到一个足够地道的表达方式，随即立刻亮出一口漂亮的白牙，露出了微笑。“你会被踢出去的，”他凶狠地说道。

维洛克先生不得不再次调动全身的意志力，去对抗那种顺着双腿蔓延的发软感；这种感觉曾经启发了某个可怜虫说出了那句精妙的表达：“我的心沉到了靴子里。”维洛克先生察觉到了这种感觉，勇敢地抬起了头。

弗拉基米尔先生以完全冷静的态度承受了这沉重的打量。

“我们想要的是给米兰的会议打一针强心剂，”他轻快地说，“它关于国际协作镇压政治犯罪的商讨似乎毫无进展。英国落后了。这个国家对个人自由的感伤式关怀简直荒谬。想到你们所有的朋友只需要跑到这里来就能——”

“那样我才能把他们全部置于我的监视之下，”维洛克先生沙哑地打断道。

“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才更切中要害。英国必须与各国步调一致。这个国家的白痴资产阶级让自己成了那些人的帮凶，而那些人的目的正是要把他们赶出家门，让他们在沟壑中饿死。他们依然拥有政治权力，如果他们哪怕有一点点理智，本可以利用它来保全自己。我想你也会同意中产阶级是愚蠢的吧？”

维洛克先生沙哑地表示同意。

“确实如此。”

“他们毫无想象力。他们被一种白痴般的虚荣心蒙蔽了双眼。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次真正的恐吓。这正是让你那些朋友采取行动的心理时刻。我叫你来，是为了向你阐述我的构想。”

弗拉基米尔先生从高处阐述了他的构想，带着蔑视与屈尊，同时表现出对革命世界真实目标、思想和方法的无知，这让沉默的维洛克先生内心充满惊恐。他将因果关系混淆的程度远超常理；将最杰出的宣传家与冲动的炸弹投掷者混为一谈；在事物本质上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强行假定组织性；一会儿把社会革命党说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首领号令至高无上，一会儿又说得好像他们是史上最散漫的强盗团伙。有一次维洛克先生张开嘴想要抗议，但对方抬起那只丰满白皙的手制止了他。很快，他便被吓得连抗议的念头都没有了。他陷入了一种恐惧的静止中，那种静止看起来就像是全神贯注的木然。

“一系列暴行，”弗拉基米尔先生平静地继续道，“执行于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在这里策划——那不行——他们不会在意的。你的朋友们就算把半个欧洲点着了，也无法影响这里公众舆论对普遍压制性立法的态度。他们在这里只会盯着自己的后院。”

维洛克先生清了清嗓子，但内心感到一阵退缩，最终什么也没说。

“这些暴行不必特别血腥，”弗拉基米尔先生仿佛在讲授科学课程一样继续说道，“但它们必须足够惊人——有效。比如，让它们针对建筑物。资产阶级在这个时代崇拜的偶像是什么——嗯，维洛克先生？”

维洛克先生摊开双手，微微耸了耸肩。

“你懒得思考，”弗拉基米尔先生对这个手势评论道。“注意听我说。今天的偶像既不是皇室也不是宗教。因此，宫殿和教堂应该留着不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维洛克先生？”

维洛克先生的惊恐与蔑视化作了一种试图轻松的尝试。

“完全明白。那大使馆呢？对各国大使馆进行一系列袭击，”他刚开口，却无法承受第一秘书那冷峻、警觉的凝视。

“我看得出你挺会开玩笑的，”后者漫不经心地说，“这很好。这或许能活跃你在社会主义大会上的演讲气氛。但这个房间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你最好仔细听我说。既然你是来提供事实而非无稽之谈的，你最好试着从我费心解释的事情中获益。今天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是科学。你为什么不找你的朋友去对付那个木头脸的权威人物——嗯？难道这不正是那些必须在‘无产阶级的未来’到来之前被扫除的体制的一部分吗？”

维洛克先生没说话。他不敢张嘴，怕会发出一声呻吟。

“这才是你应该努力的方向。针对君主或总统的袭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够轰动，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效了。它已经进入了所有国家首脑的普遍生存认知中。它几乎成了常规——特别是自从这么多总统被刺杀以来。现在，让我们谈谈对——比如教堂的暴行。乍看之下无疑足够恐怖，然而却不像普通人想的那样有效。无论其初衷多么革命和无政府主义，总会有足够的傻瓜会给这种暴行贴上宗教示威的标签。那会削弱我们想要赋予这种行为的特殊惊恐意义。针对餐馆或剧院的杀戮袭击也会因为非政治激情的暗示而效果大打折扣：一个饥饿者的愤慨，一种社会报复行为。这些都过时了；不再能作为革命无政府主义的教训。每家报纸都有现成的套话来解释这些行为。我正要从我的角度给你讲讲投掷炸弹的哲学；也就是你假装过去十一年来一直效劳的那个角度。我会尽量不谈得太深奥。你们所攻击的那个阶级的感知力很快就会麻木。财产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摧毁的东西。你不能指望他们的同情或恐惧情绪能维持太久。一个炸弹暴行若想在现在影响公众舆论，就必须超越复仇或恐怖的意图。它必须是纯粹的破坏。必须是纯粹的破坏，仅此而已，不能有任何其他目的的嫌疑。你们无政府主义者应当明确表示，你们决心彻底扫除整个社会创造。但如何将这个极其荒谬的念头灌输进中产阶级的脑子里，让他们不至于产生误解？这就是问题所在。答案是：将打击目标对准人类普通情感之外的东西。当然，还有艺术。在国家美术馆放一颗炸弹会引起一些骚动。但那还不够严重。艺术从来不是他们的偶像。这就像打破某人家里的几扇后窗；然而，如果你想让他们真正警醒，你至少得掀翻屋顶。当然会有一些尖叫，但会是谁呢？艺术家——艺术评论家之流——无关紧要的人。没人关心他们说什么。但还有学术——科学。任何有收入的白痴都相信科学。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相信那在某种程度上很重要。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所有该死的教授本质上都是激进分子。让他们知道他们伟大的权威也必须被扫除，为‘无产阶级的未来’腾出空间。所有这些知识分子白痴的嚎叫一定会推动米兰会议的工作进程。他们会给报社写信。他们的愤怒将无可质疑，因为没有明显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而且它会触动那些本应受到震慑的阶级的每一份自私。他们相信，科学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是他们物质繁荣的源头。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这种演示的荒谬残暴感会比把整条街——或满座剧院——的人炸得血肉模糊更能深刻地触动他们。对于后者，他们总能说：‘哦！那只是阶级仇恨。’但对于一种荒谬到令人无法理解、无法解释、几乎无法想象，事实上是疯狂的破坏性残暴行为，人们又能说什么呢？唯有疯狂才是真正恐怖的，因为你无法通过威胁、说服或贿赂来安抚它。况且，我是个文明人。我绝不会梦想指使你去组织一场纯粹的屠杀，即使我期待从中获得最好的结果。但我不会从屠杀中期待我想要的结果。谋杀一直伴随着我们。它几乎是一种制度。示威必须针对学术——科学。但并非任何科学都行。袭击必须具有无端亵渎那种令人震惊的无意义感。既然炸弹是你们的表达方式，如果能往纯数学里扔一颗炸弹，那才真是绝妙。但这不可能。我一直试图教育你；我向你阐述了你可用价值的更高哲学，并建议了一些实用的论点。我教学的实际应用是你最关心的。但从我着手面试你的那一刻起，我也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层面做了一些考虑。你觉得对天文学下手怎么样？”

维洛克先生站在扶手椅旁那僵硬的样子，早已呈现出一种崩溃后的昏迷状态——一种被动的不省人事，间或有轻微的抽搐，就像人们观察壁炉地毯上做噩梦的家犬那样。他用一种不安的、狗吠般的咕哝声重复道：

“天文学。”

他尚未从那种试图跟上弗拉基米尔先生快速尖锐的谈话所带来的困惑中彻底恢复过来。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消化能力。这让他感到愤怒。这种愤怒又夹杂着怀疑。突然间，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精心编造的笑话。弗拉基米尔先生露出了一丝白牙微笑，那圆润丰满的脸上带着酒窝，傲慢地倾斜在衣领那竖起的蝴蝶结上方。这位受知识女性青睐的宠儿摆出了他那社交沙龙的姿态，伴随着他那些精致俏皮话的发表。他身体前倾，白皙的手向上抬起，似乎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精巧地拿捏着他那言论的微妙之处。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这种暴行既体现了对人类最大可能的漠视，又展示了最令人不安的凶残白痴行径。我敢挑战那些记者，看他们有什么本事去劝说公众，认为无产阶级的任何成员会对天文学有什么个人怨恨。连饥饿本身都很难扯到那上面去——嗯？而且还有其他优势。整个文明世界都听说过格林威治。连查令十字车站地下室里的擦鞋匠都知道它。明白吗？”

弗拉基米尔先生那以幽默和通达著称于上流社会的五官，散发着一种愤世嫉俗的自我满足，这定会让那些被他的机智逗得心花怒放的知识女性感到惊讶。“是的，”他继续说道，带着蔑视的微笑，“炸掉本初子午线一定会引发一阵诅咒的咆哮。”

“这事很难办，”维洛克先生咕哝着，觉得这是唯一安全的话。

“怎么回事？难道你手下没有那一整帮人吗？那些篮子里挑出来的精英？那个老恐怖分子尤恩特（Yundt）不就在这儿吗？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他穿着那件绿色海弗洛克斗篷在皮卡迪利大街转悠。还有迈克尔里斯（Michaelis），那个获假释的使徒——你不会想告诉我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吧？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弗拉基米尔先生威胁地继续道，“如果你以为你是秘密基金名单上唯一的人，那你就错了。”

这完全无端的暗示使维洛克先生的双脚微微蹭了蹭地毯。

“还有洛桑的那一整伙人——嗯？他们不是在米兰会议刚露出一丝风声时就蜂拥而至了吗？这真是一个荒谬的国家。”

“这得花钱，”维洛克先生出于本能地说道。

“那一套行不通，”弗拉基米尔先生以一种惊人地道的英语口音回敬道，“你会每月拿到你的报酬，但除非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不会再多了。如果很快什么事都没发生，你连那些也拿不到。你的名义职业是什么？你靠什么过活？”

“我开了一家店，”维洛克先生回答。

“店！什么店？”

“文具，报纸。我妻子——”

“你什么？”弗拉基米尔先生用他那来自中亚的喉音打断道。

“我妻子。”维洛克先生稍微提高了沙哑的声音，“我结婚了。”

“见鬼去吧，胡扯，”对方极其惊讶地喊道，“结婚！你还是个自称的无政府主义者！这到底是什么该死的胡闹？但我猜这不过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无政府主义者是不结婚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能。那是背叛。”

“我妻子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维洛克先生闷闷不乐地咕哝道，“况且，这不关你的事。”

“哦，不，这很有关系，”弗拉基米尔先生厉声道，“我开始确信你根本不是从事这份工作的人。你结婚这事肯定已经在你自己的圈子里彻底毁了你的声誉。你就不能不结婚吗？这就是你的所谓忠诚吗——嗯？带着这样那样的累赘，你正在毁掉你的可用性。”

维洛克先生鼓起腮帮，猛地将气喷了出来，仅此而已。他给自己武装上了耐心。但这耐心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一秘书突然变得非常简短、疏离、决绝。

“你可以走了，”他说，“必须引发一场炸药暴行。我给你一个月时间。会议休会了。在它重新开会之前，这里必须发生点什么，否则你和我们的联系就此终结。”

他以一种毫无原则的灵活性再次转换了语调。

“好好想想我的哲学，维洛克——维洛克先生，”他带着一种戏谑的屈尊降贵，挥手指向门口，“去搞本初子午线。你不如我了解中产阶级。他们的感知力已经麻木了。本初子午线。我想，再没有比这更好、更容易的了。”

他站了起来，薄而敏感的嘴唇带着幽默的抽动，在壁炉架上方的镜子里注视着维洛克先生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沉重地退出了房间。门关上了。

那个穿着长裤的男仆突然出现在走廊里，让维洛克先生从另一条路离开，穿过庭院角落的一扇小门。站在大门口的门房对他离开视若无睹；维洛克先生仿佛在梦中一般——一个充满愤怒的梦——沿着他早晨朝圣的路线折返。这种与物质世界的抽离感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虽然维洛克先生那具肉体凡胎并没有在街上匆忙赶路，但他身上那一部分——若拒绝赋予其永恒性将是极度无礼的——却仿佛被一阵大风从西向东卷起，瞬间抵达了店门口。他径直走进柜台后面，坐在一张木椅子上。没有谁出现来打扰他的孤独。史蒂维穿上了一件绿色的粗棉布围裙，正在楼上扫地、掸灰，那副专注而尽责的样子，仿佛是在玩过家家；而维洛克太太在厨房里被那只破铃铛的叮当声惊动，仅仅来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前，把帘子掀开一条缝，朝昏暗的商店里窥视了一眼。看到丈夫坐在那里，阴沉而臃肿，帽子歪扣在脑后，她便立刻回到炉灶前。一个多小时后，她从弟弟史蒂维身上脱下那件绿色粗棉布围裙，用她十五年来——事实上，自从她不再亲自打理男孩的手脸以来——一直用来叮嘱他的那种命令式口吻，要他去洗手洗脸。她随后在忙着上菜的间隙，瞥了一眼那张脸和那双手，史蒂维走到餐桌旁，带着一种掩盖了长期残余焦虑的自信神情，将它们展示给姐姐审阅。从前，父亲的愤怒是这些仪式极其有效的准则，但维洛克先生在家庭生活中的平庸温顺，即便对史蒂维那种可怜的神经质来说，也让任何关于愤怒的提及显得不可思议。理论上，维洛克先生会对餐时的任何整洁缺失感到难以言表的痛苦和震惊。温妮在父亲去世后，从无需再为可怜的史蒂维感到战栗的感受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她不忍心看到男孩受苦。这让她抓狂。小时候，她曾多次为了保护弟弟，瞪着那双怒火中烧的眼睛，面对那位脾气暴躁的持牌酒馆老板。如今，温妮太太的仪态中，再没有什么能让人推测出她竟有进行激情宣泄的能力。

她盛好了菜。客厅里摆好了餐桌。她走到楼梯脚下，尖声喊道：“母亲！”然后打开通往商店的玻璃门，平静地说道：“阿道夫！”维洛克先生没有变换姿势；他好像一个半小时都没有挪动过一下肢体。他沉重地起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去吃晚饭，一言不发。在这个躲在阳光罕至的肮脏街道阴影里、背后是那间陈列着破烂货的昏暗商店的家庭中，他的沉默本身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之处。只是在那一天，维洛克先生的沉默显得如此明显地若有所思，以至于两位女性都受到了感染。她们自己也沉默地坐着，警惕地盯着可怜的史蒂维，生怕他会突然爆发出一阵喋喋不休。他坐在桌子对面面对着维洛克先生，表现得非常乖巧安静，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为了让他不以任何方式让这家的主人感到厌烦，给这两位女性的生活平添了不小的焦虑。她们私下里轻声提到的“那孩子”，几乎从他出生的那天起就是那种焦虑的源头。那位已故的持牌酒馆老板因为有这样一个古怪的儿子而感到羞耻，这种羞耻感表现为一种对他施以粗暴对待的倾向；因为他是个情感细腻的人，他作为男人和父亲所受的痛苦是完全真实的。后来，史蒂维还得被保护着，免得去招惹那些单身的男房客，他们本身就是一群怪人，很容易被冒犯。而且，仅仅是面对他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焦虑。贫民习艺所的幻影一直困扰着那位住在衰败的贝尔格拉维亚大宅地下室早餐室里的老妇人。“如果你没找到这么个好丈夫，亲爱的，”她常对女儿说，“真不知道这可怜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

维洛克先生对史蒂维的认可，充其量就像一个并不特别喜欢动物的男人对待妻子心爱的猫那样；而这种认可，仁慈且敷衍，本质上也属于同一种性质。两位女性都承认，不能合理地期待更多了。这就足以换来维洛克太太对那老妇人崇敬的感激。早些年，因饱受无依无靠的生活折磨而变得多疑的她，有时会焦虑地问：“亲爱的，你不觉得维洛克先生厌倦了总看着史蒂维晃来晃去吗？”对此，温妮习惯性地微微甩甩头作为回答。不过，有一次，她带着一种相当冷酷的俏皮反驳道：“他得先厌倦我才行。”一阵长久的沉默。母亲把脚搁在脚凳上，似乎在试图深究那句回答的底蕴，那句充满女性深沉意味的话让她感到措手不及。她从未真正理解温妮为什么嫁给维洛克先生。这确实很明智，显然结果也不错，但她的女儿本可以自然地指望找到一个年龄更合适的人。隔壁街上有一位踏实的年轻人，是个屠夫的独子，帮父亲打理生意，温妮曾显然兴致勃勃地和他出双入对。他确实依赖他父亲，但生意不错，前途也很好。他带她的女儿去过好几次戏院。就在母亲开始担心听到他们订婚的消息时（因为如果只剩下她一个人住那栋大房子，还要照看史蒂维，她该怎么办呢），那段罗曼史戛然而止，温妮走动起来显得非常沉闷。但维洛克先生及时出现了，占据了二楼朝南的卧室，于是再也没人提起那个年轻屠夫了。这显然是天意。

第三章

“……所有理想化都让生活变得贫乏。美化它就是剥夺它复杂性的特质——也就是摧毁它。把那留给道德家们去干吧，孩子。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他们并不是在脑子里创造历史。在他们意识中诞生的思想，在事件的进程中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历史是由工具和生产——由经济条件的强制力所支配和决定的。资本主义造就了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为保护财产所制定的法律，则是无政府主义的根源。没人能说出未来社会组织会采取何种形式。那么，何必沉湎于预言式的幻想呢？充其量，它们只能诠释预言者的思想，而没有任何客观价值。把那种消遣留给道德家吧，孩子。”

米海里斯，那位获假释的使徒，正用一种平稳的声音说着，那声音听起来有些气喘，仿佛被他胸前厚厚的脂肪闷住和压制了。他从那所高度卫生的监狱里出来时，圆滚滚的像个木桶，有着巨大的胃部和肿胀的苍白面颊，肤色半透明，仿佛十五年来，那个被激怒的社会里的仆人们一直在特意用肥腻的食物在潮湿阴暗的地窖里塞他。从那以后，他再没能让体重减轻哪怕一盎司。

据说，有位非常富有的老太太曾连续三个季度送他去马里恩巴德疗养——在那里，他曾有一次和一位君主分享了大众的好奇——但那次警察在十二小时内就勒令他离开。他的磨难还在继续，禁止他接触一切疗愈之水。但他现在已经认命了。

他的手肘没有关节的模样，更像是一个假人肢体上的弯折，搭在椅背上，他微微俯下身，越过他那短小粗壮的大腿，对着炉箅子吐了一口唾沫。

“是啊！我有时间把事情想得通透点儿，”他加了一句，没有任何强调。“社会给了我充足的冥想时间。”

在壁炉的另一侧，维洛克太太的母亲通常被优待坐在那张马毛扶手椅里，卡尔·云特阴沉地窃笑着，无齿的嘴里露出一个淡淡的黑色苦笑。这位恐怖分子（他自称如此）又老又秃，一缕狭窄、雪白的羊角须无力地从他下巴上垂下。一种非比寻常的阴险恶意在他那熄灭的眼窝里留存下来。当他痛苦地起身时，那只被痛风肿胀折磨得扭曲的、瘦骨嶙峋的爪子向前伸出，仿佛一个垂死的谋杀犯正竭尽全力，试图进行最后一次刺杀。他倚着一根厚木棍，那木棍在另一只手里微微颤抖。

“我一直梦想着，”他口齿不清地凶狠说道，“有一群人，他们绝对下定决心在选择手段时摒弃所有顾忌，强大到足以坦率地给自己冠以‘毁灭者’的称号，并摆脱那种腐蚀世界的、听天由命的悲剧论调。对世间万物包括他们自己都不抱怜悯，让死亡彻底地投身于服务人类——那才是我希望看到的。”

他那秃秃的小脑袋颤抖着，引起那缕白色羊角须一阵滑稽的振动。他的发音对陌生人来说几乎完全无法辨认。他那耗尽的激情，在无能的凶狠中类似于一位老年色情狂的亢奋，却被干枯的喉咙和无齿的牙龈所累，那牙龈似乎总是绊住他的舌尖。坐在房间另一头沙发角落里的维洛克先生，发出了两声赞同的沉重鼻音。

老恐怖分子在细长的脖子上缓慢地左右转动着头。

“我却连三个这样的人都凑不齐。这就是你那腐烂的悲剧论调的下场，”他对着米海里斯咆哮道。米海里斯交叉的双腿像垫枕一样松开，为了表示恼火，猛地将双脚缩到椅子下。

他是一个悲剧论者！荒唐！他大声喊道，指责这种说法极其无礼。他离悲剧论远得很，他已经从逻辑上、不可避免地看到了私人财产的终结，这正是由于其内在罪恶的发展。财产的所有者不仅要面对觉醒的无产阶级，他们还得自相残杀。没错。斗争，战争，是私人所有制的现状。这是致命的。啊！他不需要情绪化的激动来维持他的信仰，不需要慷慨陈词，不需要愤怒，不需要幻象中挥舞的血红旗帜，或者地平线上那象征着注定灭亡的社会复仇的惨淡烈日。他才不呢！冷冰冰的理性，他夸耀道，是他乐观主义的基础。没错，乐观主义——

他那费力的喘息声停住了，接着，在喘了几口气后，他补充道：

“你不觉得，如果我不是这样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就不能在十五年里找到某种办法割断自己的喉咙吗？而且，在最后的情况下，总还有牢房的墙壁可以让我撞碎脑袋。”

气息的短促让他的声音失去了所有火气和生机；他那又大又苍白的面颊像装满的袋子一样垂着，一动不动，没有一丝颤抖；但在他那微微眯起、仿佛在窥视的蓝色眼睛里，有着同样自信且狡黠的神色，那神色带有一丝偏执的固定，这一定是他那位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者在牢房里彻夜思考时所表现出的样子。在他面前，卡尔·云特依然站着，他那件褪色的绿灰色斗篷的一角潇洒地向后甩在肩上。坐在壁炉前的奥西彭同志，那个前医学生、F. P.传单的主要撰稿人，伸展着他健壮的双腿，让靴底对着炉中火光。一丛卷曲的黄发覆盖在他那红润、布满雀斑的脸上，扁平的鼻子和突出的嘴巴呈现出黑人类型的粗糙轮廓。他那杏仁状的眼睛慵懒地在高高的颧骨上斜视。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法兰绒衬衫，黑色丝绸领带的松散末端垂在他那扣着扣子的粗呢外套胸前；他的头靠在椅背上，喉咙大片暴露在外，他将一根长木管香烟凑到嘴边，向天花板喷出一道道烟雾。

米海里斯继续着他的想法——他那孤独监禁的想法——那个在囚禁中被赐予、像在幻象中揭示的信仰一样增长的思想。他自言自语，对听众的同情或敌意毫不关心，甚至对他们的存在也漠不关心，这源于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在囚房那四堵刷白的墙壁内，在河边那座巨大、盲目、丑陋得像一座为社会溺水者建立的巨大停尸房的砖石建筑那阴森的寂静中，充满希望地大声思考。

他不善于辩论，并非因为任何争论能动摇他的信仰，而是因为听到另一种声音的事实本身就会令他痛苦地感到不安，立即搅乱他的思绪——这些思绪在多年来比无水荒漠还要贫瘠的精神孤独中，从未被任何活人的声音反驳、评论或赞同过。

现在没人打断他，他又一次坦白了自己的信仰，那信仰如同一种神圣的恩典，令人无法抗拒且完整地征服了他：命运的秘密在于生活的物质层面；世界的经济状况决定了过去并塑造着未来；这是所有历史、所有思想的源头，引导着人类的精神发展，乃至他们激情冲动的根源——

奥西彭同志的一声刺耳大笑切断了那场长篇大论，让这位使徒的舌头突然打结，眼神中流露出迷惑不定的茫然。他缓慢地闭上眼睛片刻，仿佛在整理溃散的思绪。一阵沉默降临；但由于桌上两盏煤气灯和那闪烁的炉火，维洛克商店后的那间小客厅变得热得惊人。维洛克先生带着沉重的迟疑从沙发上起身，打开通往厨房的门以呼吸新鲜空气，这一举动暴露了天真的史蒂维，他正非常乖巧安静地坐在案板桌旁，画着圆圈，圆圈，圆圈；无数的圆圈，同心的，偏心的；一个闪烁的圆圈漩涡，通过它们那纠缠不清、重复不断的曲线、形式上的统一和交错线条的混乱，暗示出一种对宇宙混沌的呈现，一种试图表现不可思议之事的疯狂艺术的象征。艺术家从未转过头；而在他灵魂所有的任务投入中，他的背脊颤动着，他那陷入颅底深处凹陷处的细长脖子，看起来随时都会折断。

维洛克先生在一声表示不赞成的惊讶鼻音后，回到了沙发上。亚历山大·奥西彭站起身来，在那低矮的天花板下，穿着那身磨损的蓝色粗呢西装显得格外高大，甩掉久坐不动的僵硬，溜达到厨房（下两级台阶）去看史蒂维的肩膀。他回来时，语气如预言般地宣布：“非常好。非常具有特征性，极其典型。”

“什么非常好？”维洛克先生坐在沙发角落里，困惑地咕哝道。对方随意地解释了他的意思，带着一丝屈尊降贵，并朝厨房甩了甩头：

“这种退化形式的典型——我是指这些画。”

“你会管那孩子叫退化者，是吗？”维洛克先生嘟囔道。

亚历山大·奥西彭同志——绰号“医生”，未取得学位的医学生；后来成为向工人协会讲授卫生学社会主义层面的流动讲师；通俗准医学研究（以一本被警察迅速没收的小册子形式）《中产阶级的腐蚀性罪恶》的作者；与卡尔·云特和米海里斯一起担任更神秘的红色委员会的特别代表，负责文学宣传工作——转向那位至少与两个大使馆有交情的神秘熟人，投去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绝望而深沉的自满目光，这目光只有对科学的浅尝辄止才能赋予平庸凡人的迟钝。

“从科学角度讲，他确实可以被称为这样。而且完全是那种退化者的绝佳样本。只要看一眼他耳垂的形状就够了。如果你读过龙勃罗梭的话——”

维洛克先生情绪低落，大喇喇地摊在沙发上，继续盯着自己那排马甲扣子；但他的脸颊泛起了一丝淡淡的红晕。近来，即使是“科学”这个词的任何衍生词（这个术语本身是无害的，含义模糊）都有着一种奇特的力量，能极其超自然地清晰勾勒出弗拉基米尔先生那活生生的形象。这种现象，理应被归类为科学奇观，诱发了维洛克先生内心一种恐惧与恼火的情绪，这种情绪倾向于用激烈的咒骂来表达。但他什么也没说。人们听到了卡尔·云特的声音，他到死都怀着不可磨灭的恨意。

“龙勃罗梭是个笨蛋。”

奥西彭同志以一种可怕的、空洞的凝视应对了这场亵渎带来的冲击。而另一位，那双熄灭的眼睛在巨大的、骨感的额头下那深邃阴影中泛着黑光，他咕哝着，每隔一个词就用嘴唇叼住舌尖，仿佛在愤怒地咀嚼着它：

“你见过这么蠢的人吗？对他来说，罪犯就是囚犯。很简单，不是吗？那那些把他关进去的人呢——强迫他进去的人呢？没错。强迫他进去。什么又是犯罪？那个在满是贪婪傻瓜的世界里，通过观察一群可怜、倒霉鬼的耳朵和牙齿而混出名堂的白痴，他懂吗？牙齿和耳朵标记了罪犯？是吗？那法律呢，那个标记他标记得更好的东西——那个由吃饱撑的人发明出来保护自己免受饥饿者威胁的精美烙印工具？在他们那卑劣的皮肤上烧红了烙印——嘿？你难道从这儿闻不到、听不到人民那厚厚的皮被烧得滋滋作响的声音吗？这就是犯罪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好让你那些龙勃罗梭之流去写那些愚蠢的东西。”

他的手杖头和双腿随着激情一同颤抖，而他那披着斗篷衣褶的躯干，保持着他那历史性的反抗姿态。他似乎能嗅到社会残暴带来的腐臭空气，侧耳倾听那残忍的声音。这种姿态中有一种非凡的暗示力量。这位近乎垂死的炸药战争老兵曾经是一位伟大的演员——在讲坛上，在秘密集会上，在私人会面中。这位著名的恐怖分子一生中从未亲手对社会大厦动过一根小指头。他不是行动派；他甚至不是那种能在巨大热情的喧嚣与泡沫中席卷大众、具有滔滔雄辩能力的演说家。他带着一种更微妙的意图，扮演着一个傲慢而恶毒的唤起者，诱发出潜藏在盲目嫉妒和加剧了的虚荣心、潜藏在贫困的苦难与折磨、潜藏在正义的愤怒、怜悯与反抗所有充满希望且高尚的幻觉中的邪恶冲动。他那邪恶天赋的阴影依然附着在他身上，就像旧毒瓶里残留的致命药物气味，如今已空空如也，毫无用处，随时准备被扔进已过时事物的垃圾堆里。

米海里斯，那位获假释的使徒，用粘连的嘴唇模糊地笑了笑；他那浆糊般的月亮脸在忧郁的赞同重压下低垂。他自己也曾是一名囚犯。他喃喃地低声说，他自己的皮肤也曾在烧红的烙印下滋滋作响。但奥西彭同志（绰号“医生”）此时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你不懂，”他轻蔑地开口，却突然停住，被那张缓慢转向他、有着盲目凝视的空洞深邃眼睛所震慑，那眼神仿佛只由声音引导。他耸了耸肩，放弃了这场讨论。

史蒂维，习惯了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走来走去，已从厨房餐桌旁起身，带着他的画作回房睡觉去了。他走到客厅门口时，正好承受了卡尔·云特那富有煽动性的意象所带来的全面冲击。那张画满圆圈的纸从他指间滑落，他僵立在原地，凝视着那位老恐怖分子，仿佛被那病态的恐惧和对肉体痛苦的畏惧瞬间钉在了那儿。史蒂维非常清楚，烧红的铁块触碰皮肤会带来剧痛。他那受惊的眼睛里闪烁着愤慨：那一定会痛得要命。他的嘴巴张开了。

米海里斯因死死盯着炉火，重新找回了那种思想连贯所必需的孤绝之感。他的乐观情绪开始从唇间流淌而出。他预见资本主义在襁褓中即已注定灭亡，因为它的体系从出生起就带着竞争原则的毒素。大资本家吞噬小资本家，将生产力和生产工具高度集中，不断完善工业流程；而在其自我膨胀的狂乱中，他们不过是在准备、组织、充实，并就绪着那份属于苦难无产阶级的合法遗产。米海里斯吐出了那个伟大的词汇——“耐心”——他那清澈的蓝色目光抬向维洛克先生客厅那低矮的天花板，带有一种天使般信任的特质。站在门口的史蒂维，此时已平静下来，仿佛陷入了迟钝之中。

奥西彭同志的脸因恼怒而抽搐。

“那什么都不做就没用了——毫无用处。”

“我没这么说，”米海里斯温和地抗议道。他所见的真理已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这次连陌生声音的干扰也无法将其驱散。他继续低头看着那堆红色的煤炭。为未来做准备是必要的，他也愿意承认，伟大的变革或许会在革命的动荡中到来。但他主张，革命宣传是一项需要高度良知的细腻工作。这是对世界主宰者们的教育。它应该像教育君王那样小心谨慎。他希望它能谨慎地，甚至是怯懦地推进其教义，因为我们对于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一无所知。

智力，人类的历史。因为历史是由工具创造的，而不是由观念创造的；一切都因经济条件而改变——艺术、哲学、爱情、美德——乃至真理本身！

炉栅里的煤炭发出轻微的碎裂声塌陷下去；米海里斯，这位监狱荒原中幻象的隐士，猛地站了起来。他圆滚滚的像个膨胀的气球，张开那双短而粗的手臂，仿佛在进行一种悲剧性绝望的尝试，试图拥抱并贴紧自己的胸膛，去怀抱一个自我重生的宇宙。他炽热地喘着气。

“未来就像过去一样确定——奴隶制、封建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是一种定律的陈述，而非空洞的预言。”

奥西彭同志那厚嘴唇表现出的轻蔑撇嘴，突显了他面部的黑人特征。

“胡扯，”他平静地说道。“没有定律，也没有什么确定性。见鬼去吧，那种说教式的宣传。大众知道什么并不重要，哪怕他们的知识再精确也无济于事。对我们而言，唯一重要的是群众的情感状态。没有情感，就没有行动。”

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带着一种谦逊的坚定补充道：

“我现在是从科学的角度对你说话——科学地——嗯？你说什么，维洛克？”

“没什么，”坐在沙发上的维洛克先生嘟囔道，他被那令人反感的声音所激怒，只是咕哝了一句“该死”。

那位无牙的老恐怖分子发出阴毒的喷溅声。

“你知道我会如何称呼当前经济条件的本质吗？我会称之为同类相食。事实就是如此！他们正在以人民颤抖的血肉和温暖的血液来滋养他们的贪婪——别无他物。”

史蒂维听着这番骇人的言论，喉咙发出明显的吞咽声，紧接着，仿佛中了剧毒，他瘫软着坐倒在厨房门口的台阶上。

米海里斯没有任何听到的迹象。他的嘴唇仿佛彻底粘在了一起；厚实的脸颊上没有一丝颤动。他用困惑的眼神寻找着那顶圆顶硬礼帽，并戴在了圆圆的脑袋上。他那浑圆肥硕的身体，在卡尔·云特尖削的手肘下方，仿佛低低地漂浮在椅子之间。那位老恐怖分子抬起一只摇晃的、如爪子般的手，傲慢地倾斜了一下那顶黑色的宽檐毡帽，遮住了他那憔悴面容上的深坑与隆起。他缓慢地动了起来，每走一步，木棍都重重地敲击地板。要让他走出这所房子颇费周折，因为他时不时会停下来，仿佛在思考，直到被米海里斯推着向前，才肯继续走。这位温和的使徒带着兄弟般的关怀抓着他的手臂；在他们身后，奥西彭双手插兜，粗壮的身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呵欠。一顶有着漆皮帽檐的蓝色软帽戴在他那头黄色乱发的后脑勺上，让他看起来像个在狂欢之后对世界感到厌倦的挪威水手。维洛克先生赤着头送客人出门，重重的大衣敞开着，双眼盯着地面。

他带着克制的粗暴关上了身后的房门，锁上钥匙，插上门闩。他对他的朋友们并不满意。在弗拉基米尔先生那投弹哲学的映衬下，他们显得如此无可救药地徒劳。维洛克先生在革命政治中的角色一直是观察，他无法在自己的家中或在更大的集会上立即采取主动。他必须谨慎。作为一个年过四十、深感正义愤慨的男人，面对自己最珍视之物——那份宁静与安稳——所受的威胁，他轻蔑地自问，从这群人身上还能指望什么呢，这卡尔·云特，这米海里斯——还有这奥西彭。

维洛克先生在打算关掉商店中间的煤气灯时停下了动作，沉入了道德反思的深渊。凭着同类特有的洞察力，他做出了自己的评判。这帮懒骨头——这个卡尔·云特，被一个眼带眼屎的老太婆照顾着，那个女人是他多年前从一个朋友手中诱拐来的，之后又多次试图把她扔进阴沟里。云特真是走运，她坚持一次次地找回来，否则现在就不会有人在绿园（Green Park）栅栏旁搀扶他下巴士了，那个幽灵每天清晨都会在那里进行晨间漫步。当那个顽强咆哮的老巫婆死去时，那个傲慢的幽灵也得随之消失——火药味十足的卡尔·云特也就走到尽头了。维洛克先生的道德感也同样被米海里斯的乐观主义所冒犯，后者被他那富有的老太太所收留，最近开始把他送往她在乡下的农舍。这位前囚犯可以在绿荫小径上闲逛好几天，沉浸在一种美味而人道主义的懒散中。至于奥西彭，只要世界上还有带着储蓄存折的蠢女孩，那个乞丐就永远不会缺钱花。维洛克先生，在气质上与他的同伙如出一辙，却在心中基于微不足道的差异划下了细致的界限。他带着某种自鸣得意做出这些划分，因为他内心深处传统的体面本能依然强烈，仅仅是被他厌恶一切公认劳动的情绪所压制——这种性格缺陷，是他与特定社会状态下很大一部分革命改良者所共有的。因为显然，人们反抗的并非那个国家所带来的优势与机会，而是为了获取这些优势所必须支付的代价——那便是公认的道德、自律和辛劳。大多数革命者主要都是纪律与辛劳的敌人。也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正义感中，所要求的代价显得极其庞大、可憎、压抑、烦人、羞辱、勒索且难以忍受。那些是狂热分子。剩下的社会叛逆者则归因于虚荣心，那是所有高尚与卑劣幻觉之母，是诗人、改革家、江湖骗子、先知和煽动者的伴侣。

维洛克先生在冥想的深渊中迷失了整整一分钟，却并未抵达这些抽象思考的底层。也许他做不到。无论如何，他没有时间。他被弗拉基米尔先生——他的另一位同伙——的突然闪现痛苦地打断了。凭着微妙的道德亲缘关系，他能够正确地评判他。他认为弗拉基米尔很危险。一丝嫉妒混入了他的思绪。对这些家伙来说，游手好闲倒是挺好，他们不认识弗拉基米尔先生，且有女人作为后盾；而他却得供养一个女人——

就在这时，通过一个简单的联想，维洛克先生被迫面对了那天晚上迟早要上床睡觉的现实。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呢——立刻？他叹了口气。对于他这个年纪和气质的人来说，这种必要性并不像它本应表现的那样令人愉快。他害怕失眠的恶魔，他感觉到那恶魔已经将他锁定为目标。他抬起手臂，关掉了头顶那闪烁的煤气灯。

一束明亮的光线穿过客厅的门，落在了柜台后的商店里。这使维洛克先生一眼便确定了收银机里银币的数量。钱不多；这是他开店以来第一次从商业角度审视其价值。这次审视的结果很不理想。他投身贸易并非出于商业动机。他选择这个独特的行业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倾向，偏向那些能轻易捞钱的灰色交易。此外，这并没有让他脱离他自己的领域——那个被警察监视的领域。相反，这给了他在那个领域中公开承认的地位；既然维洛克先生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使他熟悉警察却又对此无所畏惧，那么这种处境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作为生计，这本身是不够的。

他把钱箱从抽屉里取出来，转身准备离开商店时，发现史蒂维还在楼下。

他到底在下面干什么？维洛克先生自问。这些怪异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他怀疑地看着他的小舅子，却没有询问缘由。维洛克先生与史蒂维的交流仅限于每天早餐后随口的一句“我的靴子”，甚至那与其说是一个直接的命令或请求，不如说是一个宽泛的需求传达。维洛克先生有些惊讶地察觉到，他真的不知道该对史蒂维说些什么。他站在客厅中央，默默地注视着厨房。他也不知道如果真的说了什么会发生什么。鉴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得供养这个家伙，这让维洛克先生感到非常古怪。在那之前，他从未想过史蒂维存在的这一面。

确实，他不知道该如何与这孩子交谈。他看着他在厨房里做着手势，喃喃自语。史蒂维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焦躁的动物一样在桌子周围徘徊。一句试探性的“你现在不该上床睡觉了吗？”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维洛克先生放弃了对他小舅子行为那种僵硬的凝视，带着钱箱疲惫地穿过客厅。他爬楼梯时感到全身乏力的原因纯粹是心理性的，这其间令人费解的特质让他感到恐慌。他希望自己不是得了什么病。他站在黑暗的楼梯平台上审视自己的感觉。但一阵轻微而持续的鼾声充斥在黑暗中，干扰了他的清晰感。声音来自他岳母的房间。又一个要供养的人，他想——伴随着这个念头，他走进了卧室。

维洛克太太已经睡着了，床边桌上的灯（楼上没有煤气灯）开得正亮。灯罩投下的光线刺眼地照在白色的枕头上，枕头因她头部的重量而凹陷，她闭着双眼，深色的头发为了过夜梳成了几条辫子。听到自己的名字，她醒了过来，看见丈夫站在床边。

“温妮！温妮！”

起初她没有动，静静地躺着，看着维洛克先生手中的钱箱。但当她明白她的弟弟“在楼下到处乱窜”时，她一个翻身便下了床。她赤着脚，仿佛从一件没有装饰、袖口在颈部和手腕处扣得紧紧的棉布睡袋底部钻出来，在小地毯上摸索着拖鞋，同时抬头看着丈夫的脸。

“我不知道该怎么管教他，”维洛克先生烦躁地解释道。“把他一个人留在楼下开着灯可不行。”

她没有说话，敏捷地滑过房间，随着门关上，她那白色的身影消失了。

维洛克先生把钱箱放在床头柜上，开始脱衣，把大衣扔在一张远处的椅子上。外套和马甲也随之而去。他赤着脚在房里走来走去，那魁梧的身躯，双手神经质地拉扯着喉咙，在妻子衣柜门上的长镜里晃来晃去。接着，在滑下背带后，他猛地拉起威尼斯百叶窗，把额头抵在冰冷的窗玻璃上——这层脆弱的玻璃薄膜拉伸在他与外面巨大的寒冷、黑暗、潮湿、泥泞、不适的砖块、石板和石头的堆积物之间，这些事物本身对人类来说既不可爱也不友好。

维洛克先生感受着屋外潜伏的敌意，其程度接近于一种生理上的痛苦。没有什么职业比秘密警察更能让一个人彻底失败的了。那就像你的马突然在你身下死去，而你正处于一片无人居住、干渴的平原之中。这个比喻在维洛克先生脑海中闪过，因为他曾骑过各种军马，而现在他有一种即将跌倒的感觉。前景就像他额头抵着的窗玻璃一样漆黑。突然，弗拉基米尔先生那张刮得干干净净、机智的脸，在红润肤色的光晕下显现出来，就像一枚粉红色的印章，盖在了致命的黑暗之上。

这道光亮而残缺的幻象在生理上是如此恐怖，以至于维洛克先生猛地从窗边弹开，让威尼斯百叶窗发出一阵巨大的响声落了下来。他心中充满对更多此类幻象的恐惧，心神不定，哑口无言，看着妻子回到房间，以一种冷静、务实的方式上床睡觉，这让他感到自己在世上是如此无可救药地孤独。维洛克太太对自己看到他还醒着表示惊讶。

“我感觉不太舒服，”他嘟囔着，双手擦过潮湿的额头。

“头晕？”

“是的。一点也不好。”

维洛克太太带着一位经验丰富的妻子所有的平静，就病因发表了确信的意见，并提出了通常的补救措施；但她丈夫僵立在房间中央，忧郁地摇着低垂的头。

“你站在那儿会着凉的，”她观察道。

维洛克先生努力了一下，脱完衣服，钻进了被窝。在下方安静狭窄的街道上，有节奏的脚步声靠近房子，然后缓缓离去，既不匆忙又坚定，仿佛路人开始从一盏煤气灯走到另一盏煤气灯下，丈量着那无尽黑夜中的永恒；楼梯平台上老钟那昏昏欲睡的滴答声在卧室里变得清晰可闻。

维洛克太太仰面躺着，盯着天花板，随口说了一句。

“今天的进账很少。”

维洛克先生保持同样的姿势，清了清嗓子，仿佛要发表什么重要声明，却仅仅问了一句：

“你把楼下的煤气关了吗？”

“关了；我关了，”维洛克太太认真地回答。“那可怜的孩子今晚情绪非常激动，”沉默了三次钟摆声后，她喃喃道。

维洛克先生根本不在乎史蒂维的激动，但他感到异常清醒，害怕面对熄灯后随之而来的黑暗与寂静。这种恐惧使他提到史蒂维无视了他关于上床睡觉的建议。维洛克太太中了圈套，开始向丈夫详细证明，这绝非任何意义上的“放肆”，而仅仅是“激动”。她断言，在伦敦，没有哪个同龄的年轻人像史蒂芬那样乐于助人且听话；没有谁比他更充满爱心，更渴望讨人喜欢，甚至在人们不惹恼他那可怜的脑袋时，他还是很有用的。维洛克太太转向躺着的丈夫，用手肘撑起身体，由于焦虑地希望他能相信史蒂维是家庭中有用的一员，她悬在他上方。那种保护性的怜悯与热忱，在她童年时期因另一个孩子的苦难而病态地升华，使她蜡黄的双颊泛起淡淡的暗红，让那双大眼睛在深色的眼睑下闪烁。此时的维洛克太太看起来更年轻；她看起来像曾经的温妮，比那段在贝尔格拉维亚豪宅的日子里她曾展现给男房客们看的样子要生动得多。维洛克先生的忧虑使他无法理解妻子所说的话。就好像她的声音是在一堵极厚的墙的另一边交谈。是她的神情将他唤回了现实。

他欣赏这个女人，而这种欣赏的情绪，被一种类似情感的展示所触动，只给他的内心痛苦增添了另一道伤口。当她的声音停下时，他不安地动了动，说道：

“过去几天我一直感觉不太舒服。”

他本可以把这话作为敞开心扉的开场白；但维洛克太太把头重新枕回枕头上，凝视着上方，继续说道：

“那孩子在这里听到了太多谈话。如果我早知道他们今晚会来，我一定会盯着他跟我同时上床睡觉。他因为无意中听到关于吃人肉、喝人血的事情而失魂落魄。说那些话有什么好处？”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愤慨的轻蔑。维洛克先生现在完全听进去了。

“去问卡尔·云特，”他粗暴地嘟囔道。

维洛克太太非常有决断地称卡尔·云特为“一个令人作呕的老头”。她公开表达了对米海里斯的喜爱。至于健壮的奥西彭——在他的面前，她总是带着一种僵硬矜持的态度感到不安——她则只字未提。她继续谈论着那个多年来一直让她操心和恐惧的弟弟：

“他不适合听这里说的这些话。他以为一切都是真的。他不懂别的。这让他变得异常激动。”

维洛克先生没有置评。

“当我下楼时，他瞪着我，仿佛不知道我是谁。他的心脏跳得像打鼓一样。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我叫醒了母亲，让她陪着他，直到他睡着。这不是他的错。只要没人理他，他就不会惹麻烦。”

维洛克先生没有置评。

“真希望他从没上过学，”维洛克太太又一次唐突地开口。“他总是把橱窗里的那些报纸拿去读。他盯着看的时候脸都涨红了。我们一个月连十二份都卖不掉。它们只会占用橱窗里的空间。而且奥西彭先生每周都带来一堆这些F.P.传单，每份卖半便士。我连半便士都不会给整堆传单。那都是些愚蠢的读物——事实就是这样。根本卖不掉。前几天史蒂维拿到一份，里面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德国军官把新兵的耳朵撕掉了一半，却没受到任何惩罚。那个禽兽！那天下午我简直没法管史蒂维。那个故事也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但印刷那种东西有什么用？谢天谢地，我们这里不是德国奴隶。这不是我们的事——不是吗？”

维洛克先生没有回答。

“我不得不从那孩子手中夺下餐刀，”维洛克太太继续说道，此时她显得有些昏昏欲睡。“他又喊又跺脚，还啜泣不止。他受不了任何残忍的念头。如果他当时看见那个军官，他真会像捅猪一样把他捅死。这话倒也不假！有些人确实不配得到多少怜悯。”维洛克太太的声音止住了，在长久的沉默中，她那纹丝不动的双眼，神情变得愈发深沉且朦胧起来。“舒服吗，亲爱的？”她用一种微弱而遥远的声音问道。“现在要把灯灭了吗？”

心中那股沉闷的信念——他今晚注定无眠——使得维洛克先生默然无语，在对黑暗的恐惧中陷入了绝望的瘫痪。他费了好大的劲。

“是的。灭了吧，”他终于用一种空洞的语调说道。

第四章

这家地下大厅里摆着三十来张小桌子，上面铺着印有白色图案的红布，大多与深褐色的护墙板成直角排列。几盏挂着众多球形灯罩的青铜吊灯从低矮、略显拱形的顶棚上垂下；墙壁四周绘着单调而平淡的壁画，没有窗户，描绘着中世纪风格的狩猎与户外狂欢场景。身着绿色短上衣的侍从们挥舞着猎刀，高举起盛满泡沫啤酒的酒杯。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就是那个能摸清这桩倒霉事内幕的人，”身材魁梧的奥西彭说道。他身体前倾，手肘大咧咧地撑在桌面上，双脚完全缩到了椅子底下。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野性的渴望。

门边一架直立式半三角钢琴，两侧摆着两盆棕榈树，突然独自演奏起一首圆舞曲，技巧极其卖弄。那嘈杂声震耳欲聋。当乐声戛然而止，正如开始时那样突然，坐在奥西彭对面、手握一大玻璃杯啤酒的那个戴着眼镜的邋遢小个子，冷静地抛出了一句听起来像是普遍性原则的话。

“原则上，我们之中的某个人对于任何既定事实知情与否，都不该成为其他人探询的对象。”

“当然，”奥西彭同志压低声音赞同道。“原则上。”

他用双手捧着那张红润的大脸，继续死死盯着对方，而那个戴眼镜的邋遢小个子泰然自若地喝了口啤酒，又将大玻璃杯放回桌上。他那扁平的大耳朵从颅侧向外张开，看起来脆弱得仿佛奥西彭用拇指和食指就能将其捏碎；前额的圆顶似乎就架在镜框上；那张油腻、不健康的扁平脸颊上，仅点缀着几根稀疏的暗色胡须，透着凄惨的贫困气息。这种整体生理上的可悲劣势，与此人极端自信的举止形成了滑稽的对比。他的言谈简短，且有着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沉默方式。

奥西彭再次从双手间喃喃问道。

“你今天出来很多吗？”

“没有。我整个上午都在床上躺着，”另一个人回答。“怎么了？”

“噢！没什么，”奥西彭说道。他热切地注视着对方，内心因渴望打听出点什么而颤抖，但显然被那小个子身上那种令人窒息的漠不关心所威慑。每当与这位同志交谈时——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高大的奥西彭总会感到一种道德甚至生理上的渺小感。然而，他还是冒险问了另一个问题。“你是走着过来的吗？”

“不；坐公共汽车，”小个子回答得相当干脆。他住得很远，在伊斯灵顿（Islington）一条破旧街道尽头的小房子里，街上满是稻草和脏纸，放学后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在那里尖叫、打闹，喧嚣而毫无生气。他那间唯一的后房以拥有一个巨大的壁橱而著称，他是从两个年老的未婚姐妹那里租来的带家具的房间，那两位老妇人是卑微的裁缝，客户多是女仆。他在壁橱上挂了一把重型挂锁，除此之外，他是个模范房客，从不惹麻烦，几乎不需要照料。他的怪癖在于，他坚持在打扫房间时必须在场，而且外出时会锁好房门，随身带走钥匙。

奥西彭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在公共汽车顶上穿梭街头的景象，那自信的闪光偶尔落在房屋墙壁上，或俯视着人行道上那些浑然不觉的人流。一想到那些墙壁仿佛在点头，人们因看到那副眼镜而四散奔逃，奥西彭厚实的嘴唇边便露出一丝病态的微笑。要是他们知道真相就好了！那该是怎样的恐慌！他试探性地嘟囔道：“坐这儿很久了？”

“一个小时左右，”另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回答，又喝了一大口黑啤酒。他所有的动作——握住杯子的方式、喝酒的姿态、将厚重的玻璃杯放回原处并交叉双臂的动作——都透着一种坚定和确凿的精确感，这让身体高大结实、正探着身子、瞪大眼睛、嘴唇前突的奥西彭看起来活脱脱是一幅焦虑而优柔寡断的画像。

“一个小时，”他说。“那么，你可能还没听说我刚才在街上听到的消息。听说了吗？”

小个子极其轻微地摇了摇头。但由于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奥西彭冒险补充说，他是在这地方外面听到的。一个报童在他的鼻子底下大喊着那件事，因为毫无心理准备，他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他不得不进来喝杯酒润润喉。“我根本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他继续喃喃道，手肘稳稳地抵在桌面上。

“我有时会来这儿，”另一个人说道，保持着那令人恼火的冷淡神态。

“真奇怪，你这样的人居然一点消息都没听到，”身材高大的奥西彭继续说道。他的眼睑在闪烁的目光下神经质地跳动。“你这样的人，”他又试探性地重复了一遍。这种明显的克制，证明了这位大块头在那个冷静的小个子面前有着一种不可思议且无法解释的胆怯，而小个子只是再次举起玻璃杯，喝了一口，然后以突兀而确凿的动作放回原位。仅此而已。

奥西彭在等待着某种回应——无论是言语还是暗示——但对方什么也没说。他强迫自己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你，”他将声音压得更低，“会把你的东西给任何开口向你要的人吗？”

“我的绝对准则是，只要我身边还有一点存货，就绝不拒绝任何人，”小个子果断地回答。

“这是原则？”奥西彭评论道。

“这是原则。”

“你觉得这很稳妥？”

那副大圆眼镜，赋予了那张蜡黄的脸一种直勾勾的自信，像永不闭合的眼球一样直视着奥西彭，闪烁着冷冽的火光。

“非常稳妥。永远。在任何情况下。什么能阻止我？我为什么要拒绝？我为什么要三思而后行？”

奥西彭倒吸了一口冷气，显得很谨慎。

“你是说，如果有一个‘侦探’来向你索要货物，你也会交给他吗？”

另一个人淡淡地笑了。

“让他们来试试看，你就会知道了，”他说。“他们了解我，但我也了解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不敢靠近我——绝不敢。”

他那薄而青紫的嘴唇紧紧抿在一起。奥西彭开始反驳。

“但他们可以派人——给你设个圈套。你明白吗？用那种方式从你手里骗到东西，然后人赃并获地逮捕你。”

“证明什么？证明非法经营爆炸物吗？”这话带着轻蔑的嘲讽，尽管那张消瘦、病态的脸没有任何表情变化，语气也漫不经心。“我不认为他们中间有哪个人急着要进行那种逮捕。我不认为他们能找得到人去申请逮捕令。我是说，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厉害的。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奥西彭问。

“因为他们很清楚，我从来不会把最后一把存货用掉。我总是随身带着，”他轻轻摸了摸上衣胸口。“装在一个厚玻璃瓶里，”他补充道。

“我听说过，”奥西彭语带惊诧，“但我不知道是否……”

“他们知道，”小个子干脆利落地打断道，背靠向那把比他瘦弱的脑袋还要高的直背椅。“我永远不会被逮捕。这桩买卖对他们任何一个警察来说都不划算。要对付像我这样的人，你需要纯粹的、赤裸的、毫无荣耀可言的英雄主义。”他的嘴唇再次以自信的弧度紧闭。奥西彭克制住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

“或者仅仅是鲁莽——又或者仅仅是无知，”他反驳道。“他们只需要找一个不知道你口袋里装的东西足以把你和方圆六十码内的一切炸成碎片的人来做这件事。”

“我从没说我不会被消灭，”对方回应道。“但那不叫逮捕。况且，那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呸！”奥西彭反驳道。“别太自信了。有什么能阻止六七个人在街上从背后把你扑倒？如果你的手臂被死死压在身侧，你什么也做不了——不是吗？”

“不；我能。天黑后我很少出门，”小个子毫无表情地说，“也从不熬夜。我走路时总是右手紧紧攥着裤兜里的橡皮球。按压这个球会触发我口袋里瓶子里的雷管。这是气动照相机快门的工作原理。管子向上延伸……”

他做了一个飞快的演示动作，让奥西彭瞥见了一根橡皮管，像一条纤细的褐色蠕虫，从他马甲的袖口钻出，探进了夹克的内侧胸袋。他那身颜色模糊的褐色衣服磨损严重，布满污渍，褶皱处积满灰尘，扣眼破破烂烂。“雷管部分是机械的，部分是化学的，”他带着随意的优越感解释道。

“当然，是瞬发的，对吧？”奥西彭喃喃道，微微颤抖了一下。

“远非如此，”对方承认道，那股不情愿的神情似乎让他的嘴扭曲得有些痛苦。“从我按下皮球的那一刻起，必须经过整整二十秒，爆炸才会发生。”

“呼！”奥西彭吹了声口哨，彻底惊呆了。“二十秒！太恐怖了！你是说你能面对这个？我会疯掉的——”

“你疯不疯都没关系。当然，这是这套特殊系统的弱点，它仅供我个人使用。最糟糕的是，爆炸的方式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弱点。我正在尝试发明一种能够适应所有行动条件，甚至能适应意外情况变化的雷管。一种既可变又极其精确的机制。一种真正智能的雷管。”

“二十秒，”奥西彭又嘟囔了一声。“呕！然后呢——”

随着头部的轻微转动，眼镜的闪光似乎在丈量着这家著名的西勒努斯餐厅（Silenus Restaurant）地下室啤酒大厅的大小。

“这屋子里没谁能逃得掉，”这是他审视后的结论。“连现在正上楼的那一对也不例外。”

楼梯底部的钢琴叮叮当当地弹奏起一首马祖卡舞曲，气势蛮横，仿佛一个粗俗无礼的幽灵在炫耀。琴键神秘地起伏着。随后一切归于寂静。片刻间，奥西彭想象着这处灯火通明的场所变成了一个恐怖的黑洞，喷涌着恶臭的烟雾，充斥着破碎砖石和残缺尸体组成的狰狞垃圾。他对废墟和死亡有着如此清晰的感知，以至于再次颤抖起来。另一个人带着一种冷静的自足感评论道：

“归根结底，唯有性格能造就一个人的安全。世界上没几个人能像我一样性格稳固。”

“真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奥西彭低声咆哮。

“人格的力量，”对方压低嗓门说道；而从那个显然十分卑微的生物嘴里说出这句话，让健壮的奥西彭咬住了下唇。“人格的力量，”他又重复了一遍，带着一种招摇的冷静。“我有使自己变得致命的手段，但你明白，这本身在保护方面一无是处。真正有效的是那些人相信我确有使用这些手段的意志。那是他们的印象。是绝对的。因此，我就是致命的。”

“那帮人里也有性格坚毅的家伙，”奥西彭不祥地嘟囔道。

“或许吧。但这显然是程度问题，因为，比如说，我就不会被他们所震撼。因此，他们是劣等的。他们不可能不是劣等的。他们的性格建立在传统道德之上。它依赖于社会秩序。而我，独立于一切人为之物。他们被各种传统所束缚。他们依赖生活，而生活，在这种语境下，不过是一个被各种约束和考量所包围的历史事实，一个可以从任何一点进行攻击的复杂组织事实；而我依赖的是死亡，死亡不识约束，亦不可被攻击。我的优越性显而易见。”

“这是种极度超然的说法，”奥西彭盯着那圆眼镜的冷光说道。“不久前我听卡尔·云特说过差不多的话。”

“卡尔·云特，”对方轻蔑地嘟囔着，“国际红色委员会的代表，一生都是个装腔作势的影子。你们代表有三个人，对吧？我不想定义另外两个，因为你就是其中之一。但你说的这些毫无意义。你们是值得敬佩的革命宣传代表，但问题不仅在于你们和那些体面的杂货商或记者一样无法独立思考，更在于你们根本没有任何性格。”

奥西彭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慨，猛地跳了起来。

“但你到底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他压着嗓子喊道。“你自己在追求什么？”

“一个完美的雷管，”对方断然回答。“你做出那副表情干什么？你看，你甚至连提到某种决定性的东西都无法忍受。”

“我没做表情，”恼火的奥西彭像头熊一样咕哝道。

“你们这些革命者，”对方继续说道，带着从容的自信，“是社会传统的奴隶，而那个传统正恐惧着你们；你们像那些站出来捍卫那个传统的警察一样，是它的奴隶。显然如此，因为你们想要颠覆它。它统治着你的思想，当然，也统治着你的行动，因此你的思想和行动永远无法具备决定性。”他停顿了一下，神情平静，带着那种亲近而无尽的沉默感，随后几乎立刻接了下去。“你们比你们所对抗的势力好不到哪儿去——比如比警察好不到哪儿去。那天，我在托特纳姆法院路（Tottenham Court Road）拐角处突然撞见了首席督察希特（Chief Inspector Heat）。他很稳地盯着我看了看。但我没看他。我为什么要给他多于一眼的注视？他在想很多事情——他的上司、他的名声、法庭、他的薪水、报纸——一百样事情。而我只想着我的完美雷管。他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他微不足道到——我想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和他那微不足道的程度相提并论——除了卡尔·云特或许可以。物以类聚。恐怖分子和警察都出自同一个篮子。革命、合法性——同一场游戏里的相互博弈；本质上都是某种形式的懒散。他在玩他的小把戏——你们这些宣传者也一样。但我从不游戏；我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有时还要挨饿。我的实验时不时需要钱，那时我就得一两天不吃饭。你在看我的啤酒。是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待会儿还要喝一杯。这是一个小小的假期，我独自庆祝。为什么不？我有独自工作的毅力，完完全全、绝对地独自工作。我已经独自工作了好多年了。”

奥西彭的脸涨成了深红色。

“为了那个完美雷管——是吗？”他低声讥笑道。

“是的，”对方反驳。“这定义得很准。你们即便动用所有的委员会和代表团，也找不出半个像这样精确的词来定义你们的活动本质。我才是真正的宣传者。”

“我们不讨论这一点，”奥西彭说道，带着一种超越个人考量的神情。“不过，恐怕我得搅了你的假期。今天早上有人在格林威治公园（Greenwich Park）被炸死了。”

“你怎么知道？”

“他们从两点钟开始就在街上大喊这个消息。我买了报纸，刚才才跑进来。然后我就看见你坐在桌子这儿。我现在口袋里就装着那份报纸。”

他掏出报纸。那是一份相当大的粉红色报纸，仿佛被其自身信念的温热所熏染，那信念是乐观的。他迅速扫视了报纸页面。

“啊！在这里。格林威治公园炸弹案。目前消息不多。十点半。多雾的早晨。爆炸的影响远及罗姆尼路（Romney Road）和公园广场（Park Place）。树下地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坑里满是破碎的树根和枝桠。四周都是被炸得粉碎的人体残骸。就这些。其余的不过是报纸上的闲话。毫无疑问，他们说这是一次企图炸毁天文台的邪恶行径。嗯。这很难让人相信。”

他沉默地盯着报纸看了一会儿，然后递给另一个人。那人漫不经心地注视着铅字，随手放下，未置一词。

奥西彭先开了口——依然心怀不满。

“只有一个人的残骸，你注意到了吧。因此：他把自己炸死了。这搅了你休息日的兴致吧——是吗？你预料到这种举动了吗？我可没半点想法——甚至连一点这种事会被策划在这里——在这个国家发生的苗头都没有。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简直就是犯罪。”

小个子挑起细长的黑眉毛，带着超然的轻蔑。

“犯罪！那是什么？什么是罪？这种断言能有什么意义？”

“我该怎么表达？人们总得用现成的词，”奥西彭不耐烦地说。“这个断言的意思是，这件事可能会在这个国家对我们的处境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这还不够被称为犯罪吗？我确信你最近肯定又把你的东西给别人了。”

奥西彭死死盯着对方。对方没有退缩，缓慢地低头又抬起头。

“你给了！”这份传单的编辑压低嗓音，带着强烈的低语喊道。“不！你真的就这么把那些东西像这样随便给了出去？随手给了第一个遇见的傻瓜？”

“正是如此！被判死刑的社会秩序并非建立在纸笔之上，我也不觉得纸笔的结合有朝一日能终结它，无论你怎么想。是的，我会把这些东西双手奉送给每一个路过的男人、女人或傻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不会遵从红色委员会的指示。就算你们所有人被赶出这里，或者被逮捕——或者说被砍头——我也不会动一下眉毛。我们这些个人发生什么，根本不重要。”

他漫不经心地说着，不带怒气，几乎不带感情。奥西彭内心深受触动，却试图模仿这种超然。

“如果这里的警察知道自己的职责，他们早就用左轮手枪把你射成筛子，或者干脆在大白天从背后给你一闷棍。”

小个子似乎早就以他那种超然自信的态度审视过这一观点了。

“是的，”他极其爽快地附和道。“但为了那样做，他们得面对他们自己的制度。你明白吗？那需要非凡的毅力。一种特殊的毅力。”

奥西彭眨了眨眼。

“我想，如果你在美国建立你的实验室，那正是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他们在那儿对待自己的制度可不讲究礼节。”

“我大概不会去见识。否则你的评论很中肯，”另一个人承认。“他们在那边更有性格，而且他们的性格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对我们而言，美国是肥沃的土壤——非常好的土壤。伟大的共和国骨子里有着破坏性的根源。集体的天性是无法无天的。好极了。他们或许会把我们射杀，但——”

“你对我来说太超然了，”奥西彭忧心忡忡地咕哝道。

“逻辑，”另一人抗议道。“逻辑有多种。这是开明的那种。美国没问题。危险的是这个国家，有着那套理想主义的合法性观念。这个民族的社会精神被包裹在拘谨的偏见中，这对我们的事业是致命的。你说英国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那才更糟。卡普亚！我们要避难所做什么？在这里你们只会谈论、印刷、密谋，却什么也不做。我敢说这对那些卡尔·云特之流的人来说倒是很方便。”

他微微耸了耸肩，随后以同样悠闲的笃定补充道：“打破对合法性的迷信和崇拜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若能亲眼看见希特督察及其同类在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将我们枪杀，我将不胜欣喜。到那时，我们的一半战斗就胜利了；旧道德的瓦解将在其圣殿内发生。那才是你们该瞄准的目标。但你们这些革命者永远不会理解这一点。你们规划未来，沉湎于从现状衍生出的经济体系幻想中；然而真正需要的是彻底扫清障碍，为新的生命观念开辟清晰的起点。只要你们腾出空间，那种未来自然会到来。因此，如果我有足够的存货，我会把它们堆在街角；而既然我没有，我就尽己所能去完善一枚真正可靠的雷管。”

奥西彭刚才还在深邃的思想海洋中沉浮，此刻抓住那最后一个词，仿佛抓住了一块救命木板。

“是的。你的雷管。如果公园里那个被炸得粉碎的家伙用的不是你的雷管，我才感到奇怪呢。”

一抹烦躁的阴影笼罩了面对奥西彭的那张坚毅而蜡黄的脸。

“我的难处恰恰在于需要对各种类型进行实际试验。毕竟必须得试。再说——”

奥西彭打断了他。

“那个家伙会是谁？我向你保证，我们伦敦这边毫无所知——你难道不能描述一下把东西给他的那个人吗？”

另一个人将眼镜转向奥西彭，宛如两束探照灯。

“描述他，”他缓慢地重复道。“我想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顾虑了。我用一个词就能描述他——维洛克。”

奥西彭刚才因好奇而从座位上弹起了几英寸，此时又跌坐回去，仿佛被人当面击中。

“维洛克！不可能。”

那神态自若的小个子轻轻点了一下头。

“是的。就是他。你不能说这次我是把东西随手给了个路过的傻瓜。据我了解，他是那个组织的重要成员。”

“是啊，”奥西彭说，“重要成员。不，也不尽然。他是总情报联络中心，通常负责接待过来这边的同志。与其说重要，不如说更有用。是个没思想的人。多年前他常在会议上发言——我想是在法国。虽然讲得不怎么样。拉托雷、莫泽以及那批老家伙都很信任他。他真正表现出的唯一天赋是某种躲避警察关注的能力。比如在这里，他似乎没受到太密切的监视。你知道，他是结了婚的。我猜他是用那女人的钱开的店。看起来经营得还不错。”

奥西彭突然停住，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真想知道那女人现在会怎么办？”，随即陷入了沉思。

另一个人带着显眼的漠然等待着。他的出身不详，人们通常只用“教授”这个绰号来称呼他。他获得这一称呼的资格，在于他曾是某技术学院化学系的助理实验员。他因不满受到不公正对待而与当局闹翻。后来，他在一家染料厂的实验室谋得了一个职位。在那里，他又受到了令人作呕的不公正待遇。他的挣扎、他的匮乏、他为跻身社会阶层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使他心中充满了对自己卓越才华的高度确信，以至于世人极难公正地对待他——毕竟这种公正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耐心。教授有天才，却缺少了伟大的社会美德：顺从。

“智力上的虚无之物，”奥西彭大声说道，突然抛开了对维洛克夫人丧夫及生意现状的内心思索。“一个相当普通的人。教授，你不与同志们保持联系是错误的，”他带着责备的语气补充道。“他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有没有让你了解他的意图？我有一个月没见他了。他竟然就这么走了，简直不可思议。”

“他告诉我那是一次针对某座建筑的示威，”教授说。“我必须知道这么多才能准备导弹。我向他指出，我手头的数量不足以造成彻底的毁灭性后果，但他非常恳切地要求我尽力而为。由于他想要一种能随手携带的东西，我提议利用我手边现成的一个旧一加仑装柯巴漆罐。他对这个主意很满意。这费了我些工夫，因为我得先把底部切开，事后再焊回去。准备好后，罐子里装了一个广口、塞紧的厚玻璃瓶，周围塞满湿粘土，里面装着十六盎司X2绿色粉末。雷管与罐子的螺旋盖相连。这很巧妙——结合了定时和震动触发。我向他解释了这套系统。那是一根细锡管，里面装着——”

奥西彭的注意力分散了。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他打断道。

“说不好。他把盖子拧得太紧，这会接通电路，然后他忘了时间。定时设的是二十分钟。另一方面，一旦时间接触点接通，强烈的震动会立即导致爆炸。要么是他时间算得太紧，要么就是他不小心把东西掉了。接触点肯定接通了——反正这点我很清楚。这套系统运行得非常完美。然而你可能会想，一个匆忙行事的蠢货更有可能完全忘了接通接触点。我担心的主要是那种失败。但愚蠢的种类远比你能防范的要多。你不能指望一个雷管能做到绝对的防傻。”

他向侍者招了招手。奥西彭坐得笔直，眼神中透着思维劳作后的恍惚。那人收了钱离开后，他带着一种深切的不满振作起来。

“这对我来说极其糟糕，”他沉思道。“卡尔因支气管炎卧床一周了。他有对半的几率再也起不来了。迈克尔里斯正在乡下某处享受着。一家时髦的出版社给了他五百英镑出书。那将是一场可怕的失败。你知道，他在监狱里已经失去了连续思考的习惯。”

教授站起身，正在扣上外套，以一种极其漠然的神态环顾四周。

“你打算怎么办？”奥西彭疲惫地问。他害怕中央红色委员会的指责，那个组织没有固定的居所，他也不完全清楚其成员构成。如果这桩事件导致分配给《自由报》小册子出版的微薄补贴被停发，那他确实得为维洛克的不可理喻感到懊悔。

“对极端行动形式的团结是一回事，愚蠢的鲁莽是另一回事，”他带着一种阴郁的粗鲁说道。“我不知道维洛克是怎么了。这其中有些蹊跷。不过，他已经不在了。你可以随你怎么想，但在这种情况下，激进革命团体唯一的方针就是否认与这件该死的怪事有任何瓜葛。如何让这种否认足够令人信服，才是我头疼的事。”

站着的小个子，扣好扣子准备离开，并不比坐着的奥西彭高。他直勾勾地把眼镜对准了后者的脸。

“你或许可以向警察索要一份品行证明。他们清楚你们每个人昨晚睡在哪里。也许如果你去问，他们会同意发布某种官方声明。”

“毫无疑问，他们很清楚我们与此无关，”奥西彭苦涩地嘟囔着。“但他们会怎么说又是另一回事。”他陷入沉思，无视了站在身旁那个矮小、阴沉、衣着褴褛的身影。“我必须立刻找到迈克尔里斯，让他能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发自肺腑地讲讲话。大众对那家伙有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感伤偏爱。他的名字广为人知。而且我与几家大报的记者有联系。他说的话纯属胡扯，但他有一种说话的腔调，依然能让人听进去。”

“像糖浆一样，”教授低声插了一句，保持着面无表情。

困惑的奥西彭继续半自言自语地沉思，像一个在彻底孤独中反思的人。

“该死的蠢货！竟把这种白痴烂摊子留给我处理。而且我甚至不知道是否——”

他紧闭双唇坐着。直接去那家店打听消息的想法毫无吸引力。他认为维洛克的店可能已经被警察设为陷阱。他们肯定会进行逮捕，他带着某种近乎义愤填膺的情绪想，因为他革命生活的平稳步调正因并非他本人的错误而受到威胁。然而，除非他去那里，否则他将冒着对某些他可能非常需要知道的信息一无所知的风险。接着他转念一想，如果公园里的那个人正如晚报所说的那样被炸得粉碎，那么他不可能被辨认出来。如果真是这样，警方就没有特别的理由比监视其他已知的无政府主义者聚点更严密地监视维洛克的店——事实上，并没有比监视西勒努斯餐厅门口更多的理由。无论他去哪儿，周围都会有大量的监视。尽管如此——

“真想知道我现在最好做什么？”他喃喃自语，咨询着自己。

耳边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带着冷淡的蔑视：

“缠住那个女人，榨干她的一切价值。”

说完这些话，教授离开了桌子。奥西彭被这番洞见打了个措手不及，无效地惊了一下，随即保持静止，眼神无助，仿佛被钉在了椅座上。那架孤独的钢琴，甚至连个琴凳都没有，勇敢地弹奏起几个和弦，开始演奏一系列民族曲调，最后以一曲《苏格兰蓝铃花》将他送走。当他缓慢上楼、穿过大厅走向街道时，那些令人痛苦的孤立音符在他身后渐渐远去。

在宏伟的门口前，一排凄凉的报贩站在路缘石上，从阴沟里兜售着他们的货物。这是一个初春阴冷、沉闷的日子；灰蒙蒙的天空、街道上的泥泞、肮脏之人的破衣烂衫，与那些沾满印刷油墨、潮湿而垃圾般的纸张散发出的气息融合得恰到好处。那些被污秽沾染的海报，如同挂毯般装饰着路缘石的转角处。下午报纸的生意很红火，但与人行道上疾行的人流相比，却显得一种冷漠，一种被忽视的散发。奥西彭在踏入横向人流前匆忙看了看两边，但教授已不见踪影。

第五章

教授拐进左边的一条街道，昂着头僵硬地走着，人群中几乎每一个人都高过他那发育不良的身材。自欺欺人地假装自己没有失望是徒劳的。但那不过是情感上的起伏；他思想的斯多葛主义不会被这次或任何其他的失败所动摇。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决定性的一击就会发出——真正令人震惊的一击——足以在那种庇护社会暴虐不公的宏大合法概念之巍峨大厦上凿开第一道裂缝。出身卑微，外表卑微到足以阻碍他天赋才华的发挥，他的想象力很早便被那些从贫困深渊攀升至权威与富足之位的人们的故事所点燃。他思想中那种极致的、近乎苦行僧般的纯洁，结合对世俗状况的惊人无知，为他设定了一个目标：无需艺术、优雅、圆滑或财富，仅靠纯粹的功绩权重即可获得权势与威望。从那个角度看，他认为自己理应获得毫无争议的成功。他的父亲，一位有着倾斜前额、皮肤黝黑、充满热情的纤弱男子，曾是一位晦涩却严苛的基督教派的巡回传道人——一个对自身正义特权极其自信的人。在身为个人主义者的儿子身上，当学院的科学彻底取代了会堂的信仰，这种道德姿态转化为一种狂热的野心清教主义。他像守护某种世俗神圣之物般守护着它。目睹它受挫，使他洞悉了世界的真实本质：其道德是虚伪、腐败且亵渎的。即便最正当的革命之路，也是由伪装成信条的个人冲动所铺就。教授的愤慨在自身内部找到了一种终极原因，从而赦免了他将破坏作为野心代理人的罪孽。摧毁公众对合法性的信仰，是他那迂腐狂热主义的拙劣公式；但那种潜意识的信念——即若无某种形式的集体或个人暴力，既定的社会秩序框架便无法被有效粉碎——却是精准而正确的。他是一个道德代理人——这一点在他心中已定。通过无情地蔑视来行使这种代理权，他为自己攫取了权力和个人威望的表象。对于他那充满复仇色彩的苦涩而言，这是不可否认的。它平息了内心的躁动；而在某种程度上，最激进的革命者也许和全人类一样，不过是在寻求某种平静——那种虚荣心得到抚慰、欲望得到满足、或者良心得到安宁的平静。

他混入人群，卑微而矮小，自信地冥想着自己的力量，右手插在裤子左兜里，轻握着那枚橡胶球——他那邪恶自由的终极保障；但过了一会儿，看到街道上拥挤的车辆和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男女，他感到一阵不适。他置身于一条漫长、笔直的街道，这里仅是那庞大人群的一小部分；但他周围，延伸到被巨大砖墙堆遮挡的视线尽头，他感受到了那无穷无尽的人类大众，以其数量之众而显得势不可挡。他们像蝗虫般成群结队，像蚂蚁般辛勤劳作，像自然力量般不假思索，盲目地、有序地、全神贯注地向前推进，对情感、逻辑、甚至或许对恐怖都无动于衷。

那是他最恐惧的怀疑形式。对恐惧无动于衷！经常在外面行走时，当他偶尔从自我中抽离出来，他便会有这种对人类可怕而清醒的不信任感。如果什么都无法打动他们怎么办？所有野心旨在直接掌控人类的人都会经历这种时刻——艺术家、政治家、思想家、改革者或圣徒。这是一种卑劣的情绪状态，孤独感能让一个优越的性格对此筑起防线；教授带着严苛的狂喜想到了他那隐蔽在贫民窟荒野中、有着带锁橱柜的避难所，那是完美无政府主义者的修道院。为了更快到达能搭乘公共汽车的地方，他猛地从人潮汹涌的大街拐进了一条铺着石板、昏暗狭窄的小巷。一侧低矮的砖房，其尘封的窗户呈现出一种无药可救的衰败感，呆滞而濒死——那是等待拆除的空壳。另一侧生命尚未完全消散。面对着巷子里唯一的一盏煤气灯，张开着一家旧家具店的洞穴，在那条蜿蜒穿过奇异衣柜森林的狭窄小道深处，在桌腿丛生的灌木丛下，一面高大的穿衣镜像森林里的水洼一样闪烁着幽光。一张不幸的、无家可归的长椅，伴着两把不相干的椅子，立在店外。除了教授之外，这巷子里唯一的活人，是从相反方向走来、脚步稳健而挺拔的，他突然放慢了摆动的步伐。

“哟！”他说，并警惕地侧身站着。

教授已经停下，做好了准备般的半转身，使他的肩膀几乎贴到了对面的墙上。他的右手轻轻落在被遗弃的长椅靠背上，左手依然有目的地深深插在裤兜里，圆圆的粗框眼镜赋予了他那阴郁、镇定的脸庞一种猫头鹰般的特质。

这就像在充满生机的大宅侧廊里的偶遇。那魁梧男子穿着深色大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他的帽子向后倾斜，露出了很大一块前额，在暮色中显得十分苍白。眼窝的暗影中，眼珠在锐利地闪烁。淡黄如熟玉米色的长垂胡须，以尖端勾勒出他剃净的方下巴。

“我不是在找你，”他简短地说道。

教授没动弹分毫。整座巨大城镇的嘈杂声沉降为一种模糊的低语。特殊犯罪部门的首席督察希特改变了语气。

“不急着回家？”他带着嘲讽的单纯问道。

那个看上去病态的、小小的破坏道德代理人，在拥有一种个人威望的快感中默默得意，以此抑制住这个掌握着受威胁社会防御授权的男人。比起那个希望罗马元老院只有一个头颅以满足自己残忍欲望的卡利古拉，他更幸运些，因为他在那一个人身上看到了他所蔑视的一切力量：法律、财产、压迫和不公的力量。他看到了他所有的敌人，并无畏地直面他们，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们在他面前显得困惑，仿佛面对着一种可怕的预兆。他内心陶醉于这次邂逅的机会，这确认了他对全人类大众的优越性。

这实际上是一次偶然的相遇。自其部门在上午十一点前收到格林威治的第一份电报以来，首席督察希特度过了极其忙碌且不愉快的一天。首先，在向一位高官保证不会有无政府主义活动爆发不到一周后就发生了这起暴行，这本身就足够令人恼火。如果他曾经觉得自己做出某种断言是安全的，那就是当时。他当时是以极大的自我满足感做出那个断言的，因为很明显，那位高官非常想听到的就是这些。他断言，如果没有部门在二十四小时内察觉，任何类似的事情连想都不可能；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是本部门的伟大专家。他甚至说了些真正睿智的人本会隐瞒的话。但首席督察希特并不十分明智——至少不完全是。真正的睿智，在这个矛盾重重的世界上对任何事都不敢肯定，本会阻止他达到现在的位置。那会惊动他的上司，并断送他晋升的机会。他的晋升一直非常迅速。

“他们中间没有哪一个，先生，是我们不能在日夜任何时候抓到的。我们甚至知道他们每小时在做什么，”他曾这样宣称。而那位高官曾屈尊微笑。对于希特首席督察这样享有盛誉的警官来说，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是再正确不过了，这显得极其美妙。高官相信了这一声明，因为它与他心目中万事皆在掌控的理念相契合。他的智慧属于官僚那一类，否则他本可以反思一个并非理论而是经验的问题：在阴谋家与警察之间那紧密交织的关系网中，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断裂，时间与空间上会突然产生裂口。一个既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许会被一寸一寸、一分一秒地监视着，但总有一个时刻，由于某种原因，对他所有的视线与接触会丢失几个小时，而就在这期间，某种（通常是爆炸）或多或少令人遗憾的事情就会发生。然而那位高官，被他那套万事皆在掌控的意识所冲昏了头脑，笑了，而现在，那个笑容的回忆让身为无政府主义行动首席专家的希特督察感到非常恼火。

这并不是唯一令这位杰出专家平日里的平静心境受挫的情况。还有另一件事，仅仅追溯到当天早晨。一想到当他被紧急传唤到助理局长的私人办公室时，竟没能掩饰住自己的惊讶，他就感到格外窝火。一个成功人士的直觉很久以前就告诉他，作为一般规律，名声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度，而非仅仅是成就。他感觉到，当面对那封电报时，自己的风度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瞪大了眼睛，惊呼道：“不可能！”从而使自己暴露在助理局长那不可辩驳的反击之下——助理局长在读完电报后，将其猛地甩在桌上，并用力用指尖按在上面。那种仿佛被食指指尖压垮的感觉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而且非常损害声誉！此外，希特督察意识到，自己竟然允许流露出某种确信，这并没有改善事情的处境。

“有一点我可以立即告诉您：我们这帮人里绝对没有谁参与了这件事。”

他坚守着一名优秀侦探的正直，但他现在明白，对这一事件保持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审慎态度，本会更有利于他的名声。另一方面，他向自己承认，如果那些局外人也要插手这行，那想保住名声就太难了。局外人是警察这一行以及其他职业的祸害。助理局长言语中的语气酸涩得足以让人倒牙。

而且从早餐之后，希特督察就没能捞到任何东西吃。

为了立即在现场开始调查，他在公园里吞咽了大量未经过滤、令人不适的浓雾。接着他步行去了医院；当格林威治的调查最终结束时，他已经失去了进食的胃口。不像医生们那样习惯于仔细检查人类残缺不全的遗体，当医院某房间里的一块防水布从一张桌子上被掀开时，他所见到的景象令他感到震惊。

另一块防水布像桌布一样铺在那张桌子上，四角向上卷起，覆盖着某种堆积物——一堆烧焦且血迹斑斑的破布，半遮半掩着看起来像是制造食人宴席的原材料堆。若非意志相当坚定，很难不在那景象面前后退。希特督察，他部门里的一名干练警官，站稳了脚跟，但整整一分钟没有向前迈步。一名身穿制服的当地巡警斜眼看了一眼，以一种木讷的单纯说道：

“他全在这儿了。一点儿没少。这活干得够绝的。”

他是在爆炸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他又提起了这个事实。他在浓雾中看见了类似一道沉重闪电的东西。当时他正站在威廉王街旅馆的门口与看门人说话。冲击力让他浑身发麻。他穿过树林向天文台跑去。“用我腿所能跑出的最快速度，”他重复了两次。

希特督察小心翼翼且惊恐地弯腰俯在桌上，任由他继续说下去。医院的护工和另一个人翻开了布的边角，退到了一旁。督察的眼睛搜寻着那堆混合物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看起来像是从屠宰场和破布店里收集起来的。

“你用了铲子，”他注意到散落着少许细砾石、细小的褐色树皮屑，以及如针尖般细碎的木头碎片，于是评论道。

“有个地方不得不动用，”那木讷的巡警说。“我让看门人去拿把铁锹。当他听见我用铲子刮地面的声音时，他把额头抵在树上，吐得像条狗一样。”

督察谨慎地俯身在桌上，强压下喉咙里那股令人不适的感觉。那种将尸体变成一堆无名碎片的粉碎性破坏暴力，让他感到一种无情的残酷，尽管他的理性告诉他，那过程一定像闪电一样迅速。那个人，无论他是谁，一定是瞬间死亡的；然而，让人难以相信一个人的身体在不经历难以想象的剧痛的情况下，竟能达到那种解体状态。希特督察并非生理学家，更非形而上学家，但他凭着共情——那也是一种恐惧的形式——超越了平庸的时间观念。瞬间！他记起了自己在通俗读物上读过的所有内容：关于在醒来瞬间所做的漫长而恐怖的梦；关于溺水者在命定的头颅最后一次浮出水面、水花四溅时，以恐怖的强度过完了一生。意识存在的不可解释的奥秘困扰着希特督察，直到他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两次眨眼之间，可能包含了永恒的痛苦与精神折磨。与此同时，督察继续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桌子，带着一种贫困顾客弯腰审视屠夫店里所谓“副产品”以便筹备廉价周日晚餐时那种略带焦虑的专注。他那训练有素的优秀调查员的直觉，从不放过任何信息的机会，全程跟随着那巡警自鸣得意、语无伦次的喋喋不休。

“一个金发小伙，”后者以平稳的语调评论道，随后停顿了一下。“和警长谈过话的老妇人注意到一个金发小伙从梅兹山车站出来。”他顿了顿。“他确实是个金发小伙。她注意到上行火车开走后，有两个男人从车站出来，”他慢慢继续道。“她看不出他们是否是一伙的。她没太注意那个大个子，但另一个是个金发、身形瘦小的小伙，一只手提着一个锡制清漆罐。”巡警停止了叙述。

“认识那个女人吗？”督察喃喃自语，眼睛盯着桌子，脑海里模糊地想着不久后要对一个可能永远无法确认身份的人进行死因研讯。

“认识。她是位退休酒馆老板的管家，有时会去公园广场的礼拜堂，”巡警郑重地说，说完又斜眼瞥了一眼桌子，停顿了一下。

接着突然说道：“好了，他就在这儿——我能看到的全部。金发。瘦小——足够瘦小了。瞧那只脚。我先捡起的腿，一条接一条。他散得太厉害，你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收拾。”

巡警停住了；一丝无辜且自我赞赏的浅笑使他圆圆的脸上显出一种孩子气。

“绊倒了，”他肯定地宣布。“我跑过去的时候自己也绊倒过一次，还一头栽倒了。那些树根到处乱伸。他一定是绊到了树根摔倒，那东西肯定就在他胸口下面炸开了，我想。”

“身份不明者”这几个词的余音在希特督察的内心意识中不断回响，令他相当困扰。为了自己的情报，他本来希望能将此案追溯到其神秘的源头。他从职业角度感到好奇。在公众面前，他本希望通过确定那人的身份来证明部门的效率。他是个忠诚的公仆。然而，这看起来不可能。问题的最初项是无法解读的——除了残酷的虐杀外，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希特督察克服了生理上的厌恶，为了求个心安，他随手拾起那块最干净的碎布。那是一条窄窄的丝绒带，上面挂着一块较大的深蓝色三角形布片。他把它举到眼前；这时警察开口了。

“丝绒领子。那老妇人竟注意到丝绒领子，真有意思。深蓝色大衣配丝绒领子，她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是她看到的那个家伙，准没错。他现在全在这儿了，连丝绒领子都齐了。我想我没漏掉一块像邮票那么大的碎片。”

听到这里，督察训练有素的感官不再听那巡警的声音了。他为了获得更好的光线走向窗边。他的脸背对着房间，在仔细检查那块三角形呢绒布时，显露出一种受惊且强烈的兴趣。他猛地将其扯下，塞进口袋后才转过身看向房间，将丝绒领子扔回桌上——

“盖上，”他简短地命令随从，再也没看一眼，在巡警的行礼下，匆忙带着他的战利品离开了。

一列方便的火车将他送回了城，他独自坐在三等车厢里深思熟虑。那块烧焦的布料价值连城，他不禁对这东西竟以如此偶然的方式落入自己手中感到震惊。就仿佛命运将那条线索硬塞到了他手中。像普通人一样，那种渴望掌控事变的人，他开始怀疑这种无缘无故且偶然的成功——仅仅因为它看起来像是强加给他的。成功的实际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看待它的方式。但命运从不审视任何事物。它没有审慎可言。他不再认为向公众公开那天早晨把自己炸得如此彻底粉碎的男人的身份是绝对可取的。但他不确定部门会持什么态度。对受雇的人来说，一个部门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思想甚至怪癖的复杂人格。它依赖于仆从的忠诚奉献，而受信任仆从的忠诚奉献总是伴随着某种带爱怜的轻蔑，这使关系得以保持“甜美”。按照自然界仁慈的安排，没有哪个英雄在自己的男仆眼中还是英雄，否则英雄们就得自己刷衣服了。同样，没有哪个部门在它的内部工作人员眼中显得绝对明智。一个部门所知的远不如其某些仆从。作为一个冷静的有机体，它永远无法做到完全知情。知道得太多对效率并无好处。希特督察下火车时处于一种深思的状态，这种状态完全没有受到不忠诚的侵染，但也不免带上了一种嫉妒的猜忌，这种猜忌在对女性或机构的绝对忠诚的基础上往往会突然爆发。

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身体感到极度空虚，且依然对所见之景感到反胃，他撞见了教授。在这些导致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变得易怒的条件下，这次会面对希特督察来说是特别不受欢迎的。他并没有在想教授；他根本没有在想任何特定的无政府主义者。这起案件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强迫他产生了一种关于人类事物荒谬性的普遍观念，这在抽象层面上对一个非哲学气质的人来说已足够恼火，而在具体实例中则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愤懑。在职业生涯初期，希特督察处理的主要是更为激进的盗窃形式。他在那个领域崭露头角，自然而然地，在晋升到另一个部门后，他依然保留着一种并非远离亲情的感情。盗窃并非纯粹的荒谬。它是一种人类产业的形式，尽管是反常的，但毕竟是在一个勤勉的世界里行使的产业；它与在陶器厂、煤矿、田野、磨具车间工作的原因相同。那是劳动，其实践上与其它劳动形式的区别在于风险的性质，这种风险不在于关节强直、铅中毒、瓦斯或尘肺，而在于其自身特殊用语中简称为“七年苦役”的东西。希特督察当然并非对道德差异的严重性毫无知觉。但他所监视的盗贼们也不例外。他们带着某种顺从接受了希特督察所熟悉的道德准则的严厉制裁。

他认为，他们是因教育不完善而误入歧途的公民；但考虑到这种差异，他能理解窃贼的头脑，因为实际上，窃贼的头脑和本能与警察的头脑和本能是同一种类的。两者都认可同样的惯例，并且对彼此的方法以及各自行业的操作流程有着切实的了解。他们彼此理解，这对双方都有利，并建立了一种关系上的某种和睦。作为同一台机器的产品，一个被归类为有用，另一个被归类为有害，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机器视为理所当然，但本质上带着同样的严肃性。希特督察的头脑对反抗观念是封闭的。但他的窃贼们不是反叛者。他身体的活力、冷静严谨的风度、勇气和公正，在早期成功领域为他赢得了许多尊重和一些奉承。他感到自己受人尊敬和仰慕。而希特督察，在离那个绰号“教授”的无政府主义者六步远的地方停下，对盗贼的世界产生了一丝怀念——那是清醒的、没有病态理想、按规程工作、尊重既定权威、没有任何仇恨与绝望污染的世界。

在向这种社会结构中的常态致意后（因为盗窃的概念在他的本能中看起来就像财产的概念一样正常），希特督察对自己竟停下脚步、竟开口说话、竟因为这是从车站到总部的捷径而走这条路感到十分愤怒。他又用他那宏大而权威的声音说道，声音放低了，带着一种威胁的性质。

“我告诉过你，没人要找你，”他重复道。

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动弹。一声内在的嘲笑不仅露出了他的牙齿，连牙龈也显露出来，震动着他全身，却没有任何声音。希特督察在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下忍不住补充道：

“还没到时候。等我要找你时，我会知道去哪儿找到你。”

这些话完全得体，符合传统，也符合他身为警察面对自己特别监视对象之一的身份。但他们所受到的回应却背离了传统与得体。这是令人发指的。他面前那个发育不良、虚弱的身影终于开口了。

“我敢说报纸到那时会为你发一份讣告。你最清楚那对你意味着什么。我想你很容易就能想象出那些会被印刷出来的东西。但你可能会面临被和我一起埋葬的不愉快，尽管我想你的朋友们会尽可能努力把我们分开。”

尽管他健康地蔑视这种言论背后的精神，但这些言语那恶毒的影射还是对希特督察产生了影响。他有太多的洞察力，也有太多的确切情报，以至于不能将它们当作废话打发。在这条狭窄小巷的暮色中，那个背靠着墙、用虚弱而自负的声音说话的阴暗、脆弱的小身影，带上了一种邪恶的色彩。对于这位精力充沛、顽强不息的督察来说，那个生物显然不适合生存的身体上的痛苦是令人不祥的；因为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幸成为那样一个悲惨的物体，他根本不在乎死得有多快。生活对他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以至于一股新的反胃感让他额头上冒出了细汗。城镇生活的低语，左右两条不可见街道上车辆沉闷的隆隆声，透过那肮脏小巷的弯道传进他的耳朵，带着一种珍贵的熟悉感和诱人的甜蜜。他是个人。但希特督察也是个男人，他不能让这样的话过去。

“所有这些都适合用来吓唬小孩子，”他说。“我终究会抓到你的。”

话说得很好，没有轻蔑，带着一种近乎苦行的平静。

“毫无疑问，”回答道；“但相信我，择日不如撞日。对于一个有真正信念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自我牺牲的好机会。你可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如此有利、如此仁慈的机会了。我们附近连只猫都没有，这些该死的老房子在你站的地方能堆成一大堆砖头。你再也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代价抓住我了，而你受雇正是为了保护这些。”

“你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希特督察坚定地说。“如果我现在对你动手，我就和你没什么两样了。”

“啊！游戏！”

“你可以肯定，我们这一方最终会赢。也许有必要让人们相信，你们中的某些人就该像疯狗一样被当场击毙。那时，这就是游戏了。但我去他妈的，我真不知道你们在玩什么。我不相信你们自己知道。你们永远不会从中得到任何东西。”

“与此同时，到目前为止，是你从中学到了东西。而且你得到它也很容易。我不谈你的薪水，但难道你不是仅仅因为不了解我们在追求什么而名声大噪吗？”

“那你们在追求什么？”希特督察带着轻蔑的急躁问道，就像一个匆忙的人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

这位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用一个没有张开其薄而无色嘴唇的微笑回答；而那位著名的督察感到一种优越感，这促使他竖起一根警告的手指。

“放弃吧——无论它是什么，”他以一种训诫的语气说道，但并不像他在屈尊向一位著名的惯偷提供良好建议时那样友善。“放弃吧。你会发现我们人多势众，你不是对手。”

教授嘴唇上凝固的微笑动摇了，仿佛他内在的嘲讽精神失去了把握。希特督察继续说道：

“不相信我，嗯？好吧，你只需要看看周围。我们就是。总之，你做得并不好。你总是在搞砸。要是窃贼们的工作能力有你这么差，他们早就饿死了。”

那人背后那股不可战胜的众多数目暗示，在教授的胸中激起了一种阴沉的愤怒。他不再露出那种神秘而嘲讽的微笑。数字的抵抗力量，一大群人不可攻击的迟钝，是他那邪恶孤独感中萦绕不去的恐惧。他的嘴唇颤抖了许久，才用一种被扼住的声音说道：

“我做我的工作做得比你做你的要好。”

“够了，”希特首席督察急忙打断道；教授这次放声大笑起来。他边笑边往前走；但没笑多久。当他从狭窄的巷道走出，进入喧闹的大街时，已是一副面色忧郁、萎靡不振的小个子模样。他走起路来带着流浪汉那种漫无目的的迟钝步态，走着，不停地走着，对雨水和阳光漠不关心，与天地万物的面貌保持着一种阴郁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希特首席督察在注视了他一会儿后，迈开步子，带着一种目标明确的轻快，仿佛一个全然无视恶劣天气、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世间肩负着合法使命，并拥有同类道德支持的人。这座巨大城镇的所有居民，整个国家的人口，甚至那在这个星球上挣扎的数以亿计的芸芸众生，都站在他这一边——哪怕是那些小偷和乞丐也不例外。是的，就连那些窃贼也必然会支持他目前的工作。这种在日常活动中感受到普遍支持的意识，让他有勇气去应对眼下这个棘手的问题。

首席督察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应付他的顶头上司——部门助理局长。这是忠诚勤勉的仆人们永恒的问题；无政府主义只是给它披上了一层特别的外衣，仅此而已。说实话，希特首席督察对无政府主义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并不觉得这有多重要，也从未能让自己认真看待它。这更像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而且是那种没有“醉酒”这一人类借口——醉酒好歹还意味着一种好心情和对狂欢的亲近倾向——的扰乱行为。作为罪犯，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够档次——完全不够档次。想到教授，希特首席督察没有减慢他摇摆的步伐，从牙缝里嘟囔了一句：

“疯子。”

抓捕窃贼则是另一码事。它具有那种存在于所有公开竞技运动中的严肃性，即最优秀的人在完全可以理解的规则下获胜。而处理无政府主义者则没有规则可言。这让首席督察感到厌恶。这一切都是愚蠢的，但这种愚蠢却煽动了公众情绪，影响了身居高位的人，还触动了国际关系。当他继续前行时，一张冷酷、无情的鄙夷面孔在他脸上凝固了。他的脑海中掠过了他监视名单上的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间没一个有他所认识的那些窃贼的一半胆气。连一半都没有——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在总部，首席督察立刻被准许进入助理局长的私人办公室。他发现上司正伏在一张堆满文件的宽大桌子前，手握钢笔，仿佛在膜拜一座巨大的青铜与水晶双联墨水瓶。形似长蛇的传声筒被系在助理局长木椅的靠背上，那大张的口似乎随时准备咬住他的手肘。助理局长在这样的姿势下仅仅抬起了眼睛，他的眼睑比脸部肤色更深，布满了深深的皱纹。报告已经送到了：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行踪都已查得一清二楚。

说完这些，他垂下眼帘，迅速签了两张纸，这才放下笔，向后靠在椅背上，向他这位声名显赫的下属投去询问的目光。首席督察坦然受之，神情恭敬却深不可测。

“我敢说你起初告诉我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此无关是正确的，”助理局长说，“我完全赞赏你的人对他们实施的严密监视。但另一方面，对公众而言，这无异于承认我们一无所知。”

助理局长的语速从容，甚至显得有些谨慎。他的思维似乎在转向下一个词之前，先在当前词汇上作了停留，仿佛这些词汇是他跨越谬误之水的垫脚石。“除非你从格林威治带回了什么有用的线索，”他补充道。

首席督察立刻以一种清晰、务实的方式开始讲述他的调查经过。他的上司将椅子转动了一些，交叉着瘦削的双腿，单手支肘，另一只手遮住眼睛。他那倾听的姿态带有一种棱角分明而又忧伤的优雅。当他在最后缓缓低头时，如同抛光银器般的光芒在他那乌黑的头发侧面闪烁。

希特首席督察等待着，表面上是在脑海中盘点刚才所说的一切，实际上却在考虑是否还有必要补充些什么。助理局长打断了他的犹豫。

“你相信有两个男人？”他问，并未移开遮眼的手。

首席督察认为这极有可能。在他看来，这两个人在距离天文台围墙百码之内分了手。他还解释了另一个人是如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迅速离开公园的。雾气虽不算太浓，却对他有利。他似乎护送了另一个人到那个地点，然后就留他一个人在那里单独行事。根据那个老妇人看到这两人从梅兹山车站出来的那个时间，以及听到爆炸声的时间推算，首席督察认为，当他的同伙正把自己炸得粉碎时，那个人可能已经到达了格林威治公园车站，准备搭乘下一班火车进城了。

“炸得非常彻底——是吗？”助理局长在手影下喃喃自语。

首席督察用几个强有力的词汇描述了残骸的模样。“验尸官的陪审团会有得忙了，”他冷酷地补充道。

助理局长移开了遮眼的手。

“我们对他们将一无所告，”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他抬起头，注视了一会儿他那位首席督察那标志性的不可承诺的姿态。他的本性不是那种容易陷入幻想的人。他知道一个部门受制于其下属官员，而下属们有着他们各自对忠诚的理解。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热带殖民地。他曾在那里喜欢他的工作。那是警务工作。他在追踪并瓦解当地某些邪恶秘密会社方面非常成功。后来，他休了长假，有些冲动地结了婚。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桩好姻缘，但他的妻子听信传言，对殖民地的气候持负面看法。另一方面，她拥有颇具影响力的关系网。这是一桩绝佳的婚姻。但他不喜欢现在从事的工作。他感到自己依赖于太多的下属和太多的主子。那种被称为公众舆论的奇怪情感现象近在咫尺，压得他心神不宁，其非理性的本质令他感到惊恐。毫无疑问，由于无知，他过高估计了舆论对善与恶——尤其是对恶——的影响力；而英国春天那刺骨的东风（这气候倒很适合他妻子）加剧了他对人性的动机及其组织效率的普遍怀疑。办公室工作的徒劳感，尤其在那些令他敏感的肝脏备受折磨的日子里，令他感到格外惊恐。

他站起身，舒展着高大的身躯，以一种在如此瘦削的人身上显得格外沉重的步伐，穿过房间走到窗前。窗格上雨水流淌，他俯瞰的那条短街湿漉漉的，空无一人，仿佛被一场大洪水突然清扫干净。这是极度令人煎熬的一天，先是窒息在生硬的浓雾中，现在又淹没在冰冷的雨水里。瓦斯灯那摇曳、模糊的火光似乎正在水汽弥漫的空气中消融。人类被这恶劣天气所带来的卑微屈辱所压迫，其高傲的自命不凡，在此时看来简直是一种值得嘲弄、惊叹与怜悯的巨大而绝望的虚荣。

“可怕，真是可怕！”助理局长对着窗玻璃，心中暗想。他的脸靠得很近。“这种天气我们已经持续了十天；不，是两周——整整两周。”他有一瞬间停止了思考。大脑完全静止了约三秒钟。接着，他例行公事地说道：“你已经在沿线开展调查以追踪那另一个人了吗？”

他毫不怀疑该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希特首席督察当然完全精通追捕人的勾当。这些都是最普通的程序，即便是最入门的新手也会理所当然地采取这些行动。在两个小火车站的检票员和搬运工中间做些询问，就能获得关于那两人外貌的更多细节；检查收回的车票立刻就能显示他们那天早晨从哪里出发。这是基础工作，不可能被忽略。因此，首席督察回答说，这一切在老妇人带着她的证词现身时就已经做了。他还提到了一个车站的名字。“他们就是从那儿来的，长官，”他继续说道。“在梅兹山负责检票的搬运工记得有两个符合描述的家伙穿过了检票口。在他看来，他们是两个体面的、高级一点的工人——招牌画家或是室内装潢工。那个大个子从三等车厢倒着下来，手里提着一个明亮的锡罐。在站台上，他把它交给了跟随他的那个金发年轻人。这一切与老妇人告诉格林威治警长的情况完全吻合。”

助理局长依然面对着窗户，表示怀疑这两个人是否与这起暴行有关。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一个差点被一个行色匆匆的男人撞倒的老清洁女工的陈述之上。如果不是因为某种灵光一闪，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扎实的依据，而那种灵光一闪的说法几乎是站不住脚的。

“坦率地说，她真的可能灵光一闪吗？”他带着严肃的讽刺问道，背对着房间，仿佛沉迷于观赏那半隐在夜色中的城镇巨大轮廓。当他听到他部门的那位首席下属嘟囔出“天意”这个词时，连头都没回——那位下属的名字有时会见诸报端，对广大公众而言，是其热忱且勤恳的保护者之一。希特首席督察稍微提高了一点声音。

“我亲眼看到了明晃晃的锡皮碎片，”他说，“那是相当有力的佐证。”

“而这些人来自那个乡村小站，”助理局长喃喃自语，感到困惑。他被告知，从那一班火车收回的三张票中，有两张票上印着那个名字。第三个下车的人是搬运工们很熟悉的来自格雷夫森德的货郎。首席督察以一种盖棺定论的语气传达了这一信息，带着几分不悦，就像忠诚的仆人在意识到自己的诚实及其辛勤工作的价值时常会有的那种表现。而助理局长依然没有从窗外那如同大海般广阔的黑暗中转过身来。

“两个外国无政府主义者从那个地方来，”他似乎是对着窗玻璃说道，“这相当难以解释。”

“是的，长官。但如果那个Michaelis没有住在附近的一间小屋里，那就更难以解释了。”

听到这个名字意外地坠入这桩令人烦心的事件中，助理局长粗鲁地驱散了关于他每天在俱乐部参加惠斯特牌局的模糊回忆。那是他生活中最惬意的习惯，展现了他无需任何下属协助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技术展示。他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去俱乐部打牌，然后回家吃晚饭，在那两小时内忘掉生活中一切不快，仿佛这牌局就是一种能缓解道德不满痛苦的良药。他的牌友包括一位忧郁幽默的著名杂志编辑，一位沉默、年长、长着一对阴险小眼睛的律师，以及一位富有军人气质、头脑简单、长着一双神经质棕色大手的老上校。他们仅仅是他在俱乐部的熟人。他从不在其他地方见到他们，除了牌桌上。但他们似乎都以一种同病相怜的精神对待牌局，仿佛它确实是抵抗生存隐秘疾苦的良药；每天当太阳落在那城镇无数屋顶之上时，一种醇厚、愉悦的急切感，如同一种笃定而深厚的友谊所带来的冲动，减轻了他的职业负担。而现在，这种愉悦感从他身上消失了，带着一种类似于肉体打击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他对社会保护工作的一种特殊兴趣——一种不正当的兴趣，最好被定义为对他手中武器的一种突如其来的警觉与不信任。

第六章

Michaelis，那位人道主义希望的假释使徒，其赞助人贵妇是助理局长妻子的最具影响力和最显赫的亲戚之一。她称呼她为安妮，对待她依然像对待一个不太聪明、完全缺乏经验的小女孩。但她同意以友好的方式接纳他，这在妻子的所有有影响力的亲戚中绝非普遍现象。她在遥远的过去年轻且辉煌地结了婚，曾一度近距离观察过重大事务，甚至包括一些伟人。她本人就是一位贵妇人。如今尽管年事已高，她却拥有一种非凡的气质，以轻蔑的态度藐视时间，仿佛时间不过是大众所屈从的一种庸俗习俗。许多更容易被摒弃的习俗——唉！——也因为气质的原因未能得到她的认可，要么是因为它们让她感到无聊，要么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她的蔑视与同情。钦佩是她所不知晓的情感（这是她那位最高贵的丈夫私下对她的一大怨怼）——首先，因为钦佩总是多多少少带有平庸的色彩；其次，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劣势。而这两点对她的天性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意见表达上毫无畏惧对她来说易如反掌，因为她仅仅从她社会地位的立场出发进行评判。她在行动上也同样不受束缚；由于她的机敏源于真正的人道，她的身体活力依然惊人，她的优越感平和而亲切，三代人无限地钦佩她，而她可能见到的最后一代人称她为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同时，她聪明过人，带着一种崇高而单纯的特质，内心充满好奇——却不像许多女性那样仅仅是对社交闲话感兴趣——她通过自己那巨大且几近历史性的社交威望，将一切凌驾于人类死水平面之上的事物——无论合法还是非法，无论地位、智慧、胆识、财富还是不幸——吸引到自己的视野内，以此来娱乐自己的晚年。皇室贵族、艺术家、科学家、年轻的政治家，以及各色各样的骗子，这些虚浮、轻盈、像软木塞一样不断冒出头来、最能显示地表洋流方向的人们，都在那所房子里受到欢迎、被倾听、被洞悉、被理解、被评估，以充实她自己的精神世界。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喜欢观察这个世界正走向何方。由于她拥有务实的头脑，她对人和事的判断，尽管基于特殊的偏见，却很少完全错误，几乎从不固执己见。她的客厅可能是这广袤世界上唯一一个让警察助理局长能在非专业、非官方的基础上见到一名假释囚犯的地方。那天下午是谁把Michaelis带到那里的，助理局长记得不太清楚。他有一种印象，那一定是一位出身名门、有着非传统同情心的国会议员，而这种同情心正是漫画报纸长期的笑料。那个时代的知名人士，甚至是单纯的显赫人物，都自由地互相引荐到这位老妇人那不失高尚的好奇心殿堂中。你永远无法猜到，在绘有褪色蓝色丝绸和镀金边框的屏风所营造的、摆放着长沙发和几把扶手椅的舒适角落里，在那人声鼎沸、人们成群结队地坐在或站在六扇高窗光影下的宽大客厅中，你可能会遇见谁。

Michaelis曾是公众情绪反转的对象，这种情绪在几年前曾为他因参与一次颇为疯狂的营救囚犯企图而被判终身监禁的凶残表现而喝彩。阴谋者的计划是射杀马匹并制服护卫。不幸的是，一名警员也中了枪。他留下了一个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而那个人的死在整个王国引起了巨大的愤怒——在这个王国里，人们为了防卫、福利和荣耀，每天都在履行职责中牺牲——人们对受害者产生了愤怒的、不可调和的怜悯。三名主谋被绞死了。Michaelis，年轻而瘦削，职业是锁匠，夜校的常客，甚至不知道有人被杀了，他和另外几个人分到的任务是强行撬开那辆特殊车辆后部的门。被捕时，他一个口袋里装着一串万能钥匙，另一个口袋里装着一把沉重的凿子，手里拿着一根短撬棍：完完全全就是个盗贼。但没有哪个盗贼会受到如此沉重的判决。警员的死亡让他内心感到痛苦，但阴谋的失败也一样。他没有向陪审的同胞隐瞒这两种情绪中的任何一种，而那种悔悟在拥挤的法庭上显得惊人地不完美。法官在宣判时深情地评论了年轻囚犯的堕落与冷酷。

这造就了他那毫无根据的定罪名声；而他获释的名声，则是被那些希望利用他监禁的感伤层面来达到自己目的，或是出于某种不可理解的目的的人们，在同样毫无根据的基础上为他编造的。他在内心的天真和头脑的单纯中任由他们这样做。发生在他个人身上的一切都没有任何重要性。他就像那些圣人，其人格在对信仰的沉思中消失了。他的想法不是信念那种性质。它们对推理是不可及的。它们在所有的矛盾和晦涩中构成了一种不可战胜的人道主义信条，他以一种固执的温柔承认，而非宣扬这一信条，嘴角带着一种平和确信的微笑，那坦率的蓝眼睛垂下，因为那些在孤独中滋长的灵感令他难以直视他人的面孔。在那种典型的姿态中，伴随着他不得不像囚犯的炮弹一样拖动终生的那怪诞而无法治愈的肥胖，这显得非常令人怜悯，警察助理局长看到了那位假释使徒坐在屏风内的特权扶手椅上。他坐在那里，靠近老妇人的沙发，声音温和而安静，没有丝毫像成年人那样的自我意识，就像一个极小的孩子，带着孩子般的魅力——那种恳求式的天真魅力。他坚信未来，其秘密路径已在知名监狱的四面墙内向他揭示，他没有理由对任何人抱有怀疑。如果他不能给那位伟大而好奇的贵妇人一个关于世界正走向何方的明确概念，他却毫不费力地以他那未被苦涩侵蚀的信仰，以他那纯正的乐观主义品质，打动了她。

某种思想的单纯在社会两端的超然灵魂中都很常见。这位贵妇人以她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单纯。他的观点和信仰中并没有什么令她感到震惊或惊诧的内容，因为她是站在自己高贵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些观点的。事实上，她很容易对这类人产生共鸣。她自己并非剥削性的资本家；她可以说是在经济状况的博弈之上。她对人类常见的苦难形式有着极强的悲悯之心，恰恰是因为她与这些苦难太过陌生，以至于她必须先将自己的感知转化为精神上的痛苦，才能理解它们残酷的概念。助理局长对这两人的谈话记忆犹新。他当时默然旁听。这在某种程度上既令人兴奋，又因其注定的徒劳而显得动人，就像遥远行星上的居民试图进行精神交流一样。但这种人道主义激情的怪诞化身，不知为何触动了一个人的想象力。最后，Michaelis站起身，握住贵妇人伸出的手，摇了摇，又用他那硕大且绵软的手掌亲切地留恋了片刻，并没有流露出任何尴尬，随后便转过身去，留给客厅里那个半私密的角落一个巨大的、方形的背影，那短粗的粗花呢外套仿佛被撑得鼓胀起来。他带着平和的慈爱环顾四周，在其他访客的人群间摇摇晃晃地朝远处的大门走去。谈话的低语在他经过时暂停了。他天真地冲着一个高挑、明艳的女孩微微一笑，对方的目光无意间与他相撞，随后他便走出去了，全然不知身后那些投向他的目光。Michaelis的首次亮相是成功的——一种未受哪怕一声嘲笑玷污的尊崇式的成功。中断的谈话以各自应有的基调恢复了，或是严肃，或是轻快。只有一位身材匀称、四肢修长、看起来十分矫健的四十岁男子，在窗边与两位女士交谈时，出人意料地带着深沉的情感大声说道：“我看至少有十八英石（约114公斤），身高还不到五英尺六英寸。可怜的家伙！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女主人凝视着助理局长，独自留在屏风的私密一侧，她那张英俊老脸上的沉思表情仿佛凝固了，似乎正在重新整理自己的心理印象。几位留着灰白胡须、面容红润且带着模糊笑意的男士走近，绕过屏风；两位姿态雍容、带着优雅决断力的成熟女性；还有一个剃得干干净净、面颊凹陷的男人，正摇晃着挂在宽黑丝带上的金框单片眼镜，透着一种老派的、考究的气息。一阵恭敬但又充满保留的沉默持续了片刻，接着那位贵妇人感叹道，语气里没有怨恨，却有一种抗议般的愤慨：

“而这在官方眼中居然被认为是个革命者！真是荒唐。”她紧盯着助理局长，后者歉然地低语道：

“或许算不上危险。”

“算不上危险——我想确实如此。他只是个纯粹的信徒。这是一种圣徒的气质，”贵妇人语气坚定地宣告，“他们竟然把他关了二十年。一想到这一点就令人战栗。现在他们把他放出来了，他所有的亲人都已离散或去世。他的父母死了；他原本要娶的那个女孩也在他坐牢期间去世了；他失去了从事体力劳动所需的技能。他用最甜美的耐心亲自告诉我这一切；但他又说，他有足够的时间来为自己思考问题。真是莫大的补偿！如果革命者都是这种材料构成的，我们有些人还真该跪倒在他们面前，”她继续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戏谑，而那些面对她摆出传统恭敬姿态的世俗面孔上，平庸的社交微笑显得愈发僵硬，“这个可怜的生物显然已无法照顾自己了。总得有人稍微照看他一下。”

“他应该被建议去接受某种治疗，”那个看起来矫健的男人用军人般的嗓音从远处诚恳地建议道。他这个年纪身体状况极佳，甚至他那件长礼服的面料都透着一种弹性的质感，仿佛那是活生生的组织。“这家伙实际上是个残疾人，”他带着毫无疑问的情感补充道。

其他声音仿佛抓住了话头，低声表达着仓促的同情。“真令人吃惊，” “简直怪异，” “看着真让人难受。”那个长着单片眼镜的瘦削男人尖声吐出“怪诞”二字，他周围的人都领会到了这个词的精准。他们互相交换了微笑。

助理局长当时和事后都没有发表意见，因为他的职位使他不可能针对一名假释囚犯提出任何独立的观点。但实际上，他赞同他妻子的朋友兼资助人的看法，即Michaelis是一个人道主义感伤主义者，稍微有点疯，但总的来说，无意伤害一只苍蝇。因此，当这个名字突然出现在这起令人烦心的炸弹事件中时，他立刻意识到这对这位假释的“使徒”而言意味着怎样的危险，他的心绪立刻回到了那位老妇人根深蒂固的迷恋上。她那任性的仁慈绝不会容忍对Michaelis自由的任何干扰。那是一种深沉、冷静且坚定的迷恋。她不仅觉得他并无害处，而且还公开说了出来，而后者由于她那绝对论头脑的混乱，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证明。仿佛这个男人那怪诞的模样，配上他那坦率的婴儿眼和肥胖的天使微笑，已经令她着迷。她甚至开始相信他关于未来的理论，因为这并不抵触她的偏见。她讨厌社会混合物中新出现的财阀成分，而工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发展的方法，在她看来，其机械且冷酷的特性显得格外令人厌恶。温和的Michaelis的人道主义希望并不倾向于彻底的毁灭，而仅仅倾向于该体制在经济上的完全崩溃。而她并不觉得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害处。这会清除掉所有那些众多的“暴发户”，她既不喜欢也不信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什么地位（她对此予以否认），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深刻无知，这正是他们感知粗陋和心灵干涸的主要原因。随着所有资本的毁灭，他们也会随之消失；但全球性的崩溃（只要是全球性的，正如Michaelis所揭示的那样）将使社会价值保持不变。最后一枚货币的消失不可能影响有地位的人。例如，她无法想象这会如何影响她的地位。她以一位逃脱了冷漠枯萎的老妇人所特有的平和与无畏，向助理局长阐述了这些发现。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是，以一种沉默来迎接所有此类言论，出于策略和倾向，他刻意不让这种沉默显得冒犯。他对Michaelis这位年长的追随者怀有一种情感，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源于她的声望和人格，更源于一种受宠若惊的感激本能。他感到在她的家里自己是真正受欢迎的。她是仁慈的化身。而且按照经验丰富的女性的标准，她也很务实。她让他作为Annie丈夫的权利得到了慷慨而充分的认可，这让他的婚姻生活比没有她时轻松多了。她对他妻子的影响也是极好的，尽管他的妻子被各种小小的自私、小小的嫉妒和小小的争风吃醋所吞噬。不幸的是，她的仁慈和智慧都带有一种不理智的色彩，明显偏向女性，且难以处理。她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始终保持着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而不像某些人那样变得——成为一种穿着裙子的滑稽且有害的老头。他正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来看待她的——那是女性中极其优选的化身，在这些人中，聚集着一群温柔、天真而又凶猛的保镖，专门保护那些在某种情感（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影响下高谈阔论的男人们；为了保护传教士、先知、预言家或改革者。

以这种方式赏识他妻子和他本人的那位杰出而善良的朋友，助理局长开始为囚犯Michaelis可能的命运感到担忧。一旦因怀疑在这起暴行中负有某种责任（无论多么遥远）而被捕，这个男人就很难逃脱被送回去服完剩余刑期的命运。那会杀了他；他将永远无法活着出来。助理局长做出了一个极其不符合他官方身份，且对他的人道主义立场也并不十分光彩的反思。

“如果这家伙再次落网，”他心想，“她永远不会原谅我。”

这种私下直言不讳的想法，免不了带有某种自嘲的批判。任何从事自己不喜爱的工作的人，都无法在自己身上保留太多可挽救的幻觉。那种厌恶，那种缺乏光彩的感觉，从职业延伸到了人格。只有当我们被指派的活动因某种幸运的巧合顺应了我们性情中某种特殊的严肃性时，我们才能品尝到彻底自欺欺人的慰藉。助理局长不喜欢他在国内的工作。他在地球另一端从事的警务工作带有一种非正规战争的救赎性质，或者至少具有户外运动的风险和刺激。他真正的才干主要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却结合了一种爱冒险的性情。被囚禁在四百万人口稠密区的办公桌前，他认为自己是讽刺命运的牺牲品——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命运促成了他与一位在殖民地气候问题上格外敏感，且拥有其他证明其天性细腻与品味的局限性的女人的婚姻。尽管他以愤世嫉俗的态度审视自己的惊恐，但他并没有把这种不妥的想法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求生本能在内心深处十分强烈。相反，他在脑海中带着粗俗的强调和更充分的精确性重复了一遍：“该死！如果那个该死的Heat如愿以偿，这家伙就会死在监狱里，闷死在他自己的肥油里，而她永远不会原谅我。”

他那黑色而瘦削的身影，领口露出的白色条带衬托着后脑勺上短发闪烁的银色光芒，保持着静止。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希特首席督察冒昧地清了清嗓子。这声音产生了效果。那位背对着他、一动不动的上司开口询问了：

“你把Michaelis和这件事联系起来了？”

希特首席督察非常肯定，但很谨慎。

“是的，长官，”他说，“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无论如何，像他那样的人就不该逍遥法外。”

“你还需要一些决定性的证据，”那观察声以低语传来。

希特首席督察对着那黑色而瘦削的背影挑了挑眉毛，那背影固执地呈现给他，无视了他的精明与热忱。

“要搜集到针对他的足够证据并不困难，”他带着一种正直的自满说道，“你可以相信我，长官，”他完全多余地补充了一句，发自肺腑；因为在他看来，把这个人控制在手中，好在公众若因本案产生特别愤慨时抛出去平息怒火，是一件极好的事。现在还无法判断公众是否会咆哮。这在最后时刻当然取决于新闻报刊。但无论如何，作为职业监狱的供货商、具有法律本能的希特首席督察，逻辑上确实相信监禁是每一个明确的法律敌人的应有命运。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他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他任由自己发出一阵自负的笑声，并重复道：

“请相信我，长官。”

这让助理局长一直以来强装的冷静彻底崩溃了，这种冷静是他十八个月来用来掩盖对办公室体制及其下属不满的伪装。作为一个被强行塞进圆孔里的方钉，他每天都感到一种暴行，那种长久建立的平滑圆润，换作一个棱角没那么分明的人，或许在耸耸肩后就会以一种贪婪的顺从去适应了。他最反感的就是不得不将这么多事情建立在信任之上。听到希特首席督察那阵笑声，他迅速旋过脚后跟，仿佛被电流从窗玻璃前震开。他捕捉到对方脸上不仅有潜藏在胡须下的、此时应有的自满，还有那圆睁双眼残留的试探性警觉，那双眼睛毫无疑问刚才正死死盯着他的背影，现在在那种刻意的凝视转变为仅仅是惊诧的表情之前，与他的目光交汇了一秒。

这位警察助理局长确实具备一些胜任此职的资质。他的怀疑突然被唤醒了。公平地说，他对警察手段的怀疑（除非警察恰好是他自己组织的准军事化机构）并不难被激发。如果它曾因纯粹的疲惫而沉睡，那也只是轻轻地小憩；而他对希特首席督察热忱和能力的赏识，本身就很有限，排除了任何道德信任的成分。“他在搞什么名堂，”他心中惊呼，随即变得愤怒起来。他快步走到办公桌前，猛地坐下。“我被困在这一堆文件里，”他带着不理智的愤恨反思道，“本以为能掌握所有线索，可实际上我只能握住别人塞到我手里的东西，除此之外什么也握不住。而他们想把线索的另一端系在哪里就系在哪里。”

他抬起头，转向他的下属，露出一张长而瘦削、带有精力充沛的堂吉诃德式夸张特征的脸。

“现在，你到底藏着什么猫腻？”

对方盯着他看。他圆睁双眼，一眨不眨，保持着一种完美的静止，就像他过去盯着犯罪分子的各个成员一样，当那些人在被正式警告后，用那种受害者的无辜语气、虚假的单纯或阴郁的顺从陈述事实时。但在那种职业化且如石块般凝固的表情背后，也有一些惊讶，因为作为部门的左膀右臂，希特首席督察并不习惯被用这种结合了轻蔑和不耐烦的语气称呼。他开始拖延，就像一个被新的、出乎意料的经历打得措手不及的人。

“你是说我针对那个Michaelis有什么把柄，长官？”

助理局长注视着那颗子弹头；那维京海盗式的胡须尖端垂在沉重的下颚线下方；那整张饱满而苍白、却因肉太多而破坏了坚定感的面孔；那双眼角向外辐射的狡黠皱纹——在对这位宝贵且受信任的官员的审视中，他产生了一种突然的信念，这让他感觉如同灵光一现。

“我有理由认为，当你走进这个房间时，”他以斟酌的语气说道，“你脑子里想的并不是Michaelis；不是主要——甚至根本不是他。”

“你有理由认为，长官？”希特首席督察嘟囔道，满脸惊讶，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真实的。他在这个案件中发现了一个微妙而令人困惑的一面，迫使发现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真诚——那种在技能、审慎、机智的名义下，在大多数人类事务中总会以某种方式出现的虚伪。他此刻的感觉，就像一个走钢丝的艺人在表演中途，如果音乐厅经理突然从适当的后台管理处冲出来开始摇晃钢丝，他可能会产生那种感觉。这种卑鄙行为所带来的愤怒、道德不安全感，加上对摔断脖子的直接恐惧，用通俗的话说，会让他抓狂。而且，这还会让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感到一种羞辱性的担忧，因为一个人必须将自己与某种比他自身人格更具体的东西联系起来，并将他的自豪感寄托在某个地方，要么是社会地位，要么是他不得不做的工作质量，或者仅仅是某种他足够幸运所能享有的优越闲暇。

“是的，”助理局长说，“我有。我并不是说你根本没想过Michaelis。但你把你提到的那个事实赋予了一种令我觉得不够坦率的突出地位，希特督察。如果那真的是发现的线索，为什么你不亲自或派你的人立刻去那个村子追踪呢？”

“你认为，长官，我在那里失职了吗？”首席督察问道，语气极力保持单纯的思考状。被迫突然集中精力去保持平衡，他抓住了这一点，结果却引火烧身；因为助理局长微微皱眉，指出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评论。

“但既然你这么说了，”他冷冷地继续道，“我就告诉你，这不是我的意思。”

他停顿了一下，用那双凹陷的眼睛直视着对方，这完全等同于那句未说出口的结尾：“而且你心知肚明。”这位所谓特殊犯罪部门的负责人，因其职位限制不能亲自出门寻找锁在罪恶胸膛里的秘密，有一种针对下属行使他那足以侦破罪证的非凡天赋的倾向。那种独特的本能很难说是弱点。它是自然的。他是个天生的侦探。它在潜意识里主导了他职业的选择，如果它在生活中曾让他失败过，那或许就是在婚姻这一唯一的例外情形中——而这同样也是自然的。由于它不能在外面游荡，它便以官方隔离区内被带到它面前的人类材料为食。我们永远无法停止做我们自己。

手肘抵在桌上，细长的双腿交叉，瘦削的手掌托着脸颊，负责特殊犯罪部门的助理局长正以日益增长的兴趣掌握着案件。他的首席督察，如果不是一个完全配得上他洞察力的对手，至少也是他触手可及范围内最值得一试的对手。对既定声望的不信任，完全符合助理局长作为侦探的才干。他的记忆唤起了一个在遥远的殖民地里曾有过的、老迈且富有的土著酋长，历任殖民地总督都习惯于信任他，并把他作为白人建立的秩序与合法性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大加赞扬；然而，当以怀疑的眼光审视时，发现他主要只是他自己的好朋友，而不是任何人的朋友。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叛徒，但依然是一个在忠诚上有许多危险保留的人，这源于他对自身利益、舒适和安全的适当考量。一个在他那幼稚的虚伪中带着几分天真的家伙，但尽管如此，依然危险。他需要花点心思才能识破。他身体上也是个大块头，而且（当然要考虑到肤色的不同）希特首席督察的外貌让他的上司回想起了那个人。并不是眼睛，也不是嘴唇，确切地说。这很怪异。但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在他那本关于马来群岛的著名著作中，不也记述了他是如何在阿鲁群岛（Aru Islanders）的居民中，从一个皮肤黝黑、全身赤裸的老野人身上，发现了一种与家乡一位挚友的独特相似之处吗？

这是自他就职以来，助理局长第一次感觉自己要为薪水做些真正的工作了。那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我会把他像旧手套一样翻过来，”助理局长想着，目光沉思地停留在希特首席督察身上。

“不，那不是我的想法，”他重新开始，“你精通业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一点疑问都没有；而这正是为什么我——”他话音戛然而止，语气一变：“你能拿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指控Michaelis吗？我的意思是，撇开那两个受嫌疑的人——你确定有两个——最后是从距离Michaelis现在居住的村子三英里内的一个火车站出发的这一点不谈。”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入手了，长官，对付那种人，”希特首席督察恢复了镇定，说道。助理局长微微点头，表示赞许，这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这位著名警官愤恨且惊诧的情绪。因为希特首席督察是个和善的人，是一位出色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他所享有的公众和部门信任，对他的温和天性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使他乐于对自己在那个房间里见过的一任任助理局长怀有友好的态度。在他任职期间，已经换过三位了。第一位是一位军人气质、性情急躁、面色红润的人，长着白色的眉毛，脾气火爆，但用丝线就能牵着走。他到了退休年龄就离开了。第二位是一位完美的绅士，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地位有着精微的把握，在辞职去担任英国本土以外更高的职位时，他因（实际上是）希特督察的功绩而获得了勋章。与他共事是一种自豪和享受。第三位从一开始就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在十八个月后，对部门来说，他依然有些深不可测。总的来说，希特首席督察认为他大体上是无害的——长相奇怪，但无害。他此刻正在说话，首席督察表面上恭敬地听着（这没什么意义，只是出于职责），内心则怀着仁慈的宽容。

“Michaelis在离开伦敦前往乡下之前向你们报备了吗？”

“是的，长官。他报备了。”

“那他在那里做什么？”助理局长继续问道，其实他对这一点了如指掌。Michaelis住在一间有着苔藓覆盖瓦片的四室小屋里，楼上的房间里摆着一张虫蛀的橡木桌子，他把自己塞进一把古旧的木扶手椅里，因空间过于狭窄而感到阵阵痛苦，他正以一种颤抖、倾斜的笔迹没日没夜地写着那部《囚徒自传》，那本注定要成为人类历史上启示录般的著作。四室小屋内局促的空间、与世隔绝以及孤独的环境，对他而言非常有利于激发灵感。这就像在监狱里一样，只不过再也不会有人为了那种令人厌恶的锻炼目的，强迫他按照旧日感化院里暴虐的规矩去活动了。他不知道太阳是否还照耀着大地。文学劳作的汗水从他额头滴落。一种令人愉悦的热忱驱使着他。这是他内心生活的解放，是他灵魂向广阔世界的释放。而他那纯真虚荣心的热忱（最初是由出版商提供的五百英镑报酬所唤起的）看起来似乎是命中注定且神圣的。

“如果能准确获知他的情况，那当然是最理想的，”助理局长不直率地坚持道。

希特首席督察对这种吹毛求疵的表现感到一阵新的烦躁，他表示，Michaelis一抵达，郡警察局就接到了通知，几个小时内就能得到一份完整的报告。给警司发一份电报——

他如此说道，语速缓慢，而他的大脑似乎已经在权衡后果。眉头轻微的皱起，便是这一点的外在表现。但他被一个问题打断了。

“你已经发过那份电报了？”

“没有，长官，”他回答道，仿佛感到惊讶。

助理局长突然换了个坐姿，解开了双腿。那动作的轻快与他提出建议时的随意形成了鲜明对比。

“你是否认为，比如说，Michaelis与那枚炸弹的准备工作有关？”

希特首席督察摆出一副深思的姿态。

“我不敢说。目前没必要下定论。他与那些被归类为危险分子的人交往。他获释后不到一年就成了红色委员会的代表。我想，这算是一种褒奖吧。”

首席督察带着几分愤怒和嘲讽轻笑了一声。对于那种人，严谨是一种错位，甚至是违法的态度。两年前Michaelis获释时，一些想要猎奇素材的情感化记者给予他的名声，至今仍像刺一样扎在他心中。仅仅根据最微小的怀疑就逮捕那个人，是完全合法的。从表面上看，这既合法又权宜。他前两任上司会立刻明白这一点；而这一位，既不说是也不说不，坐在那里，仿佛迷失在梦境中。此外，逮捕Michaelis不仅合法且权宜，还解决了一个让希特首席督察感到有些困扰的小小个人难题。这个难题关系到他的声誉、他的舒适，甚至他履行职责的效率。因为，如果Michaelis无疑对这次暴行有所了解，首席督察也相当肯定他所知并不太多。这正好。他所知道的——首席督察对此十分肯定——远少于他心中想到的另外几个人，但由于博弈规则的限制，逮捕那些人显得既不权宜，又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博弈规则对Michaelis这种前囚犯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保护。如果不利用现成的法律手段那才叫愚蠢，而且那些曾经用感性笔触吹捧他的记者，也会随时准备用感性的愤怒将他贬低。

这个前景被希特首席督察视为理所应当，并带有一种个人胜利的吸引力。在他作为一个普通已婚公民那无可指责的内心深处，虽然近乎无意识但依然强力地存在着一种排斥感，那是由于事态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去干预“教授”那绝望的凶残所带来的厌恶。这种厌恶因在小巷里的那次偶然相遇而增强。那次邂逅并没有让希特首席督察产生那种警察在与犯罪阶层进行非官方但亲密的交往时所获得的优越感，那种满足感能抚慰权力的虚荣，并使那种对同类进行支配的庸俗爱好得到应有的平庸满足。

那个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希特首席督察眼中并不被视为同类。他是个不可理喻的存在——一条该被孤立的疯狗。倒不是说首席督察怕他；相反，他打算终有一天要抓住他。但不是现在；他打算在自己的时间里，按照博弈的规则，适当地、有效地将他拿下。目前还不是尝试这一壮举的合适时机，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公共服务角度来看，原因有很多。既然希特督察抱有这种强烈的感受，他觉得将这起事件从那些通往天晓得什么地方、晦暗且不便的轨道上，转向Michaelis这个安静（且合法）的岔道上，是公正且恰当的。于是他重复道，仿佛在认真地重新考虑这个建议：

“炸弹。不，我不敢这么肯定。我们可能永远也查不出来。但很显然，他以某种方式与此有关，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查清。”

他的神情带着一种庄重而专横的冷漠，这种神情曾被那些高明的窃贼所熟知并畏惧。希特首席督察，尽管被称作一个人，却不是那种会微笑的动物。但他内心处于一种满足状态，因为助理局长表现出了被动的接纳态度，后者轻声嘀咕道：

“你真的认为调查应该朝那个方向进行吗？”

“是的，长官。”

“非常确定？”

“是的，长官。那是我们该走的正确路线。”

助理局长将支撑着头部的手移开，动作之快，考虑到他那慵懒的姿态，似乎整个人都要瘫倒。但相反，他坐直了身体，极为警觉，在那张他的手刚才重重击打过、发出一声脆响的巨大办公桌后。

“我想知道的是，是什么让你直到现在才想到这一点。”

“让我想到这一点，”首席督察非常缓慢地重复道。

“是的。直到你被叫进这个房间之前——你知道的。”

希特首席督察感觉衣服和皮肤之间的空气变得异常燥热。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议的体验。

“当然，”他说道，将语速拖长到极限，“如果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理由，不能干扰那个罪犯Michaelis，或许我没让郡警察局去追捕他反而是件好事。”

这句话说得如此漫长，以至于助理局长那始终如一的专注力简直成了一种惊人的耐力表演。他的反驳随之而来，毫无停顿。

“我不知道有任何理由。得了，首席督察，你跟我玩这种心计是非常不恰当的——非常不恰当。而且这也不公平，你知道。你不该让我像这样自己去琢磨这些事。说实话，我很惊讶。”

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平淡地补充道：“我无需提醒你，这次谈话完全是非官方的。”

这些话远不能平息首席督察的怒火。一种被背叛的走钢丝艺人的愤慨在他心中激荡。在他身为受信任公仆的自尊心看来，被告知绳子不是为了让他摔死而摇晃的，这种辩解简直就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展示。仿佛有谁会害怕似的！助理局长来来去去，但一位有价值的首席督察并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办公室现象。他并不怕摔断脖子。仅仅是表演被破坏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他那诚实愤怒的火热。既然思想是不分尊卑的，希特首席督察的想法便呈现出一种威胁性的、预言般的形态。“你这小子，”他对自己说，圆睁的、习惯性游移的双眼紧盯着助理局长的脸，“你这小子，你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也敢打赌，你的位置也留不了你太久。”

仿佛是对那想法的挑衅回应，助理局长嘴角泛起了一抹近乎友善微笑的幽影。他 persist 在继续摇晃那根钢丝时，表现得轻松且职业。

“现在，让我们谈谈你在现场发现了什么，首席督察，”他说道。

“傻瓜和他的工作很快就会分道扬镳，”希特首席督察脑海中的预言性念头继续着。但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反思：一位更高级的官员，即使被“开除”（这是他脑中准确的意象），在飞出大门的过程中，仍有时间给下属的胫骨狠狠地踢上一脚。他并没有减轻那蛇怪般的凝视，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们正要谈到我调查的那个部分，长官。”

“很好。那么，你从那里带回了什么？”

首席督察决定跳下那根钢丝，带着阴郁的坦率着地了。

“我带回了一个地址，”他说，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烧焦的深蓝色布片。“这是那个被炸得粉碎的家伙穿的外套上的。当然，那件外套未必是他自己的，甚至可能是偷来的。但如果你看看这个，就不太可能了。”

首席督察走到桌边，仔细地抚平那块蓝布。他是从停尸房那堆令人反感的残骸中捡起它的，因为裁缝的名字有时会出现在衣领下。这通常没多大用处，但还是……他原本只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但肯定没料到——不是在衣领下，而是被仔细地缝在翻领的内侧——竟然有一块方块棉布，上面用记号墨水写着一个地址。

首席督察移开了抚平的手。

“我把它带走了，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说，“我觉得这样最好。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拿出来。”

助理局长从椅子上微微起身，将布片拉到桌子那一侧。他沉默地看着它。在那块比普通香烟纸略大的棉布上，只写着“32”这个数字和“Brett Street”这个地名。他确实感到惊讶。

“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标明身份，”他抬起头看着希特首席督察说道。“这真是太奇怪了。”

“我曾在一家酒店的吸烟室里遇到过一位老先生，他把自己所有的外套里都缝上了姓名和地址，以防发生意外或突发疾病，”首席督察说。“他自称八十四岁了，但看起来不像。他告诉我，他也害怕像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人一样，突然失去记忆。”

助理局长问起Brett Street 32号是什么地方，打断了那段回忆。首席督察被不公正的诡计逼到了绝境，选择了坦诚到底的道路。如果他坚定地认为知道得太多对部门不利，那么明智地隐瞒知识就是他的忠诚所能达到的极限。如果助理局长想要搞砸这件事，当然谁也拦不住。但他本人现在觉得没必要表现出积极配合。于是他简洁地回答：

“那是一家商店，长官。”

助理局长双眼低垂盯着那块蓝布，等待着更多信息。由于对方不再开口，他便通过一系列耐心的询问来获取。就这样，他了解了Verloc先生的生意性质，他的外貌，并最终听到了他的名字。在一段沉默中，助理局长抬起眼睛，发现首席督察的脸上流露出些许波动。他们默默对视着。

“当然，”后者说道，“部门没有那个人的记录。”

“我的前任们对你刚才告诉我的情况有任何了解吗？”助理局长问道，手肘支撑在桌上，将合拢的双手抬到脸前，仿佛要祈祷，只是他的眼神中并没有虔诚。

“没有，长官；当然没有。有什么必要呢？那种人永远无法公开露面去做任何有益的事。只要我知道他是谁，并能以一种可以公开使用的方式利用他就足够了。”

“你认为这种私人知情权与你所担任的官方职位一致吗？”

“完全一致，长官。我觉得这非常妥当。我冒昧地告诉您，长官，正是这一点造就了今天的我——而我被视为一个了解自己工作的人。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在法国警察局的一位私人朋友给了我线索，说这家伙是大使馆的间谍。私人友谊，私人情报，私人利用——这就是我的看法。”

助理局长对自己嘀咕着，这位著名的首席督察的精神状态似乎影响了他下颚的轮廓，仿佛他那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就定位在那部分解剖结构上，随后他以一句冷静的“我明白了”暂时搁置了这个话题。接着，他将脸颊靠在合拢的双手上：

“那么——如果你愿意私下说的话——你和这位大使馆间谍私下联系有多久了？”

对于这个问题，首席督察的私人回答——如此私人，以至于从未形成过可听见的词句——是：

“早在你还没被考虑安排在这个位置之前。”

那所谓的公开回答则精确得多。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七年多前，当时两位帝国殿下和帝国首相正在此访问。我负责照看他们的所有安排。Stott-Wartenheim男爵当时是大使。他是一位非常神经质的老绅士。在市政厅宴会前三天的一个晚上，他派人带话，说想见我一会儿。我当时在楼下，马车已经在门口等着送帝国殿下和首相去歌剧院了。我立刻上楼。我发现男爵在他的卧室里来回踱步，处于一种可怜的苦恼状态，双手紧紧揉搓。他向我保证他对我警局和我的能力有着充分的信任，但他那里有一个刚从巴黎过来的人，其情报是可以绝对信赖的。他想让我听听那个人要说什么。他立刻把我带到隔壁的更衣室，我在那里看到一个大块头，穿着厚重的大衣，独自坐在椅子上，一手拿着帽子和手杖。男爵用法语对他说：‘说吧，我的朋友。’那房间里的光线不太好。我和他谈了大概五分钟。他确实给了我一条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然后男爵紧张地把我拉到一边，向我夸奖他。当我再转过身时，我发现那家伙像鬼魂一样消失了。我想他是站起来从后楼梯溜走了。当时没时间去追，因为我必须赶紧去追随大使走下大楼梯，确保一行人平安出发去歌剧院。然而，那天晚上我就根据那个情报采取了行动。无论它是否完全准确，看起来确实足够严重。很有可能，它使我们在帝国访问城市的那天避免了一场丑陋的麻烦。

“后来，在我晋升为首席督察一个月左右，我的注意力被一个大块头吸引了，我想我在哪里见过他，他正匆忙从斯特兰德的一家珠宝店出来。我跟在他后面，因为那顺路去查令十字街，在那里看到街对面有一位我们的侦探，我招手让他过来，指着那家伙告诉他，监视他几天的动向，然后向我汇报。就在第二天下午，我的手下跑来告诉我，那家伙当天上午11点30分在登记处娶了他的房东女儿，并带她去马盖特度假一周了。我们的人看到行李被装上了出租车。其中一个包上有几个旧的巴黎标签。不知怎的，我就是无法把这家伙从脑海中赶走，下一次我因公去巴黎时，我就跟法国警察局的那位朋友提到了他。我的朋友说：‘根据你所说的，我想你指的应该是革命红色委员会中一个相当出名的跟班和特使。他说他是英国人。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几年来一直是驻伦敦的外国大使馆的秘密代理人。’这彻底唤醒了我的记忆。他就是我看到坐在Stott-Wartenheim男爵更衣室椅子上的那个消失的家伙。我告诉我的朋友他完全正确。那家伙据我所知是个秘密代理人。后来，我的朋友特地为我查清了那个人的完整记录。我想最好能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但我猜你现在大概不想听他的历史了，长官？”

助理局长摇了摇支撑着的手，“你与那位有用人物的关系史才是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他说，缓慢地闭上疲惫的深陷双眼，然后迅速睁开，目光焕然一新。

“他们没有什么官方身份，”希特首席督察愤然说道。 “有一天晚上我进了他的店，告诉他我是谁，并让他回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他连眉毛都没动一下。他说他现在已经结婚，安定下来了，只希望别有人干扰他那点小买卖。我主动向他保证，只要他不参与什么明显出格的事，警察就不会找他麻烦。这对他是有些价值的，因为只要我们跟海关那边打个招呼，他从巴黎和布鲁塞尔收到的那些包裹就足够在多佛被查扣，甚至最终还会遭到起诉。”

“那是相当危险的勾当，”助理局长喃喃道。“他为什么要干这一行？”

希特首席督察不以为然地挑了挑眉毛。

“很可能是有门路——在欧洲大陆有朋友——都是些经营这类货色的人。他这人就只会和那种人混在一起。而且，他是个懒骨头——和他们那群人一样。”

“你从他那里换取保护的报酬是什么？”

希特首席督察并不想详细说明Verloc先生所提供服务的价值。

“除了我之外，别人用他也没多大用处。人得预先知道很多底细，才能用得好这种家伙。我能听懂他给出的那种暗示。而当我需要暗示时，他通常能提供给我。”

希特首席督察突然陷入了一种谨慎的反思中；助理局长压住了一丝微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希特首席督察的名声，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位秘密特工Verloc建立起来的。

“至于让他发挥作用的更一般的方式，我们在查令十字车站和维多利亚车站值勤的特别犯罪调查组的所有人，都接到命令，要密切注意任何与他来往的人。他经常去接那些刚到的人，随后便跟踪他们。他似乎就是被派去干这类活的。当我急需一个住址时，总能从他那里弄到。当然，我知道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过去两年里，我见到他说话的次数不超过三次。我给他写个便条，不署名，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复到我的私人地址。”

助理局长不时点点头，几乎让人察觉不到。希特首席督察补充说，他并不认为Verloc先生深受“革命国际委员会”那些要员的信任，但毫无疑问，大家通常还是相信他的。“每当我有理由认为有些风吹草动时，”他总结道，“我总发现他能告诉我一些值得了解的事情。”

助理局长发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论。

“这次他没能帮上你。”

“我从其他任何渠道也没得到风声，”希特首席督察反驳道。“我没问他什么，所以他也就没法告诉我什么。他不是我们的人。他并不拿我们的薪水。”

“不，”助理局长嘟囔着。“他是外国政府雇佣的间谍。我们绝不可能承认他。”

“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工作，”希特首席督察宣称。“必要的时候，我甚至会跟魔鬼做交易，并承担后果。有些事情是不宜让所有人都知道的。”

“你所谓的保密，似乎就是让你部门的长官蒙在鼓里。这未免有点做得太过火了，不是吗？他住在店上面？”

“谁——Verloc吗？哦，是的。他住在店上面。我想，他岳母也和他们住在一起。”

“那房子有人监视吗？”

“噢，亲爱的，没有。那样做不行。去那里的某些人是被监视的。我的看法是，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你如何解释这个？”助理局长指了指桌上那块布片。

“我根本无法解释，长官。这简直无法解释。我所知的任何信息都无法做出解释。”希特首席督察以一种名声如磐石般稳固的人才有的坦率承认道。“至少目前是这样。我认为，与此案关系最大的人最终会是Michaelis。”

“你这么认为？”

“是的，长官；因为我可以为其他所有人做担保。”

“那个据称从公园逃走的人呢？”

“我想他现在肯定跑远了，”希特首席督察推测道。

助理局长紧盯着他，突然站起身来，仿佛已经下定了决心。事实上，就在那一刻，他屈从于一种极具诱惑的冲动。希特首席督察听到自己被遣退了，并接到指令，明天一早与上司会面，进一步商讨此案。他听着，面部表情显得高深莫测，随即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了房间。

无论助理局长有什么计划，都与那项案头工作无关——那项工作因为过于封闭且缺乏现实感，一直是他生命中的祸害。事情肯定并非如此，否则助理局长此刻表现出的那种轻快劲儿就无法解释了。他一落单，就凭冲动找出了帽子，戴在头上。做完这些，他又坐下来重新考虑整件事。但既然心意已决，这并没花多少时间。就在希特首席督察还没走多远的时候，他也离开了大楼。

第七章

助理局长沿着一条又短又窄、像湿漉漉的泥泞战壕般的街道走着，穿过一条宽阔的大道，走进了一座公共建筑，要求与一位大人物的私人秘书（无薪）谈话。

这位面容白皙、光滑，头发梳理得对称整齐，看起来像个高大整洁的中学生的年轻人，带着怀疑的目光回应了助理局长的请求，并压低声音说道。

“他会见你吗？我不知道。他一个小时前从议会大厦走过来，和常任次官谈了谈，现在正准备走回去。他本可以派人去叫，但他大概是为了锻炼身体。这是他在本届议会期间唯一能找到锻炼时间的方式了。我不抱怨；我倒是很享受这些小散步。他靠在我的胳膊上，一言不发。但是，我说，他非常累，而且——好吧——现在的脾气可不太好。”

“这事与格林威治那桩案子有关。”

“噢！天哪！他对你们这些人成见很深。不过，如果你坚持，我会去看看的。”

“去吧。好伙计，”助理局长说。

这位无薪秘书很佩服这份胆识。他露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推开门，带着孩子般的自信走了进去。不一会儿，他重新出现，向助理局长点了点头。助理局长穿过那扇为他敞开的门，发现自己正与那位大人物待在一间大屋子里。

那位大人物身材魁梧，面色苍白，下巴宽大且有双下巴，在稀疏灰白的鬓发衬托下，那张脸看起来像个蛋形，整个人仿佛在不断膨胀。从裁缝的角度看这很不凑巧，扣紧的黑色外套中间横向的褶皱加剧了这种膨胀感，仿佛衣服的扣子正承受着极限的压力。从粗脖子上昂起的头，那双下睑浮肿的眼睛，在突出的鹰钩鼻两侧以傲慢的姿态向下俯视，那鼻子在苍白宽广的面庞上显得格外醒目。桌子尽头放着一顶锃亮的丝绸礼帽和一副磨损的手套，看起来也膨胀得巨大无比。

他穿着又大又宽的靴子站在炉边地毯上，没有说一句问候的话。

“我想知道这是否是又一场炸药运动的开端，”他立刻用深沉、平滑的声音问道。“不要谈细节。我没时间听那些。”

在这样一位高大而粗犷的显贵面前，助理局长的身形显得像芦苇一样纤弱。事实上，此人那源远流长的家世，其延续的世纪数远超这个国家最古老的橡树。

“不。就目前能确定的情况而言，我可以向您保证，绝非如此。”

“是的。但你们那边所谓的保证，”大人物轻蔑地挥了一下手，指向一扇对着宽阔大道窗户，“似乎主要就是让国务大臣看起来像个傻瓜。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在这个房间里，还有人向我断言这类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助理局长冷静地朝窗户方向瞥了一眼。

“Sir Ethelred，请允许我指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机会给您任何形式的保证。”

那种傲慢的俯视目光现在聚焦在助理局长身上。

“确实，”那深沉平滑的声音承认道。“我把希特叫来了。你在这个新职位上还算是个新手。你们那边进展如何？”

“我相信我每天都在学到新东西。”

“当然，当然。希望你一切顺利。”

“谢谢您，Sir Ethelred。我今天学到了一些东西，甚至是在过去一小时左右学到的。这件事里有很多不同寻常之处，即便深入剖析，也绝非通常的无政府主义暴行。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大人物双手叉腰，大手的背部抵在髋骨上。

“很好。说下去。但请求你，不要细节。放过我那些细节吧。”

“您不会受那些困扰的，Sir Ethelred，”助理局长以一种平静而从容的自信开始说道。在他说话时，大人物背后钟面上的时针——那是壁炉架上一个沉重、闪烁着光泽的深色大理石钟，带有幽灵般若有若无的滴答声——已经走过了七分钟。他说话时极为严谨地保持着一种插入语式的风格，每一个小事实——也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极具条理地嵌入其中。没有一声低语，甚至没有一个动作暗示要打断他。这位大人物仿佛是他那身为十字军战士的祖先的雕像，只不过脱去了铠甲，换上了一件不合身的礼服。助理局长感到自己仿佛可以讲上一个小时。但他保持着清醒，在上述时间结束时，他突然收尾，重申了开场陈述，那种速度和力度令Sir Ethelred感到惊喜。

“在这件案子表面之下遇到的这类情况，即便撇开严重性不谈，也是不同寻常的——至少在这种确切的形式下——需要特殊处理。”

Sir Ethelred的语调加深了，充满了确信。

“我深信如此——这还牵涉到外国大使！”

“噢！大使！”另一人挺直身躯，显得优雅而纤细，仅露出一丝半笑。“如果我提出任何这类猜测，那就太愚蠢了。而且这绝对没必要，因为如果我的推测无误，无论是大使还是守门人，那都只是个细节而已。”

Sir Ethelred张开宽大的嘴，像个深渊，那鹰钩鼻似乎急于窥探其中；从喉咙深处传出一阵低沉的滚动声，仿佛来自远处一架带着轻蔑愤怒音栓的管风琴。

“不！这些人简直不可理喻。他们把克里米亚-鞑靼那一套手段引到这里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哪怕是个土耳其人也会更讲规矩些。”

“您忘了，Sir Ethelred，严格来说，我们目前还没掌握任何确凿证据。”

“不！但你会如何定义它？简短地说？”

“一种近乎幼稚的、极其独特的厚颜无耻。”

“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令人作呕的小孩子的无知，”这位高大显贵的人物说着，身体仿佛又膨胀了一些。那种傲慢的俯视目光严厉地扫向助理局长脚下的地毯。“对于这件事，必须给他们当头一棒。我们必须处于一种……你总体上的想法是什么，简单说明一下？没必要讲细节。”

“没有，Sir Ethelred。原则上，我主张不应容忍秘密特工的存在，因为这会加剧使用他们所要防范的罪恶所带来的现实危险。间谍捏造情报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在涉及暴力的政治和革命行动领域，职业间谍有充分的便利去捏造事实本身，并将双重罪恶传播开来：一方面是模仿，另一方面是恐慌、仓促立法以及盲目的仇恨。然而，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站在炉边地毯上的那位深沉嗓音的大人物，纹丝不动，大肘外支，急切地说道：

“请清楚明了些。”

“是的，Sir Ethelred——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因此，一旦这起案件的性质显露出来，我就认为应该以特别保密的方式处理，并冒昧来到这里。”

“这就对了，”那位大人物赞许道，满意地看着自己那双下巴。“很高兴你们部门还有人认为国务大臣是可以偶尔信任的。”

助理局长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我其实是在想，在这个阶段，让希特被替代，或许会更好——”

“什么！希特？是个蠢货——是吗？”大人物带着明显的敌意惊呼道。

“绝非如此。请求您，Sir Ethelred，不要对我刚才的话做那种不公正的解读。”

“那是什么？太聪明过头了？”

“也不是——至少通常不是。我所有的推测依据都来自他。我唯一自己发现的是，他一直在私下利用那个家伙。谁能怪他呢？他是个老警察了。他实际上告诉我，他必须有工具才能工作。我想，这个工具应该移交给特别犯罪调查组统一管理，而不是继续作为希特首席督察的私有财产。我将部门职责的范畴延伸到了取缔秘密特工上。但希特首席督察是部门的老人了。他会指责我扭曲道德，攻击效率。他会尖刻地将其定义为对犯罪阶层革命者的保护。对他来说，意思就是这样。”

“是的。但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首先，如果我们只能宣布某起暴力行为——不论是破坏财产还是毁灭生命——并非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为，而是完全出于其他目的——某种授权的流氓行为，那实在没什么可安慰的。我想，这种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得多。其次，显然，这些被外国政府雇佣的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们监管的效率。那种间谍可以比最鲁莽的阴谋家更加肆无忌惮。他的职业不受任何约束。他既没有达成彻底否定所必需的信仰，也没有法律所暗示的那种准则。第三，这些被我们收留的革命团体中潜藏的间谍，消除了所有的确定性。您不久前收到了希特首席督察提供的保证声明。那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这件事还是发生了。我称之为一桩插曲，因为我敢说，这件事是偶发的；它不属于任何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无论那计划多么狂野。正是那些让希特首席督察感到惊讶和困惑的特质，在我眼中确立了它的性质。我一直避开细节，Sir Ethelred。”

站在炉边的显贵一直专注地听着。

“确实。尽可能简洁些。”

助理局长用一种严肃而恭敬的手势示意他渴望做到简洁。

“这起案件的行径中有一种独特的愚蠢和软弱，这让我有极好的希望去追查幕后，发现那不仅仅是个人狂热的怪癖。因为这无疑是一件蓄谋已久的事情。真正的作案者似乎是被牵着手带到现场，然后又被仓促地抛弃，任其自生自灭。推论是他从国外进口来搞这次破坏的。同时，人们不得不得出结论，他甚至不懂足够的英语来问路，除非我们接受那种他是聋哑人的离奇理论。我想——不过这毫无意义。他显然是意外把自己炸死了。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意外。但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小事实：他衣服上的那个地址，也是极其偶然地被发现的。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事实，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能解释它的缘由，必定会触及这起案件的核心。我打算不再指示希特继续跟进此案，而是亲自去寻找这个解释——我是指靠我自己——去挖掘它。那就在Brett街的一家店铺里，出自一位秘密特工之口，他曾一度是已故Stott-Wartenheim男爵、大国驻圣詹姆斯宫大使的私人心腹和受信任的间谍。”

助理局长停顿了一下，补充道：“那些家伙简直是个祸害。”为了将那双低垂的眼睛抬起看向说话者，站在炉边的显贵逐渐将头向后倾斜，这使他显得格外傲慢。

“为什么不交给希特？”

“因为他是部门的老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德准则。我的调查思路在他看来会是对职责的可怕扭曲。对他来说，理所当然的职责是利用他在现场调查时收集到的一些微小线索，尽可能多地将罪责栽赃给那些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我，他会说，是执意要为他们的清白平反。我正试图尽可能清晰地向您展示这个模糊的问题，而不涉及细节。”

“他会这么想，是吗？”Sir Ethelred从那高不可攀的高度传来低沉的咕哝声。

“恐怕如此——带着一种您或我无法想象的愤慨和厌恶。他是一名优秀的公仆。我们不能对他的忠诚施加过度的压力。那总是一种错误。此外，我需要放开手脚——比给希特首席督察的自由度要大一点。我一点也不想放过这个叫Verloc的家伙。我想，他会极其震惊地发现，自己与这起案件（无论性质如何）的关联竟被如此迅速地查实。吓唬他并不困难。但我们真正的目标在于他身后的某处。我需要您的授权，以便我能在认为合适的情况下给他提供人身安全的保证。”

“当然，”站在炉边的显贵说。“尽可能多地查清楚；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查。”

“我必须立刻着手，就在今晚，”助理局长说。

Sir Ethelred将一只手移到燕尾服下，仰起头，稳稳地看着他。

“我们今晚有晚间会议，”他说。“如果我们还没回家，就带着你的发现来议会大厦找我。我会嘱咐Toodles留意你。他会带你进我的房间。”

那位长相年轻的私人秘书，因其庞大的家族和广泛的人脉，被人们寄予了严谨而崇高命运的希望。同时，他在闲暇时间所装点的社交圈，选择了用上述昵称来宠爱他。而Sir Ethelred每天听着妻子和女儿们（多在早餐时间）这么叫他，便赋予了这个昵称不苟言笑的尊严。

助理局长感到极度惊讶和满足。

“我一定会把我的发现带到议会大厦，以免您届时没有时间——”

“我不会有时间的，”那位大人物打断道，“但我会见你。我现在没时间——而且你要亲自去？”

“是的，Sir Ethelred。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那位大人物将头向后仰得太厉害，以至于为了继续观察助理局长，他不得不几乎闭上眼睛。

“唔。哈！你打算怎么做——你会伪装吗？”

“谈不上伪装！我当然会换身衣服。”

“当然，”那位大人物以一种心不在焉的傲慢重复道。他缓慢地转动着巨大的头颅，越过肩膀，向那座走时狡黠、虚弱，滴答作响的沉重大理石座钟投去傲慢的斜视。那金色的指针趁他转身的功夫，已经在他背后悄悄走过了不少于二十五分钟。

助理局长看不见钟，在这段间隔里变得有些紧张。但大人物向他展示了一张冷静而镇定的脸。

“很好，”他说，并停顿了一下，仿佛是在刻意蔑视那座官方时钟。“但最初是什么促使你向这个方向调查的？”

“我一直认为，”助理局长开始说道。

“啊。是的！观点。那当然。但直接动机是什么？”

“我该怎么说呢，Sir Ethelred？一个新人对旧方法的反感。一种想了解第一手资料的渴望。还有一点不耐烦。这是我的老本行，但套具不同了。在这一两个敏感的地方，它让我感到有些磨损。”

“希望你在那边一切顺利，”大人物亲切地说，伸出手来，那手摸起来柔软，却像一位功成名就的农夫的手一样宽大有力。助理局长握了握手，告辞离去。

在外面那间屋子里，一直蹲在桌角等待的Toodles迎上前来，收敛了他天生的轻快。

“怎么样？满意吗？”他带着一种飘飘然的自负问道。

“非常满意。你赢得了我永恒的感激，”助理局长回答道，与对方那似乎随时会泛起涟漪和轻笑的古怪庄重感相比，他那张长脸显得木然。

“那就好。但说真的，你无法想象他对那些抨击他的《渔业国有化法案》的言论有多恼火。他们称这是社会革命的开端。当然，这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措施。但这些家伙太没底线了。那些人身攻击——”

“我看过报纸，”助理局长评论道。

“可恶，对吧？而且你根本不知道他每天要处理多少工作。全是他自己亲力亲为。似乎在这些渔业问题上，他谁都不敢相信。”

“然而，他却整整花半个小时来考虑我这条非常微不足道的小鱼，”助理局长插话道。

“微不足道！是吗？我很高兴听到这个。但没能让他避开这件事真是可惜。这场斗争让他消耗巨大。那人快筋疲力尽了。我们走过来时，他靠在我手臂上的那种感觉我就能体会到。还有，我说，他在街上安全吗？Mullins今天下午一直在把人手部署到这里。每根灯柱旁都站着一个警察，从这里到Palace Yard，我们遇到的每两个人里就有一个是明显的‘便衣’。这迟早会让他神经衰弱的。我说，这些外国恶棍该不会向他扔什么东西吧——会吗？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这个国家离不开他。”

“更不用说离不开你了。他靠在你的手臂上，”助理局长冷静地建议道。“你们俩会一起遭殃的。”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倒是一种名垂青史的简单方式？被暗杀的英国大臣还没多到让这成为一件小事的程度。不过说真的——”

“恐怕如果你想名垂青史，你得为此做点什么。说真的，除了过度劳累，你们两人没有任何危险。”

富有同情心的Toodles抓住了这个开玩笑的机会，发出一阵轻笑。

“渔业工作不会要了我的命。我习惯了熬夜，”他以一种天真的轻浮语气宣布道。但他随即感到一阵内疚，便像戴上手套一样，换上了一副政治家式的阴郁神态。“他那宏大的智力能承受任何工作量。我担心的是他的神经。那些反动派，以那个满嘴脏话的畜生Cheeseman为首，每天晚上都在侮辱他。”

“如果他执意要发动一场革命的话！”助理局长低语道。

“时机已经成熟，他是唯一足够伟大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人，”革命性的Toodles反驳道，在助理局长平静、审视的目光下显得有些激动。走廊里的某处，一记遥远的钟声急促地响起，那个年轻人以一种忠诚的警觉竖起耳朵。“他现在准备出发了，”他压低声音惊呼道，抓起帽子，从房间里消失了。

助理局长从另一扇门离开，步履没有那么轻快。他再次穿过宽阔的大道，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走去，匆忙地回到了他自己的部门大楼。他保持着这种加速的步伐，直到走进自己的私人办公室。在他还没来得及完全关上门时，他的目光就投向了办公桌。他静止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环顾地板，坐进椅子，摇响铃铛，等待着。

“首席督察Heat走了吗？”

“是的，先生。半小时前就走了。”

他点了点头。“可以了。”他坐着不动，帽子从前额推开，心里想，Heat这家伙不声不响地带走唯一一件实质性物证，简直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但他对此并没有恶意。老资格且有价值的仆从总是会耍些小聪明。那块缝着地址的衣服碎片确实不是能随便乱放的东西。抛开对首席督察Heat这种不信任表现的介意，他写了一张便条发给妻子，嘱托她代为向Michaelis的那位大人物夫人道歉，他们今晚本应去她那里赴宴。

他在一个带洗手台、一排木挂钩和一块搁板的垂帘壁龛里换上短夹克和矮圆帽，这身装束极好地突显了他那张严峻棕色面孔的长度。他重新步入室内的强光中，看起来就像一位冷静沉思的堂吉诃德，有着深陷的眼窝和一种极其审慎的神态。他迅速离开了日常工作的场景，像一道不引人注目的阴影。他走下街道，宛如走进了一个水被排干的黏糊糊的水族馆。一种阴暗、沉闷的潮湿笼罩着他。房屋的墙壁湿漉漉的，路面的淤泥闪烁着磷光，当他从查令十字车站旁边的一条窄街钻进河岸街时，那种地方特有的气息便同化了他。他看起来可能只不过是那种在夜里常能在那一带黑暗角落流窜的古怪外国鱼类之一。

他站在人行道的边缘，等待着。他那受过训练的眼睛在路面上纷乱的光影中辨认出了一辆缓慢驶来的出租马车。他没有发出任何信号；但当那低矮的踏板沿着路缘滑到他脚下时，他熟练地躲过巨大的转轮，在那坐在高处仰头望天的车夫还没意识到有乘客上车之前，就隔着小翻板开口了。

车程并不长。它在某处毫无意义的地方戛然而止，停在两根路灯杆之间，面对着一家大型百货商店——一长排在夜里已经用波纹铁皮封好的店铺。乘客隔着翻板递过一枚硬币后便滑身而出，离去，给车夫的心里留下了一种不可思议、古怪而阴森的印象。但硬币的大小令他触感满意，由于他没有受过多少文学教育，他并不担心这东西在口袋里会变成一片枯叶。由于职业性质，他超脱于乘客的世界，只以有限的兴趣审视着他们的行为。他猛地转过马头，表达了他的哲学。

与此同时，助理局长已经在一个拐角的意大利小餐馆里向侍者点好了餐——这是那种给饥饿者准备的陷阱，又长又窄，用透视镜和白餐巾作为诱饵；空气闭塞，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氛围——一种嘲弄那些处于最迫切、最悲惨需求中的卑微人类的欺诈性烹饪氛围。在这种不道德的氛围中，助理局长反思着自己的计划，似乎又失去了更多自我。他有一种孤独感，一种邪恶的自由感。这倒是挺让人愉悦的。当他付完那顿简餐的钱，站着等待找零时，他在玻璃板中看到了自己，被自己那副外国人的外表所震惊。他带着忧郁和探究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影像，随后灵机一动，竖起了夹克的领子。这个安排让他觉得很满意，他又顺势向上扭了扭黑色胡须的两端，完成了这一造型。这些小小的改变带来的个人形象上的细微转变让他感到满足。“这样就很好了，”他心想。“我会淋点雨，沾点泥点——”

他注意到身边的侍者，以及桌边那一小堆银币。侍者的一只眼睛盯着钱，而另一只眼则跟随着一个高个子、年纪不太大的女孩的背影，她正朝远处的桌子走去，神情完全目中无人，拒人于千里之外。她似乎是这里的常客。

离开时，助理局长对自己观察到的一点感到好笑：这个地方的常客在频繁光顾这些欺诈性餐饮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民族和个人特征。这很奇怪，因为意大利餐馆本是一种极其地道的英国式机构。但这些人就像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些冠以各种毫无印记的体面名头的菜肴一样，已经被剥离了民族性。他们的个人特质也以任何职业、社交或种族的方式毫无印记。他们似乎就是为意大利餐馆而造的，除非是意大利餐馆碰巧为他们而造。但后一种假设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那些特殊场所之外，人们根本无法在任何地方安置他们。人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遇不到这些神秘的人。要形成一个关于他们白天从事什么职业，晚上去哪里睡觉的精确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他自己也变得无处归类。任何人都绝对无法猜出他的职业。至于睡觉，甚至他自己心里也没底。这倒不是指他的住所本身，而是指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到那里，实在是存疑。当他听到身后的玻璃门以一种不完美且受阻的沉闷声响合上时，一种愉悦的独立感占据了他。他径直走进一片巨大的油腻污泥和潮湿石膏中，这里点缀着灯火，被那种混杂着煤烟和水滴的伦敦潮湿黑夜所笼罩、压迫、渗透、窒息。

Brett街并不远。它从一个三角形的开阔地带旁分叉而出，那是条窄街，四周环绕着黑暗而神秘的房屋，那是供白日商人们白天交易、入夜后便清空的商业神庙。只有街角一个水果摊发出了强烈耀眼的光和色彩。再往外，一切皆为漆黑，少数往那个方向走去的人，一步跨出，便消失在橙子和柠檬那发光的堆叠物后。没有任何脚步声回响。他们将永远不会再被人听闻。特别犯罪调查组那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局长，以一种审视的目光从远处注视着这些消失的身影。他感到心情轻松，仿佛独自潜伏在距离部门办公桌和公文墨水瓶几千英里外的丛林中。这种在面临重要任务前的愉悦和思绪的涣散，似乎证明了我们这个世界终究不是那么严肃的事情。因为助理局长在性格上并不倾向于轻浮。

那个巡逻的警察将他那阴郁而移动的身影投射在橙子和柠檬的辉煌光芒中，不紧不慢地走进了Brett街。助理局长仿佛是个罪犯一般，躲在阴影里等待着他的返回。但这名警察似乎永远地从警队中消失了。他再也没有回来：一定是走出了Brett街的另一头。

助理局长得出这个结论后，也转而进入了这条街道，并撞见一辆大货车停在一间车夫饭馆那昏暗的窗格前。车夫正在里面歇脚，马儿们低垂着巨大的头，正稳稳地从饲料袋中进食。再往前，在街道的另一侧，另一片可疑的昏暗光亮从Verloc先生的店面透出，那里挂满了报纸，堆积着模糊的纸板箱和书本的轮廓。助理局长站在马路对面观察着它。不会有错。在被各种难以描述的杂物阴影所遮蔽的前窗旁，虚掩的门让一道狭窄清晰的煤气灯光从室内漏到了人行道上。

在助理局长身后，那辆货车和马匹融为一体，看起来像是有生命的东西——一个长方形背脊的黑色怪物挡住了半条街道，伴随着突如其来的铁蹄踏地声、刺耳的叮当声以及沉重的喘息声。Brett街的另一头，一家繁荣的大酒吧那刺眼、不祥的辉煌光芒正对着那里。这道炽热的光墙，与笼罩在Verloc先生家庭幸福住所周围的阴影相对峙，似乎将街道上的阴霾向内驱赶，使其显得更加阴郁、沉思且邪恶。

第八章

通过不断的恳求，Verloc夫人的母亲终于给（她那已故倒霉丈夫曾经的相识）几位持有执照的酒馆老板那冷淡的兴趣注入了一点热度，得以进入了某家由富有的酒馆老板为同业中的赤贫寡妇设立的济贫院。

这个目标，在老妇人不安的心思中构思而成，她一直以隐秘和坚定的态度追求着。那段时间，她的女儿Winnie不得不向Verloc先生抱怨道：“母亲这周几乎每天都要花半克朗和五先令在车费上。”但这话并没有带着怨气。Winnie尊重母亲的身体不适。她只是对这种突然出现的奔波狂热感到有点惊讶。Verloc先生，以他那种足够气派的方式，不耐烦地咕哝着将这话推到一边，认为这干扰了他的冥想。这些冥想频繁、深奥且漫长；它们关乎一件比五先令重要得多的事情。明显更重要，且在哲学上的宁静程度方面，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目标在狡黠的隐秘中达成后，这位英雄般的老妇人向Verloc夫人全盘托出了。她的灵魂充满胜利感，心跳却在颤抖。她在内心深处感到恐惧，因为她既敬畏又钦佩女儿Winnie那种冷静、自持的性格，Winnie的不悦总是表现为各种令人胆寒的沉默。但她没有让内心的忧虑夺走她那份庄严的平静，这种平静赋予了她外表上三重下巴、古老身躯那飘逸的丰腴以及双腿无力状况所带来的特质。

这个消息带来的冲击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Winnie夫人打破了她平日里被询问时一贯的惯例，中断了她正在进行的家务工作。那是在店后的起居室里掸灰尘。她把头转向母亲。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她惊讶得近乎愤怒地喊道。

那冲击一定非常严重，才会让她背离了那种对事实不闻不问的超然接受态度，而那正是她生命中的力量和保障。

“你在这里过得不够舒服吗？”

她陷入了这样的询问，但下一刻，她通过恢复弹灰尘的工作维持了行为的连贯性，而老妇人则戴着灰扑扑的白软帽和毫无光泽的黑假发，惊恐而沉默地坐着。

Winnie掸完了椅子，沿着马毛沙发靠背的红木扶手掸过，Verloc先生总是喜欢戴着帽子和大衣在这里休息。她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但过了一会儿，她允许自己又问了一个问题。

“母亲，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既然这并不影响事物本质——这也是Winnie夫人原则上所忽略的东西——这种好奇心是可以原谅的。它仅仅涉及方法。老妇人热切地欢迎这一点，因为它引出了某种可以极其真诚地谈论的事情。

她向女儿做出了详尽的回答，充满了人名，并辅以对人类面孔随时间流逝而产生变化的侧面评论。这些人名主要是那些酒馆老板——“你可怜的爸爸的朋友，亲爱的”。她特别赞赏地详细叙述了一位大酿酒商的善意和屈尊，那是一位男爵兼议员，也是慈善机构理事会的主席。她谈得如此热烈，是因为她被允许通过预约面试了他的私人秘书——“一位非常有礼貌的绅士，一身黑衣，有着轻柔、忧伤的声音，但真是太瘦、太安静了。他就像个影子，亲爱的。”

Winnie延长了掸灰的工作，直到故事讲完，她像往常一样走出了起居室进入厨房（走下两级台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为了庆祝女儿在这种可怕的事件中表现出的温和，Verloc夫人的母亲流下了几滴眼泪，并开始在家具的处置上发挥她的精明，因为那是她自己的东西；有时她倒希望不是这样。英雄主义固然很好，但在某些情况下，处理几张桌椅、铁床架之类的东西，可能会带来深远且灾难性的后果。她自己需要几件，因为那个在多次恳求后将她收留进慈善怀抱的基金会，除了给受照顾者提供光秃秃的木板和廉价糊墙纸的砖墙外，什么都不给。她选择那些最没价值、最破旧物品的审慎心思没有得到认可，因为Winnie的哲学在于不注意事实的内部；她认定母亲拿的是最适合她的。至于Verloc先生，他那深沉的冥想就像一道中国长城，将他与这个充满徒劳努力和虚幻表象的世界彻底隔绝。

当她做出选择后，其余家具的处置方式成了某种特定层面的棘手问题。当然，她要把它们留在这Brett街。但她有两个孩子。Winnie已经通过她与那位优秀的丈夫Verloc先生的明智联姻而生活无忧。Stevie却一无所有——而且还有点古怪。在考虑法律正义的要求，甚至是偏心的冲动之前，必须先考虑他的处境。拥有这些家具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算是一种保障。他本该拥有它们——那可怜的孩子。但把它们给他，就像是动摇了他完全依赖的地位。这是一种她害怕削弱的筹码。此外，Verloc先生的敏感大概不会容忍自己坐的椅子还要受惠于小舅子。在长期接待男性房客的经验中，Verloc夫人的母亲对人性中荒诞的一面已经有了一种阴郁却无奈的认识。如果Verloc先生突然心血来潮，告诉Stevie把那些该死的破烂儿搬走呢？另一方面，无论如何谨慎分配，都可能引起Winnie的不满。不，Stevie必须保持赤贫和依赖。在离开Brett街的那一刻，她曾对女儿说：“等到我死了再处理也没用，不是吗？我留在这里的一切现在完全是你自己的了，亲爱的。”

温妮戴着帽子，沉默地立在母亲身后，继续整理着老妇人斗篷的衣领。她面无表情地拿起了手袋和一把雨伞。是时候花掉那三先令六便士了，这大概可以被认为是维洛克夫人母亲人生中最后一次乘出租马车。她们从店铺门口走了出去。

正等候着她们的车辆，如果真有“真相比讽刺更残酷”这句谚语，那它简直就是这句话的活生生注脚。一辆在大都会里跑出租的破马车，拖着一匹衰弱的马，踏着嘎吱作响的轮子停了下来，车夫位上坐着一个残疾人。这最后一个特点引起了一些尴尬。当看到那人外套左袖里伸出一只钩状的铁制假肢时，维洛克夫人的母亲突然失去了这些日子里一直支撑着她的英雄气概。她真的没把握自己能不能坐这辆车。“你觉得呢，温妮？”她退缩了。那脸庞宽大的车夫发出的激烈争辩，听起来像是从阻塞的喉咙里挤出来的。他从车座上探出身子，带着某种神秘的愤慨低声咕哝。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对待一个人难道能这样吗？在那泥泞的街面上，他那巨大且没洗过的脸庞涨得通红。他绝望地问，如果不是真的，他们怎么会发给他执照——

当地的警察用友好的目光让他安静下来；然后，他转过身对那两个女人说，语气里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体谅：

“他开了二十年出租车了。我从来没听说他出过什么事故。”

“事故！”车夫带着轻蔑的低语喊道。

警察的证词解决了问题。那群由七个人组成的、大多还是未成年人的小小围观者散去了。温妮跟着母亲钻进了马车。史蒂维爬上了车夫座。他那茫然的嘴和痛苦的眼神，描绘出他面对这正在发生的一切时内心的状态。在狭窄的街道上，车内的人能通过窗外缓缓滑过、摇摇欲坠的房屋外墙感觉到马车在行进，玻璃窗发出一阵巨大的叮当声，仿佛随时会在这辆马车后面坍塌；而那匹衰弱的马，缰绳松垮地搭在它尖细的脊背和颤动的后腿上，显得正以无穷的耐心，小心翼翼地舞动着蹄子。后来，到了怀特霍尔那开阔的地带，所有视觉上的移动迹象都变得难以察觉。玻璃的叮当声在长长的财政部大楼前无穷无尽地响着——时间本身似乎也静止了。

最后，温妮评论道：“这马不太好。”

她的双眼在马车阴影中直视前方，纹丝不动。坐在车夫座上的史蒂维先是闭上那茫然的嘴，然后急切地喊道：“别这样。”

车夫手里高举着缠绕在钩子上的缰绳，没理会他。也许他没听见。史蒂维的胸口起伏着。

“别鞭打。”

那人缓缓转过他那浮肿且潮湿、颜色斑驳且长满白须的脸。他那微红的小眼睛闪烁着泪光。他厚大的嘴唇呈现出紫色。它们紧闭着。他用那只握鞭的手上肮脏的背部揉了揉那巨大下巴上长出的胡茬。

“你不可以，”史蒂维粗暴地结结巴巴说道。“这很疼。”

“不可以鞭打，”对方用一种若有所思的低语反问道，随即又挥了一鞭。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的灵魂残忍或心地邪恶，而是因为他必须赚取车费。那一刻，圣史蒂芬教堂那带有尖塔和顶饰的墙壁，在静默和凝固中注视着这辆叮当作响的马车。当然，它还是滚动着。但在桥上出了一阵骚乱。史蒂维突然试图从车座上下来。人行道上传来喊声，人们向前奔跑，车夫停下了车，用怀疑和惊愕的耳语咒骂着。温妮摇下车窗，把头伸了出来，脸色惨白如鬼。在马车深处，她的母亲用悲痛的语调惊呼：“那孩子受伤了吗？那孩子受伤了吗？”

史蒂维没有受伤，他甚至没有跌倒，但兴奋一如既往地夺走了他连贯说话的能力。他只能对着窗户结结巴巴地喊：“太重了。太重了。”温妮把手伸向他的肩膀。

“史蒂维！马上坐回车夫座上去，不许再下来。”

“不。不。走。必须走。”

在试图说明这种需求的原因时，他结结巴巴地陷入了彻底的语无伦次。他的这个念头并没有什么物理上的不可行性。史蒂维完全可以轻松地跟上那匹步履蹒跚、舞动着蹄子的马而不至于气喘吁吁。但他的姐姐果断地拒绝了。“真是异想天开！谁听说过这种事！跑着追马车！”她的母亲在马车深处惊恐而无助地哀求：“哦，温妮，别让他这样。他会走丢的。别让他这样。”

“当然不会。这像什么话！史蒂维，要是让维洛克先生听到这种胡闹，他会生气的——我告诉你。他可一点都不会高兴。”

维洛克先生的悲伤和不悦这一念头，一如既往地对史蒂维那本质上顺从的性格产生了强大的作用，他放弃了所有抵抗，带着一脸绝望爬回了车夫座。

车夫凶狠地转过他那巨大而涨红的脸瞪着他。“别再想玩这种傻把戏了，小伙子。”

用这种近乎嘶哑、濒临消失的严厉耳语说完后，他继续驾车，庄重地思忖着。在他看来，这件事仍然有些模糊。但他的智力，尽管在多年久坐、风吹雨淋中失去了往日的敏锐，却并不缺乏独立性和理性。他严肃地排除了史蒂维是个醉酒小混混的假设。

马车内，两位女性肩并肩忍受着旅途的颠簸、摇晃和叮当声所构成的沉默氛围，被史蒂维的爆发打破了。温妮提高了嗓门。

“你如愿以偿了，母亲。要是之后过得不开心，也只能怪你自己。而且我觉得你不会开心的。我真的不觉得。你在家里过得不够舒服吗？人们会怎么看我们——你竟然这样把自己扔给一家慈善机构？”

“亲爱的，”老妇人在噪音中急切地喊道，“你一直是我最好的女儿。至于维洛克先生——唉——”

在维洛克先生的优秀程度这一话题上，她词穷了，便将那双老泪纵横的眼睛转向马车顶棚。随后，她假装向窗外看去，以判断他们的行程，以此转过头去。行程微不足道，紧贴着路缘缓慢前行。夜晚，那早早降临、肮脏、阴森、喧闹、绝望且混乱的南伦敦之夜，在她最后一次乘马车时笼罩了她。在低矮店铺那昏黄的煤气灯光下，她那硕大的脸颊在黑色和紫红色的软帽下闪烁着橙色的光芒。

维洛克夫人母亲的肤色因年龄增长和天然的胆汁质倾向而变得蜡黄，再加上那艰难且焦虑的生活（先是作为妻子，后是作为寡妇）所带来的折磨，这种肤色在脸红时会带上一层橙色。而这个女人，虽然谦逊，却在逆境的烈火中变得坚硬，而且年纪也已过了会脸红的时候，却真真切切地在女儿面前脸红了。在一辆四轮马车的私密空间里，在前往一家慈善小屋（一排小屋中的一间）的路上，这间小屋因其尺寸的狭小和设施的简陋，很可能原本就是出于善意而设计的，作为通往更狭窄的坟墓之前的训练场所，她被迫在自己的孩子面前隐藏起那份懊悔和羞愧的红晕。

人们会怎么想？她非常清楚温妮心里想的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她丈夫的老朋友，以及其他人，她曾怀着讨好的成功向他们寻求过帮助。她以前从不知道自己竟然能成为一个如此擅长乞讨的人。但她非常清楚，别人从她的请求中推断出了什么。由于男性天性中与好斗的野蛮并存的那种羞怯的敏感，对她处境的盘问并没有进行得很深入。她通过嘴唇明显的紧闭和某种决心表现出雄辩的沉默的情绪，阻止了进一步的询问。男人们在了解了这一套之后，会突然变得不再好奇。她不止一次庆幸自己不必和女人们打交道，因为女人们天生更加冷漠且急于打听细节，她们一定会急于弄清楚她的女儿和女婿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刻薄行为把她逼到了那种悲惨的境地。只有在那位大酿酒商（议员兼慈善机构主席）的秘书面前，他代表其上司，感到有义务尽职地盘问申请人的真实处境，她才像个走投无路的女人一样，当场放声大哭。那位瘦削而礼貌的绅士在注视着她，露出一副“被彻底惊呆”的样子后，在宽慰的话语掩护下放弃了立场。她不必自寻烦恼。慈善机构的章程并没有明确规定“无子女的寡妇”。事实上，这绝不会取消她的资格。但委员会的裁量权必须是建立在知情基础上的裁量权。人们很能理解她不愿成为负担的不情愿，等等。于是，令他深感失望的是，维洛克夫人的母亲以更猛烈的势头痛哭起来。

那位戴着深色灰扑扑假发、穿着缀有灰白棉蕾丝的古旧丝绸裙子的大块头女人的泪水，是真正痛苦的泪水。她流泪是因为她既英雄又无原则，且对两个孩子都充满了爱。女孩经常被牺牲给男孩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她是在牺牲温妮。通过隐瞒真相，她在诽谤她。当然，温妮是独立的，不需要在意那些她永远不会见到、也不会见到她的人的看法；而可怜的史蒂维，除了母亲的英雄主义和无原则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毫无依靠。

温妮结婚后最初的安全感随着时间推移消失了（因为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维洛克夫人的母亲在后卧室的隐居中，回忆起了世界强加给寡妇的那种经验教训。但她回忆时并没有徒劳的苦涩；她那份顺从几乎升华为一种尊严。她坚忍地反思道，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腐朽，都会磨损；善意对待好心人的方式应当变得简单；她的女儿温妮是一个最尽职的妹妹，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妻子。考虑到温妮作为妹妹的尽职，她的坚忍退缩了。她将那种情感排除在影响人类和某些神圣事物的腐朽法则之外。她克制不住；否则那会让她感到太害怕。但在考虑女儿婚姻状况的条件时，她坚决拒绝了一切讨好的幻想。她采取了冷酷而合理的观点，即施加在维洛克先生善意之上的压力越小，其效果就越可能持久。那位优秀的男人当然爱他的妻子，但他无疑更愿意在维持这种情感表现的同时，尽可能少地保留她的亲戚。如果它的全部效果都集中在可怜的史蒂维身上会更好。于是，这位英雄般的老妇人决定离开她的孩子们，这既是一种奉献的行为，也是一种深谋远虑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美德”在于（维洛克夫人的母亲在这方面很微妙），史蒂维的道义权利将会得到加强。那个可怜的男孩——一个善良、有用的男孩，虽然有点古怪——并没有足够的地位。他是连同母亲一起被接收的，就像贝尔格莱维亚公馆的家具被接收一样，仿佛仅仅因为是他母亲的附庸。她问自己（因为维洛克夫人的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很有想象力），我死了会发生什么？当她问自己这个问题时，心中充满了恐惧。想到那时她将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可怜的孩子发生了什么，这同样可怕。但通过将他移交给他的姐姐，通过这样离开，她给了他一个直接依赖的地位。这是维洛克夫人母亲的英雄主义和无原则中最微妙的保障。她放弃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让她的儿子终身得到安置的一项安排。其他人为了这样的目标做出物质牺牲，她则以这种方式。这是唯一的方式。此外，她将能够看到它的运作结果。无论好坏，她都将避免临终前那种可怕的不确定性。但这很难，很难，残酷地难。

马车叮当作响，颠簸摇晃；事实上，最后那一点非常离谱。由于其极度不成比例的暴力和幅度，它消除了任何前进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种中世纪惩罚罪犯的装置中，或者是某种治疗懒散肝脏的古怪新发明里被摇晃。这极其令人痛苦；维洛克夫人母亲提高的嗓门听起来像是一种痛苦的哀号。

“我知道，亲爱的，只要你有时间，你一定会常来看我。你会的，对吧？”

“当然，”温妮简短地回答，直视前方。

马车在一家弥漫着蒸汽和油腻味、煤气灯火通明且散发着炸鱼味的小店前颠簸了一下。

老妇人再次哀号起来。

“而且，亲爱的，我必须每个星期天都见到那个可怜的孩子。他不介意和他的老母亲一起度过这一天——”

温妮木然地喊道：

“介意！我想他才不会。那个可怜的孩子会非常想念你的。我真希望你稍微考虑过这一点，母亲。”

没有考虑过！这位英雄般的女性咽下了一个像台球一样顽皮且碍事的物体，它正试图从她的喉咙里跳出来。温妮沉默了一会儿，对着马车前部嘟着嘴，然后突然冒出一句，这在她是很少见的语气：

“我估计起初我会为了他费一番功夫，他会那么躁动不安——”

“无论你做什么，别让他打扰你的丈夫，亲爱的。”

于是，她们以熟悉的方式讨论着新局面的方方面面。马车颠簸着。维洛克夫人的母亲表达了一些忧虑。史蒂维能被信任独自走那么远的路吗？温妮坚持认为他现在已经“心不在焉”得少多了。她们就此达成了一致。这不可否认。少多了——几乎完全好了。她们在叮当声中相对愉快地向对方喊话。但突然间，那种母性的焦虑再次爆发。要换乘两辆公共汽车，中间还要走一小段路。这太难了！老妇人陷入了悲伤和惊慌之中。

温妮盯着前方。

“别这样让自己心烦，母亲。你当然必须见他。”

“不，亲爱的。我会尽量克制的。”

她擦了擦流泪的眼睛。

“但你抽不出时间带他去，如果他要是忘了自己，迷了路，别人对他说话太严厉，他的名字和地址可能会从他记忆中溜走，他就会一连几天、几天地走丢——”

为可怜的史蒂维设想一个济贫院的医务室——哪怕只是在查询期间——都揪紧了她的心。因为她是一个骄傲的女人。温妮的凝视变得坚硬、专注而富有创造性。

“我不能每周亲自带他去见你，”她喊道。“但别担心，母亲。我会确保他不会走丢太久。”

她们感到一种特有的颠簸；砖柱的幻象在马车叮当作响的窗户前徘徊；剧烈颠簸和吵闹叮当声的突然停止，让这两个女人感到眩晕。发生了什么？她们在深深的静谧中一动不动地坐着，感到害怕，直到门被打开，传来一阵粗鲁、嘶哑的耳语：

“到了！”

一排排带有山墙的小房子，每一栋的底层都有一扇昏暗的黄色窗户，环绕着一片黑暗开阔的草地，草地上种着灌木，并与宽阔马路上那光影交错、回荡着沉闷交通轰鸣声的地方隔开。马车停在其中一栋极小的房子门前——那栋房子底层的小窗户没有灯光。维洛克夫人的母亲背过身先下了车，手里拿着一把钥匙。温妮在石板路上逗留，付给车夫车钱。史蒂维在帮忙把一堆小包裹搬进屋后，走了出来，站在慈善机构那盏煤气灯下。车夫看着那些银币，它们在他那宽大、肮脏的手掌中显得微不足道，象征着那些在邪恶的大地上度过短暂一生的野心勃勃的人类所换来的微不足道的报酬。

他得到的报酬还算体面——四个一先令的硬币——他静静地凝视着它们，仿佛它们是一个忧郁问题的惊人结论。将那笔财富缓慢地转移到内兜的过程，需要在他那破烂衣服的深处进行许多费力的摸索。他的身形矮胖，缺乏灵活性。史蒂维身材修长，肩膀微耸，双手深深插在暖和外套的侧兜里，嘟着嘴站在路边。

车夫停下那迟缓的动作，似乎被某种模糊的记忆所触动。

“噢！给你，小伙子，”他低声说。“你会再次认出他的——不是吗？”

史蒂维正盯着那匹马，它的后躯因消瘦而显得过度高耸。那条僵硬的小尾巴看起来像是为了一个冷酷的笑话而装上去的；而在另一端，那细薄扁平的脖子，像一块覆盖着旧马皮的木板，在巨大骨架头颅的重压下垂向地面。耳朵漫不经心地以不同的角度耷拉着；而那具沉默的地球居民的恐怖身形，在空气阴郁的静谧中，从肋骨和脊椎上笔直地冒着热气。

车夫用那只从破烂、油腻的袖子里伸出的铁钩，轻轻敲了敲史蒂维的胸口。

“看着点，小伙子。你愿不愿意坐在这匹马后面一直等到凌晨两点，甚至可能更久？”

史蒂维茫然地看向那双边缘泛红的凶狠小眼睛。

“它不跛，”另一个人继续低声说道，带着一股劲儿。“它身上没有溃烂的地方。这就是它。你愿不愿意——”

他嘶哑、低沉的声音给他的话语蒙上了一种激烈且隐秘的色彩。史蒂维茫然的凝视正缓慢地转变为恐惧。

“你最好看清楚！直到凌晨三四点。又冷又饿。寻找乘客。醉鬼。”

他欢愉的紫色脸颊上长满了白须；就像维吉尔笔下的西勒诺斯，那满脸涂着浆果汁、向西西里天真的牧羊人讲述奥林匹斯诸神故事的人一样，他向史蒂维讲述着家常琐事，讲述着那些苦难深重、且永生绝无保障的人们的事务。

“我是一个夜间出租车夫，我是，”他带着一种炫耀般的愤怒低声说道。“我不得不开出车行里那些该死的家伙给我的破烂。我有老婆和四个孩子在家里。”

那种父亲身份的声明所具有的怪诞本质似乎让世界陷入了哑火。一片寂静笼罩着，在这期间，那匹旧马——那匹启示录式的悲惨坐骑——在慈善煤气灯的光照下，侧腹冒着烟。

车夫哼了一声，然后用他那神秘的耳语补充道：

“这世界可不容易。”史蒂维的脸抽搐了一阵子，最后他的感受以他通常那种简洁的形式爆发了出来。

“坏！坏！”

他的目光依然固定在马的肋骨上，显得既自觉又阴郁，仿佛害怕环顾四周这糟糕的世界。而他那修长的身材、玫瑰色的嘴唇和苍白清秀的肤色，使他看起来像个娇嫩的男孩，尽管他那脸颊上长着一层绒绒的金发。他像个孩子一样恐惧地嘟着嘴。车夫又矮又宽，用那双似乎在清澈且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中感到刺痛的凶狠小眼睛盯着他。

“对马狠，但对像我这样可怜的家伙简直狠上一百倍，”他气喘吁吁地说道，声音几乎难以听闻。

“可怜！可怜！”史蒂维结结巴巴地说道，带着一种抽搐的同情，将双手深深地插进兜里。他什么也说不出；因为他对一切痛苦和苦难的柔情，那种想让马儿快乐、让车夫快乐的渴望，已经达到了一种奇异的地步，甚至想把他们带回床上和他一起睡。而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史蒂维并没有疯。这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性的渴望；与此同时，它又非常清晰，因为它源于经验，即智慧之母。所以，当他还是个孩子，在阴暗的角落里因灵魂那无尽的黑色的苦难而感到恐惧、痛苦、受伤和凄惨时，他的姐姐温妮总是会走过来，把他带到她的床上，就像带入了一个慰藉和平静的天堂。史蒂维虽然容易忘记琐碎的事实，比如他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却对感受有着忠实的记忆。被带入慈悲的床榻是至高的解药，唯一的缺点是难以大规模应用。望着那位车夫，史蒂维清晰地感知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是理智的。

车夫继续着他那悠闲的准备工作，仿佛史蒂维根本不存在。他做出一副要爬上车座的样子，但最后一刻出于某种晦暗的动机，也许仅仅是因为厌恶驾驶，他作罢了。相反，他走近了他那沉默的劳动伙伴，弯下腰抓住缰绳，右臂一用力，就像表演举重一样，将那颗巨大而疲惫的头颅抬到了他肩膀的高度。

“走吧，”他秘密地低语道。

他一瘸一拐地赶着马车离开了。这种离去带有一种苦行的气息，车轮缓慢转动，压得车道上的碎石发出哀鸣，那匹马消瘦的大腿带着苦行僧般的审慎，避开了光亮，走向开阔空间的黑暗中，那里的边缘隐约可见小屋尖尖的屋顶和微弱发光的窗户。碎石的哀诉声沿着车道缓慢地回荡。在慈善大门的灯火之间，缓缓的车队重新出现，被灯光照亮了片刻：矮壮的男人忙碌地跛行着，手里高举着马头，那瘦骨嶙峋的动物带着僵硬而落寞的尊严走着，车后那黑漆漆、低矮的车厢滑稽地滚动着，像是在摇摆。他们向左转去。街下，离大门五十码远的地方，有一家酒馆。

史蒂维独自留在慈善机构的私人灯柱旁，双手深深插在口袋里，目光空洞而阴郁。在他口袋底部，他那无能软弱的手紧紧攥成了愤怒的拳头。面对任何直接或间接触动他那病态的痛苦恐惧的事物，史蒂维最终都会变得狠毒。一种慷慨的愤慨充盈着他那羸弱的胸膛，几乎要炸开，并使他坦诚的双眼斜视起来。尽管史蒂维在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方面有着至高的智慧，但他并不够聪明，无法克制自己的激情。他那博爱的仁慈有着两个阶段，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密不可分、相互连结。过度怜悯的苦恼之后，紧接着就是一种无辜却冷酷的愤怒的痛苦。这两种状态在外部表现上都是徒劳的身体躁动，他的姐姐温妮总是安抚他的兴奋，却从未探究其双重性质。维洛克夫人从不浪费这短暂生命中的任何一部分去寻求根本性的信息。这是一种带有审慎外表和部分审慎优势的节俭。显然，知道得不多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件好事。而这种观点非常符合她天生的懒散。

就在那天晚上，当可以说维洛克夫人的母亲与孩子们永别并离开了人世时，温妮·维洛克并没有去探究她弟弟的心理。那可怜的孩子当然是兴奋的。在门口最后一次向老妇人保证，她知道如何防范史蒂维在行孝的旅途中走丢太久之后，她挽住弟弟的胳膊走开了。史蒂维甚至没有喃喃自语，但凭借着她在幼年时期就培养出的那种特殊的姐弟深情，她感到这男孩确实非常兴奋。她紧紧挽着他的手臂，仿佛在依靠着他，思索着适合当时的言语。

“现在，史蒂维，过马路时你得好好照看我，像个好弟弟一样先上公共汽车。”

这种对男子汉保护的呼吁得到了史蒂维一如既往的顺从回应。这让他感到自豪。他抬起头，挺起胸膛。

“别紧张，温妮。不能紧张！公共汽车没问题，”他用一种粗鲁、含糊、既带有孩子般的胆怯又带有男子汉决心的结巴回答道。他挽着女人无畏地向前走去，但他的下唇垂了下来。然而，在这条肮脏而宽阔的大街人行道上，其生活设施的贫乏在疯狂挥霍的煤气灯光下显得如此愚蠢地暴露，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像如此明显，以至于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在拐角处那家煤气灯光亮得近乎邪恶的酒馆门前，一辆四轮马车停在路边，车座上空无一人，仿佛因无可救药的破败而被丢弃在水沟里。维洛克夫人认出了这辆车。它的外观是如此可悲，带有那种怪诞苦难的完美和死亡细节的奇异，仿佛它就是死亡马车本身，以至于维洛克夫人带着女人对马的那种现成的怜悯（当她不是坐在它身后时），含糊地惊呼道：

“可怜的畜生！”

史蒂维突然退缩，给了他姐姐一个制止性的猛拉。

“可怜！可怜！”他赞赏地惊呼道。“车夫也很可怜。他亲口告诉我的。”

对这匹虚弱而孤独的马的凝视让他难以自持。虽然被挤撞，但他很固执，坚持要留在那里，试图表达他那刚刚开启的同情心所看到的、人类与马匹紧密相连的苦难。但这非常困难。“可怜的畜生，可怜的人！”这是他唯一能重复的话。这似乎不够有力，他以一声愤怒的唾骂告终：“可耻！”史蒂维并不精通言辞，也许正因如此，他的思想缺乏清晰和精确。但他感受得更为全面，且带有一种深度。那个小小的词包含了他在面对一种苦难不得不以另一种苦难的煎熬为食时，所有的愤慨和恐惧——在那位贫穷的车夫以家里可怜的孩子们的名义鞭打着可怜的马的时候。史蒂维知道被鞭打是什么滋味。他从经验中得知。这是一个糟糕的世界。糟透了！糟透了！

维洛克夫人，他唯一的姐姐、监护人和保护者，无法假装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况且，她并没有经历过车夫那雄辩的魔力。她对“可耻”这个词的内涵一无所知。于是她平静地说：

“走吧，史蒂维。你对此无能为力。”

顺从的史蒂维走了；但现在他走得不再自豪，而是蹒跚着，嘟囔着半截话，甚至是一些如果不是由互不相属的半截拼凑起来本该完整的词语。就好像他一直在试图将所有能记起的词汇拼凑到自己的情绪中，以获得某种相应的概念。事实上，他最终得到了。他停下脚步，立刻说了出来。

“对可怜人来说，这是个糟糕的世界。”

一旦表达出这个想法，他就意识到它在所有后果上对他来说已经很熟悉了。这种情况极大地增强了他的信念，但也加剧了他的愤慨。他觉得，必须有人为此受到惩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不怀疑，但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任由他那正直的激情所摆布。

“畜生行径！”他简明地补充道。

维洛克夫人很清楚他非常激动。

“没人能改变这一点，”她说。“快走吧。这就是你照顾我的方式吗？”

史蒂维顺从地加快了步伐。他为自己是个好弟弟而感到自豪。他那非常完整的道德观要求他这样做。然而，姐姐温妮——她是个好人——传达的信息让他感到痛苦。没人能改变这一点！他忧郁地走着，但很快又振作起来。像其他被宇宙之谜困扰的人类一样，他也有对世间有组织的力量抱有慰藉性信任的时刻。

“警察，”他自信地建议道。

“警察不管这些，”维洛克夫人草草地说道，匆忙赶路。

史蒂维的脸拉得很长。他在思考。他思考得越深入，下巴就垂得越松。

他带着一种绝望的空虚放弃了他的智力探索。

“不管这些？”他嘟囔着，既顺从又惊讶。“不管这些？”他为自己构想了一个关于大都会警察的理想蓝图，认为他们是一种抑制邪恶的仁慈机构。仁慈的概念与他对那些穿蓝制服的人的力量的感受联系得尤为紧密。他曾天真地信任并温柔地喜爱过所有的警察。他感到痛苦。他也因为怀疑警队成员的双重标准而感到恼火。因为史蒂维自己就像白昼一样坦率而开放。那么他们假装这些是为了什么？不像他那只看表象的姐姐，他想查个水落石出。他用愤怒的质问进行了他的调查。

“那他们是干什么的，温妮？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告诉我。”

温妮讨厌争议。但因为担心史蒂维在最初极其思念母亲后会陷入严重的抑郁，她并没有完全拒绝讨论。她毫无讽刺意味地回答了，但回答的方式对于维洛克先生——中央红委员会代表、某些无政府主义者的私人朋友、社会革命的信徒——的妻子来说，或许并不显得不自然。

“难道你不知道警察是干什么的吗，史蒂维？他们在那儿是为了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不能从那些拥有财产的人手里拿走任何东西。”

她避免使用“偷”这个动词，因为这总会让她的弟弟感到不适。因为史蒂维在诚实方面非常敏感。某些简单的原则被如此焦虑地灌输给他（因为他的“古怪”），以至于仅仅是某些违规行为的名字就让他感到恐惧。他总是很容易被言语所打动。此刻他感到震惊和惶恐，他的思维非常敏锐。

“什么？”他立刻焦虑地问道。“即使他们饿了也不行吗？他们不准拿吗？”

两人在行走中停了下来。

“即使再饿也不行，”维洛克夫人说道，带着一个不受财富分配问题困扰的人的泰然自若，搜寻着路面寻找合适颜色的公共汽车。“当然不行。但谈论这些有什么用？你又从来不饿。”

她飞快地瞥了一眼身边这个像年轻男人的男孩。她看到的他依然温和、有吸引力、富有感情，只是有一点点，一点点特别。她无法用别的眼光看他，因为他与她那平淡生活中仅存的激情之盐紧密相连——那种愤慨、勇气、怜悯，甚至自我牺牲的激情。她没有补充说：“只要我还活着，你就永远不会饿着。”但她完全可以这么说，因为她已经为此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维洛克先生是个非常好的丈夫。她诚实地认为没有人会不喜欢这个男孩。她突然大叫：

“快，史蒂维。拦住那辆绿色的公共汽车。”

于是，史蒂维挽着姐姐温妮的胳膊，既紧张又郑重地将另一只手高举过头顶，成功拦住了驶来的公共汽车。

一小时后，维洛克先生从他正在阅读、或至少是在注视的柜台后的报纸上抬起头，在门铃即将熄灭的叮当声中，看见妻子温妮走进来，穿过商店上楼去，身后跟着他的内弟史蒂维。看到妻子对维洛克先生来说是件乐事。这是他的特质。他内弟的身影对他来说依然不可感知，因为最近那股阴郁的沉思像面纱一样垂在维洛克先生与感官世界之间。他盯着妻子看，一言不发，仿佛她是个幽灵。他私下里的声音既嘶哑又平静，但此刻却完全没被听见。晚餐时也没被听见，他按惯例被妻子简短地叫去用餐：“阿道夫。”他坐下来，毫无信念地吃着，帽子压得很低。这不是由于对户外生活的热爱，而是由于频繁出入外国咖啡馆养成了这种习惯，这赋予了维洛克先生对自家炉火的稳固忠诚一种漫不经心的暂时性特征。当破旧的门铃响起时，他两次一言不发地起身，消失在商店里，又静静地回来。在这些缺席期间，维洛克夫人敏锐地意识到右侧空出的座位，非常想念母亲，呆滞地盯着前方；而史蒂维则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停地挪动双脚，仿佛桌下的地板热得让人难受。当维洛克先生回到座位上，像沉默的化身一样坐下时，维洛克夫人的凝视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而史蒂维也不再挪动双脚，因为他对姐姐的丈夫怀着极大的敬畏。他向他投去恭敬且怜悯的目光。维洛克先生很伤心。他的姐姐温妮（在公共汽车上）曾向他强调，维洛克先生回家时正处于悲伤之中，一定不能打扰他。父亲的愤怒、房客们易怒的脾气，以及维洛克先生忧郁的倾向，一直是史蒂维自我克制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这些容易被激起却不总是容易被理解的情绪中，最后一种具有最大的道德效力——因为维洛克先生是好人。他的母亲和姐姐在维洛克先生背后，以不可动摇的基础确立了这一伦理事实。她们确立、建立、供奉了它，原因与抽象的道德无关。而维洛克先生并不知道。对他保持公正地说，他完全没想过要在史蒂维面前表现得好。但事实就是如此。在史蒂维的认知里，他甚至是唯一有此资格的人，因为那些房客太匆忙、太遥远，除了靴子以外，似乎没在史蒂维心中留下什么清晰的印象；而至于他父亲的惩戒措施，母亲和姐姐的痛苦让她们不忍在受害者面前树立“善良”的理论。那太残忍了。史蒂维甚至可能不会相信她们。就维洛克先生而言，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史蒂维的这种信念。维洛克先生显然是神秘地善良。而一个好人的悲伤是庄严的。

史蒂维向他的姐夫投去敬畏且怜悯的目光。维洛克先生很伤心。温妮的弟弟以前从未感受到自己与那个男人的善良之谜如此贴近。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悲伤。史蒂维自己也很伤心。他非常伤心。同样的悲伤。由于注意力被吸引到这种不愉快的情绪上，史蒂维挪动着双脚。他的感受习惯性地通过肢体的躁动表现出来。

“双脚安静些，亲爱的，”维洛克夫人带着权威和温情说道；随即转向丈夫，用一种冷淡的声音——那本能机智的卓越成就——问道：“你今晚要出去吗？”

这个提议本身似乎让维洛克先生感到反感。他郁闷地摇了摇头，然后静静地坐着，垂下眼帘，盯着盘子里的奶酪整整一分钟。之后，他站起身走了出去——在商店门铃的叮当声中直接出去了。他这种矛盾的行为并非出于任何想让人不快的欲望，而是因为一种不可征服的躁动。出去也毫无意义。他在伦敦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但他还是出去了。他带着一串阴郁的思想走在黑暗的街道上，穿过明亮的街道，进出两家浮华的酒吧，仿佛在半心半意地试图度过这个夜晚，最后又回到他那受威胁的家中，疲惫地坐在柜台后面，而那些忧虑像一群饥饿的黑猎犬一样急切地围绕着他。在锁好门、熄灭煤气灯后，他带着它们上了楼——对于一个准备睡觉的男人来说，这是一群可怕的随从。他的妻子早些时候已经先上楼了，她丰满的身形在被子下勾勒得模糊不清，头枕在枕头上，一只手垫在脸颊下，为他的心烦意乱呈现出一副早早入睡的画面，暗示着一个心态平和的灵魂。她那双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在雪白的亚麻布前显得呆滞而幽暗。她一动不动。

她有着一个平和的灵魂。她深切地感到，事情经不起推敲。她将那作为本能的动力和智慧。但维洛克先生的沉默寡言已经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好几天了。事实上，这正在影响她的神经。她躺着一动不动，平静地说：

“你这样光着脚走来走去会着凉的。”

这句带着妻子关切和女人审慎的话让维洛克先生猝不及防。他把靴子留在楼下，却忘了穿上拖鞋，正像笼中的熊一样在卧室里无声地踱步。听到妻子的声音，他停下来，用一种梦游般空洞的目光盯着她，看了那么久，以至于维洛克夫人在被窝里微微动了动肢体。但她没有移动那陷入白色枕头中的黑色头颅，一只手垫在脸颊下，那双硕大、深邃、不眨的眼睛盯着前方。

在丈夫空洞的注视下，想起走廊对面母亲那空荡荡的房间，她感到一阵尖锐的孤独感。她以前从未与母亲分开过。她们一直相互扶持。她感到她们确实如此，她对自己说，现在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维洛克夫人没有幻想。然而，史蒂维还在。于是她说：

“母亲做了她想做的事。在我看来这毫无道理。我敢说她肯定没觉得你对她不够好。像那样撇下我们真是太绝情了。”

维洛克先生不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惯用的短语范围有限，但某些环境的特殊贴切感让他想到了弃船而逃的老鼠。他差点就把这话说了出来。他变得多疑而痛苦。难道老太婆的嗅觉竟然如此灵敏？但这种怀疑的不合理性显而易见，维洛克先生保持了沉默。不过，并非完全沉默。他沉重地嘟囔道：

“也许这样也好。”

他开始脱衣服。维洛克夫人保持着极度的安静，纹丝不动，双眼定格在梦幻般静谧的凝视中。那一瞬间，她的心脏似乎也停止了跳动。那天晚上她“不太正常”，正如人们所说，一种强烈的念头浮现在她心头：一句简单的话可能包含多种不同的含义——大多是不愉快的。怎么就好呢？为什么？但她没有让自己陷入徒劳猜测的虚度光阴。她反而更加坚信事情经不起推敲。她以自己的方式实用而敏锐，立刻将史蒂维提上心头，因为在她的身上，目标的唯一性具有一种本能般的不差分毫和力量。

“对于那个男孩，在最初的几天里我该做些什么来让他振作起来，我还真不知道。在习惯母亲不在身边之前，他肯定会从早到晚忧心忡忡。他是个这么好的孩子。我可离不开他。”

维洛克先生继续脱着衣服，那种神情就像一个在广袤绝望的荒漠中独处的人，有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内在专注。因为在这个公正的地球上，在我们共同继承的这片土地上，维洛克先生眼中的精神图景确实呈现出如此荒凉的景象。室内室外一片寂静，以至于楼梯平台上那孤独的钟摆声仿佛为了寻求陪伴而溜进了房间。

维洛克先生钻进被窝，躺在自己那一侧，在维洛克夫人身后俯卧着，一言不发。他粗壮的胳膊颓然地垂在被子外面，就像丢弃的武器，又像废弃的工具。那一刻，他离向妻子全盘托出真相只有一步之遥。时机似乎恰到好处。他从眼角瞥去，看见她那丰腴的肩膀披着白色的睡衣，看见她的后脑勺，头发为了过夜梳成了三条辫子，末端系着黑色的发带。但他忍住了。维洛克先生爱他的妻子，正如妻子应当被爱的那样——也就是在婚姻之内，带着对待自己最重要财产的那种关切。这头为了睡眠而打理好的发髻，那些丰腴的肩膀，透着一种熟悉的庄严感——那是家庭安宁的庄严。她一动不动，厚重而又轮廓模糊，活像一尊粗糙的卧像；他记起了她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正凝视着空荡荡的房间。她充满了神秘，一种属于生命个体的神秘。那位曾令已故斯托特-瓦尔滕海姆男爵的危言耸听的电报为之震惊的、名扬四海的秘密特工[delta]，并非那种会去闯入此类神秘的人。他很容易被吓住。况且，他还很懒散，这种懒散往往是善良的秘诀。出于爱、胆怯和懒散，他忍住没有去触碰那个谜团。来日方长。好几分钟里，他在房间昏昏欲睡的寂静中默默承受着苦楚。随后，他用一句果断的宣告打破了沉默。

“我明天要去一趟欧洲大陆。”

他的妻子可能已经睡着了。他无法断定。事实上，维洛克夫人听见了。她的眼睛依然睁得大大的，身体一动不动，心里更加确信了她那直觉般的信念：事情是经不起深究的。然而，维洛克先生去作这样的旅行也并非什么异事。他会从巴黎和布鲁塞尔更新他的存货。他经常亲自过去采买。在布雷特街的店铺周围，聚集着一小群精选的业余爱好者，这是一个秘密的圈子，对于维洛克先生从事的任何业务都极为适宜。出于气质与需求的某种神秘契合，他这一生都被注定要成为一名秘密特工。

他等了一会儿，然后补充道：“我要离开一个星期，也许是两周。让尼尔太太白天过来吧。”

尼尔太太是布雷特街的打杂女佣。她与一个放荡的木匠结婚，深受抚养众多幼小子女的重担所累。她那红肿的双臂一直到腋下都围着粗麻布围裙，呼出的气息夹杂着肥皂水和朗姆酒的味道，那是穷人痛苦的呼吸，伴随着洗刷时的喧闹和锡桶的碰撞声。

维洛克夫人怀揣深意，却用一种极其淡漠的语气说道：

“没必要让那个女人整天待在这里。我和史蒂维在一起完全能应付。”

她让楼梯平台上那孤独的钟声数了十五下，坠入永恒的深渊，然后问道：

“要把灯熄了吗？”

维洛克先生声音嘶哑地冲妻子吼道。

“熄掉。”

第九章

十天后，维洛克先生从欧洲大陆回来，带回来的头脑显然没有被异国旅行的奇观所刷新，脸色也没有因归家的喜悦而焕发光彩。他伴随着店门铃的叮当声走进来，带着一种阴郁而烦躁的疲惫。他手里提着包，低着头，径直走到柜台后面，把自己扔进椅子里，就好像他是一路从多佛徒步走回来似的。那是清晨。史蒂维正在擦拭陈列在前窗的各种物品，转过头来，带着敬畏和惊恐张大嘴巴看着他。

“给！”维洛克先生说着，踢了一下地板上的格拉德斯通皮包；史蒂维猛扑上去，抓住它，带着凯旋般的忠诚把它搬走了。他的动作如此迅速，以至于维洛克先生明显感到惊讶。

就在店门铃响起时，正在擦拭客厅壁炉架的尼尔太太已经从门口张望过，她从膝盖上站起来，围裙脏兮兮的，带着永无止境的劳作带来的污垢，去厨房告诉维洛克夫人“主人回来了”。

温妮只走到内店门口，没有再靠前。

“你得吃点早饭，”她远远地说。

维洛克先生微微动了动双手，仿佛被一个无法实现的要求所困扰。但一旦被引诱到客厅里，他并没有拒绝摆在面前的食物。他吃东西的样子就像在公共场所一样，帽子从额头上推开，厚重的大衣下摆像三角形一样垂在椅子的两侧。在铺着棕色油布的餐桌对面，他的妻子温妮平稳地对他进行着妻子的谈话，毫无疑问，这谈话就像佩涅洛佩对漂泊的奥德修斯归来所说的话一样，巧妙地适应了此次归来的情境。然而，维洛克夫人在丈夫不在期间并没有织布。但她把楼上的房间彻底清理了一遍，卖掉了一些商品，还见过迈克尔里斯先生几次。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说他要去乡下住一间小屋，就在伦敦、查塔姆和多佛铁路线上。卡尔·云特也来过一次，被他那“邪恶的老管家”挽着胳膊带了过来。他是个“令人厌恶的老头”。至于奥西蓬同志，她曾冷淡地接待过他，躲在柜台后面，面色冷若冰霜，目光投向远方。对于这位健壮的无政府主义者，她只字未提，只是在提到他时简短地停顿了一下，脸颊泛起一丝极其微弱的红晕。她尽快让弟弟史蒂维融入家庭生活之中，并提到这孩子这段时间一直很消沉。

“这都是因为母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维洛克先生既没有说“该死！”，也没有说“管他史蒂维去死！”。维洛克夫人没能探知他心中的秘密，因此未能领会这种克制的慷慨。

“并不是说他干活儿不如从前了，”她继续说道，“他一直很管用。你简直会觉得他为我们做再多都不够。”

维洛克先生随意而困倦地瞥了史蒂维一眼，他坐在他右边，面容清秀，脸色苍白，那张红润的嘴无目的地微张着。这不是审视的目光。它没有任何意图。如果维洛克先生有一瞬间觉得妻子的弟弟看起来格外无用，那也只是一个沉闷而短暂的念头，缺乏那种使思想能够改变世界的力量与持久性。维洛克先生向后靠去，摘下了帽子。在他伸出手放下帽子之前，史蒂维就猛地扑了过去，恭敬地把它搬进了厨房。维洛克先生再次感到惊讶。

“阿道夫，你对这孩子简直能做任何事，”维洛克夫人用她那最坚定冷静的神态说道，“他会为你赴汤蹈火。他——”

她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厨房门口的动静。

尼尔太太正在那里擦地板。看到史蒂维出现，她悲叹了一声，因为她观察到，只要给史蒂维一点好处，他很容易就会把姐姐温妮不时给他的先令转赠给她的孩子们。她在水洼中四肢着地，浑身湿透，满是污垢，就像一种生活在垃圾桶和脏水里的两栖家畜，发出了那套惯用的开场白：“你们这些被供养着像绅士一样什么都不干的人，当然好得很。”接着便是穷人那永恒的哀怨，既可悲地撒谎，又被廉价朗姆酒和肥皂水的恐怖气息苦涩地证实着。她拼命擦洗，不停地吸着鼻子，滔滔不绝地说话。她是真诚的。在她那细长红鼻子的两侧，她那浑浊迷离的眼睛里泪水翻涌，因为她确实感到了清晨需要某种刺激物。

在客厅里，维洛克夫人识破了这一切：

“尼尔太太又在讲她那些关于孩子们的凄惨故事了。他们不可能像她说的那样个个都那么小。其中一些人现在肯定长得足够大，可以试着自己做点事了。这只会让史蒂维生气。”

这些话被一声重击证实了，就像拳头打在厨房桌子上一样。在同情心的正常演变中，史蒂维在发现口袋里没有先令时变得愤怒起来。由于无法立即缓解尼尔太太“小家伙们”的匮乏，他觉得必须有人为此受苦。维洛克夫人起身走进厨房去“停止那种胡闹”。她做得既坚定又温柔。她很清楚，尼尔太太一拿到钱就会转过街角，去一家寒酸而发霉的酒吧里喝烈酒——这是她生命苦难之路不可避免的一站。维洛克夫人对此习惯的评价出人意料地深刻，对于一个不愿深究事物表象的人来说，这令人吃惊。“当然，她能怎么办呢？要是我是尼尔太太，想必我也不会有别的做法。”

当天下午，当维洛克先生从客厅炉火前一连串的长长小睡中惊醒，宣布他打算出去散散步时，温妮从店里说道：

“阿道夫，我希望你能带那孩子一起出去。”

这是维洛克先生当天第三次感到惊讶。他愚钝地盯着他的妻子。她以一贯稳定的方式继续说道。那孩子只要没什么事做，就在家里闷闷不乐。她承认，这让她不安，让她紧张。而这话从冷静的温妮口中说出，听起来就像是夸大其词。但事实上，史蒂维确实像一只不幸的家养动物那样闷闷不乐。他会走到阴暗的楼梯平台上，坐在大钟脚下的地板上，双膝弯曲，头埋在手里。见到他那苍白的脸庞和在暗处闪烁的大眼睛是令人不安的；想到他在上面待着也不舒服。

维洛克先生习惯了这个惊人的新主意。他像一个男人对待妻子那样爱她——也就是说，很慷慨。但一个重大的反对意见出现在他脑海中，他便说了出来。

“他可能会跟丢我，然后在街上走失，”他说。

维洛克夫人很有把握地摇了摇头。

“不会的。你不了解他。那孩子简直把你当偶像。但如果你要是没看住他——”

维洛克夫人停顿了片刻，但仅仅是片刻。

“你就继续走你的，去散你的步。别担心。他会没事的。他肯定很快就会平安回到这里。”

这种乐观情绪让维洛克先生感到了当天的第四次惊讶。

“是吗？”他怀疑地嘟囔道。但也许他这个内弟并不是看起来那么傻。他妻子最了解。他转开那双沉重的眼睛，嗓音嘶哑地说：“好吧，那就让他跟着吧，”随即便重新陷入了忧虑的魔爪之中，那种忧虑或许更喜欢坐在骑手身后，但也深知如何紧跟那些没有钱养马的人的脚后跟——比如维洛克先生。

温妮在店门口，并没有看见这个维洛克先生散步时的致命随从。她看着那两个身影沿着肮脏的街道走远，一个高大壮实，另一个瘦小，脖子细长，在大而半透明的耳朵下，那尖尖的肩膀微微耸起。他们大衣的料子是一样的，帽子都是黑色圆形的。受这种服装相似性的启发，维洛克夫人任由她的想象力驰骋。

“看起来像是父子，”她自言自语道。她还想，维洛克先生在史蒂维生命中确实算得上是一位父亲。她也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她的功劳。带着宁静的自豪，她为自己几年前做出的那个决定感到庆幸。那花了一些努力，甚至流了几滴眼泪。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观察到维洛克先生似乎很乐意史蒂维的陪伴，这让她更加自豪。现在，当准备出去散步时，维洛克先生会大声叫那个男孩，那神情无疑就像一个人招呼家里的狗随行，当然，方式略有不同。在家里，人们可以发现维洛克先生经常好奇地盯着史蒂维看。他自己的举止也变了。他依然沉默寡言，但不再那么无精打采。维洛克夫人觉得他有时有点神经质。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进步。至于史蒂维，他不再坐在钟下闷闷不乐，而是改在角落里用威胁的语气自言自语。当被问到“史蒂维，你在说什么？”时，他只是张大嘴巴，斜眼看着姐姐。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攥紧拳头，当被发现独处时，他会对着墙怒目而视，那张供他画圆圈用的纸和铅笔则空空地扔在厨房桌子上。这是一种变化，但绝不是进步。维洛克夫人将这些反常举动统称为兴奋，开始担心史蒂维听到了太多不该听的关于她丈夫与其朋友们的谈话。在“散步”期间，维洛克先生当然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并与之交谈。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的散步是他户外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她的妻子从未深究过这些。维洛克夫人感到情况很微妙，但她以同样难以捉摸的冷静面对，这让店里的顾客印象深刻，甚至感到惊讶，也让其他来访者保持着一点点疑惑的距离。不！她担心有些事情不适合史蒂维听到，她告诉了她的丈夫。这只会让这可怜的孩子兴奋，因为他无法改变这些。谁也改变不了。

那是在店里。维洛克先生没有发表评论。他没有反驳，尽管反驳显而易见。但他没有指出，让史蒂维陪他散步的想法是他妻子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那一刻，对于一个公正的观察者来说，维洛克先生的宽宏大量显得超乎常人。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小纸盒，往里看了看确认内容完好，然后轻轻放在柜台上。直到那时，他才打破沉默，大意是说，如果把史蒂维送出城住一段时间，对他很可能会大有好处；只是他认为他妻子离不开他。

“离不开他！”维洛克夫人缓缓重复道，“如果为了他好，我怎么会离不开他！这想法！当然，我离得开他。但这孩子没地方可去。”

维洛克先生拿出了些棕色包装纸和一团绳子；与此同时，他嘟囔着迈克尔里斯正住在乡下的一间小屋里。迈克尔里斯不会介意给史蒂维一个睡觉的房间。那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谈话。迈克尔里斯正在写一本书。

维洛克夫人表达了对迈克尔里斯的喜爱；提到了她对卡尔·云特的厌恶，“那个讨厌的老头”；至于奥西蓬，她只字未提。至于史蒂维，他不可能不高兴。迈克尔里斯先生对他总是那么友善。他似乎很喜欢这孩子。好吧，这孩子是个好孩子。

“看来你最近也变得很喜欢他了，”她停顿了一下，带着她那不可动摇的自信补充道。

维洛克先生正在把纸盒打包准备邮寄，因为不小心用力过猛扯断了绳子，私下里嘟囔了几句咒骂的话。然后，他把语调提高到惯常的嘶哑嘟囔声，宣布他愿意亲自带史蒂维去乡下，并把他安顿在迈克尔里斯那里。

他在第二天就执行了这个计划。史蒂维没有提出反对。他似乎相当热切，带着一种困惑的神情。他频频将坦诚的目光好奇地投向维洛克先生那张沉重的脸庞，尤其是在他姐姐没看他的时候。他的表情骄傲、忧虑且专注，就像一个小孩子第一次被允许划火柴，手里拿着一盒火柴一样。但对弟弟的顺从感到欣慰的维洛克夫人，叮嘱他在乡下别把衣服弄得太脏。对此，史蒂维给了他这位姐姐、监护人和保护者一个眼神，那眼神中似乎第一次缺失了那种完美的、孩子般的信任。那是傲慢而阴郁的。维洛克夫人笑了。

“天哪！你没必要被冒犯。你知道的，史蒂维，你有机会时确实会把自己弄得一团糟。”

维洛克先生已经沿着街道走出了很远。

因此，由于她母亲那英勇的举动，以及她弟弟在这段假期里的缺席，维洛克夫人发现自己比平时更多的时候不仅是在店里，甚至是在家里都是孤身一人。因为维洛克先生必须去散步。在格林威治公园发生未遂炸弹袭击的那天，她独自待着的时间比往常更长，因为维洛克先生那天清晨很早就出去了，直到黄昏才回来。她并不介意独处。她没有出门的欲望。天气太糟糕了，而且店里比街上更舒适。她坐在柜台后面做着针线活，维洛克先生带着挑衅的店铃声走进来时，她并没有从工作中抬起头。她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就已经认出了他的脚步声。

她没有抬头，但当维洛克先生沉默不语、帽子紧压在额头上，径直朝客厅门走去时，她平静地说：

“真是个糟糕的天气。你大概是去见史蒂维了？”

“不！我没有，”维洛克先生轻声说道，并带着出人意料的劲头猛地关上了客厅的玻璃门。

维洛克夫人静止了一会儿，手里的活儿掉在膝盖上，随后她把东西收进柜台底下，起身去点燃煤气灯。做完这些，她朝厨房走去，顺路进了客厅。维洛克先生一会儿就会要茶喝。温妮对自己的魅力深信不疑，在婚后日常生活中，她并不指望丈夫会有什么客气的言辞和礼貌的举止；这些虚荣而过时的形式充其量不过是形式，大概从未被严格遵守过，如今即使在最高阶层也被抛弃了，而且这些始终与她所属阶层的标准格格不入。她不指望他会有什么客套。但他是个好丈夫，她对他所享有的权利怀有忠诚的敬意。

维洛克夫人本可以穿过客厅去厨房履行家务职责，怀着那种对自身魅力力量确信无疑的女性所特有的完美宁静。但一阵细微、非常细微而急促的咯咯声传进了她的耳中。这声音古怪而不可思议，吸引了维洛克夫人的注意。随后，当这声音的性质变得清晰可辨时，她停下脚步，感到惊异和担忧。她划亮手中的火柴，转开并点燃了客厅桌上方两盏煤气灯中的一盏，那盏灯因为有故障，先是像感到吃惊一样吹了声口哨，随后便像猫一样发出惬意的呼噜声。

维洛克先生一反常态，脱掉了外衣。它正躺在沙发上。他的帽子一定也被他扔了，倒扣在沙发边缘下方。他把一把椅子拖到壁炉前，双脚插进护栅内，头埋在双手之间，低垂着身子，向着火光闪烁的炉栅凑去。他的牙齿发出不可抑制的剧烈碰撞声，导致他那宽阔的后背也随之剧烈颤动。维洛克夫人大吃一惊。

“你淋湿了。”她说。

“没怎么湿。”维洛克先生在一阵深重的战栗中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他费了很大劲才止住牙齿的碰撞。

“你会把病弄得更严重的。”她说，流露出真切的不安。

“我想不会。”维洛克先生带着嘶哑的鼻音咕哝道。

从早晨七点到下午五点，他无疑是设法染上了一场严重的感冒。维洛克夫人看着他蜷缩的后背。

“你今天去哪儿了？”她问。

“哪儿也没去。”维洛克先生用一种低沉、哽咽的鼻音回答。他的姿态显得既像是在受委屈闹别扭，又像是头疼得厉害。他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给出的这个回答，其空洞与不诚实表现得令人痛苦。他抱歉地吸了吸鼻子，补充道：“我去了一趟银行。”

维洛克夫人警觉起来。

“你去了银行！”她冷静地说，“去干什么？”

维洛克先生鼻子凑在炉栅上，带着明显的抵触情绪嘟囔着：

“把钱取出来！”

“你什么意思？全部？”

“对，全部。”

维洛克夫人小心翼翼地铺开那块单薄的桌布，从桌屉里拿出两把餐刀和两把叉子，随后在这些有条不紊的动作中突然停住了。

“你取钱干什么？”

“很快可能要用。”维洛克先生含糊地咕哝着，他正走向他那经过深思熟虑的鲁莽行径的尽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的妻子用一种极其随意的语气说道，但她却在餐桌和橱柜之间僵立住了。

“你知道你是可以信任我的。”维洛克先生对着炉栅，带着嘶哑的情感说道。

维洛克夫人缓缓转向橱柜，从容地说道：

“哦，是的。我可以信任你。”

她继续她那有条不紊的家务。她摆好两只盘子，拿出面包和黄油，在这和平与宁静的家中，在餐桌和橱柜之间静静地走来走去。正要拿出果酱时，她务实地反思道：“他出去了整天，肯定饿了。”于是她又回到橱柜取出了冷牛肉。她把它放在发出呼噜声的煤气灯下，瞥了一眼还在火边一动不动的丈夫，便走（下两级台阶）进了厨房。直到她回来，手里拿着餐刀和叉子时，她才再次开口。

“如果我不信任你，当初就不会嫁给你。”

维洛克先生蜷缩在壁炉架下，双手抱着头，似乎已经睡着了。温妮泡好了茶，低声唤道：

“阿道夫。”

维洛克先生立刻起身，摇晃了一下才在桌边坐下。他的妻子检查着餐刀的刃口，把它放在盘子上，并提醒他吃点冷牛肉。他毫无反应，下巴抵在胸前。

“你应该吃点东西，治治你的感冒。”维洛克夫人教条地说。

他抬起头，摇了摇头。他的眼睛布满血丝，脸庞通红。手指揉乱了他的头发，显得颓废而凌乱。总的来说，他看上去一副声名狼藉的模样，透着那种纵酒过度后随之而来的不适、烦躁和阴郁。但维洛克先生并不是个放荡的人。他在行为上是很体面的。他的样子可能只是感冒发烧引起的。他喝了三杯茶，但一点东西也没吃。当维洛克夫人催促他时，他带着阴郁的厌恶退缩了，后者终于说道：

“你的脚湿了吗？你最好穿上拖鞋。今晚你不用再出去了。”

维洛克先生用阴郁的咕哝和手势示意他的脚没湿，而且无论如何他都不在乎。关于拖鞋的提议被他视为不值一提而忽略了。但关于今晚出门的问题却有了意外的发展。维洛克先生想的并不是今晚出门。他的思绪包含着一个更宏大的计划。从他那阴郁而不完整的只言片语中，显而易见他一直在考虑移居国外的可行性。他脑子里究竟是想去法国还是加利福尼亚，还不太清楚。

这一想法发生的彻底突如其来、不可思议且令人难以置信，使得这种模糊的声明失去了所有效力。维洛克夫人表现得就像丈夫威胁她世界末日要来了一样平静，说道：

“这想法！”

维洛克先生宣称自己对一切都厌倦了，况且——她打断了他。

“你感冒得很重。”

维洛克先生在身体乃至精神上都处于非正常状态，这确实显而易见。一种阴郁的优柔寡断使他沉默了片刻。接着，他围绕“必要性”这一主题喃喃自语了几句不祥的陈词滥调。

“非去不可，”温妮平静地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坐在丈夫对面，重复道。“我想知道谁能逼你。你又不是奴隶。在这个国家没人需要做奴隶——你可别把自己搞成奴隶。”她停顿了一下，带着一种不可动摇且坚定坦率的神情。“这生意还不算太差，”她继续说道，“你有个舒适的家。”

她环视了客厅一眼，从角落的橱柜到炉栅里那团旺火。这个家紧邻着那间卖着可疑货物的店铺，有着神秘昏暗的窗户和在阴暗狭窄的街道上悬疑地半掩着的门，从各方面看，它都是一个拥有家庭体面与舒适的、受人尊敬的住所。她那深沉的爱意让她在心中惦记着弟弟斯蒂维，他现在正在肯特郡的小巷里，在迈克尔里斯先生的照料下享受着潮湿的度假生活。她极其痛苦地思念着他，带着她那守护者的全部激情。这儿也是这男孩的家——这屋顶、橱柜、燃着的炉火。想到这里，维洛克夫人站起身，走到餐桌的另一头，深情地说道：

“而且你并没有厌倦我。”

维洛克先生没有出声。温妮从身后倚在他的肩上，把嘴唇贴在他的额头上。她在那儿停留了一会儿。外面的世界没有一丝声音传进来。

人行道上的脚步声在店铺那隐秘的昏暗中消失了。只有桌子上方那盏煤气灯，在客厅那沉思般的寂静中平稳地发出呼噜声。

在这出人意料且漫长的吻触期间，维洛克先生用双手紧紧抓住椅子的边缘，保持着一种祭司般的僵硬。当压力消失后，他松开椅子，站起身，走去站在壁炉前。他不再背对着房间。他面部浮肿，神情如同被下了药一般，用眼睛跟随着妻子的动作。

维洛克夫人安静地忙碌着，清理着餐桌。她那平静的声音以一种合乎情理的家庭语气，评论着刚才抛出的那个想法。这想法经不起推敲。她从各个角度否定了它。但她唯一真正关心的是斯蒂维的福祉。在她看来，他在那方面显得足够“特殊”，不宜冒失地带到国外去。仅此而已。但在围绕这个至关重要的点进行交谈时，她的语气几乎变得激烈起来。与此同时，她动作粗鲁地系上围裙准备洗碗。似乎是被自己未受反驳的嗓音所刺激，她甚至语气几乎带刺地说道：

“如果你要去国外，就得撇下我一个人。”

“你知道我不会的，”维洛克先生嘶哑地说，他那私人生活中不带回响的嗓音颤抖着，透着一种神秘的情感。

维洛克夫人已经开始后悔刚才的话了。它们听起来比她的本意要刻薄得多。而且，这些话还有种不必要的愚蠢。事实上，她根本没那个意思。这只是一种被某种反常的灵感恶魔所激发的客套话。但她知道如何让这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她扭过头，越过肩膀，用那双大眼睛朝那个沉重地站在壁炉前的男人投去一瞥——那眼神半是调皮，半是冷酷。那是贝尔格莱维亚公馆时期的温妮因其体面和无知而无法表现出的神态。但那男人现在是她的丈夫，她也不再无知了。她把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整整一秒，那张严肃的脸像面具一样毫无表情，同时她戏谑地说：

“你做不到的。你会太想念我的。”

维洛克先生猛地向前倾身。

“没错，”他大声说道，张开双臂，向她迈了一步。他表情中某种狂野而可疑的东西，让人捉摸不透他究竟是想扼死还是拥抱他的妻子。但维洛克夫人的注意力被店门的铃声从那种表现中拉了回来。

“有客，阿道夫。你去吧。”

他停住了，双臂缓缓落下。

“你去，”维洛克夫人重复道，“我系着围裙呢。”

维洛克先生木然地服从了，眼神呆滞，就像一个被涂了红脸的自动人偶。这种与机械装置的相似性甚至达到了一种地步，使他产生了一种自动人偶才会有的荒诞感，仿佛他意识到了自己体内的齿轮构造。

他关上客厅的门，维洛克夫人轻快地挪动着，把托盘送进厨房。她在停下来倾听之前，洗好了杯子和其他杂物。没有声音传过来。顾客在店里待了很久。那确实是个顾客，因为如果不是的话，维洛克先生早就把他领进内室了。她猛地解开围裙系带，随手扔在椅子上，慢慢走回客厅。

就在那一刻，维洛克先生从店里进来了。

他进去时脸是红的。出来时却变得像纸一样惨白。他的脸失去了那种被药物麻痹般的发烧呆滞，在短短时间内换上了一种困惑而憔悴的表情。他径直走向沙发，站在那儿俯视着躺在上面的外衣，仿佛害怕碰触它一样。

“怎么了？”维洛克夫人压低声音问。透过那扇半掩的门，她能看出顾客还没走。

“我发现今晚不得不出趟门。”维洛克先生说。他没去捡那件外衣。

温妮一言不发地走向店铺，关上身后的门，走到柜台后面。她并没有直截了当地盯着顾客，直到她安稳地坐在椅子上。但到那时，她已经注意到他个子高瘦，留着向上卷起的胡须。事实上，他刚才还顺手拧了一下胡尖。他那张长长的、骨感的脸从竖起的衣领中探出。他身上有些溅泥，有点湿。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颧骨轮廓在微陷的太阳穴下显得格外分明。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也不是顾客。

维洛克夫人平静地看着他。

“你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吧？”过了一会儿她说道。

那个又高又瘦的陌生人没有正眼看维洛克夫人，只是露出一抹淡淡而古怪的微笑作为回应。

维洛克夫人那稳定、不好奇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

“你懂英语，对吧？”

“哦，是的。我懂英语。”

他的口音中没有任何异域色彩，只是在缓慢的吐字中似乎显得格外费力。而维洛克夫人根据她丰富的阅历得出结论，有些外国人讲的英语甚至比本国人还要好。她盯着客厅的门，固定住目光说道：

“你大概没打算留在英国定居吧？”

陌生人又给了她一个无声的微笑。他有着一副友善的嘴巴和锐利的眼睛。他似乎略带悲伤地摇了摇头。

“我丈夫会帮你妥善解决一切。目前这几天，你最好去朱利亚尼先生那里租个住处。叫大陆酒店。私人的。很安静。我丈夫会带你过去的。”

“好主意，”那个瘦削、黝黑的男人说道，他的目光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你以前就认识维洛克先生吧——不是吗？也许是在法国？”

“我听说过他，”来访者用那种缓慢、费力的语气承认道，但话语中却带着某种生硬的意图。

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又开口，方式少了许多修饰。

“你丈夫没在街上等着我吧？”

“在街上！”维洛克夫人惊讶地重复道，“他不可能在那儿。这房子没有别的门。”

她静止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去窥视那扇玻璃门。突然，她推开门，消失在客厅里。

维洛克先生只不过是穿上了他的外衣。但为什么他穿上后还要靠在桌子上，两只手臂支撑着身体，好像头晕或恶心一样，她无法理解。“阿道夫，”她半大声地唤道；当他挺直身子后：

“你认识那个人吗？”她快速地问道。

“我听说过他，”维洛克先生不安地低语，朝门口投去狂乱的一瞥。

维洛克夫人那双美丽的、不带好奇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厌恶。

“卡尔·云特的朋友之一——那个令人厌恶的老头。”

“不！不！”维洛克先生抗议道，忙着捞他的帽子。但当他从沙发下把它拿出来时，却像不知道这帽子是干什么用的一样拿着它。

“好吧——他在等你，”维洛克夫人最终说道，“我说，阿道夫，他该不会是最近一直骚扰你的那些大使馆的人吧？”

“被大使馆的人骚扰，”维洛克先生重复道，震惊与恐惧让他猛地一颤。“谁跟你提起大使馆的人了？”

“你自己。”

“我！我！我对你谈过大使馆的事！”

维洛克先生显得异常恐慌与困惑。他的妻子解释道：

“你最近睡觉时一直在嘟囔，阿道夫。”

“什么——我说了什么？你知道什么？”

“没多少。听起来大都是胡话。但足以让我猜到有什么事在困扰你。”

维洛克先生把帽子猛扣在头上。一股愤怒的红潮涌上他的脸庞。

“胡话——哼？大使馆的人！我会一个接一个把他们的心掏出来。但让他们当心点。我有话要说。”

他气愤地在桌子和沙发之间踱来踱去，敞开的外衣挂住了家具的棱角。那股愤怒的红潮褪去，留下他一张惨白的脸，鼻翼翕动。维洛克夫人为了生活的实际目的，把这些表现归咎于感冒。

“好了，”她说，“不管他是谁，尽快打发走，然后回我这儿来。你得照顾自己一两天。”

维洛克先生平静下来，一脸决绝地已经打开了门，这时他妻子低声把他叫住：

“阿道夫！阿道夫！”他吃惊地回来。“你取出的那些钱呢？”她问道，“在你兜里吗？你最好……”

维洛克先生盯着妻子摊开的掌心看了一会儿，然后猛拍了一下脑门。

“钱！对！对！我刚才没明白你的意思。”

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全新的猪皮钱包。维洛克夫人一言不发地接过来，直到那串伴随着维洛克先生和那位来客的门铃声消失后，她仍站在原地。直到那时，她才查看了里面的数额，特意把钞票抽出来看。检查过后，她若有所思地环顾四周，带着对这空旷寂静的房子的不信任感。这间她婚后的住所，让她感到孤独且不安全，仿佛它位于森林深处。在她看来，那些结实沉重的家具中没有任何容器是稳妥的，对于她想象中的窃贼来说都显得单薄且极具诱惑。那是一个理想化的构想，被赋予了崇高的能力和奇迹般的洞察力。收银柜是不能考虑的。那是小偷第一个会下手的地方。维洛克夫人匆忙解开几个钩子，把钱包塞进胸衣下面。安置好丈夫的资产后，她倒是很高兴听到门铃响了，预示着有人到来。她换上那种只针对普通顾客的、固定而冷淡的凝视，带着呆滞的表情，走进了柜台后面。

一个站在店铺中央的男人正在以一种迅捷、冷静且全方位的目光打量着这儿。他的视线扫过墙壁，掠过天花板，注意到地板——就在一瞬之间。那一撇长长的金色胡须尖垂在下颚线以下。他露出一种老朋友——哪怕是泛泛之交——般的微笑，维洛克夫人记起以前见过他。不是顾客。她将那“顾客凝视”放缓为纯粹的冷漠，隔着柜台面对着他。

他走上前来，带着一种知己般的神态，但并不太显眼。

“维洛克先生在家吗，维洛克夫人？”他用一种轻松、圆润的语气问道。

“不。他出去了。”

“那真是遗憾。我本来是想找他打听一点私人的情报。”

这正是实情。赫特总督察已经一路回到了家，甚至还动过换上拖鞋的念头，因为他告诉自己，实际上他已经被踢出了那个案子。他沉浸在一些轻蔑的、愤怒的想法中，发现这种消遣令人不满，于是决心出门寻找解脱。没什么能阻挡他去拜访维洛克先生，权当是顺道闲聊。正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他在私人散步时使用了他习惯的交通工具。总的方向就是维洛克先生的家。赫特总督察对自己的私人身份保持着一贯的尊重，甚至特意避开了布雷特街附近所有执勤和巡逻的警察。对于他这种地位的人来说，这种谨慎比对一个默默无闻的助理局长来说要必要得多。普通公民赫特进入了这条街道，动作极其小心，如果是犯罪阶层的人这样走，会被称作潜行。他在格林威治捡到的那块布料就在他兜里。并不是说他有任何打算在私人身份下展示它。相反，他只想知道维洛克先生会主动说些什么。他希望维洛克先生的言论是能牵连迈克尔里斯那种性质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尽职尽责的职业希望，但也并非没有道德价值。因为赫特总督察是正义的仆人。发现维洛克先生不在家，他感到有些失望。

“如果能确定他不会走太久，我倒是愿意等他一会儿，”他说。

维洛克夫人没有做出任何保证。

“我需要的情报是非常私人的，”他重申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

维洛克夫人摇了摇头。

“不知道。”

她转过身，去整理柜台后的货架。赫特总督察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会儿。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他说。

维洛克夫人瞥了他一眼。赫特总督察对她的冷静感到惊讶。

“得了吧！你知道我是警察，”他尖锐地说。

“我没费心思去记这些，”维洛克夫人说着，继续去整理她的盒子。

“我叫赫特。特殊犯罪科的赫特总督察。”

维洛克夫人将一个小纸盒整齐地摆放好，转过身，再次面对他，眼神沉重，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空气中弥漫着一阵沉默。

“所以你丈夫是十五分钟前出去的！而且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是一个人出去的，”维洛克夫人漫不经心地抛出一句。

“朋友？”

维洛克夫人摸了摸后脑勺的头发。它梳得整整齐齐。

“一个来访的陌生人。”

“我明白了。那个陌生人是什么样的人？你介意告诉我吗？”

维洛克夫人并不介意。当赫特总督察听说此人肤色黝黑、体态消瘦、长脸且留着上翘的胡须时，他的神情立刻显出了不安，并脱口而出：

“该死，我就知道！他可真是一刻也没耽误。”

他内心深处对顶头上司那种不正规的行径感到无比厌恶。但他并非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已全然失去了等待维洛克先生归来的念头。他不清楚他们出去是为了什么，但他觉得他们很有可能是一道回来的。这案子没能得到妥善处理，被人从中作梗了，他愤愤地想。

“恐怕我没时间等你丈夫了，”他说。

维洛克夫人对这一宣告反应冷淡。她的超然态度一直以来都让赫特总督察印象深刻。此刻，这反而激起了他的好奇心。赫特总督察像最普通的平民一样，被自己的情绪左右，一时犹豫不决。

“我觉得，”他直视着她说道，“如果你愿意，你应该能让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个相当清楚的了解。”

维洛克夫人强迫自己那双平静而迟钝的眼睛迎向他的目光，喃喃道：

“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我刚才来找你丈夫谈的那件案子。”

那天维洛克夫人像往常一样浏览了早报。但她并没有出门。卖报童从不踏足布雷特街。那不是他们做生意的地方。那些在繁华大街上回荡的叫卖声，传到这里便消散在肮脏的砖墙之间，从未传到店门口。她丈夫没带晚报回家。至少她没见到。维洛克夫人对任何案子都一无所知。她平静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真诚的困惑，如是说道。

赫特总督察压根儿不相信她会如此无知。他不客气地、毫无亲和力地陈述了事实真相。

维洛克夫人转开了视线。

“我觉得这很愚蠢，”她缓慢地说道。她顿了顿，“我们这儿又不是受压迫的奴隶。”

总督察警觉地等着。下文却没有了。

“你丈夫回家时就没跟你提过什么吗？”

维洛克夫人只是左右摇了摇头表示否定。店内弥漫着一种慵懒而令人费解的沉默。赫特总督察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恼火。

“还有件小事，”他用一种疏离的口吻开口道，“我想和你丈夫谈谈。我们手里有一件……我们认为是……被窃的大衣。”

维洛克夫人今晚对窃贼格外敏感，她轻轻触碰了一下胸口。

“我们没有丢过大衣，”她冷静地说。

“这倒有意思，”赫特平民继续说道，“我看到你这儿有很多记号墨水——”

他拿起一个小瓶子，对着店中央的煤气灯看了看。

“紫色的，是吧？”他放下瓶子时说道，“正如我所说，这很奇怪。因为那件大衣里面缝着一个标签，上面用记号墨水写着你的地址。”

维洛克夫人俯身越过柜台，低呼了一声。

“那是我的弟弟的。”

“你弟弟在哪儿？我能见见他吗？”总督察敏捷地问道。维洛克夫人又向前倾了些。

“不。他不在这儿。那标签是我自己写的。”

“你弟弟现在在哪儿？”

“他在外地，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

“那件大衣是从外地来的。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里斯，”维洛克夫人敬畏地低声承认道。

总督察吹了一声口哨。他的眼睛闪烁了一下。

“原来如此。太好了。那么你弟弟，他长什么样——是个结实、肤色较深的小伙子，对吧？”

“哦不，”维洛克夫人急切地惊呼道，“那一定是小偷。史蒂夫体态消瘦，肤色白皙。”

“好，”总督察语气赞许地说道。当维洛克夫人在他面前摇摆于惊恐与疑惑之间时，他开始探听消息。为什么要把地址缝在大衣里面？他了解到，他今天早上怀着极度厌恶的心情检查过的那些支离破碎的遗骸，是一个年轻人的，他神经质、心不在焉、性格古怪。他还得知，眼前这位妇女从那个男孩还是婴儿时起就一直照顾着他。

“容易激动吗？”他暗示道。

“哦，是的。他是。但他怎么会把大衣弄丢了……”

赫特总督察突然掏出一份粉红色的报纸，那是他不到半小时前买的。他对赛马很感兴趣。由于职业习惯，他被迫对同胞们保持怀疑和猜忌，但赫特总督察通过对当晚那份体育报纸预言的无限信任，释放了人性中天生的轻信本能。他把那份号外扔在柜台上，再次伸手入兜，掏出了一块布料——那是命运从一堆似乎收集自屠宰场和破烂店的东西中呈现给他的。他把布料递给维洛克夫人检查。

“我想你应该认得这个吧？”

她机械地用双手接过。当她看时，眼睛似乎变大了。

“是的，”她低声说，随后抬起头，向后踉跄了几步。

“为什么要把它撕成这样？”

总督察从她手中夺过布料，她重重地坐到了椅子上。他想：身份确认无疑了。就在那一刻，他瞥见了整个惊人的真相。维洛克就是“另一个人”。

“维洛克夫人，”他说，“我觉得你对这次炸弹案的了解，甚至比你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

维洛克夫人一动不动地坐着，惊呆了，陷入了无尽的错愕中。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她全身僵硬，以至于当门铃叮当作响时，她甚至无法转动脖子。那声音让私家调查员赫特猛地旋过身来。维洛克先生关上了门，两个男人对视了一眼。

维洛克先生没有看他的妻子，直接走向总督察。总督察看到他独自回来，松了一口气。

“你在这儿！”维洛克先生沉重地嘟囔道，“你在追谁？”

“没谁，”赫特总督察低声说，“听着，我想和你谈两句。”

维洛克先生脸色苍白，但带回了一股决绝。他依然没有看他的妻子。他说：

“那进里面谈吧。”他领路走进了客厅。

门刚关上，维洛克夫人就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向门边，仿佛要猛地推开它，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跪了下来，把耳朵贴在锁孔上。那两个男人一定刚一进门就停住了，因为她清晰地听到了总督察的声音，尽管她看不到他正用力地指着她丈夫的胸口。

“你就是那另一个人，维洛克。有人看见两个男人进了公园。”

维洛克先生的声音说道：

“好，现在就逮捕我吧。有什么能阻止你吗？你有这个权利。”

“噢，不！我太清楚你一直向谁泄露消息了。他得独自处理这件小事。但别搞错了，是我发现了你。”

接着她只听到了嘟囔声。赫特督察一定是在给维洛克先生看史蒂夫那件大衣的碎片，因为史蒂夫的姐姐、监护人和保护者听到她丈夫的声音高了一些。

“我从没注意她想出了那种招数。”

又有一阵子，维洛克夫人除了耳语声什么也听不见。对她的大脑而言，这些声音的神秘感远不如那些词汇所暗示的恐怖景象来得像噩梦。接着，赫特总督察在门的那一边提高了嗓门。

“你一定是疯了。”

维洛克先生的声音带着一种阴郁的愤怒回答道：

“我疯了一个多月了，但我现在没疯。一切都结束了。所有事情我都会交代，后果由它去吧。”

一阵沉默，随后赫特平民低声说：

“要交代什么？”

“一切，”维洛克先生的声音惊叫道，随即又低沉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声音再次响起。

“你认识我好几年了，也觉得我很有用。你知道我以前是个规矩人。没错，规矩。”

这种对旧交情的诉求一定让总督察感到极度反感。

他的声音带上了警告的意味。

“别太指望那些给你的承诺。如果我是你，我就逃之夭夭。我想我们不会追捕你的。”

维洛克先生发出了一声轻笑。

“噢，没错；你希望其他人替你除掉我，对吧？不，不；你现在甩不掉我了。我对那些人也太规矩了太久，现在一切都必须真相大白。”

“那就让它真相大白吧，”赫特总督察冷漠的声音应道，“但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逃脱的。”

“我正朝切斯特菲尔德步行道走去，”维洛克夫人听到丈夫的声音，“这时我听到了爆炸声。然后我就开始跑。雾很大。在过了乔治街尽头之前，我没见到任何人。我不觉得在那之前我碰到过谁。”

“就这么简单！”赫特总督察的声音惊叹道，“爆炸声吓着你了，对吧？”

“是的；它来得太快了，”维洛克先生阴郁而沙哑的声音承认道。

维洛克夫人将耳朵紧贴锁孔；她的嘴唇发青，双手冰凉，那张苍白的脸庞上，两只眼睛像两个黑洞，她感觉自己仿佛正被烈火包围。

门的那一边，声音压得很低。她偶尔能捕捉到几个词，有时是她丈夫的嗓音，有时是总督察圆润的音调。她听到后者说：

“我们认为他是被树根绊倒的？”

有一阵沙哑、喋喋不休的低语持续了一会儿，随后总督察仿佛在回答某个询问，斩钉截铁地说道：

“当然。炸得粉碎：肢体、碎石、衣物、骨头、碎片——全都混在一起了。我告诉你，他们得用铲子才能把他收拢起来。”

维洛克夫人突然从蜷缩的姿势跳了起来，捂住耳朵，在柜台和墙上的架子之间摇晃着走向椅子。她那疯狂的眼睛注意到了总督察留下的那张体育报纸，当她撞到柜台时，她抓起报纸，瘫倒在椅子上，在试图打开它时把那张乐观的粉色纸张撕成了两半，然后把它扔在地板上。在门的另一边，赫特总督察正在对秘密特工维洛克先生说：

“所以，你的辩护基本上就是全盘招供？”

“是的。我要把整个故事都讲出来。”

“别人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相信你。”

总督察陷入了沉思。这件事的发展意味着许多事情的暴露——这意味着大片知识领域的荒废，而这些领域若由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耕耘，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着明确的价值。这真是可悲、可悲的干预。这会让迈克尔里斯毫发无损；会揭露教授的家庭作坊；会扰乱整个监管体系；会在报纸上闹得不可开交——从这个角度看，他突然意识到，报纸总是由愚人写给白痴看的。在精神上，他同意了维洛克先生在回答他最后一句话时所说的话。

“也许吧。但它会搅乱很多事情。我一直是个规矩人，在这件事上，我也会保持规矩——”

“如果他们让你保持的话，”总督察讽刺地说，“毫无疑问，在把你送进被告席之前，会有人对你进行盘问。最终，你可能会得到一个让你吃惊的判决。我不会太信任那个一直和你谈话的绅士。”

维洛克先生听着，皱起了眉头。

“我给你的建议是，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撤。我没有接到指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赫特总督察继续说道，在“他们”这个词上加了特别的重音，“认为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真的吗！”维洛克先生不由得说道。尽管自格林威治回来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一家偏僻小酒馆的酒窖里，但他几乎没敢指望会有如此有利的消息。

“这就是对你的印象。”总督察对他点了点头，“消失。撤离。”

“去哪儿？”维洛克先生咆哮道。他抬起头，凝视着紧闭的客厅门，感慨地嘟囔道：“我真希望你今晚就把我带走。我会乖乖跟你走的。”

“我敢说，”总督察嘲讽地应道，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维洛克先生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在面不改色的总督察面前，压低了沙哑的嗓音，语带机密地说：

“那孩子心智不全，缺乏责任感。任何法庭都会一眼看出来的。只配送进疯人院。如果……那本该是他能遇到的最坏的情况。”

总督察手握门把手，对着维洛克先生的脸低语道：

“他也许是心智不全，但你一定是疯了。是什么让你像这样失去了理智？”

维洛克先生想到了弗拉基米尔先生，在措辞上毫不迟疑。

“一个北方蛮猪，”他愤愤地嘶声道，“一个你所谓的……绅士。”

总督察眼神沉稳，简短地点头表示理解，随后打开了门。柜台后的维洛克夫人可能听到了，但没有看到他的离去，只听到了门铃那充满侵略性的响声。她坐在柜台后自己的岗位上。她僵直地挺立在椅子上，两块脏兮兮的粉红色碎纸片散落在她脚下。她的手掌痉挛地捂在脸上，指尖紧缩在额头上，仿佛那皮肤是一张她随时准备暴力撕下的面具。她那一动不动的姿势所表现出的愤怒与绝望的躁动，以及悲剧性激情中蕴含的所有暴力，远胜于任何肤浅的尖叫或用那颗心烦意乱的头撞墙。赫特总督察以忙碌而轻快的步伐穿过店铺，只瞥了她一眼。当那只破裂的门铃不再在弯曲的钢条上颤动时，维洛克夫人身边没有任何东西移动，仿佛她的姿势具有咒语般的锁定力量。甚至悬挂在T型支架末端的蝴蝶状煤气灯焰也烧得纹丝不动。在这间陈列着劣质商品、布满暗褐色油漆松木架子的店里——那褐色似乎吞噬了光泽——维洛克夫人左手上那枚金色婚戒，却以一种从垃圾堆里掉落的璀璨珠宝碎片所具备的、不染尘垢的光辉，显得格外耀眼。

第十章

助理局长乘着一辆汉斯出租马车，从苏活区附近疾驰向威斯敏斯特，在那个永不落日的帝国中心下了车。几名魁梧的警员向他敬礼，他们似乎对守卫这个神圣场所的任务并不怎么在意。他穿过一道并不高大的拱门，进入了那座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心目中堪称“议会”的议会大厦，最终见到了那个反复无常且极具革命性的图德尔斯。

那个干练体面的年轻人掩饰着对助理局长早到的惊讶，他本被告知要在大约午夜时分才留意他的到来。他结论认为，对方这么早就出现，意味着事情——无论是什么事——搞砸了。他那极具感染力的同情心——这常与快乐的性格相伴——让他为那个他称为“首长”的大人物感到难过，也为助理局长感到遗憾。助理局长那张脸在他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阴沉、木讷，而且长得出奇。“真是个古怪的、长相像外国人的家伙，”他心想，从远处带着友好的欢快微笑着。他们一碰面，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那种好心是为了用一大堆话来掩盖失败的窘迫。看起来，当晚预谋的重大袭击似乎要泡汤了。“那个野蛮人奇斯曼”手下的一个蹩脚爪牙，正在用一些无耻编造的统计数据，极其烦人地折磨着冷清的议会。他，图德尔斯，希望那人能没完没了地唠叨，直到把人烦到凑齐法定人数散会。但那人可能只是在磨洋工，好让那个贪吃的奇斯曼从容用餐。无论如何，首长都不肯回家。

“我想他会立刻见你的。他正独自坐在房间里，思索着海里所有的鱼，”图德尔斯轻快地总结道，“跟我来吧。”

尽管心地善良，这位（无薪）年轻私人秘书也难免会有常人的缺点。他不想搅扰助理局长的情绪，因为在他看来，这人看起来像极了一个把差事搞砸了的倒霉蛋。但他的好奇心太强，仅靠同情是无法抑制的。走在路上，他禁不住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

“还有你的小鱼呢？”

“抓到了，”助理局长回答，语调简洁，却并不显得拒人于千里之外。

“好。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大人物有多讨厌在小事上失望。”

在那番深刻的观察之后，经验丰富的图德尔斯似乎陷入了沉思。至少他有整整两秒钟什么也没说。然后：

“我很高兴。但是——我说——这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是一件小事吗？”

“你知道小鱼有什么用途吗？”助理局长反问道。

“有时会被放进沙丁鱼罐头盒里，”图德尔斯咯咯笑着说，他对捕鱼业的知识既新鲜，且与他对其他工业事务的无知相比，显得极其渊博。“西班牙海岸那边有沙丁鱼加工厂……”

助理局长打断了这位见习政治家。

“是的。是的。但小鱼有时也被扔掉，用来钓大鲸鱼。”

“鲸鱼。天哪！”图德尔斯屏住呼吸惊呼道，“你在追一条鲸鱼？”

“不完全是。我追的更像是一条狗鱼。也许你不知道狗鱼长什么样。”

“是的；我知道。我们埋头在各种专业书籍里——整架整架的——都有彩图……那是一种有害、卑劣、绝对可恶的野兽，有着一张滑溜溜的脸和胡须。”

“形容得太贴切了，”助理局长称赞道，“只不过我追的那个是完全剃了胡子的。你见过他。这是一条狡猾的鱼。”

“我见过他！”图德尔斯怀疑地说，“我无法想象在哪儿见过他。”

“我想是在探险家俱乐部，”助理局长冷静地抛出一句。听到那个极其排外的俱乐部名字，图德尔斯吓了一跳，停下了脚步。

“胡说，”他抗议道，但语气中带着敬畏，“你是什么意思？会员？”

“荣誉的，”助理局长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天哪！”

图德尔斯惊得目瞪口呆，助理局长淡淡一笑。

“这事严格保密，”他说。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恶心的事情，”图德尔斯虚弱地宣告，仿佛震惊瞬间剥夺了他所有欢快的力量。

助理局长给了他一个毫无笑意的眼神。直到走到大人物的门前，图德尔斯一直保持着一种愤慨而庄重的沉默，仿佛在怪罪助理局长暴露了这样一个令人作呕且不安的事实。这彻底颠覆了他对探险家俱乐部极端排外性和社会纯洁性的认知。图德尔斯只在政治上具有革命性；他希望自己所有的社会信仰和个人感情，在今生所分配的岁月里都能保持不变——毕竟，他一直认为这世上是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

他站到一边。

“直接进去，不用敲门，”他说。

遮住灯光的绿色丝绸灯罩将房间笼罩在一种如同森林般的深沉幽暗中。那双傲慢的眼睛在生理上是这位大人物的弱点。这一点被隐藏在秘密中。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认真地让它们休息。

助理局长走进去时，起初只看见一只硕大苍白的手托着一颗硕大的头，遮住了那张硕大苍白脸庞的上半部分。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打开的公文包，旁边是几张长方形的纸和一把散乱的鹅毛笔。在那张宽大的平整桌面上，除了一个小小的青铜托加像外，再无他物，那雕像在阴影的静止中显得神秘而警觉。助理局长受邀坐下。在昏暗的灯光下，他那长脸、黑发和瘦削身材等显著特征，使他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像个外邦人。

那位大人物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急切或情感。他那双受折磨的眼睛所停驻的姿态显得深沉而若有所思。他丝毫没有改变姿态，但他的语调并不显得心不在焉。

“嗯！你已经查到了什么？你在第一步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严格来说并非意想不到，埃塞尔雷德爵士。我主要发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

那位大人物做了一个轻微的动作。“请说得清楚些。”

“是的，埃塞尔雷德爵士。您无疑知道，大多数罪犯在某个时候都会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坦白需求——向某人，或者任何人，全盘托出。他们往往会向警察招供。在那位赫特非常想庇护的维洛克身上，我发现了一个正处于这种特定心理状态的人。可以形象地说，那个人扑到了我的怀里。我只需向他低声表明身份，并补上一句‘我知道你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他一定觉得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切简直是个奇迹，但他对此全盘接受。这种不可思议感并没有让他有片刻迟疑。我只需问他两个问题：谁指使你的？谁是那个执行者？他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语气异常强烈。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推断那个拿着炸弹的家伙是他内弟——一个年轻小伙子——一个心智不全的家伙……这件事相当离奇，现在详细叙述恐怕太长了。”

“那你到底学到了什么？”大人物问道。

“首先，我了解到前罪犯迈克尔里斯与此事毫无关系，尽管那小伙子确实一直临时寄住在他乡下的住所，直到今天早上八点。迈克尔里斯到现在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可能性极大。”

“你确定吗？”大人物问道。

“非常确定，埃塞尔雷德爵士。这个叫维洛克的家伙今天早上去了那里，借口去小巷散步把那小伙子带走了。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迈克尔里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至于其他方面，埃塞尔雷德爵士，这个维洛克的愤慨说明了一切——毫无疑问。他几乎被一种极其荒谬的行为逼疯了，这种行为对您或我来说很难被当作认真的，但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随后，助理局长向那位静静坐着、用手遮住眼睛的大人物，简要传达了维洛克先生对弗拉基米尔先生的行为和性格的评价。助理局长似乎并不完全否认其合理性。但那位大人物评论道：

“这一切似乎太离奇了。”

“难道不是吗？人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凶残的玩笑。但据看来，我们的人当真了。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您知道，他过去曾与斯托特-瓦滕海姆老爵士本人直接联系，并开始认为自己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粗暴的觉醒。我想他失去了理智。他变得又愤怒又恐惧。说实话，我的印象是他认为这些大使馆的人不仅有能力把他踢开，而且还会以某种方式出卖他——”

“你和他在一起待了多久？”那位大人物在那只大手的遮掩后打断道。

“大约四十分钟，埃塞尔雷德爵士，在一个叫大陆酒店的名声不佳的地方，关在顺便被我包下来过夜的一个房间里。我发现他正处于犯罪后的那种反应影响下。这人不能被称为顽固的罪犯。显而易见，他并没有策划那个可怜的小伙子——他的内弟——的死亡。那对他来说是一个打击——我看得出来。也许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也许他甚至很喜欢那个小伙子——谁知道呢？他或许希望那家伙能完全脱身；那样的话，几乎不可能将此事归咎于任何人。无论如何，他清醒地冒的险仅限于因逮捕而受的牵连。”

助理局长在推测中停顿了片刻，陷入沉思。

“虽然我无法解释，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指望掩盖自己在其中的那份参与，”他继续说道，因为他不知道可怜的史蒂夫对维洛克先生（他是个好人）的忠诚，也不知道史蒂夫那特有的笨拙，这种笨拙在多年前楼梯上的烟火事件中，曾多年抵抗住了他那亲爱的姐姐所使用的恳求、哄骗、愤怒以及其他各种盘问手段。因为史蒂夫很忠诚……“不，我无法想象。可能他根本没想过这一点。说起来似乎很荒谬，埃塞尔雷德爵士，但他那种惊慌失措的状态让我想到一个冲动的人，他在自杀并认为这样能结束所有烦恼后，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

助理局长用一种近乎道歉的语气给出了这个定义。但事实上，这种荒谬的语言中有一种恰如其分的清醒，大人物并没有被冒犯。那个大个子在绿色丝绸灯罩的阴影中微微抽动了一下，靠在大手上的硕大头颅伴随着一阵间歇性的、压抑却有力的响声。大人物笑了。

“你把他怎么样了？”

助理局长回答得非常干脆：

“因为他看起来非常急于回到店里找他妻子，我就让他走了，埃塞尔雷德爵士。”

“你让他走了？但那家伙会消失的。”

“请原谅。我不这么认为。他能去哪儿呢？况且，您必须记住，他还要考虑来自同伙的危险。他就在他的岗位上。他怎么能解释离开那里呢？但即便他的行动自由没有障碍，他也不会有任何动作。目前他没有足够的道德能量去做任何决定。请允许我指出，如果我拘留了他，我们就会被迫采取某种行动，而我想先知道您的确切意图。”

那位大人物沉重地站起身，在房间那泛绿的幽暗中，形成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阴影。

“今晚我会见总检察长，明天早上再叫你。你现在还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

助理局长也站了起来，显得纤细而灵活。

“我想没有了，埃塞尔雷德爵士，除非我进入那些细节，而那些细节……”

“不。请不要谈细节。”

那个巨大的阴影似乎畏缩了一下，仿佛在身体上恐惧着细节；随即又向前迈出，变得庞大、沉重，伸出了一只大手。“你说这个男人有个妻子？”

“是的，埃塞尔雷德爵士，”助理局长恭敬地握住那只伸出的手说道。“一位正牌的妻子，以及一种真正、体面的婚姻关系。他告诉我，在大使馆谈话后，他本想放弃一切，试着卖掉店铺并离开这个国家，只是他确信他妻子绝不会听从去国外的打算。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那种体面的束缚了，”助理局长补充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冷峻，他自己的妻子也拒绝考虑出国。“是的，一位正牌妻子。而受害者是一位正牌的内弟。从某种角度看，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出家庭悲剧。”

助理局长轻笑了一声；但大人物的思绪似乎早已飘远，或许是飘到了他国家的国内政策问题上，那是他对抗异教徒奇斯曼的英勇十字军东征的战场。助理局长悄然退下，无人察觉，仿佛已被遗忘。

他自己也有一种十字军的本能。这起案件，在某种程度上令赫特总督察感到厌恶，在他看来，却是发起一场十字军东征的绝佳契机。他一心想要开始。他缓缓走回家，沿途思索着这项事业，并以一种厌恶与满足交织的心情思考着维洛克先生的心理。他全程步行回家。发现客厅漆黑一片，他上了楼，在卧室和更衣室之间花了点时间换衣服，像个沉思的梦游者一样走来走去。但在再次出门去见他妻子，前往迈克尔里斯那位伟大女赞助人的家中之前，他甩掉了这种情绪。

他知道自己会受到欢迎。走进两间客厅中较小的那一间时，他看见妻子正和钢琴旁的一小群人在一起。一位正趋于出名的年轻作曲家正在琴凳上对两个背影显得苍老的胖男人和三个背影显得年轻的纤细女子侃侃而谈。屏风后面，那位大人物只有两名宾客：一男一女，坐在她卧榻脚边的扶手椅上。她向助理局长伸出了手。

“我没指望今晚能在这里见到你。安妮告诉我……”

“是的。我自己也没想到工作会这么快结束。”

助理局长压低声音补充道：“我很高兴地告诉您，迈克尔里斯完全与此事无关……”

这位前罪犯的赞助人愤慨地接受了这个保证。

“为什么？你们的人蠢到竟把他和……”

“不蠢，”助理局长恭敬地反驳道，“很聪明——足够聪明，能想到这一点。”

一阵沉默。卧榻脚边的那个男人停止了与那位女士的交谈，带着一丝淡笑看着这边。

“不知道你们以前是否见过面，”那位大人物说。

弗拉基米尔先生和助理局长经过介绍，以严谨而警惕的礼貌承认了对方的存在。

“他一直在吓唬我，”坐在弗拉基米尔先生身旁的女士突然宣称，向那位先生点点头。助理局长认识这位女士。

“你看起来并不害怕，”他在用疲惫而平静的目光认真审视她后说道。与此同时他心想，在这间屋子里，迟早会见到所有人。弗拉基米尔先生那红润的面孔上挂着微笑，因为他很风趣，但他的眼睛依然严肃，像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

“嗯，至少他试图这样做，”女士更正道。

“或许是职业习惯，”受一种不可抗拒的灵感驱动，助理局长说道。

“他一直在用各种恐怖事件威胁社会，”那位女士继续说道，她的发音缓慢而带有抚慰感，“关于格林威治公园的那次爆炸。看起来如果那些人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被镇压，我们都得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战栗。我没想到这件事如此严重。”

弗拉基米尔先生假装没听见，向卧榻那边倾过身去，用低沉的音调亲切地交谈，但他听见助理局长说：

“我敢肯定，弗拉基米尔先生对这件事情的真正重要性有着非常精确的概念。”

弗拉基米尔先生自问那个该死的、爱管闲事的警察到底想干什么。他出身于世代遭受专制权力工具迫害的家庭，在种族、民族和个人层面上都畏惧警察。这是一种遗传的弱点，完全独立于他的判断、理性或经验之外。他生来如此。但那种类似于有些人对猫有着非理性恐惧的感觉，并没有妨碍他对英国警察的极度轻蔑。他结束了对那位大人物的谈话，在椅子上稍微转过身。

“你是说我们对这些人有丰富的经验。是的；确实，我们深受他们的活动之苦，而你们——”弗拉基米尔先生带着微笑的困惑犹豫了片刻，“而你们却乐于忍受他们存在于你们中间，”他最后说道，两颊露出了酒窝。然后他更严肃地补充道：“我甚至可以说——因为你们确实如此。”

当弗拉基米尔先生停止说话时，助理局长垂下了目光，谈话中断了。几乎就在随后的瞬间，弗拉基米尔先生告辞了。

他背对卧榻的那一刻，助理局长也站了起来。

“我以为你会留下来送安妮回家，”迈克尔里斯的女赞助人说。

“我发现今晚还有一点工作要做。”

“关于……？”

“嗯，是的——在某种程度上。”

“告诉我，这到底是些什么——这种恐怖事件？”

“很难说它是什么，但这可能成为一件轰动的案件，”助理局长说。

他匆忙离开客厅，发现弗拉基米尔先生还在门厅里，正用一条大丝绸手帕仔细地裹着喉咙。在他身后，一名男仆正拿着他的大衣。另一名准备去开门。助理局长在帮助下穿好外套，随即被送了出去。走下台阶后，他停住了脚步，仿佛在考虑走哪条路。透过敞开的门看到这一幕，弗拉基米尔先生在门厅里磨蹭着取出雪茄，并要了火。一个不穿制服的老人带着冷静而关切的神情为他点上了火。但火柴熄灭了；男仆随即关上了门，弗拉基米尔先生从容地用慢动作点燃了他的哈瓦那雪茄。

当他终于走出房子时，他厌恶地看到那个“该死的警察”还站在人行道上。

“他是在等我吗？”弗拉基米尔先生心想，上下张望寻找马车的踪迹。他没看见任何马车。几辆马车停在路边，车灯稳稳地亮着，马儿站得一动不动，仿佛石雕一般，车夫在厚厚的皮斗篷下坐着，一动也不动，甚至没让鞭子上的白色皮绳颤动一下。弗拉基米尔先生向前走去，那个“该死的警察”并肩跟了上来。他什么也没说。走出四步后，弗拉基米尔先生感到愤怒又不安。这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糟糕的天气，”他粗野地咕哝道。

“温和，”助理局长心平气和地说道。他沉默了片刻。“我们抓到了一个叫维洛克的人，”他随口宣布。

弗拉基米尔先生没有踉跄，没有后退，步调也没有变。但他无法抑制自己惊呼道：“什么？”助理局长没有重复。“你认识他，”他用同样的口吻继续说道。

弗拉基米尔先生停下脚步，声音变得嘶哑。“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没这么说。是维洛克说的。”

“某种说谎的狗东西，”弗拉基米尔先生用一种略显东方化的措辞说道。但内心深处，他几乎被英国警察那神奇的精明所震慑。他对这件事的看法转变之剧烈，使他一时感到有些恶心。他扔掉雪茄，继续前行。

“在这件事中，最让我高兴的是，”助理局长继续慢条斯理地说道，“它为我一直觉得必须着手的一项工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那就是将国内所有的外国政治间谍、警察，以及诸如此类的狗东西清理出去。在我看来，他们是极其令人厌恶的瘟疫；也是一种危险因素。但我们无法很好地一个个把他们揪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的雇主觉得雇用他们并不愉快。这件事变得愈发不体面了。而且对我们这里的安全也构成了危险。”

弗拉基米尔先生再次停顿了片刻。

“你是什么意思？”

“对维洛克的起诉将向公众证明这种行为既危险又不体面。”

“没有人会相信那种人的话，”弗拉基米尔先生轻蔑地说。

“丰富而精确的细节会使广大公众信服，”助理局长温和地提出。

“所以你真的是这个意思。”

“我们抓到了人，别无选择。”

“你只会助长这些革命暴徒的撒谎之风，”弗拉基米尔先生抗议道。“你为什么要制造丑闻？——出于道德吗？还是其他什么？”

弗拉基米尔先生的焦虑显而易见。助理局长由此确定维洛克的陈述必然有几分真实，于是漫不经心地说：

“也有务实的一面。我们确实有足够多的工作去照顾那些真正的案子。你不能说我们效率低下。但我们不打算以任何借口让自己被这些冒牌货所打扰。”

弗拉基米尔先生的语气变得高傲起来。

“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认同你的观点。这很自私。我对祖国的感情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一直认为，我们还应当做优秀的欧洲人——我是指政府和个人。”

“是的，”助理局长简单地说道。“只是你看欧洲是从另一端看的。不过，”他以一种好心的语调继续道，“外国政府不能抱怨我们警察效率低下。看看这起暴行；这是一个特别难追踪的案件，因为它纯属假冒。在不到十二个小时内，我们确定了一个被炸成碎片的男人的身份，找到了这次尝试的组织者，并瞥见了幕后的教唆者。我们本可以走得更远；但我们停在了领土边界。”

“所以这起具有教育意义的罪行是在国外策划的，”弗拉基米尔先生迅速说道。“你承认这是在国外策划的？”

“理论上。仅从理论上在外国领土上；通过虚构的手段在国外，”助理局长提到大使馆的性质时说道，大使馆被认为是其所属国家的一部分。“但那是细节。我之所以跟你谈这件事，是因为正是你们的政府对我们的警察抱怨最多。你看，我们并没有那么糟糕。我特别想告诉你我们的成功。”

“我相信我非常感激，”弗拉基米尔先生从牙缝里咕哝道。

“我们能掌握这里的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助理局长继续说道，仿佛在引用赫特总督察的话。“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除掉那些煽动者，一切就安全了。”

弗拉基米尔先生向一辆路过的汉斯马车招手。

“你不是要进这里吗，”助理局长看着一座拥有高贵比例和好客外观的建筑说道，大厅的灯光透过玻璃门投射在宽阔的台阶上。

但坐在马车里、双眼呆滞的弗拉基米尔先生一言不发地驱车离去。

助理局长本人并没有转向那座高贵的建筑。那是探险家俱乐部。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作为名誉会员的弗拉基米尔先生，以后不会经常出现在那里了。他看了看表。才十点半。他度过了一个内容极其充实的夜晚。

第十一章

在赫特总督察离开后，维洛克先生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他时不时透过敞开的门注视着他的妻子。“她现在全都知道了，”他心想，既是对她悲伤的同情，也带有一丝关于他自己的满足感。维洛克先生的灵魂，即便可能缺乏伟大之处，却有着温柔的情感。想到必须告诉她这个消息，让他陷入了狂热。赫特总督察减轻了他的负担。这很好。现在他得面对她的悲痛。

维洛克先生从未料到自己竟会因为死亡而不得不面对这一局面，死亡那灾难性的本质，是无法通过诡辩或雄辩来辩驳的。维洛克先生绝无意让史蒂夫以如此突兀且暴力的方式丧生。他根本没想过要让他丧生。史蒂夫一死，反倒成了一个比他活着时麻烦得多的累赘。维洛克先生曾预言自己的事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他所凭借的并非史蒂夫的智力——那玩意儿有时会给男人耍些诡计——而是这男孩盲目的顺从与盲目的忠诚。维洛克先生虽算不上什么心理学家，但已掂量出了史蒂夫那狂热程度的深浅。他敢于怀揣希望，认为史蒂夫会像被指教过的那样，按他之前数次演示过的路线离开天文台的围墙，并在公园范围外与他的姐夫——那位睿智而善良的维洛克先生——会合。对于一个最愚笨的人来说，十五分钟也足够去放置那枚装置并走开了。而且那位教授保证过时间远不止十五分钟。然而，史蒂夫在离开他身边的五分钟内就失足了。维洛克先生在精神上被彻底击垮了。除了这件事，他预见了一切。他预见史蒂夫会神志恍惚、迷失方向——被寻找——最终在某处警察局或地方济贫院被发现。他预见史蒂夫会被逮捕，但他并不害怕，因为维洛克先生对史蒂夫的忠诚评价极高，在多次散步的过程中，他曾精心向史蒂夫灌输过保持沉默的必要性。就像一位逍遥学派的哲学家，维洛克先生在伦敦街头漫步时，通过充满微妙推理的谈话，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史蒂夫对警察的看法。从未有过哪位圣贤拥有过如此专注且崇拜他的门徒。那种顺从与崇拜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维洛克先生竟对这男孩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喜爱的情感。无论如何，他并未预见到他的亲属会被如此迅速地送回家来。他的妻子竟然会想到把男孩的地址缝在内衣里，这是维洛克先生最不可能想到的事情。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是她曾说过的话，当时她说如果他们在散步时弄丢了史蒂夫，他不必担心。她曾向他保证，那男孩总会自己找回来的。好吧，他确实找回来了，而且来势汹汹！

“好吧，好吧，”维洛克先生惊诧地嘟囔着。她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为了省去他时刻操心照看史蒂夫的麻烦？多半她是好心。只是她本该告诉他她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

维洛克先生走到店里的柜台后面。他无意用苦涩的责备来压垮他的妻子。维洛克先生并未感到苦涩。局势的意外发展已使他皈依了宿命论。如今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他说：

“我没想过要伤害那孩子。”

维洛克先生听到自己声音的瞬间，维洛克太太颤抖了一下。她没有遮住脸。这位已故斯托特-瓦滕海姆男爵所信任的秘密特工，用一种沉重、执拗、迟钝的目光注视了她一阵子。那张撕碎的晚报正躺在她脚边。报纸告诉她的信息想必不多。维洛克先生感到有必要与妻子交谈。

“是那个该死的赫特，对吧？”他说，“是他让你心烦意乱。他是个畜生，竟就这样直接对一个女人脱口而出。我想着该如何向你开口，都快想出病来了。我在切希尔奶酪酒吧的小客厅里坐了好几个小时，思考着最好的表达方式。你要明白，我从未想过要伤害那孩子。”

维洛克先生，那位秘密特工，说的是实话。正是他的夫妻之情在这次过早的爆炸中受到了最大的冲击。他补充道：

“坐在那里想着你，我可一点儿也不觉得轻松。”

他注意到妻子又微微颤抖了一下，这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既然她执意用双手掩面，他心想还是让她一个人静一静比较好。怀着这种细致的念头，维洛克先生退回了客厅，那里煤气喷灯像只满足的猫一样发出嘶嘶声。维洛克太太那贤妻良母般的未雨绸缪，在桌上留下了冷牛肉、切肉刀叉和半条面包，作为维洛克先生的晚餐。他现在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些东西，于是给自己切了一块面包和肉，开始吃起来。

他的胃口并非源于冷酷无情。维洛克先生那天没吃早餐。他离开家时是空着腹的。他并非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的决断力往往源于紧张的兴奋，那种兴奋仿佛掐住了他的喉咙。他本来是咽不下任何固体食物的。迈克尔里斯的小屋里和囚犯的牢房一样缺乏补给。那位假释的传道人只靠一点牛奶和陈面包皮过活。此外，当维洛克先生到达时，他在用完那顿简朴的餐点后已经上楼去了。沉浸在文学创作的劳作与喜悦中，他甚至没有回应维洛克先生向小楼梯上方的喊话。

“我带这小伙子回家住一两天。”

而且，实话说，维洛克先生没等回答，就立刻走出了小屋，顺从的史蒂夫紧随其后。

现在，当一切行动都已结束，他的命运以出人意料的迅捷脱离了他的掌控，维洛克先生在生理上感到极其空虚。他切着肉，割着面包，站在桌旁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餐，不时向妻子投去一瞥。她那持久的静止令他进餐时感到不安。他又走进店里，走到她身边。这张被面纱掩盖的悲伤面孔让维洛克先生感到局促。他当然预料到妻子会非常难过，但他希望她能振作起来。他需要她在这些他那宿命论已经接受的变局中，给予他全部的协助与忠诚。

“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他带着忧郁的同情语气说道，“来吧，温妮，我们得想想明天。等我被带走之后，你得靠自己了。”

他停顿了一下。维洛克太太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这对维洛克先生来说并不能让人安心，在他看来，这种新局面需要当事人双方保持冷静、决断，以及其他与激情悲伤所带来的精神错乱不相容的品质。维洛克先生是个有同情心的人；他回家时已做好准备，对妻子对她弟弟的深情给予充分的宽容。

只是他既不理解那种情感的本质，也不理解其程度。在这点上他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他若想理解，就得不再是他自己。他感到惊讶与失望，他的言谈通过一种粗鲁的语调表现了出来。

“你倒是看我一眼啊，”他等待片刻后说道。

仿佛是从遮住脸的双手间被迫挤出来的一样，回答声沉闷，近乎凄惨。

“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想再看你一眼。”

“嗯？什么！”维洛克先生仅仅是被这番话表面且字面上的含义惊到了。这显然是不理智的，仅仅是过度的悲伤引发的哭喊。他用自己身为丈夫的宽容为其披上了一层外衣。维洛克先生的头脑缺乏深度。他错误地认为个人的价值在于他们自身，因此他完全无法理解史蒂夫在维洛克太太眼中的价值。他心想，她这反应也太过强烈了。这全是那个该死的赫特的错。他为什么要惹这个女人心烦呢？但为了她自己好，决不能让她这样放任自流，直到变得彻底丧失理智。

“听着！你不能一直这样坐在店里，”他带着伪装的严厉说道，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真实的烦恼；因为如果他们必须整夜不眠，就得谈谈紧迫的实际问题。“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他补充道，又等了一会儿。依然没有反应，而在停顿期间，死亡的终极性这一概念在维洛克先生脑中闪过。他改变了语调。“来吧。这又不能让他复活，”他轻声说道，感到自己随时准备将她拥入怀中，紧贴在胸口，在那里，不耐与怜悯共存。然而，除了短暂的颤抖外，维洛克太太似乎并没有受到那个可怕真理的力量影响。反倒是维洛克先生自己被打动了。他天真地想要通过申明他自己的人格诉求来敦促她节制。

“理智一点，温妮。如果你失去了我，那又会怎样呢！”

他隐约期待听到她哭出声来。但她纹丝不动。她稍微向后靠去，安静得如同彻底不可解读的静止。维洛克先生的心因恼怒和一种类似于惊恐的感觉而加快了跳动。他把手放在她肩上，说道：

“别傻了，温妮。”

她毫无表示。与一个连脸都看不到的女人谈话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维洛克先生抓住了妻子的手腕。但她的手仿佛被黏住了。她随着他的拉扯整个身体向前摇晃，差点从椅子上滑落。他感到她如此无助地瘫软，大吃一惊，正试图把她扶回椅子上时，她突然全身僵硬，从他手中挣脱出来，跑出了店，穿过客厅，冲进了厨房。动作非常迅速。他只是瞥见了她的脸，但也仅仅看到了她的眼睛，那让他知道她并没有看他。

这看起来像是一场对椅子所有权的争夺，因为维洛克先生立刻坐到了妻子的位置上。维洛克先生没有用双手遮脸，但一种阴沉的深思遮蔽了他的面容。牢狱之灾在所难免。他现在也不想避免了。监狱是一个像坟墓一样，能躲避某些非法报复的安全之所，且有一个优势：在监狱里，还有希望的空间。他眼前所见的是一段刑期，提前释放，然后去国外生活，就像他在失败的情况下早已考虑过的那样。好吧，这确实是一场失败，即使不是他所担心的那种失败。它离成功如此之近，以至于他本可以凭这“神秘高效”的证明，彻底震慑住弗拉基米尔先生那凶残的嘲讽。至少维洛克先生现在是这么想的。如果——如果他的妻子没有那种把地址缝在史蒂夫大衣里的不幸念头，他在大使馆的威望本该是巨大的。维洛克先生并非傻瓜，他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对史蒂夫那非凡的影响力，尽管他并不准确理解其根源——那是两位焦虑的女性灌输的、关于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智慧与仁慈的教条。在他预见到的所有变数中，维洛克先生都正确地计算了史蒂夫那本能的忠诚与盲目的谨慎。而他未预见到的那个变数，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深情的丈夫，让他感到恐惧。从任何其他角度来看，这反而是有利的。没有什么比死亡那永恒的谨慎更可靠了。维洛克先生坐在切希尔奶酪酒吧的小客厅里，感到困惑而惊恐，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的感性并没有妨碍他的判断。史蒂夫那暴力的解体，尽管想起来让人不安，却恰恰保证了成功；因为，当然，推倒一堵墙并非弗拉基米尔先生威胁的目的，而是为了产生某种道德影响。经过维洛克先生的许多麻烦与苦恼，这种影响可以说已经产生了。然而，当它最出人意料地落到布雷特街的家里时，一直像噩梦中的人一样为了保住地位而挣扎的维洛克先生，以一个坚定的宿命论者的姿态接受了这一打击。地位失去了，其实并非任何人的错。是一个微小的、极细小的事实造成的。这就像在黑暗中踩到一块橘子皮，然后摔断了腿。

维洛克先生呼出一口疲惫的气息。他对妻子没有怀恨。他心想：等他们把我关起来，她就得照看这家店。想到她起初会多么痛苦地思念史蒂夫，他为她的健康和精神状态感到十分担忧。她一个人住在那屋子里，该如何忍受那种孤独？在他被关押期间，她可不能垮掉。那店将来怎么办？店是一项资产。尽管维洛克先生的宿命论接受了他作为秘密特工的毁灭，但他并不想彻底破产，这不得不承认，主要还是出于对他妻子的顾虑。

她沉默着，在他的视线之外呆在厨房里，这让他感到害怕。要是她母亲还在身边就好了。但那个愚蠢的老太婆——一股愤怒的沮丧情绪占据了维洛克先生。他必须和妻子谈谈。他当然可以告诉她，一个人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变得绝望。但他没有立刻去传达这个信息。首先，对他来说很清楚，今晚不是谈生意的时候。他起身关上街门，熄灭了店里的煤气灯。

在确保了火炉旁的孤独之后，维洛克先生走进客厅，向下望向厨房。维洛克太太坐在可怜的史蒂夫通常傍晚坐着的地方，用纸笔消遣，画着那些无数圆圈的闪光图案，暗示着混沌与永恒。她的双臂交叠在桌上，头埋在双臂间。维洛克先生注视着她的背影和发型一阵子，然后从厨房门口走开。维洛克太太那种哲学式的、近乎冷漠的好奇心——这是他们家庭生活和谐的基础——使得他在这种悲剧性的必然性出现后，极难与她建立联系。维洛克先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困难。他在客厅里绕着桌子走来走去，一如往常那般像只大动物在笼子里转圈。

好奇心是自我揭示的一种形式，一个系统性地缺乏好奇心的人，总是保持着某种神秘感。每当他经过门口时，维洛克先生都会不安地瞥一眼妻子。并不是他害怕她。维洛克先生自认为是受那个女人深爱的。但她并没有养成让他倾诉的习惯。而他必须进行的倾诉，属于深层的心理层面。以他缺乏实践的经验，怎能告诉她他自己也只是模糊感受到的东西：即存在着宿命的阴谋，一个念头有时会在脑海中生长，直到它获得了一种外在的存在，一种独立的力量，甚至一个具有暗示性的声音？他无法告诉她，一个人可能会被一张肥胖、诙谐、刮得干干净净的脸所纠缠，直到为了摆脱它而采取最狂野的权宜之计，都显得像是智慧的结晶。

在提到那位伟大外交机构的一等秘书时，维洛克先生停在门口，面带怒色，握紧双拳，对着妻子说道。

“你不知道我不得不对付的是个什么样的畜生。”

他开始绕着桌子做另一次巡视；当他再次来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从两级台阶的高度怒视着里面。

“一个愚蠢、嘲弄、危险的畜生，连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么多年了！像我这样的人！而我一直在用脑袋玩这场游戏。你不知道。这也很对。告诉你在这结婚的七年里，我随时都有被捅一刀的风险，又有什么用呢？我可不是那种会去折磨深爱我的女人的家伙。你本没必要知道。”维洛克先生在客厅里又绕了一圈，愤愤不平。

“一只毒虫，”他从门口又开始说道，“为了一个玩笑，就把我赶到沟里去挨饿。我看得出他觉得那是个该死的精彩玩笑。像我这样的人！听着！这世界上一些位高权重的人，至今还得感谢我才能双脚走路。这就是你嫁给的人，姑娘！”

他察觉到妻子坐直了。维洛克太太的双臂依然伸展在桌上。维洛克先生盯着她的背影，仿佛能从中读出他话语的效果。

“这十一年来，没有哪次谋杀阴谋不是我参与其中，冒着生命危险的。有大把的革命者被我打发走，口袋里揣着该死的炸弹，在边境上被捕。老男爵知道我对他的国家有多大价值。而现在，突然来了一头猪——一头无知、傲慢的猪。”

维洛克先生缓缓走下两级台阶，进入厨房，从碗柜上拿了一个玻璃杯，拿在手里，走到水槽边，没有看他的妻子。“那位老男爵才不会有那种邪恶的愚蠢，叫我在上午十一点去拜访他。城里有两三个人，如果他们看到我进去，迟早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的脑袋敲碎。为了什么都没有而让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暴露，这是一个愚蠢、致命的把戏。”

维洛克先生拧开水槽上方的水龙头，一口气灌了三杯水，试图浇灭他心中的怒火。弗拉基米尔先生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点燃了他的内部结构。他无法释怀这种背叛。这个不愿从事社会为下层成员设置的常规艰苦工作的人，曾以不知疲倦的奉献精神从事着他的秘密产业。维洛克先生内心深处有一种忠诚的底蕴。他曾效忠于他的雇主，效忠于社会稳定的事业——也效忠于他的感情——这一点在他将玻璃杯放回水槽并转过身来说话时变得显而易见：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揪住那个欺负人的畜生的喉咙，把他的头塞进壁炉里了。那个粉脸、刮得光溜溜的家伙，我对他绰绰有余——”

维洛克先生忘了完成这个句子，仿佛结尾的那个词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向那个缺乏好奇心的女人倾诉。事件的独特性，以及在这个忏悔过程中激发的个人情感的力量与重要性，将史蒂夫的命运彻底挤出了维洛克先生的脑海。那男孩充满恐惧与愤慨的结巴生活，连同他惨死的暴力，暂时消失在了维洛克先生的视野中。正因如此，当他抬起头时，被妻子那不合时宜的凝视惊到了。那不是一种狂野的凝视，也不是不专心，但她的专注方式很奇特，令人不快，因为它似乎集中在维洛克先生身后的某一点上。这种感觉太强烈，以至于维洛克先生回过头去。他身后什么也没有：只有刷了白灰的墙。温妮·维洛克那位出色的丈夫，并没有在墙上看到任何字迹。他再次转向妻子，有些强调地重复道：

“我会揪住他的喉咙。我站在这里所言非虚，如果那时我没有想到你，我会在放过那个畜生之前，先扼住他的生命。而且你以为他会急着叫警察吗？他不敢。你明白原因——不是吗？”

他心照不宣地朝妻子眨了眨眼。

“不，”维洛克太太用一种毫无共鸣的声音说道，而且根本没有看他。“你在说什么？”

一种源于疲惫的巨大沮丧感向维洛克先生袭来。他度过了极度充实的一天，神经也紧绷到了极限。在一个月令人抓狂的忧虑，并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告终后，维洛克先生那饱经风霜的灵魂渴望着安宁。他作为秘密特工的生涯以一种无人能预见的方式走到了尽头；只是，现在他或许终于能设法睡上一晚了。但看着他的妻子，他对此表示怀疑。她表现得非常痛苦——他心想，这完全不像她平时的样子。他努力开口说道。

“你得振作起来，姑娘，”他同情地说道。“事已至此，无可挽回。”

维洛克太太轻微地颤抖了一下，尽管她苍白脸上的肌肉丝毫未动。维洛克先生并没有看她，只是沉重地继续说道。

“你现在去睡觉吧。你需要痛痛快快哭一场。”

这种观点除了得到人类普遍的认可外，别无其他可取之处。众所周知，就仿佛那不过是飘在天空中的蒸汽一样，女人的每一种情绪最终都注定要化作一场阵雨。而且极有可能，如果史蒂夫是在她绝望的注视下、在她保护性的双臂中死在床上，维洛克太太的悲伤本可以通过奔涌而出的苦涩而纯净的泪水得到宣泄。维洛克太太，和其他人类一样，拥有一笔足以应对人类命运正常演变的潜意识承受力。她从未“为此费神”，也深知有些事“经不起细看”。然而，史蒂夫死状之悲惨——在维洛克先生看来，这不过是更大灾难中的一个插曲——却将她的泪水彻底扼杀在源头。那感觉就像有一块烧红的烙铁划过她的双眼；与此同时，她的心被硬化并冷却成一块冰疙瘩，使她的身体陷入一种内在的战栗，让她的五官固定成一种冰冷的沉思状态，凝视着那面写不出任何字的刷白墙壁。维洛克太太那剥离了哲学式克制后，实则充满母性与暴力倾向的气质，迫使她在静止的脑海中翻滚着一系列念头。这些念头与其说是表达出来，不如说是想象出来的。维洛克太太是个极少言寡语的女人，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下里。怀着一个被背叛的女人的愤怒与惊恐，她以幻象的形式审视了自己的一生，这些幻象大多与史蒂夫从出生起那艰难的生存有关。那是一个目标单一、灵感统一的高贵生命，就像那些在人类思想与情感中留下印记的罕见人生一样。但维洛克太太的幻象却缺乏高贵与宏大。她看到自己在那家“商业机构”废弃的顶楼，借着一支蜡烛的微光给男孩铺床；那里屋顶下是一片黑暗，而街道层面却闪烁着无数灯火与切花玻璃，宛如一座童话宫殿。那种虚有其表的辉煌，是维洛克太太幻象中唯一出现过的事物。她记得给男孩梳头，系上围兜——当时她自己也还系着围兜；她记得安抚那个弱小而受惊过度的生物，而安抚者自己也是个差不多弱小、只是没那么害怕的生物；她幻想起那些被挡下的拳头（往往是用她自己的脑袋去挡），幻想起为了抵御一个男人的狂怒而拼命顶住的门（虽然没顶住多久）；还幻想起曾扔出过一次的火钳（没扔多远），那火钳平息了那场特定的风暴，使其陷入了惊雷之后那种哑然且可怖的沉寂。而所有这些暴力场景的来去，都伴随着一个男人的深沉咆哮，那是他那受损的父权自尊在发泄，他显然宣称自己遭受了诅咒，因为他的孩子中，一个是个“流着口水的傻子，另一个是个恶毒的母夜叉。”多年前，这就是对她的评价。

维洛克太太再次听到了那些话，如同幽灵一般，随后，贝尔格莱维亚公馆那阴郁的阴影笼罩了她的肩头。那是一段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记忆，是一幅精疲力竭的幻象：无数次上下楼梯运送早餐托盘，没完没了地为几个便士斤斤计较，从地下室到阁楼无休止的打扫、除尘、清理；与此同时，那个无能的母亲拖着肿胀的双腿，在油腻的厨房里做饭，而可怜的史蒂夫，他们所有辛劳背后那位无意识的主宰，则在洗涤槽边擦拭绅士们的靴子。但这段幻象中吹过一阵伦敦夏日的暖风，核心人物是一个穿着周日礼服的年轻人，黑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草帽，嘴里叼着木烟斗。他感情丰富、乐观开朗，是人生那条波光粼粼的河流中一位迷人的旅伴；只是他的船太小了。船上挤得下划桨的女性伴侣，却容不下任何乘客。在温妮含泪的注视下，他被允许漂离了贝尔格莱维亚公馆的门阶。他不是房客。房客是维洛克先生，他懒散，习惯熬夜，早晨从被窝里出来时还会打着困倦的笑话，但他那沉重的眼睑下偶尔闪烁着迷恋的光芒，口袋里也总是有钱。他那懒散的生活之河中没有任何波光。它流经秘密之地。但他的小船看起来却很宽敞，他那沉默的宽宏大量理所当然地接纳了乘客的到来。

维洛克太太追忆着史蒂夫那七年的安稳生活，那是她忠诚付出的代价；这段安稳逐渐演变为信任，演变为一种家庭情感，像平静的池塘一样死寂而深邃，只有在奥西彭同志偶尔经过时，那受保护的池面才会泛起轻微的颤栗——那个有着厚颜无耻的邀请眼神的粗壮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目光中透着一种腐败的清澈，足以让任何非彻头彻尾的白痴女性清醒过来。

厨房里最后一声话语响起至今，不过才过了几秒钟，维洛克太太已然凝视着一段距今不过半个月的往事。她睁大着瞳孔极度扩张的双眼，凝视着她的丈夫和可怜的史蒂夫并肩离开商店，走上布雷特街的幻象。这是维洛克太太以自己的天才创造出的生命中的最后一幕；那是一种与优雅和魅力绝缘的生存，毫无美感，甚至几乎谈不上体面，但在情感的连续性和目标的坚韧性上却令人叹为观止。而这最后的幻象竟具有如此强烈的塑形感，如此近在咫尺的形态，如此精准的细节暗示，以至于它从维洛克太太喉咙里逼出了一声痛苦而微弱的低吟，重现了她一生中那终极的幻觉，那声惊恐的低吟在她苍白的唇间消散。

“简直像一对父子。”

维洛克先生停下脚步，抬起一张疲惫的面孔。“嗯？你说什么？”他问道。见没得到回应，他又继续那阴森的踱步。接着，他挥舞着一只粗壮、肥厚的拳头，气急败坏地喊道：

“是的。大使馆的那帮人。真是一群好货色，不是吗！不出一个星期，我就要让其中一些人恨不得躲到地下二十英尺深的地方去。嗯？什么？”

他低下头，斜着眼看了看。维洛克太太凝视着那面刷白的墙。一面空白的墙——完全空白。一面让人想要冲上去把脑袋撞碎的空白。维洛克太太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她保持着静止，就像如果太阳在夏日天空中因某种受信任的天意的背信弃义而突然熄灭，全球半数人口会因惊愕与绝望而陷入的静止一样。

“大使馆，”维洛克先生在做了一个露出狼一般牙齿的鬼脸后又开始说道。“我真希望我能带着一根棍子进去待上半小时。我会一直打，直到他们中间没剩下一根完整的骨头为止。但没关系，我会让他们知道，试图把像我这样的人扔到街头自生自灭意味着什么。我这头还有一张嘴。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为他们做了什么。我不怕。我不在乎。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每一件该死的事。让他们小心着点！”

维洛克先生就是这样宣泄他复仇的渴望的。这复仇非常贴切。它符合维洛克先生天才的本能。它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并且能轻易融入他的人生实践中，而他的人生实践恰恰就是出卖那些同胞的秘密与非法行径。无政府主义者也好，外交官也罢，对他来说都一样。维洛克先生骨子里是个不敬畏任何权贵的人。他的蔑视均匀地分布在他所有行动领域。但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一员——他无疑确实是——他内心滋生了一种针对社会等级的敌意。

“这世上现在没什么能阻止我了，”他又补充道，停顿了一下，死死盯着他的妻子，而妻子正死死盯着一面空白的墙。

厨房里的寂静持续着，维洛克先生感到失望。他本以为妻子会说点什么。但维洛克太太的嘴唇维持着平时的形状，保持着像她脸部其余部分一样的雕塑般的静止。维洛克先生很失望。但他承认，眼下这种情况确实不需要她开口。她是个极少言寡语的女人。出于他心理基础中牵涉的各种原因，维洛克先生倾向于信任任何将自己交付给他的女人。因此，他信任他的妻子。他们的默契是完美的，但并不精准。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契合了维洛克太太不好奇的性格，以及维洛克先生懒散且隐秘的思维习惯。他们避免深究事实与动机。

这种克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们之间深刻的信任，同时也给他们的亲密关系引入了一种模糊感。没有哪种夫妻关系是完美的。维洛克先生想当然地认为妻子理解了他，但他还是很希望能听到她此刻的想法。那会是一种慰藉。

这种慰藉被剥夺有几个原因。存在一个生理障碍：维洛克太太无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声音。她看不到除了尖叫与沉默之外的第三种选择，本能地，她选择了沉默。温妮·维洛克天生就是一个沉默的人。更何况，占据她脑海的那个念头有着令人麻痹的残暴。她的脸颊苍白，嘴唇灰败，那股静止的力量令人惊叹。她没有看维洛克先生，心中想道：“这个男人把那孩子带走去杀了他。他把孩子从家里带走去杀了他。他从我手里把孩子带走去杀了他！”

维洛克太太的整个身心都被那个结论性且疯狂的念头所折磨。它流淌在她的血管里，刻在她的骨头上，扎根于她的发丝间。在精神上，她摆出了《圣经》中哀悼的姿态——掩面、撕衣；哀号与悲叹的声音充斥着她的脑海。但她的牙关紧咬，毫无泪水的双眼因愤怒而发热，因为她绝非一个顺从的人。她对弟弟提供的保护，其初衷便带着一种激烈而愤慨的色彩。她必须用一种战斗的爱去爱他。她为他战斗过——甚至对抗过她自己。他的丧生有着战败的苦涩，伴随着梦想破灭的痛苦。那不是一次普通的死亡。况且，带走史蒂夫的并非死神。是维洛克先生带走了他。她亲眼看到了。她看着他，没有伸出一只手去阻止，看着他带走了那个男孩。她就那样放他走了，像——像个傻瓜——一个盲目的傻瓜。然后，在他杀了孩子之后，他回到了她身边。就像任何一个男人回自己家一样……

维洛克太太咬紧牙关，对着墙嘟囔道：

“我还以为他是着凉了。”

维洛克先生听到了这些话，并将其据为己有。

“那没什么，”他郁闷地说。“我当时心烦意乱。我是为你感到心烦。”

维洛克太太缓慢地转过头，将凝视从墙上转移到她丈夫身上。维洛克先生将指尖抵在唇边，盯着地面。

“没办法，”他嘟囔着，垂下手。“你必须振作起来。你以后需要用到所有的机灵才行。把警察招来的是你。没关系，我不会再说什么了，”维洛克先生宽宏大量地继续说道。“你当时不知情。”

“我确实不知情，”维洛克太太呼出一口气。那声音仿佛是一个死人在说话。维洛克先生接过了话茬。

“我不怪你。我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等我一旦进了监狱，我就能安全地开口了——你明白吧。你得做好我离开你两年的打算，”他带着真诚关切的语气继续道。“这对我容易，对你难。你得找点事做，而我——听着，温妮，你要做的是维持这生意两年。这方面你很在行。你很聪明。等可以变卖的时候，我会传话给你。你得格外小心。同志们会一直盯着你。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守口如瓶，像坟墓一样严实。没人能知道你要做什么。我可不想一出来就被人敲破脑袋或背后挨刀。”

维洛克先生如是说，以独创性和深谋远虑将其思想应用于未来问题的解决。他的声音阴沉，因为他对自己所处的境地有着准确的判断。所有他不想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未来变得岌岌可危。他的判断力，也许曾因对弗拉基米尔先生那种暴虐愚行的恐惧而暂时蒙蔽。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因面临失业前景而陷入极大的混乱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如果此人还是一名政治警察的秘密特工，一直沉浸在对自己高价值和受权贵器重的高度自觉中。他是可以被原谅的。

现在，事情以崩溃告终。维洛克先生很冷静；但他并不愉快。一个秘密特工如果因复仇欲望而将秘密抛诸脑后，并向公众炫耀自己的成就，就会成为绝望且嗜血的愤恨目标。维洛克先生在不刻意夸大危险的情况下，试图将其清晰地展现给妻子。他重复说他绝不打算让革命者除掉他。

他直视妻子的双眼。那女人扩大的瞳孔将他的凝视纳入其深不可测的深渊中。

“我太爱你了，绝不会允许那种事发生，”他神经质地轻笑了一声。

一丝淡淡的红晕掠过维洛克太太那惨白而静止的脸庞。结束了对往事的幻象，她不仅听到了，而且理解了丈夫说出的这些话。由于这些话与她当下的精神状态极度不协调，它们在她身上产生了一种轻微的窒息感。维洛克太太的精神状态虽有单纯的优点；但它并不健全。它被一个固定的念头支配得太厉害了。她大脑的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这样一个念头：这个她与之共同生活了七年、并不感到厌恶的男人，为了杀害那个“可怜的男孩”而把他带走了——这个她在身心上早已习惯的男人；这个她曾信任的男人，把男孩带走去杀了他！无论在形式、实质，还是在那种甚至是改变了无生命事物外观的普遍效果上，这都是一个让人只能坐着、永远永远惊叹不已的念头。维洛克太太坐着一动不动。而在那个念头之上（不是在厨房里），维洛克先生的身影来回走动，戴着帽子，穿着大衣，靴子踩得她大脑砰砰作响。他大概也在说话；但维洛克太太的思绪大半掩盖了他的声音。

然而，偶尔地，那声音还是会传进耳朵。几个连贯的词语不时冒出来。它们的含义通常是充满希望的。每当这时，维洛克太太那放大的瞳孔，在失去那种遥远的凝视后，会跟随着丈夫的动作，流露出一种漆黑的忧虑和难以穿透的专注。维洛克先生对一切涉及秘密工作的事务都了如指掌，他预见到了自己计划与部署的成功。他确实相信，总的来说，他要逃脱愤怒的革命者手中的尖刀是容易的。他夸大他们愤怒的强度和手臂的长度（出于职业目的）已经太多次了，以至于在这方面或那方面都不会抱有太多幻想。因为要进行有判断力的夸大，必须先进行精确的衡量。他也知道，在两年——漫长的两年里——多少美德与多少恶行会被遗忘。他第一次真正与妻子的知心谈话，出自于他乐观的信念。他也认为表现出足够的自信是一种好的策略。这能给那个可怜的女人注入勇气。等他获释后——当然，这会像他整个人生格调一样是秘密的——他们会毫不耽搁地一起消失。至于掩盖踪迹，他请求妻子相信他能做到。他知道该怎么做，以至于连魔鬼自己——

他挥了挥手。他似乎在吹嘘。他只是想给她一点勇气。这是出于仁慈的意图，但维洛克先生不幸与他的听众并不合拍。

那充满自信的语调传到了维洛克太太耳中，而她让大多数词语都随风而去；因为对于现在的她来说，言语算什么呢？面对她那固定的念头，言语于她还能起到什么好坏作用？她那漆黑的目光跟随着那个声称自己能逍遥法外的男人——那个把可怜的史蒂夫从家里带走，在某个地方把他杀了的男人。维洛克太太记不清具体在哪里了，但她的心脏开始极其明显地跳动起来。

维洛克先生此刻正用一种温柔且带有夫妻情调的语气，表达着他坚信他们两人面前还有好几年宁静的生活。他没有深入讨论手段的问题。那必须是一种宁静的生活，仿佛依偎在阴影中，隐没在那些肉体如草芥般的人群之中；谦逊，像紫罗兰的生活一样。维洛克先生所用的词是：“潜伏一阵子”。而且，当然要离英国远点。维洛克先生脑子里想的是西班牙还是南美洲并不明确；但无论如何，是在国外某个地方。

最后这个词落入维洛克太太耳中，产生了一种确切的印象。这个男人在谈论出国。这种印象是完全断裂的；而精神习惯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维洛克太太立刻自动地问自己：“那史蒂夫呢？”

这是一种遗忘；但她立刻意识到，在这方面已不再有任何焦虑的必要。再也不会有任何必要了。那个可怜的男孩已经被带出去杀掉了。可怜的男孩死了。

这种剧烈的遗忘刺激了维洛克太太的智慧。她开始察觉到某些会令维洛克先生感到惊讶的后果。她现在没有必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间厨房里，这所房子里，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因为男孩已经永远消失了。一点必要都没有。想到这，维洛克太太像被弹簧弹起一般站了起来。但她同样也看不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留住她。这种无能为力又阻滞了她。维洛克先生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她。

“你看起来更像你自己了，”他不安地说道。妻子眼中那种漆黑的特异之处扰乱了他的乐观。就在那一刻，维洛克太太开始认为自己已从所有尘世的羁绊中解脱出来。

她获得了自由。她与存在之间的契约，即以站在那边的那个男人为代表的契约，已经终结。她是一位自由的女性。如果维洛克先生能以某种方式察觉到这一观点，他会感到极度震惊。在感情事务上，维洛克先生一向漫不经心地慷慨，但总是抱着一种除了被爱本身之外别无他图的想法。在这件事上，他的伦理观念与他的虚荣心一致，他是彻底无可救药的。对于他那贤良且合法的伴侣关系，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变老了，变胖了，变沉重了，却始终坚信自己不乏被人纯粹出于他本人而爱的魅力。当他看到维洛克太太一言不发地走出厨房时，他感到失望。

“你要去哪儿？”他喊道，声音相当尖锐。“上楼吗？”

站在门口的维洛克太太被这声音唤回。一种源于恐惧的谨慎本能——那种极度害怕被那个男人靠近和触碰的恐惧——驱使她（从两级台阶的高度）向他微微点头，嘴唇微动，而维洛克先生的夫妻乐观主义将此误认为是一种苍白且迟疑的微笑。

“这就对了，”他粗声粗气地鼓励道。“你需要休息和安静。去吧。我很快就会上去陪你。”

维洛克太太，这位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的自由女性，以僵硬而稳定的步伐服从了建议。

维洛克先生注视着她。她消失在楼梯上方。他感到失望。在他内心深处，如果她能动情地扑向他的怀抱，他会感到更加满足。但他慷慨而宽容。温妮向来不善流露情感，沉默寡言。通常情况下，维洛克先生自己也不是个慷慨于温存与言语的人。但今晚非比寻常。这是一个男人渴望通过公开的同情与爱意证明来获得支撑与慰藉的时刻。维洛克先生叹了口气，关掉了厨房里的煤气灯。维洛克先生对妻子的同情是真诚而强烈的。当他站在客厅里，沉思着笼罩在她头顶的孤独时，这同情几乎使他眼眶湿润。在这种心境下，维洛克先生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格外想念史蒂夫。他哀伤地想到了他的结局。要是那个孩子没有愚蠢地自我毁灭就好了！

那种无法平息的饥饿感，在经历过危险事业的紧张之后，对于比维洛克先生意志更坚韧的冒险者来说也并不陌生，再次向他袭来。那块为了史蒂夫的葬礼准备的、形同祭品的烤牛肉，很大方地映入了他的眼帘。于是，维洛克先生又吃了起来。他吃得贪婪，毫无节制也毫无体面，用锋利的切肉刀割下厚厚的肉片，连面包都不蘸就吞咽下去。在进食的过程中，维洛克先生突然想到，他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听到妻子在卧室里走动的声音。一想到她可能正独自坐在黑暗的床边，不仅消减了维洛克先生的食欲，也让他暂时打消了跟上楼的念头。维洛克先生放下切肉刀，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最终听到她的动静，他感到一丝安慰。她突然穿过房间，一把推开了窗户。在楼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他想象着她正探出头去，随后他听到窗框被缓慢地放下。接着她走了几步，坐了下来。维洛克先生对这所房子的每一处回响都了如指掌，他是个彻底的居家男人。当他再次听到妻子在楼上的脚步声时，他就像亲眼看见一样，知道她是在换穿外出的鞋子。维洛克先生在这个不祥的征兆下微微耸了耸肩，他离开餐桌，背对着壁炉站着，头偏向一边，困惑地咬着指尖。他通过声音追踪着她的动向。她在屋里急促地走来走去，时而突然停下，一会儿在五斗橱前，一会儿又站在衣柜前。一种巨大的疲惫感——那一天冲击与惊变后的收获——将维洛克先生的精力压到了谷底。

直到听见妻子下楼的声音，他才抬起头。正如他所猜测的那样。她穿戴整齐，准备出门。

维洛克太太是一位自由的女性。她推开卧室的窗户，本意是要么大喊“救命！杀人啦！”，要么从窗口跳下去。因为她并不确切知道该如何利用自己的自由。她的人格似乎被撕裂成了两半，彼此之间的心理运作无法很好地协调。那条从头到尾寂静无人的街道，由于站在那个确信自己可以逍遥法外的男人一边，而让她感到排斥。她不敢呼救，唯恐无人回应。显然，确实不会有人来。她的自我保护本能从坠入那种泥泞深渊的恐惧中退缩了。维洛克太太关上窗户，换了一条路，穿戴好准备走入街道。她是一位自由的女性。她打扮得一丝不苟，甚至在脸上蒙上了一层黑纱。当她出现在客厅的灯光下时，维洛克先生注意到她甚至连那个小手袋都挂在左手腕上……当然，是逃回她母亲那里去了。

终究，女人是令人厌倦的生物——这种念头浮现在他疲惫的大脑中。但他太过宽宏大量，甚至没让这个念头停留超过一瞬间。这个在虚荣心上受到残酷伤害的男人，在行为上依然保持着大度，没有让自己流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或轻蔑的姿态。他以真正高尚的灵魂，只是瞥了一眼墙上的木钟，用一种极其冷静但强硬的语调说道：

“八点二十五分了，温妮。这么晚过去毫无意义。你今晚是赶不回来的。”

维洛克太太在他伸出的手前猛地停住。他沉重地补充道： “你母亲在你到达之前就会上床休息了。这种消息可以等一等。”

去母亲那里是维洛克太太最没想到的事情。她光是想到那个主意就感到退缩，当感觉到身后有一把椅子时，她顺从了触觉的指引，坐了下来。她原本的意图仅仅是永远离开这道门。如果这种感觉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心理形式便采取了一种与其出身和地位相符的粗陋形态。“我宁愿余生都在街上流浪，”她想。但这个人的道德本性曾遭受过一次冲击，在物理层面上，历史上最猛烈的地震也只能是其苍白而无力的表现，她此时正受制于琐事，受制于偶然的接触。她坐下了。戴着帽子和面纱的她，看起来就像是个访客，像是顺道过来看看维洛克先生。她瞬间的顺从鼓励了他，而她那种仅仅是暂时且沉默的默许又让他感到一丝恼火。

“让我告诉你，温妮，”他以权威的口吻说道，“今晚你的位置在这里。见鬼！你把该死的警察招来，把我的周围搅得天翻地覆。我不怪你——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干的好事。你最好把这顶该死的帽子摘了。我不能让你出门，老姑娘，”他压低声音补充道。

维洛克太太的思绪以病态的执着抓住了那项声明。那个在她眼皮底下带走史蒂夫、在某个她此刻想不起名字的地方杀害他的男人，竟然不允许她出门。当然，他不会允许的。

现在他杀害了史蒂夫，他就永远不会放她走。他想白白留下她。基于这种具有疯狂逻辑力量的典型推理，维洛克太太那断裂的思绪开始务实地运作起来。她可以从他身边溜过，打开门，跑出去。但他会追上来，抱住她的身体，把她拖回店里。她可以抓、踢、咬——甚至刺杀；但刺杀需要一把刀。维洛克太太戴着黑纱坐着，在她自己的家里，就像一个意图叵测的蒙面神秘访客。

维洛克先生的大度并非超人。她终于让他忍无可忍了。

“你就不能说句话吗？你总有办法让人心烦。噢，是的！我见过你那装聋作哑的把戏。我今天之前就见识过。但现在这一套不管用。首先，把这该死的东西摘了。人都不知道是在跟一个假人还是活人说话。”

他走上前，伸出手，扯下了面纱，露出了一张静止而难以解读的脸，他的神经质的焦躁情绪撞击在这张脸上，如同一只投向岩石的玻璃球般粉碎。 “这样好多了，”他说，为了掩饰那一瞬间的不安，他退回到壁炉旁的旧位置上。他从未想过妻子会去告发他。他感到有些自责，因为他是个深情且慷慨的人。他能做什么呢？一切都已经说尽了。他激烈地抗议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知道我到处寻找。为了给那件该死的差事找个人，我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找不到任何足够疯狂或足够饥饿的人。你把我当什么——杀人犯吗，还是什么？孩子已经走了。你以为我想让他把自己炸飞吗？他走了。他的苦难结束了。我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我告诉你，正是因为他炸飞了自己。我不怪你。但试着理解一下，这纯粹是个意外；就像他在过马路时被公共汽车撞倒一样，完全是个意外。”

他的慷慨并非无限，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维洛克太太所认为的怪物。他停顿了一下，胡须下的狞笑露出一抹白牙，让他呈现出一种沉思野兽的表情，并不太危险——一只头颅光滑、比海豹更阴沉、嗓音嘶哑的迟缓野兽。

“说到头来，这事你做得和我一样多。就是这样。你可以尽情瞪我。我知道你在那方面能做什么。如果我曾想过让那孩子干那种事，就让我死吧。是你一直在我因为担心我们所有人惹上麻烦而心烦意乱时，硬要把他往我这里塞。见鬼，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看起来就像你是故意的。我敢发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那种该死的、看都不看一眼、什么也不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谁也说不准你私下里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

他那沙哑的居家嗓音沉默了一会儿。维洛克太太没有回答。面对那样的沉默，他为自己所说的话感到羞愧。但就像和平主义者在家庭争吵中常发生的那样，出于羞愧，他转而攻击另一点。

“你有时候有一种该死的沉默方式，”他再次开口，没有提高音量。“足以让某些人发疯。幸好我没像其他人那样容易被你的装聋作哑给激怒。我喜欢你。但别太过分了。现在不是时候。我们得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而且今晚我不能让你出门，带着关于我的一些疯狂故事跑去你母亲那里。我不允许。别搞错了：如果你非要认定是我杀了那个男孩，那么你杀他和我也一样多。”

在情感的真诚与陈述的坦率上，这些话远超过了在这个靠秘密行业维持、并依靠销售或多或少秘密的商品来贴补的家庭中所说的一切：这是平庸人类为保护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免受道德和肉体腐败的危险而设计出的可怜权宜之计，而这些腐败也同样是秘密的。这些话之所以说出口，是因为维洛克先生感到了真正的愤怒；但在这个隐藏在太阳永远照不到的阴暗街道、店铺后面的家庭生活中，那种含蓄的体面似乎依然未受干扰。维洛克太太以完美的礼仪听完了他的话，然后像个结束拜访的客人一样，戴着帽子和外套从椅子上站起。她向丈夫走去，一只手臂伸出，仿佛为了进行一次无声的告别。她那垂在左脸侧的一端网纱面纱，给那克制的动作增添了一种紊乱的正式感。但当她走到地毯边时，维洛克先生已经不在那里站着了。他移向了沙发方向，没有抬头看他那番长篇大论的效果。他累了，带着一种真正的婚姻精神感到认命。但他感到了受伤，伤在他秘密弱点的柔软之处。如果她非要继续在那可怕的、充满压抑的沉默中生闷气——那也随她吧。她是那门家庭艺术的大师。维洛克先生沉重地瘫倒在沙发上，像往常一样无视了他的帽子，帽子仿佛习惯了自谋生路，在桌子底下寻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他很累。他最后的一点神经力量已经在这一天令人惊奇的失败、在经历了一个月的精心策划和失眠之后被消耗殆尽。他累了。人不是石头做的。见鬼去吧！维洛克先生以他典型的方式休息着，身上还穿着出门的衣服。他敞开的外套一侧部分地落在地上。维洛克先生仰面翻滚着。但他渴望一种更完美的休息——睡眠——几个小时美味的遗忘。那会稍后到来。暂时，他休息着。他想：“我真希望她能停止这该死的胡闹。这太让人火大了。”

维洛克太太那种重获自由的感觉中一定存在某种不完美之处。她没有朝门的方向走去，而是向后靠去，双肩抵在壁炉架上，就像旅人靠在栅栏上休息一样。她神情中流露出一丝野性，那是源于那块像破布一样挂在脸颊边的黑纱，以及她那黑沉沉的注视，光线被她的目光吸收并丢失，没有留下一丝光泽。这个女人，哪怕仅仅是这种交易的嫌疑都会让维洛克先生的爱情观感到无限震惊，此刻却显得犹豫不决，仿佛在认真地意识到自己在这场交易的正式收尾中缺了点什么。

在沙发上，维洛克先生扭动着肩膀，寻找最舒适的姿势，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愿望，这愿望当然和他这种人能发出的任何话语一样虔诚。

“我真希望，”他沙哑地咕哝道，“我从未见过格林威治公园，或是与之相关的任何东西。”

那低沉的声音以适中的音量填满了小房间，很符合这个愿望谦逊的本质。空气波动按着正确的数学公式传播，流淌在房间里所有无生命的东西周围，拍打在维洛克太太的头上，仿佛那是一颗石制的头颅。不可思议的是，维洛克太太的眼睛似乎变得更大了。维洛克先生充盈心间的愿望流入了他妻子记忆中的空白处。格林威治公园。公园！那就是那个孩子被杀的地方。一个公园——破碎的树枝，撕裂的叶子，砾石，碎裂的手足骨肉，像烟花一样齐齐喷射而出。她现在记起了她所听到的一切，并以图像的形式记住了它。他们不得不拿铲子把他收集起来。浑身颤抖着，无法抑制地战栗，她眼前出现了那把铲子，铲子里装着从地上刮起来的惨烈载荷。维洛克太太绝望地闭上眼睛，将眼睑的黑暗投射在那幻象上，在那里，碎肢像雨一样落下后，史蒂夫那被斩断的头颅独自悬浮着，像烟火表演最后熄灭的星星一样慢慢消失。维洛克太太睁开了眼睛。

她的脸不再僵硬。任何人都可能注意到她面部特征那微妙的变化，她那凝视的眼神，赋予了她一种全新的、惊人的神情；一种在进行透彻分析所需的闲暇和安全条件下，很少被专业人士观察到的神情，但其含义一眼便能洞察。维洛克太太对交易结局的疑虑已不复存在；她的思绪不再断裂，在意志的控制下运作着。但维洛克先生什么也没观察到。他正处于那种因过度疲劳而产生的可悲的乐观状态中。他不想再有任何麻烦——尤其是与他的妻子——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中。他已经无可辩驳地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是因为他自己而被爱着。他将她沉默的当前阶段解读为有利的。现在是与她和解的时候了。沉默已经持续得够久了。他低声唤她，打破了沉默。

“温妮。”

“是的，”自由女性维洛克太太顺从地回答。她现在掌控着自己的思绪、她的发音器官；她感到自己几乎在超自然地完美控制着身体的每一根纤维。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因为交易已经结束。她头脑清醒。她变得狡黠。她选择如此迅速地回答是有目的的。她不希望那个男人改变他在沙发上的位置，那位置非常适合当下的环境。她成功了。那个男人没有动。但在回答他之后，她依然漫不经心地靠在壁炉架上，保持着旅人休息的姿态。她并不着急。她的额头平滑。维洛克先生的头和肩膀被沙发的高背挡住了。她将眼睛紧紧钉在他的脚上。

她就这样神秘地静止着，突然间心平气和，直到维洛克先生用一种婚姻权威的语调响起，并微微挪动身体，腾出位置让她坐在沙发边上。

“过来，”他以一种奇特的语气说道，那语气可能是粗暴的，但在维洛克太太听来，这是求爱的信号。

她立刻向前迈去，仿佛她仍然是一个受未断契约约束的忠诚女人。她的右手轻轻拂过桌角，当她走向沙发时，那把切肉刀已消失在餐盘旁，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维洛克先生听到了地板上的吱呀声，感到满足。他等待着。维洛克太太来了。仿佛史蒂夫那无处安放的灵魂已经飞入了他姐姐、监护人兼保护者的怀中寻找庇护，她面部的轮廓在每一步中都越来越像她的弟弟，甚至连下唇的下垂、眼睛轻微的斜视都一模一样。但维洛克先生没有看到这一点。他正仰面躺着，凝视上方。他看到天花板和墙壁上投射着一只手臂的移动阴影，那紧握的手中拿着一把切肉刀。它忽上忽下地闪动。动作舒缓。舒缓到足以让维洛克先生认出那肢体和那凶器。

那些动作舒缓得足以让他领会那凶兆的全部含义，并品尝到涌上喉头的死亡气息。他的妻子已经彻底疯了——疯到了杀人的地步。那些动作又舒缓得足以让这种发现最初带来的麻痹效应消散，从而让他下定决心，要从与那个武装疯子的恐怖搏斗中胜出。那些动作还舒缓得足以让维洛克先生拟定一个防御计划，包括冲到桌子后面，用一把沉重的木椅将那个女人击倒在地。但它们并不足够舒缓，以至于没能给维洛克先生留出移动手脚的时间。那把刀已经扎进了他的胸膛。它在行进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机遇总是如此精准。在那一记越过沙发边缘刺下的猛击中，维洛克太太倾注了她那源远流长且籍籍无名的门第所传承的一切，既有洞穴时代原始的凶残，也有酒吧时代失衡的神经狂乱。维洛克先生，这位秘密特工，在这一击的力道下微微向侧面翻转，没再挣扎一下就断了气，口中只发出了一声含糊的“别”字，作为抗议。

维洛克太太松开了刀，她那与亡弟惊人的相似之处已然褪去，现在变得十分平凡。她深吸了一口气，这是自总督察希特向她展示那片贴着标签的史蒂夫上衣布料以来的第一次畅快呼吸。她将双臂叠在一起，身体前倾，越过沙发边缘。她采取这种轻松的姿态，并非为了观察或窃喜于维洛克先生的尸体，而是因为客厅正出现波浪般的晃动，有那么一会儿，就像是在暴风雨中的海上航行。她感到头晕目眩，但内心平静。她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女人，这种自由臻于完美，让她别无所求，也无事可做，因为史蒂夫对她那份迫切的依赖已不复存在。维洛克太太习惯于用图像思考，此时并没有被幻象所困扰，因为她根本没有在思考。她一动不动。她是一个正在享受彻底的无责任感与无尽闲暇的女人，几乎就像一具尸体。她没有动，也没有想。躺在沙发上的维洛克先生那具凡胎肉体也是如此。除了维洛克太太还在呼吸这一点，这两个人本该是极其和谐的：那种谨慎克制、言语不多、迹象不显的和谐，曾是他们体面家庭生活的基石。毕竟这生活确实体面，以得体的沉默掩盖了在从事秘密职业和卑微商品交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直到最后，这份体面也未曾被不体面的尖叫或其他不得体的真诚行为所打扰。而在那一击之后，这种体面在寂静与不动中延续了下来。

客厅里没有任何动静，直到维洛克太太慢慢抬起头，带着怀疑与不信任看向时钟。她察觉到房间里有一种滴答声。这种声音在她耳中愈发清晰，而她清楚地记得墙上的钟是静音的，并没有可听见的滴答声。它突然变得如此响亮意味着什么？钟面指向八点五十分。维洛克太太并不关心时间，而那滴答声仍在继续。她断定那不可能是钟，她那阴郁的目光沿着墙壁游移，摇摆不定，最终变得模糊，同时她努力倾听以确定声音的来源。嘀，嘀，嘀。

在听了一会儿之后，维洛克太太故意将目光落在丈夫的尸体上。他那安详的姿势是如此居家、如此熟悉，以至于她能在不感到任何家庭生活突发异状的情况下注视着他。维洛克先生正一如既往地休息着。他看起来很安逸。

由于尸体的位置，维洛克太太，这位遗孀，看不见维洛克先生的脸。她那双精致而困倦的眼睛顺着声音的踪迹向下移动，在看到一个从沙发边缘微微突出的扁平骨质物体时，变得沉思起来。那是家用的切肉刀把手，除了它与维洛克先生的马甲呈直角，以及有某种东西正从上面滴落之外，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深色的液滴一滴接一滴地落在地板垫上，那滴答声越来越快，变得狂乱，就像一颗疯狂时钟的脉搏。在最快速度时，这滴答声转变成了一种持续的滴漏声。维洛克太太注视着这种变化，脸上阴晴不定，透着焦虑。那是一缕深色、迅捷、细长的液体……血！

面对这一不可预见的情况，维洛克太太放弃了她那闲散与无责任感的姿态。

她猛地拽起裙摆，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尖叫，随即向门口跑去，仿佛那一缕血迹是毁灭性洪水的第一征兆。发现桌子挡住了去路，她用双手推了它一把，仿佛它是活物一般，用力之大，使桌子在四条腿上滑出了一段距离，发出了沉重的刮擦声，而那装有大块肉的托盘则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

随后一切归于死寂。维洛克太太到达门口时停住了。由于桌子的移动，地板中央露出了一顶圆顶硬礼帽，它在奔逃带起的风中，帽冠微微晃动。

第十二章

温妮·维洛克，维洛克先生的遗孀，已故忠诚的史蒂夫（在无辜状态下被炸成碎片，且坚信自己是在从事一项人道主义事业）的姐姐，并没有跑出客厅的门。她确实从那一缕血迹中跑远了，但这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感。她停在那里，双眼圆睁，低垂着头。仿佛她在穿过小客厅的逃亡中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站在门口的维洛克太太，与刚才那个俯在沙发上、头晕目眩却自由地享受着闲暇与无责任感的深度宁静的女人，已经判若两人。维洛克太太不再头晕。她的头脑清醒了。另一方面，她也不再平静。她感到恐惧。

如果她刻意避开那个正安详躺着的丈夫，并不是因为她怕他。维洛克先生看起来并不吓人。他显得很安逸。况且，他已经死了。维洛克太太对死者没有任何虚妄的幻想。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们起死回生，无论是爱还是恨。他们伤不了你。他们什么也不是。她的精神状态中带有一种对那个男人——那个让自己如此轻易送死的人——的严苛轻蔑。他曾是一家之主，一个女人的丈夫，也是杀害她史蒂夫的凶手。而现在，他在各方面都无足轻重。他在实际价值上甚至不如他身上的衣物、他的外套、他的靴子——不如那顶躺在地板上的帽子。他什么也不是。他不值得一看。他甚至不再是可怜的史蒂夫的凶手。当人们前来寻找维洛克先生时，房间里唯一的凶手将会是——她自己！

她的手抖得厉害，两次都没能系好面纱。维洛克太太不再是一个拥有闲暇与无责任感的人。她感到恐惧。刺杀维洛克先生仅仅是一次打击。它缓解了她喉咙里被扼住的尖叫、干涸在滚烫眼眶里的泪水，以及对那个男人（现在已连一文不值都不如）在掠夺她弟弟一事中所扮演的残忍角色所产生的疯狂愤慨。

那是一次被隐秘冲动驱使的打击。从刀柄上滴落在地板上的血，让这变成了一起极其明显的谋杀案。维洛克太太一向不愿深究事物，但此刻却被迫看清了这件事的底部。她在那里看到的不是萦绕的鬼脸，不是责备的幽灵，不是忏悔的幻象，也不是任何理想化的构思。她看到的是一个物体。那个物体是绞刑架。维洛克太太害怕绞刑架。

她在理想层面上对它感到极度恐惧。她从未见过这种人类正义的终极手段，除了在某种类型故事的配图木刻版画中。最初，她想象它们屹立在黑色而风暴肆虐的背景下，装饰着锁链和人的骨头，周围环绕着啄食死人眼睛的鸟儿。这已经足够可怕了，但维洛克太太虽然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女人，却对本国制度有足够的了解，知道绞刑架不再浪漫地立在阴沉的河岸或风吹的岬角上，而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在那里，在四面高墙之内，就像坠入深坑，在破晓时分，凶手被带出来处决，伴随着可怕的寂静，而且，正如报纸报道中总写的那样，“在当局的见证下”。她的双眼死死盯着地板，鼻翼因痛苦和羞耻而颤动，她想象自己孤零零地站在一群戴着丝绸高帽、冷静地进行绞刑工作的陌生绅士中间。那——绝不！绝不！它是怎么执行的？无法想象这种静谧处决的细节，给她的抽象恐惧增添了一些令人发疯的东西。报纸从不提供任何细节，只有一条，但这一条总是带着某种做作出现在简短报道的最后。维洛克太太记得它的性质。一股残酷的灼烧感刺进她的脑海，仿佛“坠落距离为十四英尺”这几个字是用热针在她大脑上刻下的一样。“坠落距离为十四英尺。”

这些字眼在生理上也影响了她。她的喉咙一阵阵抽搐，抗拒着窒息；对那记猛拽的预感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她双手抱头，仿佛是为了防止头颅从肩膀上被扯掉。“坠落距离为十四英尺。”不！这绝不能发生。她受不了那个。光是想到它都无法忍受。她无法忍受思考它。因此，维洛克太太下定决心，立刻去桥上跳河自尽。

这一次她成功系好了面纱。她的脸仿佛戴上了面具，从头到脚一片漆黑，只有帽子上点缀着几朵花。她机械地抬头看了看钟。她想它一定是停了。她无法相信距离上次看钟才过了两分钟。当然不是。它一直都停着。事实上，从她在那次打击后深吸第一口畅快的气，到此时她下决心去泰晤士河自杀，只过去了三分钟。但维洛克太太无法相信这一点。她似乎听过或读过，钟表总是在谋杀发生的瞬间停止，以揭露凶手的罪行。她不在乎。“去桥上——我就跳下去。”……但她的动作缓慢。

她痛苦地拖着身体穿过店铺，不得不抓住门把手，才找到打开门的勇气。街道让她感到恐惧，因为它要么通向绞刑架，要么通向河流。她踉踉跄跄地跨过门槛，头部向前，双臂伸出，就像一个从桥栏杆上坠落的人。这进入开阔空气的举动带来了一丝溺水的预感；一种粘稠的潮气包围了她，钻进她的鼻孔，缠绕在她的头发上。虽然并没有真正下雨，但每一盏煤气灯周围都有一圈锈色的朦胧光晕。货车和马匹已经离开了，在漆黑的街道上，搬运工餐馆的窗帘窗户呈现出一块肮脏的血红色光斑，在靠近人行道的高度发出微弱的红光。维洛克太太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它走去，心想自己真是个孤苦伶仃的女人。这是事实。这事实是如此真切，以至于在突然渴望见到一张友善面孔时，她想不出别人，只能想到那个清洁工尼尔太太。她自己没有任何熟人。在社交层面上，没有人会想念她。不可想象维洛克遗孀已经忘记了她的母亲。并非如此。温妮曾是个好女儿，因为她曾是个尽职的姐姐。她母亲一直依赖她支撑生活。那里指望不上任何安慰或建议。现在史蒂夫死了，这纽带似乎断了。她无法面对那个老妇人诉说这可怕的经历。况且，路太远了。河流才是她现在的目的地。维洛克太太试图忘记她的母亲。

每一步都耗尽了她似乎是最后可能的意志力。维洛克太太拖着步子经过餐馆窗户那抹红光。“去桥上——我就跳下去，”她以一种凶狠的执拗重复着。她及时伸出手，扶住一根灯柱稳住身体。“我没法在天亮前赶到那儿，”她想。对死亡的恐惧瘫痪了她逃离绞刑架的努力。在她看来，她仿佛已经在街上蹒跚了数小时。“我赶不到那儿，”她想。“他们会发现我在街上游荡。太远了。”她紧紧抓着灯柱，在黑纱下喘息着。

“坠落距离为十四英尺。”

她猛地推开灯柱，发现自己正在行走。但另一波昏厥感像大海一样向她袭来，将她的心脏从胸膛里彻底洗去。“我永远赶不到那儿，”她嘟囔着，突然停住，站在原地摇晃着。“永远。”

意识到走到最近的桥上是彻底不可能的事，维洛克太太想到了出国潜逃。

这念头突然浮现。凶手们会逃跑。他们逃到国外。西班牙或加利福尼亚。仅仅是地名。那个为人类荣耀而创造的广袤世界，对维洛克太太而言只是一片巨大的空白。她不知道该往哪儿转。凶手们有朋友、亲戚、帮手——他们有知识。她什么都没有。她是所有犯下致命一击的凶手中最孤独的一个。她孤身一人在伦敦：而整个充满奇迹与泥泞的城镇，有着迷宫般的街道和成群的灯火，正沉没在绝望的黑夜中，栖息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渊之底，没有任何无人相助的女人能指望从中爬出来。

她身体前倾，盲目地重新出发，带着对摔倒的极度恐惧；但在走出几步后，她意外地感到了一阵支撑和安全感。她抬起头，看见一张男人的脸正紧盯着她的面纱。奥西波同志并不害怕陌生的女人，任何虚假的矜持都无法阻止他去结识一个看起来烂醉如泥的女人。奥西波同志对女人很感兴趣。他用两只大手托住她，以一种职业化的眼光盯着她，直到听到她虚弱地喊了一声“奥西波先生！”，然后他差点让她掉到地上。

“维洛克太太！”他惊呼道。“你怎么在这儿！”

他觉得她喝醉了是不可能的。但谁也说不准。他没有深究这个问题，只是为了不挫伤命运女神将维洛克同志的遗孀送给他的好意，他试图将她揽入怀中。让他惊讶的是，她很顺从地靠了过来，甚至在试图挣脱之前还在他的手臂上休息了片刻。奥西波同志不会对命运女神表现得粗鲁。他自然地撤回了手臂。

“你认出我了，”她支支吾吾地说，站在他面前，双腿还算稳当。

“我当然认出了，”奥西波十分从容地说道。“我刚才还怕你会摔倒呢。我最近太频繁地想起你了，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认不出你。我一直都在想你——从我第一眼见到你开始。”

维洛克太太似乎没听见。“你是要来店里吗？”她神经质地问道。

“是的，马上，”奥西波回答。“我一读到报纸就来了。”

事实上，奥西波同志已经在布雷特街附近潜伏了整整两个小时，一直无法下定决心采取大胆行动。这位强壮的无政府主义者并非那种果敢的征服者。他记得维洛克太太从未对他有过任何鼓励的眼神。此外，他认为店里可能被警察监视，而奥西波同志并不希望警察对他那革命倾向产生夸大的联想。即便是现在，他也不知道该具体做什么。与他平时的恋爱盘算相比，这可是一项重大且严肃的工程。他不知道其中有多少利害关系，为了得到那些能得到的东西，他必须走多远——假设真有机会的话。这些困惑压制了他的兴奋，使他的语调显得冷静，与当时的情况十分吻合。

“我能问问你要去哪儿吗？”他压低声音问。

“别问我！”维洛克太太带着一种颤抖的、被压抑的狂暴喊道。她那强大的生命力对死亡的念头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别管我要去哪儿……”

奥西波断定她情绪激动但完全清醒。她在他的身旁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做了一个他没料到的动作。她把手伸进他的臂弯。这个举动本身让他吓了一跳，同样也因为这个动作所表现出的那种显而易见的果决感。但由于这是一件微妙的事，奥西波同志表现得十分得体。他只是将那只手轻轻按在自己结实的肋骨上。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正被推着向前走，便顺从了这种冲动。在布雷特街尽头，他感觉到自己被引导向了左边。他顺从了。

街角的果蔬商已经熄灭了橙子和柠檬那耀眼的光芒，布雷特广场陷入了一片黑暗，只有几盏灯透出的雾蒙蒙光晕界定了它三角形的轮廓，中间立着一架三头灯。那一男一女的黑色身影缓慢地挽着手臂沿着墙壁滑行，在这个凄惨的夜晚显得既亲昵又像无家可归者。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要去找你，你会怎么说？”维洛克太太问道，用力紧紧抓着他的手臂。

“我会说，你找不到比我更乐意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的人了，”奥西波回答，心想自己正取得巨大的进展。事实上，这段微妙关系的进展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

“在我的困难中！”维洛克太太缓慢地重复道。

“是的。”

“你知道我的困难是什么吗？”她带着一种奇异的强烈感低声说道。

“看完晚报十分钟后，”奥西波热情地解释道，“我碰到了一个你可能在店里见过一两次的伙计，我跟他谈了谈，这让我毫无疑问。然后我就出发来这儿了，心里琢磨着你——我从第一眼见到你起，就对你倾慕得难以言表，”他喊道，仿佛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奥西波同志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哪个女人能完全不相信这样的陈述。但他不知道，维洛克太太是以求生本能带给溺水者那种死死抓住救命稻草的凶狠劲儿来接受它的。对于维洛克先生的遗孀来说，这位强壮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像是一个光芒四射的生命信使。

他们保持着步伐，缓慢地走着。“我猜到了，”维洛克太太虚弱地呢喃道。

“你从我的眼神里读出来的，”奥西波自信满满地暗示道。

“是的，”她对着他倾过来的耳朵呼出了一口气。

“像我这样的爱，是无法在你这样的女人面前隐藏的，”他继续说道，试图将自己的心智从诸如店铺的商业价值以及维洛克先生可能在银行里留下的存款这类物质考量中抽离出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风流韵事的感性一面中。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取得的进展感到有些震惊。维洛克是个好人，就目前所见，他确实是个非常体面的丈夫。然而，奥西波同志并不打算为了一个死人而和自己的好运过不去。他果断地压制了自己对维洛克同志亡魂的同情，继续说道。

“我无法隐瞒。我满脑子都是你。我想你一定忍不住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来了。但我却无法揣测你的心意。你总是那么疏离……”

“你还指望什么？”维洛克太太突然爆发道，“我曾是个正经女人——”

她停顿了一下，随后仿佛自言自语般，带着阴森的愤懑补充道：“直到他把我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奥西波没有接这个话茬，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他给我的感觉一直配不上你，”他开口道，将忠诚抛到了九霄云外。“你值得更好的命运。”

维洛克太太苦涩地打断道：

“更好的命运！他从我生命中骗走了七年。”

“你和他在一起看起来过得很幸福。”奥西波试图为自己过去那冷淡的行为开脱。“正是这一点让我感到胆怯。你看起来那么爱他。我很惊讶——也很嫉妒，”他补充道。

“爱他！”维洛克太太带着满腔的蔑视与愤怒，低声尖叫道。“爱他！我曾是个称职的妻子。我是个正经女人。你以为我爱他！你竟然真的以为！听着，汤姆——”

这个名字的音节让奥西波同志心中涌起一阵自豪。因为他的本名叫亚历山大，而“汤姆”是他与最亲密的知己之间约定的称呼。这是一个象征友谊的名字——象征着那些情感流露的时刻。他根本不知道她曾从任何人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显然，她不仅听到了，还把它珍藏在记忆中——或许是珍藏在心中。

“听着，汤姆！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姑娘。我精疲力竭。我累坏了。有两个人依靠我的劳动过活，而我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了。两个人——我母亲和那个男孩。他比我母亲更像是我的。我曾独自在楼上，彻夜彻夜地抱着他坐在膝盖上，那时我自己也不过才八岁。然后——他是我的，我告诉你……你是不会理解的。没有男人能理解。我能怎么办？当时有个年轻小伙子——”

那段与年轻屠夫早年恋情的记忆依然顽强地留存着，就像那颗在绞刑架的恐惧下战栗、对死亡充满反抗的心中，偶尔瞥见的一个理想幻影。

“那是我当时爱着的男人，”维洛克先生的遗孀继续说道。“我想他一定也能从我的眼神里看出来。他每周挣二十五先令，而他父亲威胁说，如果他为了娶一个带着残疾母亲和痴呆傻弟弟的姑娘而做出这种傻事，就把他踢出家门。但他一直在我身边徘徊，直到有一天晚上，我终于鼓起勇气把门在他脸上关上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深爱着他。每周二十五先令啊！还有那另一个人——一个很好的房客。一个姑娘能怎么办？难道我要去街头卖身吗？他看起来很和善。总之，他想要我。带着母亲和那个可怜的孩子，我能怎么办？嗯？我说愿意了。他看起来性格不错，出手大方，有钱，从不乱说话。七年——我做了他七年的好妻子，那个仁慈的、善良的、慷慨的……而且他爱我。哦，是的。他爱我，直到我有时甚至希望自己……七年。我做了他七年的妻子。你知道你那位亲爱的朋友是什么人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个魔鬼！”

那句低语中蕴含的超乎寻常的激烈感，让奥西波同志彻底惊呆了。温妮·维洛克转身紧紧抓住他的双臂，在布雷特广场那黑暗与孤独中，在坠落的雾气之下，面对着他。这里所有的生命之声仿佛都消失在了一个由沥青、砖块、盲墙和冷漠的石头构成的三角形深井中。

“不；我不知道，”他以一种乏味的愚钝宣告道，这种愚钝带来的滑稽感并没有被那个为绞刑架所困扰的女人察觉到，“但我现在知道了。我——我理解了，”他语无伦次地继续道，脑海中揣测着维洛克在那昏昏欲睡、平淡无奇的婚后生活掩盖下，究竟做出过什么暴行。这简直太可怕了。“我理解了，”他重复道，随后灵机一动，用一句“可怜的女人！”取代了他平时惯用的“可怜的亲爱的！”，以示高尚的慰藉。这绝非寻常案例。他意识到某种反常的事情正在发生，同时他从未忘记这次冒险的巨大赌注。“可怜而勇敢的女人！”

他很高兴自己找到了这个变体；但他发现自己想不出别的话了。

“啊，但他现在已经死了，”他只能说出这句话。他在这个谨慎的感叹中加入了一股令人瞩目的怨恨。维洛克太太疯狂地抓住了他的手臂。

“你当时就猜到他死了，”她低声说道，仿佛失去了理智。“你！你猜到了我必须做的事。必须做！”

在这些话语那无法定义的语调中，隐约流露着胜利、解脱与感激。这占据了奥西波所有的注意力，以至于他根本没去理会字面意义。他纳闷她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让自己陷入这种狂乱的兴奋状态中。他甚至开始怀疑，格林威治公园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否就潜藏在维洛克夫妇那不幸的婚姻生活之中。他甚至怀疑维洛克先生是选用了那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天哪！那倒是能解释这件事的彻底愚蠢与不可理喻。当时的情况根本不需要任何无政府主义的示威。恰恰相反；维洛克作为同级别的革命者，对此心知肚明。如果维洛克只是把整个欧洲、整个革命世界、警察、新闻界以及那个自以为是的教授都当猴耍了，那将是一个多么宏大的笑话。事实上，奥西波惊奇地想，这似乎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可怜的家伙！他突然觉得，在那两口子中，那个魔鬼到底是谁，还真不一定是那个男人。

亚历山大·奥西波，绰号“医生”，天生倾向于宽容对待他的男性朋友。他盯着挽在自己手臂上的维洛克太太。对于他的女性朋友，他则以一种特别务实的方式去思考。维洛克太太为什么对他知晓维洛克先生的死讯感到如此惊诧（这根本不是什么猜测），这并没有让他过度不安。她们说话常常像疯子一样。但他好奇的是她究竟是如何获悉的。报纸除了报道那个被炸成碎片的男人身份未明这一事实外，什么也提供不了。在任何逻辑下，维洛克都不可能向她透露过自己的意图——无论那意图是什么。这个问题让奥西波同志万分感兴趣。他停下了脚步。他们刚才已经绕着布雷特广场走了三面，现在又回到了布雷特街的尽头。

“你是怎么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他问道，语气尽量调整到与那个女人向他坦白的真相相匹配。

她在回答之前，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阵，声音有气无力。

“从警察那里。有个总督察来了，他说他叫总督察希特。他给我看了——”

维洛克太太哽咽了。“哦，汤姆，他们得用铲子把他收敛起来。”

她的胸口因干呕般的抽泣而起伏。奥西波立刻接过了话头。

“警察！你是说警察已经来过了？那位总督察希特本人竟然亲自来告诉你？”

“是的，”她用同样无力的语调证实道。“他就像这样来了。他来了。我不知道。他给我看了一块大衣碎片，然后——就这样。他说，‘你认识这个吗？’”

“希特！希特！那他做了什么？”

维洛克太太低下了头。“没做什么。他什么也没做。他就走了。警察是站在那人一边的，”她悲剧性地低语道。“还来了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你是说另一个督察吗？”奥西波极度兴奋地问道，语气活像个受惊的孩子。

“我不知道。他来了。他看起来像个外国人。他可能是大使馆里的什么人。”

奥西波同志在这一新的冲击下几乎崩溃了。

“大使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什么大使馆？你到底说的什么大使馆？”

“就是切舍姆广场那个地方。他诅咒过的那帮人。我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关系！”

“那家伙，他对你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没说什么……我不在乎。别问我了，”她用疲惫的声音恳求道。

“好吧。我不问了，”奥西波温柔地应承道。他是真心的，并不是因为被那恳求声中的悲怆所打动，而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正在这场阴暗事件的深渊中失去立足点。警察！大使馆！呸！为了避免让自己的智力冒险进入那些哪怕是他天生的聪明才智也无法指引安全方向的道路，他果断地将脑海中所有的假设、猜忌和理论都抛诸脑后。眼前的女人正完全投怀送抱，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在听了那些话之后，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到惊讶了。当维洛克太太仿佛突然从关于安全的梦境中惊醒，狂乱地向他催促必须立即逃往欧洲大陆时，他一点也没有表示惊异。他只是带着真诚的遗憾说，要到早上才有火车，然后站在煤气灯下，若有所思地看着她那覆盖在黑网纱下的脸——那灯光也遮蔽在雾气织就的纱帐中。

在她身边，她黑色的身影与夜晚融为一体，就像一尊从黑色石块中雕凿了一半的塑像。无法断定她知道些什么，或者她与警察和大使馆牵扯到了什么程度。但如果她想离开，他也没理由反对。他自己也急着想走。他觉得那个对总督察和外国大使馆人员都如此诡异地熟悉的店铺，已经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了。那地方必须放弃。但还有剩下的东西。那些积蓄。那些钱！

“你必须找个地方把我藏起来，直到明天早上，”她惊惶地说道。

“说实话，亲爱的，我不能把你带到我住的地方。我和一个朋友合住一间屋子。”

他自己也有些惊惶。无疑，到明天早上，那帮该死的侦探就会出没在所有的车站。如果他们真的因为什么原因抓住了她，那么她就真的离他而去了。

“但你必须这么做。你根本不在乎我吗？你到底在想什么？”

她激烈地说着，但随后又绝望地垂下了紧握的双手。一片寂静，雾气落下，黑暗在布雷特广场上不受干扰地统治着一切。没有任何灵魂，甚至连一只流浪、无法无天且多情的猫都没有靠近这一对面对面站立的男女。

“也许可以在某处找个安全的住处，”奥西波终于开口道。“但说真的，亲爱的，我手里没那么多钱去尝试——只有几个便士。我们革命者并不富有。”

他口袋里有十五先令。他补充道：

“而且，我们还要赶路——明天一早就要走。”

她一动不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奥西波同志的心微微下沉。显然，她没有什么建议可提供。突然，她抓住了自己的胸口，仿佛感到那里有一阵剧痛。

“但我有，”她喘着气说。“我有钱。我有足够的钱。汤姆！我们离开这儿吧。”

“你有多少钱？”他问道，并没有被她的拉扯所动；因为他是个谨慎的人。

“我有钱，我告诉你。所有的钱。”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银行里所有的钱，还是别的什么？”他怀疑地问道，但又做好了对好运感到理所当然的准备。

“是的，是的！”她神经质地说。“所有的钱。我全拿了。”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就弄到手的？”他惊叹道。

“是他给我的，”她低声说道，突然变得顺从且颤抖起来。奥西波同志用坚定的意志压下了自己升起的惊愕。

“既然这样——我们得救了，”他缓缓地说道。

她身体前倾，瘫倒在他怀里。他拥抱了她。她有所有的钱。她的帽子成了亲密举动的障碍；面纱也是。他做出了足够的表示，但仅止于此。她被动地接受了这些，没有反抗，也没有回应，仿佛只有一半的知觉。她轻易地从他松垮的拥抱中挣脱出来。

“你会救我的，汤姆，”她突然开口，向后退却，但双手仍紧紧抓着他那件湿漉漉外套的翻领。“救我。藏好我。别让他们抓住我。你必须先杀了我。我自己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即使是为了我所恐惧的那种下场。”

她真是该死的怪异，他想。她开始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不安。他粗鲁地说道，因为他正忙于重要的思考：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还没猜到我被逼着做了什么吗！”那个女人叫道。被那可怕忧虑的生动性折磨得心烦意乱，脑海中回荡着那些沉重的字眼，让她时刻处于恐惧的阴影中，她以为自己的语无伦次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断断续续的句子在别人听来有多么语焉不详，那些句子只有在她自己的思想中才完整。她感受到了彻底坦白的解脱，并给奥西波同志所说的每一句话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尽管奥西波的认知与她完全不同。“你还没猜到我被逼着做了什么吗！”她的声音低了下去。“那你就不难猜出我在怕什么了，”她带着一种苦涩而阴郁的低语继续说道。“我受不了那个。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你必须答应先杀了我！”她摇晃着他的外套翻领。“这绝不能发生！”

他简短地向她保证，他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但他小心翼翼地没有明确反驳她，因为他曾多次应付过激动失控的女性，而且他倾向于让经验而非逻辑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精明正忙于其他方向。女人的话语就像泼出去的水，但火车时刻表的缺陷却是客观存在的。大不列颠的岛国特性以一种令人憎恶的方式强加在他眼前。“简直就像每天晚上都被关在锁扣里一样，”他烦躁地想，感到一种束手无策，仿佛他必须背着这个女人翻越一堵高墙。突然，他猛拍了一下额头。在绞尽脑汁之后，他想到了南安普顿到圣马洛的航线。船大约在午夜出发。十点半有一班火车。他变得兴高采烈，准备采取行动。

“从滑铁卢车站走。时间充裕。我们总算没事了……怎么了？这不是去车站的路，”他抗议道。

维洛克太太挽住他的手臂，正试图把他重新拖回布雷特街。

“我出来的时候忘了关店铺的门，”她惊恐地低语道。

店铺以及里面的一切已经不再引起奥西波同志的兴趣。他懂得如何限制自己的欲望。他本想说“那又怎样？随它去吧”，但他忍住了。他讨厌为琐事争论。想到她可能把钱留在抽屉里，他甚至加快了脚步。但他的积极性远赶不上她那发烧般的急躁。

店铺起初看起来一片漆黑。门半开着。维洛克太太靠在门面上，喘着气说：

“没人进去过。看！那灯光——客厅里的灯光。”

奥西波伸头向前望去，在店铺的黑暗中看到了一抹微弱的光亮。

“确实有，”他说。

“我忘了关它。”维洛克太太的声音从面纱后微弱地传来。正当他站在那里等着她先进去时，她大声说道：“进去把它熄灭——否则我会疯的。”

对于这个动机古怪的提议，他没有立即表示反对。“钱都在哪儿？”他问。

“在我身上！去吧，汤姆。快！把它熄灭……进去！”她喊道，从背后抓住他的双肩。

由于没有准备好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肢体力量，奥西波同志被她推得踉跄着冲进了店铺深处。他对这个女人的力气感到惊异，也对她的举动感到极其反感。但他没有退回去在街上严厉斥责她。他开始对她这种荒诞的行为感到一种不快。况且，现在是顺从这个女人的最好时机，如果不是唯一时机的话。奥西波同志轻松地绕过柜台尽头，冷静地走向客厅的玻璃门。由于帘子拉开了一点，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去转动把手，并在那一瞬间自然而然地向里望去。他看进去时没有任何想法，没有意图，没有任何好奇心。他看进去是因为他忍不住要看。他看进去，发现了维洛克先生正安详地躺在沙发上。

一声来自胸腔深处的尖叫在还没发出来之前就消逝了，转化成嘴里的一种油腻、恶心的苦味。与此同时，奥西波同志的精神人格猛地向后狂跳了一步。但他的身体，在失去了理智的引导后，仍以一种本能的无意识力量紧紧抓着门把手。这位强壮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没有摇晃。他死死盯着里面，脸贴着玻璃，双眼瞪得几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逃离，但恢复的理智告诉他，现在松手绝非明智之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疯癫、噩梦，还是一个带着恶魔般狡诈诱捕他的陷阱？为什么——为了什么？他不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关于这两人，他并没有任何负罪感，他的良心是完全清白的，但在那一刻，他被维洛克夫妇这对男女莫名其妙谋杀的想法，不仅是掠过了他的脑海，更是掠过了他的心底，随后留下了一阵恶心的虚脱感——一种极度的不适。那一瞬间——一个漫长的瞬间，奥西波同志感到了极度的不适。他死死盯着。维洛克先生此时躺得一动不动，为了他自己的理由模拟着睡眠，而那个野蛮的女人正守在门外——在黑暗荒凉的街道上隐形而沉默。这一切难道是警察为他量身定做的某种恐怖安排？他的谦逊让他排除了这种解释。

但奥西波通过对那顶帽子的凝视，才真正领会了他眼前这一幕的含义。那似乎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东西，一个凶兆，一个预示。它黑沉沉的，帽檐朝上，就那样摆在沙发前的地板上，仿佛准备迎接那些即将来访的人投下的便士，好让他们看看维洛克先生正以何等惬意的家居姿态在沙发上休憩。这位强壮的无政府主义者，目光从帽子移开，转向那张挪了位的桌子，又盯着破碎的盘子看了一阵，接着从那人半闭的眼睑下透出的一抹苍白光亮中，感受到了一种视觉上的冲击。维洛克先生现在看起来与其说是在睡觉，不如说是侧着头躺着，执拗地盯着自己的左胸。当奥西波同志认出那把刀的刀柄时，他从玻璃门前转过身，剧烈地干呕起来。

街门砰的一声关上，那撞击声让他惊恐得灵魂出窍。这间屋子及其无害的租客，依然可能沦为一个陷阱——一个极其可怕的陷阱。奥西波同志此刻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已毫无明确的概念。他的大腿撞在柜台末端，他转过身，痛苦地尖叫着踉跄了一下，在令人心烦意乱的铃铛声中，他感到自己的双臂被一个痉挛般的拥抱紧紧束缚在身侧，而女人的冰冷嘴唇在他耳边诡异地蠕动，吐出这样的话语：

“警察！他看见我了！”

他停止了挣扎；她却始终没有松手。她的双手在他强壮的背上纠缠在一起，手指扣得死死的。当脚步声逼近时，他们胸贴着胸，急促而沉重地呼吸着，仿佛正处于一场殊死搏斗的姿态，而实际上，那是极度恐惧的姿态。时间过得极其漫长。

那名巡警确实看见了维洛克太太的影子；只是因为她是从布雷特街另一端灯火通明的街道走出来的，对他而言，她不过是黑暗中掠过的一抹虚影。而且他甚至不能确定那是否真是一抹虚影。他没有理由匆忙赶来。当他走到店门口时，发现店铺关门很早。这并没有什么反常。执勤的警员对这家店有特别指示：除非绝对混乱，否则不要干扰那里的动静，但任何观察结果都要上报。他并没有什么观察结果；但出于职责感和为了心安，也因为那黑暗中令人怀疑的虚影，巡警穿过马路，试了试门。那把弹簧锁——它的钥匙正永远地在已故维洛克先生的背心口袋里休假——锁得依然很牢。就在这位尽职的警员摇晃门把手时，奥西波感到那女人的冰冷嘴唇又在他耳边诡异地蠕动起来：

“如果他进来就杀了我——杀了我，汤姆。”

巡警走开了，路过时顺手晃了晃他的暗灯，仅仅是走个过场，照了照店窗。屋里的男人和女人又僵立了一会儿，胸贴着胸，喘着粗气；随后她的手指松开了，双臂无力地垂在身侧。奥西波靠在柜台上。这位强壮的无政府主义者极其需要支撑。这太可怕了。他简直恶心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他还是设法吐露了一个凄凉的念头，至少表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要是再晚上一两分钟，你就会让我撞上那个拿着该死的暗灯到处乱晃的家伙了。”

维洛克先生的遗孀，站在店中央一动不动，固执地说道：

“进去把那灯灭了，汤姆。它会逼疯我的。”

她模糊地看到了他激烈的拒绝手势。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诱使奥西波走进客厅。他并不迷信，但地板上的血迹太多了；在那顶帽子周围，血迹汇成了一滩令人作呕的积液。他认为自己为了求得心安——或许也是为了保住脖子——离那具尸体已经太近了！

“那就去电表那里！在那儿。看。在那个角落。”

奥西波同志那强壮的身躯，在大步穿过店铺时显得突兀而阴沉，他顺从地蹲在角落里；但这种顺从毫无风度。他神经质地摸索着——突然，伴随着一声嘟囔出的咒语，玻璃门后的灯光熄灭了，引得那女人发出了一声气喘吁吁的、歇斯底里的叹息。黑夜，人类在这个地球上辛勤劳作所换来的必然报偿，黑夜降临在维洛克先生身上——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老一辈的人”之一；社会卑微的守护者；斯托特-瓦尔滕海姆男爵（Baron Stott-Wartenheim）公文中极其宝贵的秘密代理人[delta]；法律与秩序的仆人，忠诚、受信任、严谨、令人钦佩，或许只有一个可爱的小弱点：天真地相信自己因其人格魅力而被人爱戴。

奥西波摸索着穿过闷热的空气——此刻已是墨黑一片——回到了柜台。维洛克太太站在店中央，她的声音在黑暗中震颤，发出绝望的抗议。

“我不要被绞死，汤姆。我不要——”

她停住了。奥西波从柜台后发出警告：“别这么大声喊，”随后似乎在进行深刻的思考。“这件事是你一个人做的？”他用空洞的声音问道，但表现出一种果断的冷静，这让维洛克太太心中充满了对他的保护力量的感激与信任。

“是的，”她在黑暗中低语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可能的，”他喃喃道。“谁都不会相信。”她听见他在走动，客厅门锁发出咔哒一声。奥西波同志锁住了维洛克先生的安息之地；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对死亡本质的敬畏或任何晦涩的情感考量，而仅仅是因为他根本无法确定屋里是否还藏着别人。他不相信那个女人，或者说，到了现在，他已经没有能力判断在这个令人震惊的宇宙中，什么才是真实的、可能的，甚至仅仅是合理的。他被吓得彻底丧失了对这桩非同寻常之事的信疑能力。这事始于警探和大使馆，最后谁知道会以什么收场——或许是某个人的绞刑架。他一想到自己无法证明从七点钟起这段时间的行踪就感到恐惧，因为他一直在布雷特街附近鬼混。他被这个把他带进这里、很可能会在不小心时给他扣上同谋罪名的野蛮女人吓坏了。他被自己卷入此类危险的迅速程度吓坏了——竟然被诱骗到了这里。从他遇见她到现在，不过才过了二十分钟。

维洛克太太的声音低沉而哀伤地响起：“别让他们绞死我，汤姆！带我离开这个国家。我会为你工作。我会为你当牛做马。我会爱你的。我在这世上无依无靠……如果连你都不看我一眼，还有谁会呢！”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在那滴从刀柄上滑落的、微不足道的血珠所营造的孤独深处，她获得了一种可怕的灵感——她，那个曾是贝尔格莱维亚公馆里体面的姑娘，那个维洛克先生忠诚而体面的妻子。“我不会要求你娶我，”她带着羞愧的语气低声说道。

她在黑暗中向前迈了一步。他被她吓坏了。如果她突然又掏出另一把刀刺向他的胸膛，他也不会感到惊讶。他确实不会做出任何反抗。他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勇气叫她退后。但他用一种深沉而怪异的语调问道：“他当时睡着了吗？”

“没有，”她大叫道，随后迅速接下去。“没有。他才没有。他一直在跟我说，没有人能动他分毫。在他当着我的面把那个孩子带走去杀掉之后——那个可爱、天真、无害的孩子。我告诉你，那是我的孩子。他在那儿躺在沙发上，感到无比自在——在杀了那孩子之后——我的孩子。为了逃离他的视线，我宁愿去当妓女。而他竟然对我这样说：‘过来，’就在他告诉我我参与杀了那孩子之后。你听见了吗，汤姆？他这样说：‘过来，’就在他把那个孩子从我身边夺走并将其摧毁在尘土中之后。”

她停下了，然后如梦呓般重复了两遍：“血与土。血与土。”一道巨大的光亮照进了奥西波同志的脑海。原来那个死在公园里的半痴呆孩子竟然是这样。而所有人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程度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完整——简直是宏大的荒谬。他极度震惊之下，以一种科学的口吻惊呼道：“那个退化者——天呐！”

“过来。”维洛克太太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以为我是什么做的？告诉我，汤姆。过来！我！像这样！我盯着那把刀看了很久，我想如果他那么需要我，那我就过去吧。哦，是的！我过去了——最后一次……带着刀。”

他被她吓坏了——那个退化者的姐妹——她自己也是个退化者，属于谋杀型……要不就是撒谎型。奥西波同志可以说不仅是处于各种普通的恐惧中，还处于一种“科学的”恐惧之中。这是一种无法估量的复杂恐怖，正是因为这种过度的恐惧，让他在黑暗中反而产生了一种冷静而深思熟虑的假象。因为他动弹和说话都十分困难，仿佛意志和心智都被冻结了一半——没人能看见他那惨白的脸色。他感到自己快死了一样。

他跳起一英尺高。出乎意料，维洛克太太用一声尖锐而可怕的尖叫亵渎了她家中那份未曾破坏的庄重体面。

“救命，汤姆！救救我。我不要被绞死！”

他冲上前去，伸手捂住她的嘴，尖叫声戛然而止。但在冲过去时，他把她撞倒了。他感觉到她此刻正紧紧缠着他的双腿，他的恐惧达到了顶点，变成了一种陶醉，产生了一些妄想，呈现出震颤谵妄的特征。他现在甚至真的看到了蛇。他看见那个女人像蛇一样缠着他，怎么也甩不掉。她不是致命的。她就是死亡本身——生命的伴侣。

维洛克太太仿佛因这场爆发而得到了解脱，此刻表现得一点也不吵闹了。她显得很可怜。

“汤姆，你现在甩不掉我了，”她从地板上喃喃道。“除非你把我的头踩在脚下。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起来，”奥西波说。

他的脸色苍白得在店铺深沉的黑暗中清晰可见；而维洛克太太戴着面纱，看不见脸，几乎看不出形体。她帽子上的一朵小小白花在微微颤抖，标示着她的位置和动作。

她在黑暗中站了起来。她从地板上爬起来后，奥西波后悔没有立刻冲到街上去。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没用。根本没用。她会追着他跑。她会尖叫着追赶他，直到引来附近所有的警察。到那时，天知道她会说出他什么事。他太害怕了，以至于有一瞬间，他在黑暗中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想要勒死她。而这反而让他更加恐惧！她缠住他了！他想象着自己在西班牙或意大利某个阴暗的小村庄里过着卑微恐惧的生活；直到某个清晨，人们发现他也死了，胸口插着一把刀——就像维洛克先生那样。他长叹一声。他不敢动弹。而维洛克太太在沉默中等待着她救星的垂青，从他那沉思的沉默中汲取着慰藉。

突然，他用一种几乎自然的语调开口了。他的思考已经结束。

“我们走吧，不然要错过火车了。”

“我们要去哪儿，汤姆？”她胆怯地问。维洛克太太已不再是一个自由人。

“先去巴黎吧，用我们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你先出去，看看外面安全不。”

她服从了。她那小心翼翼打开门后的声音显得低沉。

“安全。”

奥西波走了出来。尽管他极力想要轻手轻脚，那破损的铃铛还是在空荡荡的店铺里随着关门声叮当作响，仿佛徒劳地想要提醒正在休憩的维洛克先生，他的妻子——伴随着他的朋友——正进行最后的告别。

在他们随后叫到的一辆马车上，这位强壮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解释起来。他依然脸色惨白得可怕，双眼仿佛凹陷进了紧绷的脸庞半英寸深。但他似乎已经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条理预想了一切。

“当我们到达时，”他用一种古怪而单调的语调说道，“你必须先我一步走进车站，装作我们互不相识。我会去买票，然后在我经过你身边时把你的票塞进你手里。然后你进入头等舱女宾候车室，在那里坐到开车前十分钟。然后你出来。我会在外面。你先走进站台，装作不认识我。那儿可能有眼睛在盯着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你自己一个人，不过是一个乘火车的女人。我可是个名人。和我在一起，你可能会被认作是维洛克太太在逃亡。你明白吗，亲爱的？”他吃力地补充道。

“明白，”维洛克太太说，坐在马车里紧挨着他，因绞刑架的恐惧和对死亡的畏惧而全身僵硬。“明白，汤姆。”她对自己补充道，像是一段可怕的重句：“判决的坠落高度是十四英尺。”

奥西波没有看她，脸色像是一张因重病消瘦后新做的石膏模型，说道：“顺便问一下，我该拿买票的钱了。”

维洛克太太解开胸衣上的几个钩扣，同时目光直视着车挡板外，将那个崭新的猪皮钱包递给了他。他一言不发地接过，似乎把它深深地塞进了自己胸口的某个深处。接着，他在外套外面拍了拍。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交换过一个眼神；他们就像两个正期待着看到梦想终点的人。直到马车转过一个街角驶向桥梁，奥西波才再次开口。

“你知道那东西里有多少钱吗？”他问道，仿佛正缓慢地对坐在马耳之间的某个地精说话。

“不知道，”维洛克太太说。“是他给我的。我没数。当时我没往心里去。后来——”

她稍微动了动右手。那个右手——就在一小时前，它将致命的一击刺进了一个人的心脏——那个小小的动作是如此富有表现力，以至于奥西波无法抑制地颤抖了一下。于是他故意夸大了这种颤抖，喃喃道：

“我冷。我冻透了。”

维洛克太太直视着她逃亡的前方。时不时地，像一条吹过马路的黑色缎带，那句“判决的坠落高度是十四英尺”的话就挡在她紧绷的视线中。透过黑色的面纱，她那双大眼睛的眼白光亮如漆，像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的双眼。

奥西波的僵硬带有一种公事公办的意味，一种奇特的官僚表情。人们突然又听到他的声音，仿佛他为了说话而松开了一个扣子。

“听着！你知道你的——他是在银行以自己的名字开户的，还是用的别的名字？”

维洛克太太转向他那张蒙着面具的脸，和他那双闪着巨大白色光亮的大眼睛。

“别的名字？”她若有所思地说道。

“说话准确点，”奥西波在马车飞驰的节奏中教导道。“这极其重要。我会向你解释。银行有这些钞票的编号。如果它们是以他的真名支付给他的，那么当他的——他的死讯传开后，这些钞票可能会被用来追踪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钱了。你身上没有别的钱吗？”

她摇了摇头，表示否定。

“一点都没有？”他坚持道。

“几个铜板。”

“那种情况下就危险了。这些钱得专门处理。非常专门。我们可能要损失一半以上的金额，才能在巴黎一个我所知的安全地方把这些钞票换掉。另一种情况，我是说，如果他开户并领款时用的是另一个名字——比如‘史密斯’，那么这笔钱用起来就完全安全。你明白吗？银行没有办法知道维洛克先生和，比方说，史密斯是同一个人。你明白准确回答我是多么重要吗？你完全能回答那个问题吗？或许不能。嗯？”

她沉着地说道：

“我想起来了！他不是用自己的名字开户的。他有一次告诉我，那是存放在一个叫‘普罗佐尔’的名字下的。”

“你确定？”

“确定。”

“你不认为银行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或者银行里的任何人，或者——”

她耸了耸肩。

“我怎么会知道？这可能吗，汤姆？”

“不。我想是不太可能。要是能确定就更让人安心了……到了。先下去，直着走进去。动作利索点。”

他留在了后面，用自己兜里的零钱付了车资。他那细致的先见之明所制定的计划被执行了。当维洛克太太手里拿着去圣马洛的票走进女宾候车室时，奥西波同志走进酒吧，在七分钟内喝下了三杯热白兰地兑水。

“试着把寒气驱走，”他对着酒保友好地点点头，露出一抹痛苦的微笑，解释道。然后他走了出来，带着那段欢庆插曲后留下的面容——那是一张曾在悲伤之泉饮水的男人的脸。他抬头看向时钟。时间到了。他等待着。

维洛克太太准时地走了出来，面纱垂下，全身漆黑——黑得就像平凡的死亡本身，头戴几朵廉价而苍白的花。她从一群正在欢笑的男人身边走过，但那笑声本可能被一个词就此扼杀。她的步态慵懒，但背脊挺得笔直，奥西波同志在自己动身前，惊恐地注视着她的背影。

火车已经进站，车厢外几乎空无一人。由于时值岁末，天气恶劣，几乎没有什么乘客。维洛克太太沿着一排排空车厢慢慢走着，直到奥西波从背后触碰了她的手肘。

“这里。”

她上了车，而他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她前倾身体，低声说：

“怎么了，汤姆？有什么危险吗？等一下。守车员在那儿。”

她看见他走向那个穿制服的人。他们谈了一会儿。她听见守车员说：“好的，先生，”并看见他碰了碰帽檐。然后奥西波回来了，说道：“我告诉他不准任何人进入我们的车厢。”

她正前倾着身体坐在座位上。“你想得真周到……你会带我逃出去的，对吗，汤姆？”她焦虑地问道，猛地掀起面纱，看着她的救星。

她露出了一张如金刚石般坚硬的脸。而在这张脸上，那双大而干燥、肿胀、毫无光泽的眼睛，像白色闪亮的球体上两个烧焦的黑色孔洞一般盯着前方。

“没有危险，”他说道，凝视着她的双眼，那神情近乎入迷，在逃离绞刑架的维洛克太太看来，竟充满了力量与温柔。这份深情深深打动了她——那张如金刚石般坚硬的脸，失去了恐怖带来的严酷僵硬。奥西波同志凝视着那张脸，其专注程度远超任何爱人凝视情人的容颜。亚历山大·奥西波，无政府主义者，绰号“医生”，一本医学（且不正经）小册子的作者，曾是工人俱乐部社会卫生讲座的讲师，他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但他服从科学的法则。他是科学的，他正以科学的眼光审视着那个女人，一个退化者的姐妹，一个退化者本人——属于谋杀型。他凝视着她，心中祈求着龙勃罗梭，正如意大利农民祈求自己最敬仰的圣徒。他进行着科学的审视。他审视着她的脸颊、她的鼻子、她的眼睛、她的耳朵……糟糕！……致命！维洛克太太苍白的嘴唇微张，在他那充满激情与专注的凝视下略微松弛，他又审视了她的牙齿……毫无疑问……谋杀型……如果奥西波同志没有把那受惊的灵魂托付给龙勃罗梭，那仅仅是因为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他不相信自己身上带着“灵魂”这种东西。但他拥有科学精神，这驱使他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用神经质的断续言语进行了一番表述。

“你那个弟弟真是个非凡的年轻人。非常值得研究。某种意义上，他是个完美的类型。完美！”

他在内心深处的恐惧中以科学的口吻说着话。而维洛克太太，听着这些对自己挚爱死者的赞美，随着那双阴郁眼眸中闪烁的一抹光亮向前摇晃，宛如雷雨前的一线阳光。

“他确实是那样，”她用颤抖的唇轻声呢喃。“你对他很关注，汤姆。我为此而爱你。”

“你们俩之间的相似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奥西波继续说道，吐露出心中挥之不去的恐惧，试图掩饰他对火车开动那令人作呕的神经质焦急。“是的；他长得像你。”

这些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或同情之处。但这种被反复强调的相似性，本身就足以强烈地触动她的情绪。伴随着一声微弱的低呼，维洛克太太挥动双臂，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奥西波进入车厢，匆忙关上门，向外望去，想看一眼车站的时钟。还有八分钟。在最初的三分钟里，维洛克太太剧烈而无助地哭泣，没有任何停歇。随后，她稍微恢复了一些，伴随着泪如泉涌的哀伤，抽泣声变得柔和。她试图与她的救星，这位带来生命的信使交谈。

“噢，汤姆！在他被如此残忍地从我身边夺走之后，我怎么能害怕死亡呢！我怎么能！我怎么能如此懦弱！”

她大声哀叹着自己对生命的眷恋，那生命虽无优雅或魅力，甚至几乎毫无体面可言，却有着一种狂热的忠诚，甚至不惜走向谋杀。正如可怜人类的哀叹中常有的那样，他们虽拥有丰富的苦难，却匮乏言语，真相——那真相的呼喊——竟是在从虚假情感的陈词滥调中拾起的一副陈旧而做作的外壳中被发现。

“我怎么会如此害怕死亡！汤姆，我试过了。但我害怕。我试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我做不到。我心肠很硬吗？我想，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恐怖之杯还装得不够满。直到你来了……”

她停顿了一下。接着，怀着一股信心与感激之情，“我会为你度过余生，汤姆！”她抽泣着喊道。

“去车厢的另一角，离月台远一点，”奥西波关切地说道。她任由她的救星将她安置妥当，他看着她下一波哭泣的来临，比第一次更加剧烈。他以一种医疗般的姿态注视着这些症状，仿佛在计算秒数。他终于听到了列车员的哨声。当他感到火车开始移动时，上唇不由自主的收缩露出了牙齿，显露出一副野蛮而果决的姿态。维洛克太太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感觉到，而她的救星奥西波却站着不动。他感觉到火车滚动得越来越快，在女人响亮的啜泣声中沉重地轰鸣，随后他大步横跨车厢，从容地打开车门，一跃而出。

他跳在了月台的最尽头；他对自己绝望计划的坚持竟如此坚定，以至于他凭借一种几乎是在空中完成的奇迹，成功地将车厢门撞上了。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像一只被击中的兔子一样滚作一团。他站起身时浑身淤青，身体颤抖，脸色惨白如死，上气不接下气。但他保持着冷静，完全能够应对那些瞬间聚集在他周围、神色激动的铁路工人。他用温和而令人信服的语调解释说，他的妻子临时决定去布列塔尼见她垂死的母亲；当然，她非常难过，他也为她的状态深感担忧；他当时正试图安慰她，结果完全没注意到火车已经开动了。对于人们普遍发出的惊呼“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南安普敦呢，先生？”，他反驳说，家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姨子独自带着三个小孩，如果他不在，她会因电报局关门而惊慌失措。他是冲动行事。“但我认为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他总结道；微笑着向四周致意；分发了一些零钱，然后步履稳健地走出了车站。

在外面，奥西波同志，口袋里揣着这辈子从未有过的充足钞票，拒绝了出租马车的提议。

“我可以走，”他向那位客气的车夫报以友好的浅笑。

他可以走。他走着。他穿过了桥。后来，修道院塔楼在巨大的静止中注视着他那黄色的头发在灯光下闪过。维多利亚车站的灯光也看见了他，斯隆广场，还有公园的栏杆也是。而奥西波同志再次发现自己站在一座桥上。河流，那片死寂阴影与流动微光在下方黑色静谧中交融的阴险奇观，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他站在护栏边看了许久。钟楼在他低垂的头顶上方发出洪亮的钟声。他抬头看向表盘……在这个海峡狂风之夜的十二点半。

奥西波同志又走了起来。他那健壮的身影当晚出现在这座庞大城镇的遥远角落，它在泥泞的毯子上，在浓雾的笼罩下发出怪诞的沉睡声。它穿过死寂无声的街道，在阴影房屋那漫长而笔直的透视中逐渐缩小，沿着排满煤气灯的空旷道路前行。他走过广场、地方、椭圆路、草地，走过那些名字陌生的单调街道，那里的人类尘埃在生命之流外沉淀，惰性而绝望。他走着。突然转入一个带有秃草皮的前花园小径，用口袋里掏出的钥匙打开了一座阴冷肮脏的小屋的门。

他合衣倒在床上，静静地躺了整整一刻钟。接着他突然坐起，双膝上提，紧紧环抱住自己的腿。黎明的第一道光发现他依然睁着眼，保持着同样的姿势。这个能走得如此漫长、如此遥远、如此漫无目的而毫无疲惫迹象的男人，也能在不挪动四肢或眼皮的情况下坐上数小时。但当午后的阳光射入房间时，他松开了手，倒在枕头上。他的双眼凝视着天花板。随即，它们闭上了。奥西波同志在阳光下睡着了。

第十三章

墙壁碗柜上那巨大的铁挂锁，是房中唯一能让目光停留而不受那种凄惨丑陋的形态和贫乏物质所折磨的物件。由于比例高贵而在常规贸易中难以售出，它被伦敦东区的一位海商以几个便士的价格转让给了教授。这间屋子很大，整洁、体面，却贫穷得让人感受到除了面包之外，一切人类需求都在受饥饿的折磨。墙上除了一层纸外什么也没有，那是一片被砷染绿的底色，此处彼处沾满了不可磨灭的污渍，留下的印记宛如无人大陆的褪色地图。

在窗边的一张旧木桌旁，奥西波同志坐着，双手托着头。教授穿着他那唯一的一套粗劣粗花呢西装，脚上穿着一双在光秃秃的地板上拍打作响的破旧不堪的拖鞋，双手深深插进外套那被拉得变形的口袋里。他正向他那位强壮的客人讲述他最近拜访迈克尔里斯使徒的情况。这位“完美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表现出了一丝缓和。

“那家伙对维洛克的死一无所知。当然了！他从不看报纸。他说那让他太难过了。但没关系。我走进了他的小屋。空无一人。我不得不喊了五六声他才回答我。我以为他还在床上熟睡。但根本不是。他已经写了四个小时的书了。他就坐在那小笼子里，周围全是草稿。桌上有一根吃了一半的生胡萝卜。那是他的早餐。他现在靠吃生胡萝卜和一点牛奶过活。”

“他看起来怎么样？”奥西波同志无精打采地问。

“天使般的……我从地板上捡起几页他的稿子。那推理的贫乏简直令人吃惊。他毫无逻辑。他无法连贯思考。但这无关紧要。他把自己的自传分成了三部分，标题分别是——‘信仰、希望、仁慈’。他现在正在阐述一个构想，把世界规划成一个巨大而美好的医院，里面有花园和鲜花，强者要在其中致力于照顾弱者。”

教授顿了顿。

“你能想象这种愚蠢吗，奥西波？弱者！这世上一切罪恶的源头！”他带着那副冷酷的自信继续说道。“我告诉他，我梦想着一个像屠宰场一样的世界，在那里，弱者会被抓住并彻底清除。”

“你明白吗，奥西波？一切罪恶的源头！他们是我们阴险的主人——弱小、软弱、愚蠢、懦弱、胆小、心智奴性的人。他们拥有权力。他们是多数。地球的王国属于他们。清除，清除！那是进步的唯一途径。就是这样！跟着我干，奥西波。首先必须清除那些庞大的弱者群体，然后是相对较强的。你明白吗？先是盲人，然后是聋哑人，然后是跛子和瘸子——以此类推。每一种污点、每一种恶习、每一种偏见、每一种传统都必须走向毁灭。”

“那剩下什么？”奥西波声音压抑地问。

“我留下——如果我足够强大的话，”这名脸色蜡黄的小个子教授断言道，他那薄如蝉翼的大耳朵从瘦弱的头骨两侧高高支起，此刻竟突然染上了一抹深红色。

“我受够了这种弱者的压迫，难道还不够吗？”他强有力地继续道。然后拍了拍外套的胸袋：“而我，就是力量，”他接着说。“但时间！时间！给我时间！啊！那群人，愚蠢到既不会感受怜悯也不会感到恐惧。有时我认为他们站在了真理的一边。一切——甚至死亡——我自己的武器。”

“到‘西勒努斯’和我一起喝点啤酒吧，”在一阵被“完美无政府主义者”拖鞋上那快速的拍打声所笼罩的沉默过后，健壮的奥西波说道。后者接受了。那天他以自己那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得很欢快。他拍了拍奥西波的肩膀。

“啤酒！就这么办！让我们喝吧，让我们快乐吧，因为我们很强大，而且明天我们就会死。”

他忙着穿上靴子，同时用那种简短、果断的语调说着话。

“奥西波，你有什么毛病？你看起来闷闷不乐，甚至要来找我。我听说你经常出现在那些男人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蠢话的地方。为什么？你放弃了你的女性收藏了吗？她们可是供养强者的弱者——嗯？”

他跺了跺脚，拾起另一只系带靴，沉重、厚底、没上油、补了很多次。他对自己冷酷地笑了笑。

“告诉我，奥西波，那个可怕的人，有没有你的受害者为你自杀过——还是说你的成就目前还不完整——因为唯有鲜血才能给伟大盖上印章？鲜血。死亡。看看历史吧。”

“你去死吧，”奥西波头也不回地说道。

“为什么？让那成为弱者的希望吧，他们的神学为强者发明了地狱。奥西波，我对你是友好的蔑视。你连一只苍蝇都杀不死。”

但在乘坐公共汽车前往赴宴的路上，教授失去了他的高昂兴致。对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那成群结队的人群的凝视，让他那份自信在怀疑与不安的重压下熄灭了，只有在关着那把巨大挂锁的房间里独处一段时间后，他才能摆脱这种情绪。

“所以说，”坐在后排的奥西波同志越过肩膀说道，“所以迈克尔里斯梦想着一个像美丽而欢快的医院一样的世界。”

“正是如此。一个治疗弱者的巨大慈善机构，”教授讽刺地附和道。

“那是愚蠢的，”奥西波承认。“你无法治愈软弱。但归根结底，迈克尔里斯可能并没有错得太离谱。两百年后，医生将统治世界。科学已经在统治了。它也许是在阴影中统治——但它确实在统治。而所有的科学终将归结于治愈之学——不是治愈弱者，而是强者。人类想要活着——活着。”

“人类，”教授带着一副铁框眼镜下的自信光芒断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你知道，”奥西波嘟囔道。“刚才你还在呼喊时间——时间。好吧。医生们会给你分配时间的——如果你表现得好。你自称是强者之一——因为你口袋里装着足够让你自己，还有，比方说，另外二十个人进入永恒的东西。但永恒是个该死的洞。你真正需要的是时间。你——如果你遇到一个能肯定给你十年时间的人，你一定会叫他主人。”

“我的信条是：没有上帝！没有主人，”教授在起身下车时义正词严地说道。

奥西波跟在后面。“等到你躺在床上、时间耗尽的时候再看吧，”他回嘴道，跟着对方跳下了踏板。“你那卑鄙、破烂、肮脏的一点点时间，”他走过马路，跳上路缘石时继续说道。

“奥西波，我觉得你是个骗子，”教授说道，以一种主宰的姿态打开了著名的“西勒努斯”酒吧的门。当他们在小桌旁坐定后，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优雅的想法。“你甚至不是个医生。但你很有趣。你那种认为人类会在几个庄重的小丑的号令下，从两极到两极普遍伸出舌头接受药丸的想法，真配得上先知。预言！思考未来会发生什么有什么用！”他举起酒杯。“为了毁灭现有的一切，”他冷静地说道。

他喝了一口，又陷入了那种特有的紧闭式沉默中。想到像海边沙砾一样众多、一样不可毁灭、一样难以驾驭的人类，他感到压抑。炸弹爆炸的声音在他们那被动的颗粒总量中消失了，没有一丝回响。比如，这件维洛克的事。现在还有谁在想它？

奥西波仿佛突然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叠多次的报纸。听到声响，教授抬起了头。

“那是份什么报纸？有什么内容吗？”他问。

奥西波像个受惊的梦游者一样猛地一震。

“没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东西是十天前的。我想我把它忘在口袋里了。”

但他并没有把那旧报纸扔掉。在把它放回口袋之前，他偷看了一眼一段文字的最后几行。它们写道：“似乎有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注定将永远悬在这个疯狂或绝望的行径之上。”

这是一条新闻的结尾，标题是：“海峡渡轮女乘客自杀”。奥西波同志对这种新闻风格的“美感”非常熟悉。“似乎有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注定将永远悬在……”他把每一个字都记在了心里。“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而这位强壮的无政府主义者，将头垂在胸前，陷入了漫长的沉思。

他感到自己被这件事威胁到了存在的根基。他无法走出去见他的那些猎物，那些他在肯辛顿花园的长椅上追求的，还有那些他在围栏边遇到的，而不担心开始向她们谈论一个“注定将永远悬着”的无法解开的谜团……他正科学地害怕着那种潜伏在这些字里行间的疯狂。“注定将永远悬在。”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折磨。他最近没能赴约好几次，而这些约会曾经的基调是对感性语言和男子气概温柔的无限信任。各类女性的顺从性格满足了他自尊心的需要，并为他提供了一些物质手段。他需要这些来生活。它就在那里。但如果他不能再利用它，他就冒着让自己的理想和身体挨饿的风险……“这个疯狂或绝望的行径”。

“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肯定会“永远悬着”，就整个人类而言。但如果他一个人能永远摆脱不了这份诅咒般的知识，那又如何呢？而奥西波同志掌握的信息，正如报人所能写出的那样精确——一直到那个“注定将永远悬着的谜团”的门槛前……

奥西波同志消息灵通。他知道汽船上的舷梯工看到了什么：“一位身穿黑裙、戴着黑色面纱的女士，午夜时分在码头边徘徊。‘您要坐船吗，女士，’他鼓励地问她。‘走这边。’她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帮她上了船。她看起来很虚弱。”

他同时还知道女乘务员看到了什么：一位身着黑衣、面色苍白的女士，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女士客舱中央。乘务员劝她在那儿躺下。那位女士似乎极不愿开口，仿佛正陷入某种可怕的困境。没过多久，乘务员再回头时，发现她已不在女士客舱了。乘务员随即去甲板上寻找，而奥西波同志被告知，那位好心的妇人在其中一个带遮篷的座位上找到了那位不幸的女士。她双眼圆睁，对旁人的询问充耳不闻。她看起来病得很重。乘务员找来了总管，两人站在遮篷座位旁，对着这位离奇又悲惨的乘客商议着。他们压低声音交谈（因为她似乎已经听不见了），谈到了圣马洛（St Malo）和那里的领事，谈到了如何联络她在英格兰的亲属。随后他们走开了，打算安排将她移到下层船舱，因为根据他们所见，她看起来已然命不久矣。但奥西波同志知道，在那张绝望的白色面具之下，一股旺盛的生命力正在与恐惧和绝望抗争，那是一种能够抵御导致谋杀的狂暴痛苦，以及那种盲目、疯狂的绞刑架恐惧的生命欲求。他对此心知肚明。但乘务员和总管却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不到五分钟后当他们回来接她时，那位黑衣女士已不在遮篷座位上了。她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不见了。那时是清晨五点，这绝非偶然。一小时后，船上一名水手发现座位上遗落了一枚结婚戒指。它被黏在了一块潮湿的木头上，闪烁的光泽引起了那人的注意。戒指内侧刻着一个日期：1879年6月24日。“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注定将永远悬着…… ”

奥西波同志抬起他那低垂的头，那头浓密的秀发在阳光下呈现出阿波罗般的光泽，令岛上各色卑微女性为之倾倒。

教授此时已变得焦躁不安。他站起身来。

“留步，”奥西波急促地说道，“在这儿，你对疯狂和绝望又知道些什么？”

教授用舌尖舔了舔干燥而单薄的嘴唇，以一种权威的口吻说道：

“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如今所有的激情都已丧失。这个世界平庸、软弱，毫无力量。而疯狂与绝望是一种力量。但在那些统治着这个世界的愚人、弱者和蠢货眼中，力量就是一种罪恶。你是平庸的。维洛克（Verloc）那件事被警方处理得如此漂亮，他也是平庸的。而警方杀了他。他平庸。每个人都平庸。疯狂与绝望！给我这些作为杠杆，我便能撬动地球。奥西波，我怀着诚挚的蔑视看着你。你甚至无法想象那些脑满肠肥的公民所称的罪恶。你没有力量。”他停顿了一下，在厚厚镜片那凶狠闪烁的光芒下，露出嘲讽的微笑。

“而且我要告诉你，他们说你得到的那笔小额遗产并没有让你的智力有所长进。你像个木头人一样坐在啤酒前。再见。”

“你要吗？”奥西波抬头问道，脸上带着傻气的笑容。

“要什么？”

“那笔遗产。全给你。”

清廉的教授只是微微一笑。他的衣服几乎要从身上掉落，那双因修补而走形的靴子重如铅块，每走一步都会渗进水来。他说道：

“回头我会给你寄一张小账单，是我明天要订购的一些化学品的费用。我很急需它们。听懂了吗——嗯？”

奥西波缓缓低下头。他孤身一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在他看来，悬在面前的空气中，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大脑正随着那无法解开的谜团的节奏而搏动。那显然是病态的…… “这疯狂或绝望的行径。”

门附近的自动钢琴放肆地弹奏完一首圆舞曲，随即便突然安静下来，仿佛闹了脾气。

绰号“医生”的奥西波同志走出了“西勒努斯”酒吧。在门口，他犹豫了一下，眯着眼看向那并不怎么灿烂的阳光——他的口袋里装着那份关于女士自杀的报道。他的心脏正对着那份报道不断跳动。一位女士的自杀——“这疯狂或绝望的行径”。

他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着；他走的方向并不会带他去往与另一位女士（一位对他那阿波罗般神圣头颅充满信任的年长家庭女教师）约定的地点。他正在背离那里。他无法面对任何女性。一切都毁了。他既无法思考、工作、睡觉，也无法进食。但他开始以一种期待、希冀的愉悦感沉溺于酗酒之中。一切都毁了。他的革命生涯，原本依靠着众多女性的感伤与信任支撑，此刻却受到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的威胁——一个人类大脑因新闻辞令的节奏而错误搏动的谜团。“……注定将永远悬在这个行径之上……它正倾向于陷入疯狂或绝望的深渊。”

“我病得很重，”他带着科学的洞察力对自己喃喃自语。尽管口袋里揣着（从维洛克先生那里继承来的）大使馆特务经费，他那健壮的身躯却已然在走向阴沟，仿佛在为不可避免的未来进行操练。他那宽阔的双肩和长着神圣秀发的头颅已经低垂，仿佛正准备接下那三明治广告牌的皮质枷锁。就像一周多前的那天晚上一样，奥西波同志走着，不看脚下，不觉疲倦，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他走着，无人关注……“这疯狂或绝望的行径。”

而清廉的教授也在行走，他将目光从那令人厌恶的芸芸众生身上移开。他没有未来。他对此表示蔑视。他就是力量。他的思绪抚摸着毁灭与破坏的意象。他步履轻盈、微不足道、衣衫褴褛、落魄不堪——却又以他那呼唤疯狂与绝望来重塑世界的简单理念而显得无比恐怖。没有人看他。他就这样从人群中走过，不被怀疑，却如瘟疫般致命，穿行在满是人类的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