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ecret of the Night

暗夜之谜

加斯顿·勒鲁 著

目录

第一章 欢愉与炸药 第二章 娜塔莎 第三章 值守 第四章 “莫斯科的青年已死” 第五章 鲁勒塔比尔下令将军散步 第六章 神秘之手 第七章 亚砷酸钠 第八章 卫队小教堂 第九章 安努谢亚 第十章 夜半剧变 第十一章 毒药仍在继续 第十二章 阿列克谢神父 第十三章 活炸弹 第十四章 沼泽地 第十五章 “我一直在等你” 第十六章 革命法庭之前 第十七章 最后的领结 第十八章 一次奇特的经历 第十九章 沙皇

暗夜之谜

第一章 欢愉与炸药

“巴里尼亚，那位年轻的陌生人到了。”

“他在哪儿？”

“噢，他在门房那儿等着呢。”

“我告诉过你，把他领到娜塔莎的起居室去。你没听懂我的意思吗，叶尔莫莱？”

“请原谅，巴里尼亚，但那位年轻的陌生人，当我按您的指示要求搜他的身时，他断然拒绝了。”

“你有没有向他解释，任何人在获准进入之前都必须搜身，这是规定，就连我母亲本人也遵守了？”

“巴里尼亚，我把这些都告诉他了；我还提到了您的母亲。”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不是您的母亲。他表现得很生气。”

“好吧，让他进来吧，不用搜身了。”

“警察局长不会高兴的。”

“照我说的做。”

叶尔莫莱鞠了一躬，回到花园去了。那位“巴里尼亚”（女主人）离开了阳台——她刚才正是到那里与她丈夫特雷巴索夫将军的老仆人商量此事——回到了海岛别墅的餐厅里。在那里，快活的枢密官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向被他逗乐的同伴们讲述他在库巴特度假村的最新壮举。这群人吵吵闹闹，其中最安静的当然不是将军本人，他正躺在沙发上，因最近的那次袭击而伤了腿，那次袭击导致他原来的马车夫和两匹花马丧了命。总是和蔼可亲的伊万·彼得罗维奇（一个头秃得像个鸡蛋的活泼小老头）讲的是前一天晚上的事。在“润了润嗓子”之后——因为这些绅士们像说母语一样说法语，并且在他们之间使用法语，以防仆人们听懂——在用一大杯起泡的玫瑰色法国葡萄酒润喉之后，他叫道：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你当时要是看见了肯定会笑死的。我们在巴克号*上唱过歌，随后波希米亚人带着音乐离开了，我们走到河岸边去伸展筋骨，在黎明的清凉中吹吹风，这时一队近卫哥萨克骑兵正好经过。我认识指挥官，就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去库巴特那里喝杯皇帝的健康。那位军官，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可是个懂酒的人，自诩从没喝过像克里米亚葡萄酒那样低档的东西。当我提到香槟时，他喊道：‘皇帝万岁！’真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于是我们出发了，像小学生一样兴高采烈。整个连队跟在后面，接着是所有吹着小哨子的食客，还有所有的仆人，排成一列纵队。到了库巴特，我不忍心让朋友的军官同伴们待在门口，于是也邀请了他们进来。他们自然接受了。但那些下级军官也渴了。我明白纪律。你知道，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我是个严守纪律的人。尽管春天的早晨让人心情愉悦，但纪律是不该被遗忘的。我邀请军官们在包间里喝酒，派下级军官去了餐厅大厅。接着，士兵们也渴了，我就让人在院子里给他们上酒。然后，我的天哪，麻烦事儿来了，因为马儿开始嘶鸣。那些英勇的马儿啊，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它们也想为皇帝的健康干杯。我被纪律问题困扰了。大厅、院子，全都挤满了人。我总不能把马牵进包间里吧。好吧，我让人用桶把香槟抬出来，于是就出现了我竭力避免的那种棘手局面——靴子和马蹄的混战，那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热闹的场面。但马儿们最是欢快，它们跳着舞，就好像鼻孔下举着火把一样。天哪，它们全都准备把骑手掀下来，因为士兵们在行进路线上和它们意见不一致！从我们的窗户望去，看着那靴子横飞、马蹄乱舞的场景，我们真是笑得死去活来。不过，多亏了耐心，骑兵们最终还是把所有的马都弄回了马厩，因为皇帝的骑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骑手，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我们那天真是大笑了一场！——敬您的健康，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

[* “巴克号”是指芬兰湾附近、涅瓦河畔群岛之间的一家船上餐厅。]

这些恭维的辞令是针对特雷巴索夫夫人的，她对这位快活的枢密官那不受欢迎的殷勤耸了耸肩。她没有加入谈话，只是安抚着将军，因为将军正想把整个团的官兵和马匹都关进禁闭室。当那些狂欢者还在笑谈这桩奇事时，她用一种贤内助特有的劝诫语气对丈夫说：

“费奥多尔，你可别把那个老疯子伊万的话当真。只要喝了香槟，他就是首都里最会胡思乱想的人。”

“伊万，你肯定没给马喂过桶装香槟吧，”那个爱吹牛的老人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嫉妒地抗议道。他是一位以酒量著称的律师，号称是首都酒量最大的人，他很后悔自己没想出那个故事。

“我发誓！而且还是名牌！我当时赢了四千卢布。离开那个小聚会时，我身上只剩十五戈比了。”

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正听着叶尔莫莱汇报。这位忠诚的乡下仆人即便到了城里，也总是穿着他那身整洁的赭色亚麻布服装，系着黑色皮带，穿着宽大的蓝色长裤和擦得像冰一样锃亮的靴子——这是他主人在城里的家里的乡下打扮。马特雷娜夫人站起身来，轻轻抚摸了一下继女娜塔莎的头发，娜塔莎的目光跟随着她走到门口，似乎对她父亲副官那种殷勤的表现毫不在意。那位副官是位诗人战士鲍里斯·穆拉佐夫，他曾在莫斯科学生起义时尽职尽责地向街垒开枪，并在事后写下了关于学生死亡的优美诗篇。

叶尔莫莱将女主人领进客厅，指了指他特意留着的一扇通往娜塔莎卧室前起居室的门。

“他在那儿，”叶尔莫莱低声说。

其实叶尔莫莱不说也没关系，因为马特雷娜夫人从一个人的异常姿态中就已经察觉到了起居室里有个陌生人。那人穿着一件镶有假羔羊皮边的栗色大衣，这是所有俄国警探制服的特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是秘密警察。这名警察正跪在客厅里，通过门铰链处那道狭窄的光缝观察着隔壁房间发生的一切。通过这种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所有想要接近特雷巴索夫将军的人，在经过门房搜身后，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监视——这是自最近那次袭击以来采取的措施。

马特雷娜夫人用那只曾挽救了丈夫生命、且至今仍留有上次袭击中可怕爆炸痕迹的手，轻轻碰了碰警察的肩膀。警察站起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房间，走到阳台上，躺在沙发上假装睡觉，实则观察着花园的小径。

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接替了他的位置，从铰链缝隙向内窥视。这是她的原则；她总是要对所有人和所有事进行最后的审视。她昼夜不停地在将军身边转悠，像一只看门狗，时刻准备着撕咬，准备着挡在危险面前，准备着承受打击，为了主人而牺牲。这一切始于莫斯科那场惨烈的镇压之后，在普列斯尼亚城墙下屠杀革命者之后，幸存的虚无主义者留下了一张标语，判处获胜的特雷巴索夫将军死刑。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活着就是为了将军。她发誓绝不独活于他之后。因此，她有双重的理由保护他。

但她甚至在自己家中也失去了所有的信心。

即使是在家里，也发生过让她那谨慎、直觉和爱意都无能为力的事。她除了对警察局长库普里亚内提过这些事——而库普里亚内又向皇帝报告了——并未对任何人说起。而现在，皇帝作为终极手段派来的那个人，这个年轻的陌生人——约瑟夫·鲁勒塔比尔，一名记者，就在这里了。

“但他只是个孩子！”她惊叹道，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切。眼前这个年轻人脸颊圆润，双眼清澈，初看之下显得格外天真，活脱脱是一双婴儿的眼睛。诚然，此刻鲁勒塔比尔的神情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超凡的深思，因为面对着摆满冷盘的桌子，年轻人似乎只顾着用勺子把罐子里剩下的鱼子酱挖出来吃。马特雷娜注意到了他脸颊上粉红的鲜嫩，嘴唇上没有胡茬，下巴也光溜溜的，还有那头卷在额前的浓密头发。啊，那额头——那额头很奇怪，眼眶深处上方有着隆起的颅骨肿块，当他忙着进食时，这些肿块也在移动——好吧，如果有人说鲁勒塔比尔已经一周没吃东西了，那准没错。他正在消灭一大块伏尔加鲟鱼，同时又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一份奶油黄瓜沙拉，这时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出现了。

他想立刻道歉，但嘴里塞满了东西。

“请原谅，夫人，不过沙皇忘了邀请我吃早餐了。”

马特雷娜夫人笑了笑，用力握了握他的手，催促他坐下。

“您见过陛下了？”

“我刚从他那儿过来，夫人。我有幸是在和特雷巴索夫夫人说话吗？”

“是的。你是……？”

“约瑟夫·鲁勒塔比尔，夫人。我还没加上‘为您效劳’这几个字，因为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行。我刚才对陛下也是这么说的。”

“那么？”马特雷娜夫人问道，被谈话的基调和鲁勒塔比尔那略显慌乱的神情逗乐了。

“噢，是这样，我是一名记者。我当时立刻就对我巴黎的主编说：‘我可不参与那些与我国无关的革命事务。’主编回答说：‘你不需要参与。你必须去俄国调查各党派的现状。你要从采访皇帝开始。’我说：‘好吧，那就去吧。’于是我就上了火车。”

“那你采访到皇帝了吗？”

“噢，是的，这并不难。我本以为会直接到圣彼得堡，但在克拉斯诺耶-塞洛火车停了下来，宫廷大元帅来找我，请我跟他走。这太让人受宠若惊了。二十分钟后，我就站在了陛下面前。他在等我！我立刻明白，这显然是为了某种非同寻常的事情。”

“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他是一位真正充满威严的人。当我向他解释我的顾虑时，他立刻安抚了我。他说我没有必要参与政治，只需要救救他最忠诚的仆人，因为那个人即将成为有史以来最离奇的家庭悲剧的受害者。”

马特雷娜脸色苍白如纸，站起身来。

“啊，”她只是简单地说道。

但没漏掉任何细节的鲁勒塔比尔，看到了她的手在椅背上颤抖。

他继续说道，仿佛没有注意到她的情绪波动：

“陛下加上了这些确切的话：‘是我在请求你；我和特雷巴索夫夫人。去吧，先生，她在等你。’”

他停住了话头，等着特雷巴索夫夫人开口。

经过短暂的思考，她下定了决心。

“你见过库普里亚内了吗？”

“警察局长？是的。大元帅陪我回到克拉斯诺耶-塞洛车站，警察局长陪我到了圣彼得堡车站。我所受到的礼遇真是再好不过了。”

“鲁勒塔比尔先生，”马特雷娜说道，她明显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不赞同库普里亚内的意见，也不赞同……”她压低了颤抖的声音，“……陛下的意见。我最好立刻告诉您，以免您后悔介入一件……有着……可怕风险的事情。不，这不是什么家庭悲剧。这个家庭很小，非常小：将军、他的女儿娜塔莎（前妻所生），还有我。我们三个人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家庭悲剧。这仅仅是关于我丈夫的事，先生，他尽了士兵的职责来捍卫君主的宝座，而他们想要暗杀他！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情况，我亲爱的小客人。”

为了掩饰不安，她开始切一块冻小牛肉和胡萝卜。

“你没吃东西，你饿了吧。这太糟糕了，我亲爱的年轻人。你看，你必须和我们共进晚餐，然后……你就要说再见了。是的，你得让我一个人待着。我会独自负责救他。当然，我会负责的。”

一滴眼泪落在她正在切的肉片上。鲁勒塔比尔感到这位勇敢女人的情绪也感染了他，他强打精神，以免表现出来。

“总之，我还是能帮您一点忙的，”他说，“库普里亚内先生告诉我，这背后有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团。揭开谜团是我的天职。”

“我知道库普里亚内是怎么想的，”她摇着头说，“但如果我哪怕有一天能让自己去那样想，我宁愿死掉。”

善良的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抬起她美丽的双眼看着鲁勒塔比尔，眼里充满了她强忍着的泪水。

她又飞快地补充道：

“但现在吃吧，我亲爱的客人；吃吧。我亲爱的孩子，等你回到法国，就忘了库普里亚内对你说过的话吧。”

“我向您保证，夫人。”

“是皇帝让您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至于我，我并不希望这样。他真的对您如此信任吗？”她天真地问道，隔着泪水死死盯着他。

“夫人，我正要告诉您。我在一些重要的事务上表现活跃，这些事已经报告给了他，而且有时候您的皇帝也被允许阅读报纸。他也听到过传闻（因为每个人都在谈论它们，夫人），关于黄屋之谜和黑衣夫人的香水。”

此时鲁勒塔比尔观察着特雷巴索夫夫人，对她那张坦诚的脸上确实对“黄屋”或“黑衣夫人”一无所知感到十分沮丧。

“我的年轻人，”她声音愈发迟疑地说道，“请原谅，但我已经很久没能好好看书了。”

眼泪终于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鲁勒塔比尔再也无法抑制自己。他瞬间看透了这位英雄般的女性在每一天与死亡的博弈中所受的煎熬。他颤抖着将她那双戴满戒指的小胖手握在自己手中：

“夫人，别哭了。他们想杀您的丈夫。那么，至少会有两个人来保护他，我向您发誓。”

“哪怕是面对虚无主义者！”

“是的，夫人，哪怕是面对全世界。我已经吃光了您的鱼子酱。我是您的客人。我是您的朋友。”

当他说这话时，他是如此激动、如此真诚又如此滑稽，以至于特雷巴索夫夫人忍不住在泪水中露出了微笑。她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警察局长跟我提起过您很多次。上次袭击和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后，他突然来过这里，那件事我以后再告诉您。他喊道：‘啊，我们需要鲁勒塔比尔来揭开这个谜！’第二天他又来了。他去了宫廷。看来，那里每个人都在谈论您。皇帝想见见您。这就是为什么通过驻巴黎大使馆采取了行动的原因。”

“是的，是的。自然全世界都知道了。这让事情变得热闹起来。虚无主义者立刻警告我，说我不可能活着到达俄国。最后，这反而让我决定一定要来。我这人天生就很反骨。”

“那一路上你是怎么过来的？”

“还行。我在火车上立刻发现了一个被派来杀我的年轻斯拉夫人，我就和他达成了某种共识。他是个迷人的年轻人，所以很容易就解决了。”

鲁勒塔比尔现在正吃着些他很难说出名字的奇特食物。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把他那只胖胖的小手放在他的胳膊上：

“你是认真的吗？”

“非常认真。”

“喝杯伏特加吗？”

“我不喝酒。”

马特雷娜夫人一口气喝干了她的小酒杯。

“你是怎么发现他的？你怎么认出他的？”

“首先，他戴着眼镜。所有虚无主义者旅行时都戴眼镜。然后我有一个好线索。在离开巴黎前一分钟，我让一个朋友走进卧铺车厢的过道，那个记者对我言听计从，甚至都不问为什么。我说：‘你突然大声喊一声，“嘿，那是鲁勒塔比尔。”’于是他喊了，‘嘿，那是鲁勒塔比尔，’过道里的所有人都转过头来，所有已经在包厢里的人也都出来了，除了那个戴眼镜的人。那时候我就确定是他了。”

特雷巴索夫夫人看着鲁勒塔比尔，他脸红得像公鸡冠一样，对自己的自负感到有些尴尬。

“我知道这应该挨骂，夫人，但既然全俄国的皇帝都想见我，我就不能承认任何一个戴眼镜的普通人居然没有好奇心去看看我长什么样。这不符合常理。火车一开动，我就在那人旁边坐下，告诉他我猜他是谁。我猜对了。他摘下眼镜，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很高兴能在发生什么不幸之前和我聊聊。半小时后，‘协约’就签署了。我让他明白，我来这里纯粹是以记者的身份公干，如果我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随时都可以阻止我。在德国边境，他让我继续前行，自己则平静地回去摆弄他的硝化甘油了。”

“你也是个被盯上的人，可怜的孩子。”

“噢，他们还没抓到我们呢。”

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咳嗽了一声。那个“我们”让她感到震惊。这个她连一小时都没认识的男孩，竟如此冷静地提出要分担这种局势的危险——这种局势引起了普遍的怜悯，但即便是最勇敢的人也因审慎或惊恐而敬而远之。

“啊，朋友，来点这块上好的汉堡烟熏牛肉吗？”

但年轻人已经倒满了新鲜的黄色啤酒。

“就是这样，”他说，“现在，夫人，我听着。先告诉我第一次袭击的事。”

“现在，”马特雷娜说，“我们得去吃晚餐了。”

鲁勒塔比尔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可是，夫人，我刚才在做什么？”

马特雷娜夫人笑了。这些陌生人都是一个样。因为吃了一些冷盘、一些开胃菜，他们就以为主人会满足了。他们根本不懂怎么吃饭。

“我们要去餐厅。将军在等您。他们都在桌边了。”

“我知道，我得装作认识他。”

“是的，你们在巴黎见过面。这非常自然，你在路过圣彼得堡时应该去拜访他。你确实很了解他，了解得他愿意向你敞开家门。啊，是的，我的继女……娜塔莎也相信她父亲认识你。”

她打开了客厅的门，他们必须穿过客厅才能到达餐厅。

鲁勒塔比尔从他当前的位置可以看到客厅的所有角落、阳台、花园以及大门处的传达室。在阳台上，那个穿着镶有假羔羊皮边的栗色大衣的男人似乎仍在那张长沙发上沉睡；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另一个人像雕像一样沉默不动，打扮得一模一样，穿着镶有假羔羊皮边的栗色大衣，背着手站着，似乎被那绚烂的落日惊呆了，夕阳如火炬般照亮了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的金色尖顶。在花园里和传达室前，另外三个穿栗色大衣的人像受苦的灵魂一样在草坪上徘徊，或在大门口来回踱步。鲁勒塔比尔向马特雷娜夫人示意，退回到起居室并关上了门。

“警察？”他问道。

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点点头，以一种天真的方式将手指放在嘴边，就像叮嘱孩子保持安静一样。鲁勒塔比尔笑了。

“有多少人？”

“十个，每六小时换一班。”

“那意味着每天有四十个陌生人在您家周围。”

“不是陌生人，”她回答道，“是警察。”

“然而，尽管有他们在，您还是发生了将军卧室里的花束事件。”

“不，那时只有三个。正是因为花束事件之后，才变成了十个。”

“这无关紧要。正是因为有了这十个人，您才有了……”

“什么？”她焦虑地问。

“您心里很清楚——地板的事。”

“嘘。”

她瞥了一眼门口，注视着夕阳下那尊雕像般的警察。

“没人知道那件事——连我丈夫都不知道。”

“库普里亚内先生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么，是您安排了这十名警探吗？”

“当然。”

“那么，我们现在先从送走这些警察开始。”

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惊愕地抓住了他的手。

“你肯定不是想做那样的事吧！”

“是的。我们必须知道袭击是从哪里来的。您这儿有四群不同的人——警察、仆人、您的朋友、您的家人。先摆脱警察。绝不能允许他们跨进您的门槛。他们没能保护您。您没什么可后悔的。如果他们走了之后还有什么新情况，我们可以让库普里亚内先生负责调查，而不必让他分心关注宅邸里的事。”

“但你不了解库普里亚内那令人钦佩的警察。这些勇敢的人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忠诚。”

“夫人，如果我和一个虚无主义者面对面，我首先会问自己：‘他是警察吗？’而在你们的警察面前，我首先会问：‘他难道不是虚无主义者吗？’”

“但他们不会愿意走的。”

“他们有人会说法语吗？”

“有，他们的警长，就在外面的客厅里。”

“请叫他进来。”

特雷巴索夫夫人走进客厅并示意。那个人出现了。鲁勒塔比尔递给他一张纸，对方读了读。

“你把手下集合起来，离开别墅，”鲁勒塔比尔命令道，“回到警察总部。告诉库普里亚内先生，这是我的命令，我要求在得到进一步指示前，暂停别墅周围的一切警务。”

那人鞠了一躬，似乎没听懂，看了看特雷巴索夫夫人，然后对年轻人说：

“听候您的差遣。”

他出去了。

“等一下，”特雷巴索夫夫人急切地说，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那份焦虑看起来真是让人心疼。

她跟着那个穿假羔羊皮大衣的人走了。片刻之后她回来了，显得更加不安。

“请原谅，”她喃喃道，“但我不能就这样让他们走。他们很懊恼。他们坚持要知道自己在哪方面失职了。我给了他们钱，算是安抚了他们。”

“是的，请告诉我全部实情，夫人。您告诉他们不要走远，而是要留在别墅附近，以便尽可能严密地监视这里，对吗？”

她脸红了。

“确实如此。但他们还是走了。他们不得不服从你。你给他们看的那张纸到底是什么？”

鲁勒塔比尔再次拿出了那张盖满印章、符号和神秘记号的便条，他自己也看不懂。特雷巴索夫夫人大声翻译了出来：“命令：所有监视特雷巴索夫别墅的官员必须绝对服从持信人。签名：库普里亚内。”

“这怎么可能！”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喃喃道，“但如果库普里亚内预料到你会用它来遣散他的特工，他绝不会给你这张纸的。”

“显而易见。夫人，您可以确信，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我明天会去见他，他会理解的。”

“在此期间，谁来保护他？”她大声说道。

鲁勒塔比尔再次握住她的手。他看到她备受煎熬，正处于近乎崩溃的焦虑之中。他同情她。他想立刻给她信心。

“我们，”他说。

她看着他那双年轻、清澈、深邃而聪慧的眼睛，看着那匀称的年轻头颅、诚恳的面容，以及他身上那股年轻的冲劲，这让她感到安心。鲁勒塔比尔等待着她开口。她什么也没说。她将他揽入怀中，拥抱了他。

II. 娜塔莎

在餐厅里，轮到塔德乌什·特希尼科夫讲狩猎故事了。他是立陶宛最大的木材商。他拥有广阔的森林，他像兄弟一样爱着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因为他们整个童年都在一起玩耍，有一次他还曾从一头熊爪下救过他，那头熊差点像打掉帽子一样击碎他的头骨。那时，靠着上帝和“小父亲”的恩典，特雷巴索夫将军的父亲正担任库尔兰总督。十三岁的塔德乌什用他的野猪矛一击杀死了那头熊，救得正及时。这件事使两个家庭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尽管塔德乌什既无贵族血统也不是军人，费奥多尔仍视他为兄弟，待他如亲人。如今，塔德乌什已成为西部省份最大的木材商，拥有自己的森林，还有那庞大的身躯、油腻的胖脸、公牛般的脖子和宽大的肚子。他一得知第一次袭击的消息，就立刻放下一切——所有生意、家人，赶来留在亲爱的战友费奥多尔身边。每一次袭击后他都是如此，一次也没落下。他是个忠诚的朋友。但他很苦恼，因为他们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去打熊了。“哪里还有熊？”他常问，“库尔兰还有熊吗？或者说还有树吗？那种从立陶宛大公时代就长起来的参天大树，树荫能一直遮到城镇边缘的大树？如今哪里还有这些东西？”塔德乌什的话很有趣，因为正是他本人，泰然自若地砍伐了它们，看着它们消失在火车的烟雾中。这就是所谓的进步。啊，狩猎确实失去了它的民族特色，剩下的只有那些没来得及长大的细小新苗。此外，人们如今也没时间狩猎了。所有的大型猎物都跑得太远了。如果能在清晨打下两只木鹬就算幸运了。谈到这里，欢聚的绅士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因为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担心只能在清晨或傍晚，或者中午抓紧一点点时间。当鲁勒塔比尔在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的带领下走进来时，香槟像河水一样流淌。将军的目光早已盯着门口，像是在配合某种信号，立刻大声喊道：

“啊，我亲爱的鲁勒塔比尔！我一直在找你。我们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你要来圣彼得堡了。”

* 在这个故事中，根据俄国习惯，特雷巴索夫将军有时被称为该名，有时被称为父名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特雷巴索夫夫人有时被称为该名，有时被称为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译者注。

鲁勒塔比尔快步走过去，他们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握手。记者被介绍给在座的各位，说他是从巴黎来的亲密朋友，他们在上次访问“光之城”时曾与他相处得非常愉快。大家都像询问一位挚友那样询问巴黎的近况。

“马克西姆餐厅的人都好吗？”优秀的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催促道。

塔德乌什也去过一次巴黎，他带着对法国小姐们狂热的喜爱回来了。

“你们那些漂亮姑娘啊（Vos gogottes），先生，”他显得非常和蔼，一边说着，一边加重语气，带着西部省份常见的喉音，强调着每一个词，“啊，你们那些漂亮姑娘！”

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试图让他闭嘴，但塔德乌什坚持认为自己有权欣赏外地的女性。他有个浮肿而感伤的妻子，总是哭哭啼啼，把她的宗教观念强加给他。

当然有人问鲁勒塔比尔对俄国的看法，但他刚开口准备回答，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就打断了他：

“请允许！请允许！你们这些年轻人懂什么？你需要活得久一点，且在所有的地区都生活过，才能真正领会俄国的价值。年轻人，俄国对你来说还是一本封存的书。”

“自然，”鲁勒塔比尔微笑着回答。

“好吧，好吧，为你的健康干杯！我要向你指出的第一点是，这儿是香槟的好买家，对吧？”他咧嘴大笑。“但我认识的最能喝的人出生在塞纳河畔。你认识他吗，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可怜的查尔斯·杜福尔，两年前在近卫军军官聚会上去世的那位。他在宴会最后打赌，说他能为在场的每个人喝上一杯香槟。算下来有六十个人。他开始绕着桌子喝，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第五十八个人。但在第五十九个人时——想想这不幸的事！香槟喝完了！那个可怜的、迷人的、极好的查尔斯拿起第五十九个人杯子里剩下的一点陈年葡萄酒，祝他长寿，一饮而尽，只来得及嘟囔了一句：‘托卡伊，1807年，’就倒地身亡了！啊，他懂酒，我发誓！他证明了这一点直到最后一口气！愿他的灵魂安息！人们问他死于什么。我知道，他是死于口味的不当混合。万事皆须有纪律，不能乱掺。只要再多喝一杯香槟，他今天晚上就会和我们一起喝酒了。为您健康，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香槟，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法兰西万岁，先生！娜塔莎，我的孩子，你得唱首歌。鲍里斯会用古兹拉琴为你伴奏。你父亲会喜欢的。”

娜塔莎起身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她。

鲁勒塔比尔被她宁静的美所震撼。这是第一眼带来的迷人印象，强烈到让他感到吃惊，那是她高贵面容所展现的完美宁静、至高平和与和谐。娜塔莎二十岁。浓密的棕色头发绕过额头，盘在耳边，耳朵半掩着。侧影轮廓分明；她的嘴型坚毅，红润紧闭的双唇间露出一排平整如珍珠的牙齿。她中等身材。走起路来，她有着原始时代高贵少女那种轻盈自由的步伐，经过花丛却不踩碎它们。但她真正的优雅似乎都集中在她深邃的深蓝色眼睛里。她留给旁人的印象非常复杂。很难说她那贯穿全身的宁静美感，是源于刻意的克制还是最完美的自然流露。

她取下古兹拉琴递给鲍里斯，鲍里斯弹奏出一些忧伤的前奏和弦。

“我唱什么呢？”她问道，抬起父亲搭在沙发背上的手，带着孝顺的柔情吻了吻。

“即兴发挥，”将军说，“用意大利语或法语吧，为了我们的客人。”

“哦，是的，”鲍里斯叫道，“像那天晚上一样即兴唱吧。”

他立刻弹奏起一段小调和弦。

娜塔莎唱歌时深情地看着她的父亲：

“当日暮时分，离别的时刻来临， 当睡神的天使，用蔚蓝的双翼覆住你； 哦，愿你的双眼从泪水中安息，愿你那压抑的心灵得到宁静； 在与你相聚的每一刻，亲爱的父亲，愿我们的灵魂感受到甜美而神秘的和谐； 当你的思绪飞向其他世界时，哦，愿我的身影，至少，能栖息在你沉睡的双眸里。”

娜塔莎的声音甜美，带有一种微妙的感染力。她唱出的词句仿佛带有一种祈祷的特质，在场所有人的眼中都泛起了泪光，除了第二个副官米哈伊尔·科萨科夫——鲁勒塔比尔评价他是一个心肠粗硬、对情感并不敏感的人。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当女孩的声音融入古兹拉琴的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后，这位军官说，“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战士，他可以安稳地入睡，因为他为国家和沙皇奉献了一生。”

“是的，是的。奉献了一生！伟大的英雄！”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附和道，“他确实可以安稳地入睡。”

“娜塔莎唱得像天使一样，”第一个副官鲍里斯颤抖着声音说道。

“像天使一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她为什么要提到他那‘压抑的心灵’？依我看，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心灵可没受到什么压抑。”米哈伊尔·科萨科夫粗鲁地说着，一饮而尽杯中的酒。

“不，确实如此，不是吗？”其他人随声附和。

“一个年轻女孩当然希望父亲睡个好觉！”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带着一种常识说道，“娜塔莎打动了我们所有人，不是吗，费奥多尔？”

“是的，她让我流泪了，”将军宣布，“但让我们喝香槟助兴吧。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会以为我们是胆小鬼。”

“绝不会那么想，”鲁勒塔比尔说，“小姐也深深打动了我。她是一位艺术家，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一位诗人。”

“他来自巴黎；他很懂行，”其他人说。

于是大家都喝了。

接着他们谈论起音乐，展现出对歌剧的博大精深。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走向钢琴，弹奏起一段主旋律，其他人先是轻声哼唱，随后发出一阵热烈的合唱。然后他们喝得更多，谈话声和笑声交织成一片喧闹。伊万·彼得罗夫和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走过去亲吻了将军。鲁勒塔比尔发现周围都是些大孩子，他们以难以置信的天真自娱自乐，喝酒的方式更是令人瞠目结舌。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不断地抽着黄烟草卷烟，几乎不停地起身匆忙地巡视各个房间，在督促仆人更加警惕后，坐下长久地注视着鲁勒塔比尔。后者一动不动，却捕捉着每个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最后，她叹了口气，坐在费奥多尔身边询问他的腿感觉如何。米哈伊尔和娜塔莎在角落里深入交谈着，鲍里斯带着明显的焦躁注视着他们，手指依然拨弄着古兹拉琴。但最让鲁勒塔比尔年轻的想象力感到震撼的，是将军那温和的面容。他没料到那个可怕的特雷巴索夫竟有如此慈父般、充满同情的表情。巴黎的报纸刊登过各种或真或假的骇人照片，但摄影和雕刻艺术剪裁出了一位官方人物那强悍、粗粝的面孔——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这些照片与人们对莫斯科政府核心人物的自然印象完全吻合，那个人在八天——那“红色的一周”——里，制造了如此多的学生和工人尸体，以至于此后大学礼堂和工厂的大门都白开了。除非死者复生，否则那些地方根本坐不满人！那是极其惨烈的战斗日子，城市里的各个街区除了屠杀和焚烧别无他物，直到（所有报纸都报道了）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和她的继女娜塔莎跪在将军面前，为被围困在普列斯尼亚街区的最后的一群革命者恳求宽恕，却被他拒绝了。“战争就是战争，”他回答道，逻辑无可辩驳，“你们怎么能为这些人要求怜悯，而他们从不给予别人怜悯呢？”要说的是，那些街垒里的年轻人从未投降，同样也要说的是，特雷巴索夫必须处决他们。“如果只考虑我个人，”将军曾对一位巴黎记者说，“我本可以像羔羊一样对待这些不幸的人，这样我今天也就不会被判死刑了。毕竟，我不明白他们指责我什么。我只是作为一名勇敢而忠诚的臣民侍奉我的主人，仅此而已；战斗结束后，我还让其他人去搜捕那些躲在母亲裙子底下的孩子们。每个人都在谈论莫斯科的镇压，但我的朋友，让我们谈谈巴黎公社吧。那才是我不会做的工作——在法庭内屠杀一群毫无反抗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我陛下的一名粗犷而忠诚的士兵，但我不是怪物，而且我也有丈夫和父亲的感情，我亲爱的先生。如果你愿意，就告诉你的读者们这些，不要再揣测我是否对自己被判死刑感到遗憾。”

当然，让鲁勒塔比尔现在感到震惊的是，这位被判死刑的人竟表现得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在享受生活。当将军不在活跃宾客的兴致时，他就会与爱他并不断抚摸他的妻子和女儿交谈，他看起来无比幸福。他留着那巨大的灰白胡子，有着红润的肤色和锐利透彻的眼睛，看起来就像典型的慈父。

记者研究了所有这些迥异的类型，在假装自己胃口大开的同时进行着观察，这不仅让他看起来更加讨巧，也让他赢得了达恰（别墅）主人们的好感。但实际上，他把食物都喂给了桌下的一只硕大的斗牛犬，他也因此成功地赢得了狗的好感。由于特雷巴索夫恳请同伴们让他那年轻的朋友安静地满足饥饿，他们并没有费心去招待他。此外，音乐也分散了对他的注意力。片刻之后，当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转过头想和年轻人说话时，发现他不见了，不由得感到惊恐。他去哪儿了？她走到阳台上看了看。她不敢叫。她走进大客厅，刚好看到记者从起居室里出来。

“你去哪儿了？”她问道。

“这间起居室确实迷人，装饰得非常精致，”鲁勒塔比尔称赞道，“简直像个闺房。”

“这确实是我继女的闺房，她的卧室就在那儿直接连通；你看到那扇门了吗？只是因为最近警察占用了阳台，所以目前午餐桌设在这里。”

“您的狗是看门狗吗，夫人？”鲁勒塔比尔抚摸着跟在身后的那头野兽问道。

“霍尔很忠诚，到目前为止保护了我们。”

“那它现在在睡觉？”

“是的。库普里亚内把它关在门房里，以防它夜里乱叫。库普里亚内担心如果它在外面，会吞掉某个夜里在花园监视的警察。我想让它睡在屋里，或者睡在主人的门口，甚至睡在床脚，但库普里亚内说：‘不，不；不要狗。别依赖狗。没有什么比依赖狗更危险的了。’从那以后，他晚上就把霍尔关起来。但我不太明白库普里亚内的意图。”

“库普里亚内先生是对的，”记者说，“狗只对付陌生人有用。”

“哦，”那个可怜的女人惊叫道，低下了头，“库普里亚内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考虑得很周全。”

“来吧，”她又急促地补了一句，仿佛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别就这样走出去，也不知会我一声。他们在餐厅里等着你呢。”

“你必须立刻把这次袭击的事告诉我。”

“去餐厅，去餐厅说。我身不由己，”她压低声音说道，“这力量太强大了，我无法抗拒。只要将军还在楼下，我就不能让他独自待着。”

她把鲁勒塔比尔拽进了餐厅，绅士们正开怀大笑着讲述关于街头抢劫的离奇故事。娜塔莎仍在与米哈伊尔·科萨科夫交谈；鲍里斯的目光从未离开过他们，他脸色苍白，手中的古兹拉琴不时发出剧烈的响动。马特雷娜让鲁勒塔比尔坐在她身边的沙发角落里，像位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一样掰着手指头盘算，生怕漏掉什么细节，她说道：

“一共发生过三次袭击；前两次在莫斯科。第一次发生得很简单。将军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那天下午，有人在皇宫把他预定死期的革命传单送到了他手里，全城乃至全国都知道了他的下场。费奥多尔当时正准备乘车进城，他解散了护卫队。他下令套好马车。我浑身发抖，问他要去做什么。他说他要平静地巡视全城，好让莫斯科人明白，一位由‘小父亲’合法任命的总督，一位问心无愧履行职责的总督，是不会被吓倒的。当时将近四点，冬日的天空快黑了，天气晴朗却异常寒冷。我裹好皮草，坐在他身边，他说：‘这很好，马特雷娜；这对那些傻瓜会有很大的震慑作用。’于是我们出发了。起初，我们沿着纳别日纳亚大道行驶。马车滑行如风。将军重重地拍了车夫的背，大喊道：‘慢点，傻瓜；他们会以为我们怕了。’于是马匹几乎是在慢行，当我们绕过代祷教堂后面来到红场时，情况更是如此。在那之前，路人看了看我们，认出他之后，就赶忙跑着想跟上我们。在红场上，只有一小群妇女跪在圣母像前。这些妇女一看到我们，认出是总督的座驾，便惊恐地尖叫着像一群乌鸦散开了。费奥多尔笑得那么大声，以至于当我们穿过圣母像的拱门时，他的笑声似乎让石头都震动了。我感到很安心，先生。我们的散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城市几乎空无一人。一切都笼罩在那场街头激战的恐怖打击之下。费奥多尔说：‘啊，他们都避着我走；他们不知道我有多爱他们。’在那次散步中，他还对我说了许多迷人又细腻的话。”

“就在我们裹着皮草愉快交谈时，我们来到了库德林斯基广场，确切地说是库德林斯基街。当时刚到四点，细雪中夹杂着淡淡的雾气，左右两边的房子只剩下模糊的影子。我们在雪地上滑行，就像小船在雾气沉沉的静谧河流上漂流。突然，我们听到尖叫声，看到士兵的影子在雾中乱窜，他们的动作看起来巨大得非同寻常；他们挥舞的短鞭看起来十分可怖，把我们看到的其他几个影子像木桩一样打倒在地。将军停下马车，走下去看个究竟。我也跟着下去了。那是著名的谢苗诺夫团的士兵，他们抓了两个俘虏，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孩子。孩子被打着脖颈，在地上翻滚，痛苦地哭喊着。他看起来绝不超过九岁。另一个年轻人则昂着头，一声不吭地走着，任由鞭子无情地落在身上。我惊呆了。我没让我丈夫开口，就冲着指挥分队的下士喊道：‘你们羞不羞，竟然殴打一个连防御能力都没有的孩子和基督徒。’将军也对他说了同样的话。于是下士告诉我们，这孩子刚刚在街上打死了一名中尉，用的是这支左轮手枪，他展示给我们看，那是我见过最大的手枪，对那个婴儿来说，抬起来肯定就像一门小炮一样重。这简直不可思议。”

“‘那另一个呢？’将军问，‘他做了什么？’

“‘他是个危险的学生，’下士回答，‘他自首了，因为他答应了他所住房屋的房东，为了不让这房子被大炮轰塌，他会这么做。’

“‘但他做得很对。你们为什么要打他？’

“‘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是危险的学生。’

“‘那不是理由，’费奥多尔对他说道，‘如果他罪有应得，他会被枪决，孩子也一样，但我禁止你殴打他。发给你们鞭子不是让你们用来殴打孤立的俘虏，而是为了在人群不服从总督命令时冲锋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命令是“冲锋”，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听明白了吗？’费奥多尔粗暴地说，‘我是特雷巴索夫将军，你们的总督。’”

“费奥多尔说这话时充满了人情味。唉，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真的很惨重，我告诉你。那学生确实危险，因为他刚听到我丈夫说‘我是特雷巴索夫将军，你们的总督’，就大喊道：‘啊，是你，特雷巴索夫！’接着不知从哪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几乎抵着我丈夫的胸口就开了火。但幸运的是，将军没中弹，我也没有，我当时在他身边，扑上去想要缴下那学生的枪，结果在士兵们围攻学生的战斗中被抛在脚下，左轮手枪一直在响。三名士兵被打死了。你可以想象其他士兵有多愤怒。他们把我扶起来，嘴里说着道歉的话，然后一齐对着地上的学生拳打脚踢。下士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差点让他失明。费奥多尔一拳打在那个军官头上，大喊道：‘没听到我说的话吗？’军官应声倒下，费奥多尔亲自把他搬进马车，把他和死者放在一起。然后他接管了士兵，带着他们回营房。我作为后卫跟着。一小时后我们回到了皇宫。当时天已经全黑了，快到宫门口时，一群革命者乘着两辆马车疾驰而过，向我们开了枪，他们消失在黑暗中，速度之快根本无法追上。我的帽子上中了一发子弹。将军这次也没受伤，但我们的皮草都被死去的士兵的血染透了，那是他们忘了从马车上清理干净的。这就是第一次袭击，说实话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那是公开的战斗。几天后，他们才开始尝试暗杀。”

这时，埃尔莫莱拿来四瓶香槟，塔德乌什在钢琴上轻轻敲击着节奏。

“快，夫人，第二次袭击，”鲁勒塔比尔说道，他在袖口上匆忙记录着，同时从未停止观察那群欢闹的人，并竖起双耳仔细听着马特雷娜的讲述。

“第二次袭击还是发生在莫斯科。我们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因为我们以为过去的好日子终于回来了，好公民们可以安享太平；鲍里斯还为了讨我欢心，弹奏着奥廖尔地区的民歌，他真是个细腻又善解人意的人。娜塔莎不知道去哪儿了。马车在门口等着，我们出门坐了上去。几乎立刻就传来一声可怕的巨响，我和将军都被抛到了雪地上。马车和车夫连点渣都没剩下；两匹马被炸开了肚皮，那可是我亲爱的年轻先生，将军最钟爱的那两匹漂亮的杂色马啊。费奥多尔的右腿受了重伤；小腿被炸碎了。我只是肩膀受了点轻微拉伤，几乎没什么大碍。炸弹就放在那个不幸车夫的座位下，我们只找到了他的帽子，躺在一摊血迹里。那次袭击后，将军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在第二个月，他们抓住了两个仆人，那天晚上他们被发现出现在通往二楼的平台上，那里根本没他们的事，在那之后，我立刻叫来了我们奥廖尔的老仆人来伺候我们。后来发现，那些被抓的仆人与革命者有勾结，于是他们被绞死了。皇帝任命了一位临时总督，现在将军好转了，我们决定让他去法国南部疗养。我们乘火车前往圣彼得堡，但旅途让我丈夫发了高烧，小腿伤口再次裂开。医生要求绝对静卧，所以我们就定居在这座岛上的别墅里了。从那以后，将军每天都会收到匿名信，威胁他说没有任何东西能救他免于革命者的报复。他很勇敢，对这些信只是付之一笑，但对我来说，我知道只要我们还在俄罗斯，就一刻也不安全。所以我每分钟都盯着他，不让任何人靠近，除了他的密友和我们家人。我带了一位从小看我长大的老保姆、埃尔莫莱，还有奥廖尔的仆人。与此同时，两个月后，第三次袭击突然发生了。这无疑是所有袭击中最可怕的，因为它极其神秘，一种至今，唉，仍未被解开的神秘。”

但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讲了一个“好故事”，引起了一阵喧哗，其他什么也听不清了。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鲁勒塔比尔在马特雷娜讲述时对自己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快乐的人，可他们明明清楚自己随时都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

特雷巴索夫将军一直盯着鲁勒塔比尔，而那个人也一直在众人的视线中，他说道：

“哎呀，记者先生，你觉得我们很开朗吗？”

“我觉得您很勇敢，”鲁勒塔比尔平静地说。

“何以见得？”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笑着问。

“请原谅我总想着那些您似乎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事情。”

他示意了一下将军受伤的腿。

“战争的代价！战争的代价！”将军说道，“这儿丢条腿，那儿断只胳膊。但你看，我还在这儿。他们终究会累的，会让我清静的。为您健康，我的朋友！”

“为您健康，将军！”

“你要明白，”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继续说，“没什么可激动的。保卫帝国是我们的职责，哪怕冒着生命危险。我们觉得这很自然，没必要去多想。我在其他方面受过的惊吓已经够多了，更不用说爱情的恐怖了，那比你现在能想象的还要凶猛。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我可怜的朋友，安全局局长波伊奇里科夫的。他确实值得称赞。那是个勇敢的人。傍晚工作结束后，他总是离开警察局，去狼胡同的公寓和妻子孩子团聚。一个随从都没有！没有守卫！其他人机会多的是。一天晚上，二十多个革命者赶走了惊恐的仆人，冲进了他的公寓。他正和家人共进晚餐。他们敲门，他开了门。他看清了是谁，刚想说话。他们根本没给他机会。在他那吓得发疯、跪在革命者面前的妻儿面前，他们宣读了他的死刑判决。晚餐以这种方式结束，真是够精彩的！”

听着这些，鲁勒塔比尔脸色苍白，双眼死死盯着门口，仿佛期待着它会自行打开，走进一群凶残的虚无主义者，其中一人拿着纸，要向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宣读死刑判决。鲁勒塔比尔的心理素质还没强到能消化这种故事。他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感到后悔，后悔承担了解雇警察这可怕的责任。在库普里亚内向他吐露了这座宅邸里发生过的事情后，他本没犹豫就孤注一掷做出了那个大胆的决定，但即便如此，即便如此——这些在晚餐结束时现身、手持死刑判决书的虚无主义者的故事，还是像梦魇一样萦绕着他，让他心烦意乱。把警察辞退，这绝对是鲁莽之举！

“那么，”他克服内心的不安，像往常一样恢复自信问道，“后来呢，宣读完判决后，他们做了什么？”

“安全局局长知道他没时间了。他没求饶。革命者命令他向家人告别。他扶起妻子、孩子，拥抱他们，叮嘱他们要勇敢，然后说他准备好了。他们把他带到街上。让他靠墙站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在窗边看着。一阵排枪响过。他们下楼去收尸，尸体上布满了二十五个弹孔。”

“那正好是小雅克·兹洛里克斯基尸体上的伤口数量，”娜塔莎平静地插话道。

“哦，你，你总是找借口，”将军抱怨道，“可怜的波伊奇里科夫尽了他的职责，就像我也尽了我的职责一样。”

“是的，爸爸，你表现得像个军人。那是革命者不该忘记的。但请不要为我们担心，爸爸；因为如果您死了，我们都会陪您一起死。”

“而且还要开开心心地死，”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宣称。

“他们今晚就该来。我们状态正佳！”

于是阿塔纳斯又斟满了酒杯。

“尽管如此，请允许我说，”木材商塔德乌什·特希尼科夫胆怯地插嘴道，“请允许我说，这个波伊奇里科夫太不谨慎了。”

“是的，确实非常不谨慎，”鲁勒塔比尔附和道，“当一个人已经向一个孩子的身体里射了二十五个弹孔时，如果他想安安稳稳地吃顿饭，就确实应该把家里守卫得严严实实。”

说到最后他有些结巴，因为他意识到，考虑到自己对将军守卫的处理，发表这种观点有点自相矛盾。

“啊，”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用戏剧般的腔调大喊，“啊，那不是不谨慎！那是藐视死亡！是的，是藐视死亡杀了他！就像藐视死亡让我们此刻保持着完美的健康一样。向大家致敬！你们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藐视死亡更可爱、更伟大的事情吗？看看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回答我。宏伟！我发誓，宏伟！向大家致敬！那些非警察的革命者对我们的英雄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可能会咒骂执行高层可怕命令的官僚，但那些非警察的人（我相信还是有的）——这些人肯定承认像我们已故的朋友、安全局局长那样的人是勇敢的。”

“确实，”将军赞同道，“总而言之，在沙龙里散步比在战场上的士兵更需要英雄气概。”

“我见过这些人中的一些，”阿塔纳斯继续以崇高的口吻说道，“我在他们所有人的家里都发现了同样的——正如我们年轻的法国朋友所说的——‘不谨慎’。莫斯科警察局长被暗杀几天后，我在同一个被暗杀的地方受到了他继任者的接见。他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以及前来请愿的中产阶级人士，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尽管他前任被杀时的条件与此完全相同。离开前，我看了看地板，那里不久前还发生过那种惨绝人寰的折磨。他们在那儿放了一块地毯，毯子上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有一本书。猜猜是什么书。《女式长筒袜》，作者是威利！而且——而且——为您健康，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管他呢！”

“你们自己，我的朋友们，”将军宣布，“你们冒着风险与我共享生命的余晖，证明了你们的勇气。”

“哪里哪里！这是战争。”

“是的，这是战争。”

“哦，没必要拍我们的肩膀，阿塔纳斯，”塔德乌什谦虚地坚持道，“我们冒了什么险？我们有严密的守卫。”

“我们有上帝的手指庇护，”阿塔纳斯宣称，“因为警察——唔，我对警察没信心。”

米哈伊尔·科萨科夫去花园转了一圈，这时走了进来。

“那么，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你该高兴了，”他说，“因为别墅周围现在已经没有警察了。”

“他们在哪儿？”木材商不安地问。

“库普里亚内下令撤走了他们，”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解释道，她竭力表现得镇定。

“他们没被替换吗？”米哈伊尔问。

“没有。这真是不可理喻。肯定是下达的命令出了差错。”马特雷娜脸红了，因为她厌恶撒谎，在鲁勒塔比尔的指使下用这个借口让她内心感到极度痛苦。

“哦，好吧，那更好，”将军说，“能看到家里暂时摆脱这些人，我很高兴。”

阿塔纳斯自然和将军持同样想法，当塔德乌什、伊万·彼得罗维奇和勤务兵提议要在别墅过夜并代替缺席的警察时，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收到了鲁勒塔比尔的一个手势，表示不赞同这个新守卫的想法。

“不，不，”将军果断地大喊，“你们按惯例离开。我只想恢复正常生活，我说真的！像其他人一样生活。我们会没事的。我和库普里亚内已经安排好了。毕竟，库普里亚内对自己手下的信任，还不如我对仆人的信任。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不需要再多做解释。你们回家睡觉——我们都会睡觉的。这是命令。此外，你们要记住，岗哨离这儿只有一步之遥，在路口，我们只需发个信号，他们就会全部赶到这里。但是——再多要秘密特工或特殊警察——不，不！晚安。大家都去睡觉吧！”

他们没再坚持。当费奥多尔说出“这是命令”时，就再也没有余地了，哪怕是出于礼貌的坚持也不行。

但在各自回房休息前，所有人都去了阳台，那里由勇敢的埃尔莫莱照常端上了利口酒。马特雷娜推着将军的轮椅来到那里，他不断重复着：“不，不。不要再要那些人了。不要警察。他们只会带来麻烦。”

“费奥多尔！费奥多尔！”马特雷娜叹息道，尽管她拼命压抑，内心的焦虑还是加深了，“他们可是守护着你宝贵的生命啊。”

“生命对我而言，只有因为你才宝贵，马特雷娜·彼得罗夫娜。”

“那因为我，就不宝贵了吗，爸爸？”娜塔莎说。

“哦，娜塔莎！”

他双手握住她的手。这是一幕动人的家庭亲密场景。

不时地，当埃尔莫莱倒酒时，费奥多尔会用手拍打盖在腿上的毯子。

“好多了，”他说，“好多了。”

随后，忧郁的神色在他那粗犷的脸上显现，他注视着夜色在群岛上加深——那是圣彼得堡的金色之夜。此时节还未到人们所称的“金夜”，即那些永不入夜的“白夜”，但那柔和的清澈已然美不胜收，芬兰湾吹来的微风温柔地拂过，暮色与晨曦几乎在同一时刻亲吻着这片土地。

从阳台的高处望去，群岛最美的景致尽收眼底。此时此刻，那动人的魅力震撼了在场的几个人，其中几位，如Thaddeus，依然贴近自然。他最先呼唤Natacha：

“Natacha！Natacha！给我们唱那首《群岛之夜》（Soir des Iles）吧。”

Natacha的歌声在群岛宁静的夜空下飘荡，清亮如暗夜绽放的玫瑰，Boris的古兹拉琴为她伴奏。Natacha唱道：

“这是群岛之夜——在世界之北。苍穹以洁白无瑕的双臂拥抱着大地之胸，黑夜亲吻着黎明赠予黄昏的玫瑰。夜风从颤栗的海湾吹来，甜美而清爽，如同来自更北之地的少女的呼吸。在两道光明的地平线下，太阳同步沉落又升起，在世界之北的众神间回荡。此刻，挚爱的人啊，在这玫瑰色晚霞的清澈阴影里，我与你独自相守，请回应，用一颗不再胆怯的心，回应那神圣而惯常的‘晚安’。”

啊，当她歌唱时，Boris Nikolaievitch和Michael Korsakoff是怎样凝视着她啊！的确，没人能猜透斯拉夫人的心脏在士兵制服下蕴藏着怎样的爱恨，无论那士兵是像正派的Boris那样优雅地拨弄古兹拉琴，还是像漫不经心的Michael那样倚着栏杆，用修剪整齐、涂着香水的手指捻着胡须。

Natacha停止了歌唱，但所有人都似乎仍在倾听——露台上的欢聚人群仿佛被俘获，沉浸在迷人的专注中；而草坪上根据群岛风尚摆放的瓷制人偶，仿佛也抬起它们的小短腿，只为能更好地听清Natacha在北国玫瑰之夜中叹息般的和声。

与此同时，Matrena在别墅里从地窖巡视到阁楼，像只警觉的看门狗一样守着丈夫，随时准备扑向危险，挡住攻击，替主人挡下致命一击——她还在寻找再次消失的Rouletabille。

三、守望

她走到门外，叮嘱武装到牙齿的仆人们整晚都要严密把守，随后穿过荒凉的庭院。阳台下，schwitzar正为Ermolai铺床。她问他是否见到了那位法国青年，得到回答后，只能自言自语：“那他去哪了呢？”Rouletabille去了哪里？将军被她独自背上楼，又亲手扶上床，此时也对这次蹊跷的失踪感到不安。难道已经有人把“他们的”Rouletabille绑走了吗？朋友们走了，勤务兵们也离开了，甚至没人说得清这小记者去了哪。但他们说过，为一个小记者的失踪担忧是愚蠢的。那种人——这些记者——来去匆匆，总是在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又毫无礼节地告别，甚至连最顶尖的社交圈也不例外。在法国，这被称为“英式告别”。不过，看来这并非出于无礼。也许他去发报了。记者必须随时保持电讯畅通。可怜的Matrena Petrovna心乱如焚地徘徊在幽静的庭院里。二楼将军的窗户亮着灯。地下室的厨房透出灯光。一楼起居室旁，Natacha的窗户也亮着。啊，这夜真是难熬。今晚，阴影比往常更加沉重地压在Matrena那勇敢的胸膛上。她呼吸时，感觉自己仿佛扛起了整个威胁之夜。她检查了一切——一切。所有门窗都锁得死死的，绝对安全，屋里除了她绝对信任的人之外没有任何外人——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准他们离开工作岗位去别的地方。各就其位。这样才更稳妥。她真希望每个人都能像草坪上的那些瓷人一样固定不动。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就在她脚边，就在她眼皮底下，一个瓷人的影子动了，伸展肢体，跪起身，抓住了她的裙摆，并用Rouletabille的声音说道。啊，太好了！是Rouletabille。“是我，亲爱的夫人；是我。”

“为什么Ermolai还在阳台上？让他回厨房去，叫schwitzar去睡觉。外面有仆人守着就够了。然后你立刻进去，锁好门，别管我，亲爱的夫人。晚安。”

Rouletabille在阴影中恢复了姿势，混在其他瓷塑中，变回了一个瓷人。

Matrena Petrovna照做了，回到屋里，吩咐schwitzar去门房找Ermolai，随后锁上了外门。在此之前她早已锁好了通往楼下厨房的后门。在那里，忠诚的gniagnia和信实的Ermolai每晚轮流值守。

此刻，别墅内部只有Matrena本人和继女Natacha，后者睡在起居室旁的房间里；楼上，将军正在熟睡，或者如果他喝了药的话，本该熟睡。Matrena躲在漆黑的客厅里，手中拿着防风灯。她的每一夜都是这样度过的，在门与门、房间与房间之间滑行，监视着警方的守卫，甚至不敢停下那潜行的脚步去休息一下她铺在丈夫房门前的垫子。她真的睡过觉吗？连她自己都说不清。谁又能睡得着呢？偶尔在扶手椅上打个盹，或是靠墙眯一会儿，总会被听到的声音或梦境惊醒，或许那是只有她一人能听到的警报。而今晚，有Rouletabille那警觉的守望陪伴，她感到那股因监视而产生的剧烈恐惧稍微减轻了一些，直到她想起警察已经撤走的事实，忧虑又涌上心头。那个年轻人是对的吗？确实，她无法否认，警察撤走后，她内心反而多了一份自信。她不必再耗费精力在阴影中搜寻那些警察的影子，不必在黑暗中翻找扶手椅和沙发，不必去催促他们，不必低声恳求他们遵守诺言，不必用丰厚的奖金利诱他们保持清醒，不必数人头来确认他们的位置，也不必突然用防风灯的光束照向他们的脸，以确保自己面对的是警察，而不是某个怀揣地狱机器的暴徒。是的，不用监视警察，她的工作确实少了。恐惧也少了！

她为此感谢那个年轻的记者。他在哪儿？难道他一直保持着瓷塑的姿势坐在草坪上？她透过阳台百叶窗的缝隙，焦虑地向漆黑的园中望去。他会去哪儿？远处那个缩成一团、嘴里叼着熄灭烟斗的黑影是他吗？不，不。她很清楚那是她真心喜爱的侏儒，她的小domovoi-doukh（家宅守护灵），这守护灵与她一同守护着将军的生命，也多亏了他，Feodor Feodorovitch才没遭遇致命伤——至于那条残废的腿，实在算不上什么重伤。按她家乡（奥廖尔地区）的习俗，人们并不希望见到domovoi-doukh显出真身。她小时候总担心会在父亲花园的小径拐角处撞见他。她印象中他只有那么高，蹲着抽烟斗。婚后，有一次她在莫斯科的集市拐角处竟真的碰到了他。他长得和她想象中一模一样，她立刻买下了他，亲自带回家，小心翼翼地——因为他是精美的瓷器——安置在宫殿的前厅里。离开莫斯科时，她特意没把他留下。她亲自将他装在盒子里带走，并安置在群岛别墅的草坪上，好让他继续守护她的幸福和Feodor的生命。为了让他不至于因独自抽烟斗而感到无聊，她还按照群岛花园的时尚，在他周围摆了一群小瓷精灵。天哪！那个法国青年突然那样站起来，真是把她吓坏了。她一度以为是domovoi-doukh亲自起身舒展筋骨了。好在他立刻开了口，她听出了他的声音。况且，她的domovoi肯定不会说法语。啊！Matrena Petrovna现在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今晚，她觉得有两个小守护精灵在守护着这栋房子。这肯定比世界上所有的警察都管用。那个小家伙真是足智多谋，竟然能把那些人都赶走。有些事情必须弄清楚；因此，必须扫清一切阻碍。现在，谜团可以在毫无怀疑和干扰的情况下运作。只有一个人在监视，而且他看起来不像是在监视。Rouletabille确实没有表现出时刻监视的样子。在夜色中，他看起来就像个随意的瓷制小人，既不多也不少，但他却能看见一切——如果有什么可看的话——也能听见一切——如果有什么可听的话。人们从他身边经过时不会怀疑他，甚至人们可以当着他的面交谈，而不会意识到他在听，甚至还会像人们自以为独处时那样自言自语。所有的客人都这样告别了，从他身边经过，几乎擦着他的衣角，交换着“再见”、“回见”以及所有那些最终冗长的辞别。那个亲爱的小活泼的domovoi真是个机灵鬼！哦，那个被Matrena Petrovna的泪水深深打动的小domovoi！这个善良、肥胖、多愁善感又英勇的女人，此刻真想听到他那令人安心的声音。

“是我。我在这儿，”那个小活泼的守护灵的声音在那一瞬间响起，她感到裙摆被抓住了。她等着他说下去。她没有感到恐惧。虽然她本以为他在屋外，但转念一想，他出现在屋里也没什么好惊讶的。他太机敏了！他一定是在她身后，借着她裙子的阴影，四肢着地溜了进来，并在她与那威严高大的schwitzar说话时，悄无声息地躲了起来。

“原来你在家？”她说，紧张地握住他的手。

“是的，是的。我看着你锁好了房子。这工作完成得很好，确实。你什么都没忘。”

“那你刚才在哪儿，我的小恶魔？我把所有角落都翻遍了，却没碰到你。”

“我就在起居室那张放着餐前点心的桌子下面。”

“啊，在餐前点心桌下面！我早就不准他们在那儿铺那种长垂布了，害得我得不时漫不经心地伸脚踢一下，好确认下面没人。那桌布太不谨慎了，真的太不谨慎了。那在点心桌下面，你能看清或听到什么吗？”

“夫人，难道您认为当您独自监视，将军在熟睡，而您的继女正在准备就寝时，这别墅里还会有人能看清或听到什么吗？”

“不。不。我不相信。我不信。不，哦，基督啊！”

他们就这样在黑暗中压低声音交谈，两人坐在沙发的一角，Rouletabille的手被Matrena Petrovna灼热的手紧紧握着。

她焦虑地叹了口气。“那在花园里——你听到了什么吗？”

“我听到那位军官Boris对Michael说法语，‘我们要立刻回别墅吗？’另一个人用俄语回答，我看出那是一种拒绝。随后他们用俄语争论了一番，我自然听不懂。但从他们的语气判断，我能感觉到他们意见不合，而且他们之间没什么情分。”

“不，他们互不相爱。他们都爱Natacha。”

“那她，她爱他们中的哪一个？你必须告诉我。”

“她假装爱Boris，我相信她是爱他的，但她又常常和Michael走得很近，还经常溜进角落里和他聊天，这让Boris嫉妒得发狂。她禁止Boris向她父亲提婚事，借口是她现在不想离开父亲，因为将军的生命每时每刻都面临危险。”

“那你呢，夫人——你爱你的继女吗？”记者粗鲁地问。

“是的——真心地，”Matrena Petrovna回答，把手从Rouletabille手中抽了回来。

“那她——她爱你吗？”

“我相信她爱，先生，我真心相信。是的，她爱我，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让她不爱我。我相信——请务必理解我，因为这是发自我的内心——我们这栋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彼此相爱。我们的朋友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老友。Boris做我丈夫的副官已经很久了。我们并不认同他那些过于现代的思想，在屠杀时期，我们曾就士兵的职责进行过许多次争论。我责备他像我们女人一样，当必须杀掉那些Presnia的可怜农民时，他却在Natacha和我身后向将军下跪。那不是他的角色。士兵就是士兵。我丈夫粗暴地训斥了他，并命令他为了自己的罪孽，去军队前线带头冲锋。那是对的。他还能做什么？将军当时已经够难了，要对抗整个革命，对抗他的良知，对抗他内心深处勇敢者的怜悯，还要对抗他女儿和妻子在那一刻发出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哀号。Boris理解并服从了他，但在那些贫困的学生死后，他又表现得像个女人，竟然去创作那些关于街垒英雄的诗。你不觉得吗？那是Natacha和他在工作时一起背诵的诗，被将军撞见了。那场面极其可怕。那是倒数第二次袭击之前的事。那时候将军的双腿还能用。他跺着脚，几乎把房子都震塌了。”

“夫人，”Rouletabille说，“说到这些袭击，你必须告诉我第三次的情况。”

就在他说这话时，他身体前倾，Matrena Petrovna突然惊叫一声“听！”这让她在夜色中僵硬起来，侧耳倾听。她听到了什么？而对他来说，他什么也没听到。

“你什么都没听到吗？”她努力压低声音对他耳语。“滴答——滴答？”

“不，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知道——就像钟表的滴答声。听。”

“你怎么能听见滴答声？我注意到这里没有任何钟表在走动。”

“你还不明白吗？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听得更清楚。”

“哦，我明白了。但我什么都没听见。”

“对我而言，自上次袭击以来，我总觉得能听到那滴答声。它萦绕在耳边，太可怕了，想到某处有发条装置，随时都要走到死亡的那个‘滴答’——却不知道在哪儿，不知道在哪儿！警察还在的时候，我让他们都去听过，即便他们听过后说没有滴答声，我依然无法确定。最可怕的是在毫无防备的时候，那声音突然钻进耳朵。滴答！滴答！那或许只是我耳中的血液脉动声，撞击着，就像敲在共鸣板上。瞧，我的手上全是汗水！听！”

“啊，这次确实有人在说话——在哭，”年轻人说。

“嘘！”Rouletabille感到Matrena Petrovna僵硬的手按在他的手臂上。“是将军。将军在做梦！”

她把他拉进餐厅，拉到一个听不见梦呓的角落。但所有通往餐厅、客厅和起居室的门都保持开启，这是Rouletabille为了隐秘的防范措施而安排的。

他等着Matrena，听着她急促的呼吸声，她稍微落后了一点。片刻之后，她仿佛是为了分散Rouletabille对楼上声音的注意力，那些破碎的言语和叹息，她变得健谈起来，继续说道：

“瞧，你提到钟表。我丈夫有一块会报时的表。嗯，我把它停了，因为不止一次，我听到他背心口袋里传来表的滴答声而被吓坏。Koupriane有天来的时候，看到他因为钟摆的声音而竖起耳朵，便建议我停掉家里所有的钟表，以免和暗藏在某处的地狱机器发出的滴答声混淆。亲爱的小先生，他是凭经验说话，也是按他的命令，纳别日纳亚大街上各部委的所有钟表都被停了，我亲爱的朋友。他说，虚无主义者经常利用发条装置，在预定的时间引爆他们的机器。没人能猜出那些强盗会有什么发明。同样地，Koupriane建议我撤掉壁炉里的所有挡火板。正是这项预防措施，使他们在Pont-des-chantres桥附近的部委避免了一场惨剧，你知道吗，小守护灵？他们正要把一颗炸弹从烟囱放下，悬在部长的书桌壁炉上方。* 虚无主义者用绳子吊着炸弹，人在屋顶上往下放。其中一个被抓住了，被送往Schlusselbourg处决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壁炉挡火板都已经被撤掉了。”

*实际指针对维特的暗杀行动。

“夫人，”Rouletabille打断她的话（Matrena Petrovna不知道，从没有人能成功分散Rouletabille的注意力），“夫人，楼上又有人在呻吟了。”

“哦，那没什么，我的小朋友。是将军，他夜里总是睡不好。没有麻醉剂他睡不着，而那会让他发烧。我现在要告诉你第三次袭击是怎么回事。到时候你就明白，看在圣母玛利亚的份上，为什么我的耳朵里总是、永远都有那该死的滴答声了。”

“有一天晚上，将军睡着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清楚地听到了发条装置运作的嘀嗒声。按照Koupriane的建议，所有的钟表都已停掉，我还找借口把Feodor那块大怀表送去修理了。你可以想象，当我听到那嘀嗒声时是什么心情。我简直要发疯了。我四下张望，认定声音是从我丈夫的卧室传来的。我跑过去。他还在睡，那个男人啊！嘀嗒声就在那儿。可到底在哪儿呢？我像个傻子一样转来转去。房里一片漆黑，我根本不敢去点灯，生怕那几秒钟的功夫地狱机器就会爆炸。我扑倒在地，趴在床底下听。声音是从上方传来的。可究竟在哪儿？我冲向壁炉，希望有人违背了我的命令，点着了壁炉架上的钟。不，不是那个！现在我觉得嘀嗒声是从床上发出来的，机器就在床上。将军这时醒了，对我喊道：‘怎么了，Matrena？你在干什么？’他撑起身子，而我哭喊着：‘听！听那嘀嗒声。你没听见吗？’我扑向他，把他搂在怀里想带他离开，但我抖得太厉害，恐惧让我浑身无力，我和他一起摔回床上，大喊着：‘救命！’他推开我，粗暴地说：‘听着。’那可怕的嘀嗒声现在到了我们身后，在桌子上。可桌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夜灯、那杯盛着药水的杯子，还有一个金花瓶——那天早上，我亲手插了一束Ermolai从Orel地区带回来的野草和野花。我猛地跳上桌子，抓向那些花。我的手指在草丛中触到了阻力。嘀嗒声就在花束里！我双手抱起花束，打开窗户，尽我所能把它扔进花园。就在同一瞬间，炸弹发出了可怕的巨响爆炸了，我的手受了重伤。真的，我亲爱的小domovoi，那天我们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但上帝和‘小父亲’保佑了我们。”

Matrena Petrovna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房子的窗户全震碎了。总而言之，我们除了受惊和找玻璃匠来修理之外，算是逃过一劫。但我当时真的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那Natacha小姐呢？”Rouletabille问道，“她肯定也吓坏了，因为整个房子一定都在震动。”

“当然。但那天晚上Natacha不在家。那是星期六。她受邀去参加Boris Nikolaievitch父母举办的‘Michel’晚宴，按照计划，她在那里吃了晚饭后，就住在他们家。第二天，当她得知将军脱险时，浑身都在发抖。她扑进父亲怀里痛哭——这很正常——并宣称她再也不离开他了。将军告诉了她我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她把我搂在怀里，说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她爱我胜过亲生母亲。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费尽心机想弄明白地狱机器是怎么被放进那束野花里的。那天白天或晚上，除了你今晚见到的将军的朋友们，就只有Natacha和我进过将军的卧室。没有任何仆人或女佣上过那一层。白天和整个晚上，那一层都是锁着的，钥匙由我保管。通往那一层、直达将军卧室的仆人楼梯门，也总是从里面用铁条锁死并插好的。我和Natacha负责打扫房间。根本没有办法再采取更严密的预防措施了。三名警探日夜守着我们。花束爆炸的那晚，两个人在屋外巡逻，第三个躺在阳台的沙发上。况且，我们发现别墅所有的门窗都关得死死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判断我的痛苦是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重。因为从今往后，我们还能信任谁？能相信什么、相信谁？能防备什么、防备谁？从那天起，除了Natacha和我，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二楼。将军的卧室对他的朋友们也是禁区。无论如何，将军好转了，很快就能亲自在餐桌旁接待他们。我背着将军下楼，又背他回卧室。我不希望任何人帮忙。我有足够的力量。我觉得只要能救他，我能背着他走到天涯海角。警察从三个增加到了十个；五个在外，五个在内。白天的日子还好过，但夜晚太可怕了，因为我遇到的警察影子总是让我害怕自己正面对着虚无主义者。有一天晚上，我差点亲手掐死一个。在那次事件之后，我们和Koupriane约定，负责夜间内部守卫的特工应该留在阳台上，在晚上结束时做好全面检查。除非听到可疑的声音或我召唤，否则他们不准离开阳台。也就是在那次安排之后，发生了那件让Koupriane和我至今都感到困惑的楼层事件。”

“请原谅，夫人，”Rouletabille打断道，“但那些特工在做全面检查时，从不去卧室楼层吗？”

“不，孩子，我再说一遍，自从花束事件后，只有我和Natacha上去。”

“好吧，夫人，你现在必须立刻带我去那里。”

“立刻！”

“是的，去将军的卧室。”

“但他正在睡觉，孩子。让我告诉你楼层事件的经过，你就会和我以及Koupriane了解得一样多了。”

“立刻去将军的卧室。”

她双手紧紧握住他，紧张不已。“小朋友！小朋友！在那里有时会听到一些属于黑夜的秘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立刻去将军的卧室，夫人。”

她突然下定决心带他过去，尽管她心烦意乱，那些始终让她在最疯狂的焦虑和最鲁莽的大胆之间徘徊的念头和情绪让她备受煎熬。

四、“莫斯科的青年已死”

Rouletabille让Matrena引领着穿过黑夜，但他跌跌撞撞，笨拙的手碰到了各种东西。上二楼的过程是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完成的。除了之前让那个年轻人深感不安的躁动呻吟声，再无其他声响。

温润的暖意，女性闺房的香气，接着，穿过通往Matrena和Feodor之间更衣室的两道门，小夜灯那微弱的光芒映照出那张床，莫斯科的睡梦暴君正躺在那里。啊，看到他那副样子真是令人恐惧，昏黄的光线和弥漫的阴影在他身上交错。那粗重的拱形眉毛，那痛苦与威胁的神情，那从鞑靼平原走出来成为上帝之鞭的野蛮人宽大的下颚，那又硬又厚、向外铺开的胡须。这模样与Kasan那些老贵族的画像如出一辙，年轻的Rouletabille不由得觉得他简直就是Ivan the Terrible本人。这就是睡梦中的Feodor Feodorovitch，那个在餐桌上随和、被宠坏的父亲，那个以刀叉功夫闻名、与开玩笑的木材商和和蔼的猎熊人Thaddeus和Athanase交好的辩护律师的朋友；Feodor，Matrena Petrovna忠诚的丈夫，Natacha崇拜的爸爸，一个不幸在夜晚忍受残酷失眠或更可怕梦魇的勇敢的人。

就在那一刻，一声嘶哑的叹息以不均匀的节奏从他巨大的胸膛中涌出，倚在更衣室门口的Rouletabille注视着——但他注视的不再是将军，而是别的东西，在低处，贴近墙壁，靠近门口。正是那个东西让他踮起脚尖，轻手轻脚地穿过地板，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房间里安静极了，除了那粗重的呼吸声在起伏着那粗壮的胸膛。在Rouletabille身后，Matrena抬起双臂，仿佛想拉住他，因为她不知道他要去哪儿。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他那样蹲在门边，为什么他的大拇指在地板上沿着门框按压？他站起身回来了。他再次从床前经过，那里，沉睡者的呼吸声响着，如同锻造炉的风箱。Matrena抓住了Rouletabille的手。就在她匆忙将他拉进更衣室时，一声呻吟止住了他们的脚步。

“莫斯科的青年已死！”

是那个睡梦中的人在说话。那张曾发出严厉命令的嘴在呻吟。而这种哀叹依然带着威胁。在那种因药物不足而强加给他的不安睡眠中，Feodor Feodorovitch所说的词句是哀悼与怜悯的。这个完美的士兵恶魔，无论子弹还是炸弹都无法吓倒他，却以一种方式说着那些话，让它们从他那可怕的嘴里吐出时改变了含义。听众们不禁沉浸在那残酷胜者的语调中。

Matrena Petrovna和Rouletabille将他们的两道身影融在一起，倚靠在夜灯光芒之外的门口，他们惊恐地听到：

“莫斯科的青年已死！他们清除了尸体。只剩下废墟。连克里姆林宫也关上了大门——为了不去看。莫斯科的青年已死！”

Feodor Feodorovitch的拳头在被窝上方颤抖；他似乎就要挥拳，就要再次杀戮，Rouletabille感觉到Matrena在他身边颤抖，而他自己也在这红色的星期里杀手的可怕幻象前战栗不已！

Feodor发出一声巨大的叹息，胸膛在被褥下沉了下去，拳头松开落下，巨大的头歪向一边。寂静笼罩着。他终于安息了吗？不，不。他又叹息，又哽咽，在床上像受苦的囚徒般翻腾，他女儿写的那些字——他女儿写的字——在他那双圆睁的眼中闪烁。写在墙上的字，他在墙上读到的，用鲜血写就的字。

“莫斯科的青年已死！他们年纪轻轻就走向了田野，走向了矿井， 却没在俄罗斯大地上找到一个没有呻吟的角落。 现在莫斯科的青年已死，再也听不到呻吟， 因为那些让所有青年死去的人，甚至连呻吟都不敢了。

但——什么？Feodor的声音失去了威胁的语调。他的呼吸听起来像是一个哭泣的孩子。他喉咙里带着啜泣，说出了最后一节，那是他女儿在影集中用红色字母写下的诗句：

“最后一座街垒边站着十八岁的少女，莫斯科的处女，雪中的花。 她把吻送给被沙皇士兵子弹击中的工人们； “她赢得了那些哭泣着杀死她的士兵的钦佩： “这是什么样的屠杀！所有的房子都关上了百叶窗，窗户覆盖着沉重的木板眼帘，为了不去看！—— “连克里姆林宫也关上了大门——为了不去看。 “莫斯科的青年已死！”

“Feodor！Feodor！”

她将他抱在怀里，紧紧拥住，安慰着仍在胡言乱语的他：“莫斯科的青年已死，”他似乎用疯狂的姿势推开一群幻影。她将他紧压在胸前，用手捂住他的嘴想让他停下，但他却说：“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他们说了什么？现在他们什么也不说了。雪橇下的尸体纠缠在一起，Matrena！看看那些我们经过的可怜女孩们冻僵的腿，从冰冷血腥的裙子下向四处伸出来，就像圆木一样。看着，Matrena！”

随后是一连串用俄语说出的谵语，这对Rouletabille来说更加可怕，因为他听不懂。

接着，Feodor突然沉默了，推开了Matrena Petrovna。

“是那该死的麻醉剂，”他叹了口气说，“我再也不喝了。我不想喝它。”

他用一只手指向身旁桌上的大杯子，里面还剩下一半他每次醒来都要润唇的助眠混合药剂；另一只手擦去脸上的汗水。Matrena Petrovna颤抖着待在他身边，突然被一种念头压垮：他可能会发现门后有人，有人目睹并听到了Trebassof将军的梦呓！啊，如果他知道了，那一切都完了。她只能祈祷；她死定了。

但Rouletabille小心翼翼，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他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这是什么样的噩梦啊！他现在明白了，当Natacha用低沉甜美的声音唱着“晚安。愿你的双眼从泪水中得到休息，愿宁静重回你压抑的心中”时，将军朋友们的激动从何而来。那些朋友肯定从Matrena焦虑的谈话中得知了将军的失眠，当他们听到迷人的Natacha那诗意的祈愿时，无法抑制泪水。“不过，”Rouletabille心想，“谁也想不到我刚刚目睹的一切。对于世界上的人来说，莫斯科的青年并没有死，而现在我知道，每天晚上，在夜灯的光晕下，他们都会苏醒——苏醒——苏醒！”这个年轻人诚恳而天真地后悔不该闯入这里；即使无意中，也闯进了一件毕竟只关乎众多死者和那一个生者的事中。他为什么要来把自己夹在死者和生者之间？人们可能会对他说：“生者已经尽了他的英勇职责，”但死者呢，他们又做过什么？

啊，Rouletabille诅咒自己的好奇心，因为——他现在明白了——正是揭开Koupriane暗示的秘密、在重重危险中再次探寻一个惊人且可能极其恐怖的谜团的欲望，将他带到了群岛别墅的门槛前，将他送进了Matrena Petrovna颤抖的手中，并许诺给她帮助。他确实表现出了怜悯，对那个英雄女性谵妄痛苦的怜悯。但他的动机中好奇心多于怜悯。现在他必须付出代价，因为撤退已经太晚了，不可能随口说一句“我不再过问了”。他已经遣走了警察，现在只剩他一人挡在将军和死者的复仇之间！他或许可以逃跑！这个念头让他清醒过来，激起了他所有的精神。局势将他带入了一个阵营，除非他是个懦夫，否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这个阵营！

将军现在睡着了，或者至少，他闭上眼睛假装睡觉，无疑是为了让可怜的Matrena安心。Matrena跪在他的枕边，一直把她那可怕丈夫的手握在自己手中。不久，她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与Rouletabille会合。她带他去了客房，催促他去休息。他回答说该休息的是她。但她仍被刚才发生的事搅得心神不宁，喋喋不休：

“不，不！经历了这样的场面，我自己也会做噩梦。啊，太可怕了！骇人听闻！骇人听闻！亲爱的小先生，这是黑夜的秘密。可怜的人！可怜而不幸的人！他无法把思绪从那上面移开。Natacha对Boris那些可恶诗句的翻译，对他来说是最大且不应得的惩罚。他把那些诗背得滚瓜烂熟，即使用了麻醉剂，那些诗句整晚都在他大脑里、舌尖上盘旋，他一直在不停地念叨，‘是我女儿写的！——是我女儿！——是我女儿！’这足以让人心碎——一个曾亲自屠杀莫斯科青年的将军的副官，竟然被允许写下这样的诗句，而Natacha竟然自作主张把它们翻译成优美的法文诗放进影集里。很难解释他们现在做的事，真是我们的灾难。”

她停下了，因为这时他们听到楼下地板发出吱呀声。Rouletabille阻止了Matrena，拔出了左轮手枪。他想独自潜下去，但时间来不及了。当地板第二次发出吱呀声时，Matrena那焦急的声音用俄语对着楼梯喊道：“是谁？”Natacha平静的声音立即用同一种语言回答了什么。随后，Matrena颤抖得更厉害了，情绪激动地站在原地，仿佛被钉在了楼梯口，用法文说道：“是的，一切都好；你父亲在休息。晚安，Natacha。”他们听见Natacha的脚步声穿过客厅和起居室。然后她房间的门关上了。Matrena和Rouletabille屏住呼吸走下楼。他们来到餐厅，Matrena用防风灯照向将军平时休息的沙发。沙发还在地毯上平时的位置。她把它推开，掀起地毯，露出地板。然后她跪下来，仔细检查地板。她站起身，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把地毯铺回原处，摆好沙发，长叹一声瘫在上面。

“怎么样？”Rouletabille问道。

“什么也没有，”她说。

“你为什么要那么公开地喊话？”

“因为毫无疑问，那个时间出现在一楼的只能是我的继女。”

“为什么又那么焦虑地检查地板？”

“我恳求你，我亲爱的小孩子，不要把我的行为看得太神秘，看得太难解释。你所说的那种焦虑从没离开过我。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检查地板。”

“夫人，”年轻人问道，“你女儿在那个房间里做什么？”

“她来找矿泉水；瓶子还在桌子上。”

“夫人，你必须准确地告诉我Koupriane只对我暗示过的事情，除非我完全弄错了。你第一次想到检查地板，是在你听到楼下发生了像刚才那种声音之后吗？”

“是的。我会告诉你所有必要的事情。我亲爱的小先生，我亲爱的小家神，那是在花束事件之后的一晚；当时我似乎听见一楼有动静。我急忙下楼，起初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一切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我轻轻推开Natacha房间的门。我想问问她是否听到了什么。但她睡得那么沉，我不忍心叫醒她。我打开阳台的门，所有的警察——你明白的，所有人——都睡得很熟。我又绕着家具走了一圈，手里提着灯，正要离开餐厅时，我注意到地板上的一块地毯在角落里有些错位。我俯下身，手碰到了一大叠靠近将军沙发的折叠地毯。你会以为那是沙发被粗心地挪动过，试图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在一种不祥预感的驱使下，我推开沙发，掀开了地毯。乍看之下什么也没发现，但当我仔细观察时，我看到有一条木板与其他地板并不平齐。我用一把小刀撬起了那块木板，发现将它固定在下方横梁上的两枚钉子是刚被拔掉的。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能稍微抬起木板的一端，虽然还没法把手伸进去。如果想再抬高一些，至少得拔掉半打钉子。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我正要揭开某个新的、可怕而神秘的计划？我让木板落回原位。我小心地把地毯铺好，把沙发放回原处，第二天一早，我就派人去请了Koupriane。”

Rouletabille打断了她。

“夫人，关于这个发现，你没有告诉任何人吗？”

“没有告诉任何人。”

“甚至没告诉你的继女？”

“没有，”Matrena嗓音嘶哑地说，“甚至没告诉我的继女。”

“为什么？”Rouletabille追问道。

“因为，”Matrena犹豫了片刻后回答，“家里已经有够多让人害怕的事情了。我没对女儿说，就像我没对将军提半个字一样。万一最后什么也没发生，又何必增加他们本已深重的忧虑呢？”

“Koupriane是怎么说的？”

“我们秘密地一起检查了地板。Koupriane比我更容易地把手伸了进去，并确定在木板下，也就是横梁和厨房天花板之间，有一个空洞，足以放置任何东西。当时木板还撬得不够开，无法进行任何操作。Koupriane起身时对我说：‘夫人，你碰巧打断了那人的行动。但从现在起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们知道她在做什么，而她并不知道我们已经知晓。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现一样；不要对任何人提起——然后盯着。让将军继续坐在他平时的位置上，不要让任何人怀疑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企图的端倪。这是我们能设法让她们继续下去的唯一途径。不过，’他补充道，‘我会命令我的手下夜间重新在一楼巡逻。让那个人每晚继续她的工作风险太大了。她可能会干得非常出色，以至于最后真的成功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在白天，你要设法让一楼的房间时而空出来——不用太久，但要时而空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所说的话以及他说话的方式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恐惧。然而，我执行了他的计划。三天后，大约八点钟，当夜班守卫还没有开始，也就是说，当警察们都还在花园里或绕着房子外围走动时，我趁着帮将军上床睡觉、把一楼腾空的空档，突然感觉到一种力量驱使着我回到餐厅。我掀起地毯，检查了地板。又有三枚钉子被拔掉了，木板现在抬得更容易了，在它下面，我看到那个本来就有的空腔被挖得更大了！”

说到这里，Matrena停住了，仿佛因为过度悲伤，无法再讲下去。

“然后呢？”Rouletabille坚持问道。

“然后，我把一切恢复原样，并迅速询问了警察和他们的头领；没有一个人进入过一楼。你明白吗？——根本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人从里面出来。”

“如果没人进去，怎么会有人出来呢？”

“我想说的是，”她啜泣着说，“在这段时间里，Natacha一直待在她的房间里，她在那一楼的房间里。”

“夫人，你似乎对这个回忆感到非常不安。你能进一步、明确地告诉我你为何如此激动吗？”

“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她摇着头说道。

“如果我没理解错，你的意思是，从你上次检查地板到你注意到又多了三枚钉子被拔掉这段时间内，除了你和你的继女Natacha，没有其他人能进入餐厅。”

Matrena握住Rouletabille的手，仿佛下定了某种重要的决心。

“我的小朋友，”她痛苦地呻吟道，“有些事情我无法去想，而当Natacha拥抱我时，我更无法面对。这是一个比一切都可怕的谜团。Koupriane告诉我，他对他留在这里的特工非常确信，绝对确信；你看，我能坦诚地告诉你，我唯一的安慰——现在既然你已经把那些人遣走了——我从那天起唯一的安慰就是，Koupriane对他手下的确信程度，还不如我对Natacha的确信程度。”

她崩溃了，开始啜泣。

当她平静下来时，她寻找Rouletabille，却没发现他。于是她擦干眼泪，拿起防风灯，鬼鬼祟祟地爬回她守护在将军身边的岗位。

这一天，Rouletabille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以下要点：

“地形：别墅三面环绕着大花园。第四面直接通向一片一直延伸到涅瓦河的林地。这一侧的地势低得多，低到那一面墙上唯一的窗户（一楼Natacha起居室的窗户）离地面的高度，就好像房子其他部分的二楼一样。这扇窗户由铁百叶窗关闭，内部用铁条锁住。”

“朋友：Athanase Georgevitch、Ivan Petrovitch、木材商Thaddeus（泥炭靴）、Michael和Boris（好皮鞋）。Matrena，真诚的爱，笨拙的英雄主义。Natacha，未知。不利于Natacha的疑点：袭击期间从不在场。莫斯科炸弹事件发生时，没人知道她在哪里，而原本应该陪伴将军的正是她（这是Koupriane提供、Matrena大度地隐瞒了的细节）。花束之夜是Natacha唯一一次不在家过夜。钉子消失与Natacha独自在一楼的时间重合，当然，前提是钉子不是Matrena自己拔的。有利于Natacha的疑点：她注视父亲时的眼神。”

还有这句怪异的话：

“我们绝不能鲁莽。今晚我还没和Matrena Petrovna谈起那枚小帽针。那枚小帽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解脱。”

五、在Rouletabille的命令下，将军外出散步

“早安，我亲爱的小守护灵。将军下半夜睡得非常好。他没有碰他的麻醉剂。我敢肯定，正是那种可怕的混合物让他做了那么多可怕的梦。而你，我亲爱的朋友，你一刻也没睡。我知道。我感觉到你像只小老鼠一样在房子里到处走动。啊，感觉真好，太好了。听到你细碎的脚步声，我睡得那么安稳。谢谢你给我带来的睡眠，小朋友。”

Matrena对着Rouletabille滔滔不绝，她在梦魇过后的第二天早晨，发现他正平静地在花园里抽着烟斗。

“啊，啊，你在抽烟斗。现在你看起来真的和亲爱的小家神domovoi-doukh一模一样了。你看你们有多像。他也像你这样抽烟。没什么新消息吧？你今天早上看起来不太精神。你累坏了。我刚为你准备好了客房，那是我们唯一的客房，就在我房间后面。你的床已经铺好了。你需要什么吗？告诉我。这里的一切都听从你的差遣。”

“我什么也不需要，夫人，”年轻人微笑着说，在那位善良、英勇的女士倾诉完之后说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亲爱的孩子？你会把自己弄垮的。我希望你明白，我希望你能休息。如果你愿意，我想做你的母亲，你必须听我的话，孩子。你今天早上吃过早餐了吗？如果你早上不按时吃早餐，我会以为你生我的气了。你听到了那个夜里的秘密，我感到非常抱歉。我一直担心你会想要立刻离开，而且是永远离开，并且会对将军产生误解。世界上没有比Feodor更好的人了，他一定有一颗善良、非常善良的良心，才敢在身心如此善良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执行那些在莫斯科执行的残酷任务。对于坏人来说，这些事很容易，但对于好人，对于能够思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要被判处死刑的好人来说，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看，在莫斯科事情开始变糟的时候我就对他说：‘Feodor，你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有一段可怕的时期要熬过去——就装病吧。’我原以为他会打我，会当场杀了我。‘我！在这样的时刻背叛沙皇！陛下，我的一切都亏欠于他！你在想什么，Matrena Petrovna！’从那以后他两天没跟我说话。直到他看到我病得很重，才原谅了我，但他不得不忍受我的哀怨，以及每次我们在街上听到枪声时Natacha那无尽的恳求眼神。Natacha当时在修读学院的课程，你知道的。她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认识一些在街垒上被杀的人。啊，对于可怜的将军来说，在自己家里生活一点也不容易！此外，还有Boris，顺便说一句，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因为如果能看到他和Natacha结婚我会非常高兴——可怜的Boris每次从袭击现场回来都脸色苍白得像具尸体，而且忍不住和我们一起呻吟。”

“那Michael呢？”Rouletabille问道。

“哦，Michael只是在最后才来。他是将军新来的副官。圣彼得堡的政府派他来的，因为他们当然免不了会知道，Boris在镇压学生方面缺乏热情，也没有鼓励将军表现出帝国安全所必需的严厉。但Michael，他有一颗铁石心肠；他只知道口令，屠杀父母时还高喊着‘沙皇万岁！’。真的，似乎只有看到Natacha时他的心才会被触动。这再次让Feodor和我感到相当不安。它把我们卷入了一场无用的纠纷中，我们本想通过Natacha和Boris的联姻来结束它。但出乎我们的意料，Natacha并不希望这样。不，她不希望，她说考虑结婚什么时候都不晚，她并不急着离开我们。同时，她和这个Michael周旋，仿佛并不惧怕他的热情，而Michael也没有那种知道Natacha和Boris已有婚约的人所表现出的绝望神情。而且我的继女不是个轻浮的女人。不，不。没人能说她是轻浮的。至少在Michael到来之前没人能这么说。难道她是轻浮的吗？这些年轻女孩真是神秘，非常神秘，尤其是当她们拥有Natacha那种始终如一的平静祥和的神情时； monsieur（先生），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她的美是一种被动的美，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除了在街上的齐射杀死了她在学校的年轻伙伴时。那时我看到她差点昏厥，这证明在她平静的外表下有一颗伟大的心。可怜的Natacha！我曾看到她像我一样为了她父亲的生命而焦虑。我亲爱的小朋友，我曾看到她半夜和我一起寻找藏在家具下的地狱机器，然后她发表意见说这太紧张、太孩子气了，像沙发下胆怯的野兽一样行事是不值得的，于是她就让我一个人去搜。确实，她从不离开将军。在他身边，她更安心，也能让他安心。这对他的心理影响极好，而我则像野兽一样四处走动寻找。她也变得和他一样宿命论了，现在她唱着哥萨克琴的曲子，像Boris一样，或者在角落里和Michael谈话，这让那两个人彼此愤怒不已。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年轻女性真是好奇，非常好奇。在我们那个时代，在Orel，我们可不是那样。我们不去激怒别人。如果我们那样做，早就挨耳光了。”

Natacha走进了这场对话，她穿着白色的巴里纱裙，快乐、清新、微笑着，就像一个度过了美好夜晚的女孩。她非常得体地问候了年轻人的健康，并拥抱了Matrena，那样子确实就像拥抱一位深爱的母亲。她再次抱怨Matrena的夜间守卫。

“你还没停止吗，妈妈；你还没停止，对吧？你终于不能理智一点吗？我求求你了！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你为什么不睡觉？夜晚是用来睡觉的。Koupriane把你搞得心烦意乱。莫斯科那些可怕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没有理由再想它们了。那个Koupriane带着他的警探把自己弄得煞有介事，纠缠着我们所有人。我深信那起花束事件是他的警察自导自演的。”

“小姐，”Rouletabille说，“我刚刚把他们全都遣散了，所有人都遣散了——因为我的想法和你差不多。”

“好吧，那么，你就会成为我的朋友，Monsieur Rouletabille，我向你保证，既然你做了那件事。现在警察走了，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妈妈；你可以相信我，别再哭了，亲爱的妈妈。”

“是的，是的；吻我。再吻我一次！”Matrena擦着眼泪重复道。“当你吻我时，我什么都忘了。你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爱我，不是吗？”

“像我的母亲。像我自己的母亲。”

“你没有什么是瞒着我的吧？——告诉我，Natacha。”

“什么也没瞒着。”

“那你为什么要让Boris受苦？为什么不嫁给他？”

“因为我不想离开你，亲爱的妈妈。”

她跳到花园的边缘，避开了刚被放出来散步的Khor，以此逃避了进一步的谈话。

“这可怜的孩子，”Matrena说；“这可爱的小东西，她根本不知道由于她的想法，那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她无意中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痛苦。我丈夫在莫斯科有一天对我说：‘Matrena Petrovna，我告诉你我的想法——Natacha是那些扭曲了所有这些可怜叛逆学生大脑的邪恶书籍的受害者。是的，是的；如果她不识字，对她和对我们都更好，因为有些时候——天哪！——她说话非常狂野，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抱着这样的想法，她不该出现在我们的客厅里，而应该站在街垒后面。不过，’他深思后补充道，‘我宁愿在客厅里发现她，这样我还能拥抱她；也不愿在街垒后发现她，那样我会像杀疯狗一样杀了她。’但我丈夫，我亲爱的小先生，并没有说出他真实的想法，因为他爱女儿胜过世界上其他一切的总和，有些事情，即使是将军，是的，即使是总督，如果不触犯神圣和世俗的法律也是无法做到的。他也怀疑是Boris让Natacha的思想走入了歧途。我们确实不得不考虑，当他们结婚后，他们会阅读任何他们想读的东西。我丈夫对Michael Korsakoff的评价确实要高得多，因为他那坚不可摧的性格和如花岗岩般的良心。他不止一次地说：‘这就是我在莫斯科最糟糕的日子里应该拥有的副官。他能为我省去许多个人的痛苦。’我能理解这对将军来说很受用，但这种如老虎般的本性是如何吸引Natacha的，它是如何做到不让她反感的，关于首都的这些年轻女孩，谁也说不准——她们超出了你对她们的所有既定观念。”

Rouletabille问道：

“为什么Boris对Michael说，‘我们一起回去’？他们住在一起吗？”

“是的，住在Krestowsky Ostrov的小别墅里，就是你从起居室窗口能看到的我们对面的岛上。Boris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了那里。副官们出于一种对将军的自然忠诚，希望就在将军的家里为他们准备行军床；但我反对了，为了让他们俩都远离Natacha，当然，我对她有最充分的信任，但现在的人真是不可思议，谁也无法保证男人会有什么疯狂的举动。”

Ermolai来通报午餐准备好了。他们发现Natacha已经在桌边，她为他们倒了咖啡和牛奶，一直在吃着凤尾鱼和鱼子酱三明治。

“告诉我，妈妈，你知道是什么让我胃口这么好吗？是想到可怜的Koupriane对这些手下被遣散时的反应。我想去看看他。”

“如果你见到他，”Rouletabille说，“没必要告诉他将军今天下午要去岛上做一次长途散步，因为他肯定会给我们派来一支宪兵护卫队。”

“爸爸！去岛上散步？真的吗？哦，那太棒了！”

Matrena Petrovna猛地站了起来。

“你疯了吗，我亲爱的小家神，你真的疯了吗？”

“为什么？为什么？这很好。我得跑去告诉爸爸。”

“你父亲的房间锁着，”Matrena生硬地说。

“是的，是的；他被锁在里面。你有钥匙。锁到死为止！你会杀了他。是你杀了他。”

她没等回答就离开了餐桌，也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Matrena看着Rouletabille，他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吃着早餐。

“你真的是认真的吗？”她走过来坐在他身边问道。“去散步！没有警察，而我们今天早上刚收到一封信，说不到四十八小时将军就会死！”

“四十八小时，”Rouletabille把面包泡进巧克力里说，“四十八小时？有可能。总之，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我的天，你怎么会相信这个？你说话非常有把握。”

“夫人，你必须按照我告诉你的去做，严格执行，一个字都不能差。”

“但让将军独自外出，除非有卫兵保护——你怎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当我想到这一点，当我真正去想它时，我问自己，你怎么敢把警察遣走。但至少在这里，我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感到一丝安全，我知道在楼下有Gniagnia和Ermolai，我们没什么可害怕的。没有陌生人能靠近地下室。补给品都是由我们的dvornicks从 lodge 运来的，他们是我从Orel老家的母亲那里派来的，对我忠心耿耿，就像斗牛犬一样。厨房里不进一瓶蜜饯，除非预先在外面打开。没有任何商贩送来的包裹不先在lodge里拆封。在这里，在室内，即便没有警察，我们也能感到一丝安全——但离开这里——到了外面！”

“夫人，他们打算在四十八小时内杀死您的丈夫。您是否希望我能救他，也许救得长久一些——甚至是永远救下他？”

“啊，听听他说的！听听他说的，这可爱的小家神！但Koupriane会怎么说？他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冒险离开别墅；至少现在不行。啊，现在，他看我的眼神，这可爱的小家神！好吧，好吧。我就按你说的做。”

“很好，跟我到花园里去吧。”

她挽着他的手臂陪他走了出去。

“主意是这样的，”Rouletabille说，“今天下午你要陪将军坐轮椅出去。所有人都会跟着。所有人，您明白吗，夫人——请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任何想来的人都必须被邀请。只有那些想留下来的人才留下。不要强求。啊，现在我看见了，您明白我的意思了。您为什么发抖？”

“但谁来守卫房子呢？”

“没人。只要告诉lodge里的仆人，让他们从lodge里监视进入别墅的人就行了，但仅仅是监视，不要干涉他们，什么也别说，什么都别做。”

“我会照你说的做。您想让我提前宣布我们要去散步吗？”

“当然。别担心；让所有人都分享这个好消息吧。”

“噢，我只会告诉将军和他的朋友们，您放心。”

“现在，亲爱的夫人，还有最后一句话。午餐时不要等我。”

“什么！你要离开我们？”她立刻惊呼道，喘不过气来。“不，不。我不同意。我可以没有警察，但我不能没有你。你不在的时候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都可能！什么都可能！”她带着异乎寻常的能量重复道。“因为对我来说，我无法像本该有的那样感到确定。啊，你让我说了这些话。这些话！但请不要走。”

“别害怕；我不会离开您的，夫人。”

“啊，你真好！你很善良，很善良！Caracho！（太好了。）”

“我不会离开您的。但我不能出席午餐。如果有人问我在哪，就说我有事要忙，去城里采访政界人士去了。”

“俄国只有一个政界人士，”Matrena Petrovna直言不讳地回答；“那就是沙皇。”

“很好；那就说我是去采访沙皇了。”

“但没人会信的。那你到底会在哪？”

“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会待在房子附近。”

“好吧，好吧，可爱的小家神。”

她离开了他，不知道自己对此作何感想，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她的头脑乱成了一团。

上午，Athanase Georgevitch和Thaddeus Tchnitchnikof到了。将军已经在游廊里了。Michael和Boris随后抵达，并轮流询问他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是如何度过夜晚的。当他们听说Feodor下午要去散步时，他们对他的决定表示赞赏。“好极了！在圣彼得堡所有人开车出行的那个时间去strielka（岛尖）散步。太棒了。我们都会去的。”将军留他们共进午餐。Natacha出现在餐桌旁，情绪显得有些忧郁。午餐前不久，她在花园里与Michael和Boris进行了一次双重谈话。如果不是Rouletabille记事簿上的一些速记笔记给了我们一点概念，没人能知道这三个年轻人说了些什么；记者肯定是偶然听到的，因为所有有自尊的记者都完全没有偷听的能力。

记事簿记录：

Natacha拿着一本书走进花园，交给了Boris，Boris久久地将她的手按在唇边。“这是你的书；我把它还给你。我不想再要这些书了，那些思想在我脑子里激荡，弄得我头疼。确实，你说得对，我不喜欢新奇的东西。我可以完全满足于Pouchkine。其他的对我来说都一样。你昨晚睡得好吗？”

Boris（英俊的年轻人，大约三十岁，金发，有些女性化，忧郁。在这样一位强壮将军的军事家庭中，这是一个奇怪的从属人物）。“Natacha，如果我离开你，我就没有哪怕一个小时能真正过得好，亲爱的，亲爱的Natacha。”

“我是在严肃地问你昨晚睡得好吗？”

她短暂地触碰了一下他的手，注视着他的眼睛，但他摇了摇头。

“你昨晚回家后做了什么？”她坚持追问。“你熬夜了吗？”

“我服从了你；我只坐在窗边看了半小时这边的别墅，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是的，你必须好好休息。我像希望其他人一样希望你也能休息。这种狂热的生活是不可能的。Matrena Petrovna让大家都生病了，我们会崩溃的。”

“昨天，”Boris说，“我从窗户看了半小时别墅。亲爱的，亲爱的别墅，亲爱的夜晚，在那样的夜里我可以感觉到你在呼吸，生活在我的身边。就好像你贴在我的心口。我差点哭了，因为我能听见Michael在房间里的鼾声。他看起来很快乐。最后，我什么也听不见了，除了岛上水塘里青蛙的双重合唱，再无其他声音。Natacha，我们的水塘就像高加索那些被施了魔法的湖泊，白天沉默，夜晚歌唱；成群结队的青蛙在同一个和弦上歌唱，有的唱大调，有的唱小调。合唱在水塘之间回荡，在田野和花园间哀鸣与叹息，就像彼此相对的风鸣琴一样回响。”

“风鸣琴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吗，Boris？”

“你在笑？我有一半时间觉得你不是你自己。是Michael改变了你，我被排除在外了。（这里他们用俄语交谈。）如果不成为你的丈夫，我是不会心安的。我根本无法理解你对待Michael的态度。”

（此处更多我听不懂的俄语单词。）

“说法语；园丁来了，”Natacha说。

“我不喜欢你安排我们生活的方式。你为什么要推迟我们的婚期？为什么？”

（Natacha用俄语回答。Boris做出绝望的姿势。）

“多久？你说很长一段时间？但这什么也没说——很长一段时间。多久？一年？两年？十年？告诉我，否则我就死在你的脚下。不，不；说，否则我就杀了Michael。我发誓！像条狗一样！”

“Boris，我以你母亲珍贵的头颅发誓，我们结婚的日期并不取决于Michael。”

（一些俄语单词。Boris稍微得到了些安慰，久久地将她的手按在唇边。）

Michael和Natacha在花园里的谈话：

“怎么样？你告诉他了吗？”

“我最后终于让他明白，没有任何希望。一点也没有。必须要有耐心。我自己也得有耐心。”

“他既愚蠢又招人厌。”

“愚蠢，倒不至于。招人厌，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确实是。但你也是，你也很招人厌。”

“Natacha！Natacha！”

（此处更多俄语。）当Natacha起身要离开时，Michael把手放在她的肩上，拦住她并盯着她的眼睛说道：

“今晚会有Annouchka的一封信，五点钟由信使送达。”他逐字逐句地强调。“非常重要，需要立即回复。”

Rouletabille的这些笔记后面没有任何评论。

午餐后，几位先生玩牌玩到四点半，那是去岛尖散步的“时髦”时间。Rouletabille指示Matrena在四点四十五分准时出发。他在此期间露面，宣布他刚刚采访了圣彼得堡市长，这让Athanase大笑起来，他无法理解竟然有人会特意从巴黎跑来和那种人谈话。Natacha从房间出来加入他们的散步。她父亲告诉她她看起来太忧虑了。

他们离开了别墅。Rouletabille注意到dvornicks就在大门口，而schwitzar也在他的岗位上，从那里他可以察觉任何可能进入或离开别墅的人。Matrena亲自推着轮椅。将军神采奕奕。他右边是Natacha，左边是Athanase和Thaddeus。两个传令兵跟在后面，与Rouletabille交谈，Rouletabille独占了他们。谈话转向了Matrena Petrovna的忠诚，他们认为这超过了古代女性最杰出的英雄事迹，也谈到了Natacha对她父亲的爱。Rouletabille引导他们谈话。

Boris Mourazoff解释说，这种非凡的爱源于Natacha的亲生母亲，即将军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女儿时去世了，因此Feodor Feodorovitch既做了父亲又做了母亲。他以最动人的关怀抚养她长大，当她生病时，从不准任何人代替他在床边守夜。

Natacha七岁时，Feodor Feodorovitch被任命为Orel总督。夏天在Orel附近的乡间，将军和女儿与老Petroff一家邻里相处，那是俄国最富有的皮草商之一。老Petroff有一个女儿叫Matrena，美得惊人，像一朵美丽的野花。她总是心情愉快，从不说邻里任何人的坏话，不仅有着城里贵妇的高雅举止，还有一颗博大而淳朴的心，她将这一切倾注在小Natacha身上。

孩子回应了美丽的Matrena的爱，正是看到她们在一起总是如此快乐，Trebassof才梦想着重建他的家庭。婚礼很快就定下来了，当孩子得知她善良的Matrena要嫁给她的爸爸时，高兴得跳了起来。然而，灾难在婚礼前几周降临了。老Petroff长期在交易所投机，却无人知晓，最终落得一贫如洗。一天晚上，Matrena来向Feodor Feodorovitch告知这一悲惨消息，并归还了他的定情信物。Feodor唯一的反应是将Natacha放进Matrena的怀里。“拥抱你的母亲，”他对孩子说，然后对Matrena说，“从今天起，我视你为我的妻子，Matrena Petrovna。你理应在任何事上都服从我。把你父亲的答复带给他，并告诉他，我的钱包任他支配。”

那时候，甚至在继承Cheremaieff之前，将军就已经极其富有。他在Nijni背后拥有辽阔如省份的土地，很难数清有多少农奴在他的庄园里为他工作。老Petroff给了他女儿，却不想接受任何回报。Feodor想给妻子一大笔津贴；她父亲反对，而Matrena为了Natacha的缘故，在那件事上站在了她父亲一边反对丈夫。“这一切都属于那个孩子，”她坚持说。“我接受她母亲的位置，但条件是她绝不能失去她遗产中的一个戈比。”

“所以，”Boris总结道，“如果将军明天去世，她会比Job还穷。”

“那么将军就是Matrena唯一的依靠，”Rouletabille大声沉思道。

“我能理解她为什么紧紧依附着他，”Michael Korsakoff吐着黄色香烟的烟雾说道。“看看她。她守护他就像守护财宝一样。”

“你是什么意思，Michael Nikolaievitch？”Boris生硬地说。“你真的认为Matrena Petrovna的奉献不是无私的吗？你一定很不了解她，才敢说出这样的想法。”

“我从没有过那种想法，Boris Alexandrovitch，”另一人以更生硬的语调回答。“若能想象住进Trebassof家的人会有这种想法，那一定是驴脑袋。”

“我们回头再谈这件事，Michael Nikolaievitch。”

“随您的便，Boris Alexandrovitch。”

他们平静地交换了这些最后的话语，继续走着路，漫不经心地抽着他们的黄色烟草。Rouletabille走在他们中间。他没看他们；他甚至没注意他们的争吵；他的目光只盯着Natacha，她此刻离开了父亲轮椅旁的位置，从他们身边走过，微微点点头，似乎急于原路返回别墅。

“你要离开我们吗？”Boris问她。

“噢，我马上回来找你们。我忘了我的雨伞了。”

“但我去帮你拿吧，”Michael提议道。

“不，不。我得去别墅；我马上就回来。”

她已经走过了他们。在此期间，Rouletabille看着Matrena Petrovna，她也在看着他，转过脸对着这个年轻人，脸色苍白如蜡。但没有其他人注意到善良的Matrena的情绪，她继续推着将军的轮椅。

Rouletabille问军官们：“这种安排是因为将军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Natacha的母亲，很富有吗？”

“不。将军总是心肠很软，”Boris说，“他娶她是看中她惊人的美貌。她是一位高加索的美丽姑娘，出身名门，是Feodor Feodorovitch在第比利斯驻军时认识的。”

“简而言之，”Rouletabille说，“在Trebassof将军去世的那天，现在拥有这一切的Trebassof夫人将一无所有，而现在一无所有的女儿将拥有一切。”

“正是如此，”Michael说。

“这并不妨碍Matrena Petrovna和Natacha Feodorovna深爱对方，”Boris观察道。

小团体靠近了“Point”。到目前为止，散步路线一直沿着令人愉悦的开阔乡村，穿过被溪流切割的低矮草甸，溪上建有小桥，穿过守卫着瓷制小矮人的明亮花园，或者在小树林的阴影下，新割的草地散发着季节的芬芳。一切都倒映在水塘里——水塘平静如镜，就像布景画家在上面刻下了睡莲叶子的绿色心脏。那是一个可爱的乡村剪影，仿佛几个世纪前就是为了女王的消遣而创造，并代代相传，修剪得完美无瑕，只为在那芬兰湾岸边留下如这般时刻的永恒魅力。

现在他们到达了海湾岸边，波浪拍打着轻型帆船的船头，在巨大的白色风帆压力下，它们像巨大而敏捷的海鸥一样优雅地起伏。

沿着现在变得更宽的道路，双排豪华马车在不安的马匹牵引下悄无声息地慢步滑过，敞篷马车里，宫廷显贵们看着风景，也让自己被看见。巨大的车夫高举着缰绳。活泼的年轻女性漫不经心地靠在靠垫上，展示着她们巴黎的新装，并忙于与骑马的年轻军官互相致意。各种制服应有尽有。听不到任何谈话声。每个人都忙于观看。清澈稀薄的空气中，只有嚼子碰撞的声音和拴在长毛芬兰小马项圈上的铃铛声。而这一切，如此美丽、清新、迷人、明亮且安静，看起来比悬浮在空气结晶与水结晶之间的水塘里的景象更像是一个梦。天空的透明与海湾的透明融合了它们的两重虚幻，以至于人们无法分辨地平线在哪里交汇。

Rouletabille看着风景，看着将军，在他年轻震颤的灵魂深处，有一种无限的悲伤，因为他回想起了昨晚那些可怕的话：“他们走遍了俄国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却没有找到一个没有呻吟的角落。”“好吧，”他心想，“他们显然还没来过这个角落。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爱、更幸福的地方了。”不，不，Rouletabille，他们还没来过这里。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幸福生活的角落，穷人羞于靠近，他们一无所知，仅仅是看一眼就会让饥饿的母亲们、让她们干瘪的胸脯感到愤怒；如果这不比那更美，那么世界上绝对没有哪个地方像这片斯基泰大地——这个世界的北方国家——那样，对一些人来说如此生不如死，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又如此幸福。

与此同时，将军轮椅周围的小团体引起了注意。一些路人行了礼，General Trebassof来“Point”散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随着马车经过，人们纷纷转头；将军注意到他的出现引起了多少骚动，便请求Matrena Petrovna把他的轮椅推到邻近的一条小径上，躲在树木的遮挡后，在那里他可以安静地欣赏风景。

然而，他还是被正在寻找他的警察首长Koupriane发现了。他去了datcha（别墅），被告知将军在朋友和那个年轻法国人的陪同下，去海湾边转了一圈。Koupriane把马车留在datcha，抄近路追了过来。

他是一个体面的人，高大、结实、目光清澈。他的制服衬托出他健壮的体格。他在圣彼得堡很受欢迎，他威武的仪表和广为人知的勇敢使他在社交圈中获得了一种人气，而社交圈另一方面对秘密警察首长Gounsovski则极为蔑视。Gounsovski被认为有能力做出任何卑鄙勾当，并被指控有时扮演虚假挑衅者的角色，与虚伪的虚无主义者合谋，没人真的怀疑这一点，他必须面对这些广泛的政治猜疑。

消息灵通的人士宣称，前任“首相”在前往Peterhof见沙皇途中在Varsovie车站被炸死，是Gounsovski的杰作，他在这件事中是宫廷内部一派的工具，那一派已经发誓要除掉那个碍事的部长*。另一方面，每个人都认为Koupriane不可能参与任何此类恐怖事件，他只是满足于诚实地履行其显而易见的职责，限于清除街头的麻烦分子，并将他能送走的所有激进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不降低身份去参与那些曾多次让帝国敌人有理由坚持认为——很难说俄国警察首领是在扮演法律角色还是在扮演革命党角色，甚至有人说，警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混合程序后，自己也很难决定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 谣传为Plehve遇刺的原因。

那天下午，Koupriane显得非常紧张。他向将军表示敬意，抱怨他的轻率，赞扬了他的勇敢，然后立即选中了Rouletabille，把他拉到一边谈话。

“你把我的手下遣送回去了，”他对那位年轻的记者说。“你明白我是绝不允许这样的。他们怒不可遏，而且完全有理由愤怒。你竟然公开解释说他们离开——这种离开自然让将军的朋友们感到震惊和错愕——是因为怀疑他们可能参与了上次的袭击。这太可恶了，我绝不容许。我的手下没有受过Gounsovski那种手段的训练，这样对待他们是对他们残忍的伤害，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对此感到愤慨。但这些姑且不论，作为一种情绪上的事，我们回到这件简单的事实本身吧。这证明了你——不说别的——实在是过于轻率了，而且让你独自承担了一项你显然还没有衡量过其重要性的责任。总而言之，我认为你严重滥用了沙皇陛下下令授予你的全部权力。当我得知你的所作所为后，我履行职责去见了沙皇，并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表现出的震惊溢于言表。他指示我亲自去查明情况，并将你撤走的卫队还给将军。我来到岛上，不仅发现别墅开着门，像个谁都能进的磨坊，而且我被告知，接着我亲眼看到，将军竟在人群中散步，任凭第一个不幸的冒险者随意靠近。Rouletabille先生，我不满意。沙皇也不满意。一小时内，我的手下就会回来，继续他们在别墅的守卫工作。”

Rouletabille听到了最后。从来没有人用这种口气对他说话。他的脸涨得通红，像个吹得太满的气球，随时可能爆裂。他说道：

“我今晚就坐火车走。”

“你要走？”

“是的，你可以独自去守护你的将军了。我受够了。啊，你不满意！啊，沙皇不满意！那太糟了。我不想再干了。先生，我也不满意，我向你说声晚安。只是别忘了每隔三四天给我寄一封信，让我了解将军的健康状况，我非常爱他。我会为他做一个小小的祈祷。”

说到这儿，他沉默了，因为他捕捉到了Matrena Petrovna的目光，那目光如此凄凉、如此恳求、如此绝望，以至于这位可怜的女人又激起了他极大的同情。Natacha还没有回来。那个年轻姑娘此刻在做什么？如果Matrena真的爱Natacha，她一定在经受着极大的痛苦。Koupriane在说话；Rouletabille没有听，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愤怒。他的精神沉浸在谜团之中。

“先生，”Koupriane最后说道，拽了拽他的袖子，“你听见我说话吗？我请求你至少回复我。我为你刚才那种口气表示万分歉意。我重申一遍。我请求你的原谅。我恳请你解释你的行为，这在我看来显得轻率，但毕竟应该有某种理由。我必须向沙皇解释。你能告诉我吗？我该对沙皇说什么？”

“什么也不必说，”Rouletabille说。“我没有任何解释要给你，或者沙皇，或者任何人。你可以向他转达我最崇高的敬意，并帮我个忙，为我今晚的护照盖个签注。”

他叹了口气：

“真是太可惜了，我们本来马上就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Koupriane看着他。Rouletabille一直没有移开在Matrena Petrovna眼上的视线，她那苍白的脸色让Koupriane感到震撼。

“等一下，”年轻人继续说。“我肯定有人会想念我——就是那位勇敢的女人。问问她，她是更喜欢你们所有的警察，还是她亲爱的domovoi（小精灵）。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而且——当可怕的时刻到来时，别忘了代我向她表示慰问。”

轮到Koupriane感到不安了。

他咳嗽了一声，说道：

“那么，你认为将军正面临巨大的直接危险？”

“我不只是认为，先生，我很确定。对于这位可怜的亲爱的老人家来说，他的生命已在旦夕之间。在我离开之前，我一定会告诉他，好让他能从容地为那段伟大的旅程做准备，并祈求上帝宽恕他向Presnia那些可怜人伸出的沉重之手。”

“Rouletabille先生，你发现了什么吗？”

“天哪，是的，我发现了什么，Koupriane先生。你不会以为我大老远跑来是为了浪费时间吧？”

“是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是的，Koupriane先生，否则我就不会费心去操这份心了。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没有记进我的笔记本，因为笔记本，你知道，总是会丢的。我提起这个只是以防你在我离开前动了搜查我的念头。”

“噢，Rouletabille先生！”

“哎呀，就像你们国家警察做事的那样；在我国家其实也一样。是的，这种事屡见不鲜。警察因为在他们感兴趣的案件中找不到线索而恼羞成怒，于是逮捕一个知道得比他们多的记者，想让他开口。但是，先生，我这里可不行。你就算把我带到你们那个著名的‘可怕部门’，我也绝不会开口，即使是在那张著名的摇椅上，即使在拳头的打击下，我也不会说。”

“Rouletabille先生，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你是沙皇的客人。”

“啊，我得到了一个诚实人的保证。很好，我会把你当成一个诚实人来对待。我会告诉你我发现了什么。我不希望因为虚荣心而让你对某件事一无所知，这件事或许——我说或许——能让你救将军一命。”

“告诉我。我在听。”

“但必须说好，一旦我告诉了你，你就会给我护照并让我离开？”

“你觉得你不可能，”Koupriane越来越不安，在犹豫了片刻后问道，“你不可能告诉我这些然后留下来吗？”

“不，先生。从你让我必须解释我的每一个举动和每一个行为的那一刻起，我宁愿离开，把你刚才说的那种‘责任’留给你，我亲爱的Koupriane先生。”

被Rouletabille和警察局长之间这段冗长的谈话弄得又惊又疑，Matrena Petrovna不断地向他们投去痛苦的目光，当目光落在Rouletabille身上时，总是无意识地变得柔和。Koupriane从那目光中读出了这位勇敢的女性对年轻记者的全部希望，也从Rouletabille的眼中读出了这个毛头小伙对自己非凡的自信。毕竟，在全世界警察都承认失败的情况下，他不是已经握有某些东西了吗？Koupriane握住Rouletabille的手，只对他说了一个词：

“留下。”

在深情地向将军和Matrena致意，并礼貌地向一群朋友行礼后，他眉头深锁地离开了。

在此期间，将军沉浸在散步的愉悦中，给朋友们讲着高加索的故事，觉得自己又年轻了，重新过着他在Tills担任少尉时的夜晚。至于Natacha，没人看见她。他们沿着荒废的小径回到了别墅。Koupriane的到访让Athanase Georgevitch和Thaddeus，以及那两位军官也感叹说，他是俄国警察中唯一诚实的人，Matrena Petrovna是个伟大的女人，竟然敢于摆脱那群特工——他们往往比虚无主义者本身更具革命性。就这样，他们到达了别墅。

将军询问Natacha，不明白她为什么在自己第一次外出时就这样离开。守门人回答说，年轻的女主人回到房子后大约一刻钟又离开了，走的是他们散步时走的那条路，此后他就没见过她。

Boris插话道：

“她一定是在我们躲在树后时从马车另一侧经过的，将军，她没看见我们，就继续往前走，绕着岛绕了一圈，一直到Barque去了。”

这个解释似乎最合情合理。

“还有其他人来过吗？”Matrena强迫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地问道。Rouletabille看到她的手在轮椅的扶手上颤抖，整个散步过程中她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轮椅，拒绝了军官、朋友甚至Rouletabille的帮助。

“先是警察局长来过，他说他会去找你们，夫人，紧接着是宫廷礼宾官阁下。阁下虽然时间很紧，但在七点钟去Krasnoie-Coelo的火车之前还会回来。”

这一切自然是用俄语说的，但Matrena低声用法语为身旁的Rouletabille翻译了守门人的话。将军此时握住Rouletabille的手，深情地捏了捏，仿佛是在以这种无声的方式感谢年轻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Feodor本人也充满了信任，他很感激自己能呼吸到更自由的空气。他觉得仿佛刚从监狱中走出来。然而，由于散步有些疲劳，Matrena命令他立刻去休息。Athanase和Thaddeus告辞了。那两位军官已经走到花园尽头，冷冷地谈着话，几乎对峙着，像木偶士兵一样。毫无疑问，他们正在安排决斗的条件，以立即解决他们的小分歧。

守门人将将军抱进宽大的怀里，带到了游廊上。Feodor要求休息五分钟再被送回楼上的卧室。Matrena Petrovna应他的要求送来了一份轻便的午餐。事实上，这个好女人正因焦急而颤抖，几乎不敢在不查看Rouletabille脸色的情况下做任何动作。当将军和Ermolai谈话，Ermolai递给他茶时，Rouletabille向Matrena使了个眼色，她立刻明白了。她在客厅里追上了年轻人。

“夫人，”他迅速地低声说，“你必须立刻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

他指了指餐厅。

“好的。”

看着她真是令人心酸。

“去吧，夫人，勇敢点。”

“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

“因为，夫人，我别处还有事要做。把楼上的钥匙给我。”

“不，不。要钥匙干什么？”

“别耽误一秒钟，看在上帝的份上。做你那边该做的事，让我做我该做的事。钥匙！快，钥匙！”

他与其说是接过钥匙，不如说是从她手中夺过，最后一次用命令的手势指向餐厅，她没再犹豫。她颤抖着走进餐厅，而他则飞奔向楼上。他没花多少时间。他只用了打开门、往将军的卧室扫了一眼——仅仅一眼——的时间就回来了，并让他口中发出了一声喜悦的呼喊，借用了他那新学且极其有限的俄语：“Caracho（好）！”

Rouletabille并没有花半秒钟检查将军的卧室，却能确定那边一切顺利，而Matrena——一天之内不知道多少次！——每次探索房子时，至少需要一刻钟在所有角落里搜寻才能得到不充分的安慰，这实在是个疑问。如果那位亲爱的英雄女性在这次“瞬间调查”中与他在一起，她一定会受到极大的惊吓，以至于在信心尽失的情况下立刻去叫Koupriane和所有的特工，并由秘密警察部队增援。Rouletabille吹着口哨立刻回到了将军身边。Feodor和Ermolai正在深入谈论Orel地区的情况。年轻人没有打扰他们。不久，Matrena重新出现了。他看到她显得容光焕发。他把钥匙还给她，她机械地接了过来。她欣喜若狂，且毫不掩饰。将军本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询问是什么让她如此高兴。

“这是因为我们到达别墅后的第一次散步让我感到快乐，”她解释道。“现在你必须上楼去睡觉，Feodor。我相信你会睡个好觉的。”

“如果我不睡，你也睡不着，Matrena。”

“我保证。既然我们有了亲爱的domovoi，现在一切皆有可能。你知道吗，Feodor，他抽烟斗的样子就像那个亲爱的瓷制小精灵。”

“他确实很像，绝对像，”Feodor说。“这让我们感到开心，但我希望他也去睡觉。”

“是啊，是啊，”Rouletabille微笑着说，“这里所有人都会睡觉。这是口令。我们已经守够了。既然警察走了，我们可以安睡了，相信我，将军。”

“哎，哎，我信你，我以名誉担保，很容易相信。屋子里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去尝试那件花束的事。我把这些都想通了，现在我很放心。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都必须睡觉，不是吗？战争的偶然性！Nichevo（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握住Rouletabille的手，Matrena Petrovna像往常一样把Feodor Feodorovitch背在背上，将他背回了卧室。在这件事上，她也拒绝任何人的帮助。将军在上升过程中搂住妻子的脖子，像孩子一样大笑。Rouletabille留在走廊里，专注地注视着花园。Ermolai走出别墅穿过花园，去迎接一位穿着制服的人物，年轻人立刻认出他就是曾将自己引荐给沙皇的宫廷礼宾官。Ermolai告诉他，Matrena夫人正在帮丈夫就寝，礼宾官留在花园尽头，Michael和Boris在那里谈话。三个人在那里站着交谈了一会儿，就在General和Madame Trebassof有时没有客人时用餐的桌子旁。他们谈话时，礼宾官摆弄着一个系着粉色缎带的白色硬纸板盒子。这时，Matrena没能抵挡住与Rouletabille交谈片刻并告诉他自己有多开心的欲望，回到了年轻人身边。

“小domovoi，”她说，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你没在这边看守吗？”

她转而指了指餐厅。

“没有，没有。夫人你已经看过了，我已经得到足够的信息了。”

“完美。什么都没有。没人在这里动过手脚！没人碰过那块木板。我知道的。我敢肯定。我们之前想得太可怕了！噢，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宽慰和高兴。啊，Natacha，Natacha，我没有白疼你。（她以优美的语调和悲剧般的真诚说出这些话。）当我看到她离开我们时，亲爱的，啊，我的腿都软了。当她说‘我忘了点东西；我得赶紧回去’时，我感到自己连一步也迈不动了。但现在我确实很高兴，至少那个重担从我心头卸下了，从我心头卸下了，亲爱的domovoi，多亏了你，多亏了你。”

她拥抱了他，然后像着了魔一样跑开，去恢复她在将军身边的岗位。

Rouletabille的笔记：木板下的小空腔没有被再次触碰的事实，并不能证明Natacha是有罪还是无罪（尽管那位优秀的Matrena Petrovna是这么认为的）。Natacha完全可能被Matrena夫人对木板过于严密的监视所警示。自从我第一次看到Matrena在没有任何真正戒备的情况下掀开地毯，我的看法就是，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那次袭击的准备，并试图解释那个秘密为何会被泄露。Matrena如此确信的是，我通过去“Point”的散步所设下的陷阱，目标正是Natacha。我知道Natacha会在散步时离开。我没指望从Natacha那里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但我需要确定的是Matrena并不憎恨Natacha，而且她没有以那种方式伪造地板下的袭击准备，从而将嫌疑几乎确定在她的继女身上。我现在对此很确定。Matrena是清白的，那颗可怜的灵魂。如果Matrena是个恶魔，那机会太好了。Natacha的缺席，她在空别墅里独自呆了一刻钟，这一切都会促使我派去检查餐厅地毯下的Matrena，如果她真的画了那些钉子，她就会把钉子从木板上拔掉。那样Natacha就完了！但Matrena回来时表现出一种悲剧般的喜悦，因为没发现任何新的东西，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我所需的实质证据。从道德和物理上讲，Matrena与此事无关。所以我打算和她谈谈帽针的事。我认为那件事比地板上的钉子更为紧迫。

VI. 神秘之手

Matrena离开后，Rouletabille将注意力转向花园。礼宾官和军官们都不在那里了。三个人都消失了。Rouletabille想立刻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迅速走到大门口，向Ermolai询问军官和礼宾官的去向，Ermolai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们已经离开了。就在他说话时，他看到礼宾官的马车消失在路口拐角处。至于那两位军官，路上哪儿也看不见他们。他很惊讶礼宾官竟然没有见Matrena、将军或他就走了，最重要的是，传令兵的消失让他感到不安。他从Ermolai的手势中推断出他们是在礼宾官离开后几分钟经过门房的。他们是一起走的。Rouletabille开始跟踪他们，在路面松软的土地上追踪他们的足迹，不久他们就走上了草地。在蕨类植物丛生的地方，痕迹变得很难追踪。他匆匆赶路，弯腰紧盯着地面上他能看到的痕迹，这些痕迹不断地将他引入歧途，但最终将他带到了他寻找的目标前。一阵说话声让他抬起头，随后把自己藏在一棵树后。离他不到二十步的地方，Natacha和Boris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谈话。年轻军官挺直身体站在她面前，皱着眉头，显得很不耐烦。Boris身上披着军大衣，袖子没穿，只是搭在胸前，双手交叉。他的整个姿态表现出一种傲慢、冷漠和对他所听内容的蔑视。Natacha看起来从未如此冷静或如此掌控局面。她飞快地对他说话，大多是低语。有时会冒出一个俄语单词，然后她又继续压低声音。最后她停止了谈话，Boris在短暂的沉默后，仿佛在进行深思，用法语清晰地吐出这些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强调，仿佛要赋予它们额外的力量：

“你在要求我做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必须答应我，”年轻姑娘充满独特的力量说道。“你明白了吗，Boris Alexandrovitch！这是必须的。”

她在那儿深思良久，久久没有动弹。Rouletabille已经踏上了返回别墅的路。Matrena Petrovna正坐在从游廊延伸出来的大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守候着他的归来。当她看到他时，便朝他跑去。他已经走到了餐厅。

“屋里有人吗？”他问道。

“没人。Natacha还没回来，而且……”

“你的继女现在进来了。问问她去哪儿了，是否见过传令兵，如果她回答见过，就问他们是否说过今晚会回来。”

“好的，小domovoi（小精灵）。传令兵离开时我没看见。”

“啊，”Rouletabille打断道，“在她进来之前，把她所有的帽针都给我。”

“什么！”

“我说，她所有的帽针。快！”

Matrena跑到Natacha的卧室，拿回了三根巨大的帽针，针头上镶着切割精美的宝石。

“就这些？”

“我只找到了这些。我知道她还有两根。或许一根在她头上，或许两根；我找不到。”

“把这些放回你找到它们的地方去，”记者扫了一眼，说道。

Matrena立刻照办，不明白他在做什么。

“现在，把你的帽针拿来。是的，你的帽针。”

“哦，我只有两根，都在这儿，”她说，从她回到屋里随手扔在沙发上的无边女帽里取出了它们。

Rouletabille对她的帽针也进行了同样的检查。

“谢谢。你继女回来了。”

Natacha走了进来，脸颊绯红，面带微笑。

“啊，好吧，”她喘着气说，“你可以夸口说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你。我绕着整个岛走了一圈，一直走到Barque那边。散步对爸爸有好处吗？”

“是的，他睡着了，”Matrena回答，“你见到Boris和Michael了吗？”

她似乎犹豫了一秒钟，然后回答：

“见到了，一会儿。”

“他们说今晚会回来吗？”

“没有，”她回答，神色略显不安，“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她的脸红得更厉害了。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Matrena搪塞道，“他们走得那么匆忙，没说再见，没留一句话，也没问将军是否需要他们。还有更奇怪的事。你和他们一起见到Kaltsof了吗，那位宫廷礼宾官？”

“没有。”

“Kaltsof来了一会儿，进了花园，又没见我们就离开了，甚至没跟将军说一句话。”

“啊，”Natacha说。

她装作漫不经心地举起双臂，拔下了帽针。Rouletabille一言不发地盯着那根针。年轻姑娘似乎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她完全沉浸在奇怪的思绪中，把针插回帽子，去游廊挂帽子了，那里也兼作门厅。Rouletabille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她。Matrena用迟钝的目光注视着记者。Natacha穿过客厅，经过她的小起居室——这是通往她卧室的必经之路——进入了自己的房间。不过，那个小房间有三扇门。一扇通往Natacha的卧室，一扇通往客厅，第三扇通往房子角落里的一个小走道，那里有仆人从厨房通往底层和楼上的楼梯。这条走道也有一扇门直通客厅。这种布局对餐厅服务来说确实很糟糕，餐厅在客厅的另一侧，在游廊后面，这种草率的房屋布局在乡下许多地方很常见。

当再次与Rouletabille独处时，Matrena注意到他一直没离开过Natacha挂帽子的地方。在那顶帽子旁边，放着Ermolai拿进来的一顶无边女帽。老仆人在花园或温室的某个角落里发现了它。那顶帽子上也插着一根帽针。

“那顶帽子是谁的？”Rouletabille问道。“我没见这儿有谁戴过。”

“是Natacha的，”Matrena回答。

她朝那边走去，但年轻人拦住了她，自己走进游廊，踮起脚尖，在不触碰它的情况下检查了那根针。他退回到脚后跟上，转向Matrena。她捕捉到了这位小友脸上转瞬即逝的情绪变化。

“给我解释一下，”她说。

但他用一个让她害怕的眼神盯着她，低声说道：

“马上去传令，晚餐就在游廊里吃。整个晚餐期间，Natacha的起居室门、走道门以及通往客厅的游廊门必须始终敞开。你明白吗？传完令后立刻去将军的卧室，不要离开将军的床边，盯着他。晚餐准备好后下来，别再操心其他事情了。”

说完，他装上烟斗，伴着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点燃了它，在给Matrena最后的一道命令“去吧”之后，他走进花园，吐出一阵阵大烟圈。任何看到的人都会以为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抽烟了。他看起来什么都没想，只是在悠闲地享受。事实上，他像个孩子一样与Matrena的宠物猫Milinki玩耍，追着它跑进灌木丛，爬上那座建在桩子上的小凉亭，那凉亭陡峭的茅草屋顶俯瞰着群岛的全景，Rouletabille像个有大把时间的艺术家一样坐下来静静观赏。

晚餐时，Matrena、Natacha和Rouletabille又聚在了一起，气氛很活跃。年轻人声称他越来越确信花束炸弹的谜团纯粹是警察在演戏，Natacha对此表示赞同，随后他们在几乎所有其他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而对于记者本人，在谈话中他隐藏着一种真实的恐惧，那是被年轻女士在谈论警察指控或假设将军不再有直接危险时表现出的那种冷嘲热讽且不合时宜的平静所激发的。总之，他致力于，或者说至少认为他在致力于证明Natacha的清白，就像他之前证明Matrena清白那样，以便推导出必须有第三人介入的必然性，因为Koupriane揭示的事实如此清晰，而Matrena或Natacha似乎是仅有的可能执行者。当听着Natacha说话时，Rouletabille开始像曾经看到Matrena那样感到怀疑和颤抖。他越是深究Natacha的本质，就越感到眩晕。她那本质中蕴藏着怎样的深渊般的黑暗啊！

晚餐期间没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尽管Rouletabille对她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焦躁，Matrena还是好几次上楼去看将军。她回来时说：“他很安静。他不睡。他什么也不要。他让我帮他准备麻醉剂。太糟糕了。他尝试了，但没有它实在不行。”

“妈妈，你也该吃点东西好睡觉。听说吗啡很好用。”

“至于我，”Rouletabille说，他的头几分钟来一直在向一侧歪向另一侧，“我不需要任何麻醉剂就能睡觉。如果你们允许，我马上就去睡。”

“哎，我的小domovoi，我要把你抱到床上去。”

Matrena伸出她又粗又圆的手臂，准备像抱婴儿一样抱起Rouletabille。

“不，不。我自己能上去，”Rouletabille说着，笨拙地站起身，似乎对这种过度的睡意感到羞愧。

“噢，好吧，我们陪他一起去卧室吧，”Natacha说，“我要去跟爸爸道晚安。我自己也困了。我们都会睡个好觉。Ermolai和Gniagnia会和守门人在门房守夜。现在情况安排得相当妥当了。”

他们全都上了楼。Rouletabille甚至没去看将军，直接倒在床上。Natacha上了父亲旁边的床，亲吻了他十几次，然后又下了楼。Matrena跟在她身后，关上了门窗，又上楼去关上楼梯间的门，发现Rouletabille坐在床上，双臂交叉，根本没有半点睡意。他的脸也显得如此忧郁怪异，以至于整天没能从他的言行中看出端倪的Matrena，那种焦虑感立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袭向她。她碰了碰他的手臂，确认他知道她在那里。

“我的小友，”她说，“现在你能告诉我了吗？”

“是的，夫人，”他立刻回答，“坐在那把椅子上听我说。有些事情你必须立刻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危险时刻。”

“先说帽针。帽针！”

Rouletabille轻快地从床上起身，面对着她，但目光却投向了别处，说道：

“你必须知道，有人几乎马上就要重复花束的那次尝试了。”

Matrena跳了起来，就像有人告诉她椅垫下有炸弹一样快。然而，在Rouletabille命令绝对安静的紧急目光下，她强迫自己坐了下来。

“重复花束的尝试！”她用窒息的声音喃喃道，“可是将军的卧室里根本没有花。”

“冷静，夫人。理解我，回答我：你在自己卧室时，听到了从花束里发出的滴答声吗？”

“是的，门开着，那是自然的。”

“你告诉我那些来跟将军道晚安的人。那时没有滴答声吗？”

“没有，没有。”

“你认为如果那时有滴答声，在那么多人谈话的情况下，你会听到吗？”

“我听得见一切。我什么都能听见。”

“你和那些人同时下楼的吗？”

“没有，没有；我在将军身边待了一会儿，直到他熟睡。”

“你什么也没听见？”

“什么也没听见。”

“你关上了那些人身后的门？”

“是的，大楼梯的门。仆人楼梯的门很久以前就封死了；那扇门被我锁上了，只有我有钥匙，而且通向将军卧室的那扇门内侧还有一个一直锁上的插销。房间里其他所有的门都被我封死了。现在要进入这一层的四个房间，必须经过我卧室的门，那扇门通往主楼梯。”

“完美。那么，没人能进入公寓。除了你和将军，至少有两个小时没人进入过公寓，那时你听到了发条声。由此唯一的结论是，只有你和将军能启动它。”

“你想说什么？”Matrena惊诧地问道。

“夫人，我想通过这个荒谬的结论向你证明，当最明显的外部证据与同样清晰的道德事实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你明白吗？绝不能——仅仅根据外部证据进行推理。对我来说，夫人，大白天的事实就是：将军不想自杀，最重要的是，他绝不会选择发条这种奇怪的自杀方式。对我来说，大白天的事实是，你爱你的丈夫，你准备为他牺牲生命。”

“现在！”Matrena惊呼道，她在激动时刻总是蓄满泪水的眼睛流下了热泪。“但是，圣母啊，你为什么不看着我说话？怎么了？怎么了？”

“别转头！别动！你听着——别动！低声说，非常低声。为了上帝的爱，别哭！”

“但你刚才说……花束！去将军的房间！”

“别动。继续听我说，不要打断，”他说，依然侧耳倾听，依然不看她，“正是因为这些事对我来说像白天一样清晰，我才对自己说：‘不可能，说没有第三人把炸弹放在花束里是不可能的。有人即使在将军看着、所有门都锁着的情况下，也能进入将军的卧室。’”

“噢，不。绝对不可能有人进入。我向你发誓。”

由于她发誓的声音稍微大了点，Rouletabille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让她差点叫出来，但她立刻明白了这是为了让她保持安静。

“我告诉过你一次，不要打断我。”

“但是，请告诉我，你盯着什么看呢？”

“我正在盯着那个角落，当所有门都锁上时，有人会从那里进入将军的卧室。别动！”

Matrena牙齿打颤，想起当她进入Rouletabille的卧室时，发现所有通往房间链条的门都开着：年轻人的卧室与她的相通，还有更衣室和将军的卧室。在Rouletabille的注视下，她试图保持冷静，但尽管记者百般劝阻，她还是忍不住开了口。

“但从哪儿？他们从哪儿进来？”

“从门。”

“哪扇门？”

“通往仆人楼梯的那扇。”

“怎么可能？钥匙！插销！”

“他们配了一把钥匙。”

“但插销是从这边锁上的。”

“他们会从另一边把插销拉回来。”

“什么！那是不可能的。”

Rouletabille将双手放在Matrena宽厚的肩膀上，一字一顿地重复道：“他们会从另一边把插销拉回来。”

“那不可能。我重申一遍。”

“夫人，你的虚无主义者们还没发明出什么新东西。这在旅馆的小偷中很流行。只需要在门板上、插销上方钻一个针孔大小的小洞。”

“上帝！”Matrena颤声说，“我不明白你说的那个小洞是什么意思。跟我解释一下，小domovoi。”

“那好，仔细听着，”Rouletabille继续说，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别处，“那个想要进入的人，将一根已经弯曲成必要弧度的铜丝穿过洞，铜丝末端焊着一个向内弯曲的细钢尖。有了这样的工具，如果洞钻得位置对，从外面触碰里面的插销，拨动旋钮，拉回它，打开门，简直是小菜一碟，如果是像这种小门插销的话。”

“噢，噢，噢，”Matrena呻吟着，脸色明显变得苍白。“那个洞？”

“它存在。”

“你发现了它？”

“是的，我来的第一小时就发现了。”

“噢，domovoi！但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今晚之前从未进入过将军的卧室啊？”

“没错，但我很早就上了那个仆人楼梯。我会告诉你原因。当我是第一次被带进别墅时，你盯着我，躲在门后，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吗？当我在装模作样地挖鱼子酱的时候。桌子附近地毯上留下的新鲜靴印，那里有人洒了啤酒（啤酒还在桌布上流淌）。有人踩在啤酒里了。只有在那里靴印才看得清楚。但从那里，靴印一直延伸到仆人楼梯的门，然后上了楼。那双靴子太精致了，不可能是上那条留给仆人的楼梯，Koupriane告诉我那条楼梯封了，正是这一点让我立刻注意到了它；但就在那时你进来了。”

“你什么都没跟我说。当然，如果我知道有靴印……”

“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而且，反正就在我跟你讲我的旅途时，那个痕迹就干了。”

“啊，为什么后来不告诉我？”

“因为那时我还不够了解你。”

“狡猾的恶魔！你会害死我的。我受不了了……我们去将军的卧室吧。我们要叫醒他。”

“留在这里。留在这里。我还没说完。那个靴印让我很苦恼，后来，当我能离开餐厅时，我直到自己爬上那楼梯，去看了那扇门，才感到安心，在那里我发现了刚才告诉你的一切，还有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什么？什么？在你刚才说的所有话里，根本没提到帽针。”

“我们现在说到了。”

“还有花束袭击，它会再次发生？为什么？为什么？”

“是这样的。今晚你让我去将军卧室时，我检查了门的插销，没让你察觉。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炸弹就是那样被送进去的，也是通过那种方式，有人准备回来了。”

“但是怎么回？你确定那个小洞就是有人进来的通道？但什么让你觉得他们打算通过那种方式回来？你知道他们没在将军卧室得逞，现在正在餐厅忙活。”

“夫人，很有可能，甚至可以确定，既然他们从今天开始在将军卧室重新动手，他们就已经放弃了餐厅的工作。是的，有人回来了，顺着那条路回来了，我对此、对即将来临的回报如此确定，以至于我撤走了警察，以便能更从容地研究一切。现在你明白我的自信，以及为什么我能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了吗？因为我知道我只需要盯着一件事：一根小小的帽针。盯着一根小小的帽针并不难，夫人。”

“弄错了，”Matrena低声说，“可怜的小domovoi，你什么都没告诉我，你让我去睡在那张床垫上，守着那扇随时可能打开的门。”

“不，夫人。因为我守在门后！”

“啊，亲爱的小圣徒！但你在想什么啊！那扇门今天下午根本没人守。我们不在的时候它随时可能被打开。如果有人在我们不在时放了炸弹！”

“这就是为什么我立刻让你去餐厅进行那次搜查，我以为那会毫无收获，亲爱的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匆忙上楼去卧室。我立刻去了楼梯门。如果有人哪怕把门推开半毫米，我都准备好了铁证。没有，我们不在时没人碰过那扇门。”

“啊，亲爱的耶稣的英雄小友！但听我说。听我说，我的天使。啊，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说什么。我的大脑就像一个被针扎破的气球，到处都是帽针，到处都是帽针钻出的小洞。快告诉我关于帽针的事！立刻！不，先告诉我，是什么让你相信——上帝啊！——有人会从那扇门回来？你是怎么从一根可怜的小帽针里看出这一切的？”

“夫人，这不仅仅是一个帽针孔；有两个。”

“两个帽针孔？”

“是的，两个。一个旧的，一个新的。有一个相当新。为什么要钻第二个孔呢？因为旧的那个被认为稍微窄了一点，他们想把它扩大，而在扩大的过程中，他们把一根帽针的针尖折断在里面了。夫人，针尖还在那儿，填满了那个旧的小孔，那块金属片非常尖，也非常亮。”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要检查那些帽针了。那么，用一根帽针进门就那么容易吗？”

“再容易不过了，尤其是当门板是松木做的时。有时人会不小心把针尖折在第一个孔里。那么，就不得不钻第二个。为了开始钻第二个孔，由于针尖已经断了，他们就用了折刀的尖，然后再用帽针把孔钻完。第二个孔比第一个离插销更近。别那样动，夫人。”

“但他们就要来了！他们就要来了！”

“我想是的。”

“但我无法理解，你怎么能怀着这样的确信依然如此镇定。天哪！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还没来过呢？”

“只是一根普通的针，夫人，这次可不是帽针。别把针弄混了。过一会儿我会给你看的。”

“他那针啊针的，会把我逼疯的，我亲爱的心头肉！上天的恩赐！上帝的使者！亲爱的小幸福使者！”

在激动中，她试图用颤抖的怀抱拥抱他，但他挥手制止了她。她屏住呼吸，接着说道：

“检查所有的帽针告诉了你什么吗？”

“是的。娜塔莎小姐的第五根帽针，就是插在阳台外面那顶女帽上的那一根，针尖是刚断掉的。”

“噢，苦难啊！”玛特蕾娜哭喊着，瘫软在椅子上。

鲁勒塔比耶扶起了她。

“你还要怎样呢？我检查过你自己的帽针了。如果你其中的一根断了，你以为我会怀疑你吗？我只会认为有人为了某种卑劣的目的动用了你的私有物，仅此而已。”

“噢，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原谅我。基督的母亲啊，这孩子让我发狂！他安慰我，又让我惊恐。他让我想到如此可怕的事情，转眼又让我安心。他对我予取予求。没有他我会变成什么样？”

这一次，她终于成功地用双手捧住他的头，热烈地亲吻了他。鲁勒塔比耶粗暴地推开了她。

“你挡着我的视线了，”他说。

因为他的拒绝，她泪流满面。她现在明白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鲁勒塔比耶始终没有停止透过玛特蕾娜房间和更衣室敞开的门，注视着远处那扇致命的门，那扇黄色的夜灯灯光下闪烁着黄铜插销的门。

终于，他向她打了个手势，这位记者在玛特蕾娜的跟随下，贴着墙根踮起脚尖走向将军卧室的门槛。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正在睡觉。他们听得见他沉重的呼吸声，但他看起来睡得很安稳。前一夜的恐怖似乎已经消散。玛特蕾娜或许是对的，她把梦魇归咎于每晚为他准备的麻醉剂，因为他感到无法入睡时服用的杯子里依然满满的，显然从未动过。将军的床位摆放得使得无论是谁睡在那里，即便醒着，也无法看到通往仆人楼梯的那扇门。那张放着杯子和各种小药瓶、曾盛放过致命花束的小桌子，摆在床边，略靠后方，也离那扇门更近。对于一个能打开那扇门的人来说，伸出手将那致命的机器放置在野花丛中，简直是再容易不过了。尤其是，人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那个人等到将军沉重的呼吸声传出室外，断定他已深陷梦乡，并且透过钥匙孔确认了玛特蕾娜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忙碌的话。鲁勒塔比耶在门口滑到一侧，避开了从钥匙孔看进来的视线，然后跪在地上。他向门爬去。将头贴在地板上，他确认了自己当晚布置在那儿作为守卫的那根小小的普通针，依然竖立在门边的地板上，从而得到了门并未被移动过的额外证明。如果发生了别的情况，针会平躺在地板上。他爬了回来，起身站立，走进更衣室，在角落里与玛特蕾娜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低声交谈。

“你去，”他说，“把你那床垫搬到更衣室的角落里，在那里你依然能看见门，但别人透过钥匙孔却看不见你。自然地做完这件事，然后去休息。我会在床垫上过夜，我请你相信，在那儿我会比昨晚睡在楼梯木板上——就是那扇门后——要舒服得多。”

“是的，但你会睡着的。我不想那样。”

“你在想什么，夫人？”

“我不希望。我不希望。我不想离开那只眼睛看着的门。既然我睡不着，就让我守着吧。”

他没有坚持，两人蜷缩在床垫上。鲁勒塔比耶像个正在干活的裁缝一样盘腿而坐；但玛特蕾娜四肢着地，下巴前探，双眼紧盯着，就像一只准备扑击的斗牛犬。时间在深沉的寂静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只有将军不规则的呼吸和喘息声打破了宁静。他的脸在枕头上显得苍白而悲凉；嘴巴张着，有时嘴唇还会动弹。时刻都在担心梦魇或他会醒来。他无意识地将一只手臂甩向摆放麻醉剂杯子的桌子方向。随后，他又静止下来，轻微地打着鼾。壁炉架上的夜灯在家具的角落、墙上画作的鎏金画框以及桌上的药瓶和杯子上投下奇异的黄色反光。但在整个房间里，玛特蕾娜·彼得罗夫娜什么都没看见，想的只有那扇门上闪闪发光的黄铜插销。跪得累了，她换了个姿势，双手托着下巴，目光依然凝固。随着时间流逝，什么也没发生，她叹了口气。她无法说清自己是希望还是恐惧那个鲁勒塔比耶预言过的“新情况”的到来。鲁勒塔比耶感到她因痛苦和焦躁而颤抖。

至于他，他并没有指望在黎明之前会发生什么。众所周知，那是人们深睡、最容易克服所有警觉和失眠的时刻。而在等待那一刻时，他就像一只中国猿猴或花园里那尊可爱的小瓷器多莫沃伊一样，动也不动。当然，也可能今晚什么都不会发生。

突然，玛特蕾娜的手落在鲁勒塔比耶手上。他紧紧地扣住她的手，让她明白被禁止做出任何动作。两人同时伸长脖子，竖起耳朵，像野兽一样注视着，像嗅着气味的野兽。

是的，是的，锁里确实传来了轻微的声音。一把钥匙在锁里转动，轻轻地、轻轻地，随后——寂静；接着又是另一个细小的声音，一种研磨声，一种金属丝轻微的刮擦声，在上方，然后在插销上；在夜灯柔和的微光下闪烁的那插销上。插销轻轻地、非常轻轻地，缓慢地滑开了。

随后，门被缓慢地推开，非常缓慢。门开了。

在缝隙中，伸出了一条手臂的阴影，那只手臂的手指中握着某种闪闪发光的东西。鲁勒塔比耶感觉到玛特蕾娜准备跳起来。他环抱住她，将她按在怀里，在沉默中制止了她。他感到一种可怕的恐惧，怕她突然尖叫出来，而那条手臂伸了出去，几乎触碰到了将军的枕头——将军依然在床上睡着，享受着他许久未曾体验过的安宁。

七、砷酸钠

神秘的手握着一个小药瓶，将全部内容倒入药剂中。随后，那只手像来时一样退了出去，缓慢、谨慎、狡诈，接着钥匙在锁中转动，插销重新滑回了原位。

像一匹狼，鲁勒塔比耶在最后一次警告玛特蕾娜不要乱动后，来到平台，向楼梯跳去，顺着扶手滑到底层的阳台，像一道闪电穿过客厅，没碰撞到任何一件家具，就抵达了小休息室。他没留意到什么，也没看见什么。周围一切如常，寂静无声。

黎明的第一缕光线透过百叶窗洒进来。他能够分辨出唯一一扇关着的门是娜塔莎的卧室。他在那扇门前停下，心跳加速，侧耳倾听。但没有一丝声音传进他的耳朵。他在地毯上滑行得如此轻盈，以至于他确信自己没被听见。或许那扇门会打开。他等着。徒劳。在他看来，这房子里除了他的心跳，再没有任何活物。他感到窒息，因为他瞥见了那恐怖的真相，虽然那扇门依然关着，但他几乎已触及它。他沿着墙摸索着来到窗边，拉开了窗帘。窗户和对着涅瓦河的小房间的百叶窗都是关着的。里面的铁闩在原位上。然后他去了走廊，上上下下巡视了那狭窄的仆人楼梯，四处查看，检查了所有的房间，用沉默的双手摸遍了每一处，确认没有任何锁具被破坏。当他回到阳台，抬起头时，他看到主楼梯顶端有一个身影，苍白得如同死尸，在消逝的黑夜阴影中像幽灵般显现，正向他倾身。那是玛特蕾娜·彼得罗夫娜。她走下来，像幻影一样寂静。当她问他“在哪里？我要求你告诉我。在哪里？”时，他已经认不出她的声音了。

“我到处都看了，”他说道，声音低得玛特蕾娜不得不靠近才能听清他的耳语。“一切都关得死死的。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玛特蕾娜用尽双眼的余力凝视着鲁勒塔比耶，仿佛要探寻他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但他的目光清澈，没有动摇，她看到他并没有什么想隐瞒的。随后，玛特蕾娜指向了娜塔莎的卧室。

“你没进去过那里，对吧？”她问道。

他回答：“没必要进去那里。”

“无论如何，我自己会进去的，”她说，咬紧了牙关。

他张开双臂挡住了她的去路。

“如果你还珍惜某个人的生命，”他说，“就不要再往前走一步。”

“但那个人就在那个房间里。那个人在那里！就在那里你才能查个水落石出！”她挥手将他推开，动作像是在梦游。

为了让她回想起他刚才所说的话的现实，并让她明白他的意图，他不得不以神经质的铁手般力道抓住了她的手腕。

“那个人可能不在那儿，”他摇着头说。“现在理解我。”

但她不理解他。她说：

“既然那个人别处都不在，那个人就一定在那儿。”

但鲁勒塔比耶固执地坚持道：

“不，不。也许他已经走了。”

“走了！而里面一切都反锁着！”

“那不是理由，”他回答。

但她无法再追随他的思路了。她绝对想闯进娜塔莎的卧室。这种执念盘踞在她的心头。

“如果你进去，”他说，“而且（这是最可能的情况）如果你在里面找不到你想找的东西，一切都完了！至于我，我放弃整件事。”

她瘫倒在椅子上。

“别绝望，”他低语道。“我们还不知道确切情况。”

她沮丧地摇着她那可怜的老脑袋。

“我们只知道她在这里，因为没有人能进来，也没有人能出去。”

这事实上填满了她的脑子，阻碍她在内心深处的任何角落察觉到鲁勒塔比耶的想法。接着，那场不可能的对话继续进行。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已经走了，”记者重复道，并要她的钥匙。

“愚蠢，”她说。“你要它们干什么？”

“去外面搜，就像我们在里面搜一样。”

“可一切都在里面锁着啊！”

“夫人，再说一次，那不是那个人可能不在外面的理由。”

他花了五分钟才打开阳台的门，因为他的防范措施实在太多了。她不耐烦地看着他。

他向她低语：

“我要出去了，但你不要离开小休息室的视线。一有动静就叫我；如果需要的话，开枪。”

他带着同样的静音防范措施潜入花园。从她坚守的那个角落，透过敞开的门，玛特蕾娜既能追踪记者的所有动作，又能同时监视娜塔莎的卧室。鲁勒塔比耶的表现继续让她困惑得无法言表。她看着他的所作所为，仿佛觉得他是个傻子。守在路上的看门人也惊愕地透过大门栅栏盯着这个年轻人，仿佛认为他是个疯子。沿着没有脚印的夯土或水泥小径，鲁勒塔比耶沉默地疾走。他注意到身边的草坪没有被踩踏过。之后，他便不再在意自己的脚步。他似乎在全神贯注地研究东方那抹玫瑰红，在静谧的土地中呼吸着岛屿黎明的气息，大地还在沉睡。

他赤着头，脸朝后仰，双手背在身后，双眼抬起并凝视着，走出了几步，突然像被电击了一样停住。一旦他似乎从那次震动中恢复过来，他便转身向另一条小径走了几步，然后笔直地向前走去，昂着头，保持着他那刚才突然停住时一模一样的固定目光，仿佛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建议或警告他不要再往前走。他不断地回向屋子方向移动，就这样穿过了所有通往别墅的小径，但在所有的这些探寻中，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进入娜塔莎窗户的视野范围，因为那个位置刚好在建筑的拐角处，视野受限。为了确定那扇窗的情况，他四肢着地爬到沿着墙根的花园边缘，并获得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没有人从那个方向跳出来。随后，他去阳台与玛特蕾娜会合。

“今天早晨没有人进过花园，”他说，“也没有人从别墅进到花园里。现在我要去地界外面看看。在这里等我；五分钟后我就回来。”

他走开了，谨慎地敲了敲门房的窗户，等了几秒钟。叶尔莫莱出来为他开了门。玛特蕾娜挪到小休息室门口，惊恐地盯着娜塔莎的门。她感到双腿发软，面对这种罪行的魔鬼般的念头，她无法站立。啊，那条手臂，那条手臂！伸过来，一路摸索，手里拿着那只闪亮的小药瓶。基督的苦难啊！在娜塔莎和她的同伴们研读的那些该死的书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让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成为可能？啊，娜塔莎，娜塔莎！她多想从她那里得到答案，把她紧紧搂在粗糙的怀抱中，直到窒息，用自己强有力的双手掐住她，这样她就不必听到回答。啊，娜塔莎，娜塔莎，她曾如此深爱的人！她瘫倒在地，爬过地毯来到门前，像野兽一样趴在那儿，把头埋在双臂中为她的女儿哭泣。娜塔莎，娜塔莎，她曾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珍爱的人，却听不到她的声音。啊，那小家伙去外面搜寻有什么用，当全部真相就躺在这扇门后？想到他，她感到难为情，怕他发现自己这副野兽般的姿势，于是她跪起身，挪向那扇对着涅瓦河的窗户。倾斜的百叶窗角度让她能看清外面的情况，而她所看到的让她一跃而起。在下面，记者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她在花园里见到的那种难以理解的操纵。三条小径通往沿着涅瓦河岸别墅墙根的小路。年轻人，依然背着手，脸朝上，一条接一条地走着。在第一条路上，他走第一步就停住了。在第二条路上他没走超过两步。在第三条路上，那条斜向右方、似乎通往离克雷斯托夫斯基岛最近的岸边的小径，她看见他起初走得很慢，随后在小树和灌木丛中走得更快了。只有一次，他停下来仔细打量一棵树的树干，在那上面他似乎挑出了某种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然后继续向岸边走去。在那儿，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似乎在沉思，接着突然脱掉了上衣和裤子，选定了对岸的一个特定地点，脱完衣服跳进河里。她立刻看出他像海豚一样游泳，保持在水面下，时不时露出头来呼吸，然后再潜入水面。他在一丛芦苇处抵达了克雷斯托夫斯基岛。随后他消失了。在他下方，在树丛掩映中，可以看到庇护着鲍里斯和米哈伊尔的那栋别墅的红瓦。从那栋别墅里，人们可以看到特雷巴索夫将军宅邸休息室的窗户，但看不见沿墙根下的河岸可能会发生什么。一辆轻便马车沿着克雷斯托夫斯基遥远的路线驶过，车里载着一群狂欢后正在唱歌的年轻军官和年轻女子；随后是深沉的寂静。玛特蕾娜的眼睛搜寻着鲁勒塔比耶，却找不到他。他要在那儿躲多久？她将脸压向冰冷的窗户。她在等什么？她或许在等这边的某个人有所动作，等待身边的门打开，“另一个人”那叛徒的身影出现。

一只手小心翼翼地触碰她。她转过身。

鲁勒塔比耶站在那里，脸上满是红色的抓痕，没有领子，也没有领带，衣服是匆忙穿上的。当他看到她这副混乱的样子时，他显得怒不可遏。她像孩子一样任由他领着。他把她拉进自己的房间并关上了门。

“夫人，”他开口道，“和你共事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在你继女的门前不到两英尺的地方哭？你和你的库普里亚内，你们开始让我后悔来到波瓦索尼埃街区了，你知道吗。你继女肯定听见你了。幸运的是，她对你那夜间的幻觉完全不当回事，而且她早就习惯了。她比你有理智，娜塔莎小姐。她睡着了，或者至少假装睡着了，这让大家都清静。如果她今天问起你为什么在休息室里走来走去，并抱怨你害她没睡好，你该怎么回答她？”

玛特蕾娜只是摇着她那老迈的头。

“不，不，她没有听见我。我就像个影子一样站在那儿，就像我自己的影子一样。她永远也不会听见我。没有人能听见影子。”

鲁勒塔比耶对她重又心生怜悯，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温和了些。

“无论如何，你必须明白，你必须让她觉得，你今晚的所作所为，和她所知的你其他夜晚的所作所为相比，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第一次，对吧，你在起居室里游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天，夫人，像往常一样拥抱她吧。”

“不，不能那样，”她呻吟道，“绝不能那样。我做不到。”

“为什么不？”

玛特蕾娜没有回答。她哭了起来。他像安慰母亲的孩子一样，把她揽入怀中。

“别哭。别哭。一切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今天早晨确实有人离开了别墅。”

“噢，小多莫沃伊！怎么会？怎么会？你是怎么发现的？”

“既然我们在里面什么也没发现，那就一定得在外面发现点什么。”

“而你发现了？”

“当然。”

“圣母保佑你！”

“她与我们同在。她不会抛弃我们。我甚至认为，我相信她对这些岛屿有着特殊的守护。从黄昏到黎明，她一直注视着它们。”

“你在说什么？”

“当然。你不知道我们在法国管什么叫‘圣母的守望者’吗？”

“噢，知道，就是那些好上帝的小生灵在树木之间织的网，还有……”

“正是如此。你明白我的意思，当你得知我在花园里走动时，首先拂过我脸庞的东西正是这些好上帝的小蜘蛛织出的‘圣母的守望者’，你就会更加明白了。起初，当我感觉到它们落在脸上时，我对自己说：‘等等，没有人经过这条路。’于是我就去搜寻别处。这些网在花园的每个角落都拦住了我。但是，在花园之外，它们却避开了我，让我得以不受干扰地沿着一条通往涅瓦河的小径走去。于是我对自已说：‘怎么，圣母难道偶然疏忽了她在这些小径上的工作吗？绝不可能。是有人破坏了它们。’我发现了挂在灌木丛上的蛛网碎片，就这样，我来到了河边。”

“然后你就跳进了河里，我亲爱的天使。你游得像个小神仙。”

“我到达了那个人登陆的地方。没错，那里的芦苇都是新近被折断的。于是我钻进了灌木丛。”

“去了哪里？”

“一直到了克雷斯托夫斯基别墅，夫人——也就是他们两个住的地方。”

“啊，原来是从那里有人过来？”

两人之间陷入了一阵沉默。

她问道：

“鲍里斯？”

“从别墅里出来又回到了别墅的人。鲍里斯、米哈伊尔，或者别人。他们穿过芦苇来来去去。但来的时候他们用了船；回去时是游回去的。”

她习惯性的焦躁不安再次袭来。

她急切地要求道：

“你确定他来过这里，又离开了这里？”

“是的，我很确定。”

“怎么确定的？”

“通过起居室的窗户。”

“这不可能，我们发现窗户锁着呢。”

“如果有人在他身后关上了窗，那是可能的。”

“啊！”

她又开始颤抖，陷入了噩梦般的恐惧之中，再也不像对待一个为她做了比生命还珍贵十倍之事的亲爱小天使那样，对她的多莫沃伊说那些温存的昵称了。当他耐心地听着时，她粗暴地说道：

“为什么你拦着我不让我冲向他，不让我趁他开门时扑过去？啊，我会的，我一定会……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不。只要有一点响动，他就会把门关上。只要钥匙一转，他就会永远逃脱。而且他也会有所警觉。”

“粗心的孩子！那么，既然你早就知道他要来，为什么不让我待在卧室，而你自己守在楼下呢？”

“因为只要我在楼下，他就不会来。他只有在楼下没人的时候才会来。”

“啊，圣彼得和圣保罗，可怜可怜这个可怜的女人吧。那你觉得会是谁呢？你觉得会是谁？我实在想不出更多了。告诉我，告诉我。你应该知道——你什么都知道。来吧——是谁？我要求知道真相。是谁？难道还是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什么特工？还是虚无主义者？”

“如果只是那样就好了！”鲁勒塔比耶平静地说。

“你发誓要让我发疯！你说的‘如果只是那样’是什么意思？”

鲁勒塔比耶泰然自若，没有回答。

“你把药剂弄到哪儿去了？”他问。

“药剂？那杯罪证！我把它锁在我的房间里，锁在柜子里——安全了，很安全！”

“啊，但是，夫人，你必须把它放回你取走它的地方。”

“什么！”

“是的，在把毒药倒入小瓶后，要把杯子洗干净，装上另一种药剂。”

“你说得对。你真是考虑周全。如果将军醒来想要喝药，他就不会起疑心，而且他还能喝上药。”

“他不需要喝。”

“好吧，那为什么要放那杯药在那儿？”

“为了让那个人确信，夫人，如果他没喝，仅仅是因为他不想喝。这纯属巧合，夫人，他才没有中毒。这回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是的，是的。噢，基督啊！但要是现在将军醒来想喝他的麻醉剂怎么办？”

“告诉他我禁止他喝。还有另一件事你必须做。当——那个人——早晨进入将军房间时，你必须非常公开且自然地把那杯药倒掉——那是无用的、淡而无味的，你明白吗——这样那个人就没理由对将军身体依然如此健康感到惊讶了。”

“是的，是的，小家伙；你比所罗门王还聪明。那我怎么处理那瓶毒药呢？”

“交给我。”

“马上。”

她去取了药瓶，五分钟后回来了。

“他还在睡。我把杯子放在桌上，他够不到的地方。他得叫我才行。”

“很好。那就把门关上，锁好；我们得谈谈。”

“但如果有人从仆人楼梯回去呢？”

“放心好了。他们以为将军已经中毒了。这是我进这栋房子以来，能享受到的第一个无忧无虑的时刻。”

“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呢，小恶魔！我得说，你把秘密守得真好。将军睡得比他真的中了毒还要香。但娜塔莎的事我们该怎么办？我敢问你这个——只能问你。”

“什么也不做。”

“怎么——什么也不做？”

“我们会盯着她……”

“啊，是的，是的。”

“不过，玛特蕾娜，你得让我独自盯着她。”

“是的，是的，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理会她了。就这样说定了。就这样说定了。随你的便吧。为什么刚才你对我提到虚无主义者时，会说‘如果只是那样就好了！’？难道你相信她不是虚无主义者？她读那些东西——就像街垒上读的那种……”

“夫人，夫人，你满脑子想的都是娜塔莎。你答应过我不盯着她的；答应我别再想她了。”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说‘如果只是那样就好了！’？”

“因为，亲爱的夫人，如果你的这件事里只有虚无主义者，那就太简单了，或者说，本来会更简单。你真的能相信，仅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只是虚无主义者的家伙，会费尽心思让他的炸弹从花瓶里爆炸吗？——只要能把将军炸死，在哪儿爆炸又有什么区别呢？你难道认为炸弹在门后爆炸的效果会比在门前差吗？还有地板下的那个小洞，你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像你们在俄国有的那种，会为了钻进别墅，仅仅是为了从木板上拔出两根钉子而自寻麻烦吗？当他碰巧在两次去餐厅之间有的是时间的时候？你认为一个想为莫斯科死难者复仇，且能成功潜入特雷巴索夫将军卧室门后的革命者，会闲得用针钻个小洞来拔插销，还闲得把毒药倒进杯子里吗？如果是那样，他早就直接投下炸弹了，不管是他跟别墅同归于尽，还是当场被捕，亦或是不得不承受圣彼得和圣保罗要塞地牢里的殉难，还是在施吕瑟尔堡被绞死。难道这不是一贯发生的情况吗？他会那样做的，绝不会像个旅馆窃贼一样行事！现在，你家里（或者经常来你家的人）有人表现得像个旅馆窃贼，是因为他不想被看见，因为他不想被发现，因为他不想被当场抓住。而他最怕的就是被当场抓住，所以才搞出这些障眼法，这足以说明他的目的不仅仅是那个行动本身，不仅仅是炸弹，不仅仅是毒药。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延时炸弹、把定时装置放在容易和杂物混在一起的地方，而不是放在那条谁都不准走的楼梯上呢？尽管你每天都要走上二十次。”

“但这人白天晚上想来就来？你不回答。也许你知道他是谁？”

“我或许知道他是谁，但我还不确定。”

“你真不好奇，小多莫沃伊！这人肯定是家里的朋友，因为他想在晚上进屋，就有人为他打开窗户。而且他是从克雷斯托夫斯基别墅过来的！鲍里斯或者米哈伊尔！啊，可怜可悲的玛特蕾娜！他们为什么不杀了我这个可怜的玛特蕾娜呢？他们的将军！他们的将军！他们是士兵——半夜来杀害自己将军的士兵。在那个人——在那位——的协助下？你相信吗？你？我眼中的光明！你竟然相信这个！不，不，这不可能！我要让你明白，多莫沃伊先生，我无法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不，不，以上帝基督的名义，他死在十字架上，洞察我们的内心，我不相信鲍里斯——尽管我承认，他确实有非常激进的思想；这一点必须记住；而且他也创作非常激进的诗歌，我一向这么说——我绝不相信鲍里斯有能力做出如此可怕的罪行。至于米哈伊尔，他是个诚实的人，我的女儿，我的娜塔莎，是个诚实的女孩。一切看起来确实很糟糕，但我并不怀疑米哈伊尔、鲍里斯，也不怀疑我那纯洁可爱的娜塔莎（尽管她确实翻译过一些非常激进的法文诗歌，这对一个将军的女儿来说确实非常不体面）。这就是我内心深处，我心底的想法——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天堂的小天使？啊，是将军欠你的命，是玛特蕾娜欠你的命。没有你，这房子早就成了棺材。我该如何报答你？你什么都不要！我烦着你呢！你甚至都不听我说！棺材——我们都会躺在棺材里！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你！”

“我想抽袋烟。”

“啊，烟斗！你想要那种我每个月从君士坦丁堡收到的黄色香料烟草吗？那是直接从后宫送来的珍品！如果你喜欢，我可以给你弄到足够抽上一万烟斗的量。”

“我更喜欢军用烟草，”鲁勒塔比耶回答道。“但你说得对。怀疑任何人都是不明智的。看吧，盯着，等着。一旦猎物落网，再判断它是野兔还是野猪，总有时间。听我说，好妈妈。我们首先得弄清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它在哪儿？”

“在这儿。”

她从袖子里取出了小瓶。他把它揣进了口袋。

“请代我祝将军胃口好。我要出去了。最迟两个小时后回来。还有，最重要的是，别让将军知道任何事。我要去见一位住在药剂师小巷的朋友。”

“全听你的，为了我，快点回来。你不在的时候，我的血都要凝固了，上帝的忠仆。”

她上了将军的房间，至少下来了十次，看看鲁勒塔比耶回来了没有。两小时后，他像承诺的那样，出现在别墅周围。她忍不住跑去迎接他，结果被他训斥了一顿。

“冷静，冷静。你知道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砷酸钠，足以杀死十个人的剂量。”

“圣母啊！”

“安静。上楼去将军那儿。”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心情大好。自莫斯科那年轻人死后，这是他睡得最好的一晚。他把这归功于自己没碰过麻醉剂，并再次决定戒掉麻醉剂，鲁勒塔比耶和玛特蕾娜对此大加鼓励。谈话间，有人敲玛特蕾娜房间的门。她跑去查看，带回了娜塔莎，娜塔莎想来拥抱父亲。她的脸上带着疲惫的神色。显然她睡得不如她父亲好，将军责备她看起来太沮丧了。

“确实。我做了可怕的梦。但爸爸，你睡得好吗？你吃药了吗？”

“不，不，我连一滴药水都没碰。”

“是吗，我明白了。噢，那太好了；那非常好。自然的睡眠一定正在恢复……”

玛特蕾娜仿佛被鲁勒塔比耶催眠了一样，从桌上拿起杯子，大摇大摆地走进更衣室倒掉，并在那里拖延了一会儿以恢复镇定。

娜塔莎继续说道：

“你会发现的，爸爸，你终于能像其他人一样生活了。最重要的是清除了那些警察，那些令人厌恶的警察；不是吗，鲁勒塔比耶先生？”

“我一直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完全赞同娜塔莎小姐的观点。你们现在完全可以放心了，我也能放心地离开了。是的，我得考虑尽快完成我的访谈，然后离开。唉，我只能说出我的想法。只要你们自己管理好，就不会有任何危险。况且，将军好多了，我希望不久就能在法国见到你们。现在我得感谢你们友好的款待。”

“啊，但你不是要走吧？你不能走！”玛特蕾娜刚要用她那颗可怜而悲伤的心中迸发出的一连串竭尽全力的词汇进行抗议，记者的一个眼神就打断了她绝望的话语。

“我还得在城里留一周。我在法国大饭店订了个房间。这是必要的。我有太多人要见，太多事要处理。我会不时过来拜访你们的。”

“那你真是放心了，”将军严肃地问道，“就这样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完全放心。而且，我并不是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把你留给特雷巴索夫夫人和小姐。我再说一遍：你们三个就保持我现在看到的样子。不要再有警察，或者无论如何，越少越好。”

“他说得对，他说得对，”娜塔莎又重复了一遍。

这时，玛特蕾娜的房门又被敲响了。是叶尔莫莱，他宣布宫廷元帅凯尔佐夫伯爵代表国王陛下想见将军。

“去接待伯爵吧，娜塔莎，告诉他你父亲一会儿就下楼。”

娜塔莎和鲁勒塔比耶下楼在客厅见到了伯爵。他是个壮观的人物，长得像瑞士教皇卫队一样高大威猛。他似乎在四处张望，对家具也很警惕，显然感到不安。他立刻迎向那位年轻小姐，询问消息。

“全是好消息，”娜塔莎回答。“这里每个人都很好。将军心情愉快。但您有什么消息吗，元帅先生？您看起来心事重重。”

元帅握了握鲁勒塔比耶的手。

“我的葡萄呢？”他问娜塔莎。

“怎么，您的葡萄？什么葡萄？”

“如果您没动它们，那就太好了。我来的时候非常焦急。昨天我从克拉斯诺耶村带了一些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非常爱吃的皇帝御用葡萄。今天早晨我听说，皇家温室的法籍首席园丁杜塞的儿子，因为吃了那些葡萄而死，他是从准备带给我的那批葡萄里偷拿的。想象一下我的惊恐。我知道，在将军的餐桌上，葡萄不洗是不会吃的，但我责怪自己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交代一定要洗净。不过，我想那也没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我的礼物怎么会有危险，但今天早晨得知小杜塞死讯时，我跳上第一班火车就直奔这里来了。”

“但是，阁下，”娜塔莎打断道，“我们并没有见到您的葡萄。”

“啊，还没端上来吗？太好了。谢天谢地！”

“皇帝的葡萄染病了吗？”鲁勒塔比耶询问，“葡萄根瘤蚜虫钻进温室了吗？”

“什么都挡不住，”杜塞告诉过我。“所以他不想让我昨晚离开，直到他把葡萄洗净。不幸的是，我当时时间紧迫，就直接带走了，根本没想到他们为了保护葡萄喷洒的混合液竟然这么致命。看来在产酒区每年都会发生这种事故。我想他们管它叫……那种混合液……”

“波尔多液，”鲁勒塔比耶颤抖的声音响起。“而您知道这是什么吗，阁下，这波尔多液？”

“不，不知道。”

此时，将军在玛特蕾娜·彼得罗夫娜的搀扶下，扶着扶手下了楼。

“那么，”鲁勒塔比耶继续说道，注视着娜塔莎，“覆盖在您昨天带来的葡萄上的波尔多液，其实就是砷酸钠。”

“啊，上帝！”娜塔莎惊叫道。

至于玛特蕾娜·彼得罗夫娜，她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惊呼，松开了将军，将军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所有人都冲了过去。将军大笑起来。玛特蕾娜在鲁勒塔比耶严厉的目光下，结结巴巴地说她突然感到一阵晕眩。最后他们都在阳台上聚齐了。将军坐在沙发上，问道：

“好吧，刚才你说什么，我亲爱的元帅，关于你给我带来的葡萄？”

“是的，确实，”娜塔莎惊恐地说，“他说的话一点也不好听。宫廷园丁杜塞的儿子，刚刚因为吃了据说是元帅阁下带给您的同样的葡萄而中毒。”

“这事发生在哪里？葡萄？什么葡萄？我根本没见过什么葡萄！”玛特蕾娜惊叫道。“昨天我在花园里看见您了，元帅，但您很快就走了，我当时还很奇怪您为什么没进来。这是怎么回事？”

“好吧，我们必须查清这件事。我们必须知道那些葡萄究竟发生了什么。”

“确实，”鲁勒塔比耶说，“它们可能会引发一场灾难。”

“如果还没引发的话，”元帅不安地说。

“但怎么会？它们在哪儿？您把它们给谁了？”

“我是用一个白色的纸板盒装着它们的，这是我在杜塞那儿随手拿到的第一个盒子。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没见到您。我又带着盒子回来，将军当时正好躺下。因为赶火车，再加上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当时正在花园里，我就请他们代劳我的嘱托，把盒子放在了他们身边的小花园桌上，并叮嘱他们一定要转告您，必须像杜塞特意叮嘱的那样，把葡萄洗一洗。”

“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太可怕了！”玛特蕾娜颤声说道。“葡萄会去哪儿了？我们必须弄清楚。”

“绝对必须，”鲁勒塔比耶赞同道。

“我们得问问鲍里斯和米哈伊尔，”娜塔莎说，“天哪！他们该不会把葡萄吃了吧！说不定他们会生病。”

“他们来了，”将军说道。众人都回过头去。米哈伊尔和鲍里斯正走上台阶。鲁勒塔比耶待在主楼梯下阴暗的角落里，他没有放过那两张脸上任何一丝肌肉的跳动，对他来说，这两张脸是两个待解的难题。两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或许，笑得太多了些。

“米哈伊尔！鲍里斯！过来，”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喊道，“你们把元帅先生带来的葡萄弄到哪里去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问，两人都看着他，似乎没听明白，随后又突然想起来似的，非常自然地宣称他们把葡萄留在花园桌上了，之后就没再管过。

“那么，你们忘了我的叮嘱了？”卡尔佐夫伯爵严厉地说道。

“什么叮嘱？”鲍里斯问，“哦，是的，洗葡萄的事。杜塞的叮嘱。”

“你们知道杜塞因为那些葡萄遭遇了什么吗？他的长子死了，中毒身亡。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我们急于知道我的葡萄去哪儿了吧？”

“可是它们应该还在那张桌子上才对，”米哈伊尔说。

“到处都找不到，”玛特蕾娜宣布道，她和鲁勒塔比耶一样，观察着两位军官神情的每一次变化。“你们昨晚怎么会不打招呼就走了，连见都不见我们就走，也不关心将军是否需要你们？”

“夫人，”米哈伊尔冷冷地、以军人的方式回答道，就像在回答他的上级长官一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您和将军解释。我们需要承认一件事，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原谅我们。我和鲍里斯在散步时发生了争执。当我们到达这里时，争吵正处于白热化，我们正商量如何尽快了结此事，就在这时元帅先生进了花园。我们必须以此作为借口，解释为什么我们对他的话心不在焉。他一走，我们唯一的念头就是离开这里，好动手解决我们的分歧。”

“居然没跟我商量就动手！”特雷巴索夫打断道，“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一点。”

“你们竟然在将军受到威胁的时候打架！这就像在敌人面前自相残杀。这是叛变！”玛特蕾娜补充道。

“夫人，”鲍里斯说，“我们没有打架。有人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我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表示了歉意，他慷慨地接受了。难道不是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那么是谁指出了你们的错误？”元帅问道。

“娜塔莎。”

“好样的，娜塔莎。来，拥抱我，我的女儿。”

将军热切地将女儿搂在他宽阔的胸膛上。

“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争吵了，”他越过娜塔莎的肩膀喊道。

“我们向您保证，将军，”鲍里斯宣称，“我们的生命属于您。”

“你们做得好，我的爱人。让我们大家都做得一样好。我度过了一个极好的夜晚，先生们。真正的睡眠！我睡了一个长长的好觉。”

“确实如此，”玛特蕾娜缓慢地说道，“将军不需要麻醉剂。他睡得像个孩子，根本没碰他的药水。”

“我的腿也快好了。”

“不过，那些葡萄消失了还是很奇怪，”元帅坚持着他的固定想法。

“叶尔莫莱，”玛特蕾娜喊道。

老仆人出现了。

“昨晚，这些先生离开房子后，你有没有注意到花园桌上有一个白色的小盒子？”

“没有，巴里尼亚。”

“那仆人们呢？他们中有人生病吗？看门人？瑞士人？厨房里的呢？没人病吗？不？去看看，然后回来告诉我。”

他回来时说道：“没人病。”

和元帅一样，玛特蕾娜·彼得罗夫娜和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面面相觑，用法语重复道：“没人生病！这太奇怪了！”

鲁勒塔比耶走上前去，给出了在其他人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

“但是，将军，这根本不奇怪。葡萄是被某个仆人偷吃掉了，如果那个仆人没生病，那仅仅是因为元帅先生带来的葡萄恰好没有喷洒到波尔多液。这就是整个谜团。”

“这个小家伙肯定是对的，”元帅高兴地喊道。

“这个小家伙总是对的，”玛特蕾娜容光焕发，那神情仿佛这孩子是她亲生的一样。

但“小家伙”趁着阿塔纳斯·格奥尔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到达时的寒暄，离开了别墅，口袋里紧紧攥着那个瓶子，里面装着让葡萄繁茂或杀死一位身体健康的将军所需的东西。当他走向进入市区必须经过的桥梁时，走了几百步，一个气喘吁吁的看门人追上了他，递给他一封刚由信使送达的信。信封上的字迹他完全不认识。他撕开信封，读到了一段流利的法语：

“请约瑟夫·鲁勒塔比耶先生不要插手与他无关的事。第二次警告将是最后一次。”落款是：“中央革命委员会。”

“嘿！”鲁勒塔比耶把纸条塞进兜里，“原来是这路货色，是吗！幸好我再也没什么要操心的了。现在轮到库普里安了！现在就去库普里安那儿！”

这一天的鲁勒塔比耶笔记：“娜塔莎对她父亲：‘爸爸，你昨晚睡得好吗？你吃麻醉剂了吗？’

“我感到恐惧，（免得我混淆天堂与地狱）我没权利再记下任何笔记了。”*

* 事实上，从这一天起，鲁勒塔比耶的笔记本里就再也没有笔记了。最后一条就是上面那段，既怪异又浪漫，且必不可少，正如鲁勒塔比耶的朋友、巴黎律师圣克莱尔在那些提供了本故事所有细节的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

八、卫兵的小教堂

鲁勒塔比耶漫步走到了特罗伊茨基桥，然后沿着内瓦河滨大道向下走，到达了冬宫。他似乎已经赶走了所有的忧虑，像个孩子一样享受着大彼得之城特有的生活风貌。他在冬宫前停下，慢慢穿过亚历山大圆柱那巨大的独石从青铜基座上拔地而起的广场，在宫殿和柱廊间徜徉，穿过一道巨大的拱门：一切在他看来都显得极其宏大，他从未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然而，他在这种渺小中感到快乐，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他对自己感到满意；今天早晨，一切都让他欣喜。马车的速度，车夫们吵架的情绪，女人们的优雅，军官们华丽的风采，以及他们身着制服时那种从容自然的姿态，与他在“椴树”咖啡馆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两趟火车间看到的柏林军人们那种僵硬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切都让他着迷——甚至农民的服装，鲜艳的衬衫，罩在裤子外面的红衫，宽大的裤腿和及膝的靴子，即使是那些尽管天气温和却仍裹着羊皮大衣的可怜人，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切在他眼中都显得既原始又投缘。

城里秩序井然。卫兵们彬彬有礼，仪表堂堂，姿态高贵。那一带的行人在交谈时往往说着法语，举止文明，与世间任何地方并无二致。那么，北方的熊在哪儿呢？他从未见过驯得这么好的熊。这难道就是昨天还处于革命中的城市？这里确实是亚历山大公园，几周前，军队曾向那些像麻雀一样躲在树上的孩子们开火。这难道就是哥萨克留下过无数尸体的路面吗？最后，他看到了面前的涅瓦大街，不久前，那里还向盛装打扮、欢庆佳节的人群倾泻着冰雹般的子弹。尼切沃！尼切沃！这一切都被如此迅速地遗忘了。他们忘记昨天，就像他们忘记明天一样。虚无主义者？诗人罢了，竟妄想在那北方巴比伦，一枚炸弹能造成比爆炸声更重要的影响！看看这些走过的人。他们对旧日的袭击的关注，并不比对正在“小酒馆”阴影中策划的袭击更多。多么幸福的人啊，在这片明亮的区域里充满了宁静，在最纯净、最轻盈、最透明的空气中忙于自己的事务和享乐。不，不；如果没在那儿呼吸过，就没人知道仅仅是呼吸的快乐，那是北方最美的空气，让人以白兰地和黄啤酒为食，冲击着血液，让人变得强壮、快乐且宿命论，嘲笑虚无主义者，也嘲笑警察那从门廊下、从看门人头骨下窥视的一万双眼睛——警察，到处都是看门人；到处都是警察，还有那些伸着手快乐的门房。啊，啊，在这种空气中，人们嘲笑这一切，只要兜里有卢布，一大把卢布，而且没有被那些传教给学生和贫穷女学生如何实现全人类幸福的奇书所愚弄。啊，啊，虚无主义者的种子，都是那些玩意儿！那些可怜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被他们无法消化的讲座搞得头昏脑胀！问题就在这里，消化。需要消化。那些在莫尔斯卡亚大酒店大堂里重要地谈论着、甚至在销售香槟的最遥远城市研究过俄罗斯人民的香槟推销商们会告诉你，在任何一道冷盘桌旁，他们都能在两小杯伏特加之间解决整个革命问题，那种以俄罗斯方式，肘部抬起，一饮而尽的伏特加。他们告诉你，这仅仅是个消化问题。谁是个傻瓜，竟敢比较一个消化了两瓶香槟的年轻绅士，和一个消化不良了经济学家——我们说是谁好呢？——经济学家的长篇大论的年轻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竞争谁能说出最激进言论的傻瓜！那些读了又理解不了的人就会像炸弹一样爆炸！祝你健康！尼切沃！世界还在转，不是吗？

在啃着冷盘的房间里进行政治、经济、革命以及其他讨论！当你穿过酒店去房间时，年轻的鲁勒塔比耶，你会听到这一切。快点去库普里安的家，如果你不想在午餐时间才到达的话；那样的话，你就得把这些严肃的事务推迟到晚上。

警察局。宏伟的入口，守卫森严，巨大的大堂，带有旋转门的大厅，许多献媚的门房在寻找小费，许多可怜的人坐在墙边的肮脏长凳上，桌子和职员，靴子锃亮、肩章闪烁的快乐年轻军官们正津津有味地讲述着水族馆的故事。

“鲁勒塔比耶先生！啊，是的。请坐。太高兴了，库普里安先生会非常乐意接待您，但此时他正在巡视。是的，对兵营警察宿舍的巡视。我们会带您过去。这是他自己的主意！他什么都不放过，是吧？一位伟大的首长。您看过警察卫队的宿舍吗？令人赞叹！世界上第一流的宿舍。我们说这话可没有冒犯法国的意思。我们热爱法国。伟大的民族！我立刻带您去见库普里安先生。我会很高兴的。”

“我也是，”鲁勒塔比耶说，他往那位可敬的官员手里塞了一卢布。

“请允许我为您引路。”

鞠躬和敬礼。为了两卢布，他会卑躬屈膝地领着他走到世界尽头。

“这些职员真是令人敬佩，”鲁勒塔比耶被带往兵营时心想。他觉得为一位制服上满是花边的随从花这点钱并不亏。他们跋涉，攀登，降下。楼梯，走廊。啊，终于到了兵营。他感觉自己进入了一座修道院。床铺非常洁白、狭窄，到处是圣母和圣人的画像，修道院般的整洁和绝对的寂静。突然，走廊外传来一道命令，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警察卫兵，站在床头立正。库普里安和他的副官出现了。库普里安仔细观察着一切，轮流与每个人交谈，叫出他们的名字，询问他们的需求，男人们结结巴巴地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回话，像孩子一样脸红。库普里安注意到了鲁勒塔比耶。他挥手遣散了副官。巡视结束了。他把年轻人带进了宿舍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鲁勒塔比耶惊恐地环顾四周。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小礼拜堂。这个小礼拜堂完善了卫兵宿舍的效果。它金碧辉煌，装饰着美妙的色彩，挤满了带来幸福的小圣像，当然，还有沙皇，那位亲爱的小父亲的画像。

“你看，”库普里安对着鲁勒塔比耶的惊讶微笑道，“我们什么都不拒绝他们。我们把他们的圣人直接放在宿舍里。”他关上门，拉了一把椅子给鲁勒塔比耶，示意他坐下。他们坐在堆满鲜花、彩色纸张和带翅膀圣人的小祭坛前。

“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话而不被打扰，”他说，“那边有那么多人等着我呢。我准备听着了。”

“先生，”鲁勒塔比耶说，“我是来向您报告我在这里的任务进展，并终止我与它的联系。揭开这桩隐晦事件真相的所有余地，就是逮捕罪犯，这与我无关。那是您的职责。我只是通知您，昨晚有人试图通过将砷酸钠倒入将军的睡眠药水中来毒杀他，我把药水装在这个瓶子里交给您。这砷酸钠很可能是从带给特雷巴索夫将军的那批葡萄中洗出来的，而那批葡萄不知去向，没人能说出原因。”

“啊，啊，家庭纠纷，家庭内部的阴谋。我早说了，”库普里安喃喃道。

“这桩事件至少是发生在家庭内部，正如您所想，尽管凶手来自外部。与您可能相信的相反，他不住在屋里。”

“那他怎么进去的？”库普里安问道。

“通过俯瞰涅瓦河的房间窗户。他经常从那儿来。我敢肯定，他也是从那儿回去的。如果您行动谨慎，就在那儿抓他。”

“您怎么知道他经常从那儿来？”

“您知道窗户离小路的高度。为了够到它，他利用了一个铁环弯曲的导水槽，而且他在外面小阳台的铁制品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那是他随身携带的抓钩留下的，用来把自己吊到窗户上。这些痕迹显然有不同的日期。”

“但那扇窗户是关着的。”

“有人为他打开。”

“请问是谁？”

“我不想知道。”

“啊，没错。肯定是娜塔莎。我确信岛屿别墅里藏着一条毒蛇。我告诉过您，她不敢离开窝，因为她知道自己被监视着。她在外面的每一个动作都逃不过我们！她知道这一点。她受到过警告。她最后一次冒险独自外出是去德列夫尼亚的老区。她在那种腐败的地区有什么可做的？我问您。她没见任何人就折返回来了，没敲过一扇门，因为她看到自己被跟踪了。她没法在外面见到他们，所以她必须在里面见。”

“他们只有一个人，而且总是同一个人。”

“您确定吗？”

“检查墙上和管子上的痕迹，毫无疑问，而且每次都是用同一个抓钩。”

“那条毒蛇！”

“库普里安先生，娜塔莎小姐似乎让您极其担忧。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谈论娜塔莎小姐的。我是来给您指出那个行凶者使用的路线的。”

“啊，没错，是她打开的通道。”

“我无法否认。”

“小魔鬼！她为什么在晚上把那人带进房间？您觉得也许有什么恋情……？”

“我确信正好相反。”

“我也是。娜塔莎不是荡妇。娜塔莎没有心。她只有大脑。一个被虚无主义触动的大脑，很快就会变得什么都不顾。”

库普里安沉思了一分钟，鲁勒塔比耶静静地看着他。

“我们仅仅是在处理虚无主义吗？”库普里安继续道，“您告诉我的一切，都让我越来越倾向于我的想法：一桩家务事，纯粹的家务事。您知道吧，将军去世后，娜塔莎会变得极其富有？”

“是的，我知道，”鲁勒塔比耶回答，声音在警察首长的耳朵里听起来很特别，这让他抬起了头。

“您知道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记者回答，这次语气更坚定。“不过，我应该告诉您：我确信我们处理的是虚无主义……”

“是什么让您这样认为？”

“这个。”

鲁勒塔比耶把那天早晨收到的信息交给了库普里安。

“噢，噢，”库普里安大叫，“您被盯上了！小心。”

“我没什么可害怕的；我不会再干扰任何事情了。是的，我们处理的是革命者的问题，但不是通常的那种。他们行事的方式不像那种被中央委员会武装了一枚炸弹、事先就被牺牲掉的年轻人。”

“您追踪到的痕迹在哪里？”

“一直到克雷斯托夫斯基小别墅。”

库普里安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鲍里斯住的！该死！现在我们抓到他们了。我全明白了。鲍里斯，另一个脑子进水的！而且他订婚了。如果他扮演革命者的角色，这件事对他来说将是巨大的利益。”

“那个别墅，”鲁勒塔比耶平静地说，“米哈伊尔·科罗萨科夫也住在那里。”

“他是沙皇最忠诚、最可靠的士兵。”

“没人能对任何事情有把握，我亲爱的库普里安先生。”

“噢，我对那样的人很有把握。”

“没人能对任何一个人有把握，我亲爱的库普里安先生。”

“我有的，在任何情况下，对于我雇佣的人。”

“您错了。”

“您说什么？”

“一些可以对您要进行的行动有帮助的话，因为我信任您可以把凶手就在他的窝里抓获。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瞒您说，我认为您的特工必须拥有极高的智慧。他们必须在晚上监视岛屿别墅，而不让任何人察觉到。别再用那些带有假紫貂皮毛边的栗色外套了，好吗？而要用阿帕奇人，丛林步道上的阿帕奇人，让自己融入地面、树木和道路的石头中。但在这些阿帕奇人中，千万别派那个在凶手爬窗时进行监视的秘密警察。”

“什么？”

“为什么，这些你在墙上和阳台铁饰上都能看到证据的攀爬，是在你们的特工日夜监视别墅的同时发生的。您注意到了吗，先生，那个总是担任夜间岗哨、守在别墅后窗户下的特工，总是同一个人？特雷巴索夫将军留下的那本册子里，记载了围困期间你们每一名手下确切的部署位置，在那一点上写得极为详尽。其他岗哨轮流更替，但当那名特工在守卫之列时，他总是要求值守那个特定的位置，而其他人对此毫无异议，毕竟在空旷的田野里守着一堵墙过夜可没什么意思。其他人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别墅里或门房前，那里伏特加和克里米亚葡萄酒、克瓦斯和啤酒、樱桃白兰地和罗宋汤，从来都不缺。那个特工的名字叫图曼。”

“图曼！不可能！他是基辅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他是贡索夫斯基推荐的。”

鲁勒塔比耶咯咯地笑了起来。

“是啊，是啊，是啊，”警察局长嘟囔道，“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总有人会笑。”

库普里安的脸涨红了。他站起身，打开门，用俄语下达了一长串指令，然后回到椅子上。

“现在，”他说，“继续讲，把法官带来的毒药和葡萄的细节都告诉我。我在听。”

鲁勒塔比耶非常简短且不带任何推论地告诉了他所有我们已知的事情。他结束讲述时，一个身穿栗色外套、戴着假紫貂皮帽的男人被带了进来。这就是鲁勒塔比耶在特雷巴索夫将军客厅里见过的那个会说法语的人。两名宪兵跟在他身后。门被关上了。库普里安转向那个穿外套的男人。

“图曼，”他说，“我想和你谈谈。你是个叛徒，我有证据。你可以向我坦白，我会给你一千卢布，然后你可以滚到别的地方去上吊。”

那人的双眼畏缩了一下，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他用俄语回答。

“说法语。我命令你，”库普里安喝道。

“我回答，阁下，”图曼坚定地说，“我不知道阁下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当你在小客厅窗下站岗时，你曾协助一个人潜入特雷巴索夫的别墅。你看，再欺骗我们已经没用了。我和你坦诚相待，交易公平，金钱到位。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你就能拿到一千卢布。”

“我准备在圣像前发誓……”

“别作伪证。”

“我一直忠诚地服务……”

“那个人的名字。”

“我还是不知道阁下是什么意思。”

“噢，你明白我的意思，”库普里安回答道，他显然在强压着随时可能爆发的怒火，“当你在监视的时候，有一个人进了屋子……”

“我什么也没看见。毕竟，这很有可能。有些夜晚非常黑。我当时走来走去。”

“你不是傻瓜。那个人的名字。”

“我向您保证，阁下……”

“剥了他的衣服。”

“你要干什么？”鲁勒塔比耶大喊。

但两名卫兵已经扑向图曼，剥掉了他的外套和衬衫。那人赤裸着上身。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别管他们，”库普里安粗暴地把鲁勒塔比耶推开。

他抓起挂在卫兵腰间的一条鞭子，在图曼肩上抽了一鞭，顿时皮开肉绽。图曼因屈辱和剧痛而疯狂，喊道：“是的，是真的！我为此感到自豪！”

库普里安没有抑制自己的怒火。他向那个不幸的人挥去鞭子，当鲁勒塔比耶试图干预时，他把鲁勒塔比耶甩到了房间的尽头。在他施加惩罚的同时，警察局长对着这个背叛了他的特工发出了一连串可怕的威胁，承诺在他被吊死之前，他将在彼得保罗要塞最底层的地牢里，在涅瓦河下的阴湿坑洞中腐烂。图曼被两名卫兵架着，虽然有时会挨到本不属于他的鞭子，却从未发出一声哀鸣。除了库普里安的咒骂声，只能听到鞭绳的破空声和鲁勒塔比耶的喊叫声，后者不停地抗议这行为令人发指，称警察局长是个野蛮人。最终，那个野蛮人停了下来。血迹溅得到处都是。

“先生，”鲁勒塔比耶靠在墙上说，“我会向沙皇投诉的。”

“你说得对，”库普里安回答，“但我现在感觉轻松多了。你无法想象这个人在过去的几周里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图曼被披上一件外套，瘫倒在椅子上，他积攒起力气抬起头说道：

“确实。不管你信不信，你对我造成的伤害远不及我对你们造成的伤害。你和你的人能对我造成的伤害已经全部完成了。我的名字不叫图曼，叫马季耶夫。听着。我有一个儿子，他是我眼中的光。我和我儿子从未涉足政治。我在莫斯科工作，我儿子是一名学生。红色周期间，我和儿子出去看看普列斯尼亚区那边发生了什么。有人说那边所有人都被杀了！我们经过普列斯尼亚门。士兵叫我们站住，因为他们要搜身。我们敞开大衣。士兵们看到了我儿子的学生背心，便大声叫喊起来。他们解开背心，从他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发现里面有一首刊登在《信号》报上的工人歌曲。士兵们不识字。他们以为那报纸是传单，于是逮捕了我儿子。我要求和儿子一起被捕。他们把我推开了。我跑到总督府。特雷巴索夫让人用哥萨克枪托把我从门外赶走。因为我不依不挠，他们把我关了一整晚和第二天上午。中午我被释放了。我要求交还我儿子，他们回答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认出其中一名士兵，就是前一天晚上逮捕我儿子的那个，他指了指一辆正在经过的马车，上面盖着防水布，被哥萨克人包围着。‘你儿子就在那儿，’他说，‘他们正把他带去坟场。’我绝望得发了疯，追着马车跑。马车开到了戈朗特里内公墓的郊区。在那里，我看到了洁白的雪地上有一个巨大的坟坑，又宽又深。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我都不会忘记那情景。两辆马车已经在坑边停下。每辆车里有十三具尸体。马车被倾倒进壕沟，士兵们开始把尸体排成六人一行。我寻找着我的儿子。最终，我认出了他，他的身体半悬在壕沟边缘。他脸上凝固着极度的痛苦。我扑倒在他身边。我说我是他的父亲。他们让我最后拥抱了他一次，数了数他的伤口。他身上有十四处伤口。有人偷走了他脖子上挂的金链子，那是他前一年去世的母亲的照片。我在他耳边低语，发誓要为他报仇。四十八小时后，我就将自己置于革命委员会的调遣之下。不到一周，真正的图曼——据说是我的相貌，他是基辅的秘密警察之一——在前往圣彼得堡的火车上被暗杀了。那次暗杀被保密了。我收到了他所有的文件，顶替了他的位置。我早就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只要能活到特雷巴索夫被处决之后，我什么都不求。啊，我是多么渴望亲手杀了他！但已经有其他人被指派了这项任务，我的角色是协助他。你以为我会告诉你那个人的名字吗？绝不可能！如果你发现了那个人，就像发现我一样，还会有另一个人，再一个，再一个，直到特雷巴索夫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关于这一点，库普里安，我就说这么多。至于你，小家伙，”他转向鲁勒塔比耶说，“你的骨头也值不了几个钱。你们俩都活不长了。这是我唯一的安慰。”

库普里安没有打断他。他悲伤地静静看着他。

“你知道吗，可怜人，你现在会被吊死了？”他说。

“不，”鲁勒塔比耶嘟囔道，“库普里安先生，我敢和你打赌，我把钱包押上，他不会被吊死。”

“为什么不呢？”警察局长问道，同时打了个手势，让人把假图曼带走。

“因为是我告发的他。”

“这是什么理由！那你想要我做什么？”

“把他交给我；只交给我，你明白吗？”

“作为交换条件呢？”

“如果必须这么说的话，用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命来交换。”

“呵？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命！你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这命是你的一样，就好像你可以随意处置它一样。”

鲁勒塔比耶把手放在库普里安的手臂上。

“也许确实如此，”他说。

“你想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吗，鲁勒塔比耶先生？在刚才那个不是图曼的图曼说出这些话之后，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命，和你如果继续留在这里的命，已经不值钱了。既然你打算不再插手这件事，那就搭火车，先生，搭火车走吧。”

鲁勒塔比耶来回踱步，情绪十分激动；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

“不可能，”他说，“这不可能。我做不到；我还不能走。”

“为什么？”

“上帝啊，库普里安先生，因为我还要采访国家杜马议长，并完成我对立宪民主党政治的小调查。”

“噢，是吗！”

库普里安带着嘲讽的冷笑看着他。

“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个人？”鲁勒塔比耶问道。

“先给他处理伤口。”

“然后呢？”

“然后把他带到法官面前。”

“也就是说，带上绞刑架？”

“当然。”

“库普里安先生，我再次向你提议。以命换命。给我这个可怜家伙的命，我保证给你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命。”

“解释一下。”

“没必要。你向我保证会对那个人的情况保持沉默，并且保证不动他一根汗毛，可以吗？”

库普里安看着鲁勒塔比耶，就像之前他们在海湾边发生争执时看着他一样。这一次，他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好吧，”他说，“我以人格担保。那个可怜的家伙！”

“你是个勇敢的人，库普里安先生，但挥鞭子的时候太冲动了……”

“你指望呢？工作就是这样教人的。”

“再见。不，别费心送我了。我已经够惹人怀疑的了，”鲁勒塔比耶笑着说。

“再见，祝你好运！去忙着采访你的国家杜马议长吧，”库普里安意味深长地大笑说道。

但鲁勒塔比耶已经离开了。

“那个小伙子，”警察局长自言自语道，“他所知道的一切，一点儿也没告诉我。”

九、安努什卡

“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了，娜塔莎，”鲁勒塔比耶一出来就低声念叨。他招了第一辆经过的马车，报了“岛屿别墅”的地址。上车后，他用双手捧着头；他的脸在发烫，牙关紧咬。但他凭着惊人的意志力，几乎立刻恢复了冷静和克制。当他再次穿过涅瓦河，经过刚才感到如此兴奋的桥时，再次看到了那些岛屿，他沉重地叹了口气。“我还以为关于我的部分已经结束了，现在却不知道会在哪里画上句号。”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阴郁的想法，黑衣女人的幻影在他面前浮现；接着他摇摇头，装好烟斗，点燃，擦掉了一滴不知是因烟熏还是其他原因涌出的泪水，停止了伤感。一刻钟后，他像真正的俄国贵族那样，重重地在车夫背上拍了一下，示意已经抵达特雷巴索夫别墅。一幅迷人的景象映入眼帘。他们都在花园里的凉亭桌旁愉快地用午餐。但他惊讶地发现娜塔莎不在其中。鲍里斯·穆拉佐夫和米哈伊尔·科萨科夫都在。鲁勒塔比耶不想被看见。他向正穿过花园的叶尔莫莱招了招手，后者匆忙在门口迎接他。

“巴里尼亚（女主人）呢？”记者低声问道，并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这位忠诚的侍从要谨慎。

两分钟后，玛特蕾娜·彼得罗夫娜在门房与鲁勒塔比耶汇合。

“好了，娜塔莎在哪儿？”他急促地问道，而玛特蕾娜亲吻他的手，仿佛把他当成了偶像。

“她离开了。是的，出门了。噢，我没留她。我没试着阻止她。她的表情吓坏了我，你是可以理解的，我的小天使。天哪，你这么急！是为了什么？现在情况如何？你决定了什么？我是你的奴隶。命令我。命令我。别墅的钥匙？”

“是的，给我一把阳台的钥匙；你一定有好几把。如果今晚有必要，我必须能进入房子。”

她从长裙中掏出一把钥匙递给年轻人，并用俄语对叶尔莫莱说了几句，叮嘱他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要听从这个“小家神”的一切指令。

“现在告诉我娜塔莎去哪儿了。”

“鲍里斯的父母刚才来探望过将军。他们像往常一样把娜塔莎带走了。娜塔莎很爽快地就跟他们走了。小家神，听我说，听玛特蕾娜·彼得罗夫娜的——当时谁看了都会说她早就在等着这一刻了！”

“那她是去他们家吃午餐了吗？”

“多半是，除非他们去了咖啡馆。我不知道。鲍里斯的父亲天气好时喜欢全家去‘巴尔克’酒馆午餐。冷静点，小家神。你这是怎么了？坏消息，是吗？有什么坏消息？”

“没有，没有；一切都好。快，鲍里斯家人的住址。”

“圣伊萨克广场和邮政街拐角处的房子。”

“好。谢谢。再见。”

他启程前往圣伊萨克广场，顺路在大莫尔斯卡亚酒店雇了一名翻译。这也许会有用。在圣伊萨克广场，他得知穆拉佐夫一家和娜塔莎·特雷巴索夫已经乘火车去芬兰附近的贝加洛韦车站吃午餐了。

“就是这样，”他说，随后私下补了一句，“也许这并不是真的。”

他付了车费和翻译费，在附近的维也纳啤酒屋吃了午餐。半小时后他从那里出来时，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动身前往大莫尔斯卡亚酒店，进去问门房：

“能告诉我安努什卡小姐的住址吗？”

“克雷斯托夫斯基的那个歌手？”

“就是她。”

“她刚才在这里午餐。她刚和那位王子一起离开了。”

鲁勒塔比耶对哪位王子毫无兴趣，只是咒骂自己的运气，再次询问她的地址。

“哦，她就住在街对面的一间公寓里。”

鲁勒塔比耶感觉好多了，在翻译的陪同下穿过街道。到了对面，他从一楼的楼梯口得知安努什卡小姐今天不在家。他走下来，依然跟着他的翻译，想起有人告诉过他，在俄国慷慨总是有好处的，于是给了翻译五卢布，问了一些关于安努什卡小姐在圣彼得堡生活的情况。翻译低声说：

“她一周前到的，但从未在那边的公寓里过夜。”

他指了指他们刚才离开的那栋房子，补充道：

“那只是留给警察的地址。”

“是啊，是啊，”鲁勒塔比耶说，“我明白了。她今晚要演出，对吧？”

“先生，那将是一场精彩的处女秀。”

“是啊，是啊，我知道。谢谢。”

今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遭遇了挫折，这非但没有让他灰心，反而使他陷入了深思。他把手插在口袋里，轻声吹着口哨，回到了圣伊萨克广场，绕着教堂走了一圈，留意着街角的房子，考察了纪念碑，进去看了看，检查了所有细节，出来时感到惊叹，最后又一次去了穆拉佐夫的住处，被告知他们还没从芬兰那边回来，于是他回到酒店把自己关进房间，抽了十几斗烟。晚饭时分，他从烟雾中走了出来。

晚上十点，他走出马车，站在克雷斯托夫斯基门前。克雷斯托夫斯基的产业耸立在群岛之间，规模堪比水族馆，它既不是剧院，也不是音乐厅，不是咖啡音乐厅，不是餐厅，也不是公园；它是所有这些的总和，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夏季剧院、冬季剧院、露天剧院、观演大厅、景区山地、健身场地、各式娱乐项目、花园漫步道、咖啡馆、餐厅、私人包厢，这里汇集了所有能让人消遣、着迷、沉浸于最疯狂狂欢的东西，或者为那些不到凌晨三四点不睡觉的人提供了等待黎明的去处。世界各地最著名的剧团都在这里演出，在管理者的预判下，现场气氛始终保持着高涨：俄国和外国舞者，尤其是法国女歌手，那些咖啡音乐厅里的小玩偶，只要她们年轻、活泼、衣着优雅，就可能在那里获得好运。如果运气不济，她们每晚至少也能碰到一些老绅士，通常还有军官，他们非常愿意为了能有一位出生在塞纳河畔的小姐作陪共进晚餐而支付二十五卢布。演唱结束后，这些女性会在花园的漫步道或香槟饮用者的桌旁展现她们的风姿和渴望的微笑。名角当然不会从事这种劳累的巡游，如果愿意，她们可以离开休息。然而，如果她们接受了某位军队、行政或财政高官的邀请，去私人包厢里和一群并不忧郁的朋友们一起听她们唱波希米亚的《旧村庄》歌曲，管理者会表示赞赏。她们歌唱、闲坐、谈论巴黎，最重要的是喝酒。如果小小的盛宴有时结束得比较粗暴，那也要怪那种友好而热情的香槟，但通常狂欢仍然非常无辜，其性质当然可能会让戒酒协会感到困扰，但绝不需要让贝朗热参议员先生觉得牵涉其中。

一场硝烟未散的战争，一场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其最后失败的咆哮尚未平息的革命，竟丝毫没有削弱克雷托夫斯基（Kretowsky）那彻夜的狂欢。那天傍晚，许多身着军服的年轻人在公共花园灯火通明的林荫道上展示他们的英姿，在人群中大声喊着“Nichevo”（没什么大不了），或是挤满露天餐桌，在自助餐台旁痛饮伏特加，又或是赞美着那些漫步的轻歌舞女演员的身影。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奔赴战场前夕来到这里，如今又带着同样孩子气般迷人的微笑、同样对虚无快乐的理想回到了这里，依然如故地亲吻着擦肩而过的战友。有些人的一条袖管空荡荡地垂着，有些人拄着拐杖，甚至安着木腿，但这一切依然是——“Nichevo！”

今晚的人群比往常更为密集，因为这是自莫斯科那些阴郁的日子以来，人们第一次有机会再次听到安努什卡（Annouchka）的演唱。学生们准备为她欢呼，且没有人反对，因为说到底，她之所以能站在舞台上唱歌，是因为警方终于首肯了。如果沙皇政府准许她活下来，那并非为了让她饿死。每个人都以各自可能的方式谋生。安努什卡只会唱歌跳舞，所以她必须唱歌跳舞！

当鲁勒塔比耶（Rouletabille）走进克雷托夫斯基花园时，安努什卡已经开始表演她的曲目，结尾是一段气势磅礴的《鲁萨尔卡》（Roussalka）。在身着民族服装、脚蹬红靴的男女伴舞组成的合唱队环绕下，他们用手指拍击着铃鼓，随即突然摆出僵硬的姿势，让这位音域颇为平庸的年轻女子的歌声得以展现。安努什卡将广大观众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自己身上。场所的其他部分空无一人，桌椅已被搬走，气喘吁吁的人群拥挤在露天剧场周围。当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骚动的“喝彩”声时，鲁勒塔比耶站在椅子上。安努什卡向他们鞠躬，似乎无视了其余尚未敢于表态的观众。她演唱着那些经过现代口味改编的旧时民歌，并在其间穿插舞蹈。这些表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她将整个灵魂都倾注其中，用时而抚慰、时而威胁、时而凄绝宏伟的声音演唱，赋予了那些在纸面上并未引起审查员怀疑的歌词以深刻的含义。当时的审美显然依然偏爱革命，这种影响在涅瓦河畔依然留存。她的举动无疑非常大胆，而且显然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因为她非常机敏地在每一句危险的唱词后，紧接着唱出一句爱国主义的对句，令所有人都不禁想要鼓掌。她通过这种手段成功地吸引了观众中所有互相对立的团体，并为自己赢得了彻底的胜利。学生、革命者、激进派和军校学员们欢呼着这位歌手，他们崇拜的不仅是她的艺术，更是、且最重要的，她是工程师沃尔科夫斯基（Volkousky）的妹妹，那个曾与她哥哥一道注定要倒在谢苗诺夫斯基（Semenovsky）团士兵枪下的女子。而宫廷派的一方也无法忘记，正是在克里姆林宫前，是她一把推开了康斯坦丁·科奇卡罗夫（Constantin Kochkarof）的手，此人当时正受命于中央革命委员会，意图在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Peter Alexandrovitch）大公乘雪橇驶往总督府时将其刺杀。炸弹在十英尺外爆炸，炸死了康斯坦丁·科奇卡罗夫本人。或许在临死前，他还有时间听到安努什卡对他喊道：“卑鄙的人！他们让你杀的是亲王，不是去谋杀他的孩子。”事实上，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当时怀里正抱着七岁和八岁大的两位小公主。宫廷曾想报答她的英雄行为。安努什卡却对着前来谈钱的警察局长特使啐了一口。在莫斯科的冬宫，当她在那儿唱歌时，一些仰慕者曾警告她可能会遭到革命者的报复。但革命者立刻向她保证，她无需害怕。他们赞赏她的行为，并让她知道，他们现在指望她在某次大公落单时杀了他；这让安努什卡发笑。她是个“顽童”（enfant terrible），没人知道她的朋友是谁，她表现得十分精明，且她的阴谋脉络高深莫测。她喜欢看着在私人包厢共进晚餐的东家们因她的话而战栗。有一天，她直言不讳地对莫斯科最有权势的一位官员（tchinovnik）说：“你，我的老朋友，你是黑帮的头目。你的命运已定。昨天，普列斯尼亚（Presnia）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已经判了你的死刑。祈祷吧。”那人伸手去拿香槟。但他没能喝完杯中酒。守门人（dvornicks）把他抬了出去，他死于中风。自从她救了小女大公们之后，警方就有命令，准许她随心所欲地行事和交谈。她曾卷入过反政府的最深层阴谋中。那些对这些阴谋稍加默许且非警察身份的人，统统消失了。他们的朋友甚至不敢打听他们的下落。关于他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正在乌拉尔山脉的某处矿井里服苦役。革命爆发时，安努什卡有一个哥哥是喀山-莫斯科铁路线上的工程师。这位沃尔科夫斯基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当局盯上了他。革命开始了。他与妹妹一起，完成了一项壮举，这一壮举将使他们作为英雄被后世铭记。工作完成后，他们被特雷巴索夫（Trebassof）的士兵抓获。两人都被判处死刑。沃尔科夫斯基先被处决，正当轮到他妹妹时，一名政府军官骑马赶来阻止了射击。沙皇在得知她的命运后，发了电报予以赦免。此后她便消失了。据推测她像往常一样在欧洲巡演，因为她像个真正的波希米亚人一样通晓所有语言。如今，她已在克雷斯托夫斯基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荣耀而欢乐。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忘记她的哥哥。闲话传闻，政府和警方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宽容，是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安努什卡公开显露的生活比她隐藏的活动要少得多。围绕在圣彼得堡秘密警察部门首脑——著名的古恩索夫斯基（Gounsovski）身边的低级警员们，在讨论此事时总是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在他们中间，安努什卡有着一个卑劣的绰号：“告密者”（Stool-pigeon）。

鲁勒塔比耶一定非常了解关于安努什卡的这些细节，因为他对她所激起的巨大兴趣和强烈情绪并无丝毫惊奇。在他所处的角落，他只能看到舞台的一小部分，他正踮着脚尖注视着歌手，这时感到有人拉了他的外套。他转过身。那是那位以美食家著称的快活律师阿塔纳斯·乔治维奇（Athanase Georgevitch），以及快活的帝国议员伊万·彼得罗维奇（Ivan Petrovitch），后者示意他走下来。

“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有个包厢。”

鲁勒塔比耶无需催促，很快便在包厢前排安顿下来，从那里既能看到舞台也能看到观众。就在这时，安努什卡表演的第一部分落幕了。没过多久，那位从后台走出的木材大亨萨迪乌斯·奇奇尼科夫（Thaddeus Tchitchnikoff）与朋友们汇合。

“我刚去看了美丽的奥诺托（Onoto），”立陶宛人放声大笑，显得十分满足。“告诉我新闻吧。姑娘们都在为安努什卡的成功而嫉妒呢。”

“那到底是谁把你拉进奥诺托的更衣室的？”阿塔纳斯问道。

“哦，古恩索夫斯基本人，亲爱的。他可是个业余爱好者，你知道的。”

“什么！你和古恩索夫斯基混在一起？”

“我发誓，我告诉你们，亲爱的朋友，他不是个坏熟人。去年在巴库（Bakou）他帮了我个小忙。在如今这种公共动乱的时代，这可是个好熟人。”

“你现在做石油生意了，是吗？”

“噢，是啊，为了生计什么都做一点。我在巴库那边有个小油井，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个小房子，为了我的小生意准备的。”

“萨迪乌斯真是个垄断者，”阿塔纳斯·乔治维奇说着，用巨大的手掌在他大腿上狠狠拍了一下。“古恩索夫斯基亲自来盯着安努什卡的处女秀，是吗？结果他却跑进了奥诺托的更衣室，这个流氓。”

“噢，他没那么麻烦。你们知道他要和谁共进晚餐吗？和安努什卡，亲爱的，我们也被邀请了。”

“怎么会？”快活的议员问道。

“看起来是古恩索夫斯基影响了部长，准许安努什卡演出，因为他声称愿意为此事负责。他只要求安努什卡在处女秀当晚和他共进晚餐。”

“安努什卡同意了？”

“看起来条件就是这样。说真的，他们说安努什卡和古恩索夫斯基相处得并不坏。古恩索夫斯基帮过安努什卡不少忙。人们说他爱上了她。”

“他看起来像个卖雨伞的，”阿塔纳斯·乔治维奇嗤之以鼻道。

“你近距离观察过他吗？”伊万问道。

“我曾在他家吃过饭，尽管这没什么可炫耀的，我发誓。”

“他就是那么说的，”萨迪乌斯回答。“当他知道我们在一起时，他对我说：‘带他来，他是个迷人的家伙，吃得又好；顺便把那位亲爱的伊万·彼得罗维奇和你们所有的朋友都带上。’”

“噢，我只是在他家吃过饭，”阿塔纳斯抱怨道，“因为他当时有个忙要帮我。”

“那个人帮所有人做过事，”伊万·彼得罗维奇观察道。

“当然，当然；他应该这样做，”阿塔纳斯反驳道。“如果秘密警察首脑不是为了给每个人办事，那还能干什么？为了每个人，我亲爱的朋友们，当然也为了他自己。如果一个秘密警察首脑想保住位置，就得像拉封丹（La Fontaine）所说的那样（如果你知道那个作者的话），和每个人，和每个人及他的父亲打好关系。你知道我的意思。”

阿塔纳斯大声笑起来，为自己能展示出法式幽默而感到高兴，他看着鲁勒塔比耶，想看看他是否听懂了谈话的语调；但鲁勒塔比耶正忙于观察一个以西班牙风格裹着黑色蕾丝曼蒂拉面纱的侧影，没能用会心的微笑来回报阿塔纳斯的表演。

“你的想法真是天真。你以为秘密警察首脑应该是个食人魔，”律师一边点头回应他的朋友们一边回答。

“嘿，当然不。在那种地方，他需要像只绵羊，彻头彻尾的绵羊。古恩索夫斯基就像绵羊一样温顺。我跟他吃饭的那次，他吃的是带着肥油的羊肉。他就像那样。我敢肯定他身上大部分都是肥肉。当你和他握手时，感觉就像抓了一块油腻的东西。我发誓！当他吃东西时，他的下巴肥腻地蠕动。他的头也一样；秃顶，你知道的，颅骨就像新鲜猪油。他说话轻声细语，看着你的眼神就像个孩子看着母亲要讨要多汁的饭菜。”

“但是——为什么——那是娜塔莎！”年轻人的唇间轻声呢喃。

“当然是娜塔莎，就是娜塔莎本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惊呼道，他用眼镜看得更清楚了，确认了那位法国年轻记者正在看谁。“啊，亲爱的孩子！她早就想看安努什卡演出了。”

“什么，娜塔莎！真是。真是。娜塔莎！娜塔莎！”其他人附和道。“而且还是和鲍里斯·穆拉佐夫（Boris Mourazoff）的父母在一起。”

“但鲍里斯没在那儿，”萨迪乌斯·奇奇尼科夫嗤笑道。

“噢，他不会离得太远。如果他在那儿，我们肯定也能看到米哈伊尔·科萨科夫（Michael Korsakoff）。他们总是形影不离。”

“她是怎么离开将军的？她说她一刻也离不开他。”

“除了为了看安努什卡，”伊万回答。“她想看她，我在那儿的时候她一直在提，甚至连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Feodor Feodorovitch）都因为她而感到有些震惊，而玛特蕾娜·彼得罗夫娜（Matrena Petrovna）甚至粗鲁地指责了她。但女孩想要什么，神明就会带来什么。就是这样。”

“确实，我知道，”阿塔纳斯插话道。“伊万·彼得罗维奇说得对。自从读到安努什卡要在克雷斯托夫斯基首演的消息后，娜塔莎就一直坐立不安。她说她如果不亲眼见见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死都不会瞑目。”

“她父亲本来已经几乎把她从那一群人中拉开了，”伊万断言，“那本该是正常的。她一定是和鲍里斯以及他的父母策划了这次行动。”

“是的，费奥多尔肯定不知道他女儿的主意是去为喀山车站的女英雄喝彩。她真是个性格刚强的女孩，我发誓，”阿塔纳斯说。

“娜塔莎，你们必须记住，是个学生，”萨迪乌斯摇着头说；“一个真正的学生。现在好多家庭都有这样的不幸。我记得，关于伊万刚才说的话，今天她在米哈伊尔·科萨科夫面前问我，让她知道安努什卡会在哪里唱歌。不仅如此，她说如果可能的话，她想和那位艺术家谈谈。米哈伊尔当时就皱了眉。但米哈伊尔没法拒绝她，就像其他人一样。他比任何人都更容易联系到安努什卡。你们记得，当时是他快马加鞭赶到，带着对那位美丽女巫的赦免令；如果她还关心自己的性命，她就不该忘记他。”

“任何认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Michael Nikolaievitch）的人都知道，他当时是迅速完成了他的职责，”阿塔纳斯·乔治维奇尖锐地宣布。“但他绝不会再多走一步去救安努什卡。即便现在，他也绝不会通过在一个时刻处于古恩索夫斯基特工监视下的女人的家里露面，或者因为她被叫作‘告密者’而损害自己的前途。”

“那为什么我们今晚还要去和安努什卡吃宵夜呢？”伊万问道。

“那不一样。我们是被古恩索夫斯基本人邀请的。如果有一天关于这件事的风言风语传开，别忘了这一点，我的朋友们，”萨迪乌斯说道。

“说真的，萨迪乌斯，我接受我们令人钦佩的秘密警察首脑的邀请，是因为我不想怠慢他。我已经在他家吃过饭了。在这里的公共餐桌上坐在他对面，我觉得这是还了那份人情。你们怎么看？”

“既然你和他吃过饭，告诉我们撇开他肥腻的特质，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好奇的议员问道。“关于他说了太多东西。他看起来确实是个最好和他站在一边而不是作对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再说，你怎么能拒绝呢？”

“当他第一次向我提供款待时，”律师解释道，“我甚至不认识他。我从未接近过他。有一天，一个警察探员过来，以命令的口吻邀请我去吃晚餐——或者至少，我明白拒绝邀请是不明智的，正如你所说，伊万·彼得罗维奇。当我走进他家时，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座堡垒，而里面却像是一家雨伞店。到处都是雨伞和套鞋。确实，那是大雨倾盆的一天。我感到震惊的是，前厅里竟然没有带着大左轮手枪的卫兵。他那里有一个胆怯的小瑞典人（schwitzar），他接过我的雨伞，嘟囔着‘barine’，不停地鞠躬。他领着我穿过非常普通的房间，毫无防备，来到一个普通的起居室里。我们和古恩索夫斯基夫人共进晚餐，她看起来和她丈夫一样肥腻，还有三四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一个仆人招待我们。我发誓！

“在吃甜点时，古恩索夫斯基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不该‘那样争论’。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用肥厚的双手握住我的手，重复道：‘不，不，那样争论是不明智的。’我没能从他嘴里套出更多话来。说真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们知道，从那天起，我就删去了我在一般法律诉状中那些不必要的旁支情节，这些情节以前让我在报纸上落下了观点过于自由的名声。到了我这个年纪，可不能再那样了！啊，伟大的古恩索夫斯基！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觉得国家正处在紧张的时期。他回答说，他迫不及待地盼望着五月，那时他可以去巴黎近郊的阿涅尔（Asnieres）休息，他买了一处带小花园的地产。当他提到他们在乡村的房子时，古恩索夫斯基夫人发出一声对那些简单乡村乐趣的渴望叹息。五月令她热泪盈眶。夫妻俩带着真正的温柔对视。他们看起来一点儿也没想到：‘明天或后天，在我们的乡村幸福到来之前，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不！他们确信自己的快乐假期，在他们的肥胖之下，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们不安。古恩索夫斯基为每个人做了这么多事，以至于真的没人想伤害他，可怜的人。此外，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亲爱的老朋友们，从来没人试图去伤害秘密警察首脑？人们去对付警察局长、警察厅长、部长、大公，甚至更高层，但秘密警察首脑却从不、从不被攻击。他们可以在街上安详地漫步，或者在克雷斯托夫斯基花园里散步，呼吸芬兰乡村或者巴黎郊区的纯净空气。他们为这个和那个，这里和那里的人做过太多小恩小惠，没人愿意对他们造成丝毫伤害。每个人也都认为，其他人得到的服务比自己少。这就是秘密所在，我的朋友们，这就是秘密。你们说呢？”

其他人说：“啊，啊，好个古恩索夫斯基。他懂。他懂。当然，接受他的宵夜。和安努什卡一起肯定会很有趣。”

“先生们，”鲁勒塔比耶问道，他一直在观众席中有所发现，“你们认识那位坐在乐池里那一排末端的军官吗？看，他正要起身。”

“他？哎呀，那是加利奇亲王（Prince Galitch），曾是北方地区最富有的领主之一。现在他几乎破产了。”

“谢谢，先生们；确实是他。我认识他，”鲁勒塔比耶说，坐下来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人们说他是安努什卡的仰慕者，”萨迪乌斯试探道。然后他离开了包厢。

“那位亲王是被女人毁掉的，”阿塔纳斯·乔治维奇说，他自称了解帝国所有的风流韵事。

“他也和古恩索夫斯基关系很好，”萨迪乌斯补充道。

“但在宫廷里，他却被视为不可靠的人。他曾去托尔斯泰（Tolstoi）那里做过长期的访问。”

“呸！古恩索夫斯基一定帮了那位鲁莽的亲王什么大忙，”阿塔纳斯总结道。“不过萨迪乌斯，你还没说你在巴库和古恩索夫斯基做了什么勾当。”

（鲁勒塔比耶没有漏掉周围谈话中的一个字，尽管他从未让那个藏在黑色斗篷里的轮廓从视线中消失，也没有漏掉他个人的死敌——加利奇亲王，他觉得亲王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重新出现的。）

* 如《黑衣夫人》（The Lady In Black）中所述。

“我当时正坐着马车从巴拉卡尼（Balakani）回来，”萨迪乌斯·奇奇尼科夫（Thaddeus Tchitchnikoff）说道，“在看过我那些被鞑靼人烧毁的油井残骸后，我正接近巴库（Bakou）。就在路上，我遇见了古恩索夫斯基（Gounsovski），他和两个朋友正为马车断了一根车轴而发愁。我停了下来。他向我解释说，他的鞑靼车夫因为在路上看到一个亚美尼亚人在前头，竟觉得除了猛撞上去别无他法。他当时已经伸手去抢缰绳了，但马车还是断了一根车轴。”（鲁勒塔比耶浑身一颤，因为他捕捉到了加利奇亲王与正俯身在包厢边缘的娜塔莎之间的一次眼神交流。）“于是我提议载古恩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一程，我们便一起回了巴库。正如阿塔纳斯·乔治维奇（Athanase Georgevitch）所说，古恩索夫斯基总是乐于助人，他在上车前还警告过他的鞑靼车夫，让他别把那个亚美尼亚人给干掉了。”（就在管弦乐队开始为安努什卡的下一个节目演奏序曲时，加利奇亲王趁着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缓缓升起的幕布，顺势经过了娜塔莎的座位。这一次他没有看娜塔莎，但鲁勒塔比耶确信，他在经过她身边时动了动嘴唇。）

萨迪乌斯继续说道：“你们得知道，我在巴库的小房子就在码头前的第一排建筑里。我雇佣了一些亚美尼亚员工。当我赶到那儿时，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一队士兵正架着大炮，没错，真的是大炮，我发誓，炮口正对着我的房子，一名军官平静地说道：‘就在那儿。开火！’”（鲁勒塔比耶又有了新发现——不，是两三个发现。在娜塔莎的座位后方，站着一个年轻人并不陌生的身影，而在乐池的椅子里，还有另外两个男人，他那天早上在库普里亚内（Koupriane）的兵营里见过他们的脸。这正是一个好记性发挥作用的时候。他意识到，盯着娜塔莎的人不止他一个。）“当我听到那军官的话时，”萨迪乌斯接着说，“我差点从马车上掉下来。我赶紧跑去找警察局长。他很快说明了缘由，我也立刻明白了。我不在的时候，我的一名亚美尼亚员工向路过的一名鞑靼人开了枪。而且，他还把他打死了。总督得知后下令轰炸这栋房子以儆效尤，就像对待其他几栋房子一样。我找到了古恩索夫斯基，三言两语把麻烦告诉了他。他说他没必要插手这件事，让我只管去跟那个军官谈。‘给他送点好礼，一百卢布，他就会离开你的房子。’我回去找那个军官，把他拉到一边；他说他很想帮我，但轰炸房子的命令是明确的。我把他的答复转告给古恩索夫斯基，他说：‘那就告诉他，把炮口转个方向，去轰炸对面那家药剂师的店，到时候他总能说他看错了目标。’我照办了，他们真的转动了大炮。他们轰炸了药剂师的店，我就花了一百卢布解决了所有麻烦。古恩索夫斯基这个好人，虽然长得像块肥肉，又像个卖雨伞的，但我打心底里感激他，这一点你能理解吧，阿塔纳斯·乔治维奇。”

“加利奇亲王在宫廷里的声誉如何？”鲁勒塔比耶突然问道。

“哦，哦！”其他人笑了起来。“自从他公开去拜访托尔斯泰之后，他就再也不去宫廷了。”

“那么——他的立场？他的立场是什么？”

“唉，如今人们的立场混杂不清，谁也说不准。”

伊万·彼得罗维奇说道：“在有些人看来，他表现得非常激进，而且深陷其中。”

“可他们并不去招惹他？”鲁勒塔比耶问道。

“哼，哼，”那位快活的帝国议员回道，“反倒是他一直在试图去接近他们。”

萨迪乌斯俯下身低声说：“人们说他之所以动不得，是因为他掌握着宫廷里某位大人物的把柄，如果真的追究起来，那将是一桩丑闻——一桩巨大的丑闻。”

“安静点，萨迪乌斯，”阿塔纳斯·乔治维奇粗鲁地打断了他。“一看你就是刚从外省回来，才会如此口无遮拦，你要是再这样说下去，我可要走了。”

“阿塔纳斯·乔治维奇说得对，管好你的嘴，萨迪乌斯，”伊万·彼得罗维奇劝诫道。

交谈的人们都安静了下来，因为幕布正在升起。观众席中有人对安努什卡的这个第二节目做出了神秘的暗示，但没有人能说出它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它非常简单。在经历了第一部分那一连串旋风般的舞蹈、合唱以及所有与之伴随的辉煌之后，安努什卡化身为一名贫穷的俄罗斯农妇出现在舞台上，场景描绘的是荒凉的草原。她极其朴素地跪下，念诵起晚祷。安努什卡美得惊人。她那带有敏感鼻翼的鹰钩鼻、轮廓分明的眉形、时而温柔时而威胁的眼神、那总是不寻常的表情、苍白圆润的脸颊，以及她脸上所呈现的一切，都清晰地彰显出新思想的力量、自发性、深刻的决心，以及最重要的——激情。这段祈祷充满了激情。她拥有一副令人钦佩的低沉女中音，从第一个音符起就对观众产生了奇特的感染力。她祈求上帝赐予这片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每个人每日的食粮，给予肉体与精神的食粮，她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论所属何种阵营，都潸然泪下。当最后一个音符飘过荒凉的草原，她起身走向那间凄惨的小屋时，台下观众狂喜的喝彩声告诉她，她激起了何等惊人的情感。小鲁勒塔比耶虽然听不懂歌词，却依然被那段祈祷的灵魂所触动，流下了眼泪。每个人都在哭泣。伊万·彼得罗维奇、阿塔纳斯·乔治维奇、萨迪乌斯·奇奇尼科夫都站了起来，像热情的小男孩一样跺脚、鼓掌。那些衣领上有着绿色饰边的学生们发出了疯狂的尖叫。突然，国歌的第一串旋律响起。起初还有些犹豫、不安。但很快就消失了。那些一直担心会有反演示的人意识到，对沙皇的祈祷绝不会遭到任何反对。所有人脱下帽子，那首《天佑沙皇》（Bodje Taara Krari）齐声向星空升起。

年轻的记者泪眼婆娑，却从未停止对娜塔莎的密切关注。她站起了一半，随即又坐下，靠在包厢的边缘。她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一个名字，鲁勒塔比耶在喧闹中听不真切，但他确信那是“安努什卡！安努什卡！”“这鲁莽的女孩，”鲁勒塔比耶低语道。借着现场的骚动，他没被察觉地离开了包厢。他穿过人群，向从早晨开始就苦苦寻找的娜塔莎走去。观众在徒劳地要求安努什卡返场重演祈祷曲目后开始散去，记者也被卷入人群中片刻。当他到达包厢区域时，发现娜塔莎和她同行的家人已经不见了。他四处张望，却没能看到寻找的目标，便像个疯子一样开始在通道里奔跑，这时一个念头让他血液凝固。他询问艺术家的出口在哪里，一旦得知方向，便匆忙赶去。他没猜错。在等待安努什卡出来的人群前排，他认出了娜塔莎，她的头裹在黑色斗篷里，让人看不清脸。此外，花园的这个角落正处于半明半暗之中。警察挡住了去路；他无法像希望的那样靠近娜塔莎。他开始像蛇一样在人群中穿行。他和娜塔莎之间只隔了四五个人，这时一阵剧烈的推搡开始了。安努什卡出来了。喊声四起：“安努什卡！安努什卡！”鲁勒塔比耶跪下身子，手脚并用，成功将头挤进了警察为安努什卡开辟的通道里。在那里，裹在红色大斗篷里的一个男人映入眼帘，帽子拿在手上，鲁勒塔比耶立刻认出那是加利奇亲王。他们正急着逃避人群的拥挤。但安努什卡在经过娜塔莎身边时停顿了仅仅一秒——这个动作没能逃过鲁勒塔比耶的眼睛——她转向她说了一个词：“Caracho”（好）。然后她便走开了。鲁勒塔比耶起身强行挤回，却再次弄丢了娜塔莎。他到处寻找她。他奔向车道，恰好看到她坐进了一辆载着穆拉佐夫（Mourazoff）一家的马车。马车立刻朝着达查别墅（datcha des Iles）的方向驶去。年轻人站在那里沉思。他做了一个手势，仿佛现在准备听天由命了。“归根结底，”他说，“也许这样更好。”接着，他自言自语道：“现在，去吃晚餐，小伙子。”

他转过身，很快便置身于餐厅那耀眼的灯光下。站着的军官们杯影交错，优雅地从一张桌子敬向另一张桌子，带着一种近乎女性化的礼貌频频示意。

他听到有人欢快地叫他的名字，认出了那是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声音。这三位酒友正对着一瓶浸在冰桶里的香槟，在等待接近的宵夜时刻，先用一些小肉馅饼垫着肚子。

鲁勒塔比耶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领班告知萨迪乌斯包间已经准备好时，他便随他们一同前往。他们来到二楼，被带进一个宽敞的房间，阳台正对着现在已空无一人的冬季剧院大厅。但房间里已经有人了。在铺着闪亮餐具的桌子前，古恩索夫斯基正在尽地主之谊。

他像个仆人一样接待他们，低着头，脸上挂着谄媚的微笑，背部弯曲，每当一位客人被引荐给他时，他都会鞠上好几次躬。阿塔纳斯描述得十分准确，他确实是个肥胖的傀儡。在那宽大而低垂的眉毛下，很难看清他的眼睛，他总是戴着一副蓝色的眼镜，每当他过度低垂肥厚的脑袋时，眼镜似乎总要滑落，显得有些战战兢兢却又无比强横。当他用假嗓子说话时，下巴会叠出一道褶子盖在领口上，他习惯用右手拇指和食指不断地向上推眼镜，以免它从那个短而厚的鼻梁上滑下来。

在他身后，是加利奇亲王优雅而高傲的轮廓。他受安努什卡的邀请而来，因为她只肯在三四位朋友的陪伴下冒险出席这场宵夜，这些军官即便被进一步牵连，也无所谓了，因为尽管身居高位，他们也早已处于奥克拉纳（Okrana，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古恩索夫斯基带着阴险的冷笑看着他们到来，并向他们极尽献媚之能事。

他爱安努什卡。只要看上一眼他隔着那副巨大的蓝眼镜，在那位美丽的“黑土地之女”面前投下嫉妒的目光，就能明白在他那肥胖的外表下，是什么样的情感在驱动着他。

安努什卡坐在沙发上，或者说，正以东方风格懒洋洋地斜靠在桌子后方的墙边。她不理会任何人。她的态度拒人于千里之外，甚至是敌意的。她漠不关心地让美丽的奥诺托（Onoto）用那抹着香水的手抚摸她那一头垂在肩上的乌黑长发。奥诺托今晚第一次听她演唱，在最后一个节目结束后，激动得扑进了她的怀里。奥诺托也是位艺术家，最初对安努什卡成功感到的那种嫉妒，在听过那段草屋前的晚祷后便烟消云散了。“来吃宵夜吧，”安努什卡曾对她说。

“跟谁？”那位西班牙艺术家问道。

“跟古恩索夫斯基。”

“绝不。”

“来吧。你帮我还债，或许他也能对你有用。他可是个对谁都有用的人。”

奥诺托显然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死对头竟能坐在一起吃宵夜。

鲁勒塔比耶立刻被加利奇亲王拉住，他把他带到角落里问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打扰到你了吗？”男孩问。

对方露出了大贵族那副戏谑的微笑。

“趁现在还有时间，”他说，“相信我，你应该出发，离开这个国家。难道你受到的警告还不够吗？”

“够了，”记者回答。“从现在起，你大可不必再给我什么警告了。”

他转过身去。

“哟，这不是特雷巴索夫别墅（Trebassof villa）的那个法国小家伙吗，”古恩索夫斯基用那种假嗓子说道，他推开一张椅子请年轻人坐下，让他坐在自己和正忙着吃开胃菜的阿塔纳斯·乔治维奇之间。

“你好，先生，”安努什卡那优美而严肃的声音响起。

鲁勒塔比耶致意。

“我发现我置身于一个充满熟人的国度，”他平静地说道，毫无不安之色。

他向安努什卡献上了一个热情的恭维，安努什卡对他送出了一个飞吻。

“鲁勒塔比耶！”美丽的奥诺托叫道。“这么说，他就是那个解开了‘黄色房间’之谜的小家伙？”

“正是。”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来拯救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命，”古恩索夫斯基嗤笑道，“他确实是个勇敢的小伙子。”

“警察什么都知道，”鲁勒塔比耶冷冷地说道。他要了香槟，尽管他从不喝酒。

香槟开始发挥作用。当萨迪乌斯和军官们互相讲着巴库的故事或向女士们大献殷勤时，不再冷嘲热讽的古恩索夫斯基侧身向鲁勒塔比耶靠拢，带着极度的虔诚给他提供教诲。

“年轻人，你承担了一项高尚的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极其困难，是因为特雷巴索夫将军不仅被他的敌人所谴责，更被库普里亚内的无知所害。一定要明白我的意思：库普里亚内是我的朋友，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很善良，像个战士一样勇敢，但我对他手下的警察连一个戈比都不愿给。他最近通过建立自己的秘密警察部队插手了我们的事务，但我不想干涉那个。那倒挺好玩的。反正这就是新潮流；如今每个人都想拥有自己的秘密警察。那么你自己呢，年轻人，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报道新闻吗？不。警察工作？那是我们的生意，也是你的生意。我祝你好运，但我并不期待什么。记住，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会乐意提供。我喜欢帮忙。而且我也不希望你遭遇任何不幸。”

“你真是太客气了，先生，”鲁勒塔比耶只回答了这么一句，接着又叫了一次香槟。

古恩索夫斯基几次试图与安努什卡搭话，但她只顾着吃饭，很少回应他。

“你知道今晚是谁为你喝彩喝得最响吗？”

“不知道，”安努什卡冷漠地说道。

“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女儿。”

“没错，我发誓，确实如此，”伊万·彼得罗维奇喊道。

“是的，是的，娜塔莎当时就在那儿，”来自达查别墅的朋友们随声附和。

“至于我，我看见她哭了，”鲁勒塔比耶盯着安努什卡说道。

但安努什卡以冰冷的口吻回道：

“我不认识她。”

“有个那样的父亲，她真是倒霉……”加利奇亲王刚开口。

“亲王，不谈政治，否则请容我先行离开，”古恩索夫斯基咯咯笑道。“敬你的健康，亲爱的安努什卡。”

“敬你的健康，古恩索夫斯基。不过你对此可一点儿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萨迪乌斯·奇奇尼科夫含糊地问道。

“因为他对政府太有用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大喊道。

“不，”安努什卡反驳道，“是对革命者太有用了。”

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古恩索夫斯基习惯性地推了推那滑落的眼镜，轻声而阴险地咯咯笑起来，就像锅里沸腾的油脂：

“人们都这么说。而这正是我的力量所在。”

“他的系统很完美，”亲王说道，“因为他与所有人都有勾结，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警察。”

“人们说……啊，啊……人们说……”（阿塔纳斯被一块浸在汤里的烤面包噎住了）“人们说他赶走了所有流氓，甚至连喀山教堂的所有乞丐都被他弄走了。”

于是他们开始讲起关于流氓的故事，这些街头小偷自从最近的政治动荡以来就一直盘踞在圣彼得堡，没人能付钱赶走他们。

阿塔纳斯·乔治维奇说：

“有些流氓即使从未存在过，也该存在。有一个流氓在华沙车站前拦住了一个年轻姑娘。那姑娘吓坏了，立刻把钱包递给他，里面有两卢布五十戈比。那流氓全部拿走了。‘天哪，’她哭着说，‘我没钱买火车票了。’‘要多少钱？’那流氓问。‘六十戈比。’‘六十戈比！你为什么不早说？’于是那个强盗扣下了两卢布，把五十戈比的硬币还给了颤抖的孩子，甚至还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十戈比补给她。”

“两年前在莫斯科，我也遇到过同样好玩的事，”美丽的奥诺托说。“我刚走出门口就被一个流氓拦住了。‘给我二十戈比，’流氓说。我吓得连钱包都打不开。‘快点，’他说。最后我给了他二十戈比。‘现在，’他说，‘亲吻我的手。’我不得不亲吻了它，因为他另一只手拿着刀。”

“噢，他们动刀子很快，”萨迪乌斯说。“有一次我离开格斯基诺德沃尔（Gastinidvor）时，被一个流氓拦住，他把一把巨大的雕刻刀抵在我的鼻子上。‘一个半卢布卖给你，’他说。你们可以相信，我没还价就买了。那真是笔划算的买卖。它至少值三个卢布。敬你的健康，美丽的奥诺托。”

“我出门总是带着左轮手枪，”阿塔纳斯说。“这样更谨慎。我是在警察面前这么说的。但我宁愿被警察逮捕，也不愿被流氓捅一刀。”

“现在已经没地方买左轮手枪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宣布。“那种地方全关门了。”

古恩索夫斯基扶了扶眼镜，搓着肥手说道：

“在我那锁匠那儿还有些。证据就是今天在小卡纽什（Kaniouche），我的锁匠，名字叫史密斯（Smith），走进街角的杂货店想卖给他一把左轮手枪。那是把勃朗宁。‘这可是最可靠的武器，’他对他说，‘从不走火，操作非常简单。’说完这些话，锁匠试了试枪，一颗子弹便嵌进了杂货店老板的肺里。老板死了，但在死前他买下了那把枪。‘你是对的，’他对锁匠说，‘这真是个可怕的武器。’然后他就死了。”

其他人放声大笑。他们觉得这非常滑稽。显然，这位伟大的古恩索夫斯基总能讲出有趣的故事。谁会不想成为他的朋友呢？安努什卡赏脸笑了笑。古恩索夫斯基以此为荣，像个乞丐一样向她伸出手。这位年轻女子用指尖触碰了一下，仿佛是在给一个小流氓的手里塞上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随即厌恶地缩了回来。接着，波希米亚人的大门开了。他们那皮肤黝黑的剧团很快填满了房间。每天傍晚，这些身着民族服饰的男女都会从古老的杰列夫尼亚（Derevnia）赶来，他们在那儿共同生活在一个古老的宗法制社区中，习俗数百年来未曾改变；他们散布在各个娱乐场所和时尚餐厅，在那里聚敛了大笔钱财，因为在晚餐结束时让他们献唱已成为一种时髦的奢侈，每个人都争相用金钱打赏他们，以免落后于人。他们用古兹拉琴（guzlas）、响板和铃鼓伴奏，唱着古老的曲调，或是忧郁而慵懒，或是如世界初开时最早的游牧民奔逃般狂乱而令人窒息。

当他们进来时，在座的人纷纷为他们腾出位置。鲁勒塔比耶已经表现出疲态和晕眩，对于一个不习惯喝顶级香槟的年轻人来说，这实在再自然不过了，他利用这个间隙在沙发的一角找了个位置，离加利奇亲王不远，亲王正坐在安努什卡的右侧。

“看，鲁勒塔比耶睡着了，”美丽的奥诺托（Onoto）打趣道。

“可怜的孩子！”安努什卡说道。

随即转向古恩索夫斯基：

“你难道不打算快点让他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吗？前几天我听到我们的弟兄们在谈论他，那番话若是传到关心他健康的人耳中，定会让他们心痛不已。”

“哦，那个啊，”古恩索夫斯基摇着头说，“那不是我该管的事。你去问库普里亚内吧。为你干杯，美丽的安努什卡。”

然而波希米亚人已经开始演奏歌曲的开场和弦，歌手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除了加利奇亲王和安努什卡，他们半侧过身，在这场音乐的喧嚣边缘交换着话语。至于鲁勒塔比耶，他一定是因为睡得太沉，才没有被那即使动听也极其嘈杂的声音吵醒。诚然，他显然喝了不少，而且众所周知，在俄国，酗酒会让那些不胜酒力的人瘫倒。当波希米亚人唱了三遍之后，古恩索夫斯基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们可以去取悦其他耳朵，并往领队手里塞了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但奥诺托也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一场正式的募捐开始了。每个人都将卢布投向那个小波希米亚女孩托着的盘子，她那一头乌鸦般黑亮的头发随意地梳着，垂在额头、眼睛和脸上，那滑稽的样子让人觉得这小东西就像一棵浸了墨水的垂柳。盘子传到了加利奇亲王手里，他徒劳地摸了摸口袋。

“罢了！”他带着一种贵族的派头说道，“我没带钱。但这是我的钱夹，我就把它给你作为纪念吧，卡塔琳娜（Katharina）。”

萨迪乌斯和阿塔纳斯对亲王的慷慨赞叹不已，但安努什卡却说：

“亲王做得对，因为我的朋友们永远无法充分报答那小东西在我躲藏时，在她的脏棚子里给予我的款待，而那时，我亲爱的古恩索夫斯基，你们那著名的部门正在决定该如何处置我。”

“呃，”古恩索夫斯基回答，“我得告诉你，你当时本可以去城里租一套不错的公寓。”

安努什卡像个车夫一样往地上啐了一口，古恩索夫斯基从土黄色变成了绿色。

“但你为什么要那样躲起来呢，安努什卡？”奥诺托一边抚摸着歌者美丽的秀发一边问道。

“你知道我曾被判处死刑，后来又得到了赦免。我本已离开莫斯科，可不想在这里被重新抓获，再去品尝西伯利亚的滋味。”

“但你为什么会被判处死刑呢？”

“天哪，她什么都不知道！”其他人惊呼道。

“上帝啊，我刚从伦敦和巴黎回来，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不过被判处死刑！那一定很有趣。”

“非常有趣，”安努什卡冷冷地说，“而且奥诺托，如果你有一个深爱的兄弟，想一想，眼睁睁看着他被枪毙，那该有多么‘有趣’。”

“哦，亲爱的，原谅我！”

“为了让你知道，也为了将来不再让你触动安努什卡的痛处，夫人，我来告诉你我们这位亲爱的朋友身上发生了什么，”加利奇亲王说。

“我们最好还是赶走这些可怕的记忆，”古恩索夫斯基隔着眼镜抬起睫毛试探道，但当安努什卡投来一道炽热的目光时，他又垂下了头。

“讲吧，加利奇。”

亲王照做了。

“安努什卡有一个兄弟，弗拉索夫（Vlassof），是喀山铁路的一名工程师。罢工委员会曾命令他开出一列火车，作为革命军领袖们在特雷巴索夫（Trebassof）的士兵在谢苗诺夫斯基团（Semenowsky regiment）的协助下控制城市后的唯一逃生途径。最后的抵抗发生在车站。必须得出发。所有的通道都被军队把守。到处都是士兵！弗拉索夫对同志们说：‘我会救你们的；’而他的同志们看到他与一名女子登上了机车。那个女人就是——嗯，她就坐在那儿。弗拉索夫的司炉前一天晚上在街垒上阵亡了；是安努什卡代替了他的位置。他们忙活了一阵，火车像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在那条弯道上，他们立刻被发现，极易受到攻击，在子弹的暴雨中，弗拉索夫跑出了时速九十俄里的速度。他将仪表指针顶到了爆炸临界点。那边的女士不断地往炉膛里加煤。危险不再来自军队，而更多地来自随时可能发生的爆炸。在弹雨中，弗拉索夫保持着他惯有的冷静。他不仅开着火箱盖，还强行鼓风。机车没有在路堤的弯道上撞毁简直是个奇迹。但他们冲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有一名女子受了伤。她胸部中了一弹。”

“就是这里！”安努什卡喊道。

她用一个壮丽的姿势敞开了她那雪白而起伏的胸膛，指着那道疤痕。古恩索夫斯基的肥肉开始在太阳穴附近化成豆大的汗珠，他甚至不敢看上一眼。

“十五天后，”亲王继续说道，“弗拉索夫走进卢别齐（Lubetszy）的一家客栈。他不知道那儿全是士兵。他的脸色丝毫未变。他们搜了他的身。在他身上发现了左轮手枪和文件。他们知道他们抓到了谁。他是个大奖。弗拉索夫被带回莫斯科，判处枪决。他的姐姐，尽管受着伤，还是得知了他的被捕并赶去陪他。‘我不想，’她对他说，‘让你独自死去。’她也同样被判了死刑。行刑前，士兵们提出要蒙住他们的眼睛，但两人都拒绝了，说他们宁愿直面死亡。命令是先枪杀所有其他被判刑的革命者，然后是弗拉索夫，接着是他姐姐。弗拉索夫请求最后一个死，却毫无作用。他们的同志在行刑时跪倒在地，伤口血流如注。弗拉索夫拥抱了姐姐，走到刑场。在那里，他对士兵们说：‘现在，你们得按照你们宣誓的誓言履行职责。像我履行我的职责那样诚实地去履行吧。长官，下令吧。’排枪声响起。弗拉索夫依然挺立，双臂交叉在胸前，安然无恙。没有一颗子弹击中他。士兵们不愿向他开枪。他不得不再次催促他们履行职责，服从他们的长官。于是他们又开了一枪，他倒下了。他看着姐姐，眼中充满了恐怖的痛苦。长官看到他还没死，为了显得仁慈，在安努什卡的哀求下，走过去朝他的耳朵开了一枪，结束了他的痛苦。现在轮到安努什卡了。她跪在兄弟的尸体旁，吻了他血迹斑斑的双唇，起身说：‘我准备好了。’就在枪支抬起时，一名军官奔来，带来了沙皇的赦免令。她不想要，而当她得知自己必须活下去时，她这个本在临死前都不愿被捆绑的人，却不得不被强行按住。”

亲王在众人压抑的沉默中，正打算对这阴森的叙述作些评论，安努什卡打断了他：

“故事讲完了，”她说，“一个字也不要多说，亲王。如果我要求你讲出它所有的恐怖，如果我希望你带我们重回我兄弟死亡的那残酷瞬间，那是因为要让这位先生”（她的手指指向古恩索夫斯基）“彻底明白，一次性明白，如果说我现在忍受了这强加给我的杂乱公司，如果说我已经通过接受这顿令人作呕的晚餐偿还了债务，那么我就与这个在场的老鸨和刽子手绳索的供货商再无瓜葛。”

“她疯了，”他咕哝道，“她疯了。她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就在今天，她还那么，那么和蔼。”

他绝望地结结巴巴，带着尴尬的笑声：

“啊，女人，女人啊！我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你对我做了什么，无赖？别拉乔夫（Belachof）、巴托夫斯基（Bartowsky）和斯特拉索夫（Strassof）在哪里？皮埃尔·斯鲁奇（Pierre Slutch）呢？所有和我一起宣誓要为我兄弟复仇的同志们呢？他们在哪个绞刑架上被你吊死了？你把他们埋在哪座矿井里了？而你依然在从事你那卑劣的任务。还有我的朋友们，我艺术生涯中那些可怜的同志，那些没犯过任何罪，仅仅是因为在我活跃时来找我次数太频繁，而在我的化妆室里谈话就认为可以畅所欲言的无辜青年——他们在哪儿？为什么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我？为什么他们消失了？是你，无赖，是你监视了他们，窥探了他们，毫无疑问，你把我变成了你那可憎勾当的帮凶，把我卷进了你那肮脏的活计里，你这条狗！你知道他们怎么称呼我。你早就知道了，你大可以拿它取笑。但我，我直到今晚才知道；我直到今晚才明白我欠你多少。‘线人！线人！’我！天哪！啊，你这条狗，你这条狗！你母亲，当你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时，你母亲……”在此，她向他抛出了俄国人能对同族男子说出的最恶毒的侮辱。

她颤抖着，因愤怒而啜泣，狂暴地唾弃着，站起身准备离去，像一面巨大的红旗包裹在斗篷中。她是仇恨与复仇的化身。她既可怕又恐怖。她很美。在听到那句终极侮辱时，古恩索夫斯基猛地起身，仿佛脸上挨了结结实实的一记耳光。他没有看安努什卡，而是死死盯着加利奇亲王。他的手指指向他：

“就是这个人，”他嘶声道，“告诉了你所有这些好东西。”

“是的，是我，”亲王平静地说道。

“卡拉乔（Caracho）！”古恩索夫斯基咆哮道，瞬间恢复了冷静。

“啊，是啊，但你碰不了他，”这位黑土地（Black Land）出身的豪爽姑娘大声叫道，“你还没那个本事。”

“我知道这位先生在宫廷里有很多朋友，”这位秘密警察首脑带着一种不祥的冷静说道，“我不希望这位先生受到伤害。夫人，你谈到你的一些朋友是如何被迫做出牺牲的。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得到更好的消息，你会明白，我救下了我所能救的所有人。”

“我们走，”安努什卡咕哝道，“我要往他脸上吐唾沫。”

“是的，所有我能救的，”另一个人回答，伴随着他那扶眼镜的习惯动作，“我会继续这样做。我向你保证，除了关于他那个波希米亚小女友卡塔琳娜的事，我不会对亲王说任何令人不快的话。他刚才对她如此慷慨，毫无疑问是因为鲍里斯·穆拉佐夫（Boris Mourazoff）给她的报酬太少，不足以支撑她每天早上往克雷斯托夫斯基奥斯特罗夫（Krestowsky Ostrow）别墅跑腿的费用。”

听到这话，亲王和安努什卡的脸色都变了。他们的愤怒腾地升起。安努什卡转过头，仿佛在整理斗篷的褶皱。加利奇只是不耐烦地耸了耸肩，喃喃道：

“又是你在编造某种恶心的谎言，先生，对此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随后，他向晚餐客人们鞠了一躬，挽起安努什卡的胳膊，让她走在自己前面。古恩索夫斯基鞠了一躬，几乎弯成了直角。当他直起腰时，看到萨迪乌斯·奇奇尼科夫、伊万·彼得罗维奇和阿塔纳斯·乔治维奇三人正目瞪口呆、惊恐万分地站在面前。

“先生们，”他用一种仿佛不属于他自己的苍白声音对他们说，“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我无需赘言，我们作为朋友共进了晚餐，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忘记这里所说的一切。”

另外三人吓坏了，立即保证会保守秘密。

他粗暴地补充了一句，“沙皇的公务，”三人结结巴巴地答道，“上帝保佑沙皇！”随后，他目送他们离开。当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他说：“我小小的安努什卡，你可别指望能把我算漏了。”他匆忙走向沙发，鲁勒塔比耶正躺在那儿，被遗忘了，他拍了拍他的肩膀。

“起来。别装睡了。一刻也不能耽误。他们今晚要对特雷巴索夫下手了。”

鲁勒塔比耶已经站了起来。

“哦，先生，”他说，“我并不希望你告诉我这些。不过还是谢谢了，晚安。”

他走了出去。

古恩索夫斯基按了铃。一名仆人出现。

“告诉他们，现在可以打开这条走廊上的所有房间了；我不再留他们了。”古恩索夫斯基就这样让自己得到了保护。

独自留下后，这位秘密警察首脑擦了擦额头，喝了一大杯冰水，一饮而尽。然后他说道：

“库普里亚内今晚有得忙了；祝他好运。至于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洗手不干了。”

他搓了搓手。

X. 夜幕下的戏剧

在克雷斯托夫斯基（Krestowsky）的门口，急于寻找交通工具的鲁勒塔比耶跳进了一辆敞篷马车，美丽的奥诺托已经坐在里面。舞者将他拉到膝盖上。

“去叶拉金（Eliaguine），越快越好，”记者喊道，并未多作解释。

“快！快！（Scan! Scan!）”奥诺托重复道。

她由一个模糊的人影陪同，两人都没怎么注意他。

“好一顿晚餐！你终于醒了，是吗？”女演员打趣道。但鲁勒塔比耶站在巨大的马车夫身后，催促着马匹，指挥着马车的行进路线。它们以令人眩晕的速度飞驰在夜色中。在桥头拐角处，他命令马匹停下，谢过同伴后消失了。

“什么鬼地方！什么鬼地方！卡兰巴（Caramba）！”西班牙艺术家说道。

马车等了几分钟，然后调头驶回城里。

鲁勒塔比耶下了堤坝，极其小心地不发出任何声响，缓缓向河面最宽处摸去。在黑夜的掩映下，特雷巴索夫别墅那更黑暗的轮廓像一个巨大的污点，他停下了。随即，他像一条蛇般滑过芦苇、杂草和蕨类植物。他来到了别墅后方，靠近河边，就在他凭借破碎的蛛网发现刺客行踪的那条小径不远处。这时月亮升起，刚才还是巨大黑色棍棒的桦树，现在变成了洁白的蜡烛，似乎点亮了这阴森的荒凉之地。

记者想利用这突如其来的月光，立刻确认自己的行踪是否被发现，别墅这一侧的入口是否有人把守。他捡起一块小鹅卵石，扔向远处的小径。随着那突如其来的声响，三四个黑影在惨白的月光下瞬间显现，但随即消失，又隐没在黑暗的草丛中。

他得到了情报。

记者敏锐的耳朵捕捉到一阵向他滑行的动静，那是树枝的轻微摩擦声；紧接着，一个影子闪到他身侧，他感到冰冷的左轮手枪抵在了太阳穴上。他说了声“库普里亚内”，对方立即抓过他的手，用力按了按。

夜色再次变得漆黑。他喃喃道：“你怎么会亲自来到这里？”

警察局长在他耳边低语：

“我得到消息，今晚会有事发生。娜塔莎去了克雷斯托夫斯基，在那里和安努什卡说了几句话。加利奇亲王牵涉其中，这是一桩国家大事。”

“娜塔莎回来了？”鲁勒塔比耶问。

“是的，很久以前就回来了。她应该已经睡下了。无论如何，她是在假装睡觉。花园上方她卧室窗户里的灯已经熄了。”

“你警告过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Matrena Petrovna）吗？”

“是的，我已经告诉她今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那是失策。我不该告诉她任何事的。她会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导致对方立刻警觉。”

“我告诉她今晚绝对不能去一楼，而且不能离开将军的房间。”

“如果她听你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你瞧，我采纳了你所有的建议。我遵照了你的指示。通往克雷斯托夫斯基的路正在监视之中。”

“或许监视得太多了。你打算怎么做？”

“我们会放他们进来。我不知道要对付的是谁。我要打一场必胜的仗。我要当场抓获他们。此后不再有任何疑问，你信任我吧。”

“告辞。”

“你要去哪？”

“去睡觉。我已经还清了对主人的债。现在我有权休息了。祝你好运！”

但库普里亚内抓住了他的手。

“听。”

稍加注意，他们便察觉到水面上轻微的划动声。如果有一艘船在此时为了躲避监视前往涅瓦河（Neva）的这一岸，那么选在这个时刻确实非常精明。一团巨大的黑云遮住了月亮；风很小。船有足够的时间从一岸到达另一岸而不被发现。鲁勒塔比耶没再等待。他像野兽一样四肢着地，迅速而无声地跑开，跃到别墅的墙后，绕了一圈，来到大门，叫醒了守门人（dvornicks），要求寻找叶尔莫莱（Ermolai），叶尔莫莱为他开了门。

“女主人（Barinia）？”他问。

叶尔莫莱指了指卧室的那一层。

“卡拉乔！”

鲁勒塔比耶早已穿过花园，用手指扣住窗框，将自己吊起，来到娜塔莎的卧室窗外，侧耳倾听。他清楚地听到娜塔莎在黑暗的房间里走动。他轻盈地落地，踏上阳台台阶，推开门，又极其轻柔地将门带上，以至于守在门外不到两英尺处的叶尔莫莱，竟没听到铰链发出哪怕最细微的摩擦声。鲁勒塔比耶踮着脚尖在别墅内潜行。他发现客厅的门开着。起居室的门没关，或者说是被人重新推开了。他折回身，在黑暗中摸到一把椅子坐下，手紧握着口袋里的左轮手枪，等待着那些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楼上，他时而能清晰地听见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的走动声。这显然是为了让那些今晚需要一楼无人把守的人感到安心。鲁勒塔比耶料想，一楼房间的门都敞开着，是为了让在下面的人更容易听到楼上的动静。或许他的猜测没错。

突然，起居室里透出了一道垂直的淡光，那间屋子正对着涅瓦河。他推断出两件事：首先，窗户已经开了条缝；其次，月亮又从云层中露了出来。光带转瞬即逝，但鲁勒塔比耶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依然能辨认出那道窗户开启的缝隙。那里的阴影没那么深。突然，他感到太阳穴处的血液在狂跳，因为那道窗缝变大了，变宽了，一个男人的身影正缓缓在阳台上浮现。鲁勒塔比耶拔出了左轮手枪。

那人站在一扇百叶窗后，轻轻敲了敲玻璃。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让他无法被直接看到，他的影子与百叶窗的阴影融为一体。听到玻璃上的响声，娜塔莎的房门谨慎地打开了，她走进起居室。她踮着脚尖迅速走向窗户并将其打开。那人走了进来。此刻天色已微明，足以让鲁勒塔比耶看出娜塔莎穿着他当晚在克雷斯托夫斯基见她时穿的那套衣服。至于那个男人，他徒劳地想要辨认出对方是谁；那只是一个裹在斗篷里的黑色轮廓。他俯身吻了娜塔莎的手。她只说了一个词：“快！（Scan!）”

但她话音刚落，百叶窗和两扇窗户便在一阵猛烈的撞击下大开，无声的黑影迅速跃上阳台，冲进别墅。娜塔莎发出一声尖叫，鲁勒塔比耶认为从中听出的绝望多过恐惧，黑影们扑向那个男人；但对方在警报响起的第一时间便扑向地毯，从他们的腿间溜了出去。他重新跳回阳台并跃了下去，而其他人则转向他。至少，在那声惊恐的尖叫后，在令人印象深刻的静默中，鲁勒塔比耶眼中的那场神秘搏斗在半明半暗中就是如此发生的。整件事仅持续了几秒钟，那人还挂在阳台边时，大厅深处又跳出一个人影。是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

她得到库普里亚内的预警，称今晚会发生些什么，并预见到事情会发生在严禁她进入的一楼，于是她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让忠诚的女仆偷偷去往卧室楼层，命令她整晚在那儿走动，好让所有人都以为她自己一直陪在将军身边，而她则留在楼下，躲在餐厅里。

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此时冲上阳台，用俄语尖叫道：“开枪！开枪！”就在那一刻，那人正在犹豫是冒死跳下去摔断脖子，还是从排水管快速溜走。一名警察开了枪，但没打中，那人开火还击，伤了那名警察，随后消失了。天还没亮透，他们无法看清下方发生的一切，只听见勃朗宁手枪发出的鸣响。在清晨的薄雾中，没有惨叫声的枪击显得格外阴森。那人在消失前，只来得及用脚快速一踢，踹倒了警察用来攀爬的两架梯子中的一架；在另一架梯子上，所有警察蜂拥而下，甚至包括那个受伤的，他们踉跄着、摔倒着、爬起着，追赶着那个依然在奔逃的黑影，并持续射击；河岸边又升起其他黑影，在雾中盘旋。突然，库普里亚内咆哮着下达命令，号令手下不论死活也要抓住猎物。阳台上的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也像个野蛮人一样尖叫，鲁勒塔比耶徒劳地试图让她安静下来。她满脑子都是“那个人”可能会逃脱的念头，已近乎疯狂。她也朝人群开了一枪，根本不在乎会伤到谁。鲁勒塔比耶抓住她的手臂，她愤怒地回过头，正好看到娜塔莎，她正探身几乎要从阳台上栽下去，嘴唇颤抖着说着胡话，尽其所能地追踪着搏斗的进展，试图弄清下面，在涅瓦河旁的树丛里，在那早已乱作一团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拽住她的胳膊，将她拉了回来。随后，她揪住她的脖子，将她像堆破布一样甩进客厅。当她几乎要掐死继女时，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看到了将军。他在黎明的惨淡微光中如同幽灵一般出现。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是凭什么奇迹走下楼梯来到这里的？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她看见他在浮动的士兵斗篷下因愤怒或痛苦而颤抖。他用沙哑的声音质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扑倒在他脚下，画着东正教的十字，仿佛想请上帝作证，随即指着娜塔莎，像在法官面前控诉罪犯一样指控将军的女儿。

“那个不止一次想要暗杀你，并且今晚打开别墅之门迎接刺客的人，就是你的女儿，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

将军双手撑墙，看着跪在面前如同乞怜者的马特雷娜和娜塔莎，对马特雷娜说道：

“是你，在暗杀我。”

“我！以上帝之名！”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绝望地辩解道，“如果我能阻止这一切，耶稣会保佑我的！但我不再说了，免得折磨你。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审问你的女儿吧，如果我说的不是真的，杀了我，像杀一条撒谎的毒虫一样杀了我。我会感激你，感激你，我死也会比听到这是事实更快乐。啊，我渴望死亡！杀了我吧！”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用手杖将她推开，就像推开路上的一条蠕虫。她没再多说，从膝盖上爬起，用那双凹陷的眼睛和狂乱的面孔盯着鲁勒塔比耶，而鲁勒塔比耶则紧紧抓着她的手臂。如果她的双手此时还能自由活动，她绝不会有片刻迟疑，在那被费奥多尔疏远的苦涩命运下，她会对自己执行正义。对鲁勒塔比耶来说，亲眼目睹这种恐怖的家庭剧简直骇人听闻，若是在彼得大帝那个疯狂的时代，这桩惨剧的结果定会将将军送上绞刑架，无论是以父亲还是丈夫的身份。

将军甚至不屑于多看一眼马特雷娜的疯癫。他对着在地板上啜泣的女儿说：“起来，娜塔莎·费奥多罗芙娜。”费奥多尔的女儿明白，她的父亲永远不会相信她有罪。她向他靠过去，像个幸福的奴隶一样吻了他的手。

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震动了阳台的门。马特雷娜，这条看门狗，在遭受费奥多尔的责难后虽一心求死，却仍坚守岗位，冲向她认为的又一威胁。但她认出了库普里亚内的声音，他在喊她开门。她亲自放他进来。

“怎么了？”她恳求道。

“好了，他死了。”

一声尖叫作为回应。娜塔莎听到了。

“但谁——谁——谁？”马特雷娜喘着气追问。

库普里亚内走到费奥多尔面前，抓起他的手。

“将军，”他说，“有一个人发誓要毁掉你，并成了你敌人的工具。我们刚刚杀了那个人。”

“我认识他吗？”费奥多尔问。

“他是你的朋友之一，你一直把他当儿子看待。”

“他的名字？”

“问你的女儿，将军。”

费奥多尔转向娜塔莎，她灼热的目光紧盯着库普里亚内，试图辨别他带来的消息究竟是真相还是诡计。

“你认识那个想杀我的人吗，娜塔莎？”

“不，”她用一种极度愤怒的语调回答父亲，“不，我不认识那样的人。”

“小姐，”库普里亚内声音坚定而充满敌意，“今晚是你，亲手打开了那扇窗；而且在此之前，你还多次为他打开过。当这里的其他人都在履行职责，严防死守，确保没人能闯入这位睡梦中的莫斯科总督、被现聚集在普列斯尼亚的革命中央委员会判处死刑的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家中时，你却在做这种事；是你把敌人引进了这里。”

“回答我，娜塔莎；告诉我，是还是不是，你有没有在夜里放任何人进入这栋房子。”

“父亲，是真的。”

费奥多尔像狮子一样咆哮：

“他的名字！”

“那位先生会亲自告诉你的，”娜塔莎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她指着库普里亚内，“为什么他不亲自告诉你那个人的名字？如果那人已经死了，他肯定知道。”

“如果那个人没死呢，”费奥多尔反问道，他明显在强压怒火，“如果你今晚帮助进入我家的人成功逃脱了，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你会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吗？”

“我不能说，父亲。”

“如果我求你呢？”

娜塔莎绝望地摇了摇头。

“如果我命令你呢？”

“你可以杀了我，父亲，但我绝不会说出那个名字。”

“贱人！”

他举起手杖对准她。就像伊凡雷帝曾用野猪矛杀死了自己的儿子那样。

但娜塔莎没有在威胁的重击下低头，反而转向库普里亚内，带着胜利的口吻喊道：

“他没死。如果你能活捉或杀死他，你就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

库普里亚内向她走近两步，把手放在她肩上说道：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米哈伊尔·科尔萨科夫！”将军喊道。

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仿佛被这个名字震惊，挺直身体重复道：

“米哈伊尔·科尔萨科夫！”

将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正要反驳，却发现女儿已经转过身，试图逃向自己的房间。他用一个恐怖的手势制止了她。

“娜塔莎，你要告诉我们米哈伊尔·科尔萨科夫今晚来这儿做了什么。”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他是来给你下毒的。”

这次说话的是马特雷娜，没有什么能让她沉默，因为她从娜塔莎试图逃跑的举动中看到了最阴险的供认。她像个复仇的女神，伴随着尖叫和恐怖的手势，述说着她的经历，仿佛那只拿着毒药的手再次伸向了她那位可怜的病人、她亲爱的严厉暴君的枕头边；她讲述着前一天晚上的事和她所有的恐惧，从她那连珠炮般的短促话语中，那段不祥的经历被渲染得极具怪诞色彩。最后，她指着鲁勒塔比耶对费奥多尔喊道：“就是这个人救了你。”

娜塔莎听着这悲剧般的陈述，几次强忍住不去打断，而一直紧盯着她的鲁勒塔比耶看出，她用了超乎常人的努力才做到这一点。所有这一切在费奥多尔看来似乎揭露了米哈伊尔的罪行，但这并没有压垮娜塔莎，反而像是在瞬间为她注入了刚才还消失殆尽的全部生命力。马特雷娜刚喊完“就是这个人救了你”，娜塔莎便转向那个记者，眼神中充满了最恐怖的仇恨，喊道：“就是这个人，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她转向父亲，“啊，爸爸，让我说，让我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虽然我承认他今晚来了，而且是我放他进来的，但他昨天并没有来，那个试图给你下毒的人肯定是别人。”

听闻此言，鲁勒塔比耶脸色惨白，但他没有失去控制。他平静地回答：

“不，小姐，就是同一个人。”

库普里亚内感到有必要补充道：

“总之，我们已经找到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与革命党人往来的证据。”

“你们在哪里找到的？”年轻姑娘转过头，带着满脸的痛苦问警察局长。

“在克雷斯托夫斯基，小姐。”

她久久地看着他，仿佛要看穿他的内心。

“什么证据？”她恳求道。

“一份我们已经封存的通信。”

“是写给他的吗？什么样的通信？”

“如果你感兴趣，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拆开它。”

“天哪！天哪！”她喘着气说，“你们在哪里找到的这些通信？在哪里？告诉我，在哪里！”

“我会告诉你的。在别墅，在他的房间里。我们撬开了他的书桌锁。”

她似乎松了一口气，但父亲粗暴地抓住了她的胳膊。

“过来，娜塔莎，你要告诉我们那个人今晚在这儿干什么。”

“在她的房间里！”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叫道。

娜塔莎转向马特雷娜：

“你以为呢？现在告诉我。”

“那我呢，我该相信什么？”费奥多尔喃喃自语，“你还没告诉我。你不知道那个男人与我的敌人有往来。或许这事与你无关。我愿意这样想。我愿意这样想，以上帝的名义我愿意。但你为什么要接待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像对待强盗或者像……那样把他带进来？”

“哦，爸爸，你知道我爱鲍里斯，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我永远不会属于除他以外的任何人。”

“那么，那么，那么……说！”

年轻姑娘到了崩溃的边缘。

“啊，父亲，父亲，不要问我！你，你尤其不要在这时候问我。我什么都不能说！我没什么能告诉你的。除了我确定——确定，你明白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昨晚没来过这里。”

“他确实来了，”鲁勒塔比耶用略显不安的声音坚持道。

“他带着毒药来的。他是来给你下毒的，父亲，娜塔莎，”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哀叹道，她双手绞在一起，动作中透着真切而天真的悲剧感。

“而我，”费奥多尔的女儿热切地回答，那种充满信念的语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动，特别是鲁勒塔比耶，“我告诉你们，那不是他，那不是他，绝对不可能是他。我向你们发誓，那个人是别人，是别人。”

“但如果是别人，那你也放他进来了吗？”库普里亚内问。

“啊，是的，是的。是我。是我。是我开的窗户和百叶窗。是的，是我干的。但我没等那个人，那个来行刺的人。至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我向你发誓，父亲，以上帝和世间所有神圣的事物起誓，他绝不可能犯下你们所说的罪行。现在——杀了我吧，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再说了。”

“毒药，”库普里亚内冷冷地回答，“他倒进将军药水里的毒药，就是宫廷元帅带到这里来的那些葡萄上的砷酸钠。那些葡萄是元帅留下的，他曾警告过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要洗干净。葡萄不见了。如果米哈伊尔是无辜的，那你是在指控鲍里斯吗？”

娜塔莎似乎突然失去了所有自卫的能力，呻吟、哀求、咒骂，仿佛濒死一般。

“不，不。不要指控鲍里斯。这与他无关。不要指控米哈伊尔。在没弄清楚之前，不要指控任何人。但这两人是无辜的。相信我。相信我。啊，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说服你们！我什么都说不了。而你们却杀了米哈伊尔。啊，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做了什么呀！”

“我们消灭了一个人，”库普里亚内冰冷的声音说道，“一个仅仅是虚无主义者卑劣行径的代理人。”

她成功地恢复了一种新的活力，在那绝望的深渊中，人们原本以为这已是不可能的。她向库普里亚内挥舞着拳头：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这些是诽谤，是无耻的谎言！是警察捏造的！是为了栽赃他而伪造的文件。根本没有你们所说的那种东西在他家里。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

“那些文件在哪里？”费奥多尔用生硬的声音问道，“立刻把它们带过来，库普里亚内；我要看。”

库普里亚内略显不安，这没能逃过娜塔莎的眼睛，她大喊：

“是啊，是啊，让他拿出来，如果他有的话就拿出来。但他没有，”她带着狂野的喜悦叫嚣道，“他什么都没有。你可以看出来，爸爸，他什么都没有。他要是真有，早拿出来了。他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他什么都没有。啊，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

她倒在地上，哭泣、啜泣着，“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她似乎在为喜悦而哭。

“是真的吗？”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用他最阴沉的口吻问道，“库普里亚内，你什么都没有，是真的吗？”

“将军，确实什么都没找到。所有东西早就被转移走了。”

但娜塔莎发出了一阵真正的欢呼：

“他什么都没找到！然而他却指控他与革命党人勾结。为什么？为什么？就因为我放他进来？但我是革命党人吗？告诉我。我发誓要杀爸爸了吗？我？我？啊，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自己看，爸爸，他沉默了。他在撒谎。他在撒谎。”

“你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库普里亚内？”

“哦，我们怀疑米哈伊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说实话，发生了刚才那种事，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疑问。”

“是的，但你声称有文件，可你没有。这是极其恶劣的手段，库普里亚内，”费奥多尔严厉地回答，“我听你谴责过多次这种权宜之计。”

“将军！我们确信，你听着，我们绝对确信昨天试图给你下毒的人和今天死掉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必须要说出来，”将军坚持道，他因痛苦和不耐烦而颤抖。

“是啊，让他现在说。”

“问这位先生，”库普里亚内说。

他们都转向鲁勒塔比耶。

记者回答时，极力保持着一种或许并非完全发自内心的冷静：

“我能够向你们陈述，正如我之前向警察局长大人所言，是一个人，且只有一个人，在墙上和阳台上留下了他多次攀爬的痕迹。”

“傻瓜！”娜塔莎打断了鲁勒塔比耶，言辞间带着对这年轻人的热烈不屑，“你就满足于此吗？”

将军粗暴地抓住了这位记者的手腕：

“听着，先生。今晚有个男人来到这里。那是我个人的事。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感到惊奇。我自己会处理，这是我与我女儿之间的事。但你，你刚刚告诉我们，你确信那个男人是个刺客。那么，你看，这就需要别的东西了。证据是必要的，我立刻就要证据。你说有痕迹；很好，我们将一起去检查那些痕迹。而且为了你好，先生，我希望我能像你一样被它们所说服。”

鲁勒塔比耶悄然挣脱了自己的手腕，以极其完美的冷静回答道：

“现在，先生，我已无法向您证明任何事情了。”

“为什么？”

“因为警察的梯子已经抹去了我所有的证据，先生。”

“所以现在剩下的只有你的话，只有你对你自己的笃信。如果错了呢？”

“他永远不会承认的，爸爸，”娜塔莎喊道，“啊，他才应该落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刚才那样的下场。不是吗？你不知道吗？那将成为你永恒的悔恨！难道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一直不承认你错了吗？你杀了一个无辜的人。现在，你很清楚，你非常清楚，如果我相信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有能力想要毒害我父亲，我是绝不会让他进来的。”

“小姐，”鲁勒塔比耶回答，在娜塔莎雷霆般的注视下并未垂下双眼，“我确信这一点。”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使得娜塔莎继续以一种令人费解的痛苦眼神看着他。啊，那两道目光的碰撞，这两个年轻人之间无声的场景，其中一人渴望被理解，而另一人害怕的正是被彻底理解。娜塔莎低语道：

“他怎么这样看着我！瞧，他就是恶魔；是的，是的，那个小家神，那个小家神。但小心了，可怜的家伙；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她突然转向库普里亚内：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尸体在哪里？”她说，“我想看看。我必须看看。”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像睡着了一样瘫倒在椅子上。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不敢靠近他。这位巨人显得心力交瘁，仿佛受了致命的伤，永远地失去了斗志。炸弹、子弹、毒药都没能做到的事，却被这一个念头击垮了——那就是他女儿竟与围绕着他的恐怖行径有所勾结，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无法理解娜塔莎的态度、她神秘的行事、她那混乱的解释、她疯狂的尖叫、她对清白的辩白、她的指控、她的威胁、她的祈祷以及她所有的失态，再加上她亲口承认参与了那场导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死亡的悲剧性夜间冒险，这一切像稻草一样压垮了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有一瞬间，他试图在某种模糊的希望中寻找慰藉，觉得库普里亚内对那勤务兵罪行的把握并没有他所表现出的那么确定。但归根结底，在他眼中这只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唯一重要的是娜塔莎行为的意义，而这个不幸的女孩似乎并不在意她父亲会怎么想。她在那儿与库普里亚内、鲁勒塔比耶和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抗争，捍卫着她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而身为父亲的他，在刚才未能震慑住她之后，正蜷缩在角落里备受煎熬。

库普里亚内走向他，说道：

“仔细听着，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现在对你说话的是奉沙皇旨意担任警察局长的我，也是承蒙上帝恩典作为你朋友的我。如果你不在我们——这些了解所有发生的一切并知道如何保守必要秘密的人——面前，要求你女儿说明她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交往的原因，并且如果她不能完全坦诚地告诉你，那我也没什么能做的了。我的手下已经接到撤离这座房子的命令，因为他们不配保卫陛下的最忠诚的臣民；我没有抗议，但现在轮到我请求你向我证明，你家中那个最危险的敌人不是你的女儿。”

这些话概括了那可怕的局面，对费奥多尔来说是一种解脱。是的，他们必须知道。库普里亚内是对的。她必须开口。他命令女儿把一切都说出来，全部。

娜塔莎再次以她那仇恨至死的眼神盯着库普里亚内，随后避开他，用坚定的声音重复道：

“我没什么可说的。”

“那就是你那些刺客的同伙，”库普里亚内随即咆哮道，伸出了手臂。

娜塔莎发出一声如受重伤的野兽般的哀鸣，倒在父亲脚下。她用恳求的双臂抱住父亲的双脚。她将它们贴向自己的胸口。她从心底里抽泣着。而他，由于不理解，任由她倒在那里，显得疏远、敌对、阴沉。随后她神志不清地呻吟，苦涩地哭泣，而她突然将费奥多尔笼罩其中的戏剧性氛围，让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过去那个大权在握、惩罚严苛的父亲出现在女眷居所惩戒罪人时的阵阵哀号。

“我的父亲！亲爱的父亲！看着我！看着我！可怜可怜我，不要在我必须永远保持沉默的时候要求我开口。相信我！不要相信这些人！不要相信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我难道不是你的女儿吗？你亲生的女儿！你的娜塔莎·费奥多罗芙娜！我无法让你释怀。不，不，以上帝之母耶稣圣母的名义，我无法解释。以圣像的名义，是因为我不能说。以我那未曾谋面、而你已取代她位置的母亲的名义，噢，我的父亲，别再问我了！别再问我了！但像我小时候那样把我抱在怀里；拥抱我，亲爱的父亲；爱我。我从未如此渴望被爱。爱我吧！我很悲惨。不幸的我，甚至不能在你面前自杀来证明我的清白和我的爱。爸爸，爸爸！如果你不再愿意把我紧贴在心口，在你余下的生命里，你的双臂还有什么用处？爸爸！爸爸！”

她将头靠在费奥多尔的膝盖上。她的头发散落下来，化作一团壮观而凌乱的黑色瀑布。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看看它们有多爱你，父亲！父亲！我亲爱的父亲！”

于是费奥多尔落泪了。他的大颗泪水滴落在娜塔莎的泪水之上。他抬起她的头，用沙哑的声音简单地问道：

“你现在真的什么都不能告诉我吗？但你什么时候会告诉我呢？”

娜塔莎抬眼望向他，随即目光越过他望向天堂，从她唇间只吐出一个词，伴随着一声抽泣：

“永远不会。”

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库普里亚内和那个记者在目睹了这一高尚而可怕的时刻后，不禁战栗。费奥多尔用双手捧起女儿的脸。他久久注视着那双仰望苍穹的眼睛，注视着那刚刚吐出“永远不会”这个词的嘴唇，随后，他粗糙的嘴唇慢慢贴上了女孩那备受折磨、颤抖不已的嘴唇。他紧紧拥抱着她。她狂乱而胜利地抬起头，向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伸出手臂，喊道：

“他相信我！他相信我！如果你是我真正的母亲，你也会相信我的。”

她的头垂了下去，昏倒在地板上。费奥多尔跪下身，照顾着她，哀伤着她，示意其他人离开房间。

“走开！你们所有人都走！全都走！你也一样，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走开！”

他们被他那野蛮的手势吓坏了，纷纷消失。

在河对岸克雷斯托夫斯基的一栋小木屋里，有一具尸体。特工们守候在那里，等待他们的首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来到这里等死，而警方在他断气的前一刻赶到了。当他喉咙里发出垂死的咯咯声，拖着身体爬进房间倒成一团时，警察们就在他身后。那个波西米亚女郎卡塔琳娜在那里。她将那颗机敏而困惑的脑袋凑近他的临终时刻。警察们蜂拥而至，翻箱倒柜，撬开锁扣，从写字台和桌子上拉出抽屉，清空橱柜。他们的搜查无孔不入，甚至拆开了床垫，连今晚不在家的鲍里斯·穆拉佐夫的房间也不放过。他们搜查得非常彻底，但在米哈伊尔的房间里却什么也没找到。不过，他们搜集了一大堆属于鲍里斯的出版物：西方书籍、政治经济学论文、法国大革命史，还有一些足以让男人被吊死的诗作。他们把这些全都封存了。搜查期间，米哈伊尔在卡塔琳娜的怀中死去。她一直紧紧抱着他，此前还解开了他胸前的衣服，想必是为了让他呼吸得容易些。这位不幸的军官在从特雷巴索夫别墅后方跃入涅瓦河并开始游向对岸后，脑后中了一枪。他能坚持到现在简直是个奇迹。毫无疑问，他曾希望只要能回到自己的家，就能平静地死去。他显然以为只要摆脱了那些像猎犬般的人类追踪者，他就能做到。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认出，因此他的藏身处也就暴露了。

现在警察已经从地窖搜到了阁楼。库普里亚内从特雷巴索夫别墅赶来与他们会合，鲁勒塔比耶跟在他身后。记者无法忍受看那具尸体，那尸体尚存余温，那双大睁的眼睛似乎盯着他，谴责着他造成的这场暴力死亡。他厌恶地转过头去，或许还有一丝恐惧。库普里亚内捕捉到了这个动作。

“后悔了？”他问道。

“是的，”鲁勒塔比耶说。“死亡总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他是个罪犯。但我真心遗憾他在被逼供出实情前就死了，尽管我们对此确信无疑。”

“你是说他受雇于虚无主义者？这还是你的观点吗？”库普里亚内问。

“是的。”

“你知道这里什么都没找到。唯一搜到的妥协性文件属于鲍里斯·穆拉佐夫。”

“你为什么这么说？”

“噢——没什么。”

库普里亚内进一步盘问他的手下。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什么都没有找到能直接证明任何人有罪的东西；突然间，鲁勒塔比耶注意到警察与他们的首领之间的谈话变得更加激烈了。库普里亚内变得愤怒，正在激烈地指责他们。他们挥舞着手势，用急促的语言辩解着。

库普里亚内快步离开。鲁勒塔比耶跟在他身后。发生了什么事？

当他追上库普里亚内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库普里亚内边走边用几句简短的话告诉记者，他刚刚得知警察曾让那个波西米亚女孩卡塔琳娜与弥留之际的军官单独待过片刻。卡塔琳娜是米哈伊尔和鲍里斯的管家。她知道他们两人的秘密。任何新手都应该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时刻看住她，而现在没人知道她在哪里。必须立即搜寻并找到她，因为她曾解开过米哈伊尔的衬衫，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警察在搜查尸体时没发现任何文件的原因。没有文件、没有公文包，这不正常。

在群岛玫瑰色的晨曦中，追捕开始了。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血红色的光晕。一些警察叫喊着他们已经发现了踪迹。他们在树林里奔跑，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她选择了通往连接克雷斯托夫斯基和卡缅内-奥斯特罗夫大桥的那条小径。蜂拥至小径左右两侧的警察发现的一些线索证实了这一假设。而且视野中没有马车！他们全都奔跑着，库普里亚内冲在最前面。鲁勒塔比耶紧跟在他身后，但没有超过他。突然，警察群中传来喊叫和呼唤。有人指向下方斜坡上滑行的一道身影。那是小卡塔琳娜。她如风般飞驰，但路线杂乱无章。她已经到达了卡缅内-奥斯特罗夫的西岸。“噢，哪怕有一辆马车，一匹马也好！”库普里亚内大喊道，他的座驾还留在叶拉金。“证据就在那儿。那是所有正在从我们指缝中溜走的事物的最终证据！”

黎明已经足够明亮，可以清晰地看清地面。当卡塔琳娜到达叶拉金大桥时，她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她就在叶拉金-奥斯特罗夫。她在那里做什么？她是要去特雷巴索夫别墅吗？她会对他们说什么？不，她向右转弯了。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她依然遥遥领先，看起来不知疲倦。接着她消失在树林中，消失在灌木丛里，依然向右移动。库普里亚内发出了一声欢呼。走那条路她一定会被抓住。他气喘吁吁地发出命令，要求封锁该岛。她现在逃不掉了！她逃不掉了！但她要去哪里？库普里亚内比任何人都了解那个岛。他抄近路去往卡塔琳娜似乎正要前往的另一侧，冷不丁地差点撞上那个女孩，她发出了一声惊叫，惊慌失措地跑开了，显得手忙脚乱。

“站住，否则我开火了！”库普里亚内喊道，并拔出了左轮手枪。但一只手从他手中夺走了它。

“不许那样！”鲁勒塔比耶说着，将左轮手枪远远地扔掉。库普里亚内咒骂着他，重新开始追捕。他的愤怒使他的力量和敏捷倍增；他几乎追上了已近力竭的卡塔琳娜，但鲁勒塔比耶扑进了这位局长的怀里，两人一起滚到了草地上。当库普里亚内站起来时，看到卡塔琳娜正疯了般地冲上通往“小船”的楼梯，那是斯特里尔卡的一家水上餐厅。库普里亚内咒骂着鲁勒塔比耶，但认为猎物现在已是瓮中之鳖，便转而冲向卡塔琳娜消失的“小船”。他到达了楼梯底部。在最高的一级台阶上，正准备从这个欢庆之地走下来，加利奇亲王的身影出现了。库普里亚内看到这一幕，如同挨了一记重击，他冲向台阶的步伐戛然而止。加利奇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情，库普里亚内并未看错。显然他来晚了。他深深地感到一种挫败感，这便是确凿无疑的证据。亲王在“小船”上的出现，足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卡塔琳娜逃往此地的原因。

如果那个波西米亚女郎从死者身上偷走了文件或公文包，现在一定就在亲王的口袋里。

库普里亚内看着亲王正要从他身边经过，不禁战栗。亲王向他致意，并讽刺地戏谑道：

“哎呀，哎呀，你好啊，我亲爱的库普里亚内先生。阁下今天起得很早嘛，在我看来。或者说，是我睡得太晚了。”

“亲王，”库普里亚内说，“我的手下正在追捕一个名叫卡塔琳娜的波西米亚小姑娘，她在她唱歌的餐厅里很有名。我们看见她进了这艘‘小船’。你有没有碰巧遇到她？”

“天哪，库普里亚内先生，我可不是‘小船’的礼宾员，我什么都没注意到，也没看见任何人。再说，我确实有点困了。请原谅。”

“亲王，你不可能没看见卡塔琳娜。”

“噢，警察局长先生，如果我看见了，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因为你正在追捕她。你把我当成你的猎犬了吗？他们说你在各个阶层都安插了眼线，但我坚持认为我还没入伙呢。你搞错了，库普里亚内先生。”

亲王再次致意。但库普里亚内依然挡在他的路上。

“亲王，请考虑这件事非常严重。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勤务兵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死了，这个小女孩从他的尸体上偷走了文件。所有与卡塔琳娜交谈过的人都会受到怀疑。这是国家大事，先生，可能牵扯甚广。你能发誓说你没见过、没和卡塔琳娜说过话吗？”

亲王极其傲慢地看着库普里亚内，以至于这位局长气得面色苍白。啊，如果他能——如果他敢的话！——但像这样的人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加利奇一言不发地从他身边走过，命令门房为他叫一辆马车。

“很好，”库普里亚内说，“我会向沙皇报告的。”

加利奇转过身。他变得和库普里亚内一样苍白。

“既然如此，先生，”他说，“别忘了加上一句，我是陛下最卑微的仆人。”

马车驶来。亲王坐了进去。库普里亚内看着他离去，心中愤懑，紧握双拳。就在这时，他的手下赶到了。

“去。搜查，”他粗暴地说道，指向“小船”。

他们散布在营业场所各处，进入了所有的房间。愤怒和抗议声此起彼伏。那些在深夜狂欢后滞留的人们对警方的这种入侵感到不满。所有人不得不站起来，任由警察查看桌子底下、长凳底下、长桌布底下。他们搜查了储藏室，一直搜到了船舱底。没有卡塔琳娜的踪影。突然，倚在网墙边、茫然地望着地平线等待搜查结果的库普里亚内，吃了一惊。在那边，远远的河对岸，在一片小树林和斯塔里亚·杰列夫尼亚之间，一艘小船靠岸了，一个小黑点像跳蚤一样从船上跳下。库普里亚内认出那个小黑点就是卡塔琳娜。她安全了。现在他无法抓住她了。到那个波西米亚聚居区的迷宫中去搜查是徒劳的，那里的人们在完全自主的控制下生活，拥有从未被侵犯过的习俗和特权。首都所有的波西米亚人都会联合起来反抗他。是加利奇亲王让他功亏一篑。他的一名手下走过来：

“没运气，”他说。“我们没找到卡塔琳娜，但她确实来过这里。她见了一分钟加利奇亲王，给了他什么东西，然后乘独木舟去了对岸。”

“很好，”局长耸了耸肩。“我早就确信会这样。”

他感到愈发愤怒。他沿着河岸走下去，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鲁勒塔比耶，他哲学家般坐在长椅上，毫无不耐烦地等着他。

“我一直在找你，”局长喊道。“我们失败了。是因为你的过错！如果你没有扑进我的怀里——”

“我是故意的，”记者宣称。

“什么！你说什么？你是故意的？”

库普里亚内气得几乎窒息。

“阁下，”鲁勒塔比耶挽起他的手臂说，“冷静点。有人在看着我们。走吧，去库巴特餐厅喝杯茶。轻松点，就像我们在散步一样。”

“你能解释一下吗？”

“不，不，阁下。请记住，我曾用你的囚犯换取特雷巴索夫将军的性命。很好；通过扑进你的怀里并让你无法追上卡塔琳娜，我救了将军的命。这很简单。”

“你在嘲笑我吗？你以为你可以戏弄我？”

但局长很快看出鲁勒塔比耶并不是在耍弄他，态度里没有一丝戏谑。

“先生，”他坚持道，“既然你认真说话，我确实希望能理解——”

“没用的，”鲁勒塔比耶说。“你绝不能理解。”

“但至少……”

“不，不，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

“那么，你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一些事情来解释你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

鲁勒塔比耶停下脚步，郑重地宣布：

“库普里亚内先生，回想一下娜塔莎·费奥多罗芙娜在抬起她那双可爱的眼睛望着天堂时，是如何回答她父亲的，当他也同样渴望理解时：‘永远不会。’”

XI. 毒药的蔓延

那天上午十点，鲁勒塔比耶来到特雷巴索夫别墅，那里又有了一道秘密警察守卫，甚至是一道双重守卫，因为库普里亚内确信虚无主义者们绝不会迟疑于为米哈伊尔的死复仇。鲁勒塔比耶被叶尔莫莱拦住，对方不让他进入。这位忠诚的仆人用俄语说了些解释的话，年轻人听不懂，或者说，鲁勒塔比耶从他的态度中完全明白，从此别墅的大门对他关闭了。他徒劳地坚持要见将军、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和娜塔莎小姐。叶尔莫莱只是不断重复着“Niet, niet, niet”。记者没能见到任何人，只好转身离开，心情沉重地走远了。他一路步行回到城里，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其间他的大脑中涌动着最阴暗的预感。当经过警察局时，他决定再去见一次库普里亚内。他进去报了姓名，随即被领到警察局长面前，只见局长正俯身盯着一份长报告，阅读时显得颇为不安。

“古恩索夫斯基发来了这个，”他用粗鲁的声音说道，指着那份报告，“古恩索夫斯基‘为了帮我一个忙’，希望我知道他完全了解昨晚在特雷巴索夫别墅发生的一切。他警告我，革命者们已决定彻底解决将军，并且他们中两人已接到任务，将以任何方式潜入别墅。他们身上会带着炸弹，一旦靠近将军，就会引爆炸弹与他同归于尽。这两个被指派执行这恐怖复仇的受害者是谁？是谁如此轻率地为了他人也为了自己接受了这样的死亡？这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正是如果我们当初没有阻止我查抄加利奇亲王现在手里的那些文件，也许就能知道的事情，”库普里亚内带着敌意转向鲁勒塔比耶，总结道。

鲁勒塔比耶脸色苍白。

“别为那些文件的去向感到遗憾，”他说，“是我让你不要去动的。但你所说的话并不让我感到惊讶。他们一定认为娜塔莎背叛了他们。”

“啊，那么你终于承认她确实是他们的同伙了？”

“我没这么说，我也不承认。但我知道我的意思，而你，你却无法理解。只是，你要知道这一点：此时此刻，我是唯一能在这可怕局势中救你的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立刻见到娜塔莎。让她明白这一点，而我会留在酒店等消息。我哪儿也不会去。”

鲁勒塔比耶向库普里亚内敬礼后走出房间。

两天过去了，其间鲁勒塔比耶没收到娜塔莎或库普里亚内的任何消息，多次尝试见他们也都徒劳无功。他去芬兰短途旅行了几个小时，最远到了据说革命者常去的偏僻小镇佩尔加洛沃，随后心事重重地回到酒店，此前他曾写了一封请求见面的最后信件给娜塔莎。他在酒店大堂度过的每一分钟都变得极其缓慢，他仿佛已经把那里当成了常驻之地。

他坐在长凳上，看起来就像酒店员工的一部分，不止一位旅客把他当成了翻译。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秘密警察派来观察往来人员面孔的特工。那么，他到底在等什么呢？是在等阿努什卡回来吃午饭或晚饭，回到她有时光顾的地方吗？与此同时，他是否还在监视着街对面的阿努什卡公寓？如果是这样，他只能哀叹自己的运气，因为阿努什卡既没出现在她的公寓，也没出现在酒店，更没出现在克雷斯托夫斯基的场所——那里被迫取消了她的演出。鲁勒塔比耶自然想到，这背后定有古恩索夫斯基的报复，毕竟这位特务首脑很难忘记他所受到的对待。记者仿佛已经看到那位可怜的歌手，尽管有各种保护措施和皇室的恩宠，却正走在流放西伯利亚草原或关进什利谢利堡地牢的路上。

“天哪，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低声嘟囔。

但他的思绪很快离开了阿努什卡，回到他最关注的目标身上。他只等待一件事，而且越快越好——与娜塔莎私下谈话。两天内他写了十封信给她，但全都石沉大海。正是在酒店大堂里，他如此耐心地等待着回复——虽然耐心，却也焦虑不安、心急如焚。

当邮差进来时，可怜的鲁勒塔比耶心跳加速。他离开俄国前打算扮演的那个艰巨角色，全系于这一回复。到目前为止他一事无成，除非他能在后续的事态中发挥作用。

但信并没有来。邮差走了，瑞士门房在检查完所有邮件后，对他做了个否定的手势。啊，那些进来的仆人和送信的小伙子，他每次都充满期待地看过去！但他们从未找过他。终于，在第二天傍晚六点，一个穿着礼服、戴着假紫貂皮领的男人进来，递给门房一封写给约瑟夫·鲁勒塔比耶的信。记者跳了起来。在那人出门前，他已经撕开信读了起来。信不是娜塔莎写的，而是古恩索夫斯基写的。信上说：

“我亲爱的约瑟夫·鲁勒塔比耶先生，如果不给您添麻烦的话，我希望您今天能来和我共进晚餐。两个小时内我将恭候大驾。古恩索夫斯基夫人会很高兴结识您。谨启，您忠诚的古恩索夫斯基。”

鲁勒塔比耶考虑了一下，做出决定：

“我去。他一定听到了什么风声，至于我，我不知道阿努什卡去了哪里。从他那里我能学到的比他从我这里学到的要多。况且，正如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所说，拒绝奥克拉那首脑的好意可能会令人后悔。”

从六点到七点，他仍在徒劳地等待娜塔莎的回复。七点钟，他决定换装准备赴宴。就在他起身时，一名信使到了。又是给约瑟夫·鲁勒塔比耶的一封信。这次是娜塔莎写的，她写道：

“特雷巴索夫将军和我的继母会很高兴您今天能来吃晚饭。至于我本人，先生，请您原谅之前的命令，那命令将您拒之于门外数日，而您曾在这座宅邸中提供了我终生难忘的服务。”

信的结尾是一句模糊的客套话。拿着信，记者陷入了沉思。他似乎在问自己：“这到底是好意还是敌意？”是感谢信还是威胁信？他无法定夺。好吧，他很快就会知道，因为他已经决定接受这份邀请。此刻任何能让他与娜塔莎建立联系的事物，对他来说都至关重要。半小时后，他将别墅地址告诉了一名马车夫，不久，他便走下了马车，来到叶尔莫莱似乎正守候着他的大门口。

鲁勒塔比耶满脑子想的都是即将与娜塔莎进行的谈话，以至于完全忘记了那位卓越的古恩索夫斯基先生及其邀请。

记者发现库普里亚内的特工们在别墅四周结成了严密的连锁防线，且每个人都在互相监视。马特雷娜不希望任何特工进屋。他出示了库普里亚内的通行证后进入。

叶尔莫莱满脸笑容地将鲁勒塔比耶迎了进去。他似乎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他深深地向他鞠躬，说了一大堆恭维话，记者一个字也没听懂。鲁勒塔比耶走过去，进入花园，看到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正与继女在散步。她们看起来相处得极好。庭院中弥漫着宁静的气氛，居民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那晚阴郁的悲剧。马特雷娜和娜塔莎微笑着走向年轻人，年轻人询问将军的情况。她们两人转身指向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他正在凉亭顶上向他招手，餐桌似乎就摆在那里。在这美好的夜晚，他们要在户外用餐。

“一切都很好，非常好，亲爱的小家神，”马特雷娜说，“见到你并感谢你真是太高兴了。如果你知道我在你不在时有多痛苦，我——我是知道我女儿对你有多不公平的人。但亲爱的娜塔莎现在知道她亏欠你什么了。她现在不再怀疑你的话，也不怀疑你那清醒的智慧了，小天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个恶魔，他遭到了应有的惩罚。你知道，警察现在有证据表明他是中央革命委员会最危险的特工之一。而他还是个军官！现在我们还能相信谁！”

“还有鲍里斯·穆拉佐夫先生，你们后来见过他吗？”鲁勒塔比耶问。

“鲍里斯今天来拜访我们道别，但根据警方的命令，我们没有见他。娜塔莎写信告诉了他库普里亚内的命令。我们收到过他的信；他正离开圣彼得堡。”

“为什么？”

“唉，在他那小屋里发生那场可怕的血腥场景后，在他得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如何丧生后，在经历了警方的严厉审讯，得知警方抄了他的图书馆并翻遍了他的文件后，他辞职了，并决定从此隐居乡间，不见任何人，就像他那个哲学家兼诗人所做的那样。就我而言，我认为他做得完全正确。当一个年轻人是诗人时，像士兵一样生活是没用的。有人曾这么说过，我现在记不起名字了，而当一个人拥有可能颠覆他人的思想时，他们确实应该过隐居生活。”

鲁勒塔比耶看向娜塔莎，她苍白得如同她身上的白裙，对母亲的滔滔不绝没加一言。他们已经走近凉亭。鲁勒塔比耶向将军致意，将军叫他上去。当年轻人伸出手时，将军突然一把将他拉近并拥抱了他。为了向鲁勒塔比耶展示他正如何恢复活力，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仅拄着一根手杖在凉亭里踱步。他走来走去，带着一种狂野、愤怒的喜悦。

“他们还没抓到我，那些狗东西。还没抓到！而那个（他指米哈伊尔）每天见到我的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很好。我问你，他现在在哪儿？而我却还在这里！一次袭击！我依然安在！但我的眼睛很好，腿也开始好转了。走着瞧。嘿，我记得在梯弗利斯时，高加索发生过起义。我们战斗过。有好几次我能感觉到子弹擦过头发的呼啸声。我的同志们像苍蝇一样倒在我周围。但我什么事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现在也一样！他们抓不住我，抓不住我。你知道他们现在计划怎么对付我吗？用人肉炸弹。是的，他们决定那样做。我甚至不能再握住朋友的手，而不担心看到他爆炸。你对此怎么看？但他们抓不住我。来，喝一杯祝我健康。一小杯伏特加开开胃。你看，年轻人，我们这里有开胃菜。多壮观的景色啊！从这里什么都能看到。如果敌人来了，”他补充道，发出一声古怪的大笑，“我们肯定能发现他。”

凉亭确实高耸于花园之上，完全独立，附近没有任何墙壁。他们的视野很开阔。没有树枝挂在屋顶上方，也没有树木遮挡视线。粗木制成的乡村餐桌上铺着一块短桌布，摆满了开胃菜。这是一场露天餐宴，在澄澈的蓝天下就座饮酒。夜晚再柔和清澈不过了。由于将军感到如此愉快，这场宴会本该非常惬意，如果不是鲁勒塔比耶注意到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和娜塔莎显得局促不安、心事重重的话。记者很快还看出，将军的所有欢快都显得有点过度。任何人都会说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说话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为了不让自己思考。在经历了前一晚令人发指的戏剧性事件后，他有充分的借口这样做。鲁勒塔比耶还注意到，将军甚至在对女儿说话时也从不看她。他们之间横亘着太巨大的谜团，使得压抑感与日俱增。鲁勒塔比耶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为所见的一切感到悲伤。他的动作被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捕捉到了，她默默地握了握他的手。

“好吧，”将军说，“好吧，孩子们，伏特加呢？”

在桌上所有的酒瓶中，将军徒劳地寻找着他的伏特加酒壶。如果他在享用两三份鱼子酱三明治之前，不能通过快速喝下两三小杯白酒来预热，那他到底该怎么吃饭呢！

“叶尔莫莱一定是把它留在酒柜里了，”马特雷娜说。

酒柜在餐厅里。她起身想去，但娜塔莎抢先一步跑下小台阶，喊道：“待在那儿，妈妈。我去。”

“你也别操心了。我知道它在哪儿，”鲁勒塔比耶喊道，急忙追随娜塔莎而去。

她没有停下。两个年轻人同时到达餐厅。如鲁勒塔比耶所料，那里只有他们俩。他拦住娜塔莎，站在她面前。

“小姐，为什么你早些时候不回我的信？”

“因为我不想和你交谈。”

“如果真是那样，你就不会来这里了，因为你肯定知道我会跟过来。”

她犹豫了一下，带着一种对他而言也许难以理解，但对鲁勒塔比耶却并非如此的情绪。

“好吧，是的，我只想对你说：别再写信给我。别对我说话。别见我。离开这里，先生；离开。他们会要了你的命。如果你发现了什么，就忘了它。啊，看在你母亲的份上，忘了它，否则你就完了。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现在，你走吧。”

她用一种快速而同情的动作抓住了他的手，似乎瞬间就后悔了。

“你走吧，”她重复道。

鲁勒塔比耶依然站在她面前。她避开他；她不想再听任何东西。

“小姐，”他说，“你正受到比以往更严密的监视。谁会取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位置？”

“疯子，闭嘴！嘘！”

“我在这里。”

他说这句话时带着如此单纯的勇敢，以至于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

“亲爱的人！可怜的人！勇敢的亲爱的人！”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情绪抑制了一切言语。但她必须让他明白，他在她悲惨的困境中什么也做不了。

“不。如果他们知道你刚才说了什么，你现在的提议是什么，你明天就没命了。别让他们怀疑。最重要的是，别试图在任何地方见我。立刻回到爸爸身边去。我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要是他们知道了怎么办？——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无处不在，到处都有眼线。”

“小姐，再多说一个字，就一个字。你现在还怀疑米哈伊尔曾试图毒害你父亲吗？”

“啊，我希望相信。我希望。为了你，我可怜的男孩，我希望相信。”

鲁勒塔比耶想要的不仅仅是“为了你，我可怜的男孩，我希望相信”。他远未感到满足。她看到他脸色苍白。当她颤抖的手提起酒柜盖子时，她试图安抚他。

“让我觉得你是对的理由是，我自己也认定，正如你所说，只有同一个人爬到了小阳台的窗户上。是的，没人能怀疑这一点，你的逻辑很正确。”

但他依然坚持。

“然而，尽管如此，你还是不完全确定，因为你说‘我希望相信，我可怜的男孩’。”

“鲁勒塔比耶先生，有人可能试图毒害我父亲，而不必经过窗户。”

“不，那是不可能的。”

“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她再次转过头去。

“怎么，怎么，”她用完全改变且漠不关心的声音说道，仿佛她只想在与年轻人谈话时保持“主人之女”的身份，“伏特加果然不在酒柜里。叶尔莫莱把它放到哪儿去了呢？”

她跑到餐具柜前找到了酒壶。

“噢，在这儿。爸爸终究不会没酒喝的。”

鲁勒塔比耶已经回到了花园。

“如果这就是她所有的疑虑，”他心想，“我可以让她放心。除了窗户，没人能进来。而且只有一个人是那样进来的。”

年轻姑娘追上了他，带来了酒壶。他们穿过花园回到将军身边，将军在等待伏特加时正消磨着时间，向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解释“宪法”的本质。他把一盒火柴撒在桌子上，小心地排列着。

“过来，”他冲娜塔莎和鲁勒塔比耶喊道，“过来，我也给你们解释一下这宪法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年轻人好奇地俯身看他的演示，凉亭里所有的目光都盯着火柴。

“你们看这根火柴，”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说，“这是皇帝。这另一根是皇后；这根是皇太子；那根是亚历山大大公；这些是其他大公。现在，这是大臣，那是主要总督，然后是将军；这儿是主教。”

整盒火柴都用上了，每一根都各就各位，就像在一个政府和社会秩序中盛行礼仪的帝国一样。

“好了，”将军继续说，“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你想知道什么是宪法吗？瞧！这就是宪法。”

将军挥动手臂，将所有火柴搅在一起。鲁勒塔比耶笑了，但善良的马特雷娜说：

“我不明白，费奥多尔。”

“现在把皇帝找出来呀。”

马特雷娜这时明白了。她放声大笑，笑得很激烈，娜塔莎也笑了。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对他的成功感到满意，拿起娜塔莎刚刚斟满伏特加的小杯子。

“听着，孩子们，”他说，“我们要开始享用开胃菜了。库普里亚内早就该到了。”

说着，他手里仍握着小杯子，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索着他的怀表，掏出了一块宏伟的大表，滴答声清晰可闻。

“啊，表从修理工那儿回来了，”鲁勒塔比耶微笑着对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说，“看起来真是块好表。”

“它的做工非常精良，”将军说，“这是我祖父传给我的。它能记录秒数、月相，还能报时。”

鲁勒塔比耶俯身看着那块表，赞叹不已。

“您期待库普里亚内先生来共进晚餐吗？”年轻人一边继续观察那块表一边问。

“是的，但既然他迟到了这么久，我们就不再等了。祝你们健康，孩子们，”当鲁勒塔比耶把表递回给他时，将军说，并把它放回了口袋。

“祝您健康，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用她一贯的温柔回答道。

鲁勒塔比耶和娜塔莎只是将伏特加沾了沾嘴唇，但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和马特雷娜却以俄罗斯人的方式喝了下去，仰起头一饮而尽，将杯中酒倒得干干净净，顺势向喉咙深处倾倒。他们刚做完这个动作，将军便咒骂了一声，试图吐出他刚刚那般豪迈地喝下的东西。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也剧烈地吐了起来，惊恐地看着她的丈夫。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在伏特加里放了什么东西？”费奥多尔喊道。

“是谁在伏特加里放了什么东西？”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声音沙哑地重复着，双眼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

两位年轻人冲向了这两个不幸的人。费奥多尔的脸上露出痛苦不堪的神情。

“我们中毒了，”将军在呛咳中喊道，“我体内在燃烧。”

娜塔莎几乎要疯了，她双手捧着父亲的头，对他喊道：

“吐出来，爸爸；吐出来！”

“我们必须找催吐剂，”鲁勒塔比耶喊道，同时扶住几乎从他怀里滑落的将军。

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干呕的声音十分剧烈，她匆忙跑下凉亭的台阶，穿过花园，仿佛身后有野火在追赶，随后冲进了阳台。在这期间，多亏了鲁勒塔比耶将勺子伸到将军的舌根处，将军才得以缓解。娜塔莎除了哭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费奥多尔捂着肚子，仍在喊着：“我正在燃烧，我正在燃烧！”这一幕既恐怖又滑稽。更荒诞的是，将军口袋里的怀表刚好敲响了八点。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用尽最后的力量站了起来。“噢，太可怕了！”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回来时，脸部通红，近乎紫色；她表情扭曲，不断哽咽，嘴角抽搐，但她带回了东西——一个小包裹，她颤抖着、惊恐地将里面的粉末摇入桌子旁那两个空杯子里，那正是她和将军刚刚喝过的杯子。她依然有力量往杯里注水，而鲁勒塔比耶几乎被将军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依然抱着他；娜塔莎只顾着父亲，俯身在他身上，仿佛在观察那可怕毒药的进展，试图从他的眼中读出是生还是死。

“吐根，”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喊道，她让将军喝下了它。她自己则在将军之后才喝。这位英勇的女性一定发挥了超人的力量，才在剧痛蔓延全身的情况下，亲自去药箱中找到了这救命的解药。

几分钟后，两人都可以算是得救了。以叶尔莫莱为首的仆人们聚集了过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之前都在门房，显然没听到事情的开始，也没听到娜塔莎和鲁勒塔比耶的呼救声。库普里亚内就在这时赶到了。是他和娜塔莎一起将两人扶上了床。随后，他指挥一名手下前去寻找最近的医生。

处理完这些，警察局长向凉亭走去，他在那里留下了鲁勒塔比耶。但鲁勒塔比耶不见了，伏特加酒壶和他们喝过的杯子也不见了。叶尔莫莱就在附近，他向仆人打听那位年轻的法国人。叶尔莫莱回答说他刚才已经离开了，带走了酒壶和杯子。库普里亚内骂了一声。他摇晃着叶尔莫莱，甚至想要挥拳打他，因为他竟在眼皮子底下让这种事发生而没有阻止。

叶尔莫莱有着他自己的傲气，他避开了库普里亚内的拳头，回答说他曾想阻止那位年轻的法国人，但记者向他展示了一份警方文件，上面明确写着库普里亚内本人已事先声明，准许年轻的法国人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XII. 阿列克谢神父

库普里亚内跳上马车，匆忙赶往圣彼得堡。途中他与三名特工交谈，只有他知道这三个人驻扎在叶拉金岛附近。他们告诉了他鲁勒塔比耶走的路线。记者确实回城了。他疾驰向特罗伊茨基桥。在那里，在纳别雷日纳亚街的拐角处，库普里亚内看到记者坐在一辆雇来的马车里。鲁勒塔比耶正像俄罗斯人那样拍打着车夫的后背，催促他快点走，并用尽全力喊着他学会的为数不多的词汇之一：“Naleva, naleva”（向左，向左）。车夫终于被迫理解了，因为除了向左转没有别的路。如果他向右转（naprava），就会掉进河里。马车在贫民区尖锐的鹅卵石路上疾驰，进入了一条小街——阿普捷卡尔斯基巷，就在叶卡捷琳娜运河的拐角处。这条“药剂师巷”实际上并没有药剂师，但有一个奇怪的草药铺招牌，鲁勒塔比耶让车夫停在那里。当马车滚进拱门时，鲁勒塔比耶认出了库普里亚内。他没有等待，而是对他喊道：“啊，你来了。很好；跟我来。”他手里仍然拿着酒壶和杯子。库普里亚内忍不住注意到他看起来多么古怪。他带着他穿过一个院子，走进了一间破败的店铺。

“怎么，”库普里亚内说，“你认识阿列克谢神父？”

他们置身于一堆奇怪的杂物之中。干草药串挂在天花板上，夹杂着成堆的旧靴子、干瘪的兽皮、破旧的平底锅、废铁、羊皮、无用的皮大衣，地上还有发霉的旧衣服、被蛀虫咬坏的皮毛和连沼泽里的农民都不屑于穿的羊皮袄。这里那里散落着旧牙齿、破烂的饰品、破旧的帽子，摇摇欲坠的架子上排列着装有奇怪草药的罐子。柜台上的天平与一堆用来计算这奇特生意账目的小木块之间，摆放着未镀金的圣像、氧化银十字架，以及描绘旧约和新约场景的拜占庭画作。装着酒精的罐子里似乎游动着青蛙的骨架，占据了剩余的空间。在这宽敞、阴暗房间的一角，在长满苔藓的石拱下，立着一个小祭坛，圣像前悬挂的油灯闪烁着微光。一个人正在祭坛前祈祷。他穿着旧俄罗斯的服装，绿色的长袍，肩部扣着扣子，腰间系着窄带。他有着浓密的胡须，头发垂到肩膀。当他结束祈祷起身时，看到了鲁勒塔比耶，走过来握住他的手。他对记者说了法语：

“好了，你又来了，孩子。今天又带毒药来了吗？这终究会被发现的，警察……”

就在这时，他瞥见了阴影中的库普里亚内，走近辨认出是谁后，看到对方的身份，他跪倒在地。鲁勒塔比耶试图扶起他，但他坚持要俯身叩拜。他确信警察局长是来他家吊死他的。最后，在鲁勒塔比耶肯定的保证和这位伟大首脑爽朗的笑声下，他才放下心来。局长想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如何结识警方的这位“炼金术士”的。鲁勒塔比耶简短地告诉了他。

阿列克谢大师年轻时曾徒步前往法国，因为对化学充满热情，去学习药学。但他始终保持着乡土气息，是个彻头彻尾的俄罗斯农民，一头半东方化的熊，最终没能拿到学位。他拿了一些证书，但考试对他来说太难了。五十年来，他一直作为药剂师的助手，在巴黎圣母院区一家声名狼藉的店铺后方过着悲惨的生活。该店店主卷入了那起导致鲁勒塔比耶成名的金锭大案，连同他的助手阿列克谢一起被捕。正是鲁勒塔比耶清楚地证明了可怜的阿列克谢是无辜的，他从未察觉主人的邪恶行径，因为他沉溺于实验室深处，试图研究一种令他着迷的幼稚炼金术，尽管化学界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抛弃了它。审判中阿列克谢被无罪释放，却流落街头。他将身上剩下的所有眼泪流在记者的肩膀上，向他保证如果能送他回国，他将获得天堂的奖赏，因为他此生别无他求，只愿在死前再看一眼故土。鲁勒塔比耶提供了必要的资助，把他送到了圣彼得堡。在那里，仅仅两天后，他就因参与小型赌博被警察抓获并投进监狱，在那里他很快有机会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他治愈了一些难友，甚至包括一些看守。一名腿部受伤、本已绝望的看守被阿列克谢治好了。后来发现他并无实际罪名，于是他们释放了他，而且对他产生了兴趣。他们在什丘金院——一个巨大的平民大巴扎里为他找了份微薄的工作。他积攒了几个卢布，便在阿普捷卡尔斯基巷的一个院子深处自立门户，逐渐堆积了一大堆连什丘金院都没人要的旧杂物。但他很高兴，因为他在店后安装了一个小实验室，继续为了乐趣进行炼金术实验和植物研究。他依然打算写一本书，他曾在法国对鲁勒塔比耶提起过，旨在证明“草药经验疗法、炼金术科学和古代巫术实验”的真实性。在此期间，他继续为任何向他求助的人治病，尤其是警察。警察看守们保护并利用他。在“丑闻”（他们这样称呼十月骚乱）之后，他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膏药。因此，当该区的医生试图以非法行医为由起诉他时，警察看守代表团找到库普里亚内，后者承担了责任并终止了对他的诉讼。他们视他为受圣徒庇护的人，阿列克谢很快也成了某种圣人。他从未忘记在每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给鲁勒塔比耶寄去他最好的圣像，祝他万事如意，并说如果他来圣彼得堡，他很高兴能在阿普捷卡尔斯基巷接待他，他在那里从事着诚实的劳动。阿列克谢神父像所有真正的圣徒一样，是个谦逊的人。

当阿列克谢从激动中稍微恢复过来时，鲁勒塔比耶对他说：

“阿列克谢神父，我确实又带来了毒药，但你不用担心，因为警察局长阁下和我在一起。我们要你做的是：告诉我们这四个杯子里装的是什么毒药，以及这个酒壶和这个小药瓶里还有什么毒药。”

“那个小药瓶是什么？”库普里亚内看到鲁勒塔比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带塞的小瓶子，问道。

记者回答说：“我把倒入娜塔莎杯子里和我杯子里的伏特加装进了这个瓶子，我们几乎没碰过它。”

“有人试图毒害你们！”阿列克谢神父惊呼。

“不，不是我，”鲁勒塔比耶厌倦地回答，“别考虑那个。只管按我说的做。然后，把这两块餐巾也化验一下。”

说着，他从外套里掏出两块脏兮兮的餐巾。

“好吧，”库普里亚内说，“你考虑得真周全。”

“这是将军和他妻子用过的餐巾。”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警察局长说。

“还有你，阿列克谢，你明白了吗？”记者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化验结果？”

“最迟一小时后。”

“很好，”库普里亚内说，“我就不用嘱咐你要守口如瓶了。我会留下一名手下在这里。你会写一张字条并密封，他会带到总部。明白了吗？一小时后？”

“一小时后，阁下。”

他们走出了房间，阿列克谢跟着他们，鞠躬直到地面。库普里亚内让鲁勒塔比耶上了他的马车。年轻人照做了。人们会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哪，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对局长的问题没有回答。

“这位阿列克谢神父，”库普里亚内继续说道，“是个角色，真是个人物。而且我觉得还是个投机者。他看到了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是如何成功的，于是自言自语道：‘既然水手们有他们的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警察为什么不能有他们的阿普捷卡尔斯基巷的阿列克谢神父呢？’”

但鲁勒塔比耶根本没回答，库普里亚内最后问他到底怎么了。

“问题在于，”鲁勒塔比耶无法再掩饰内心的痛苦，回答道，“毒药还在继续。”

“这让你吃惊吗？”库普里亚内反驳道，“我倒不觉得。”

鲁勒塔比耶看着他，摇了摇头。他的嘴唇颤抖着说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令人憎恶。但我所做的事情肯定更令人憎恶。”

“那么，鲁勒塔比耶先生，你做了什么？”

“也许我导致了一个无辜者的死亡。”

“只要你还不确定，我亲爱的朋友，最好还是别为此烦恼。”

“只要产生了怀疑就足够了，”记者说，“几乎要了我的命”；他叹了一口如此沉重的气，以至于优秀的库普里亚内先生对这个年轻人感到怜悯。他拍了拍他的膝盖。

“来吧，来吧，年轻人，到这个时候你应该知道一件事——‘不打破鸡蛋就做不出煎蛋卷’，我想在巴黎也是这么说的。”

鲁勒塔比耶心怀恐惧地转过身去。如果还有别人，除了米哈伊尔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在那神秘的夜晚出现在马特雷娜和他面前的不是他，而是别人！如果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无辜的！好吧，那他就自杀，仅此而已。而他和娜塔莎交流的那些可怕的话语浮现在他的记忆中，在他的耳边回响，仿佛要将他震聋。

“你还怀疑，”他曾问她，“米哈伊尔试图毒害你父亲吗？”

而娜塔莎回答道：“我希望相信！我希望相信，为了你，我可怜的男孩。”然后他想起了她说的其他话，现在听起来更可怕了！“难道就没有人能试图毒害我父亲而不用经过窗户吗？”他当时自信地面对了这样一个假设——但现在，现在毒药还在继续，在房子里继续，在那里他以为自己完全了解所有人和事——现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已经死了，毒药还在继续——啊，它从哪里来？——它是什么？如果阿列克谢神父对可怜的鲁勒塔比耶还有一点顾念，他会加快分析速度的。

对于鲁勒塔比耶来说，怀疑，而且是在一起因他而死了一个人的案件中怀疑，是比死亡更糟糕的折磨。

当他们到达警察总部时，鲁勒塔比耶跳下库普里亚内的马车，一言不发地招了一辆路过的空马车。他让人把他送回阿列克谢神父那里。怀疑控制了他的意志；他无法忍受在别处等待。在阿普捷卡尔斯基巷的拱门下，他再次看到了库普里亚内留在那里的那个人，命令他带来阿列克谢的消息。那个人惊讶地看着他。鲁勒塔比耶穿过院子，再次走进那间破旧的屋子。阿列克谢神父自然不在，他正忙于实验室的工作。但一个他起初没认出来的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店铺微弱的光线下，一个忧郁的影子俯在柜台上的圣像上。直到他深深叹了口气直起身子，一束光线——那是穿过自安装以来就没洗过的玻璃窗而偏移过来的黄色光线——微弱地落在脸上时，鲁勒塔比耶才确信他面对的是鲍里斯·穆拉佐夫。确实是他，那位曾经才华横溢的军官，鲁勒塔比耶曾在叶拉金岛美丽的别墅里，在他美丽娜塔莎的脚下看到过他的优雅和魅力。现在，他不再穿着制服，而是披着一件破旧的外套，衣袖在他身边无力地摇摆，与他那种倦怠绝望的心境相符，一顶帽檐低垂的毡帽遮住了他脸上的苦楚。这几天，这些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里，他变化得多么大！但即使这样，他仍然让鲁勒塔比耶在意。他在那里做什么？他难道不打算离开吗？他从柜台上拿起一个圣像，拿到窗前检查其氧化银，全神贯注的样子让记者希望能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到达实验室的门前。当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时，他的手已经放在柜台后面那扇门的把手上了。

“是你，鲁勒塔比耶先生，”鲍里斯低沉而忧郁的声音说道，“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了？”

“噢，鲍里斯·穆拉佐夫先生，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我确实没想到会在这里，在阿列克谢神父的店里遇见你。”

“为什么不呢，鲁勒塔比耶先生？在阿列克谢神父的存货里什么都能找到。看；这里有两个直接从阿索斯运来的木雕旧圣像，我保证，无论是加斯蒂尼院还是什丘金院都比不上。”

“是的，是的，那有可能，”鲁勒塔比耶不耐烦地说，“你是这些东西的业余爱好者吗？”为了说点什么，他补充道。

“噢，像其他人一样。但我正要告诉你，鲁勒塔比耶先生，我已经辞职了。我决定退隐，远离尘世；我正准备去进行一次长途旅行。”（鲁勒塔比耶心想：‘为什么不马上走？’）“在走之前，我来这里买些小礼物寄给我特别关心的朋友们，尽管现在，我亲爱的鲁勒塔比耶先生，我对什么都不太关心了。”

“你看起来很凄凉，先生。”

鲍里斯像个孩子一样叹了口气。

“怎么可能不呢？”他说，“我爱过，并以为自己被爱着。但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唉！”

“有时候人们只是在臆想，”鲁勒塔比耶说着，手依然放在门上。

“噢，是的，”另一个人说，变得越来越忧郁，“所以一个人会受苦。他成了自己的折磨者；他亲手制造了车轮，像自己的刽子手一样，将自己束缚在上面。”

“没必要这样，先生；没必要，”记者劝道。

“听着，”鲍里斯恳求道，声音中透着泪水，“你还是个孩子，但你仍然能看清事物。你相信娜塔莎爱我吗？”

“我相信，鲍里斯先生；我相信。”

“我也相信。但我不知道现在该想什么。她让我走了，没有试图留住我，连一句希望的话都没有。”

“你打算去哪儿？”

“我准备回到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奥廖尔地区。”

“那很好，非常好，鲍里斯先生。至少在那里你肯定能再见到她。她每年都和父母去那里待几周。这是一个你无疑没有忽略的细节。”

“我当然没有。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前景决定了我隐居的地点。”

“看！”

“上帝没给我什么，但祂打开了宝库，每个人取其所能。”

“是的，是的；那么娜塔莎小姐，她知道你决定隐居到奥廖尔吗？”

“我没有理由瞒着她，鲁勒塔比耶先生。”

“到目前为止很好。你没必要这么凄凉，亲爱的鲍里斯先生。一切还没结束。我甚至可以说，我看到了你充满希望的未来。”

“啊，如果你能真诚地说出这句话，我真的很高兴遇见你。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根你抛给我的绳子，当所有的水似乎都要没过我的头顶时。‘那么，你有什么建议？’”

“我建议您去奥廖尔，先生，而且越快越好。”

“很好。您这样说一定有您的理由。我听从您的建议，先生，这就出发。”

当鲍里斯朝入口拱门走去时，鲁勒塔比耶溜进了实验室。老阿列克谢正弯腰对着他的蒸馏器。一盏可怜的油灯几乎照不亮他那阴暗的工作台。听到记者弄出的声响，他转过身来。

“啊！是你，小伙子！”

“怎么样？”

“噢，没那么快。不过，你知道，我已经分析完那两块餐巾了。”

“是吗？污渍呢？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告诉我！”

“好吧，孩子，还是砷酸钠。”

鲁勒塔比耶如遭重击，心如刀绞，他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呼，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他眼前旋转。佩雷·阿列克谢身处各种古怪的实验室仪器中间，看起来就像撒旦本人。他推开了伸过来想要支撑他的那双友好的手臂；在阴影中，坩埚里跳动的蓝色火焰像摇曳的舌头一样活跃，他仿佛看见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幽灵走来，哭喊着：“砷酸钠还在继续，而我已身亡。”他撞向房门，门应声而开，他一路滚到了柜台边，脸撞在了上面。这记重击本可能致命，却将他从剧烈的梦魇中唤醒，让他瞬间恢复了神智。他站起身，跨过那堆靴子和杂物，跳进了庭院。鲍里斯在那里抓住了他的外套。鲁勒塔比耶愤怒地转过身：

“你想要干什么？你还没出发去奥廖尔吗？”

“先生，我正要走，但我恳求您能亲自把这些东西带给……带给娜塔莎。”他仍然面带绝望地向他展示那两尊来自阿索斯山的圣像。鲁勒塔比耶接过它们，塞进兜里，匆匆向前走去，喊道：“我明白了。”

在外面，鲁勒塔比耶试图稳住自己，恢复一点冷静。难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吗？唉，唉，事到如今他怎能怀疑呢！砷酸钠还在继续。他付出超人的努力来抵御那份恐惧——哪怕只是暂时抵御——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无辜的死亡——并只去思考眼前的后果，如果他想避免新的灾难，就必须仔细权衡这些后果。啊，凶手并没有气馁。而这一次，他策划了多么可怕的勾当！如果成功了，那将是怎样的一场屠杀！将军、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娜塔莎，还有鲁勒塔比耶本人（就他而言，他甚至后悔没能成功）——还有库普里亚内！本该来吃午餐的库普里亚内。对虚无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网打尽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鲁勒塔比耶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们毫不犹豫地要同时毒死所有人：库普里亚内也在其中。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本该报仇雪恨的！

这次尝试失败了，但现在他们还能期待什么呢！从他开始认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并非如他所想的那样有罪的那一刻起，鲁勒塔比耶就坠入了万丈深渊。

他该去哪儿？片刻之后，他绕着圆形大厅走了一圈，那是该区的市场，也是阿普捷卡尔斯基巷最美的装饰。他浑浑噩噩地绕了一圈，没有停留，没有看，也没有去理解任何东西。就像一匹气喘吁吁的马在磨坊里转圈，他走着，心中想着自己也迷失在一个通往绝路的磨坊里。鲁勒塔比耶不再是鲁勒塔比耶了。

XIII. 活体炸弹

他漫无目的地回到别墅——因为现在他只能盲目行事。别墅里一片混乱。守卫增加了一倍。特雷巴索夫召集的将军的朋友们围在两位中毒者身边，以他们忙碌的奉献和深情的告白填满了整个房子。然而，一名由警方带来的来自瓦西里岛平民区的平庸医生让所有人感到宽心。警方没能在家找到将军的私人医生，但承诺随后会送来他们找到的两位专家。与此同时，他们在路上顺便带上了这位像喜鹊一样喋喋不休的小医生。他忙着照顾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她病得太重，以至于她的丈夫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正如那位卓越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所言，“平生第一次”感到了颤栗。

记者很惊讶在马特雷娜或费奥多尔的公寓里都没有见到娜塔莎。他问马特雷娜继女在哪里。马特雷娜朝他转过一张惊恐的脸。当他们独处时，她说：

“我们不知道她在哪里。你离开后没多久她就不见了，从那以后再没人见过她。将军问过她好几次。我不得不告诉他，库普里亚内带她一起走了，好从她那里了解事情的经过。”

“她没和库普里亚内在一起，”鲁勒塔比耶说。

“那她在哪里？在我们濒死的时候，在她父亲——哦，上帝！别管我了，孩子；我快窒息了；我快窒息了。”

鲁勒塔比耶叫来那位临时医生，退出了房间。他本想一间房一间房、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检查这栋房子，以确定是否存在他之前没注意到的入口——一个潜伏的投毒者一直在使用的入口。但现在，一个新事实横在他面前，掩盖了一切：娜塔莎失踪了。他多么痛恨自己不懂俄语——而库普里亚内的手下里没有一个懂法语。他或许能从叶尔莫莱那里挖出点什么。

叶尔莫莱说，他曾看到娜塔莎在门外待了一会儿，看着路的两头。随后他被叫去服侍将军，所以再不知道更多了。

这就是记者从老仆人那儿——与其说是从话语，不如说是从手势中——能得到的一切。

另一个困难是暮色渐浓，记者已无法辨认娜塔莎的脚印。那个年轻女孩真的会在这样一个时刻逃跑吗？在投毒事件发生后，在她甚至不知道父母是否已脱离危险之前？如果娜塔莎是无辜的，正如鲁勒塔比耶依然希望相信的那样，这种举动简直不可理喻。而且女孩不可能不知道她会加深库普里亚内的怀疑。记者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理由必须立即见到她，这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虚无主义者计划达到顶峰的时刻，这对她和他——两人同样面临死亡威胁——来说，都是一个交谈的必要理由，去重提他就在投毒前几分钟向她提出的那些建议，而她当时出于对他恐惧的怜悯或是对他挑衅的蔑视，根本不愿听他讲。娜塔莎在哪里？他想也许她正试图去和阿努奇卡会合，无论她是无辜还是有罪，都有理由这样做。但阿努奇卡在哪里？谁能说得准呢！也许是贡索夫斯基。鲁勒塔比耶跳上一辆从尖角区空载回来的马车，报出了贡索夫斯基的地址。他这才记起自己当天曾受邀与贡索夫斯基夫妇共进晚餐。他们一定不再等他了。他自责起来。

他们接待了他，但晚餐早已结束。

贡索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正在灯下下跳棋。鲁勒塔比耶走进客厅时，认出了那个可怕男人闪亮而油腻的秃顶。贡索夫斯基走过来，鞠躬屈膝，满脸谄媚，伸出肥厚的手。他被引见给贡索夫斯基夫人，她那件黑色丝绸长裙上点缀着珠宝。她的皮肤暗淡，但眼神极美。她也表现出试探性的热情。“我们一直在等你，先生，”她娇声说道，带着一丝怯意，那是某种上了年纪、仍依赖稚气风韵的女性特有的那种刻意营造的魅力。正当这位失约的年轻人道歉时，“噢，我们知道您很忙，鲁勒塔比耶先生。我丈夫刚才还在跟我说。但他知道您最终会来的。毕竟，总有人会接受我丈夫的邀请。”她带着一种自命不凡的肥硕笑容说道。

听到最后一句，鲁勒塔比耶感到一阵寒意。在这两个极其平庸、待在他们那可怕且体面的小客厅里的人物面前，他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夫人继续说道：

“不过，因为特雷巴索夫将军家里那桩可怕的事，您晚餐一定没吃好吧。到餐厅来吧。”“啊，有人告诉您了？”鲁勒塔比耶问，“不，不用了，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如果您来吃晚餐，或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了，您知道的，”贡索夫斯基平静地说，重新坐回垫子上，透过眼镜审视着他的棋局。“总之，恭喜库普里亚内，因为他的胆怯而不在场。”

对贡索夫斯基来说，只有库普里亚内！特雷巴索夫的生死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只有警察局长的行动和动向才有能力触动他。他命令一名像影子一样滑入房间的女仆将摆满冷盘和香槟的茶几移到棋桌旁，接着他挪动了一枚棋子，说道：“您允许吗？这步棋是我的。我不想输掉它。”

鲁勒塔比耶壮着胆子把手按在那只从可疑的袖口里伸出来的油腻、多毛的拳头上。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怎么可能预见到这一切？”

“预见一切都很容易，”贡索夫斯基递过雪茄，回答道，“从马蒂厄的位置被普里姆科夫接替的那一刻起，预见一切都很容易。”

“然后呢？”鲁勒塔比耶追问道，不安地回想起在卫队教堂看到的那场鞭刑。

“那么，这个普里姆科夫，咱们私下说，”他凑到记者耳边低语，“作为库普里亚内的警卫，并不比马蒂厄强。非常危险。所以当我得知他在叶拉金岛别墅接替了马蒂厄时，我就想肯定会出不幸的事。但这不是我的事，对吧？库普里亚内会对我说的：‘管好你自己的事。’我在警告他关于‘活体炸弹’的事上已经做得很够了。是同一个线人向我们举报了他们，也正是这个线人让我们得以抓获了那两个活体炸弹（如果您愿意的话，那是两个女人！），她们在舰队叛乱后正要前往喀琅施塔得的军事法庭。让他记住这一点。那应该会让他反思。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我知道他常说我的坏话；但我并不想害他。帝国利益高于一切！如果不是我知道沙皇赏识您，我才不会跟您说这些。所以我邀请您来吃晚餐。吃饭的时候总能聊点什么。但您没来。就在您在那边吃饭，而普里姆科夫在别墅守卫的时候，夫人提到的那桩令人烦恼的事就发生了。”

鲁勒塔比耶没坐下，尽管贡索夫斯基夫人再三坚持。他粗暴地从那位秘密警察首脑手中拿过雪茄盒，对方一直在不停地递给他，因为这种细节上的殷勤只会让他心烦，他已在黑暗中煎熬了数小时，而对方刚才的话语让这黑暗愈发深重。他只听懂了一件事，一个叫普里姆科夫的人，他从未听说过，像马蒂厄一样下定决心要除掉将军，却被库普里亚内委以守卫别墅的重任。必须立即警告库普里亚内。

“既然如此，贡索夫斯基先生，您自己为什么还没这么做？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跟我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抱歉，抱歉，”贡索夫斯基在护目镜后温和地笑着，“这不一样。”

“不，不，这确实不一样，”穿黑丝绸、戴名贵珠宝、长着松弛下巴的夫人附和道。“我们是在晚餐交谈中对一位朋友说这些，对一位非警察界的朋友。我们从不举报任何人。”

“我们得告诉您。但现在坐下吧，”贡索夫斯基依然坚持着，点燃了他的雪茄，“理智一点。他们刚尝试过毒害他，所以他们会喘口气再进行下一次。再说，这种毒药让我认为他们可能放弃了活体炸弹的想法。而且，毕竟，该来的总会来。”

“是的，是的，”那位丰满的女士赞同道，“警察从来没能阻止那些注定要发生的事。不过，说到这个普里姆科夫，这事儿仅限于咱们之间，好吗？仅限于咱们？”

“是的，我们现在必须告诉您，”贡索夫斯基轻声插话，“最好别让库普里亚内知道是从我这儿得到的消息。因为那样的话，您明白，他不会相信您；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会相信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种共进晚餐、抽雪茄的预防措施。我们聊聊这个，聊聊那个，您想怎么处理我们说的话都行。但为了让这些信息有用，我重申，关于来源必须绝对保密。”（当他说这话时，贡索夫斯基透过护目镜给了鲁勒塔比耶一个锐利的眼神，这是鲁勒塔比耶第一次在他眼里看到这种神色。他从未怀疑过他竟有如此凶光。）“普里姆科夫，”贡索夫斯基压低声音，用力擦着手帕，继续说道，“以前在我家工作，我们分手闹得很不愉快，必须得说，那是他的错。后来他通过诋毁我们，钻进了库普里亚内的信任圈，我亲爱的小先生。”

“但他能说什么呢？——不过是佣人的流言蜚语！我亲爱的小先生，”肥胖的夫人重复道，愤怒地滚动着她那双极其壮丽的黑眼睛，“那些在宫廷里早已被证明是空穴来风的谣言。御膳房主管达坎先生的妻子——您一定认识——以及皇后身边的二等女侍官的侄子——他与姑妈关系很好——都告诉过我们。那些本可能毁掉我们、但在沙皇陛下那里却没起任何作用的传言，我们愿为陛下献出生命，上帝作证。好吧，您现在明白了吧，如果您对库普里亚内说，‘贡索夫斯基先生对我说了普里姆科夫的坏话’，他根本不会再听一个字。不过，普里姆科夫确实卷入了活体炸弹的阴谋，这就是我能告诉您的全部；至少在投毒事件发生前是这样。那次投毒事件确实非常惊人，私下说。它似乎不是来自外部，而活体炸弹必须来自外部。普里姆科夫搅在里面。”

“是的，是的，”贡索夫斯基夫人再次赞同，“他参与其中了。关于他的传言也不少。别人也会讲故事，这不难做到。如果他还想继续留在阿努奇卡的圈子里，他现在得干点实事了。”

“库普里亚内，我们亲爱的库普里亚内，”贡索夫斯基打断道，听到妻子提起阿努奇卡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安，“库普里亚内应该明白，这一次普里姆科夫必须把事情办成，否则他就彻底完蛋了。”

“普里姆科夫自己很清楚，”夫人在重新倒酒时回答道，“但库普里亚内不知道；这就是我们能告诉您的全部。够了吗？其余的不过是闲话。”

这对鲁勒塔比耶来说当然够了；他受够了！这些无聊的闲话和这些活体炸弹！这些赝品，这些在资产阶级乡村背景下耳语的告密者；这些政治警察组合，其荒诞的一面总是暴露在外；而那可怕的一面——西伯利亚、监狱、黑牢、绞刑、失踪、流放、死亡和殉道，却被如此嫉妒地隐藏着，以至于没人谈论它们！所有这些恐怖的重量，就在一支好雪茄和“如果不喝香槟，就来杯茴香酒，先生”之间，被消解了。尽管如此，他在离开前还是得喝上一杯，碰杯祝酒，答应只要他愿意，随时再来——这房子向他敞开。鲁勒塔比耶知道这房子对任何人都敞开——任何有故事可讲、能把别人送进监狱或送往死亡与遗忘的人。入口处没有守卫盘查访客——人们进入贡索夫斯基的家就像进入朋友的家一样，而他总是乐于效劳，当然！

他陪同记者走到楼梯口。鲁勒塔比耶正要冒险向他提起阿努奇卡，以便切入娜塔莎的话题，贡索夫斯基却突然带着一种古怪的微笑说道：

“顺便问一下，您还相信娜塔莎·特雷巴索娃吗？”

“我会相信她直到我死的那一刻，”鲁勒塔比耶反击道；“但我承认，此刻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盯着拉赫特卡湾，明天来告诉我是不是还会一直相信她，”贡索夫斯基阴沉地回答，带着一种可怕的笑声，让记者匆匆跑下了楼梯。

现在还有普里姆科夫要去处理！继马蒂厄之后又来了普里姆科夫！在年轻人看来，他不仅要与所有革命者抗争，还要与整个俄罗斯警方抗争——还有贡索夫斯基本人，以及库普里亚内！所有人，所有人！但最紧迫的是普里姆科夫和他的活体炸弹。在虚无主义和俄罗斯警方之间，这真是场奇怪、几乎令人费解且烦扰的冒险。库普里亚内和贡索夫斯基都雇佣了一个他们明知是革命者、且是革命者朋友的人。而虚无主义者那边，也把这个警察队伍里的人看作自己的特工。反过来，这个人为了维持那危险的平衡，必须同时为警察和革命者工作，接受双方交给他的任何差事，因为他必须给双方提供忠诚的保证。只有加邦那样的人才会让自己被吊死，或者像阿泽夫那样因为笨拙的失误最终被处决。但像普里姆科夫这样在警察系统的两端游走的人，倒有很大机会活得长久，而贡索夫斯基也会在床上平静地死去，并得到宗教的一切慰藉。

然而，那些心中充满真诚、裹着炸药的年轻心脏，在圣洁俄罗斯那令人发指的黑暗中被神秘地驱动着，他们不知道自己会被派往何方，这对他们来说都一样，因为他们所求的不过是在仇恨与爱情的疯狂精神谵妄中死去——活体炸弹！*

* 在喀琅施塔得起义后的审判中，两名年轻女性被指控将炸弹作为假胸戴在身上。

在阿普捷卡尔斯基巷的拐角处，鲁勒塔比耶碰上了正要前往阿列克谢神父住所的库普里亚内。看到记者，库普里亚内停下马车，喊着他正要立即赶往别墅。

“你见到阿列克谢神父了？”

“见到了，”库普里亚内说，“这一次我抓到你了。我告诉过你的，我预料到的，发生了。但你有什么受害者的消息吗？顺便说一句，发生了一件挺奇怪的事。我刚才在涅瓦大街碰到了基斯特。”

“那位医生？”

“是的，特雷巴索夫的医生之一，我曾派督察去他家把他接到别墅，同时去的还有他平时的助手利奇科夫医生。可实际上，利奇科夫和他谁也没被传唤。他们根本不知道别墅出了什么事。他们没见过我的督察。我希望他在路上遇到了别的医生，鉴于情况紧急，便带他去了别墅。”

“事情就是这样，”鲁勒塔比耶回答，脸色变得惨白，“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先生们没被通知，因为在别墅那边，特雷巴索夫一家被告知将军的常规医生不在家，所以警方传唤了另外两位，马上就到。”

库普里亚内从马车上跳了起来。

“但基斯特和利奇科夫根本没离开过家。基斯特刚才见到利奇科夫时亲口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你能告诉我，”鲁勒塔比耶问道，此刻已做好准备迎接他问题引来的雷霆万钧，“你命令去接他们的那个督察的名字吗？”

“普里姆科夫，一个我完全信任的人。”

库普里亚内的马车冲向群岛。深夜已至。 在荒凉的道路上，马儿独自奔跑，仿佛要去向星辰；身后的马车对它们而言似乎并无拖累。车夫俯身在马匹上方，双臂伸展，仿佛要一跃进入以太之中。啊，涅瓦河畔美丽的夜晚，可爱的、宁静的夜晚，却被这些疯马狂乱的奔跑所破坏！

“普里姆科夫！普里姆科夫！贡索夫斯基的人之一！我早该怀疑他了，”在听了鲁勒塔比耶的解释后，库普里亚内怒斥道。“但现在，我们能及时赶到吗？”

他们在马车里站了起来，催促车夫，激励马匹：“快！快！再快点，白痴！”他们能在“活体炸弹”到达之前赶到吗？他们能在炸弹抵达前听到动静吗？啊，那里就是叶拉金！

他们在这疯狂的行程中从这一岸冲向另一岸，仿佛桥梁根本不存在。他们的耳朵紧绷着，等待着爆炸，等待着那即将到来的暴行，它正鬼鬼祟祟地在星辰冷冽的注视下，在这虚伪柔软的夜晚中酝酿。突然，“停下，停下！”鲁勒塔比耶对车夫大喊。

“你疯了吗！”库普里亚内吼道。

“如果我们像疯子一样赶到，那我们就是真疯了。这只会让灾难必然发生。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我们不想失去它，就必须从容冷静地抵达，就像得知将军已脱离危险的朋友那样。”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伪医生们之前到达。要么他们还没到，要么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普里姆科夫一定是在投毒事件中感到了意外，但他抓住了机会；幸运的是，他没能立即找到同伙。”

“总之，别墅到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叫你的车夫在这里停下。如果‘医生’已经到了，那杀了将军的人就是我们。”

“你说得对。”

库普里亚内克制住自己和车夫以及马匹的兴奋，马车在离别墅不远的地方悄无声息地停下。叶尔莫莱向他们走来。

“普里姆科夫呢？”库普里亚内结结巴巴地问道。

“阁下，他已经走了。”

“什么——又走了？”

“是的，但他把医生带来了。”

库普里亚内紧紧攥住鲁勒塔比耶的手腕。医生们已经到了！

“特雷巴索娃夫人好多了，”叶尔莫莱继续说道，他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激动。“将军正要去迎接他们，亲自带他们去见夫人。”

“他们在哪儿？”

“他们在客厅里等着。”

“哦，阁下，冷静，冷静，一切还没输，”记者恳求道。

鲁勒塔比耶和库普里亚内小心翼翼地溜进花园。叶尔莫莱跟在他们身后。

“就在那儿？”库普里亚内询问。

“就在那儿，”叶尔莫莱回答。

从他们所在的角落，透过走廊的窗户，他们看到了等待中的“医生”。

他们并排坐在客厅角落的椅子上，从那里可以将房间里的一切以及正对着的花园尽收眼底，也能听见所有动静。他们头顶上方二楼的一扇窗户敞开着，因此他们能听到那里的任何响动。他们不会从任何方向被突袭，且能监视每一扇门。他们正轻声且平静地交谈，直视前方。他们看起来很年轻。其中一人面容亲切，脸色苍白但带着微笑，留着较长的卷发；另一人则棱角分明，举止傲慢，面色严峻，有着鹰钩鼻和眼镜。两人都穿着长长的黑大衣，扣子扣在平静的胸膛上。

库普里亚内和记者在叶尔莫莱的跟随下，极其谨慎地穿过草坪。在通往走廊的木台阶和爬满藤蔓的栏杆掩护下，他们靠近到足以听清谈话的地步。库普里亚内急切地侧耳倾听着这两个年轻人的话语，他们本该拥有漫长而富足的一生，如今却要在炸毁周围一切的同时死于如此恐怖的结局。他们谈论着时间，谈论着夜晚的温柔和天空的美丽；他们谈论着桦树下的阴影，谈论着在深夜褪去的金光中闪烁的港湾，谈论着北方的春意与凉爽。他们谈论的就是这些。库普里亚内喃喃道：“刺客！”

现在必须决定采取行动了，而这种必要性令人战栗。一个错误的动作，一点笨拙，就会让“医生”们警觉，一切都将付诸东流。他们一定把炸弹藏在大衣下；绝对至少有两个“活体炸弹”。随着呼吸，他们的胸膛起伏，心脏正对着即将到来的爆炸跳动。

在上方卧室楼层，他们听到房间被快速整理的声音，地板上的脚步声，还有混乱的人声；窗影在窗框间闪过。库普里亚内迅速询问叶尔莫莱，得知将军的所有朋友都在那里。那两位医生在警察局长和记者到达前几分钟才到。瓦西里岛的那个小医生已经离开了，声称两位如此著名的专家到了，他便无事可做。然而，尽管他们名声在外，却从没人听过他们自称的名字。库普里亚内认为那个小医生是同谋。最紧迫的事情是通知楼上房间里的人。危险迫在眉睫，有人可能会下楼寻找医生并带他们去见将军，或者将军本人可能会下楼迎接他们。显然，他们就是在等这个。他们想死在他的怀里，以确保这次他绝不会逃脱！库普里亚内指示叶尔莫莱走进走廊，在客厅门口用平淡的语气对他们说话，声称他要上楼看看能否带他们去见特雷巴索娃夫人。一旦到了楼上，他就能警告其他人除了等待库普里亚内之外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叶尔莫莱再下来对那些人说：“请稍候片刻。”

叶尔莫莱蹑手蹑脚地退回到小屋，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走上小径，让碎石在他乡村式的脚步下发出嘎吱声。他是个聪明人，极其冷静地理解了整个作战计划的重要性。他轻松自然地登上走廊台阶，在客厅门口停下，说了他被嘱咐的话，便上楼去了。库普里亚内和鲁勒塔比耶现在注视着卧室的窗户。那里掠动的阴影突然静止了。所有的走动都停止了；再也听不见脚步声，什么都没有。那突如其来的寂静让两位“医生”向天花板抬起了脸。接着，他们交换了一个警觉的眼神。楼上状况的这种改变是危险的。库普里亚内喃喃道：“白痴！”楼上的人得知他们正走在随时会爆炸的地雷上，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显然已经吓瘫了他们的四肢。幸好叶尔莫莱很快下来，用他最标准的仆人语气对“医生”们说：

“请稍候片刻，先生们。”

他表现得依然极其自然。随后他回到小屋，再绕过草坪与库普里亚内和鲁勒塔比耶汇合。鲁勒塔比耶十分冷静，完全掌控着自己，此刻他的镇定与库普里亚内的焦躁形成鲜明对比，他对警察局长说：

“我们必须现在行动，而且要快。他们开始怀疑了。你有什么计划吗？”

“这是我所能看到的全部，”库普里亚内说。“让将军从狭窄的仆人楼梯下来，在娜塔莎起居室窗户的帮助下，用拧成的床单滑出房子。这段时间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会去和他们交谈；这能稳住他们，直到将军脱离危险。一旦马特雷娜退回花园，我就呼叫我的手下，他们会从远处开枪射杀他们。”

“那房子本身呢？还有将军的朋友们呢？”

“让他们也试着从仆人楼梯逃走，跟着将军从窗户跳下去。我们必须尝试点什么。你就说我正用左轮手枪瞄准着他们。”

“你的计划行不通，”鲁勒塔比耶说，“除非娜塔莎起居室通往客厅的门是关上的。”

“关上了。我从这里能看见。”

“而且除非那条通往楼梯的小通道通往客厅的门也关上，而你从这里看不见。”

“那扇门开着，”叶尔莫莱说。

库普里亚内咒骂了一声。但他很快镇定下来。

“特雷巴索娃夫人在和他们谈话时会把门关上的。”

“这不切实际，”记者说。“那只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引起他们的怀疑。交给我吧；我有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

“我有时间去执行它，但没时间向你解释。他们已经等得太久了。我得上去，不过，叶尔莫莱得像带一位家人朋友一样和我一起去。”

“我也要去。”

“如果你出现，他们看到你这个警察局长，整场戏就全穿帮了。”

“不，不。如果他们看到我——他们知道我本该在那儿——只要我一露面，他们就会断定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错了。”

“这是我的职责。我应该待在将军身边，战斗到最后一刻。”

鲁勒塔比耶面对这种危险的英雄主义耸了耸肩，但他没时间争论。他知道他的计划必须立即成功，否则最多五分钟，群岛别墅就将化为废墟，只剩下死者和垂死之人。

他依然保持着惊人的冷静。在原则上，他已经承认自己即将赴死。他们仅存的获救希望，完全寄托于他们保持绝对的冷静，以及那些活体炸弹的耐心。他们还能有三分钟的耐心吗？

叶尔莫莱走在库普里亚内和鲁勒塔比耶前面。当他们到达走廊台阶底部时，仆人高声重复着他的教导：

“噢，将军正在等候二位，阁下。他叫我立即请二位过去。他身体完全康复了，特雷巴索娃夫人也是。”

当他们走在走廊上时，他又补充道：

“她也要立即见见这几位先生，他们能告诉她已经没有危险了。”

三人走过时，库普里亚内和鲁勒塔比耶含糊地向客厅里的两名阴谋者致意。这是决定性的一刻。认出库普里亚内，两名虚无主义者可能会如记者所言，认为自己已暴露，从而加速灾难的发生。然而，叶尔莫莱、库普里亚内和鲁勒塔比耶像自动木偶一样爬楼梯走向卧室，不敢回头看，每一秒都等待着终结的到来。但两人都纹丝不动。叶尔莫莱按鲁勒塔比耶的命令，自然、从容、平静地再次走了下去。他们进入了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的卧室。所有人都在那里。这就像是一场幽灵的聚会。

楼上发生的是这样的事。那两位“医生”之所以仍停留在楼下，之所以没有立即被接见，简而言之，之所以灾难推迟到了现在，全靠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她那像看门狗一样时刻准备嗅出危险的爱，始终保持着警觉。这两个她不知姓名的“医生”，还有他们来得如此之晚，以及瓦西里岛小医生的仓促离开，激发了她的防备。在允许他们上楼见将军之前，她决定自己先下楼看一看。她为此从床上起身；现在，她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当她看到叶尔莫莱神色严肃且神秘地传达库普里亚内的口信时，她就在他开口前本能地感觉到，房子里有炸弹。当叶尔莫莱真正说出来时，这对所有人都是沉重的一击。起初，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穿着费奥多尔那件宽大的花睡袍，她在匆忙中把它裹在身上，显得惊慌失措。当叶尔莫莱离开后，知道她只为自己颤抖的将军试图安慰她，在所有人惊恐的寂静中，说了几句话回顾了之前所有尝试的失败。但她摇着头颤抖着，为他而恐惧，想到她在这些活体炸弹上方除了等待它们爆炸别无他法，她感到极度痛苦。至于那些朋友们，他们的四肢早已瘫软，真的，彻底瘫软了。片刻间，他们完全无法动弹。那位愉快的帝国议员伊万·彼得罗维奇不再有生动的故事可讲，就在手边的“这桩可怕的混乱”的前景让他远不如在库巴餐厅最好的时光里那样快活。可怜的塔德乌什·奇奇尼科夫比冬季狩猎时覆盖古老立陶宛原野的雪还要苍白。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本人也不再风光，他那红润的脸庞变得惨白，仿佛连用刀叉享用他最后杰作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公正地说，这只是最初的瞬时反应。没人能这样突如其来地得知自己即将死于一场无差别的屠杀而心跳不停止片刻。叶尔莫莱的话将这些可爱的闲汉变成了蜡像，但他们的心脏逐渐恢复了跳动，每个人都提议了一些防止灾难的方法——全都足够语无伦次——而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一边祈求圣母，一边帮助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调整佩剑和腰带扣；因为将军想穿着军装死去。

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双眼突起，身体弯曲，仿佛他担心楼下的虚无主义者能感知到他高大的身躯——毫无疑问，通过地板——提议他们跳窗，哪怕付出断腿的代价。悲伤的帝国议员宣布那个计划简直愚蠢，因为在他们坠落时，他们将完全处于虚无主义者的掌控之下，对方会被声响吸引，只需通过窗户随手一挥，就能将他们化为尘埃。什么也想不出来的塔德乌什·奇奇尼科夫责怪库普里亚内和其他警察没想出什么办法。为什么他们还没除掉这些虚无主义者？在最初惊恐的沉默之后，现在他们全都同时开口，声音低沉、嘶哑而急促，呼吸短促，手臂和头部疯狂摆动，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但非常轻地踮着脚尖，走向窗户，返回，在门边聆听，透过锁孔窥视，交换着荒谬的建议，充满了最疯狂的想象。“如果我们……如果……如果，”——每个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打手势要求安静。“小声点！如果他们听到我们，我们就完了。”而库普里亚内还没来，他的警察竟然把两名刺客带进了房子，现在却没法让他们离开，除非让所有人跳下去！他们肯定完了。除了祈祷别无他法。他们转向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将军和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费奥多尔双手捧着好马特雷娜那颗可怜的凌乱头颅，将它按在自己的肩膀上紧紧拥抱。他说：“在我的心口安息吧，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除了上帝的旨意，什么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看到这一幕并听到那番话，其他人为自己的慌乱感到羞愧。这对在死神面前拥抱的夫妇所展现的和谐，让他们找回了自我，找回了勇气，找回了他们的“没关系”。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伊万·彼得罗维奇和塔德乌什·奇奇尼科夫重复着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的话：“如上帝所愿。”然后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会和你一起死，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他们全都互相亲吻，紧紧相拥，眼中闪烁着彼此相爱的泪光，就像在盛大宴会结束时，为了纪念彼此而大吃大喝之后那样。

* “那有什么关系！”

“听。有人上楼了，”马特雷娜用她敏锐的耳朵低语道，并从丈夫的拥抱中滑了出来。

他们都屏住呼吸，冲向通往楼梯平台的门，但脚步轻得“仿佛走在鸡蛋上”。四个人都贴在门边，几乎不敢呼吸。他们听到楼梯上有两人的脚步声。是库普里亚内和鲁勒塔比耶，还是另外那两个人？他们手里拿着左轮手枪，当脚步声在门边响起时，他们往后退了一些。在他们身后，特雷巴索夫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门开了，库普里亚内和鲁勒塔比耶看到了这些如同死人般的身影，一动不动，默不作声。没人敢说话或移动，直到门被关上。但随后：

“好了？好了？救救我们！他们在哪儿？啊，我亲爱的小家灵，看在圣母的份上，救救将军吧！”

“嘘！嘘！安静。”

脸色苍白但冷静的鲁勒塔比耶开口了：

“计划很简单。他们就在两道楼梯之间，同时监视着两边。我去找到他们，引诱他们上其中一道楼梯，而你们从另一道撤离。”

“好极了！这太简单了。为什么我们没想到呢？因为除了亲爱的小家灵，大家都失去了理智！”

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鲁勒塔比耶没预料到的事。将军站起来说：“你忘了一件事，我的年轻朋友；那就是特雷巴索夫将军绝不会走仆人楼梯。”

他的朋友们惊呆了，问他是不是疯了。

“费奥多尔，你在说什么？”马特雷娜恳求道。

“我说，”将军坚持道，“我已经受够了这出戏，既然库普里亚内先生没能逮捕这些人，而他们那边似乎也不打算履行职责，那我就亲自去把他们赶出我的房子。”

他走了几步，但没拿拐杖，突然摇晃起来。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跳过去，将他抱在怀里，仿佛他轻如鸿毛。

“不走仆人楼梯，不走仆人楼梯，”固执的将军咆哮道。

“你会走的，”马特雷娜回答他，“按我带你走的路。”

她抱着他回到房间，同时迅速对鲁勒塔比耶说：

“走吧，小家灵！愿上帝保佑我们！”

鲁勒塔比耶立即从通往主楼梯的门消失了，而由库普里亚内陪同的这群人，在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的带领下，抱着珍贵的负担穿过更衣室和将军的卧室。当他们转过身听到身后急促的脚步声时，伊万·彼得罗维奇的手已经摸到了锁住仆人楼梯门的那道著名门栓。鲁勒塔比耶回来了。

“他们不在客厅里了。”

“不在客厅！那他们在哪里？”

鲁勒塔比耶指了指他们正要打开的门。

“也许在那扇门后。小心！”

所有人都后退了。

“但叶尔莫莱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库普里亚内惊呼道。“也许他们发现自己暴露了，已经走了。”

“他们暗杀了叶尔莫莱。”

“暗杀了叶尔莫莱！”

“我靠在扶手上向下看时，看到他的尸体躺在客厅中间。但他们不在房间里，我担心你们会撞上他们，因为他们很可能藏在仆人楼梯里。”

“那打开窗户，库普里亚内，叫你的手下救我们。”

“我很乐意，”库普里亚内冷冷地回答，“但这正是我们死亡的信号。”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让我们等死？”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咕哝道。“我发现他们真是太磨蹭了。伊万·彼得罗维奇，你在干什么？”

伊万·彼得罗维奇那虚幻的身影弯着腰靠在楼梯门旁，似乎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这声音把他们吓得从将军的卧室里惊慌失措地逃了出去。伊万·彼得罗维奇紧跟在他们身后，双眼几乎要从眼眶里弹出来，嘴里胡言乱语：

“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

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疯狂地打开一扇窗户说：

“我要跳下去了。”

但塔德乌什·奇奇尼科夫用一句话阻止了他。“至于我，我绝不会离开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

阿塔纳斯和伊万都感到羞愧，虽然颤抖，但他们勇敢地聚集在将军身边说：“我们一起死，我们一起死。我们和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一起生活，我们也要和他一起死。”

“他们到底在等什么？他们在等什么？”将军抱怨道。

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的牙齿咯咯作响。“他们在等着我们下楼，”库普里亚内说。

“很好，让我们去吧。这件事必须有个了结，”费奥多尔说。

“是的，是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因为这种境况已变得无法忍受；“受够了。走吧，下去。下去吧。上帝，圣母，圣彼得和圣保罗保佑我们。我们走。”

于是，整群人走向了主楼梯，动作如同醉汉，手臂怪异地挥舞着，嘴里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鲁勒塔比耶早已匆忙赶在他们前面，下到了楼梯底部，有时间往客厅里瞥了一眼，跨过叶尔莫莱巨大的尸体，进入娜塔莎的起居室和卧室，发现这些地方空无一人，随即又退回到阳台上，正赶上其他人簇拥着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走下台阶。记者的眼睛搜寻着每一个阴暗的角落，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直到在阳台上，他挪动了一把椅子。一个影子从椅子后闪出，溜到了楼梯下面。鲁勒塔比耶向楼梯上的众人喊道：

“他们在楼梯下面！”

接着，鲁勒塔比耶目睹了一幕他终生难忘的景象。

听到这声呼喊，他们全都停住了脚步，在此之前他们曾本能地想要退回去。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依然在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的怀里，喊道：

“沙皇万岁！”

然后，那些记者以为会惊慌失措、四散奔逃，或是从台阶高处疯狂跳下、抛弃费奥多尔和马特雷娜的人，反而自发地向将军靠拢，就像战场上护卫旗帜的仪仗队。库普里亚内走在最前面。他们还坚持要缓慢地走下那可怕的台阶，并高唱起《上帝保佑沙皇》，即国歌！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震撼天地并冲击着鲁勒塔比耶耳膜的巨响，整个房子似乎被掀到了空中；楼梯在火焰和浓烟中升起，而那群高唱着《上帝保佑沙皇》的人消失在一场恐怖的升天之中。

第十四章 沼泽

第二天他们查明，当时发生了两次几乎同时的爆炸，每一道楼梯下各一次。那两名虚无主义者在感觉到自己被发现、被叶尔莫莱监视时，趁叶尔莫莱转身经过他们身旁时悄然扑上，用一截绳子将他勒死。随后他们分开，一人监视一道楼梯，因为他们推断库普里亚内和特雷巴索夫将军迟早会决定下楼。

群岛别墅此刻只剩下一片冒烟的废墟。但由于这些“活体炸弹”分别爆炸，破坏力被分散了，尽管有许多人受伤，正如斯托雷平别墅遇袭时那样，但至少没有人当场死亡；也就是说，除了那两名虚无主义者，除了几块碎布，再也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

鲁勒塔比耶被抛到了花园里，他很高兴能以这种方式逃脱，虽然受了点震动，但没受一点伤。由费奥多尔及其朋友组成的群体，因别墅结构的轻便而奇迹般地得到了保护。那道铁楼梯，可以说几乎是悬挂在两层楼之间，顶部和底部仅有微弱的连接，它在他们脚下升起，在碎裂成碎片时将他们抛出，但前提是它本身的屈服保护了他们免受炸弹的第一波冲击。他们从废墟中爬起，没有受到致命伤。库普里亚内的一只手被严重烧伤，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的鼻子和脸颊受了重伤，伊万·彼得罗维奇失去了一只耳朵；伤势最重的是塔德乌什·奇奇尼科夫，他的双腿骨折。极其令人惊异的是，第一个从残骸中爬出来的人是马特雷娜·彼得罗芙娜，她怀里依然抱着费奥多尔。她只受了些烧伤，而将军——这位被死神拒绝眷顾的幸运士兵——再次幸存，毫发未伤。费奥多尔发出了欢呼声。人们试图让他安静下来，因为毕竟，在他周围，一些可怜人受了重伤，还有可怜的叶尔莫莱，他躺在那里已经死了。地下室的仆人们受到的创伤和烧伤更为严重，因为爆炸的主要威力朝下释放；这可能反而救了楼上的人们。

鲁勒塔比耶和其他受害者一起被送往附近的一座别墅；但他一从那场可怕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就从那里逃走了。他真后悔自己没死。这一连串的事件浪潮将他淹没；他将这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自己。他怀着极度的焦虑询问每一个“受害者”的情况。费奥多尔没受伤，但现在他几乎处于谵妄状态，每隔几分钟就会问起没有再出现的娜塔莎。那个不幸的女孩，鲁勒塔比耶始终认为她是无辜的。她是罪魁祸首吗？“啊，如果她当初选择相信我！如果她信任我，”他向上天伸出痛苦的手，大声疾呼，“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没有人会袭击，也没有人会再次袭击特雷巴索夫的生命。因为我之前对库普里亚内说的话没错，将军的命就在我手里，我有权对他说：‘一命换一命！把马特维交给我，我就把将军还给你。’而现在，又发生了一次没能杀死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徒劳尝试，这都是娜塔莎的错——我敢发誓，因为她不肯听我的。娜塔莎参与其中了吗？哦，上帝，”鲁勒塔比耶向神明提出了这个徒劳的问题，因为他已不指望在人间找到答案。

娜塔莎！无论清白与否，她在哪里？她在做什么？如果能知道这些！如果能知道自己是对是错——如果错了，那就消失，去死！

不幸的鲁勒塔比耶走在涅瓦河岸边，喃喃自语，离那座可怜别墅的废墟不远，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那些快乐的朋友们再也不会在那里享用美味的晚餐了，永远不会了；他独自思忖着，头脑里一片混乱。

突然，他找到了那女孩的踪迹，那条早些时候丢失的踪迹，那条她在逃跑瞬间、在下毒之后、在爆炸之前留下的踪迹。这难道不是一个可怕的巧合吗？因为毒药很可能只是为最后袭击所做的准备，是那两名假医生悲剧性到访的借口。娜塔莎，娜塔莎，这个已经围绕着这么多死者的活生生的谜团！

在离别墅废墟不远的地方，鲁勒塔比耶很快确定，前一天晚上曾有一群人来过这里，他们是从附近的树林里出来的，又回到了那里。他之所以能肯定这一点，是因为爆炸发生后，别墅的边界立刻被军队和警察把守，命令是阻拦涌向埃利亚金的人群。他仔细观察草地、蕨类植物、折断和被踩踏的树枝。毫无疑问，那里发生过搏斗。在一条狭窄林间空地的松软泥土中，他能清楚地辨认出娜塔莎那双小靴子的印记，夹杂在所有大脚印之中。

他带着愈发沉重的心情继续搜寻，他有一种预感，自己即将发现新的不幸。脚印沿着涅瓦河边持续地穿过树枝下。他从灌木丛中捡起一块白布碎片，觉得那里确实发生过一场战斗。折断的树枝散落在草地上。他继续前行。在离河岸很近的地方，通过对土壤的检查，他发现那里再也没有小鞋跟和鞋底的痕迹，这说明那个出现在那里的女人是被带走的，被带进了一艘船里，船只系在岸边的痕迹依然可见。

“他们劫走了娜塔莎，”他在一阵痛苦的涌动中喊道。“我真是个笨蛋，这也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他们想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死复仇，他们认为娜塔莎对此负有责任，于是他们绑架了她。”

他的眼睛在河的宽阔水域搜寻着船只。河面空无一人。没有帆，死寂的水面上什么也看不见！“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必须救她。”

他沿着河继续走。谁能给他提供有用的信息？他走近一个守卫占用的简易棚屋。守卫正在和一名军官说话。也许他在晚上守卫河岸时注意到了什么。那条河叉在白天过后几乎总是荒凉的。一艘在暮色中穿梭于两岸的船只肯定会引起注意。鲁勒塔比耶向守卫展示了库普里亚内最初给他的证件，并在作为翻译的军官（后来发现是名警官）的帮助下，提出了他的问题。事实上，守卫对那艘轻型船只的来来去去感到非常困惑，它在消失片刻、绕过河湾后，突然又划得飞快，并靠向了一艘出现在海湾入口处的帆船。那是拉赫特卡帆船赛中常见的那种小型但快速、优雅的帆船。

拉赫特卡！“拉赫特卡湾！”

这个词对于记者来说就像一道闪电，他现在想起了贡索夫斯基给他的忠告。“监视拉赫特卡湾，然后告诉我，你是否还认为娜塔莎是清白的！”贡索夫斯基说这话时肯定知道娜塔莎是和虚无主义者一起登船的，但他显然不知道她是作为俘虏被强迫带走的。

现在救娜塔莎还来得及吗？无论如何，在他死之前，他会尽一切可能去尝试，至少要让她尽可能地远离那个他自认为负有责任的灾难。他跑向角区附近的驳船。

他呼唤那个浮动餐厅的独木舟时声音坚定，多亏了他，库普里亚内在那里的徒劳愤怒才被阻断。他让人把他带到斯塔里亚-杰列夫尼亚下方，并在几天前看到小卡特琳娜消失的地方跳了下去。他落在淤泥中，手脚并用地爬上沿着河岸的一条道路的坡道。这条河岸通往拉赫特卡湾，离芬兰边境不远。

鲁勒塔比耶左边是大海，巨大的海湾泛着微波；右边是腐烂的沼泽延伸地带。死水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粗糙的草和芦苇，水生植物纠缠在一起，小池塘的绿色浮渣在强风下纹丝不动，水质沉重而污浊。在这条夹在沼泽、天空与大海之间的狭长土地上，他步履蹒跚地急行，眼睛盯着荒凉的海湾。突然，他听到一阵异响，转过头去。起初他什么也没看见，但听到远处传来模糊的喧闹声，同时沼泽上方开始升起某种蒸汽。接着，他注意到更近处高高的沼泽草丛正在起伏。最后，他看到无数的畜群从沼泽地里涌出。野兽，成群的野兽，它们的角看起来像刺刀，互相挤压着试图留在坚实的土地上。它们中有许多在游泳，有些背上骑着赤身裸体的男人，一丝不挂，长发披肩，在身后像鬃毛一样飘动。他们喊着战号，挥舞着棍棒。鲁勒塔比耶在这史前入侵面前戛然止步。他从未想到，离涅瓦大街几英里的地方，自己竟能置身于如此奇观之中。这些野蛮人甚至连遮羞布都没有。他们带着畜群从哪儿来？他们是从世界上哪片遥远的地方，或是在古老消逝的历史中冒出来的？这场新的入侵是什么？这些不守规矩的畜群在等待着什么样的惊人屠宰场？它们在沼泽中发出如雷鸣般的响声。这是一千个凌乱的臀部在沼泽中起伏，就像暴风雨来临时的海洋。赤身裸体的男人们在路上跳跃，挥舞着棍棒，发出野兽似乎能听懂的喉音。他们从沼泽中爬出，转向城市，留下了一层弥漫的瘴气，那瘴气像光环一样萦绕在这些赤身长发男人的周围，让人看了一会儿后便消失不见。这既恐怖又壮观。为了不被挤进水里，鲁勒塔比耶爬上路边的一块小岩石，像被石化了一样在那里等待。当那些野蛮人终于经过后，他爬了下来，但道路已经变成了一片被踩踏得肮脏不堪的泥沼。

幸运的是，他身后传来了一种原始交通工具的声音。那是一辆泰莱加马车。这种车极其原始，有四个轮子，车轴上粗糙地架着两块木板。鲁勒塔比耶给了坐在上面的人三个卢布，跳进木板，坐在他身边，那两匹鬃毛垂到泥里的芬兰小马飞快地奔跑起来。在这种粗糙的道路上，这种粗糙的车辆是必要的，但要坐这种车需要强健的体魄。不过，记者丝毫没有感觉到颠簸，他全神贯注于大海和拉赫特卡湾的海岸。车辆最终到达了一座木桥，横跨一条阴暗的溪流。随着天色开始褪去颜色，鲁勒塔比耶跳上岸，他的乡村马车驶向了塞斯特罗列茨克一侧。他现在所观察的是一片和他心境一样漆黑阴郁的土地。“监视拉赫特卡湾！”记者知道这片荒凉的平原、这片无法穿透的沼泽、这片通过无数浅滩为逃亡者提供避难所的大海，一直是虚无主义冒险者的有用据点。关于拉赫特卡沼泽的神秘传说在圣彼得堡流传甚广。这给了他最后的希望。也许他能碰到一些革命者，他可以向他们解释关于娜塔莎的事，尽可能谨慎地；他甚至可能见到娜塔莎本人。贡索夫斯基对他说的绝非虚言。

在拉赫特卡沼泽和岸边之间，他发现在一直延伸到塞斯特罗列茨克的森林边缘，有一座小木屋，墙壁漆成红褐色，屋顶是绿色的。那不是俄式的伊兹巴，而是芬兰式的托巴。然而，一块俄文招牌显示它是一家餐厅。年轻人只走了几步就进去了。他是那里唯一的顾客。一位戴着眼镜、留着长长灰胡子的老人，显然是店主，站在柜台后面，照看着扎库斯基（冷盘）。鲁勒塔比耶选了一些小三明治放在盘子里。他拿了一瓶皮沃（啤酒），并让那人明白，如果可以的话，晚些时候他想吃顿热乎的晚饭。对方示意他明白了，并将他带到一间供用餐的隔壁房间。鲁勒塔比耶在失败面前已经做好了去死的准备，但他不想饿死。

桌子摆在窗边，可以俯瞰大海和海湾入口。没有比这更好的位置了，他的眼睛时而盯着地平线，时而盯着附近的河口，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倾向于为自己感到难过，沉溺于自我怜悯之中。“不管怎样，二加二总等于四，”他对自己说；“但在我的计算中，也许我漏掉了无理数。啊，曾几何时，我什么都不会忽略。即便是现在，我也没有忽略任何事，如果娜塔莎是无辜的话！”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后，他用拳头猛击桌面，说道：“她是！”

就在这时，门开了。鲁勒塔比耶以为是店主进来了。

是库普里亚内。

他惊跳起来。他无法想象警察局长是通过什么神秘方式来到这里的，但他内心深处感到欣慰，因为如果他正试图从革命者手中救出娜塔莎，库普里亚内将是一个有价值的盟友。他拍了拍警察局长的肩膀。

“哦，天哪！”他说，几乎带着喜悦，“我绝对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您。您的伤怎么样了？”

“尼切沃（没事）！不值一提；没什么。”

“还有将军和——！啊，那个可怕的夜晚！还有那两个……不幸的人？”

“尼切沃！尼切沃！”

“还有可怜的叶尔莫莱！”

“尼切沃！尼切沃！没什么。”

鲁勒塔比耶打量着他。警察局长的手臂吊在吊带里，但他整个人像一枚崭新的十卢布金币一样光鲜亮丽，而他，可怜的鲁勒塔比耶，却肮脏不堪，心情沮丧。他是从哪儿来的？库普里亚内读懂了他的眼神，笑了笑。

“噢，我刚从芬兰火车上下来；这是最好的方式。”

“但阁下，您到这里来做什么？”

“和你做一样的事。”

“哈！”鲁勒塔比耶惊呼道，“难道您是来救娜塔莎的？”

“什么——救她！我是来抓她的。”

“抓她？”

“鲁勒塔比耶先生，我在圣彼得保罗要塞有一个非常好的小地牢，已经为她准备好了。”

“您要把娜塔莎扔进地牢！”

“皇帝的命令，鲁勒塔比耶先生。如果您亲自见到我在这里，那仅仅是因为陛下要求这件事必须尽可能恭敬且谨慎地完成。”

“娜塔莎要坐牢！”记者喊道，他惊恐地看到所有障碍同时出现在自己面前。“请问，理由是什么？”

“理由很简单。娜塔莎·费奥多罗芙娜是邪恶的极致，不值得任何人同情。她是革命者的同谋，也是针对她父亲所有罪行的煽动者。”

“我相信您弄错了，阁下。但您是怎么找到她的？”

“完全是靠你。”

“靠我？”

“是的，我们失去了娜塔莎的所有踪迹。但是，既然你也消失了，我就断定你一定是在寻找她，而通过找到你，我可能就有机会抓到她。”

“但我没见到您的任何手下？”

“噢，其中一个把你带到这儿的。”

“我？”

“是的，你。你不是爬上了一辆泰莱加马车吗？”

“啊，那个车夫。”

“正是。我安排他在塞斯特罗列茨克车站见我。他指出了你下车的地方，于是我就到了这儿。”

记者低下头，羞愧得满脸通红。显然，那种认为自己应对一个无辜者的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苦难负有责任的阴暗想法，已经让他这个侦探的天才瘫痪了。他现在承认了这一点。挣扎还有什么用！如果有人曾经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被人这样戏弄——他，鲁勒塔比耶！——他那时一定会开怀大笑。但现在，好吧，他什么也做不了了。他成了自己最残酷的敌人。不仅娜塔莎因为他的失误、因为他令人厌恶的判断错误而落入革命者手中，更糟的是，在他想要救她的时候，他竟愚蠢、天真地把警察引到了本来应该让他们远离的地方。这是他最深的羞辱；库普里亚内其实很同情这位记者。

“好了，别太责怪自己了，”他说。“就算没有你，我们也会找到娜塔莎；贡索夫斯基通知我们，她今晚要和普里姆科夫在拉赫特卡湾登船。”

“娜塔莎和普里姆科夫在一起！”鲁勒塔比耶惊呼道。“娜塔莎和那个把两个活体炸弹带进她父亲房子的人在一起！如果她和他在一起，阁下，那是因为她是他的俘虏，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她的清白。我感谢上天把您派到这里。”

库普里亚内喝了一杯伏特加，接着又倒了一杯，最后屈尊翻译了他的想法：

“娜塔莎是这些宝贝男人的朋友，我们会看到他们手牵手下船的。”

“那么，你的手下并没有研究过，在这些‘宝贝男人’带走娜塔莎之前，他们在涅瓦河岸边留下的那场搏斗的痕迹吗？”

“噢，他们可没那么好骗。事实上，那场搏斗痕迹过于明显，一看就是演给别人看的。你这孩子真是天真！难道你看不出，在毒害她父亲和继母的计划失败后，在她的同志们正准备给特雷巴索夫将军送上一份愉快的炸药小礼物时，娜塔莎出现在别墅里对那个迷人的年轻女孩来说已经变得太危险了吗？她策划了一次出逃，又制造了被绑架的假象。这太简单了。”

鲁勒塔比耶抬起头。

“比起娜塔莎的罪责，还有更简单的推测。那就是普里姆科夫策划了向伏特加酒瓶里投毒的勾当，他心里盘算着，如果毒药没起作用，至少可以借此机会，把他的炸药藏在那些‘医生’的口袋里带进屋去。”

库普里亚内抓住鲁勒塔比耶的手腕，盯着他的眼睛，向他抛出了一些可怕的话语：

“不是普里姆科夫投的毒，因为酒瓶里根本没有毒。”

鲁勒塔比耶听到这惊人的声明，站起身来，比他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行动中所经历的任何时刻都要震惊。

如果酒瓶里没有毒，那么毒药一定是坐在凉亭里的人直接投进酒杯里的！然而，凉亭里当时只有四个人：那对中毒的夫妇、娜塔莎，还有他自己，鲁勒塔比耶。而且那凉亭孤立得非常彻底，除了当时在场的四个人，不可能有其他人能在桌上投毒。

“但这不可能！”他喊道。

“这完全可能，事实就是如此。亚历克西神父已经声明酒瓶里没有毒，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在他之后做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你带给亚历克西神父、并且你自己也亲自把娜塔莎和你自己的杯中残液倒进去的那个小瓶子里也没有毒；除了四只杯子中的两只，其他地方都没有毒药痕迹。亚砷酸钠只在特雷巴索夫夫妇用过的餐巾和他们喝过的那两只杯子里被发现。”

“噢，这太可怕了，”惊呆了的记者嘟囔着；“这太可怕了，因为这样一来，投毒者不是娜塔莎就是我。”

“我完全信任你，”库普里亚内大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中带着极大的满足，“而我逮捕了娜塔莎，你这个热爱逻辑的人现在应该满意了吧。”

鲁勒塔比耶再也说不出话来。他重新坐下，双手抱头，仿佛陷入了沉睡。

“啊，我们的这些年轻女孩；你不了解她们。她们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库普里亚内点燃了一支大雪茄，“比男孩子可怕得多。在好人家里，男孩子还会去消遣；但女孩们——她们读书！这让她们头脑发热。她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她们既不认父亲也不认母亲。啊，你还是个孩子，你无法理解。两只美丽的眼睛，一种忧郁的神情，一个温柔低沉的嗓音，你就被俘获了——你以为你面对的不过是一个无害、善良的小姑娘。好吧，鲁勒塔比耶，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教导你。那时候有齐波夫遇刺案；那些被指派去杀齐波夫的革命者伪装成了车夫和仆人。一切都经过精心准备，看起来没有人能发现那些炸弹被藏在哪里。嗯，你知道那些炸弹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吗？在州长女儿的房间里！一点没错，我的小伙子，就在那里！州长女儿阿列克谢耶娃小姐的房间。啊，这些年轻女孩！再说，正是这位阿列克谢耶娃小姐，以一种相当漂亮的方式，刺穿了一位不幸长得像我们某位大臣的诚实瑞士商人的大脑。如果我们要早点把那个迷人的年轻女孩吊死，我亲爱的鲁勒塔比耶先生，那最后的灾难可能就可以避免了。在这些小雌性脖子上套根结实的绳子——这是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办法！”

一名男子走了进来。鲁勒塔比耶认出他就是那辆泰莱加马车的车夫。局长和这名探员之间进行了简短的交流。那人关上了房间的百叶窗，但通过缝隙，他们仍能观察到外面的动静。随后探员离开了；库普里亚内在推开窗边的桌子时，对记者说：

“你最好到窗边来；我的手下刚告诉我船靠近了。你可以看一场好戏。我们确信娜塔莎还在船上。那艘游艇在别墅爆炸后，接走了两名乘独木舟靠近它的男子，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海湾里来回行驶。我们在芬兰这边和这里都采取了预防措施，而他们打算在这里尝试登陆。盯住他们。”

库普里亚内守在观察位上。夜色渐渐降临。天空变得灰黑，与铅色的海水融为一体。对于岸上的人来说，水中传来了濒死者的轻微声响。远处有一张帆。在岸边和库普里亚内监视的托巴之间，有一道山脊，一道窗户，但这并没有挡住警察局长的视线，因为他所处的高度使他的目光可以形成一个斜角俯瞰。但从海面上看，这道山脊完全挡住了潜伏在后面的人。记者看着五十名穆吉克匍匐在草地上爬上山脊，只有其中两个人的头露在脊线上。在那两个头部的视线轨迹中，就是那张白帆，现在看起来大多了。游艇在水中倾斜，以优雅的姿态平稳前进。突然，就在他们以为游艇会直奔岸边时，风帆落下了，一艘独木舟被放下船舷。四名男子跳了进去；接着一个女人轻盈地顺着小跳板跳进了独木舟。是娜塔莎。库普里亚内透过渐浓的夜色毫无困难地认出了她。

“啊，我亲爱的鲁勒塔比耶先生，”他说，“看看你的虚无主义者囚犯。注意看她是怎么被绑住的。她的束缚肯定让她痛苦万分。这些革命者真是野蛮人！”

事实是，娜塔莎相当顺从地走向了舵位，当其他人划船时，她操控着小船向指引好的沙滩地点驶去。很快，独木舟的船头触到了沙子。周围似乎空无一人，独木舟上的男人们起身四顾，似乎得出了这个结论。他们跳上岸，接着轮到娜塔莎。她接受了向她伸出的手，一直与那些人愉快地交谈。她甚至转过身去握了握其中一人的手。这群人走上了沙滩。此时，小餐馆里的观察者们可以看到那些假穆吉克，他们像虫子一样蠕动到山脊边缘，蓄势待发。

躲在百叶窗后的库普里亚内无法抑制一声胜利的惊呼；他逐渐认出了人群中的一些身影，嘟囔道：

“呵！呵！那正是普里姆科夫本人和其他人。贡索夫斯基说得对，他的消息确实灵通；他的系统绝对是好样的。多么大的一网！”

他屏住呼吸观察着结果。他可以在海湾的其他地方，在地面上，被微小的地形起伏遮挡处，看到其他的假穆吉克。塞斯特罗列茨克的树林也同样受到了监视。走在娜塔莎身后的革命者小队停下来商议。三分钟——也许两分钟内——他们就会被包围——切断退路，落入陷阱。突然，夜空中响起一声枪响，那群人惊慌失措地调转方向，悄无声息地逃向大海，而埋伏的探员们从四面八方涌出，投入追击，彼此推搡着，对着逃亡者大喊大叫。但喊声变成了愤怒的叫声，因为那群革命者冲上了沙滩。他们看到娜塔莎，被普里姆科夫亲自搀扶着，她拒绝了那名不想抛弃她、为了自救而带她走的虚无主义者的援助。她让他离开，看到自己即将被捕，她停住脚步，两臂交叉，从容不迫地等待着敌人。与此同时，她的三名同伴成功跳上独木舟，拼命划桨，而库普里亚内的手下在齐腰深的水中对着逃亡者连连开枪。独木舟上的人担心伤到娜塔莎，没有还击。当他们靠近游艇时，游艇已经升起了风帆，像鸟儿一样驶向神秘的芬兰浅滩，大胆地悬挂起革命的黑旗。

与此同时，库普里亚内的手下们在他的怒火面前瑟瑟发抖，聚集在餐馆里。警察局长对他们大发雷霆，把他们斥为最卑劣的畜生。抓获娜塔莎并不能让他感到宽慰。他原本计划一网打尽，而手下的愚蠢让他失去了所有自控力。如果手边有鞭子，他肯定会立刻发泄他那破灭的希望。娜塔莎站在角落里，脸色异常平静，注视着这出离奇的场景，仿佛是一个驯兽师自己变成了野兽的马戏团。在另一个角落，鲁勒塔比耶盯着娜塔莎，而她对他视而不见。啊，那个女孩，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斯芬克斯！甚至对他这个不久前还以为能在她脸上、眼中读懂常人无法察觉之事的人来说也是如此！那张女孩的冷漠面孔，就在几个小时前，她父亲还差点被暗杀，而她刚刚才握过暗杀者普里姆科夫的手！她有一次微微转头看向鲁勒塔比耶。记者随之以更加强烈的渴望注视着她，双眼灼灼，仿佛在说：“娜塔莎，你肯定不是你父亲刺杀者的同谋；肯定不是你投的毒！”

但娜塔莎的目光冷冷地越过了记者。啊，那神秘而冰冷的面具，那嘴角带着苦涩而无耻的微笑，那残酷的微笑似乎在对记者说：“如果不是我投的毒，那肯定就是你！”

那副面孔对于库普里亚内刚才提到的那些女孩来说太寻常了，“那些读书的年轻女孩”，读完书后，她们便着手完成某种可怕的勾当，而正是因为这些勾当，人们有时会在这些年轻女性的脖子上套上僵硬的绳索。

最终，库普里亚内的狂乱平息下来，他做了一个手势。男人们在阴郁的沉默中鱼贯而出。其中两人留下看守娜塔莎。外面传来了来自塞斯特罗列茨克的马车声音，准备将女孩送往圣彼得保罗要塞的地下牢房。警察局长最后挥了挥手，两名守卫粗暴地抓住了囚犯纤细的手腕。他们推搡着她，把她强行拉出门外，重重地撞在门框上，借此发泄他们对局长责骂的愤怒。几秒钟后，马车离去，直到抵达那座建在河床之下、流淌着渗水地窖的堡垒，那里关押着即将死去的年轻女孩——正如克鲁泡特金先生所说，她们读得太多，却又不甚理解。

库普里亚内准备离开，鲁勒塔比耶拦住了他。

“阁下，我想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您刚才对手下表现得那么愤怒。”

“他们是畜生，”警察局长再次失控地喊道，“他们让我错过了我一生中最大的一网鱼。他们提前两分钟冲向了目标。其中一些人开了一枪，他们把那当作信号，但这正好给虚无主义者发出了警告。但我会让他们在监狱里烂掉，直到我查出是谁开了那一枪。”

“你不用找太远，”鲁勒塔比耶说，“是我开的。”

“你！那么你一定离开了托巴？”

“是的，为了警告他们。但我还是晚了一步，毕竟你还是抓到了娜塔莎。”

库普里亚内的眼睛燃烧起来。

“你是他们所有人的同谋，”他对着记者咆哮道，“我这就去找沙皇申请逮捕你。”

“那就快点，阁下，”记者冷冷地回答，“因为那些同样认为跟我有一笔账要算的虚无主义者，可能会比你先找到我。”

说完，他致敬离去。

XV. “我一直在等你”

在酒店收到贡索夫斯基的一张字条：“别忘了这次明天来和我共进午餐。代向贡索夫斯卡娅夫人问好。”随后是一个可怕的、不眠的夜晚，摇曳在爆炸的回声和伤者的喧嚣中；还有亚历克西神父庄严的阴影，向鲁勒塔比耶伸出一瓶毒药，说道：“不是娜塔莎就是你！”然后，在阴影中升起的是无辜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血淋淋的身影！

早上收到了宫廷元帅的一张字条。

这位元帅先生显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消息，因为他以一种极其冷淡的口吻邀请这个年轻人当天午餐时间来见面，时间很早，在正午，因为他在去法国之前想再见他一面。“我明白了，”鲁勒塔比耶对自己说，“元帅先生是要宣布将我驱逐出境”——他再次忘记了贡索夫斯基的午餐。约定的地点是那家名为“熊”的大餐厅。鲁勒塔比耶准时在中午进入。他询问门房宫廷大元帅是否已到，回答是还没人见到他。他们把他带到了巨大的主厅，然而那里只有一个人。这名男子站在摆满扎库斯基（冷盘）的桌子前，正狼吞虎咽。听到鲁勒塔比耶在地板上的脚步声，这个唯一的饥饿顾客转过身来，在认出记者时举手向天。后者宁愿把口袋里的所有卢布都拿出来也不愿被认出。但他已经面对面遇上了那位以饭量闻名的律师，友善的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他的头被绷带和敷料缠绕着，只能清楚地辨认出眼睛，尤其是那张嘴。

“怎么样，小伙计？”

“你好吗？”

“噢，我嘛！没事。过一个星期我们就全忘了。”

“真是可怕的事情，”记者说，“我当时确实以为我们都死定了。”

“不，不。没什么。尼切沃！”

“还有可怜的塔德乌什·奇奇尼科夫，两腿都断了！”

“呵！尼切沃！他有很多坚固的夹板，能让他再有两条好腿。尼切沃！别再想那个了！没什么。你是来这儿吃饭的？这可是非常著名的餐馆。卡拉乔！”他忙着尽地主之谊。简直就像餐厅是他家的一样。他吹嘘着它的建筑和“法式”烹饪。

“你知道吗，”他自信地询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餐厅大厅吗？”

事实上，当鲁勒塔比耶抬头看着高高的玻璃穹顶时，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为迎接显贵而装饰的火车站，因为到处都是鲜花和植物。但大厅等待的访客是那位俄罗斯食客，那个永远不会错过在“熊”餐厅进餐的食人魔。指着那一排排闪烁着白桌布和明亮银器的餐桌，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满嘴塞着食物说道：

“啊，我亲爱的法国小先生，你该看看晚餐时间，那些女人，那些珠宝，还有音乐。法国没有什么能给你这种感觉，什么都没有！那种欢愉——香槟——还有珠宝，先生，价值数百万数百万卢布！我们的女人全都戴着它们——她们拥有的一切。她们被装饰得像圣坛一样！所有的传家宝——从首饰盒的最底层拿出来的！这很宏大，非常俄罗斯——莫斯科风格！我在说什么？这是亚洲风格。先生，在晚上的庆典上，我们是亚洲人。让我悄悄告诉你一件事。你注意到这个巨大的餐厅周围有那些带窗的阳台吗？每一扇窗户都属于一个独立的私人包间。嗯，你看到那扇窗户了吗？——对，就是那扇——那是某位大公的房间——没错，就是那一位——一个非常欢快的大公。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这里人潮拥挤——都是家庭，先生，家庭聚会，名门望族——那个阳台的窗户突然大开，一个女人一丝不挂，先生，像我手心一样赤裸，被扔进了餐厅，一路飞奔跑过。那是一个赌局，先生，那位欢快大公的赌局，而那位小姐赢了。但这简直是丑闻！啊，别提了；那样做太没体面了。但是——相当亚洲风格，对吧？真正是亚洲风格。而且——更不幸的一件事——你看到那张桌子了吗？那是俄罗斯新年除夕晚宴上发生的事。所有的美女，整个首都的人都在这儿。就在午夜时分，管弦乐队奏响了《上帝保佑沙皇》，来开启快乐的俄历新年，每个人都按照惯例站起来，作为忠诚的臣民静静地聆听。嗯，在那张桌子上，陪着家人有一位年轻学生，是个好小伙子，非常正派，穿着制服。这个不幸的年轻学生，像其他人一样站起来聆听《上帝保佑沙皇》时，不经意间把膝盖靠在了椅子上。确实，那不是正确的姿势，先生，但真的没理由杀了他，对吧？当然没有。嗯，一个穿着制服的畜生，一个衣着考究的军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近距离对着学生开了一枪。你可以想象那丑闻有多大，因为学生死了！当时还有巴黎的记者在那里，他们以前从未来过，你懂的！加斯东·勒鲁先生当时就在那张桌子上。多么丑闻！他们打了一场混战。他们用玻璃瓶砸在那刺客头上——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一个刺客，一个饮血者——一个亚洲人。他们抬走了那个满身是血的刺客，把他送去救治。至于死者，他就那样躺在桌布下面，等待警察——而餐厅里的人继续喝酒。这对于你来说还不够亚洲吗？这儿，一个裸女；那儿，一具尸体！还有珠宝——和香槟！你怎么说？”

“宫廷大元帅阁下正在等您，先生。”

鲁勒塔比耶与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握了握手，后者又回到了他的冷盘面前，随后跟着翻译走向其中一个包间。那位高级官员就在那里。凭借着俄罗斯高层人士几乎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人身上都找不到的优雅礼貌，元帅暗示鲁勒塔比耶他已经招致了皇室的不悦。

“你已经被库普里亚内告发了，他认为你是他在这起事件中遭受挫折的责任人。”

“库普里亚内先生是对的，”鲁勒塔比耶回答，“陛下应该相信他，因为这是事实。但请您不用担心我，大元帅先生，因为我不会再给库普里亚内先生添麻烦，也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我将消失。”

“我相信库普里亚内已经得到指令去给你的护照加签了。”

“他真是太客气了，但他这样做只会害了他自己。”

“这一切多多少少都有你的责任，鲁勒塔比耶先生。我们原本以为可以把你当作朋友，但看来你每一次都毫不例外地在为我们的敌人提供帮助。”

“是谁说的？”

“库普里亚内。噢，你必须与我们合而为一。而你并未与我们合而为一。如果你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你就是我们的敌人。我想你明白这一点。事情只能如此。恐怖分子重拾了虚无主义者的手段，那些人针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实在太过‘成功’了。当我告诉你，他们甚至能把信件送到皇帝的宫殿里时……”

“是的，是的，”鲁勒塔比耶含糊地应道，仿佛他的思绪已经远离了尘世的纷扰，“我知道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有时会在餐巾下发现一封宣告他死刑的信。”

“先生，昨天早上在城堡里发生的事，恐怕比亚历山大二世在餐巾下发现的信件还要令人不安。”

“会是什么事？发现了炸弹吗？”

“不。这是一件离奇得近乎不可思议的事。所有的鸭绒被，所有属于皇室家族的鸭绒被，昨天早上都不见了。”*

* 史实。

“这不可能！”

“事实确实如此。而且根本查不出它们去了哪里——直到昨天晚上，它们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卧室里。这就是新的谜团！”

“确实。但它们是怎么被带出去的呢？”

“我们能知道吗？今天早上，我们在皇后寝宫里只发现了两根羽毛，这让我们认为鸭绒被就是从那里被带走的。我正要把这两根羽毛送去给库普里亚内。”

“让我看看，”记者要求道。

鲁勒塔比耶检查了一番，又把羽毛还了回去。

“你觉得整件事意味着什么？”

“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革命者的威胁。如果他们能带走鸭绒被，那么带走……对他们来说也同样容易。”

“皇室家族？不，我不认为是这样。”

“那你指的是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了。我不仅不再思考，而且我也不想再思考了。告诉我，大元帅先生，我想在我离开之前尝试觐见陛下已经没意义了，对吗？”

“那有什么用呢，先生？我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你为之辩护、对抗库普里亚内的那个娜塔莎，已被证实是罪魁祸首。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让人对此无可置疑。从现在起，她已经受到了管控。陛下不希望在任何借口下再听到娜塔莎的名字。”

“那你们打算如何处置那个年轻女孩？”

“沙皇决定不进行任何审判，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女儿将由行政命令发配至西伯利亚。沙皇，先生，真是太仁慈了，因为他本可以把她吊死。她是罪有应得。”

“是的，是的，沙皇真是太仁慈了。”

“你太入神了，鲁勒塔比耶先生，你什么都没吃。”

“我没有胃口，元帅先生。告诉我，皇帝在皇村（Tsarskoie-Coelo）一定很无聊吧？”

“噢，他有忙不完的工作。他七点起床，吃一点英式早餐——茶和吐司。八点开始工作，一直到十点。十点到十一点他会散步。”

“在监狱的院子里吗？”鲁勒塔比耶天真地问道。

“你说什么？啊，你真是个可怕的孩子（enfant terrible）！我们把你送走确实是正确的。直到十一点，他在公园的一条小径上散步。从十一点到一点，他举行接见；一点钟吃午餐；然后他和家人待到两点半。”

“他吃什么？”

“汤。陛下非常喜欢喝汤。他每一餐都要喝。午餐后他会抽烟，但从不抽雪茄——总是抽苏丹进贡的香烟；他只喝一种利口酒，马拉斯奇诺（Maraschino）。两点半他又出去透透气——依然是在公园里；然后他开始工作，一直到八点。那简直是极其可怕的工作，堆积如山的无用文件和数不清的签名。没有任何秘书能帮他分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文书职责。他必须签、签、签，读、读、读那些报告。这项工作永无止境；刚处理完一批报告，新的又送来了。八点吃晚餐，然后继续签署文件，一直工作到十一点。十一点准时就寝。”

“而且他是在卫兵巡逻的整齐脚步声中入睡的，”鲁勒塔比耶冷冷地补充道。

“噢，年轻人，年轻人！”

“请原谅，大元帅先生，”记者站起身来说，“我确实是一个扰乱人心的人，我知道我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你不会再见到我了，大元帅先生；但在离开之前，我必须告诉你，贵国的热情好客让我深受感动。这种好客有时略显危险，但总是十分壮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俄国这样懂得如何接待客人，阁下。我这是肺腑之言；这并不影响我离开你们的方式，因为你们同样懂得如何将人扫地出门。那么，再见了；我不怀任何怨恨。向陛下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啊，再说一句！你一定记得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曾与可怜的鲍里斯·穆拉佐夫订婚，那是另一个已经失踪的年轻人，他在消失之前托我转交给特雷巴索夫将军女儿这份最后的礼物——这两枚小圣像。我将这项使命委托给您，大元帅先生。仆人告辞了，阁下。”

鲁勒塔比耶走下大卡纽什（Kaniouche）。“现在，”他自言自语道，“该轮到我去买告别礼物了。”他慢慢穿过大马厩广场和凯瑟琳运河桥。他进入药剂师巷（Aptiekarski-Pereoulok），推开了亚历克西神父的门，那门位于昏暗庭院后方的拱门下。

“愿你健康与繁荣，亚历克西·胡奇！”

“啊，又是你，小家伙！怎么样？库普里亚内有没有把我的分析结果告诉你？”

“说了。告诉我，亚历克西·胡奇，你确定你没弄错吗？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出错？在回答之前请仔细考虑。这事关生死。”

“为了谁？”

“为了我。”

“为了你，好小伙子！你是在逗你老亚历克西笑——还是想让我哭！”

“回答我。”

“不，我不可能会错。事情就像我们两人站在这里一样确定——两张餐巾上的污渍里有砷酸钠，四只杯子中的两只有砷酸钠痕迹；水瓶里没有，小瓶子里没有，另外两只杯子里也没有。我是在你面前，也是在上帝面前这样说的。”

“所以这是真的。谢谢你，亚历克西·胡奇。库普里亚内没有试图欺骗我。没有那种事。那么，你知道吗，亚历克西·胡奇，是谁倒的毒药？不是她就是我。既然不是我，那肯定就是她。既然是她，好吧，那我就要死了！”

“那你爱她吗？”亚历克西神父问道。

“不，”鲁勒塔比耶带着自嘲的微笑回答，“不，我不爱她。但如果下毒的人是她，那么就不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而我就是那个害死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人。你现在明白了吧，所以我必须死。给我看看你最好的圣像画。”

“啊，我的小伙子，如果你允许老亚历克西送你一份礼物，我愿把这两枚破旧的圣像送给你，它们肯定出自特罗伊茨修道院的全盛时期。看看它们有多美，又有多古老。你见过这么美的圣母像吗？还有这幅圣路加像，你相信那只手是后来修复的吗，嗯？两件杰作，小伙子！如果萨洛尼卡的那些老大师们回到人世，他们会对自己在特罗伊茨的弟子们感到满意的。但你年纪轻轻可别寻短见啊！”

“来吧，小父亲（bat ouclzka），我接受你的礼物，如果我在即将前往的路上遇到萨洛尼卡的老大师们，我一定会告诉他们，这世间再没有人比药剂师巷的亚历克西·胡奇更懂得欣赏他们了。”

说罢，鲁勒塔比耶将两枚小圣像包好放进兜里。圣路加像准会让他的朋友圣克莱尔喜欢。至于圣母像，那将是他送给那位“黑衣夫人”的临终礼物。

“啊，你很忧伤，小伙子；你现在的声音听得我心痛。”

听到两个搬着长篮子的穆吉克进来，鲁勒塔比耶转过头去。

“你们要干什么？”亚历克西神父用俄语问道，“你们带进来的是什么？你们打算用那个大篮子装我的货吗？如果是那样，那欢迎之至，我愿效劳。”

但那两人嗤嗤地笑了。

“是的，是的，我们来是为了帮你这店里清理掉一件碍事的破烂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人焦虑地问道，并向鲁勒塔比耶靠拢，“小伙子，看着这些人；我不认识他们的脸，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来这儿。”

鲁勒塔比耶打量着这几个新来的人，他们在放下门边的长篮子后，正向柜台走来。他们身上那股讽刺而恶毒的嘲弄劲儿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当他们继续与亚历克西神父纠缠时，他填好烟斗并点燃了它。就在这时，门又被推开了，三个穿着朴素、像体面小商贩一样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们的举动也很古怪，不停地打量着店内。亚历克西神父越来越惊慌，而其他人粗鲁地揪扯着他的胡子。

“我觉得这些人是来抢劫我的，”他用法语叫道，“你觉得呢，我的孩子？——我该报警吗？”

“别动，”鲁勒塔比耶冷静地回答，“他们都武装了；口袋里有左轮手枪。”

亚历克西神父的牙齿开始打颤。当他试图靠近门口时，被粗暴地推了回来，最后进来一个人，看起来像是个绅士，穿着打扮也像绅士，只是戴着一顶带帽檐的皮帽。

“啊，”他立刻用法语说道，“这不是大莫斯卡亚酒店的那位年轻法国记者吗？向你致敬，祝你身体健康！我很高兴看到你也赏脸听从我们亲爱的亚历克西神父的建议。”

“别听他的，小伙子；我不认识他，”亚历克西·胡奇喊道。

但那位涅瓦河畔的绅士继续说道：

“他是一个接近科学首要原则的人，因此离神性也不远；他是一位神圣的人，在未来显得扑朔迷离的时刻，去咨询他是再好不过了。他懂得如何解读——除了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准确来说——在那些黑暗天使留下了命运神秘记号的牛皮纸上，他能读出无人能及的东西。”

这时，绅士捡起一双旧靴子，扔在圣像中间的柜台上。

“亚历克西神父，也许这些不是牛皮纸，但也足够是牛皮了。你不想在这张牛皮上读读这位年轻人的未来吗？”

但此时，鲁勒塔比耶走到那位绅士面前，对着他的脸吐出一大团浓烟。

“没用的，先生，”鲁勒塔比耶说，“别浪费你的时间和力气了。我一直在等你。”

XVI. 在革命法庭前

鲁勒塔比耶拒绝被塞进篮子里。他坚持不让自己被解除武装，除非他们答应叫一辆马车。马车驶入庭院，在他们用手枪威胁迫使亚历克西神父留在店里时，鲁勒塔比耶安静地上了车，抽着烟斗。那个看起来是这帮人头目的男人（涅瓦河畔的绅士）也上了车，坐在他旁边。马车车窗紧闭，阻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内部仅由一盏小灯照亮。他们出发了。马车由两个身穿饰有仿羔皮绒棕色外套的人驾驶。看门人向他们行礼，以为这是警察的行动。门房划着十字。

旅程持续了几个小时，除了剧烈的颠簸把车里的两名乘客撞得东倒西歪之外，没有发生其他插曲。这本可能成为谈话的开端，“涅瓦河畔的绅士”也确实尝试了；但无济于事。鲁勒塔比耶不予回应。有一次，那位感到无聊的绅士变得过于咄咄逼人，以至于记者最终用他烦躁时一贯的生硬口吻说道：

“我请求你，先生，让我安静地抽完我的烟斗。”

于是，那位绅士谨慎地忙着放下其中一扇窗户，因为车内变得闷热难耐。

最后，在剧烈颠簸了一阵后，马车停下来换马，绅士要求鲁勒塔比耶戴上眼罩。“时刻到了；他们要不经审判就吊死我了，”记者心想。当他戴着眼罩，感觉被人托住腋下架起来时，他整个身心都在抗拒，那种身心，既然现在已处于垂死边缘，却并不想终止。鲁勒塔比耶本以为自己会更坚强、更勇敢、至少更冷漠些。但盲目的本能冲刷了一切，那种不关心记者的小小虚张声势、不关心英雄做派、不关心“从容赴死”姿态的生存本能，因为生存本能——正如它直白的名字所指——本质上是唯物的，它只要求、只考虑到活下去。正是这种本能，让鲁勒塔比耶最后那斗烟还没抽完就熄灭了。

年轻人对自己感到愤怒，因为担心无法克服这种情绪而脸色苍白，他拼命控制住自己，原本因被粗暴抓取而僵硬的肢体放松下来，任由他人带领。真的，他对自己这种软弱和迟疑感到厌恶。他曾见过知道自己即将死亡的人是如何死去的。他的记者生涯曾多次让他走到断头台前。而他见过的那些可怜人，死得都很英勇。极其奇怪的是，最穷凶极恶的人通常反倒死得最从容。当然，他们有时间准备，提前很久就预料到了那个至高时刻。但他们直面死亡，几乎漫不经心地走向它，甚至有力气对周围的人说些陈词滥调或嘲讽的话。他最记得一个十八岁的男孩，他在乡下农场懦弱地杀害了一名老妇人和两个孩子，他在走向死亡时没有丝毫颤抖，反而安慰着身边那个因恐惧而几近虚脱的神父和警察官员。难道，他竟然不能像那个孩子一样勇敢吗？

他们让他爬上几级台阶，他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封闭房间内沉闷的空气中。接着，有人摘掉了眼罩。他身处一个阴森的房间里，周围有一大群人。

在这裸露而破败的墙壁内，大约有三十个年轻人，有些人看起来和鲁勒塔比耶一样年轻，有着纯真湛蓝的双眼和苍白的肤色。其他人年纪稍长，属于那种“基督”般的生理类型，并非西方画家笔下那种充满活力的基督，而是拜占庭画派木板上或圣像上镶嵌的那些，金银雕饰的基督。他们长长的头发在中间分开，以金色卷曲的团块垂落在肩膀上。有些人直挺挺地靠墙站着，一动不动。其他人盘腿坐在地上。他们中的大多数穿着在市场上买来的冬大衣。但也有从乡下来的，穿着兽皮、粗布衫（sayons）和皮大衣（touloupes）。其中一人腿上缠着绳子，脚穿柳条编织的鞋子。这些庄重而专注的人物所构成的对比，显示出革命党各派代表皆在场。在房间尽头，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三个年轻人，其中年纪最大的也不超过二十五岁，有着节日里耶稣那般慈悲的美感，头顶仿佛环绕着圣棕榈树的华盖。

在房间中央，有一张小桌子，光秃秃的，看起来毫无用处。

右边有另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纸、笔和墨水瓶。鲁勒塔比耶被带到那里，被要求坐下。这时他看到身边还有一个人，那人被迫站着。他的脸苍白而绝望，神情枯槁。尽管惊恐扭曲了他的面容，他的双眼仍燃烧着阴郁的火光，鲁勒塔比耶认出他就是古诺夫斯基带去克雷斯托夫斯基（Krestowsky）参加晚餐的那些未经介绍的朋友之一。显然，从那时起，那持续不断的厄运已经降临在他身上。他们正在对他进行审判。那个似乎主持这些奇怪会议的人念出了一个名字：

“安努奇卡（Annouchka）！”

一扇门开了，安努奇卡出现了。

鲁勒塔比耶几乎没认出她，她穿着奇怪，像俄国的穷人，穿着红法兰绒内衬短上衣，下巴下结着一块遮住她所有美丽头发的手帕。

她立刻用俄语指证那个男人，那人试图抗辩，直到他们强迫他闭嘴。她从口袋里掏出文件大声朗读，这些文件似乎彻底压垮了被告。他瘫坐在座位上。他颤抖着。他把头埋在双手里，鲁勒塔比耶看见他的手在发抖。在那人保持那个姿势的同时，其他证人被一一听取证词，他们的证词激起了阵阵愤怒的低语，但很快被压了下去。安努奇卡走过去，和其他人一样站到了墙边，融入了在这一阴郁日子终结时逐渐笼罩房间的阴影中。两扇落地大窗让微弱的光线艰难地透过肮脏的玻璃，在房间里投射出一抹模糊的黄昏。很快，墙边那些静止的人影就看不清了，就像在正统修道院深处，那些被世纪抹去色彩的壁画中逐渐淡去的人物面孔。

现在，有人从阴影的深处和令人窒息的寂静中读着什么；毫无疑问，那是判决。

声音停止了。

随后，几个人影从墙边分离出来，向前走去。

那个蜷缩在鲁勒塔比耶身边的男人猛地跳起来，迅速大喊着，说着狂野的话，哀求的话，威胁的话。

然后——除了窒息的喘息声，什么也没有了。那些从墙边走出来的人影已经掐住了他的喉咙。

记者说：“这太懦弱了。”

安努奇卡的声音，从阴影深处低沉地回答：“这是正义的。”

但鲁勒塔比耶对自己能说出那句话感到满足，因为他证明了自己还能说话。自从他们把他推入这个阴森而草率的革命审判集会中心以来，他的情绪一直波动极大，以至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种无法开口对他们说点什么的恐惧，说点什么都好，只要能向他们证明他不害怕。好吧，那都过去了。他没忘了说一句：“这太懦弱了。”

于是他交叉双臂。但他很快不得不转过头去，以免看到那张房间中央的小桌子被用作了什么用途，而那张桌子刚才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

他们把那个还在挣扎的男人抬到了小桌子上。他们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接着，其中一位“法官”，那个看起来年纪和鲁勒塔比耶差不多的金发年轻人，爬上桌子，将绳子的另一端穿过天花板横梁上凸出的一个大吊环螺栓。在此期间，那个男人徒劳地挣扎着，他的死亡喘息声最终盖过了他反抗和被制服的声响。但随着他最后一口气的呼出，身体猛地剧烈抽搐了一下，以至于整个死亡装置——绳子和吊环螺栓——与天花板分离，带着死者的尸体滚落到地上。

鲁勒塔比耶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你们是刺客！”他喊道。 但那个人真的死了吗？正是这一点，那些头发金黄、面色苍白的人影急于要确认。他确实死了。随后他们拿来两个袋子，死者被滑进了其中一个袋子里。

鲁勒塔比耶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当你们用爆炸杀人时，你们会更勇敢些。”

他深感悔恨，后悔昨晚没能在那场爆炸中死去。他觉得自己并不怎么勇敢。他虽然说得慷慨激昂，但当这一刻临近时，他却在颤抖。那种死亡让他感到恐惧。他尽量不去看不远处的另一个袋子。他从口袋里拿出两枚圣路加和圣母的小圣像，向它们祈祷。他想起了那位“黑衣夫人”，不禁潸然泪下。

阴影中传来一个声音：

“他在哭，可怜的小家伙。”

那是安努奇卡的声音。

鲁勒塔比耶擦干眼泪说道：

“先生们，你们中间一定有人有母亲。”

但所有的声音都齐声喊道：

“不，不，我们已经没有母亲了！”

“她们被杀害了，”有人喊道。“她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了，”另一些人喊道。

“好吧，我还有母亲，”这可怜的小伙子说，“我将没有机会去拥抱她了。我在出生那天才失去的母亲，又重新找回了她，可是——我想这注定要说出来——却是在我临终之日。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还有一位朋友，我也再见不到他了。我这里有两枚小圣像要送给他们，如果你们允许，我要给他们每人写一封信。请向我发誓，你们会保证这些信送到他们手中。”

“我发誓，”安努奇卡用法语说道。

“谢谢您，夫人，您真好。现在，先生们，我别无所求。我知道我站在这里是为了回应非常严重的指控。请允许我立刻告诉你们，我承认这些指控全部属实。因此，我们之间无需争论。我罪该万死，我也接受死亡。所以，请允许我不再关心这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只是作为一个最后的请求，恳请你们不要太匆忙地准备，好让我能写完我的信。”

说完这些，他这一次对自己感到满意了，便重新坐下，开始快速地书写。他们如他所愿，没有打扰他。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即便在那个时刻，当一阵比往常更响的喧哗声表明听众们对鲁勒塔比耶的罪行感到格外憎恶时，他也没有抬头。当他们让他起身听取对他的判决时，他已经有幸完成了全部的通信。刚才与朋友圣克莱尔以及亲爱的“黑衣夫人”进行的最后灵魂交流，让他恢复了所有的精神。他恭敬地听着判决他死刑的宣判，尽管当时他正忙着舔弄信封边缘的胶水。

他被判处绞刑的罪名如下：

1. 因为他来到俄国，干预与其国籍无关的事务，并且在收到留在法国的警告后依然一意孤行。

2. 因为他没有信守他向中央革命委员会代表自由作出的中立承诺。

3. 因为试图窥探特雷巴索夫别墅的秘密。

4. 因为导致马蒂厄同志被库普里亚内鞭笞并监禁。

5. 因为向库普里亚内告发了那两名被指派去刺杀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医生”的身份。

6. 因为导致了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的被捕。

这份清单足以让他丧命，甚至绰绰有余。鲁勒塔比耶吻了吻他的圣像，连同信件一起交给了安努奇卡。随后他宣布，尽管嘴唇微微颤抖，额头上冒着冷汗，但他已准备好接受自己的命运。

第十七章 最后一条领带

涅瓦河畔的绅士对他说：“如果你没有别的话要说，我们就去院子里。”

鲁勒塔比耶终于明白，因为刚才被处决的囚犯造成的暴力破坏，在宣判的房间里对他行刑已不可能。不仅绳子和吊环螺栓被扯断了，连横梁的一部分也碎裂了。

“没有别的话了，”鲁勒塔比耶回答。

他错了。某件事浮现在他脑海中，一个想法如此突然地闪过，以至于他变得像衬衫一样苍白，不得不倚靠在涅瓦河畔的绅士的胳膊上才能跟随他。

门开了。所有投票判他死刑的人都在阴郁的沉默中列队走出。那位似乎负责囚犯临终事宜的涅瓦河畔绅士，轻轻地将他推到了院子里。

院子很大，四周是高高的木板墙；右侧和左侧有一些门窗紧闭的小建筑。一个部分损毁的高烟囱从一个角落里升起。鲁勒塔比耶断定整个地方是某个废弃磨坊的一部分。在他头顶上方，天空苍白得如同寿衣。一阵雷鸣般、间歇性的、有节奏的声音告诉他，离海边不远了。

他有充足的时间观察这些事物，因为他们暂停了行刑的行进，让他坐在露天的院子里的一只旧箱子上。在他旁边几步远的地方，在一个他肯定会被绞死的棚屋下，一个人踩着凳子（几分钟后这凳子将为鲁勒塔比耶所用），举起手臂，用木槌敲了几下，将一个大吊环螺栓钉进他头顶上方的横梁里。

这位记者的眼睛，并没有失去把一切尽收眼底的习惯，又落在了地上一个粗帆布袋上。年轻人感到一阵轻微的颤抖，因为他很快看出那袋子包裹着一个人形。他扭过头去，却只看见了另一个打算装他的空袋子。于是他闭上了眼睛。音乐声从某个地方传来，是巴拉莱卡琴的声音。他对自己说：“好吧，我们肯定是在芬兰”；因为他知道，如果说古斯利琴（guzla）是俄国的，那么巴拉莱卡琴肯定是芬兰的。那是一种农民在他们小屋门口哀婉弹奏的手风琴。那天下午他去佩尔加洛沃时，以及在更远一点的维堡线上，他都见过也听过这种琴声。他想象着自己现在被关在其中的那座破败建筑，从外面看会是什么样子；并不阴森，和附近许多其他建筑一样，在腐朽的屋顶下为一些卑微的工人提供居所，他们劳作了一天，此刻正在门口弹奏着巴拉莱卡琴休息。

突然，在他最后的夜晚那难以言喻的平静中，当巴拉莱卡琴在哀鸣，而头顶那个人在测试吊环螺栓的稳固性时，外面传来一个声音，安努奇卡那深沉、低沉的声音，为这可怜的法国人唱道：

“我们现在为谁编织花环？ 丁香、玫瑰与百里香。 当我的手缓缓垂落， 谁还会为你带来那花环， 丁香、玫瑰与百里香？

噢，愿你们中间有人听见， 走过来，握住我孤独的手， 并洒下友情的泪水—— 因为我独自站在终点。

谁现在会带来那花环， 丁香、玫瑰与百里香？”

鲁勒塔比耶听着那声音伴随着巴拉莱卡琴最后的啜泣声渐渐消逝。“太悲伤了，”他站起身来说，“我们走吧，”他身形稍微晃动了一下。

他们开始搜他的身。上面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轻轻地把他推向棚屋。当他来到吊环螺栓下，站在凳子旁时，他们让他转过身，用俄语对他念了一些东西，无疑与其说是念给他听，不如说是念给在场那些不懂法语的人听。鲁勒塔比耶费了好大劲才站直身体。

涅瓦河畔的绅士又对他说：

“先生，我们现在宣读最后的程式。它要求您说明，在死前是否有任何话要补充，关于对您作出的判决。”

鲁勒塔比耶以为，他此刻连咽下口水都极其困难，恐怕无法说出一个字。然而，当他想起那么多杰出的死刑犯在临终时刻的镇定自若，对这种软弱的鄙夷让他获得了保持名声所需的最后力量。

“怎么说呢，”他说，“这份判决书写得并不算错。我只责怪它太简短了。为什么没有提到我因促成可怜的米哈伊尔·科尔萨科夫的悲惨死亡而犯下的罪行？”

“米哈伊尔·科尔萨科夫是个无赖，”主持审判的那位年轻人的报复性声音说道，他此刻正好面对着鲁勒塔比耶，“库普里亚内的警察杀掉那个人，是帮我们清理了一个叛徒。”

鲁勒塔比耶发出了一声尖叫，一声喜悦的尖叫。虽然他有理由认为，在他那过分短暂的职业生涯中走到这一步，除了不幸之外，他什么也不会遇到，但就在这里，天意以其无尽的恩典，在他死前送给了他这份不可言喻的安慰：他确信自己并没有弄错。

“恕罪，恕罪，”他喃喃道，巨大的喜悦让他几乎窒息，程度不亚于他们正在他身后准备的、很快就会套住他的那条卑劣的绳子。“恕罪。再给我一秒，就一秒。那么，先生们，那么，我们在这点上达成一致了，对吗？这位米哈伊尔，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叛徒中的最后一个。”

“第一个，”那个沉重的声音说。

“那是一回事，我亲爱的先生。一个叛徒，一个卑劣的叛徒，”鲁勒塔比耶继续说道。

“一个投毒者，”那声音回答。

“一个庸俗的投毒者！不是吗？但是，告诉我怎么回事——一个庸俗的投毒者，打着虚无主义的幌子，为了自己卑微的目的而工作，为了自己工作，背叛了你们所有人！”

此时，鲁勒塔比耶的声音像号角一样高昂起来。有人说：

“他没能欺骗我们太久；我们的敌人亲自着手惩罚了他。”

“是我，”鲁勒塔比耶再次焕发光彩地喊道，“是我终结了他的职业生涯。我告诉你们，那处理得恰到好处。是我帮你们除掉了他。啊，我早就知道，先生们，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不可能搞错。二加二永远等于四，不是吗？鲁勒塔比耶永远是鲁勒塔比耶。先生们，毕竟一切都好。”

但很有可能一切也都很糟糕，因为那位涅瓦河畔的绅士手里拿着帽子走近他，说道：

“先生，您现在知道为什么审判中的证人没有针对您提出一个事实，而那个事实实际上完全对您有利。现在，我们只需要执行那份在其他基础上完全正当的判决。”

“啊，但是——等等。搞什么鬼！既然我现在确信我没有弄错，而且我一直都是我自己，鲁勒塔比耶，我有点依恋生命了——噢，非常依恋！”

一阵敌意的喧哗表明，死刑犯已经让法官们的耐心快要耗尽了。

“先生，”主席插话道，“我们知道你不属于东正教；尽管如此，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请一位神父来。”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去请神父，”鲁勒塔比耶喊道。

他对自己说：“这可是赚到的时间。”

其中一名革命者朝一个小棚子走去，那里被改造成了一间礼拜堂，而其余的人则用比之前少得多的同情看着这位记者。如果说他的虚张声势在审判室里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那么此刻，他们开始对他那些喊叫、抗议以及所有显然试图推迟死期的伎俩感到相当厌恶。

但突然间，鲁勒塔比耶跳上了那张致命的凳子。他们以为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场闹剧，有尊严地去死；但他爬上去只是为了给他们发表演讲。

“先生们，现在听我说。如果你们处死我不是为了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报仇，那为什么要绞死我？为什么要对我施加这种可憎的惩罚？因为你们指责我导致了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的被捕吗？确实，我表现得有些笨拙。仅此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我责怪我自己。”

“是你，拿着你的左轮手枪，给库普里亚内的特工发出了信号！是你为警察干了脏活。”

鲁勒塔比耶徒劳地试图抗议，试图解释，说他的左轮手枪射击反而救了革命者。但没有人愿意听，也没有人相信他。

“神父来了，先生，”涅瓦河畔的绅士说。

“一秒钟！这是我最后的话，我向你们发誓，说完之后我会亲自把绳子套在脖子上！但请听我说！仔细听我说！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是你们拥有的最宝贵的招募对象，不是吗？”

“真正的财富，”主席宣布，声音越来越不耐烦。

“那这就成了沉重的打击，”记者继续说，“对你们来说，这次被捕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沉重，”有些人愤愤地说。

“不要打断我！很好，那么，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能挽回这个打击——如果，在成为娜塔莎被捕的非故意原因之后，我能让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女儿重获自由，并且就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你们怎么说？你们还会绞死我吗？’”

那位有着基督般面容的主席说：

“先生们，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成了可怕阴谋的受害者，其秘密我们至今未能洞悉。她被指控试图毒杀她的父亲和继母，而且在那种情况下，人类的理性似乎不可能证明相反的情况。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本人，被这一悲剧事件压垮，根本无法回答指控者，而她的沉默被视为认罪。先生们，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明天就要被送往西伯利亚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对我们来说已经失去了。”

然后，他对手下的人挥了挥手：

“履行你们的职责，先生们。”

“恕罪，恕罪。但如果我能证明娜塔莎的清白呢？等等，先生们。只有我能证明那种清白！杀了我，你们就失去了娜塔莎！”

“如果你能证明那种清白，先生，事情早就办成了。你不会拖延到现在的。”

“恕罪，恕罪。我只是在这一刻才有了这种能力。”

“怎么回事？”

“因为我病了，你们瞧——病得很重。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那件事，以及在他死后依然持续存在的毒药，简直耗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既然我确定自己并没有杀害一个无辜的人——我又是鲁勒塔比耶了！我不可能会找不到方法，不可能会看透这个谜题。”

那个基督般人物的可怕声音单调地说道：

“履行你们的职责，先生们。”

“恕罪，恕罪。这对你们极其重要——证据就是你们还没绞死我。你们对我前任的处理可没这么拖拉，不是吗？你们听我说话是因为你们心存希望！好吧，让我思考，让我考虑。噢，该死！在那场致命的午宴上我本人就在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那里发生的一切。五分钟！我要求你们给我五分钟；这并不多。五小分钟！”

死刑犯的最后这番话似乎对革命者们产生了奇异的影响。他们沉默地互相看着。

随后，主席拿出表说道：

“五分钟。我们批准了。”

“把表放在这儿。放在这颗钉子上。现在是七点差五分，对吧？你们给我到整点的时间？”

“是的，到整点。时间一到，表本身会响的。”

“啊，它会响！像将军的表一样，是吗？很好，我们开始吧。”

于是出现了奇特的一幕：鲁勒塔比耶站在绞刑凳上，致命的绳索悬在他的头顶，双腿交叉，手肘撑在膝盖上，保持着艺术界赋予人类思想的那种永恒姿态，拳头抵着下巴，双眼紧闭——在他周围，那些年轻人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沉默，一动不动，变成了雕像，以免打扰正在思考的那尊雕像。

第十八章 奇异的体验

五分钟过去了，怀表开始敲响七点的钟声。它敲响的是鲁勒塔比耶的死亡时刻吗？也许不是！因为在第一声银铃般的轻响时，他们看到鲁勒塔比耶浑身一震，抬起头来，脸上光彩夺目，双眼放光。他们看到他站起身，张开双臂喊道：

“我找到了！”

他的脸上闪烁着如此的喜悦，仿佛周围环绕着光环，在场没有人怀疑他已经解决了那个不可能的问题。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他们围拢过来。他像是在清醒的梦中一样挥手让他们散开。

“给我空间。如果我的实验奏效，我就找到了。一、二、三、四、五……”

他在做什么？他现在数着步子，大步流星，就像决斗前的预演。而其他人，所有的人，都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困惑不解，但没有抗议，仿佛他们也被困在了同一个奇怪的白日梦中。他坚定地数着脚步，就这样穿过了宽阔的庭院。“四十，四十一，四十二，”他兴奋地喊道。“这确实很奇怪，而且非常有希望。”

其他人虽然不明白，但没有质问他，因为他们看到除了让他继续前进不加打断之外别无他法，就像人们小心翼翼地不去突然惊醒梦游者一样。他们对他动机毫无怀疑，因为鲁勒塔比耶怎么可能蠢到希望通过一个愚蠢的诡计从他们手中救下自己，这种想法根本站不住脚。不，他们屈服于他那灵光一闪的表情带来的印象，有几个人甚至深受影响，下意识地模仿他的动作。就这样，鲁勒塔比耶到达了对他进行判决的院子边缘。在那里，他不得不爬上一段摇摇欲坠的楼梯，他数着台阶。他到达了一条走廊，但避开了通往外面的那扇门，转而走向通往楼上的楼梯，依然一边爬一边数着台阶。队伍中的一些人跟着他，另一些人抢在他前面。但他似乎既没注意到前者也没注意到后者，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生活。他到达了平台，犹豫了一下，推开一扇门，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陈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床垫和一个巨大橱柜的房间。他走向橱柜，转动钥匙打开它。橱柜是空的。他又关上它，把钥匙放进兜里。然后他回到平台上。在那里，他要了刚才离开的那个房间门的钥匙。他们给了他，他锁上那扇门，也把那把钥匙放进兜里。现在他回到了院子里。他要了一把椅子。椅子被拿来了。他立刻双手抱头，陷入沉思，拿起椅子，把它搬到了棚屋后面的一点地方。虚无主义者们观察着他做的一切，他们没有笑，因为当生命走到尽头时，无论事情看起来多么愚蠢，人们是笑不出来的。

最后，鲁勒塔比耶开口了：

“先生们，”他说，声音低沉而颤抖，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触及了决定性的时刻，此后便只有无可挽回的命运。“先生们，为了继续我的实验，我不得不做出一些动作，这可能会让你们产生我试图逃跑或躲避的念头。我希望你们还没觉得我愚蠢到会有这样的想法。”

“噢，先生，”首领说，“您尽可以去进行您希望的任何演习。没有人能从我们手中逃脱。在外面，我们抓住您就像在这里一样容易。况且，从这里逃走是绝对不可能的。”

“很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请求你们现在就待在原地，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要挪动，除非你们想给我造成不便。只是请现在派人到下一层楼去，我要再去那里一次，让他从那里监视所发生的一切，但不要干涉。实验期间不要对我讲一句话。”

两名革命者去了楼上，打开一扇窗户，以便跟踪院子里发生的事情。现在，所有人都表现出对鲁勒塔比耶的动作和姿态的强烈兴趣。

这位记者把自己安置在棚屋里，位于他的死亡椅和绞刑绳之间。

“准备好了，”他说，“我要开始了。”

他突然像个野人一样跳了起来，像一道闪电般直线穿过庭院，消失在露台上，蹦上楼梯，摸出兜里的钥匙，打开了刚才锁上的那间房门，关上并重新锁好，立即转身，又以同样的速度急冲而下，到达庭院，这一次他转向那把椅子，绕着它跑了一圈，又以同样的速度回到棚屋。他刚一到达，在瞥了一眼悬挂在柱子上的怀表时，便发出一声胜利的欢呼。“我赢了，”他说，带着一种幸福的战栗扑向那致命的绞刑架。他们围住了他，他在所有人的脸上都读到了最热切的好奇心。他因为疯狂的奔跑而气喘吁吁，请求与秘密委员会的首领私下谈两句。

那个宣判了死刑、举止如同耶稣般的人走上前来，两个年轻人之间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其他人退后并在远处等待，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沉默中，等待着这场神秘谈话的结果，这无疑将决定鲁勒塔比耶的命运。

“先生们，”首领说，“我们要让这个年轻的法国人离开。我们给他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去释放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二十四小时后，如果他没有成功，他将回到这里自首。”

一阵幸福的低语迎接了这些话。当他们的首领这样说时，他们确信了娜塔莎的命运。

首领补充道：

“正如这位年轻的法国人所说，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的获释之后将紧接着我们同伴马蒂厄的获释，我们决定，如果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允许约瑟夫·鲁勒塔比耶先生完全安全地返回法国，他本就不该离开那里。”

小组中只有两三个人说：“那小伙子在耍我们；这不可能。”

但首领宣布：

“让那小伙子试试吧。他能创造奇迹。”

第十九章 沙皇

“我凭着非凡的运气逃脱了，”鲁勒塔比耶在深夜抵达凯瑟琳运河与阿普特卡斯基小巷的交汇处时大喊道，而那辆将他送来的神秘马车正迅速向大马厩方向驶去。“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国家！”

他向附近的莫尔斯卡亚大街跑了一段路，像炮弹一样冲进旅馆，把翻译从床上拽起来，要求结账并告知去皇村的下一班火车时间。翻译告诉他，这个点儿没法结账，没有护照他不能离开城市，而且也没有去皇村的火车，鲁勒塔比耶的叫喊声惊醒了整座旅馆。客人们因为总是害怕“丑闻”，都缩在自己的房间里。但经理颤抖着走了下来。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他本想强硬起来，但看过《米哈伊尔·斯特罗戈夫》演出的鲁勒塔比耶大喊：“沙皇的公务！”这让他变得像绵羊一样顺从。他给年轻人结了账，并交还了他的护照，那是下午警察送回来的。鲁勒塔比耶迅速给库普里亚内的地址写了一封信，信使被指示必须一刻也不耽误地送达，否则以死谢罪！经理卑微地答应了，而记者没有解释，他所说的“以死谢罪”是指他自己的命。随后，在确认了确实已经没有去皇村的火车后，他叫了一辆马车，匆忙回房收拾行李。

而他，平时处理事务总是那样细致、那样考究，此时却把东西乱扔一气，亚麻布、衣服，又是踢又是推。这对他经历的情绪波动是一种宣泄。“什么国家！”他不停地感叹，“什么国家！”

接着马车准备好了，套着两匹他很熟悉步态的芬兰小马，车夫看起来很邪恶，但无论如何都会把他送到目的地；行李箱；给仆人们的卢布。“斯帕西博，巴林。斯帕西博。”（谢谢，先生。谢谢。）

翻译问他该给车夫什么地址。

“沙皇的家。”

翻译犹豫了一下，认为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玩笑，然后向车夫挥了挥手，马儿出发了。

“多么奇特的小跑！在法国我们对此一无所知，”鲁勒塔比耶心想。“法国！法国！巴黎！我很快就能回去难道是真的吗！还有那位亲爱的黑衣女士！啊，一有机会我就得给她发个电报说我回来了——赶在她收到那些圣像画和宣布我死亡的信件之前。斯坎！斯坎！斯坎！（快！快！快！）”

车夫抽打着他的马，在圣彼得堡之夜挤过守在房角的门房。“迪里吉！迪里吉！迪里吉！（让开！让开！）”

这片土地，在阴郁的黑夜中显得阴郁。广阔的开阔地。多么单调的荒凉！车子在寂静广阔的空间里迅速滑过孤独的路线，驶入松树的黑色怀抱中。

鲁勒塔比耶紧紧抓住座位，向四周望去。

“上帝！这简直像葬礼展示一样悲伤。”

偶尔出现的像坟墓一样大的冰冻小屋标示着道路，但在这个国家里，除了旅行的嘈杂和两头冒着热气的野兽之外，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咔嚓！一根车轴断了。“什么国家！”听鲁勒塔比耶的话，人们会以为只有在俄罗斯马车的车轴才会断。

修理既困难又粗糙，只能用几根绳子。从那以后，在经历了疯狂的速度后，旅程变得缓慢而谨慎。鲁勒塔比耶徒劳地对自己进行推理。“你反正会在早上前到达。你不可能在深夜叫醒皇帝。”他的不耐烦超出了理智。“什么国家！什么国家！”

在经历了一些其他的小插曲（他们掉进了一个沟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行李箱救出来）之后，他们在六点十五分到达了皇村。

即使在这里，这个国家也不令人愉快。鲁勒塔比耶回想起法国乡村明媚的苏醒。在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比死亡更死寂：这就是这座小城，街道上没有人经过，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幻影，房屋如此严实，连窗户都是磨砂玻璃，还被早晨的霜雪遮挡，比紧闭的眼睑更彻底地阻挡了光线。在这些窗户后面，他想象着一个未知的世界，一个既不说话也不哭泣、也不欢笑的世界，一个没有任何生命旋律回响的世界。“什么国家！‘城堡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来过这里一次，是坐元帅的马车来的。我不认识路。不是大宫殿！那愚蠢的车夫肯定是为了让我看一眼才带我到那座大宫殿去的。鲁勒塔比耶看起来像个游客吗？杜拉克（笨蛋）！沙皇的家，我告诉过你。沙皇的住所。小爸爸住的地方。切兹·巴图什卡（在小爸爸那儿）！”

车夫抽打着小马。他驶过了所有的街道。“斯托伊！（停！）”鲁勒塔比耶喊道。一道大门，一名士兵，枪上肩，刺刀在手；又一道大门，又一名士兵，又一把刺刀；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公园，围墙周围有更多的士兵。

“没错，就是这里，”鲁勒塔比耶心想。只有一个囚犯才会如此大费周章。他向大门走去。啊！他们在他鼻子底下交叉了刺刀。站住！别开玩笑，约瑟夫·鲁勒塔比耶，《时代》报的记者。一名中尉从岗亭里走出来，向他走去。解释显然会很困难。年轻人看出，如果他要求见沙皇，他们会认为他疯了，那会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他要求见宫廷大总管。他们回答说，他可以在皇村打听到元帅的住址。但中尉转过头去。他看到有人走过来。正是大总管本人。毫无疑问，某种特殊的任务让他很早就被召到宫廷。

“怎么，你在这儿做什么？你还没走吗，鲁勒塔比耶先生？”

“礼貌高于一切，大总管先生！在向皇帝说‘再见’之前，我不会走。既然您要去见他，而且他已经起床了（您自己告诉过我他七点起床），请您务必告诉他，在离开之前，我想向他致敬。”

“你的计划，毫无疑问，是再次与他谈论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的事？”

“一点也不。阁下，告诉他，我是来解释羽绒被之谜的。”

“啊，啊，羽绒被！你知道些什么？”

“我全都知道。”

大总管看出这个年轻人不是在装模作样。他请他稍等片刻，便消失在公园里。

一刻钟后，《时代》报的约瑟夫·鲁勒塔比耶被带进了他从第一次见到陛下时就非常熟悉的办公室。乡间别墅里简朴的工作间：墙上挂着几幅画，桌上摆着皇后和皇室子女的肖像；小金杯里放着东方香烟。鲁勒塔比耶远没有感到任何把握，因为大总管曾对他说：

“小心点。皇帝现在对你非常恼火。”

一扇门打开又关上。沙皇向元帅打了个手势，元帅消失了。鲁勒塔比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仔细观察着皇帝。

很明显，陛下很不高兴。沙皇那张平时如此冷静、愉快且带着微笑的脸，此刻显得严厉，眼神中闪烁着愤怒的光芒。他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

“先生，”他开口道，“在你离开前见到你，以便亲自告诉你我对你非常不满，这倒让我不怎么遗憾。如果你是我的臣民，我早就把你送上前往乌拉尔山脉的路了。”

“我会离得更远，陛下。”

“先生，我请求你不要打断我，除非我问你问题，否则不要说话。”

“噢，恕罪，陛下，恕罪。”

“我并没有被你为了潜入这里而向大总管先生提出的借口所欺骗。”

“那不是借口，陛下。”

“又来了！”

“噢，恕罪，陛下，恕罪。”

“我告诉你，被召来协助我对抗敌人的你，他们自己也没在别处找到比你更强大、更具破坏性的支持者了。”

“我被指控什么了，陛下？”

“库普里亚内——”

“啊！啊！……恕罪！”

“我的警察局长公正地抱怨说，你挫败了他所有的设计，并且自作主张地破坏了它们。首先，你驱逐了他那些碍你事的特工；然后，当他手中掌握了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与那些试图暗杀她父亲的虚无主义者进行卑劣结盟的证据时，你的干预使这些证据逃脱了他的掌控。而你还为这一壮举自夸，先生，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你对随后的暗杀企图负有责任。

“如果没有你，娜塔莎就不会试图毒杀她的父亲。如果没有你，他们就不会派人去寻找那些能炸毁岛上别墅的医师。最后，就在昨天，当这位我忠诚的仆人设下了一个他们本无法逃脱的陷阱时，你，竟然有胆量警告他们。他们是因为你才逃脱的。先生，这些是对国家安全的侵害，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看看吧，你有一天从这里离开时，向我承诺要保护特雷巴索夫将军免受潜伏在他周围的所有暗杀者的阴谋侵害。然后你却玩起了暗杀者的游戏！你的行为和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的所作所为一样卑劣！”

皇帝停了下来，看着没有低下头的鲁勒塔比耶。

“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的吗？说吧——现在。”

“我只能告诉陛下，我来向您辞行，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向您承诺过特雷巴索夫将军的生命，现在我把它带给您。他不再有任何危险了！我还要告诉陛下，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比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更孝顺她父亲、甚至不惜以身相代、更崇高、更无辜的女儿了。”

“小心点，先生。我通知你，我已经亲自且非常仔细地研究过这件事。你有你所提出的这些陈述的证据吗？”

“是的，陛下。”

“而我，我有证据证明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是个叛徒。”

面对这一以坚定语气说出的反驳，皇帝动了动，脸上浮现出一阵愤怒和被冒犯的威严。但在这第一次动作之后，他成功地控制住了自己，粗鲁地打开抽屉，拿出一些文件扔在桌子上。

“证据就在这里。”

鲁勒塔比耶伸手去拿那些文件。

“你不懂俄语，先生。我会为你翻译它们的内容。要知道，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与革命中央委员会之间存在神秘的书信往来，这些信件表明，特雷巴索夫将军的女儿与那些暗杀她父亲的凶手完全一致，共同执行他们那卑劣的计划。”

“将军的死？”

“正是。”

“我向陛下声明，那是不可能的。”

“顽固的人！我会读给你听——”

“没用的，陛下。那是不可能的。信中可能提到过一个计划，但我非常怀疑这些阴谋家是否鲁莽到在信中写下他们指望娜塔莎去毒杀她父亲。”

“事实上，那确实没写，而你本人对此负有责任。但这并不能改变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与虚无主义者有勾结的事实。”

“那是对的，陛下。”

“啊，你承认这一点了？”

“我没有承认；我只是肯定娜塔莎与虚无主义者有勾结。”

“他们策划了那些针对莫斯科前总督的卑劣袭击。”

“陛下，既然娜塔莎与虚无主义者有勾结，那不是为了杀害她的父亲，而是为了拯救他。而您手中拿着的这些有证据的计划，尽管您不知道其本质，但其目的是为了立刻终结您所说的那些袭击。”

“你这么说。”

“我讲的是事实，陛下。”

“证据在哪里？给我看你的文件。”

“我没有。我只有我的信誉。”

“那不够。”

“只要您听我说完，就足够了。”

“我听着。”

“陛下，在向您揭示一个决定特雷巴索夫将军生死的秘密之前，您必须允许我问几个问题。陛下非常珍视将军的生命吗？”

“这与此事有何相干？”

“恕罪。我希望陛下能在这一点上向我保证。”

“将军保护了我的宝座。他从帝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之一中挽救了它。如果立下如此功勋的仆人却要以死作为回报，以那些人民的敌人准备在黑暗中给予他的惩罚作为回报，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殉道者已经太多了！”

“您这样回答我，陛下，让我明白，没有什么牺牲——甚至是牺牲您的自尊，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大的牺牲——没有什么牺牲是过于昂贵的，无法用来从死亡中救赎这些殉道者中的一位。”

“啊，啊！这些先生们向我开出条件！钱。钱。他们需要钱。他们把将军的头颅估价多少？”

“陛下，这与陛下无关，我也绝不会来向您提出这样的交易。这件事只关乎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她已经交出了她的财产！”

“她的财产！可是她一无所有。”

“将军去世时她就会有一笔财产。现在她承诺，在将军去世的那一天——如果他是自然死亡——将把所有财产交给革命委员会！”

皇帝站了起来，非常激动。

“交给革命党！你这是在对我说什么！将军的财产！呵，但这可是巨大的财富。”

“陛下，我已经告诉您这个秘密了。只有您应该知道并永远保守它，我有您神圣的诺言，当时机到来时，您会让这笔钱流向承诺的地方。如果将军得知了这样的事情，得知了这样的一份条约，他会很容易安排得一分不剩，他会谴责救了他的女儿，然后他会立刻成为您试图保护他的那些敌人——也是他的敌人——的猎物。我告诉这个秘密的不是皇帝，而是上帝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代表。我把它向牧师忏悔了，他有义务忘记那些只在上帝面前说出的话。允许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按她自己的方式去做吧，陛下！而她的父亲，您的仆人，那位对您来说生命如此珍贵的将军，就得救了。在将军自然死亡时，他的财产将归属于他的女儿，她已经对其做出了处置。”

鲁勒塔比耶停了一会儿，观察产生的影响。效果不好。他那尊贵的听众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沉默持续着，现在记者不敢打破它。他等待着。

最终，皇帝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陷入了沉思。有一会儿，他在窗边停下，慈父般地向公园里玩耍的小皇储和女大公们挥了挥手。

然后他回到鲁勒塔比耶身边，揪住了他的耳朵。

“但是，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如果不是娜塔莎，那么在凉亭里给将军和他的妻子下毒的又是谁？”

“娜塔莎是一位圣女。她从小在奢华中长大，却立志过贫困的生活，这算不了什么，陛下；但令人崇高的是，她将牺牲的秘密深藏心底，不告诉任何人，而且尽管困难重重，因为秘密是必要的，是被要求的。看看她在她父亲面前表现出的隐忍，她父亲被误导相信了女儿的耻辱，而她明明一句话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依然保持沉默；面对她所爱、却因为她是所谓富家女而必须贫穷、故而不得不拒绝的未婚夫时，她保持着隐忍；最重要的是——她现在依然保持着隐忍——在牢狱深处，准备带着暗杀罪的指控踏上西伯利亚的流放之路，因为那种屈辱对于她父亲的安全是必要的。陛下——噢，陛下，您看到了吗！”

“但你，你是怎么能够潜入这个严密的秘密之中的？”

“通过观察她的双眼。通过观察，当她以为自己独处时，那惊恐的神情和爱的闪光。而最重要的是，通过观察她注视她父亲时的眼神。啊，陛下，曾有那么一些时刻，在她的神秘面容上，人们能读出殉道者那狂野的喜悦与奉献。然后，通过倾听并拼凑那些与背叛意图不符的只言片语，但如果换个角度，即从牺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话语便立刻有了意义。啊，就是这样，陛下！请务必考虑动机的另一种可能。我最终能看出的东西，那些对娜塔莎抱有成见的人却看不出来。他们为何会有成见？仅仅因为‘与虚无主义者妥协’这个念头，立刻就激起了‘同谋’的联想！对这些人来说，情况永远是一样的——他们永远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然而，正如所有事情一样，情况是有两面的。问题很简单。妥协是确凿无疑的。但娜塔莎为何要与虚无主义者妥协呢？是否一定要为了毁掉她的父亲？难道不能恰恰相反，是为了拯救他吗？当一个人与敌人会面时，并不一定是为了加入他们的阵营，有时是为了用一份提议去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这两种假设之间，唯有我费心去考证，我并未犹豫太久，因为娜塔莎的每一个姿态都在昭示她的清白；而她的双眼，陛下，那是纯洁与爱之所在，在我心中，它们总是胜过所有转瞬即逝的耻辱与罪恶的表象。

“我看出娜塔莎在与他们谈判。但她有什么筹码去对抗她父亲的生命呢？什么也没有——除了她终有一天会继承的财产。

“她曾说过一些关于无法立即结婚的话，关于贫困总是会敲响任何豪宅之门的话，这些我在娜塔莎和鲍里斯·穆拉佐夫（Boris Mourazoff）之间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对后者来说毫无意义，却将我确切地引向了正确的道路。我很快就确定，这场可怕事务的谈判正是发生在特雷巴索夫（Trebassof）的家中！在外部，她受到库普里亚内（Koupriane）不间断的监视，他总想在她与虚无主义者接触时抓个现行；在内部，她又受到鲍里斯那嫉妒的目光的严密监视，他嫉妒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Michael Nikolaievitch）。她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进行谈判，只能在夜晚，在自己的家里——那个因为极度大胆而反而能让她在某种程度上安全地扮演角色的唯一地方。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认识安努什卡（Annouchka）。那无疑是谈判的起点，那位对各方皆是叛徒的重罪军官，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一切，以实现他那卑劣的计划。我不认为米哈伊尔曾向娜塔莎坦白，他从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工具。娜塔莎为了能与革命党取得联系，不得不委托他转交一封给安努什卡的信，随后他便掌握了事情的主导权。他欺骗了那些在起义后因极端困窘而被特雷巴索夫将军女儿的提议所诱惑的虚无主义者，也欺骗了娜塔莎——他假装爱她，并自以为被她所爱。在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时，娜塔莎开始明白，必须安抚她这位不可或缺的中间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她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鲍里斯·穆拉佐夫感到了最深重的嫉妒。而在米哈伊尔那一头，他开始相信娜塔莎除了他之外不会再有别的丈夫，但他可没打算娶一个身无分文的女孩！于是，不可避免地，娜塔莎在那场地狱般的阴谋中，通过一个暗中企图打击将军本人的男人，为她父亲的生命进行谈判，因为如果在谈判完成前她父亲突然死亡，娜塔莎就能继承遗产，而她给了米哈伊尔太多的希望。那场可怕的悲剧，陛下，在那段我们经历过的最痛苦的时刻，在我确信娜塔莎清白的前提下，显得如此简单，而对其他人来说却显得复杂无比。娜塔莎认为她手中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在为她工作，但他却只为自己工作。当我通过对阳台入口的勘察确信这一点的那天，陛下，我本想警告娜塔莎，去对她说：‘摆脱那个人。他会出卖你的。如果你需要代理人，我愿效劳。’但那天在克雷斯托夫斯基（Krestowsky），命运阻止了我与娜塔莎重逢；我必须将其归因于命运，是它不容许失去那个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个叛徒，在‘组合’中太重要了，如果他被拒绝，他会毁掉一切。我让他消失了！随后最大的不幸是，娜塔莎将一个她认为无辜的人的死亡归咎于我，便再也不愿见我。而当她见到我时，也拒绝与我进行任何交谈，因为我提议由我来代替米哈伊尔，在革命者面前为她效劳。为了保护她的秘密，她不愿与我有任何瓜葛。与此同时，虚无主义者得知米哈伊尔的死讯后，认为自己被娜塔莎出卖了，于是他们着手为他复仇。他们抓住了娜塔莎，强行带走了她。那晚，不幸的女孩得知了那场摧毁了别墅（datcha）的袭击，幸运的是，她父亲幸免于难。这一次，她与革命党达成了最终的协议。交易达成了。我仅以她被捕时的态度，甚至在那一刻她那崇高的沉默，作为我的证据。”

当鲁勒塔比耶陈述他的观点时，皇帝任由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此时他的双眼变得有些迷蒙。

“娜塔莎真的一直不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同谋吗？”他问道。“那天晚上，正是她打开了父亲家的大门。如果她不是他的同谋，她本该对他产生怀疑，她本该监视他。”

“陛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太懂得如何利用娜塔莎，以及她寄予全部希望的安努什卡了。正是从安努什卡那里，她希望能保住父亲的生命。她在给出自己的承诺之前，索要的是安努什卡的字据和签名。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死的那天晚上，他正是奉命去为她取回那个签名。我自己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假装醉酒，无意中听到了安努什卡与一个我必须隐瞒其姓名的人之间的谈话。是的，那个最后的夜晚，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进入别墅时，口袋里确实揣着那个签名，但他同时也带着武器或毒药，他已经尝试过，并决心要对那个他以为注定要嫁给他的女人的父亲下手。”

“你现在提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纸条，我很遗憾我没有得到它，先生，”沙皇冷冷地说，“因为仅凭那张纸条就足以向我证明你所保护之人的清白。”

“如果您没有得到它，陛下，您很清楚那是因为我希望您能得到它。尸体曾被那个波西米亚小姑娘卡塔琳娜（Katharina）搜过，而我，陛下，阻止了库普里亚内从卡塔琳娜手中找到那个签名。在保住秘密的同时，我保住了特雷巴索夫将军的性命，他宁愿死也不愿接受那样的安排。”

沙皇制止了鲁勒塔比耶的热情迸发。

“这一切或许很美，甚至令人钦佩，”他说，语气愈发冷淡，因为他已经完全恢复了镇定，“如果娜塔莎不是亲自用自己的手毒害了她的父亲和继母的话！——而且用的始终是砷酸钠。”

“噢，那屋子里本来就剩下一些，”鲁勒塔比耶回答，“第一次尝试后，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砷酸钠都交给我去分析。但娜塔莎对那件事是清白的，陛下。我向您发誓。就像我确信自己侥幸逃脱了绞刑一样真实。”

“怎么，绞刑？”

“噢，那现在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了，陛下。”

于是鲁勒塔比耶讲述了他那险恶的冒险，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或者说，直到他以为自己即将死去的那一刻。

皇帝听着这位年轻记者的讲述，陷入了彻底的惊愕。他喃喃道：“可怜的孩子！”然后突然问道：

“但你是如何设法逃脱他们的？”

“陛下，他们给了我二十四小时，让我让您释放娜塔莎，也就是说，您要恢复她的权利，所有的权利，让她永远作为特雷巴索夫公认的继承人。您明白吗，陛下？”

“当你向我解释娜塔莎为何没有毒害她的父亲和继母时，或许我就能明白了。”

“陛下，有些事情如此简单，以至于只有在脖子上套着绳索时才能想到。但让我们推理一下。这里有四个人，其中两人被毒害了，另外两人却没有。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四个人中，将军本人不想毒死自己，他的妻子不想毒死将军，而至于我，我不想毒死任何人。如果我们完全确定这一点，那么剩下的投毒者就只有娜塔莎了。这太确定了，太无可避免了，以至于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一种情况，仅有一种情况，娜塔莎才不会被视为投毒者。”

“我承认，在逻辑上，我看不出，”沙皇说，“除了这一团乱麻之外还有什么。”

“从逻辑上讲，唯一的情况就是根本没有人中毒，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人服用过任何毒药。”

“但毒药的存在已经被证实了！”皇帝大喊道。

“然而，毒药的存在只能证明它的存在，并不能证明罪行的发生。在排泄物中同时发现了毒药和吐根。由此得出了罪行的结论。要证明没有罪行，需要什么样的情况呢？很简单，毒药是在吐根之后才出现在排泄物中的。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中毒，但每个人都会相信已经中毒了。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有人在排泄物中加入了毒药。”

沙皇始终紧紧盯着鲁勒塔比耶的眼睛。

“这太非同寻常了，”他说，“但这当然是有可能的。无论如何，这仍然只是一种假设。”

“只要它还是一种没人想到的假设，它就只能是假设，陛下。但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有证据表明该假设符合事实。陛下，那证明娜塔莎清白的必要证据，是我在脖子上套着绳索时发现的。啊，我告诉您，真是千钧一发！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直到现在，我不是说去实现，而是甚至去思考那种假设？仅仅是因为我们认为将军的病情在服用吐根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马特列娜·彼得罗夫娜（Matrena Petrovna）在将军发病后，不得不去她的药柜取药，以抵消那似乎也让她自己受害的毒药。

“但是，如果我获得了证明，即马特列娜·彼得罗夫娜在生病前就已随身带着吐根，那么我关于假装中毒的假设就具有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如果不是为了提前使用，她为什么要提前带着它？如果不是为了掩盖她提前使用过的事实，她又为什么要装作是事后才去取的呢？

“因此，为了证明娜塔莎的清白，必须证明这一点：马特列娜·彼得罗夫娜身上一直带着吐根，甚至在她去假装取药的时候也是如此。”

“年轻的鲁勒塔比耶，我几乎屏住了呼吸。”沙皇说。

“呼吸吧，陛下。证据就在这里。马特列娜·彼得罗夫娜必然随身带着吐根，因为在生病后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取。您明白吗，陛下？从她跑出凉亭到她返回的那段时间，她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药柜取吐根。”

“你是怎么计算出时间的？”皇帝问。

“陛下，是上帝指引我，让我刚好在阅读时注意到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Feodor Feodorovitch）的手表，看到了表盘上显示离整点还有两分钟；又是上帝指引我，在毒药事件之后，当马特列娜公开带着吐根返回时，那个将军口袋里的手表刚好敲响了整点。

“两分钟。马特列娜不可能在两分钟内走完那段距离。她只能是进入荒废的别墅并立刻出来。她根本没费心去楼上，因为她回来时告诉我们，吐根是在楼上的药柜里。她在撒谎！只要她撒谎，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正是那手表的报时声，陛下，那种报时装置发出的声音，与将军那块表在革命者住处发出的声音一样，唤醒了我的记忆，并在瞬间向我指明了关于时间这一论据。

“陛下，我从绞刑架上下来，去验证那个时间限制。噢，没什么能阻止我在死前做那个实验，以证明鲁勒塔比耶一直以来都是对的。我对别墅周围的地形研究得足够透彻，对距离的把握非常精确。我在那个行刑的院子里找到了与从凉亭到走廊台阶相同的步数，由于革命者的楼梯台阶较少，我通过绕着椅子走多走了几步路。最后，我模拟了马特列娜必须做的开门和关门动作。开始时我看了一眼表。当我回来，陛下，再次看表时，我用了三分钟走完那段距离——我不是在自夸，但我比那位优秀的马特列娜要轻快得多。

“马特列娜撒谎了。马特列娜伪造了将军的中毒。当我们正用火柴演示关于帝国宪法构成的奇特理论时，马特列娜冷静地将吐根倒入了将军的杯子里。”

“但这简直卑劣至极！”皇帝大喊道，此时他已完全被鲁勒塔比耶错综复杂的论证所说服。“而这种伪造有什么目的呢？”

“目的是阻止真正的罪行！是她自以为已经达到的目的，陛下，让娜塔莎永远离开——那个她认为有能力犯下任何罪行的娜塔莎。”

“噢，这太可怕了！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经常告诉我，马特列娜是真心地爱着娜塔莎。”

“在她认为娜塔莎有罪之前，她是真心地爱她。马特列娜·彼得罗夫娜确信娜塔莎参与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试图毒杀将军的企图。当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在那悲剧的一夜后将女儿抱在怀里亲吻时，我也和她一样感到震惊和绝望。他似乎赦免了她。就在那时，马特列娜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将军，但我仍然确信，如果她敢于针对娜塔莎策划这样的计划，那仅仅是因为她掌握了继女罪恶的‘确凿证据’。陛下，您向我展示的那些文件，显示了娜塔莎与革命者之间的某种谅解，这些东西只能在米哈伊尔或娜塔莎的手中。米哈伊尔的住处没搜出任何东西。那么请告诉我，是马特列娜在娜塔莎的公寓里发现了它们。于是，她便毫不犹豫了！”

“如果有人向她陈述她的罪行，你认为她会承认吗？”皇帝问。

“我如此确定，以至于我已经让人把她带来了。此刻，库普里亚内应该已经带着马特列娜·彼得罗夫娜到达城堡了。”

“你考虑得很周到，先生。”

沙皇起身去按铃。鲁勒塔比耶抬起手制止了他。

“还不行，陛下。我请求您允许我不要在场，看着那位曾如此爱我、勇敢、英雄且善良的女性陷入窘境。但在我走之前，陛下——您答应我吗？”

皇帝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没理解其中的含义。他重复了鲁勒塔比耶刚才的话。年轻的记者再次重复了一遍：

“您答应吗？不，陛下，我没疯。我敢于这样请求您。我已将我的荣誉交付给陛下。我告诉了您娜塔莎的秘密。那么现在，在马特列娜认罪之前，我敢于请求您：请答应我忘记那个秘密。仅仅让娜塔莎回到她父亲身边是不够的。必须为她留出一条路——如果您真的想拯救特雷巴索夫将军的话。您作何决定，陛下？”

“这是第一次有人质疑我，先生。”

“啊，好吧，这也将是最后一次。但我谦卑地恳求陛下回复我。”

“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钱财流向革命。”

“噢，陛下，钱还没给出去呢。将军六十五岁了，如果您愿意，他还有许多年好活。等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如果您愿意，哪怕是自然死亡——您的敌人们就会解除武装了。”

“我的敌人们！”沙皇低声喃喃道。“不，不；我的敌人永远不会解除武装。那么，谁能解除他们的武装呢？”他忧郁地摇着头补充道。

“进步，陛下！如果您愿意的话。”

沙皇脸色涨红，看着这个大胆的年轻人，后者坦率地迎接着陛下的目光。

“你能说出这话很善良，我年轻的朋友。但你说话像个孩子。”

“作为一个法兰西的孩子，对俄罗斯人民的父亲说话。”

这句话说得如此庄重，同时又如此天真感人，使得沙皇战栗起来。他沉默了片刻，再次凝视着这个男孩，而这一次，男孩移开了他那噙满泪水的双眼。

“进步与慈悲，陛下。”

“好吧，”皇帝说，“我答应了。”

鲁勒塔比耶无法抑制一个几乎不合时宜的欢喜动作。

“您可以按铃了，陛下。”

于是沙皇按了铃。

记者走进一个小客厅，在那里他见到了元帅、库普里亚内和马特列娜·彼得罗夫娜，她此时“状态极差”。

她怀疑地瞥了鲁勒塔比耶一眼，他今天早晨没再被当作那个“亲爱的小家灵”（domovoi-doukh）对待。她颤抖着，被带到了皇帝面前。

“发生了什么事？”库普里亚内焦虑地问道。

“发生的事是，我亲爱的库普里亚内先生，我得到了皇帝对您指控我所有罪名的赦免，并且在离开前，我希望与您握手言和，不带任何怨恨。库普里亚内先生，皇帝本人会告诉您，特雷巴索夫将军已经得救了，他的生命再也不会有任何危险。您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吗？接下来您必须立刻释放马蒂厄（Matiew），如果您还记得的话，他一直在我的保护之下。告诉他，他将去法国发展。只要他忘记某些鞭笞，我会为他找一份工作。”

“这样的承诺！对待我竟然是这样的态度！”库普里亚内喊道。“但我会等皇帝亲自告诉我这一切好消息。那么您的娜塔莎，您打算怎么处理她？”

“我们也释放她，先生。娜塔莎从来都不是您想象中的那个怪物。”

“您怎么能这么说？总得有人是有罪的。”

“有两个人有罪。第一个，元帅先生。”

“什么！”元帅大喊道。

“元帅先生，他鲁莽地把那些危险的葡萄带到了岛上的别墅，而且——而且——”

“那另一个呢？”库普里亚内愈发焦虑地问。

“听听那边吧，”鲁勒塔比耶指着皇帝的办公室说。

眼泪和啜泣声传了出来。马特列娜·彼得罗夫娜的悲痛与悔恨穿透了办公室的墙壁。库普里亚内彻底困惑了。

突然，皇帝出现了。他处于一种他从未展现过的亢奋状态。库普里亚内大惊失色，向后退去。

“先生，”沙皇对他说，“我要求娜塔莎·费奥多罗夫娜（Natacha Feodorovna）在两小时内来到这里，并以符合她身份的礼遇将她接来。娜塔莎是无辜的，我们必须对她做出补偿。”

然后，他转向鲁勒塔比耶（Rouletabille）：

“我已经了解了她所知晓的一切，以及她欠你的一切——我们欠你的一切，我年轻的朋友。”

沙皇说了“我年轻的朋友”。鲁勒塔比耶，在这个临行前的最后时刻，说了俄语吗？

“那么她什么都不知道，陛下。那样更好，陛下，因为您和我都必须从今天起就忘记我们所知的一切。”

“你说得对，”沙皇若有所思地说，“但是，我的朋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陛下，一个请求。请不要让我错过10点55分的火车。”

他跪了下来。

“保持跪姿，我的朋友。这样正好。元帅先生（Monsieur le Marechal）会立即准备一份委任状，我将即刻签署。同时，元帅先生，去我的书房，取来我的一枚圣安妮勋章挂饰。”

就这样，来自《纪事报》（L’Epoque）的约瑟夫·鲁勒塔比耶（Joseph Rouletabille）被皇帝亲自授予了俄罗斯圣安妮勋章，并由皇帝亲自为他行了授勋礼。

“在这个国家，他们把整个时代的过程都浓缩在一起了，”鲁勒塔比耶心想，他按住双眼，强忍着泪水。

为了赶上10点55分的火车，所有人都挤在了皇村（Tsarskoie-Coelo）车站。当得知这位年轻记者即将离开的消息后，从圣彼得堡赶来与他握手的人中，有皇帝那风趣的顾问伊万·彼得罗维奇（Ivan Petrovitch），还有那位以著名的餐桌胃口而闻名的活跃律师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Athanase Georgevitch）。他们自然带着满身的绷带和敷料前来，看起来就像是一片荣耀的废墟。他们带来了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Feodor Feodorovitch）的问候——他还有些发烧，以及双腿骨折的立陶宛人塔德乌什·奇奇尼科夫（Thaddeus Tchitchnikoff）的问候。

即使进了车厢，鲁勒塔比耶仍不得不喝下最后一杯香槟。当瓶子里空空如也，每个人都与他反复拥抱后，因为火车还没有开动，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又开了一瓶“最后的”酒。就在这时，大元帅先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们邀请他喝酒，他接受了。但他需要私下与鲁勒塔比耶谈谈，于是他道歉后，将记者拉到了走廊里。

“是皇帝亲自派我来的，”这位高级官员激动地说，“他是关于那些鸭绒被的事派我来的。你忘了向他解释鸭绒被了。”

“不！”鲁勒塔比耶笑着回答，“那没什么。没关系！陛下的鸭绒被是最高级的鸭绒，正如你给我看的那根羽毛所证明的那样。好吧，现在拆开它们看看。那是廉价的仿制品，第二根羽毛证明了这一点。假鸭绒被在傍晚前被退回，就证明了他们希望这种替换不被发现。就是这样。太好了（Caracho）！骗局破产了。祝你健康！沙皇万岁！”

“太好了！太好了！”

火车头喷着气，这时看到一对男女跑了过来。是古恩索夫斯基（Gounsovski）夫妇。

古恩索夫斯基站在车门踏板上。

“古恩索夫斯基夫人坚持要来握个手。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承蒙夸奖，夫人。”

“告诉我，年轻人，你昨天错过了我家的晚宴，真是太可惜了。”

“我本来肯定能避开那趟令人不快的芬兰小旅行的。我不后悔，先生。”

火车震动并开动了。他们高呼：“法兰西万岁！俄罗斯万岁！”阿塔纳斯·格奥尔基耶维奇流下了眼泪。马特列娜·彼得罗夫娜（Matrena Petrovna）站在车站的一扇窗边，她胆怯地退到了那里，向那个小家灵（domovoi-doukh）挥舞着手帕——正是他让她看清了一切，也是在假毒药事件和沙皇的愤怒之后，她不敢再拥抱的那个人。

记者向她抛去一个尊重的飞吻。

正如他告诉古恩索夫斯基的那样，没什么好后悔的。

尽管如此，当火车驶向边境时，鲁勒塔比耶靠在垫子上，说道：

“呼！”